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东亚”论述的视域

———走向开放性区域主义的几个尝试

[文/马场公彦]

[内容提要]东亚固有的历史性乃来源于三重霸权结构，即：前近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而包含其周边地区的华夷秩序，近代由殖民帝国日本发动的殖民主义，以及二战后在美国霸权下的冷战格局。这些因素相互缠绕遗留了包括强弱、优劣、大小、主从等关系在内的位阶结构。如何从那里摆脱出来的问题构成后冷战时期现代亚洲的动力。 

Abstract： East Asia is the historical outcome of a threefold hegemonic structure, i.e., the hegemony of the Chinese empire over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pre-modern times, the hegemony of Japanese feudalism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cold war. How a post-cold-war Asia can emerge from such a stratified structure is a pressing problem that confronts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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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言：作为对抗话语的亚洲

　　一百年以前，即1902年，冈仓天心第一次游历印度，在当地撰写了《东方的觉醒》一文。我想从引用其中一段文字来起稿。

　　亚洲的兄弟姊妹们！

　　我们长久彷徨于理想之境，现在让我们再次觉醒于现实吧！我们一直漂浮在无感动的河流上，现在让我们再次站到苛刻现实的岸边吧！我们以前自诩水晶般透明的抑制而彼此孤立，现在让我们融合在我们共同的悲惨的大洋之中吧！西方那颗于心有愧的良心，时而招徕了黄祸的幻影，那么，让我们将东方静穆凝视的眼光投向白祸吧！我并非要呼吁诸君使用暴力，而要呼唤男子汉气概。我要呼吁的是自觉，而不是攻击。

　　欧洲的光荣，乃是亚洲的屈辱！①

　　冈仓的“亚洲乃一体”（《东方的理想》，1903年所刊）一语意味着遭受欧洲人迫害和支配的亚洲各国各民族赖以对抗欧洲的地区统一性。他以此呼吁亚洲人民团结一致抗拒欧洲的压迫和威胁。在这里，他勾画了掌握近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霸权的西方文明压迫亚洲各民族的图式———今天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图式（亨廷顿）。于是，他以激烈的口吻呼吁亚洲内部“文明间对话”：以相隔喜马拉雅山脉接壤的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为首的，各自任其分散的亚洲各国，现在就要团结起来，携手向西方世界展示出自己的文化优越性。

　　一百年之后，即2001年，联合国回应伊朗总统哈塔米在四年前所呼吁的“文明间对话”，将此年定为“文明间对话年”。此词针对来自西方世界的，认为伊斯兰文明威胁着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文明的冲突”理论而发，要求全世界消解不同文明之间的敌意或敌对关系。

　可是，是年9月，信奉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发动了“9·11”事件。事发后，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在美国议会高喊：“支持恐怖分子，还是支持我们？”在另一方面，哈塔米总统在两个月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谴责狂妄恐怖分子的愚昧行径，同时，还主张美国的报复行动是对阿富汗人民良知之声的充耳不闻，而强调文明间对话的重要。但是，布什总统经过轰炸阿富汗“成功”之后，在次年2月的国情咨文报告当中，展开了包括伊朗在内的“邪恶轴心”论。
早在60年前，即1942年，代表京都学派的哲学家高山岩男刊行了《世界史的哲学》。下面从此书引用一段：

　欧洲世界对非欧洲地区的无边际扩张，亦即西欧式的近代资本主义、西欧式的机器技术、西欧式的近代科学、西欧式的个人主义法制以及西欧式的政党议会主义等等的欧洲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普及，还有伴随之而为之作铺垫的对非欧洲地区的殖民化统治趋势，近代世界史竟然成立于如此惊人的事实之上。世界欧洲化的滔滔浪潮，以此为基础，欧洲世界历史乃是世界史的观念之成立，这无非是世界史上的近代事件。与此同时，这毕竟也是近代事件，已不能称为现代事件。世界史就是欧洲世界史，除欧洲世界史之外，没有别的世界史，这种观念已经开始出现破绽，当今的世界史事实正是如此。而为这一世界史的转换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者，便是我们日本。（こぶし书房2001年版，第87至88页)

　　翌年（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制定了以殖民帝国日本“为了顺遂大东亚战争，进一步整理强化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诸民族之有关策略机制”为内容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高山好像要与其国家策略相呼应，主张经“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的日本在1933年退出国联标识着其“超克”欧洲近代世界史。退席国联大会的时任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是鼓吹“满蒙生命线”论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一事实也在提出基于广域圈构想的新国家观念的意义上给高山的立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从高山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包括东西方的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统一的历史的世界”，也是如实地体现“由于此次大战，欧洲近代的原理完全表现出了其破绽”（第376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事实的一个事件。高山把现代历史世界的多元性架构作为理念提出来，倡导一种历史哲学：由不同的国家意志组成的充满异质多样性的特殊历史在现实上转变成带有同质统一性的普遍世界史，近代国家从而转变为现代国家。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现代世界史的成立？依我看，现代世界史的成立不外乎亚洲新的自我形成活动，以及受其刺激而开始的欧洲新的自我形成活动。亚洲和欧洲都要继承使世界欧化的近代欧洲，而各自形成新的亚洲和欧洲自身，我认为，这便是现代普遍世界史所成立的意义所在。（第360至361页）

　　据高山所述，此普遍世界史成立的原因在于欧洲因殖民统治欧洲外世界而产生的依附性，以及亚洲对欧洲的膨胀采取的抵抗，而且主导这种抵抗的便是日本，日俄战争的胜利乃其契机。

　　在高山《世界史的哲学》刊行的时候，《文学界》杂志（1943年9、10月号）主持了一次叫做“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由“日本浪漫派”、“文学界同人”、“京都学派”三派组成的十三个人出席。会中，京都学派将世界史的统一理念作为超克近代的历史哲学理论专门提出来，由此而使大战正当化，也为殖民帝国日本提供了国家原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东亚革命”克服了近代欧洲所垄断的特殊的世界史，并为创造新的世界史原理提供了契机。例如，西田几多郎的“全体的一和个别的多之矛盾的自我统一”理论体现为以皇室为轴心的“八紘为宇”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世界新秩序原理；田边元的“种族逻辑”成为了“东亚协同体”广域圈的理论支柱；三木清的“协同主义”使“东亚新秩序”正当化。

　　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在阅读该讨论时发现，特别是京都学派通过“扬弃并统一东西两个文化的并存和对立”来寻找“世界史的统一理念”的意义没有从今天的视角得到充分的反思，夸大日本所谓“经济大国化”等的成功经验而主张由日本主导“超越近代”的浮躁论调断断续续地出现，他对此感到思想上的危机，撰写了《“近代的超克”论———了解昭和思想史的一个视角》（1980年，朝日出版社；1989年，讲谈社学术文库）。

　　贯穿着“近代的超克”讨论的一个基调是日本主导的扩张主义主张。这因为与拥护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论调相连结，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被认为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而似乎被葬送掉了。但是，在二战后，要超越欧洲主导的近代的主张本身仍然作为散布自卖自夸似的大国主义的一种风气，一朝有事就反复苏醒过来。

　　并且，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进展，这位已到晚年的广松先生，如同京都学派的亡魂附着在身一般，在《东北亚应扮演历史主角———论以日中两国为轴心建立“东亚”新体制》（《朝日新闻》1994年3月16号晚报版）一文中，展示了主张“东亚新秩序”的“近代的超克论”。
我想到了这五百年来的欧洲中心产业主义在此从根本上受到了重审。

　　我并非要简简单单地提倡亚洲时代。全世界趋于一体化。但历史上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暂且不论将来如何，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东北亚不能不扮演主角。

　　美国一面随地排污似地挥霍美元，一面扮演吸收需求者（absorber）角色的时代即将过去。日本经济只能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到亚洲。

　　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曾经是右翼分子的专利。他们把日本的帝国主义置之不理，只强调了与欧美的对立。可如今，历史舞台已经旋转了一大圈。

　　要建立以日中两国为轴心的东亚新体制！要建立以此为前提的世界新秩序！我认为现在反体制左翼分子可以把之———包括从根本上反思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在内，当作共同的口号。
一读《“近代的超克”论》便可知，广松并没有要全盘否定1942年的“近代的超克论”。还不如说，从中摘出超越近代局限性的某种积极意义的倾向更显突出。然而，他在刊行《“近代的超克”论》的当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主张建构东亚广域圈。只看报纸上的短文，难以窥见广松撰此文的用意和《“近代的超克”论》的立论之间的契合性。更何况该文属其最晚年所作，今天无法让他自己来为此作证。

　　总之，我在此要确认：不同的时期遭受不同方式的压迫和损害的地区，根据当时的时代思潮，被拿出来当作超克或调停对立的对抗因素，不管对抗欧洲还是对抗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亚洲这一词语自从近代伊始直到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单是一个区域概念，而且命定地蕴涵着针对外在对立势力的一种对抗理念意涵。

　　笔者曾经着眼于日本出现历史问题并在东亚地区产生影响的现象，对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后冷战时期所经历的脱殖民化（decolonization）和脱冷战化（de-cold war）过程进行过分析。②可谓其续编的本文，鉴于广松东亚新体制论所象征的，回归东亚区域主义的气氛凸现在加速进展的全球化趋势笼罩全世界的后冷战时期的状况，对众多民间学者、评论家的东亚论述进行分类。并由此进一步思考以霸权的争夺为背景的对抗性话语仍然凝结在亚洲观念上的意义所在，探讨能够摆脱对抗性话语的另一种话语萌生的可能性之有无。

二、作为认识空间的亚洲及其两难

　　亚洲是什么？溯其原义，乃抽象地表示希腊世界遥远的东方“日出处”的亚细亚这一未为人所知的东方世界，只是由西方人外在命名的一个称呼。始于15世纪西方（the West）殖民统治非西方（the Rest）的西力东渐浪潮，到近代，波及到了该地区。但在此时，对亚洲人来说，亚洲概念仍是在其经历近代化的过程中，由外部设置的一个参考架构。寻问亚洲意义的活动便是经过观察照在叫做亚洲的镜子里的自我来加深自我认识的活动。因此，经过此活动来获得的亚洲认识空间，归根结底，就等于将自我认识的假象扩大到亚洲大小的相似形。

　　但是，经历近代化以前的亚洲，并没有统一的具有实体的区域概念，也没有必要具有作为亚洲的自我认识。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大国都是拥戴皇帝的帝国，从统治的实际形态来说也好，从其文化优越意识来说也好，都是公认的中枢国家。她们没有必要设定上一层的区域概念。因此，很难说亚洲概念得到了充分的对象化。在另一方面，对文化上政治上依附于那些大国的周边地区来讲，譬如像中华世界这样的广域概念总让她们更强烈地意识到以优劣排序的位阶机制。其中，日本率先摆脱了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西岛定生所谓“册封体制”（“脱亚”），而作为近代统治理念采用了来自西方的国民国家体系（“入欧”），并作为新霸主（hegemon）君临于近邻地区，蜕变为殖民帝国日本。经历了宗主国日本殖民主义的东亚概念伴随着支配/被支配、加害/受难等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和难以愈合的伤痕，内里刻下了充满苦涩的意涵。结果，该地区“历史上的紧张关系”一直拖延到今天。

　　竹内好曾经说过：“我认为固定亚洲主义为一种范畴的尝试必定要失败。亚洲主义具有歧义性，搜集并分类的定义再多，你也不可能从中捕捉到可适用于现实的某种思想”。③

　　山室信一的《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基轴、连锁、投企》（2002年，岩波书店）是为试图正面回答这无法界定的亚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精心撰述的一本著作。随着全球化进展，一方面欧美文化标准和美国中心主义（Americanism）等的单一价值观念几乎要笼盖全世界，一方面与此种普遍化趋势相反，有一种回归于区域化，对抗全球化，而强调亚洲价值论的地方化或曰区域化正在出现。那么，亚洲这一地区特有的品性又是什么？亚洲作为一个对抗价值在何等背景下形成出来？这些对“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的根本性问题构成了山室这本巨作的主题。

　　山室在亚洲面对近代化的实践课题而被迫引进的近代文明、与西方种族主义的对抗、民族的创立等的基轴上发现束扎亚洲概念歧义性的凝聚力所在。西方知识系统（西学）通过近代教育体系和出版业等的途径作为“东学”流通开来，在整个亚洲范围里被接受而广泛流通。亚洲这一文明一体化感觉由此而得到自觉。山室通过分析其感觉连锁的实质面貌，复原亚洲认识空间的扩张轨迹。亚洲的实体化概念在外交、贸易以及对外言论活动等场合酝酿成为区域主义，他也把其表现方式理解为叫做亚洲主义的投企现象。

　　尤其在其富有创意的思想连锁理论，他指出亚洲各国整合国民表面上看来旨在追求作为“国粹”的“固有化”，但仔细比较分析则可看到亚洲思想空间的连锁方式伴随着作为“亚粹”的“类同化”，孕育向欧化看齐的“欧粹”的种子。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亚洲价值只是被定位为西方这一普遍性思想资源的拥有者内部的特殊性小拥有者，其局限性就在这里。而且，我们也在此可以指出东亚近代化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双关性：亚洲的表层附着着“国粹”的固有性，看上去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或对立更显突出，但其背后镶嵌着“亚粹”、“欧粹”等的类同性却总束缚着她们，并为形成连锁的亚洲意识提供契机。

　　其实，亚洲的类同性伴随着取决于文明开化先后的一种优劣意识。因此，连锁在这里的亚洲意识并非只带来团结意识和相互融合的情感。“亚洲乃一体”话语背后隐藏的对抗性难局就在于此。近代化的过程中“国粹”、“亚粹”、“欧粹”等的文明纯洁性和固有性被强调，更为复杂的是，有一些没被认为是“粹”而从官方的国家建设叙事排除掉的渣子淤积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各式各样的层累空间。我应该指出，这些渣子在现实中作为一种民族情感———对其他民族的蔑视或敌意的尖锐表现，喷发为霸权意识，阻碍亚洲自由共同空间的扩大。

　　如上所述，“亚洲是什么”的问题隐藏着“两难”：反映着多样且扩散的该地区历史实际，陷入不可收拾的自相矛盾。可以说，孙歌所撰《亚洲论述的两难———寻求知识共同的空间》（2002年，岩波书店）通过各民族的历史性“感情记忆”这一肌肤感觉来剔抉出了围绕亚洲概念意涵的不整合且不对称的层叠结构。

　　另外，姜尚中的《迈向东方主义的彼岸———近代文化批判》（1996年，岩波书店）指出现在的东亚各国都有一个共同来历：近代以后，她们都在支配—被支配的两国间关系中刻下殖民主义记忆而建立起来。他将东方主义解释为系统叙述使西方对落后亚洲的统治合法化的普遍主义文明逻辑，进而指出，近代日本在东方找到了日本的起源认同，并通过把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反转为源自日本的西方主义，使其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合法化，培育一种帝国意识———对亚洲的“未开化”意象及蔑视感。姜所要批判的“近代文化”是指突出表现在此等日本式东方主义上的近代支配性知识系统。

　　山室强调指出，近代日本正位于围绕“国粹”、“亚粹”、“欧粹”的“知识接合点”，而起到了将“西学”转换成“东学”而回流到整个亚洲的知识线路的接合作用。从位于接合点的日本来看，亚洲认识空间由于亚洲支配区域和日本人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张，日本也根据具体的军事作战、统治的实际情况、通商活动等因素，筹划相关调研工作并使相关知识制度化。山室在其“围绕亚洲空间的认识之扩张及变质”（《亚洲新世纪1·空间———寻思亚洲》，2002年，岩波书店）中指出：在亚洲得以扩大而形成的可称为“东洋学”（日语中“东洋”表示“东方”———译注）{3}的亚洲研究体系包括伊斯兰研究、蒙古及西藏研究等等，所体现的亚洲认识地图涵盖面极其广泛。他说，此知识系统“是与如何定位亚洲空间、使某个地区成为某个地区的整个世界结构是什么的问题密不可分”（第54页）。

　　日本也有过为受到西方压迫的亚洲各民族树立榜样的选择，但她却与西方一体化而从亚洲脱离开来，并侮蔑亚洲。因此，日本至今还受到亚洲猜疑的眼光。从日本作为知识环流的接合点的定位来看，以日本为接合点的亚洲认识所留下的知识遗产，虽然是其他亚洲国家所共同拥有，但对受到殖民统治的民族来讲，这又是使日本殖民主义合法化，而为其殖民统治政策提供依据的负的遗产，所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应该否定掉的遗产而受到封锁。

　　二战后日本的亚洲研究对殖民主义和侵略进行反省，同时又受到以美军为主的占领军的占领政策，因此，试图把原来作为大东亚的亚洲意象转变为分割成各个国民国家的，作为独立与革命主体的亚洲意象。在那里，一方面学者很自觉地对亚洲民族主义产生共鸣，一方面由于冷战下东西对立格局的介入，亚洲根据美国的远东战略被涂改为“远东”或曰“亚太”的战略性地区概念。这样，亚洲研究作为针对各个国家进行的区域研究成果的积累而被对象化。
在全球化进展的今天，二战以前的“东洋学”体系作为创立亚洲认识空间的先例，逐渐成为反思的对象。拆掉“东洋学”的封口而对之重新加以研究，并甄别该批判的和该继承的，这恐怕是必然之势。我们应该关注日本的亚洲研究在此过程中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作为亚洲的自我，而如何面对那些遗产。

三、作为功能的亚洲

　　如果根据某种世界认识来界定亚洲空间的范围，那么它对应于不同时代的不同全球格局，必然会伸缩：近代以前的“唐—天竺—本朝”三国观念，二战前以日本、朝鲜和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观念，还有二战期间的对之加上“满蒙”和“南洋”的“大东亚”观念。到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由于东西对立的世界秩序，日本被定位为“远东”，而“东亚”的认识空间被限定于日中、日韩、中朝的两国间关系，因此，“东亚”认识空间事实上已经云消雾散了。而且，中韩、日朝、朝韩之间的关系由于绝交或者国家的分裂，在官方领域上，连存在的余地都消失了。亚洲只存在“东南亚”、“南亚”以及相对于“远东”而称的“中近东”等贴近于从欧洲观看的方向感觉的区域概念，这些都被切割成不会相混淆的小块，人们也把它作为一种心像世界而接受。

　　后来美国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如：由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国家体制的转换，其敌人即共产主义阵营消失了；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打败了伊拉克，以美军为主的北约部队对南斯拉夫（波黑和科索沃）进行了轰炸；还有，在军民转换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尖端科技，推动了金融技术（FT）以及信息技术（IT）领域的革命等。这些使美国站到了世界全球化的主导地位。结果，美国对内对外都保持了其以卓越的军事、经济、技术各方面的力量为后盾的绝对优势，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确立了其霸权地位。

　　冷战后，东亚共同空间作为与美国单极霸权相对抗的空间，逐渐崛起。如果我们注意到与不同的功能性侧面相对应的东亚论述的种种类型，则可以勾勒出东亚寻求新的定义而开始摇摆的种种现实面貌。

　　第一个侧面为作为经济圈域的东亚。1997年发端于泰铢对美元贬值的金融危机，转眼间就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采用浮动汇率而过分依赖短期流动资本的韩国等东亚地区引发了经济危机。这些国家为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接纳了紧缩财政等的解决方案，但反而导致了通缩压力下的经济不景气，因此又转换策略，采取了加大财政投入以及阻断短期资本流入等限制金融自由化的相关措施。这些政策转换奏效，她们都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实现了V字型的经济复苏。结果，摆脱全面依赖华盛顿共识而再次加强区域内广泛经济联系的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变得更为显著。

　　具体而言，在金融危机之际由日本提议而因遭到美国反对受挫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到了金融危机平息后，由于东盟“10 ＋ 3”的发起以及货币交换协定的实施，又以别的面貌苏醒过来，该地区内迈向建立共同货币体制的讨论愈加活跃起来了。另外，有关在东盟“10 ＋ 3”的区域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设想的外交谈判正在进行，并为其实现取得了初步成果。而中国，通过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大胆引进外资等的措施，已经与世界经济接轨，正在增强其作为“世界工厂”、“世纪市场”的影响力。该地区将中国纳入为和日本并列的另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列，进一步加强内部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机制。④

　　森岛通夫的《日本能够做什么？———建议建立东亚共同体》（2001年，岩波书店）鉴于上述东亚地区的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提倡借鉴欧盟使用共同货币的成功，不依照美国全面开放市场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式，顾及该地区内部发展水平的很大差距，而建立东亚共同体（EAC）。他所说的东亚共同体的具体构想为：东亚各国联合组织一个经济共同体，利用覆盖整个东亚的信息网络，并使其总部（首府拟设在冲绳！）拟订交通网络的建设计划，再使各国民营企业承担建设工程。在那里，现有的边境已被打破，重新划为十个地区，每一个地区都有一票可行使其决议权利；区域内关税被废除，设立共同货币，而实施共同的财政政策和税务制度。森岛大胆预测，其设立将会促进广域民族认同和共同社会意识的强化，该共同体随着发展成为东亚联盟（EAU）而自然消亡。

　　他除了希望该共同体能化解僵化亚洲内部对立和分割格局的国家主义之外，还希望它使日本人对横亘在历史问题根本处的天皇制度的忠诚变得相对无效，使日本人克服作为岛国民族的对中国的文化自卑感，也希望为构成东亚安全不稳定因素的台海两岸关系这一死胡同找到一个突破口。他的构想旨在给亚洲带来统一与和平，是一远大的广域国家构想。

　　原洋之介的《新东亚论》（2002年，NTT出版）从要对抗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而促进东亚地区统一的角度，一方面继承森岛的共同体构想，但一方面又对他把东亚当作既定的单元来出发的设想提出质疑。他所主张的东亚经济统一模式既要尊重各国受历史条件制约而积累下来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也要在“确立各个国民国家分权并存的体制”（第222页）的基础上，寻求建构不破坏多样性的“缓和的多层多边合作方案”（第223页）。

　　第二个侧面为作为文明圈域的东亚。原洋之介是根据在本文开头提及过的高山“历史世界的多元性”而立论的。他认为在东亚找不到既定的“文明共同性”。在这里，他明显地参照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式的，在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日本文明之间划定界限的比较文明论观点。他在讲东亚内部的文明多样性和非整合性时所依据的是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中央公论》1957年2月号，刊登时题目为《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以及对之批判继承的川胜平太的《文明的海洋史观》（1997年，中公丛书）。他也指出这两个重视生态学因素的发展体系之间的差异。

　　根据梅棹的生态学模式，由生态环境因素决定的日本文化形式在亚洲范围里较为特殊，更接近于英国、法国、德国等的西欧国家。川胜的海洋史观虽然继承了梅棹模式的“脱亚”性质，但认为梅棹模式偏向于陆地文明，把它纠正为着眼于环绕欧亚大陆的海洋交易圈的一种发展体系理论。据川胜所述，近代文明产生在位于东西两端边疆地带的日本和英国这两个海洋国家，亚洲由“非亚洲”的日本来带头，在西太平洋的沿海地区形成了“丰饶的新月弧”。这宣告，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本位的旧文明转变为分布在太平洋两岸的小海域和周边内陆世界的小单元相联网的以海洋为中心的新文明。这里的区域概念已不是“亚洲”，而是“亚太”，川胜认为“亚洲”概念将来会消失。

　　我们可以说，川胜的设想不把近代亚洲的现实面目简单还原到针对西方冲击而说的冲击—反应模式，而着眼于从前近代过渡到近代的连续性。亚洲各地区、各民族的近代化路程，从内在于亚洲的视角来看，自然被视为多元的，因为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前近代社会结构。在此意义上，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年，东京大学出版会）是把近代中国作为继承并蜕变前近代中国特有的结构的结果来重新对之进行分析的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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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