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的水与“私”的水

——游牧和传统农耕蒙古族“水”的利用与地域社会

[文/ 麻国庆]

[内容提要] “水与文化多样性”的课题，已经成为全球社会从不同学科和视角所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对于中国这一多民族的国家而言，水的利用和开发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的内涵，同时也在某一侧面反映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选择笔者曾经所调查的不同地区蒙古族的事例为中心，在“公”与“私”的框架下，考察蒙古族社会对水的利用的传统以及和地域社会的关系，同时也对来自外部的力量对这一社会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作了探讨。并指出特别是在蒙汉等民族共居的社区中，水的利用和治理也反映了民族间的关系。

Abstract：“Water and cultural diversity” has become a global topic. In such a multi-ethnic nation as China, water usage and exploitation has embodie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Based on fact-finding researches in different Mongolian area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usage of water and geopolitics within the “public vs. private” framework. It also tries to reveal the negative impact on such a society from outside forces. In particular,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water usage and administration reflects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he areas co-populated by Mongolians and 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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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起：“公有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理论的再认识

　　在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孕育了各自的社会观，留下了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现、态度和行为模式等环境遗产，同时也能看到围绕着生态问题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这些环境遗产主要表现在民间的环境知识中，这一民间环境知识主要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对人文环境的控制和人与自然的协调理念。这一民间知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围绕着“水”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态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的问题。特别是在“人—社会—经济－文化—自然” 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组织、文化传统对环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除有国家认可的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外，还有一些未被识别的族群（ethnic group）。人均资源十分贫乏。同时，我国资源破坏严重，矿产资源滥采乱挖，采富弃贫，浪费惊人；淡水、森林、草原、耕地在开发、灌溉、采伐、载畜、开垦等方面问题不少。其中人口压力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据中国第五次人口统计材料统计，200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已达12658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总人口为105226114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6％①。

　　由于人口压力和过度开发，使中国成为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是水资源非常短缺的国家。在这片由多种生态环境、多个民族和多元文化所组成的国土上，由于各民族历史上的迁移、分化、融合，使得在中国境内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此背景下，在进行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时，考虑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本身符合中国社会的内在特点，同时也是对各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因而各民族由于生存空间的特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对自然资源管理利用和文化传统也就各具特色。

　　然而很多学者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忽略文化传统的因素。特别是对于在公有资源的利用中所出现的生态问题，如草原退化的问题，常常用“公有地悲剧”理论进行解释。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G·哈丁（Hardin, G.）提出“公有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即“公用权悲剧”概念，地球资源被看作是公共财产。这里的公共拥有，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所有权，而只表现为公用权，所有社会公民都可以随意利用它。哈丁把这种公共财产比作公有草地，谁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为了从放牧中取得更多的好处，按照费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总是力图增加畜群的数量，但是谁也不进行草地建设的投资。这样，随着畜群增加，草原的质量急剧下降，最后草场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这就是草地公用权的悲剧②。在此，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的利益的毁灭。这一解释事实上是纯粹的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忽略了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对公有资源的利用之不同。不过，G·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理论，不用说在一定的范围和时间中，是非常有效的。如即使在完全是少数民族生存的地方，由于货币经济的刺激，也带来了对资源的破坏和掠夺。特别是一些从不同生态文化区迁入的移民等，对于资源的利用与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加之一些移民对当地资源缺乏“家园”的概念，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了“公有地的悲剧”。

　　本稿主要讨论，作为公有资源的“水”的利用，以中国蒙古族的事例为中心，考察在草原生态区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下，所产生出的与之相对应的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孕育出一套自身的游牧传统和有关保护环境的知识，即“传统的生态学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及其一套社会文化体系。与此相对应，讨论“公有地的悲剧”的产生与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的移入以及不同时期的国家的政策的关系。此外，同样是蒙古族，当从游牧的生产方式转化为农耕的生产方式之后，对于“水”的利用的形式和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为此成立了相关的水利组织。水的利用也从“公”的领域进入到了“私”的领域。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反映了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对“水”的利用、认识以及社会构成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后，以当代中国一汉族农村的宗族与村落社会的为例，进一步深化讨论，民间社会对水资源以及水利设施的利用和管理。通过“水”与社会文化这一视角，可以从整体上看到在中国多民族社会中，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关系。

二、作为“公”的水草的利用和游牧蒙古族的“传统的生态知识”

　　中国的草原生态区，主要分布在从东北平原西部、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南缘一线以西，即从北纬51°到28°的广阔范围内，绵延4500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9％。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等10个少数民族聚居省区。基本上构成了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畜牧带。在这些区域居住的43个少数民族中，有19个民族以从事牧业为主。有代表性的民族有蒙古、部分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哈萨克、裕固、塔吉克、柯尔克孜族、塔塔尔、藏族等。

　　作为占地球陆地面积47％的草地及其生态系统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据世界资源报告，牧场养活着3000－4000万游牧人口，及提供着大量的食物资源，然而，由于过度放牧，开垦草场，短期行为的政策及攫取最大利润的纯经济观念，导致草原出现沙漠化及草场退化的趋势。中国约有草地面积400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草地面积的13.9％，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1.67%，放牧面积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前苏联。中国的牧区应分为两大地区，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海南山地到黄海之滨，都有草地分布，其中内蒙古草原是面积最大的温带草原。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草原只利用不建设，中国草地不仅生产力较低而且有30％的草地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

　　诸多的草原研究专家及草原计划的推行者，在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深切体会到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导致草原利用情况的不断发生变化，改善草场是技术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人们已经认识到特别是在有关政府以及NGO的援助开发过程中，需要当地人民参加，需要和当地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相结合。

（一）游牧技术的传统

　　在传统游牧社会，“水”和“草”属于公有的性质。家畜的生存和繁衍，离不开“水”与“草”。

　　在一般人看来，游牧民族在广袤的上苍赐予的无垠的草地中生活，不存在土地意识。其实不然，游牧的蒙古族对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甚为关心。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经济上的选择。牧人对放牧地的选择与自然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对于所生活的草原中的草地的形状、性质、草的长势、水利等等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经验的老人，即使在夜间骑马，用鼻子就能嗅到附近的草的种类和土质；对于外地人来说茫茫的草原千篇一律，而对牧民来说却认为草原上千差万别，并能清楚地区别各自的特征。

　　放牧的草地和农田一样，是一种生产资料通过人的干预将植物生产的各种植物性产品进一步转化成各类动物性产品。作为放牧地本身也是一种可更新的土地资源。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草原生态系统基本上是自我维持的，能流规模相对地保持着稳定状态。而放牧制度本身就是人的行为在作用于草地后，在草地上放牧时的基本利用体系。其中规定了家畜对放牧地利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通盘安排。每一放牧制度包括一系列的技术措施使放牧中的家畜、放牧地、放牧时间有机地联系起来。放牧制度有两大类型，一为自由放牧，二为划区轮牧。

　　在传统游牧社会，蒙古族对于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有着一套合理的方式。他们会从水和草两方面来考虑放牧。从“水”的方面来讲，牧场一般限于沿河流湖泊一代的地方，从“草”的方面来讲，每一块牧场承载的牲畜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定的。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有效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去冒着冬天的严寒和冰雪，早春的凛冽的寒风、夏日的酷暑和虫害，逐水草而牧。真谓“水草随时选牧场，去留曾不隔星霜，全家迁徙无力别，白首何人认故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转场。

　　在内蒙古游牧地带牲畜转场是根据气候的变化对牲畜放牧营地（营盘）进行季节性的更换。由于不同的放牧营地，其自然气候环境、地形和地势、水源等条件的不同，使得牧草的类型和生长发育状况也会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为了合理利用草场资源，使牲畜在全年各个不同时期都能获得较好的饲草供应，在蒙古族的传统的游牧活动中，一般每年从春季开始都要进行牲畜转场。这种转场，在一些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大的地方，一年要进行四次，称为四季营地；而在一些地势平坦，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小的地方，一年只进行两次，即冬春为一营地，夏秋为一营地。冬春营地称为冷季草场，夏秋营地称为暖季草场。四季营地以夏、冬季营地为主，而春、秋营地利用时间较短，属于过渡性营地。两季营地的冷季草场利用时间也长于暖季草场的利用时间。这些具体的时间都是在历史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沿袭下来的。

　　在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五十年代后，不分具体地域自身之特点，取缔所谓的破坏草地的落后方式），牧民每年于阴历三月间，选好无风雨的日子，先在较远距离的牧地放火，以迎春雨期的到来，使牧草得以良好的发芽。五月初，牧草开始逐渐生长发育。此时搬回蒙古包放牧，如马群500匹为一群，编成数组，三十里牧地，只够马群15日就食，然后转移它处，过30日或15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即轮牧。一直到九月下旬十月初之间，水草枯竭，牧者开始带马群回家，此时不能远牧，至十一月后赴冬营盘。其他牲畜的牧法有所不同，但季节移动却是相同的③。“夏天到山坡，冬天到暖窝”。这就是牧业生产活动中的牲畜转场是对气候变化的一种适应，也是为了给牲畜选择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

　　牧民不仅注意到放牧的时间安排、季节安排的知识，而且已经具有较为科学的空间的知识。他们对放牧的空间根据民俗生态学或民族地理学的知识去认识和判断。首先，非常会利用地形的小气候。他们通过长期的实践，还认识到部分山地草场和山麓地带草场在水热条件的垂直分布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安排牲畜转场时，还结合了中小地形的局部小气候特点（如坡向、谷地走向等）， 暖季草场一般选择在海拔较高的高山、阴坡、岗地或台地；冷季草场多选择在海拔较低的向阳、背风的坡地、谷地或盆地。营盘因地势视草场来设，每处3－5户，相距数华里，一家一户以游牧为主，很少定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宿营地就是一例。一般每个宿营地有3－4户, 宿营地之间的距离一般为1公里到2公里之间,最近的地方也有300米的距离④。

　　牧民根据不同季节、草场质量、水源条件，合理安排使用草场。有计划地划分冬春、夏秋两季营地，或四季营地，并按照不同季节进入不同的营地放牧，具有轮牧或半游牧性质。大大减少了滥牧、抢牧与牲畜盲目集中的现象，这是蒙古族游牧生产管理方面的一个相当大的成就。不用说这种传统的放牧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水资源和草场的保护。这一对水草保护的意识，还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和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

（二）宗教价值与环境伦理

　　主要的宗教对社会基本的态度和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同的文化中，宗教活动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与各自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宗教思想注意在人和自然的协调中寻求内心的安详平静。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宗教界人士更自觉地把宗教活动与自然保护结合起来，建立宗教力量与自然保护力量的强大联盟，从而使宗教文化向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作为蒙古游牧文化中，其喇嘛教所呈现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对整体性的把握、调和的原则，自然的孕育了一套“人—畜—草”关系的生态哲学，此种哲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维持与自然的平衡。

　　古代的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从十三世纪元朝开始，蒙古上层改信红派喇嘛教。但广大牧民仍信萨满教。从十六世纪后，许多王公贵族开始接受格鲁派喇嘛教，并积极在牧民中传播。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对喇嘛教更采取全面保护和奖励的政策。清廷不仅鼓励各盟旗兴修大批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敕建庙宇。喇嘛教在蒙古游牧社会流行起来，一直到现在在游牧地带喇嘛教仍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这具体表现在对自然的价值观上。

　　游牧朴素的生活的方法，和这种生活的草原、单调的大自然，是决定游牧民族的思想如世界观及宇宙观的主要因素。对大自然的观感，以及合理的思考，也多以此为基础。放牧与狩猎在当时均需以集体协作方式进行，这对蒙古民族的集体观念和互相协作精神的形成有决定的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又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从而形成顺服自然的价值观。

　　在喇嘛教的各种戒律中，第一重要的戒律是戒“杀生”。在蒙古族的观念中，包括人、动物、植物所有的生物、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因此，就像爱护人的生命一样他们会爱护所有的生物以及这些生物赖以生长的水资源。在蒙古族看来杀生是有罪的。

　　在喇嘛教进入蒙古社会前，传统的蒙古族的民间宗教是萨满教（Shamanism），而此萨满教正是游牧文化的基础。即使在喇嘛教得到国教的地位之后，萨满教的遗迹仍在民众的习俗中存在着。

　　在萨满教的观念中，宇宙万物、人世祸福都是由鬼神来主宰的。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中，天地神系统占首要地位。如地神，也称地母女，掌握万物生长，祈求丰收、保佑平安对它进行祭祀；天神（腾格里），即长生天，掌管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而敖包，聚居多种神灵的地方，一般是在山岗、山顶、路旁等地用石块、沙土堆成圆形的土包，蒙古语直译为“堆”，是天神、土地神、雨神、风神、羊神、牛神、马神等神灵居住的地方。每年按季节举行祭祀仪式，由萨满司祭。他们祈求敖包护佑牧业生产。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在牧场转移时，要顺着太阳绕敖包三圈，或添上块石头，并诵念这样的词句：“耸立两个努图克之间，成为牧场的金色标志，十三座敖包啊，您的人畜都平安回来了。”祭敖包时他们“求天神保佑风调雨顺，求地神保佑五谷丰登，牧群兴旺”。牧人还向敖包求子，罗布桑却丹的《蒙古风俗鉴》载，无子女的人让老人带到敖包前打三鞭，许诺明年生儿子，把儿子领到敖包来。

　　生活在干旱和半干旱草原地区的蒙古族，把“水”视为非常重要的东西。牧人向敖包祈雨，成为重要的仪式。戈壁草原久旱不雨时，有的地区祭祀敖包而求雨，唯有天神能降雨，因而人们在求雨时祭敖包，求得牧草繁茂、牧业丰收。

　　正因为萨满教崇尚的是自然万物有灵论，并且常常把自然事物本身同神灵等同看待，因而对待自然往往是爱护有加，是自然而然的生态保护论者。所以，蒙古族具有优良的生态保护意识传统，这种传统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正是在这种优良的传统意识的维护下，在蒙古族的游牧地带，能够保留下来“篮天白云、草原森林、湖泊河流，一片绿色净土”的迷人画卷。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种醉人、迷人的景色，现在已经越来越少。究其因是发生了“公有地的悲剧”。

三、作为“公”的水和草的“悲剧”与草原汉民族移民的开发——以内蒙古锡盟白音锡勒牧场为例⑤

　　在内蒙古草原，作为“公”的水和草的“悲剧”的发生，除自然的原因外，主要是近代以来与作为农耕的汉民族对草原的开发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以经营农业的思想来经营草原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草原的开垦在1950年以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四滥”(滥砍、滥收、滥垦、滥采)现象，这些对草原生态和水资源的破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盟白音锡勒牧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仅明显退化的草场就达20％以上。这里以笔者的调查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白音锡勒牧场的“水”、“草”的利用为例，来看“公有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府、牧场、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特别是汉族的移民如何开发这一草原？

　　欧亚草原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区，从欧洲东部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属于欧亚草原的一部分。位于内蒙古草原区的中部，是温带草原的代表、为中国三大草原之一。而笔者调查的白音锡勒牧场是锡林郭勒草原上第一个国营牧场。于1950年建场。建场时职工只有20人，到1990年发展到10853人，草地面积3579平方公里（536.8万亩），林地面积9.6万亩，耕地面积16.48万亩。牲畜头数由建场初期的1022头发展到1990年的241600头（只），增长了236.4倍。随着人口的增加、牲畜头数等的增加，加之不同时期的政府相关政策的失误，致使这一牧场的草场耕地的生产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草地退化、水资源短缺、沙化严重、草地再生能力减弱、草场生态失衡。仅明显退化的草场就达20%以上。据当地的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对1980年到1990年间的草地生产力地位研究表明，草地的产草量由200－300公斤/亩，减到100－125公斤/亩，降低约40％。牧民形象地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草打马镫，牲畜一吃就饱，现在是草贴地皮，老是吃不饱。具体影响当地“水”与“草”的人文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管理体制、追求牲畜数量的短期经济行为、人口因素、居住格局、放牧制度与水资源的利用等。在此主要列举人口、居住、放牧等因素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 人口因素

　　人是生物圈中的最高消费者，人口因素通常被认为是产生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根源。人口问题成为社会－文化－经济－自然复合系统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白音锡勒牧场的人口迁入非常惊人。表一和图一为1950到1990年的人口变动情况。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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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