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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性例外” *

——马来西亚沙巴无国籍群体的海域边界治理问题

娄缃旖

【内容提要】 马来西亚沙巴州境内的无国籍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延续至今。长期以沙巴为家的无国籍者与无证状态者受制于国家主权与身份制度,在代际延续中面临身份缺失、被驱逐、生活不确定及社会边缘化的处境。面对跨海域与边界渗透的持续压力,国家视其为“整体性他者”,并归为境内海域上的高风险群体。本文以边界治理与中间性主体为视角,分析国家如何通过行政制度、安全管控与日常执法持续生产身份的非法性。无国籍群体被制度性地纳入治理体系却始终游离于合法性之外,形成被管控却未被承认的“中间性例外”状态。在安全焦虑、资源稀缺与身份脆弱的境况中,边缘群体内部也在不断发生区隔、分层与他者化。沙巴案例揭示了边界复归趋势下国家主权、制度治理与区域流动之间的深层张力,反映了当代全球移民治理的普遍制度困境。

一、引言

  2024年6月,马来西亚沙巴安全指挥部在执行驱逐“非法移民”行动中强制拆除了仙本那多座岛屿上的巴瑶族(Bajau Laut)棚屋,部分房屋被焚烧,导致500多人流离失所。该事件引发了对侵犯人权与暴力执法的广泛批评,也揭露了海洋边界治理中的安全化逻辑——国家以安全之名将岛屿空间划为“风险区”,通过清除与隔离重塑社会秩序。更关键的是,被清除者多为无国籍者或无证状态者,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家制度中的灰色地带,无法取得合法身份,随时面临被遣返。上述事件并非个案,而是沙巴海域边界治理的日常图景。

  沙巴州位于苏禄海域,邻近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长期受跨海流动、地缘政治与边境安全的影响。2025年沙巴州总人口约375.45万人,其中“非马来西亚公民”约103.61万人,占总人口的27.6%。①由于官方现行制度并未对无国籍者建立公开、系统性的统计口径,加上开放海域、跨境流动、身份混同与行政分类差异等因素,不同政府部门与国际组织所使用的数据口径也存在差异,无国籍者的具体规模至今难以精确掌握。②

  近年来,区域政治、跨境流动与制度治理成为东南亚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国学界更多关注南海问题、地缘竞争与国家间关系,海域边界中的移民与无国籍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海域既是国家治理的前沿地带,亦是海域社群的生存空间。事实上,海域内的流动实践不仅关乎跨境迁徙和地方生计,也折射出现代民族国家在主权建构、身份识别与人口治理中的深层张力。苏禄海域的特殊性在于它连接着马来西亚沙巴东部沿海与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海上边界长期呈现“多孔性”特征,频繁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环境,③也使部分无证状态者被归类为非法移民,长期陷于“被驱逐-再回流-再排除”的循环。④因此,沙巴问题并非简单的政策遗留,而是历史流动、主权边界与身份制度长期交织的结果。

  如学者所强调的,对于边界的研究应“从边界出发”思考,而非“仅思考边界”本身。⑤这个充满张力的空间地带,正是理解国家海域边界与无国籍群体状态的重要窗口。本文关注的是,边界治理和身份政治如何制造“非法”与“例外”,沙巴无国籍者与无证状态者如何被归类为“非法”与“无从归属”的人口?他们对“家”与国家归属的认同,又如何与国家的合法性逻辑形成结构性张力?

  笔者于2024年和2025年在沙巴州亚庇、山打根、斗湖和仙本那展开社区调查,对非政府组织、无国籍学校教师与志愿者、社区内的无国籍与无证状态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文试图探讨无国籍群体在国家边界制度中的边缘处境,以及他们如何在非制度性状态中争取身份、维系生活,以此反思海域边界治理的制度问题。

二、海域边界治理的“中间性例外” 

  海域是理解主权实践、人口流动与身份政治相互作用的治理场域。海域承载着不完全以国界为界限的海洋社群的流动生活,而现代边界制度则掌握着界定这种流动之合法性与安全风险的话语权。⑥

  过去数十年,领土与边界研究围绕全球流动与边界复归之间的张力展开。全球化并未消解边界,反而使边界更深地参与了国家主权、人口分类和政治秩序的建构。边界的核心问题也由“边界作为国界线”转向“边界作为制度化与过程化的技术”,即国家如何借助空间环境的调节与边界过程的运作,在人口流动中塑造归属感、重组合法性,并持续生产“内”“外”之分。

  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现代主权与治理术的讨论提供了重要启发,他将主权、规训与安全视为现代治理中彼此关联但运作逻辑不同的权力机制,并指出现代国家的治理不再只是围绕以领土和法律主体为核心的主权逻辑展开,而是依赖以“环境”(milieu)的规划与调节来作用于人口的安全机制。权力,处理的不再只是法律主体或个体身体,而是调节流动、因果关系、偶发事件与概率分布,在不确定性与开放中实现对人口的治理。⑦在此意义上,“环境”成为安全机制介入人口治理的核心场域。纽曼(David Newman)关于边界与边界过程的讨论则指出,边界的本质是一套持续筛选的制度化过程,通过对流动的调节来区分合法与非法、安全与危险,以及可跨越与需要拦截的主体对象。全球化与安全化逻辑相互交织,边界既要维护某种开放性,又要在安全威胁与人口治理的叙事中重新成为调节流动、社会分界与制造差异的政治装置。⑧边界的运作因此扩展至非领土维度,深嵌日常实践。⑨

  然而问题在于,在海洋世界观中,海域主要由流动、生活、关系与实践构成。⑩殖民时期以来,通过划界、登记与制度化管理,原本流动的海域空间被转化为受控的领土边界,重塑并限制了以海洋为基础的流动生活方式。索米娅(Vilashini Somiah) 指出,海域社会主体存在一种“无边界群岛”的认知,往往将流动经验置于边界之前,其行动范围由社会网络、生计实践与航行“可达性”所界定,不完全受限于国家边界。11

  在这一点上,海域社会的流动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治理之间形成了根本张力。海域边界的形成伴随着越界、规避与再分类的过程,边界正是在不断被生产与逾越之间获得其现实意义。12边境地带的流动人群因此被置于国家安全的审视框架中,被视为越界者、违法者,乃至与跨境犯罪、武装份子等潜在风险相勾连的群体。正如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言,政治秩序总是以“内/外”来区分“朋友/敌人”,13而当代移民治理则是通过边界筛选 “非法”“安全”“风险”,并在日常治理中转化为“渐进式排除”的执法实践,14将部分跨境流动人口归于监控、防范与排除的对象。15换言之,边界既是空间安全技术,也是人口治理机制,以及筛选流动、重塑人口分类的制度配置。

  边界过程与安全化治理促成了对人口的识别与分类需求,“例外状态”(exception)则进一步阐释了这类海域流动人口为何会是“既在其内,又在其外”的阈限状态。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延续了施密特对“例外状态”的讨论并指出,现代政治秩序通过权力将某些生命剥离为“裸命”(bare life)而悬置在法律保障之外,同时又将他们置于权力秩序之中,然后在纳入与排除、内部与外部之间形成一个难以截然区分的阈限地带。16他提出的“神圣人”(homo sacer)概念就指向一种可被治理和排除,却又难以获得充分权利保障的状态。17

  在东南亚海域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长期跨区域流动使部分海域人口在往返、越界与定居之间形成常态化生活,并在边界渗透中逐渐嵌入当地社会,而国家的海域边界治理难以完全覆盖这种流动与定居交织的现实。这些人口往往无法被完全驱逐,也难以被完整纳入,不得不维持在可识别、可管理,又难以获得充分承认的制度性中间状态。

  对此,本文提出“中间性例外”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在海洋流动传统、民族国家边界建构与安全治理的交织下,为何某些人口被持续悬置于纳入与排除之间,且逐渐常态化的结构性位置。这一“中间性”的过渡状态,可追溯到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关于“过渡礼仪”的研究,18以及特纳(Victor W. Turner)对“阈限性”(liminality)的推进,指主体暂时脱离既有社会分类、等级和位置安排的状态,阈限主体在这一阶段中具有模糊性与未决性。19本文借鉴了这一理论脉络,将其从仪式过程中的短暂过渡状态,引申至边界治理中被制度化与常态化的边缘性位置。这种特殊的“中间性”状态可见于海域边界地带中的人口位置,不仅指相邻海域与跨域流动形成的空间位置,也指某些人口在身份政治、法律资格与社会承认之间长期未决,并被制度所生产与传递的阈限状态。

  德·吉诺瓦(Nicholas de Genova) 关于“移民非法性的法律生产”的讨论指出,“非法移民”是国家在法律、行政与边界治理中建构出的人口位置。“非法性”生产的核心在于可驱逐性机制将移民劳动塑造为一种可支配、可替换、可消耗的劳动力资源。20阿勒顿(Catherine Allerton)认为,许多被归类为“非法移民”或无国籍者群体的边缘化经验并非必然源于违法行为,而是与国家通过空间治理、身份制度与公民资格划分所制造的差异化纳入21(指既可治理,又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与福利体系之外)相关。马斯卡雷尼亚斯(Blanca Garcés-Mascareñas)也指出,在官僚与边界商业化的运作下,国家制造了“非法性并不总是绝对排除”的结构。22当移民被作为可输入、可控制、可限制,必要时可驱逐的劳动力来管理时,反而制造出新的“非法者”。

  由此可见,边界过程、例外状态与“非法性”生产的讨论,共同揭示了政治技术与身份政治在边界治理中的工具理性。本文提出的“中间性例外”,意在将这种阈限状态转化为分析海域边界人口治理的概念工具。一方面,它有助于在身份与治理的复杂关系中理解国家处置边界人口的整体逻辑,即国家主权并不仅仅在边界之外施加排除,还会在边界内部通过法律与行政悬置部分人口来维持分类秩序。另一方面,它也关注被制度生产出来的“非法性”与可驱逐的人口位置如何转化为阿勒顿所说的“无从归属”的边缘化经验。基于这一概念,后文将分析沙巴无国籍与无证状态如何在文件政治中被生产,继而讨论政治操作、安全规制与社会区隔等治理手段如何进一步塑造其“例外”状态,以及长期以来这一处境所呈现的地方归属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

三、边界治理中的“非法性”生产:制度机制与日常实践  

  2024年7月笔者在马来西亚沙巴沿海城市与岛屿开展田野调查期间,当地人多次提及“黑区”聚落中的无国籍者与菲律宾“非法移民”。他们有的在城镇、街区与市场周边游街乞讨,做小买卖,有的则作为低廉而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嵌入当地服务业与非正式经济。尽管长期生活于此,他们仍可能被重新界定为“非法移民”甚至潜在风险人口。本节将分析这类人口的身份界定、概念混同,以及制度实践中的身份生产。

  (一)身份界定:无国籍者、无证状态者与非法移民

  “无国籍者”“无证状态者” “非正规移民”“非法移民” “非公民”等术语,在马来西亚官方话语和日常生活中常被交替使用,界限模糊。23学界也常结合历史来源进行分类,例如,将因菲律宾内乱逃难至沙巴者称为“难民”24,但这一称谓主要反映了他们初始的流动状态,容易忽略其本人及后代在当地定居多年,形成了文化归属但仍缺乏法律身份的现实。25罗加纳坦(Tharani Loganathan)等学者指出,沙巴本地人更习惯将菲律宾社群称为“无证状态者”或“无国籍者”。26本文不将这些概念简单等同,而是将其置于沙巴海域边界治理的具体情境中加以理解。

  无国籍,在国际法中可分为法律上的无国籍与事实上的无国籍。但在沙巴的治理实践中,这一区分并不稳定,而是在国家认定、身份登记与行政执行之间滑动。 无证状态者,则指因缺乏被国家承认的有效文件或身份文件代际传递断裂,而难以获得有效法律身份的人群,无证状态者未必是无国籍者,却可能在边界治理中滑入法律上的无国籍处境。无证状态者与无国籍者虽不完全等同,但在边界治理的实际后果上,二者呈现出高度相似的边缘化与被排除处境,均指向一种“中间性例外”状态——生活于当地社会,却无法享有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甚至被剥夺了在正规经济体系中谋生的权利。

  虽然非法移民、难民、无国籍群体在国际法与概念层面有所区分,但马来西亚的治理政策常将他们囊括于笼统意义上的“非法移民”框架中(见表1)。 这与马来西亚未签署难民及无国籍相关公约有关,也与其现行法律行政体系以“公民/非公民”为基础的二元分类有关。

  这种身份分类遮蔽了沙巴相关人口来源的复杂性。沙巴无证状态人口并非单一的外来移民群体,也包括前难民、沿海海域族群与原住民人口,27还包括跨海流动移民与本地人通婚,其后代早已融入沙巴社会的情况。因此,相关人口不能被简单界定为“外来非法移民”,而应被理解成长期流动、地方定居与代际延续共同形成的复杂人口结构。

  本文关注的正是这些长期处于“中间性例外”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马来西亚出生并生活了数十年,有的在1957年国家独立前便已居于此地,但因制度性登记缺失、身份继承障碍或文件失效而陷入无证状态,甚至落入法律上的无国籍处境。他们在情感、文化乃至国族认同上都与当地社会紧密相连,却始终缺失合法身份与权益。

  (二)制度如何生产“无证状态”:国籍、登记与文件政治

  无国籍与无证状态的代际延续是普遍现象,也是“非法性”生产的制度化表现。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4年援引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的数据,马来西亚境内约有41000名学龄难民儿童。28该数据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无国籍或无证状态儿童的规模,却可用以了解非公民儿童在教育准入上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马来西亚国籍法以血缘制为主,出生地为辅,一旦家庭中有一代人因各种原因陷入无证状态,其子女也可能因身份继承而陷入无国籍处境。

  无国籍与无证状态的形成,源于多种制度性因素。如父母未依法在马来西亚办理婚姻登记,子女便难以合法继承父母的国籍。若父母一方为非马来西亚公民,子女陷入无证或无国籍状态的风险更高。其次,若在偏远地区,且是非医院出生,或没有完成新生儿的出生登记程序,也会失去最重要的合法证明。尤其在沙巴,出生登记逾期需补交额外文件且要面临附加的审查程序,29不少偏远地区的贫困家庭正陷入这一困境。其余原因包括文件遗失,原籍国无法证明等,费用与繁琐程序也会进一步限制贫困家庭实现其身份合法化。

  这些机制在沙巴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量无国籍者或无证状态者被非政府组织称为“被遗落的人”(orang yang tercicir)。他们多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南部战乱与跨境流动的历史有关。此外,海上族群巴瑶族、苏禄族(Suluk)、陶苏格族(Tausug)以及居住于偏远山区的人群,也因历史原因、地理边缘性与行政覆盖不足,长期未能纳入马来西亚公民体系。近年来,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多次表示将加快公民申请处理进度,但相较于沙巴庞大的无国籍与无证人口,相关通道始终有限。

  早在20世纪70年代,出于人道主义考量,马来西亚曾阶段性地向大规模逃难至沙巴的菲律宾难民发放 HIF22、IMM13等临时证件,以便对难民人口进行登记与安置。此后,又形成了由不同机构签发的多种身份文件体系。1997年,政府进一步推行“文件正规化”,要求符合条件的旧证持有人申请换领IMM13难民证,该证件成为政府承认特定难民群体合法居留的重要凭证(见表2)。持有人可在沙巴及纳闽合法居留,并在一定条件下从事非专业领域工作,但其就业范围、居留期限及跨地区流动仍受到限制。然而,此类临时身份证件有一定的法律时效,30且难以在代际间稳定承续。2013年,政府暂停向IMM13难民证持有者的子女签发新证,使部分长期居留家庭的后代不得不面临身份认定与合法居留的不确定性。31

  为应对长期存在的身份认定与人口治理问题,马来西亚政府近年来逐渐形成“先登记、先识别、先管理”的治理思路,通过系统性登记非法移民、难民和无国籍者信息,32对游离在正式系统之外的人口进行识别,转化为可追踪、可管理的治理对象。不过,相关政策推进的最大难点是如何界定这些边缘群体的法律位置,因为它牵动着本地社会对这些群体身份合法化的顾虑,33认为未来可能会沿着“临时身份-永久居留-公民资格”的路径逐步推进。34直到2026年,沙巴自由民主党再次主张实施“结构化登记”制度,将这些人口纳入识别、监控与管理体系,同时强调“登记并不意味着赋予公民身份”,以此打消群众顾虑。35

  (三)被治理者的日常实践:“幽灵人口”与“非法成人”

  无证状态不仅在法律与制度中被生产,也在日常生活中被持续感知和承受。“非法”的身份标签,深度具象化为对突击检查的恐惧,对逃避和躲藏的熟练,对证件缺失的焦虑,对生活与前途的担忧。穆尼安迪(Parthiban Muniandy)将这类因“非法身份”而被视为法律上不存在的人称为“幽灵人口”:他们不被制度承认,但被资本劳动体系吸纳,靠身体与劳动承担低薪、危险、低贱和不受欢迎的工作。36这种“非法”状态贯穿于他们的成长历程。

  斗湖嘉略山教会的恩典训练中心(Pusat Bimbingan Alternatif Grace)自 2010年起便无偿为无国籍儿童提供基础教育,也是当地极少数获官方批准的无国籍学校。中心始终倡导“无国籍但不无助,无证但不无知”(stateless but not helpless, undocumented but not uneducated)。无国籍儿童在这里学习马来语,唱国歌,庆祝国家节日,适应本地饮食习惯,通过非正式的国家社会化路径形成“我也是沙巴人”的认知。然而,这种社会化并未通向制度承认。马来西亚虽在1995年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形式上承诺保障儿童福利,但现实中,无国籍青少年从学习中心“毕业”后便迅速从“学生”身份陷入“非法成人”的制度性边缘处境。

  当笔者问及几位初中年纪的孩子各自的梦想时,他们说想当老师、律师、飞行员和歌手,希望找到多赚点钱的工作。训练中心的院长和老师对此表达了遗憾与心疼:“现实很残酷,他们在公民体系内是不存在的人,不可能从事医生或律师这些职业”。37 无国籍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衔接性断裂”说明,他们虽然可以在学习中心被教育如何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形成对沙巴社会的归属感,却难以获得与这种归属感相匹配的身份资格。一旦毕业,离开教育保护空间,将会被迫进入缺乏缓冲的现实世界:无法升学,难以合法就业,且成为执法突击与遣返的重点目标。38

  这种断裂在无国籍青少年的自我描述中表现得尤为清晰。有一位来自婆罗洲同盟(Borneo Komrad)社区大学39的巴瑶族少年,曾将自己被警察按倒,侧脸贴地、双膝跪地、双手反绑的场景雕刻于木版画并印在待售的T恤上;另一位少年回忆起夜间遭遇突击执法,为了藏匿,他跟着村民跳进海里,“即便我们是学生,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就想躲”。40许多无国籍青少年对“成为马来西亚人”充满想象,合法身份意味着“晚上能安心睡觉”,“不怕再被抓走”,“能找到好工作”。

  由此可见,“非法成人”并非儿童成长的自然结果,而是身份制度在慈善教育保护与社会成员资格排除之间产生的制度性断裂,它会在教育转折、就业限制、执法遭遇、身份焦虑中不断被确认。儿童时期形成的地方归属感与毕业后遭遇的制度性排斥之间,构成了无国籍青少年身份现实与身份认同之间的深层张力。

  在这种持续的不安全感中,海洋成为无证状态者躲避监管和维系生存的重要空间。索米娅对无国籍者的研究指出,马来西亚的拘留与驱逐政策使部分无证状态者发展出对海洋作为“水体通道”的庇护性依赖,海洋也成为他们被遣返后再度返回的路径。41正如一位受访者告诉我:  

  我们的生活一直都不稳定,每天都提心吊胆的(tiap-tiap hari takut)……海上虽然不算稳定,但如果有事情发生,我们还是会跑到水上。42   

  在这里,海洋不仅是物理性的流动通道,也成为无证状态者在国家监管压力下寻求安全感、维系生存的情感图景(emotional landscape)。它承载了逃避突击检查的现实功能,也延续着海域社会长期形成的流动经验与庇护想象。

  与此同时,无证居民被驱逐又多次返回沙巴的现象,也说明“非法性”是在驱逐、回流和再识别的治理循环中被反复生产的。对许多在沙巴出生和成长的人来说,被遣返并不等于回到“原乡”,而是意味着被迫中断自己早已扎根的日常生活。万·哈桑(Wan Shawaluddin Wan Hassan)等学者指出,被遣返者之所以重返沙巴,通常是因为他们与“原乡”早已割裂,在菲律宾缺乏稳定的家属联系,没有任何土地或住房可继承,也缺乏语言与文化上的归属感。相反,他们在沙巴拥有亲属关系、生计基础和熟悉的社会网络。43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被遣返后,会先短暂滞留在邻近的三宝颜(Zamboanga)或邦澳岛(Bongao)等地,等待机会再次通过“后门”(backdoor)重返沙巴。

  从“幽灵人口”到“非法成人”,再到被遣返后不断回流的跨境流动者,可见“非法性”是在制度分类下被循环生产的“例外”状态。无国籍者或无证状态者既会部分地被地方社会、劳动体系和教育空间吸纳,又会持续地被国家身份制度、安全治理的驱逐机制排除之外。正是在这种日常化的治理循环中,“非法”成为一种不断被确认、承受和再生产的生活处境。

四、被治理的“非法他者”:政治工具、安全规制及家园悖论  

  “非法性”是随着国家政策目标、安全化逻辑和话语叙事等流转与再生产的。无证状态者作为法律行政上的“非法他者”,其“中间性例外”处境除了是当代治理的结果,它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1885年《马德里议定书》(Madrid Protocol)对苏禄海域的殖民划界。该协定以国界为线切分海上空间,却未顾及巴瑶、陶苏格等海域族群世代以来跨岛流动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联系,使原本自由流动的海洋世界转变为国家视角下可被识别、管控与排除的制度性边界,打断了以海域为“家”的生活认知并埋下了今日身份模糊与合法性困境的伏笔。

  (一)“身份洗白”:从非法移民到合法选民的政治操作

  沙巴州的“身份洗白计划”(Project IC,又称“马哈蒂尔计划”)是非法身份被政治化使用的经典案例。它是在特定政治目标下,将部分“非法移民”转化为可动员选民的制度操作。身份证件本是个体进入国家承认体系的重要凭证,但在沙巴,它一度成为政党操纵选举与重塑人口结构的隐秘媒介。阿勒顿指出,第二代与第三代无国籍者试图获取合法证件以摆脱不稳定性,却成为非法证件中介的剥削对象。44萨迪克(Kamal Sadiq)则揭示,沙巴存在证件市场和“同谋网络”,而“证件公民”身份也被卷入政党竞争。45

  1999年沙巴官方选民名册有15万名选民,但沙巴统计局数据显示该时期的合理选民应为9.6万人,意味着有逾5万人疑为“新造选民”。46许多由此获得身份的穆斯林“新公民”普遍支持执政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有效巩固了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选举优势。后来,国民登记局沙巴办事处的高级官员因涉嫌向非法移民发放身份证和纳入选民名册而被拘留,其供词称该行动为“中央指示”的秘密行动。47尽管政府起初否认了该计划,但来自前国会议员、地方非政府组织及联合国难民署等人权组织的持续揭露,最终迫使其承认了“身份洗白计划”。该事件被定性为破坏宪政秩序、民族权利与国家身份制度的政治操作。此举虽能基于特定目的对“非法性”进行选择性转化,但并未给更多无证状态者打开合法化的通道,反而加剧了他们与本地沙巴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公众话语中被视为非法定居点中的“社会他者”,还被归咎为海岸安全、环境脏乱差、人口过剩和犯罪等问题的根源。48

  (二)安全化治理与潜在风险人口的形成

  自2013年拿笃武装袭击事件后,马来西亚成立了沙巴东部安全司令部(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ESSCOM),海域边界治理迅速从传统移民管控扩展为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部署。49其任务不仅是应对非法移民,更在于防范菲律宾南部武装渗透、绑架勒索与跨境犯罪。尤其是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等极端组织在沙巴东海岸制造绑架事件,50导致该地区长期被国际社会标识为“橙色区域”51。海域边界安全进一步推动了身份治理与风险分类。无证状态者因身份不明、流动性强和跨境社会关系复杂,被纳入“重点潜在风险人口”52,强化了国家对海上流动者的威胁化认知。

  这种认知在帕劳人(Pala’u)群体中尤为明显。作为巴瑶族中的一支,他们世代以船为家,53多数为无证状态,常被视作可能为极端组织加以利用的高风险对象。54国家将之归为“高风险人口”,主要基于他们与菲律宾南部存在历史联结和亲属网络,熟悉海域环境,掌握航行技能,水上聚落具有隐蔽性等因素,55容易被动员成“海上犯罪的眼与耳”(eyes and ears at sea) 。此外,沙巴与菲律宾南部海域的邻近性以及传统的易货贸易体系(barter system)与跨境流通网络,客观上为边境渗透与走私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56

  然而,国家制度的排除机制也是一把双刃剑。帕劳人群体赖以生存的海域,近年来在海洋保育区设限、旅游开发与海警执法等多重政策重压下,其活动与生计空间被严重压缩。捕鱼资源枯竭,炸鱼行为与海洋生态退化,加剧了其生计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身份文件缺失限制了他们获得义务教育、正规就业与合法居留的渠道,也提高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经济门槛(如,须按外国人标准支付相关费用),给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障碍。生计空间的压缩与身份保障问题相互交叠,进一步增加了该群体遭受不当执法、腐败勒索,以及被犯罪网络剥削与利用的风险。学者指出,帕劳人群体多数情况下是被动协助犯罪活动,但也可能因生计所迫而主动参与非法活动。57

  (三)边缘群体的“内部他者化”:区隔、界限与社会排序

  现有文献多将无国籍群体视为国家治理中的“整体性他者”,笔者经实地考察后发现,这一边缘群体内部并不会自然形成稳固的共同体。相反,在资源有限、身份脆弱和安全焦虑的条件下,无国籍者或无证状态者之间也会出现新的区隔、分层以及“内部他者化”。

  在亚庇沿海,笔者访谈了小兰(Lan,32岁)与艾尔(Ain,29岁)。58姐妹俩生于沙巴,具有中国(香港)与菲律宾混合血统,至今无国籍,亦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目前在加雅街的华人餐馆工作,薪资低于最低标准,每日工作约12小时。尽管艾尔与沙巴本地的马来人结婚了,但她本人及子女的国籍申请进展困难且费用高昂。这表明,婚姻关系未必能改善无证女性及其子女的法律地位,仍需跨越庞杂的制度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虽同样处于无国籍的境况,却并不认为自己与其他更边缘的无国籍者同属一类人,日常交往中会主动与海上巴瑶族、苏禄裔划清界限。一次访谈中,艾尔看到两名头发焦黄、赤脚的巴瑶族孩童在附近徘徊,低声对笔者说:“他们住在海上,经常向人讨钱”。在被问及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与他们玩耍时,她立刻表示拒绝。类似的排斥在其他访谈中亦有体现。苏禄裔移民的受访者提到,自己的儿子“从小不喜欢和菲律宾血统或苏禄人玩”,反倒“更喜欢跟华人玩”;另一位巴瑶族受访者则将苏禄裔与菲律宾南部武装组织相联系,暗指其与“极端”“绑架勒索”等危险特征相关。可见,国家与社会对某些族群的风险化印象、污名化想象等,不会只停留于外部治理话语,还会被边缘群体内部吸收、转化和再生产。

  内部划界也体现在对居住空间的判断上。加雅岛上共有5个聚居甘榜(kampung),部分水上聚居区被其他无证移民称为“非法棚户中的黑区”。随着密集简陋的水上非法棚户(water squatter)与定居人口的规模逐年扩大,人们对“黑区”的想象也趋向风险化与负面化。笔者曾跟随一位住在“黑区”聚落的住户上岛拜访他的家人。多数水上棚户仅以薄木板与铁皮搭建,房屋之间毫无规划,高度拥挤,他们缺乏基础卫生的意识,生存资源极为有限。他家二十来岁的侄女小林(Lin)带笔者参观,房子之间以“薄桥”连接,多数房子都挤居着十余名家庭成员,他们闲坐、聊天、睡觉、唱歌。许多孩童只能进入非政府组织或志愿者设立的简易教学点,成人虽可用基础的马来语进行交流,但不少人的识字能力有限,与主流社会明显隔离。小林没有工作,偶尔跟舅舅出海找海参,她说,“过一天是一天”,对未来不敢有太多想象。

  这样的居住与生存条件,使加雅岛“黑区”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非法空间之一,也成为其他无证移民用来区分自我与更边缘者的参照。那些嫁给了沙巴本地人,或生活条件稍好一些的无证移民,会通过保持距离来确认自身相对体面、安全或更接近本地社会的位置。正如小兰与艾尔,虽同样是无国籍者,当被问及是否有海上巴瑶族的朋友时,她们却用“不好说”(susah nak cakap)等模糊措辞来回避,这种回避构成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日常划界,持续生产认同、区分与社会排序。

  上述事例可见,无证状态者并非同质化的“整体性他者”。当国家将其统合为非法他者、无证人口或风险人群时,这些群体内部也会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建构自身的社会位置与排序。安全逻辑、居住空间、贫困状态、族群污名不仅从外部塑造其边缘处境,也会在内部被转化为体面与边缘、安全与危险、本地与外来之间的分类逻辑。“内部他者化”也揭示了边缘群体会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借助这些分类逻辑来争取相对安全、有尊严的社会位置。

  (四)家园的悖论:国族认同与边缘身份的张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多次发起大规模驱逐行动,仅1990年至2019年,沙巴州累计遣返“非法者”多达586700人。59制度性遣返并未从根本上终结“非法者”,反而暴露了身份误判、歧视性执法和程序漏洞等问题,60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曾批评,制度性的集体遣返通常缺乏程序正义保障,61曾有马来西亚公民在行动中被误遣返,加剧了无证移民对国家的制度性恐惧。62

  对许多在沙巴出生、成长的人而言,被遣返并不意味着回归“原乡”,而是一种被迫中断日常生活的经验。对他们来说,“家”根植于沙巴沿海、苏禄海及南菲律宾岛屿之间的熟悉空间,由语言、亲属网络、海洋生计与日常经验共同构成。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跨境区域的“本地人”,以沙巴为主要生活场域,建构自身的社会网络与地方归属感。

  一对受访兄弟的经历体现了这种悖论。他们在沙巴出生,熟悉马来语与本地文化,却因身份问题被遣返至菲律宾的三宝颜。被遣返回去后,他们面临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社会隔绝等问题,根本无法融入“原乡”:  

  我在沙巴长大,但活得不像你们那样自由……谁都不想到处被赶,只是我们实在没办法。63 

  然而,目前这种流动在沿海警戒处是危险的,需要冒着被捕风险,以规避执法的方式展开。万(Wan)是无国籍学校教师,他说:   

  无国籍者与无证状态者,通常不敢在仙本那镇上随意走动,也不敢进入更深的城镇地区。相较于陆地,他们在海上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部分岛屿周边设有海事基地和日常巡逻,他们同样尽量避免与执法力量发生接触。64  

  “熟悉之地的不被承认”与“驱逐至陌生之地的原乡”构成了无国籍青少年身份认知上的矛盾:他们不是本地人,但又无法回归“原乡”;拥有国族认同,却被排除于国家之外。家,对无国籍者而言,本应是超越国界的情感归宿,却沦为制度边界、身份合法性与日常生存冲突下的张力场域。这种“家园感”不断被拉扯、建构、否认并重塑,构成了无国籍者处境中最深层的伦理与生存难题。

  综上所述,国家安全逻辑往往与边缘群体的生计逻辑存在根本张力:国家将海域视为边防控制与主权维护的前线,边缘社群则将其视为祖辈传承的生计空间与社会网络的延续。虽然边界形成的“风险场域”扩散至个体的身体、流动、居住与谋生实践,但从沿海与海岸带中的“非法”聚落来看,海域边境治理强制性的“剔除”也明显具有限度,这为无国籍者的栖居留下了生存空隙。然而,身份的徘徊状态,又使他们处于等待被国家承认的“中间”状态,始终被悬置在合法与非法、公民与非公民、内部与外部之间。 

五、结语与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无国籍者与无证状态者被悬置的“中间”状态,揭示了现代国家海域边界治理制度与流动边缘群体身份合法性之间的深层张力。许多以海为生者,长期生活在沙巴海域及沿岸,其社会关系与地域归属深嵌当地社会,但在国家身份登记与行政分类体系中,他们因缺乏有效的法律身份而被归入“非法”或“无从归属”的范畴。合法身份既承载了他们融入沙巴社会的认同想象,也是他们获得教育、医疗、就业与免于驱逐的现实保障,而无证状态使其持续处于“可识别、可管理、可排除”65的难以获得完整承认的“中间性例外”状态。

  本文的案例折射出当代全球移民治理中边界复归下人口治理的结构逻辑。它进一步追问的是安全治理在海域边界地带造成了怎样的人口分类与日常后果。国家不仅通过边界之外的排除来维持主权秩序,也在边界内通过身份登记、行政识别、安全管控与选择性承认来维持人口分类。尽管国家持续采取排除性措施,但因其在海域边界的流动性、跨境亲属网络、地方生计嵌入以及治理执行等方面的有限性,“非法”不会被彻底消除,而是在驱逐、回流、再识别与再规制之间被反复生产。这种例外状态虽被批评为国家对移民治理的“非法性”生产,但其实质是在维护主权与安全的过程中,通过弹性筛查、身份悬置与差异化纳入所形成的一种治理逻辑。

  相较于陆地边界,海域边界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相邻岛屿、水上聚落、航行路线、巡逻与日常规避之间持续实践其界域的。这种流动性、渗透性与历史情境性为以陆地为中心的边界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比较视角。沙巴海域的经验表明,“边界本身即是一种过程”(border as process),也是一种制度(borders as institution),即一套实行控制的秩序体系。66然而,海域并非国家边界之外的真空地带,而是交织着迁徙历史、亲属网络、生计与认同的在地空间,国家难以简单地以“纳入-排除”“合法-非法”的二分逻辑处理长期嵌入地方社会的海域流动人口,由此也挑战了以国界为前提的国家中心主义分析框架。

  总的来说,“中间性例外”并非固定身份,而是在边界治理中被持续建构的状态与位置。流动性与非正式归属的存在表明,制度性身份范畴难以捕捉“未被认定却真实存在”的生活世界。无国籍者的境遇揭示了国家分类秩序的限度,也使“中间性”经验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如何生产、维持并常态化“例外”的关键入口。对这一群体的考察,有助于理解海域边界中的非规范生活实践、区域历史连结与身份承认问题,并为更包容的身份认定机制与区域治理逻辑提供必要的认识基础与行动方向。

  

【注释】

①“Population by Age and Ethnic group, Sabah, 2025,”, accessed on April. 1, 2026.

②需要说明的是,官方统计中的“非公民”只是宽泛的行政口径,包含具有合法文件的非马来西亚公民,但无法直接作为无证状态者或无国籍者的精确统计。

③Lai Yew Meng, “Securing Sabah:Issue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Journal of Public Security and Safety, 4(2), 2015, pp. 59-58.

④Catherine Allerton, “Contested Statelessness in Sabah, Malaysia:Irregul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 15(3), 2017, pp. 250-268.

⑤Astrid M. Fellner, “Counter-Mapping Corporeal Borderlands: Border Imaginaries in the Americas,” in F. Weber et al. (eds.), Geographien der Grenze, Räume-Ordnungen-Verflechtungen, Springer VS, Wiesbaden, 2020, pp. 287-300.

⑥关于边界的相关概念,普雷斯科特(J. V. Prescott)曾指出,边境(borders)、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ies)并不完全等同,但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可能有所交叠。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在研究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走私与边界形成时,也有意不区分这些术语,强调边界是在殖民势力演变、地方政治竞争与越界活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本文沿用这一处理方式,在不严格区分三者的前提下,将边界理解为兼具空间划分、治理实践与社会过程的概念。详见埃里克·塔利亚科佐:《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东南亚边境地带的走私与国家,1865—1915》,闾佳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版,第4页。

⑦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edited by. Michel Senellart, trans. Graham Burchell,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4-24.

⑧David Newman, “Borders and Bordering: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9(2), 2006, pp. 171-186.

⑨David Newman, “Revisiting Good Fences and Neighbours in a Postmodern World After Twenty Years: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of Contemporary Border Studies,” Nodia Geographical Publications, 44(4), 2015, pp. 13-19.

⑩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与海洋中国》,载《开放时代》2026年第1期,第45—62页。

11Vilashini Somiah, “Unmoored Boundaries: Bajau Laut and Mobility Perspectives in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Indo-Pacific Review, 2(2), 2024, pp. 99-116.

12埃里克·塔利亚科佐:《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东南亚边境地带的走私与国家,1865—1915》。

13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George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26.

14Roxanne Lynn Doty, The Law Into Their Own Hands: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xceptionalis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9, pp. 10-14.

15Hafiza Nur Adeen Nor Ahmad et al., “Divergent Dimensions of Radicalization Risk: Migration and Violent Extremism in Sabah - Fin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Conflict and Stabilization Operations (CSO), ”.

16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25.

17Ibid., pp. 8-10.

18Arnold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 A Classic Study of Cultural Celebra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p. vii-ix, 11-12.

19Victor W.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66-172.

20Nicholas De Genova, “The Legal Production of Mexican/Migrant ‘Illegality’,” in S. Oboler (eds.), Latinos and Citizenship: The Dilemma of Belong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74-185.

21Catherine Allerton, “Contested Statelessness in Sabah, Malaysia:Irregul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 15(3), 2017, pp. 250-268.

22Blanca Garcés-Mascareñas, “Legal Production of Illegalit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Cases of Malaysia and Spain,” Asia Europe Journal, 8, 2010, pp. 77-89.

23Alice M. Nah, “Struggling with (Il)Legality: The Indeterminate Functioning of Malaysia’s Borders for Asylum Seekers, Refugees, and Stateless Persons,” in P. K. Rajaram et al. (eds.), Borderscapes: Hidden Geographies and Politics at Territory’s 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pp. 35-64.

24郭秋梅:《试析马来西亚的难民治理及其矛盾性》,载《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第34—45页。

25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南部政治动荡,由穆斯林叛乱分子组成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菲律宾政府之间在棉兰老岛爆发内战,菲律宾难民大规模涌入沙巴州并定居。

26Tharani Loganathan et.al., “Undocumented: An Examination of Legal Identity and Education Provision for Children in Malaysia,” PLOS ONE, 17(2), 2022.

27Research Paper Series on the Undocumented Population in Sabah: Synthesis Paper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utrajaya: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s Office, 2024, pp. 9-10.

28“UNICEF’s Statement on Access to Education for Refugee and Stateless Children,” accessed on Mar. 20, 2026.

29沙巴的逾期登记区分为“delayed registration”(出生后第15天到第42天)与“late registration”(出生超过42天)。后者补办程序要求提供更多辅助证明材料,如知情见证人的法定声明,地方村长或州议员等开具的证明。

30Nancy Lai, “140,000 Holders of IMM13, Kad Bancian and Pas Burung Burung,” Borneo Post Online, Nov. 21, 2019.

31同注27,第8—9页。

32包括 2020年的沙巴临时通行证、针对长期居住的外籍人口特别识别卡与沙巴外籍数字卡。沙巴外籍数字卡是作为已被撤回的沙巴临时通行证的替代方案。

33“PSS will be First Step to Citizenship, Claims UMNO Man,” Merdeka Centre, Jan. 6, 2020.

34Eh Athira Yusof et al., “Special Foreigner Cards in Sabah Not for Granting Citizenship, Says Deputy Minister,” The Star, Nov. 19, 2024.

35“Registration, Not Citizenship, Key to Manage Undocumented Migrants in Sabah, says LDP,” Malay Mail, Jan. 5, 2026.

36Parthiban Muniandy, Ghost Lives of the Pendatang: Informality and Cosmopolitan Contaminations in Urban Malaysia,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372024年7月25日,恩典训练中心,笔者对老师的访谈。这里指的“在公民体系不存在”是根据马来西亚 1959 年的《国家登记法》,国民登记局没有义务保存无国籍人员的记录。详见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SUHAKAM), Human Rights and Statelessnes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2023, pp. 226-227。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隐去部分姓名,或采用化名,以下不再说明。

38Vilashini Somiah, Irregular Migrants and the Sea at the Borders of Sabah, Malaysia: Pelagic Allianc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39婆罗洲同盟社区大学是由本地年轻人自发为无国籍者建立的社区教育空间,一般被年轻人称为“社区大学”或“继续教育中心”,这里虽不能改变其法律身份,却为他们提供了学习手艺、表达处境和重新理解自身位置的机会。

402024年7月15日,婆罗洲同盟社区大学,笔者对学生的访谈。

41同注38,第18页。

422024年7月13日,仙本那某村庄,笔者对无证移民的访谈。

43Wan Shawaluddin Wan Hassan et al., “The Illegal Immigrants in Sabah: Why Do They Come Back,” Borneo Research Journal, 4, 2010, pp. 115-128.

44Catherine Allerton, “Impossible Children: Illegality and Excluded Belonging among Children of Migrants in Sabah, East Malaysi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4(7), 2017, pp. 1091-1092.

45Kamal Sadiq, Paper Citizens: How Illegal Immigrants Acquire Citizen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1.

46Frank Sina, “Project Mahathir: ‘Extraordinary’ Population Growth in Sabah,”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5(5), 2006, pp. 71-80.

47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Immigrants in Saba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Immigrants in Sabah, Putrajaya: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of Malaysia, 2014, p. 50.

48Vilashini Somiah & Jose R. S. Domingo, “Sabah’s Unrelenting Exclusionary and Inclusionary Politics,” The RSI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21, p. 9.

49Jasmin Jawhar & Kennimrod Sariburaja, The Lahad Datu Incursion & Its Impact on Malaysia’s Security, Kuala Lumpur: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6,pp. 1-8.

50同注15,第15—18页。

51笔者调研时住在仙本那的某一背包客栈,一名韩国男性游客向笔者展示了他手机里不断弹出的旅行预警:“我一直收到我们政府的旅行警报通知,说这个地区仍然被列为橙色区域,这意味着不安全。但你看,情况正在好转,对吧?这里曾经是我们国家的红色区域,不建议来旅行的。”《외교부 2025년 상반기 여행경보단계 정기조정》(韩国外交部2025年上半年旅行警报级别定期调整),2025年8月14日访问。

52同注47。

53Abdul Rahim, Sabihah Osman & Ramsah Dambul (eds.), Bajau Pantai Timur (东海岸巴瑶族), Kuala Lumpur: Institut Terjemahan & Buku Malaysia, 2012。

54沙巴东部安全司令部于2016年对斗湖与仙本那的普查显示,仅仙本那便有28829名帕劳人,其中78.7%为无国籍者;在斗湖古纳县(Kunak)的两个村落中,1907人中有60.8%为无国籍者。以上数据说明沙巴境内帕劳人群体中的无证状态者具有一定的规模,且该状态具有高度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国家制度中的“隐身状态”更容易使其被视为高风险人口。

55沙巴沿海水上聚集村落因人口流动频繁,空间隐蔽性高,且与海上非正规经济联系密切,形成了毒品与商品混杂的生产、走私、藏匿、转运与交易的灰色空间。部分村落存在毒品滥用以及青少年吸食强力胶现象,被研究者所关注。笔者调研期间也留意到部分儿童和青少年吸食强力胶的情况,它被视为毒品的廉价替代品。针对这一问题,当地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开展知识普及与预防教育。

56Jasmin Jawhar & Kennimrod Sariburaja, The Lahad Datu Incursion & Its Impact on Malaysia’s Security, Kuala Lumpur: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6,pp. 28-33.

57同注15,第67页。

582024年7月3日,笔者在亚庇的访谈。

59“586,700 Illegals Deported from Sabah Since 1990,” Bernama, Oct.10, 2019.

60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04,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04, pp. 1-2.

61“Human rights at risk in mass deportation of undocumented migrants,” , accessed on 13 April, 2025.

62Beh Lih Yi, “Witnesses Sought for Rape Trial to Proceed,” Malaysia Kini, Mar. 17, 2003.

632024年7月15日,仙本那某村庄,笔者对无国籍学校教师的访谈。

642025年9月17日,笔者对万的线上访谈。

65同注27,第15页。

66David Newman, “The Lines that Continue to Separate Us: Borders in Our ‘Borderless’ Worl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0(2), 2006, pp. 143-161.


责任编辑: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