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

[文 / 刘小枫、甘 阳等]

（Page 1/5）   

编 者 按

    教育乃国家与民族文化命脉之所系，中华民族历经多次异族入侵劫掠及本土内乱相残而不坠，端赖一般国人对教育之重视。

    今国力渐强，政府注资高等教育之力度亦见增进，况大学屡屡扩招，受教之众，前所未有。于此情势，倘教育方针有误，不仅虚掷公帑，并且误人子弟，遗祸未来。

    有见于此，本刊邀集国内先进，聚首滨海南沙，以“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为题，抒发高论。是为“首届开放时代论坛”。

    以下内容，乃据2004年11月6、7两日会议之录音整理而成，刊布于此，尚望读者诸君参与探讨。

图片说明：首届开放时代论坛（2004年11月6至7日，广州南沙）

李萍（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通识教育需要制度支持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国家的社会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某些领域得到的指标，是一些发达国家用两三百年才做出来的。客观地讲，虽然外在的指标是一样的，但后面支撑的东西却不同，这给中国的教育、文化、学科发展带来很特殊的问题。

    我十二年前去美国作过访问学者，去年又到美国去，就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作过一些讨论。在美国，像临床医学、法学、管理学科，这些学科没有本科生。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这后面有一个对教育理念的理解问题，不是懂得法律条文就可以当法官的，所以需要人文和科学的一些很厚实的基础，然后有某些专业的涉猎之后，你才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来。

    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原来的教育基本上是单科教育，高中就分文理科，这是因为我们要补我们以前拉下的那段路，这可以理解。但等到我们花了二十多年走完这段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如果对我们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将来的后患会是非常大的。

    我这次特别去看美国的Liberal Arts College这种学校，它的本科培养比我们的研究生培养还要精英。我们现在研究生还上大课，它的本科生上课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讨论式的，不像我们，一大堆学生，老师讲完就走了。

    我经常担心我们的教育对不起学生。一些有历史积淀的大学相对还好一点，至少学术良心还在。现在有很多学校真的很随意，市场说法学好，就办一个法学院——有多少法学老师？有多少人可以作这件事情？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过。那些学校你看它的名称叫得很好听，什么学科找工作是畅销的，马上就有那个学科出来。我心里非常担心，觉得教育这样走下去非常危险。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么多知名的学者来讨论教育问题、关心教育问题，实在是教育到了不得不关心的时候了。

    前段时间有人对大学分部级等级别提出疑问，因为你一旦进入这个系统，就会按照行政的想法来考虑问题，毕竟大学和政府要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各自有不同的规律。

    我们谈“通识”其实只是关于人才培养的一种理念，但如果我们的教育没有总体的定位和制度支持，“通识”也无非是增加点花样而已，并不能解决本质的问题。

梁庆寅（中山大学副校长）：教育经费增加但教育环境仍需要改善

    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众所周知的那些年，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作学问的自由的，作了还可能出错，甚至给你戴个帽子；现在不一样了，学术自由越来越多，而且政府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经费支持，在这种好的环境下，我们有时却发现不知道怎么作学术研究了，因为有些管理体制、评价指标会使你整天疲于奔命去申报这个、申报那个，要申报的东西太多了。虽然经费增长了，大氛围也变好了，但是却不容易安静下来研究学术了。基础性的、更深层次的、需要较长时间的课题是受到了冲击的，教书育人也难以细思量了。这些现象我觉得已到了应该重视的时候了。

    今天谈的通识教育，我们学校也作过几次讨论。现在说法也不一样，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生命教育、全人教育，包括我们说的素质教育，有多种提法。尽管内涵有些区别，理解上也不太一样，但目标应该说是一致的，就是不想培养知识面很狭窄的单面人，而是要培养多面的、学科交叉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兼备的人。

    我们倾向于采用博雅教育这个说法，想成立一个机构，在不同院系挑选一些专业学得比较好，对博雅教育又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在他们的专业课之外，另外再上一些课，增加一些活动，教学方式上也作一些变化，培养复合型人才。例如培养既懂经济，又懂法律、又会管理的人。这事已经在计划了。有一次谈起博雅教育，刘小枫提醒我博雅教育也好，通识教育也好，千万不要浅层次，博雅教育应该是读经典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建议。

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通识教育八疑

    我想到八个问题，就是“通识教育八疑”。

    一、半世纪来中国大学不断“改革”，何以至今没有出现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二、假如“通识教育”，意味着不分学科，在大学阶段把人文教育置于首位，那末自唐至清的科举教育体制，岂非堪称完形？而清末民初的历次学制改革，都把废止强迫性的经典教育当作重心，岂非自始便走入误区？

    三、假如美国的大学教育，是“通识教育”的楷模，那末上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教育家和主流大学决策者，越来越多是留美学人，却对美国式“通识教育”，普遍表示冷淡，在实践中不予采纳，又是为什么？

    四、假如说现在需要在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旨在使大学“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看作“一流大学”的所谓标志，那末何必学美国？五十年前学苏联搞大学改革，强调任何院校都必须把当前政治服务定成方向和目标，至今统一规定的政治课程仍是所有学生必修的“通识”内容，又何必另行“改革”？

    五、假如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通识教育”，那末美国岂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美国的民主体制是否已经变质，它的市场经济遵循的仍是西方民主传统的基本逻辑，这能成为教育中国大学生的“通识”吗？

    六、假如说为了弘扬中国独特文明，重倡中国传统美德，必须配合以“通识教育”，那末梁启超早在清末便已概括其精义，即“开明专制”，所谓“与君言仁政，与民言服从”，可是百年历史不是也表明它始终止于理想吗？

    七、假如说由于缺乏古典的历史语言文化的“通识教育”，致使如今大学生的人文品质急剧降低，那末仅仅咎在大学教育吗？谁都知道影视报刊等大众传媒，早成民众接受文化教育的主要信息源，而这类信息源均受主管部门的严格控制，包括网络媒体也不可冒犯“宣传纪律”，可是大量的古装片、清宫戏，公然糟蹋历史，践踏传统，诲淫诲盗，污秽下流乃至将历史公认的暴君独夫颂扬为“英雄”，甚至使文科学生也对反清革命有没有必要发生怀疑，这不都是影视等媒体制造的效应吗？到底谁该替青少年一代数典忘祖，负有主要责任？

    八、假如说由于大学教育过度专业化，不利于培养富有创造力的复合型英才，必须导之以“通识教育”，那理由不也似是而非？每个大学老师，只要不用脚底皮思维，都知道从院系调整到高校合并、升格、扩招，真正的专家都没有发言权，在位长官的权力意志不容违背。在这方面，美国倒值得称道，但可称道的不是它的“通识教育”，而是它实践了“科学无国界”的自由精神。倘将它教育系统的缺陷，当作中国大学改革的取径，岂非舍本逐末？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以专业教育达成通识教育

    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做教师的人，应该如何去看待教育内容与学生思想的关系，这牵涉到教育的本质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假定人的头脑很笨、很机械，我们教学生什么，他们就只会做什么？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我们不教的东西，学生是自然就会的；很多我们努力去教的东西，他们是怎么也学不会，或不想学会的。所以，是不是希望培养出一个很博雅的人，我们就只能用课程教学的办法，一个科目一个科目地教他？这是应该想一想的。

    大学教育其实包涵了一个悖论，这就是，大学其实是通过很专门的专业教育，去达成通识教育的目的的。大学与中学的本质差别，就在这里。我们办了大学，分了科——分科不是像苏联的教育制度下教每一个学生“手艺”，是教在某个专业思想领域里面，如何想问题的非常专业的方法，在大学的环境中，学会这个领域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就自然地变成比较博雅的人。大学教育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教育的主政者不懂得这样辩证地想问题，就试图用改变课程的办法来达成通识的目的。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去考虑大学与中学、技工学校的区别，好的大学和比较差的大学的区别。好的大学有最好的老师和学生，在一些非常专门的领域可以作最好的研究，有最好的知识传授，教出来的学生自然就变成很有通识的。要相信人的头脑是可以作这个转换的，不用我们那么辛苦地做这些塑造的工作。我们要多想一点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变得比较博雅一些，那么，通识教育应该做的事情，是教学内容的变更还是教育方法的改善？是不是找一些其实很蠢的老师，上一些看来很广博的课程，学生就会变得博雅？这个是要想一想的。一提通识教育，就老是在课程设置上折腾，其实这不一定是关键所在。如果不是像上政治课那样，200个人一个班，而是20个人、30个人（甚至更少）一个班，因材施教，互动式教学，有讨论，有比较多的阅读，有好的（就是在学问上有“通识”）老师，用比较多的可以让人的头脑变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来教学，不管上什么课程，学生都会变得有“通识”一些。所以，我以为通识教育不一定是课程设置的问题，而是怎样教学的问题。

    今年七月份我与中山大学的几位教授去过俄罗斯，应邀考察圣彼得堡大学和美国Bard College 合办的一个博雅教育学院，叫Smolny College of Liberal Art and Science。我的感觉，这个学院是在大众教育的背景下作精英教育。在博雅教育的理念之下，学生会去修一些很专门的课，他们用特别的面对面教学的方法、专门的教材来进行专业的教育，每个班的学生很少，只有15人左右。通过这些专业课的学习，确实学了一些很有通识性的知识，培养了博雅的素养。这样的通识性教育，是为了培养社会精英的。所以，有关通识教育的很多基本理念，要再好好想一下，通识教育是不是可以不是大众的，而是精英教育。这是我要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不是每一个大学生入学后，第一、第二年都要去上大课，然后才分专业，也可能反过来，每一个学生都先有专业，专业学习成绩非常好的那些学生，再被选拔出来，进入“博雅学院”，以新的方法接受另一个学科的专业教育，也许这样也可以培养出通识的、博雅的社会精英和领导者。我所在的中山大学正准备开展这样的尝试。通识教育可以成为精英教育的一种方式，而不必然是属于大众教育，也不必然带有“小资”的情调。

    关于大学改革，无论如何，今天中国大学的情况确实不能尽如人意，改革还是要深化下去。问题是，要多想一想大学和社会的关系。我觉得，目前中国大学改革的关键，是好好处理大学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在大学内部瞎折腾。这是我想讲的第四个问题。说的更直接一点，目前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让中国的大学大变样，这就是削弱教育部分配大学财政资源的行政权力，削减到每年只分一次钱。现在好大学的钱并不少，据说，中山大学去年的财政总规模已经是17亿多。问题是，各个大学不是通过日常性行政管理的制度化方式拿到这个钱的，不是每个财政年度一开始，大学就知道今年自己可以支配的经费有多少。现在大学要得到资源，是要通过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工程”等名目，到北京去“跑步（部）前（钱）进”，去看司长、处长们的脸色，揣度他们的心理，同官吏博弈，跟同行厮杀，最后才拿到这笔钱。其实，这个社会用在高等教育上的资源就是这么多，而取得资源的过程，是目前妨碍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这些财政资源本来就是纳税人的钱，既然是国立大学，按照一定的规则，直接把这笔钱拨给大学用就可以了。但现在不是这样，要花费学者很大的精力和巨大的行政资源，最后拿到的，还是这么多钱。这中间花费的成本难以计数。我觉得，大学内部的改革，只要顺理成章就行了，因为高等教育有内在的规律和驱动力，教育发展到了某一步，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其适合解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大学是为了迎合上面，为了争夺或“弄”那些不确定的钱，而去做所谓改革的，结果把内部折腾得非常痛苦，弄得好的教师天天填表、开会、坐着飞机满天飞。在中国大学做一个好的研究的外部环境，我的感觉是越来越麻烦，而非越来越顺畅。

[下一页]

责任编辑：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