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
时间：2024-01-15 录入：张工
编 者 按
第二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23年10月14日至15日在吉林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了持久动力和深厚沃土。如何用历史的、比较的、实践的眼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和知识生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概念化、理论化、知识化，既是破解当代中国发展之谜的关键，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探索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为构建现代化新范式提供了中国经验。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既需要合理的学术分工，也离不开跨学科、融学科的交流与合作。研讨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知识生产的可能路径和有效方式，将推动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转型。
本组笔谈由发言人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扩充而成。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报告内容未能收入。另有部分发言人提交了论文，本刊将择优陆续刊出。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个文科学人如何面对中国的现代化
一
我不习惯，甚至害怕，现代化与知识生产这么宏大的问题。我习惯从琐细处，从边边角角，甚至是鸡零狗碎中，发现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问题，讲点道理。
甚至我不觉得文科，包括社会科学，生产的都是知识。其中肯定有知识，能启发人，值得传承。但不是启发人的就是知识。许多民间谚语就很难说是知识，除非你明白其中道理。甚至，我对《论语》和其他许多经典也是这么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知识吗？也算，但更多是告诫，是规矩，要人记住，照着做就行了。我的经验也告诉我，但凡需要铭记的，往往是因为不懂其中的道理，真明白了，就不会忘记。能不能做到，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我是了解社会生物学后才算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再将之当成一个道德信条。当年我曾很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才发现，抽象来看，这就是强调社会角色的责任和相互协调。即便如此，别忘了《论语》中仍有许多不是知识。“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是知识吗？骂人就是骂人，尽管在物资注定且永远稀缺的早期农耕时代，这话还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其实一直有偏见，重理轻文。但偏见不是偏见的结果，偏见也有其根据或理由，就因为我很在意中国的现代化。讨论近现代中国的法治变革，从宏观到微观，我都没法不谈中国革命、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这也不是选择，就因自清末以来中国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现代化。要讲清（或我认为的“讲清”）当今中国的诸多法律制度变革和麻烦，不可能不注意这个时代背景。但缺乏足够的自然科学知识，我最多也只能“事后诸葛亮”，回头看看来路，没能力展望、预测和应对。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变量实在太多，许多还在路上，有些也许刚刚萌芽，变量互动的长远影响究竟如何，真不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就足以产生务实有用的知识的。天不变，道才不变。个人的学术研究真要面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而不只是文字演绎相关文件的要点，即便胸怀理想，加恪守学术，也远远不够。
而且，尽管知道“价值无涉”，甚至就因知道，我更没法假装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价值无涉了。我的存在塑造了我的前理解或前判断。哲学阐释学告诫的认知的阐释循环对我毫无帮助，也许我的视野扩展了，但我的判断仍是那么不可救药。最残酷的真实不讲逻辑。
这与知识生产或学术的品味无关。我其实在意的从来都是“有没有意思”，“是否好玩”，在学术研究上我一直是兴趣主义。不幸的是，但也幸运的是，即便从很政治的问题，我也能察觉并拓展自己的学术兴趣，或相反，从纯学术甚至艺术的问题，也能察觉其中的政治功能或意味。
没人认为书法会与我的法学专业有关。我就是凭直觉判断，然后在文章中论证了，书法在近现代被塑造成艺术，看起来也好像是艺术，但在历史中国，其实更多是一个社会机制，其功能是确保大国的“书同文”，确保准确有效的上下交流和各地交流，这与历史中国的“文治／法治”有关。鉴于当代中国人，小学生或除外，几乎都通过计算机输入实现“书同文”，我的结论是：因为现代化，书法失去了其传统的“书同文”功能，在迈向“艺术”的同时，也正大步迈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
说这些话并不离题。在尊重这次论坛主题的前提下，我力求依据自身经验，剖开并展示中国现代化实践可能给我带来的困惑和麻烦，正视并端正我的态度。
二
中国现代化实践不可避免，也应当从各方面重塑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在我看来，现代化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其核心是科学技术大发展。三届和四届全国人大都提“四个现代化”，首先是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而不是抽象的思想文化或人文社科。邓小平后来则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①鉴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可以说，这在中共党内高层是共识。毛泽东一直就是这个观点。在家书中，他叮嘱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惟有一事”，趁年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要谈，“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②“文革”前夕和“文革”中，毛泽东都特别提出改造中国当时的大学文科，甚至明确强调主要是办理工科大学。③针对所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发明火、发明蒸汽机，以及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才是人类历史上几次最大的文化大革命。④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这条路是必须的。从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中，从我们的父辈到晚辈这几代人的生活经验中，也会发现中国现代化正带来各种知识需求和生产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变化。广义的文科，包括理论导向的社会科学，也包括应用导向的如法学、管理学、新闻传播等，变化相当显著。有的学科差不多完全更新了，有的学科名称没变，但原先的知识已边缘化，有的学科甚至变得很接近理工科了，如心理学、图书馆学和考古学。而对于刚升级为一级学科有博士授予权的“书法”，也有攻读者承认社会“存在感”很低。⑤“百度”上如今仍能搜到电影文学剧本的词条，但出版的这类文本消失多年了。我最后阅读的有文学可读性的电影剧本是《阳光灿烂的日子》。⑥如今有谁还会去写作并出版这样一个剧本？影视时代总体而言是拒绝文字叙事作品的。人没变，是技术变了，更易迎合或配合普通人的视觉感官。再过十年，灵境游戏会不会取代电影？人工智能技术会不会令许多演员失业？后面会谈及的“颜值”会不会因此失去意义？
相关科技发展也可能令许多文科学人失业。因为今天有大量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缺乏个人学术创造甚或印记，真的算得上是产品了，只是既有信息的汇集和重组。从理论上看，以人工智能替代这类所谓的知识生产指日可待。美国就有律所用机器人替代法学院毕业生，检索先例，查阅论文，撰写律师建议，更完整、全面、精细、迅疾和靠谱。法学专业教育的前景因此堪忧，时下热门的法学专业学生，此后就业可能有麻烦。关羽为何不骑赤兔，提着青龙偃月刀上阵，就因“宝马没有兵器灵（冰淇淋）”。⑦“ChatGPT”（一种聊天机器人程序）生成的这个段子，令我乐极生悲——打碎了我曾经的疑惑：人工智能，它能抖机灵吗？
我先前认定只有人才能做的事，至少有些，如今人工智都能做。那么，人文社科就有麻烦了：学术对于一个学人还有什么意义？真如两百年前项廷纪的那句名言吗，改一个字，“不为无聊（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这主要是未来学人的问题。对我，这不是个问题。沉淀成本太高了，学术成了我的职业病，即使看穿了，也没法放弃这个呼吸机。此外，眼下人工智能还没走到那一步，还有时间和空间容我苟延残喘。
而且，我还心存幻想。就算人工智能可以完美回答问题，在我看来，真正好的学术或知识生产也首先要有好问题，以及隐含在提问背后的思路。人工智能，还不大可能自动去研究“风马牛是否相及”，除非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许多真有意思、别有洞天或影响广泛的问题，仍可能要有人提出，在最不成问题的地方。而众所周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
这就给广义的文科学人留了一条活路，也是一条正路。这要求我们能提出有创意的问题，去激发人工智能生成相关知识，而不是就某个问题汇集更多相关文献，给出一份更细致的综述和更准确的概括。一个文学研究者在我看来就不该提问：历代作家是如何刻画人物心理的？今天与一百年前相比，作家在刻画人物的心理上有区别吗？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有哪些社会因素、文学思潮或社会理论／偏见的影响？即便人工智能给出一个荒唐的答案，那也可能激发文学研究者提有意思的问题，包括部分借助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去系统研究，得到不一定正确却可能别有洞天的回答。一位历史研究者可能提出：《史记》与《汉书》为什么对某事或某人记录有别，你（人工智能）认为，除作者的随机记录之外，还可能会有哪些因素？宫刑在《史记》中留有痕迹吗？无论对与否，这都会便利研究者继续研究，甚至有可能自动生成或隐含一种全新的思路。许多学术或知识都来自无意的资料勾连或学科勾连。
这就不再是停留于作为过程的研究，而真可能算得上是知识或学术生产，即便未必都有用或好用。
三
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伟大的事业。不仅因为中国是大国，还因为她是地球上唯一经历了文明变迁但不曾中断的大国，尽管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冲击，却通过伟大的革命，创造性地完成了从农耕到现代工商社会的变革。从古至今，中国有许多制度或“文化”相当独特，但我们对这一切很容易“日用而不知”。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艰难跋涉的进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难题，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外交往中，不少人曾崇洋媚外，自我怀疑。在各时期、各领域一直都有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许多时候与对中国经验缺乏自觉，对理论和文化缺乏自信有关。
我不认为仅仅提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就能化解诸如此类的“不自信”。说到底，就全社会而言，最终得靠中国的现代化，只有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才能彻底消解此类自卑情结。我如今也不指望学术研究或知识增加能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以及夹杂其中的各类利益盘算。但中国学人还是可以做点什么，拓展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和有效表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中国人文社科的学术影响。
中国近现代剧变应当令我们明白，“日用而不知”不足以应对今天的国际交流，习以为常不等于理所当然，历史叙述替代不了理论解说。在传统农耕中国还行，那大致是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时代，别说圣人言了，听听老人言也许就足以应对一些人生难题，乃至“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都是一种美德。在一个人均预期寿命30岁上下的农耕社会中，除了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外，个人生活也不大可能有重大社会变化，没法了解远方，自然也就没有远方，也就很少需要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帝力于我何有哉？”能想到国家或皇权为何发生，与我何关这类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问题，那也算是吃饱饭没事干了。社会对这类知识没有多少需求。直到战国后期，才有少数人明白了“乱莫大于无天子”之类的道理，但也只是个断言，不是分析的和理论的，很难称其为可有效传授、交流的知识，乃至我曾愚蠢地仅从字面上理解，进而否定。甚至，至今仍可能有不少读过些书的人不理解，有时还可能是有意不理解，却习惯用，或是更便于用“民主”“自由”之类的概念话语，来批判这类断言。在一个崇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年代，面向社会公众，面对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有许多中国经验需要系统的理论表达。
重新理解和表达我们自己，无论是历史中国还是今日中国，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人和他国，同时便于他人理解。这种理解不是抽象的古今和中西概念、命题或理论比较，而是要把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放在具体时空。只有基于理解，才会有更具现代解说力的中国话语，从而改变近代以来国际学术文化思想交流的中西贸易逆差。在国际交流中，这客观上会有意识形态功能，但不是为了制造和传播意识形态，而是能消解西方流行的普世的意识形态。
例如，我近来察觉和猜想，历史中国的“家”，聚居的同姓村落，并非抽象的农耕的产物。近现代之前的欧洲，也有广大的农耕地区，却从来没有类似历史中国的“家”的概念。促使血缘家族／村落出现，令高密度人口聚居成为可能，并在此基础上早早形成农耕地区的“大一统”的关键因素，不只是中国农耕区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更重要的也许是精耕细作的农业。与同时期的欧洲农业相比，以“种子产出比”为标准，历史中国精细农业的粮食产出要高出几倍。⑧欧洲平原广阔。但在14世纪前，欧洲农耕区的种子产出比一直很低。这意味着，为收获同样数量的粮食，就必须耕作更多土地，为节省时间和体力，以免耗费在耕作路途上，欧洲的农耕者居住必然更分散，很难形成中国式聚居村落——想想《堂吉诃德》《呼啸山庄》或普希金笔下的戈留欣诺村，再想想《水浒传》开头即提及的史家村“三四百家，都姓史”等。这不仅需要诸如教会这类组织来勾连散落田间的农户，形成“社区”。太低的种子产出比还使得欧洲各国长时间的税收成本太高，国王和贵族只能“封建”或称“分权”，或最多也就是个帝国，统一治理根本不现实。如果这一点成立，或可以推断，历史中国“家国天下”中的“家”，有别于今天的“family”，很难说是儒家思想的创造。更可能相反，聚居的同姓农耕村落中父子、兄弟和男女这三大关系，三大难题，促使儒家不得不作出在当时条件下的最佳（无可替代）应对：“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和“男女有别”。
许多中国的或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如果中国学人不能借助现代化提供的开阔学术视野，将信息和学科勾连，作出更合理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就可能被一些西方话语所占据，甚至被长期占据。这种现象就在我们身边发生，有的甚至是我们的智识盲点。近年来，随着西方有关中国的译著增多，“中华帝国”这个概念，稀里糊涂地就在中国变得常态化了。其实，即便清末，查看清朝同外国签订的条约，也只有在日本人准备的《马关条约》草案中称中方为“大清帝国”，其他中外条约，从最早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中方都自称中国或大清国。西方历史上，帝国都是靠军事征伐占领撑起来的，没有很实在、长期和统一的中央治理。而历史中国至少自西周以来一直靠“文治”逐步整合。中原地区会同北方游牧民族打仗，但追求的是，最豪迈的也就是“不教胡马度阴山”。不让你进农耕地区，说白了甚至令人气馁；也会远程出击，但“不破楼兰终不还”透出的仍是“安土重迁”“回家过年”的气息。欧美人借助其预期的（欧美各国）读者熟悉的历史想象和概念来叙述和定位近代中国这个多元一体的大国，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不清醒意识到我们有别于作者的预期读者，不意识到我们阅读时的宽容和理解，相反，以为帝国概念（学术上）更精准或（商业出版上）更醒目，就跟着拿中华帝国说事，那真就是“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弄不好还会被一些国家利用。
还有个例子。基于对历史中国不可能真切了解，也更多基于欧洲历史，当然还可能有德国学人的老毛病——他们特喜欢先造一个先验分类，然后把世界各地的经验横竖都要塞进去，再勾连演绎（可以理解，这也是做学问的一种路数），韦伯用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来概括秦汉之后的历史中国，⑨我们本来一笑了之就行了，一百多年前，怎么能指望一个外国人多了解中国！但在中国法学界，韦伯的一些说法，非但有一定市场，还常被用作标准来评判历史中国“不规范”，有些对中国历史的误读甚至被当成有关中国的事实。只要对中国历史稍微多了解一点，就知道，西周以来一直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后世皇帝对皇亲或功臣时有封侯食邑的，也偶有赏赐。秦以后的中国，总体而言，皇家的财产和国家的财产分得相当清楚，如户部与少府之别，也有“官山海”，官员称效忠皇帝，但从来称自己吃的是朝廷的俸禄，而不是皇帝的赏钱。为了推进中国的法治，就说历史中国从来是“人治”，属于韦伯笔下的“卡迪司法”。然而只要稍微仔细看看韦伯心目中最理想的法治标准和原则，⑩就会发现，出土秦简以及后世文献都表明，秦之后的中国，一直就是韦伯最理想的法治，即科层化官僚治理，只不过历史中国的说法是“文治”。也不是说历史中国就没有“人治”，在韦伯的分类中，那是魅力型统治，其实是制度创造期所要求的常态。这或者是中国人说的开国君主，其责任是开国／“大一统”（constitution），或者是诸如汉武帝这种有为君主，其追求属于宪制重构（reconstitution）。在当今国际学术交流中，如果我们总想着把中国经验塞进某个外国人的概念系统，塞不进去，或塞得“不圆满”，就自惭形秽，弄不好我们这些学人就成了“二鬼子”，不能表达自我，甚至也不是被表达，而是主动自我被表达。
为什么会出这种幺蛾子呢？学术自信和自主不够是一方面，学科界限太细太深是另一方面。在法学界，偏理论的人往往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缺乏扎实真切的了解，更在意捯饬概念和命题，做进口贸易。法史学则更关注史料的真和多，不在意抽象、概括和理论表述，交流对象也局限于法史——有别于法学——的圈内人，以为只要史料摆在那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了。也还有个学界长期分享的有关语言的迷思——不知不觉但坚定不移的本质主义，而不是语用主义的语言观，爱琢磨“词”，而不是琢磨词背后的“事”。西方传统的“natural law”，中文通译为“自然法”，历史中国没这个词，不少学人就认为这就是中国法学，隐含地，则是中国文化甚至智识上的一大缺陷。其实，就其社会功能（有别于其具体的地方性内容）而言，自然法就是中国人说的“天理”，它高于“国法”，即实证法或成文法。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提醒我，要细致且具体地了解中国，同时还要有理论抽象和思辨的能力。有这两碗酒垫底，才可能头不晕、眼不花，自重、自主和自信。而自信，就是清楚中国所以如此，不仅有道理，有时甚至就是别无选择。这个道理，因此不是话术，也不是修辞，不是宣传，而是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根据的，也有考古或文献证据的，可以细细掰开，揉碎，仍魅力无穷。这样的学术，才是制度、文化上的自信，而不只是为表现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四
在中国现代化的视野中研究法律，前面就说了，我没能力展望和预测，因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变量实在太多，提不出实在、有效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应对之策。这其实是科学务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便如此，我仍希望自己保持足够学术敏感，能察觉、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细细追究，会发现其复杂且影响深远。
例如，共同富裕，这个现代化追求符合民心民意，对于国家的长期安定和发展也很关键。但也必须看到，在现代化社会中，要有效应对这个问题，难度比在传统农耕社会大多了。因为在农耕社会，绝大多数耕作者都凭体力从土地中获取生活资料和财富，普通人之间的贫富差别其实不可能太大。姚明和我都当农民，他身高体壮，能挑300斤，我只能挑100斤，他最多也就比我富裕两倍而已；甚至就不可能富裕两倍，因为个子大，他一定吃得多，穿衣也更耗布。因此，回头去看，在农耕条件下，个别例外，农村贫富差别其实不可能特别大，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贫富差别的参照系非常“地方”，甚至有时“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啊”。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张国立饰演的狡猾、市侩的地主，同样躲不过重大天灾和人祸（日寇入侵），逃荒路上，他目睹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一一死去。11
即便从理论上看，也是必然。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产出一定有上限。是的，地主不劳动，出租土地给农民耕作，剥削了农民。但也需注意，只要农民还愿意租地耕作，这就意味着交完租后，农民一家大致还能活下去，也没其他更好的可能选项。一旦租地耕种也活不下去，农民就不再租地耕作，可能变成流民，甚至可能造反。换言之，地主剥削压榨农民其实也受限于土地的产能。有理由推断，在农耕社会，除极少数恶霸地主、大地主外，普通地主和农民的贫富差别不会特别悬殊。
因此就容易理解一百年前孙中山为什么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普遍的贫穷，12尽管孙中山说这话时可能还有其他政策和策略考量。然而，即便当时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远不如欧美，但最真实迫切的问题是，如黄仁宇所言，这个差距在当时对于许多人就是生死的差距，因此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3为此，我们也就能理解，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为什么会专门讨论“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14而在20世纪40年代，据黄仁宇观察，包括他本人在内，当时中国不少留学欧美回国的，算是广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杨懋春等，不同程度地得出了与中共类似的判断。15
在日益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社会，情况已有很大变化。许多人的收入，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中，主要不来自体力，有的甚至未必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手艺或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他因素暂不考虑，相貌、身材、歌喉，包括先前社会一般很看不上的“耍贫嘴”，如今称“脱口秀”，都可能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此而言，今天许多人去整容和健身，已不能仅视为消费，而可以视为个人投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理论上没理由质疑这种所谓“靠颜值吃饭”——其实主要是“颜值加分”，尽管有时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天赋，不是“劳动”，无论体力还是智力。但专业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也都有甚至必须有天赋。科学家、企业家、学者乃至技术工人，换言之，每一行当的精英，不同程度地都有某些天赋，并非主要靠吃苦、勤奋或运气，甚至与受教育程度也未必正相关。这意味着，在现代化条件下，个人天赋，即个体之间体力以外的其他各类自然禀赋的微小差异，对于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可能要比在主要依赖体力劳动的前现代社会，无论是农耕、游牧、渔猎还是采集社会更显著。
大国的地理、地形、气候差异注定各地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当代中国人评判贫富差别的社会参照系大大有别于两代之前，不再是隔壁邻居或附近某村、某单位。“人比人，气死人”，饿不到，但更可能催生“躺平”。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共同富裕问题在语词上是个老问题，实际却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难题。这一点其实已很明显，历史上农耕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是关中、长江中下游或成都平原，而近现代，无论是欧美各国，还是当今中国，最繁荣的都是沿海都市及其周边地区。
人文社科学者对诸如此类的难题，尤其是对其新特点和细节必须更敏感，要能感同身受，分析则要更细致，更少本本主义，无论是传统中国的理想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6还是来自外国学者的相关思辨，诸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或是诺齐克、桑德尔对其的批评。17即便对种种通用的统计指标，诸如基尼系数，也必须考察相关的社会语境。重新界定共同富裕是难免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河中，什么是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可能接受（有别于“喜欢”）的有感召力的共同富裕？该如何与时俱进，重新凝聚社会共识？不是要不要做，而是如何做，做到哪一步。累进所得税制很合理，世界各国通行，只是这意味着高收入群体纳税更多。这肯定会引发避税和逃税的问题，但不仅是这些问题。
更细致地，我们会发现，如果针对高颜值明星的超高收入税率更高，在特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一种“颜值税”。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对科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以及人文社科学者和相关从业者的超高收入征税则可以视为另一类型的“智商税”。这里没什么对不对的问题，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会影响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吗？会影响人才移民吗？或是有多少人会通过离婚，或在外国诉讼申请财产保护，来转移资产？
我的有限阅读、想象力和分析能力也只能够到这里。然而，仅此也会发现，这真的不只有关理解，重要的是应对。这不是个理论分析的问题了，这涉及社会治理的公共政策法律制度问题，甚至涉及国际间的竞争。有能力提出具体应对的实践导向的人文社科学者，可以也应当进入国家相关机关，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更多人文社科学者也应立足专业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察知、分析这类现实难题。至于我自己，由于涉及我根本无力有效分析和精准判断的领域，只能知难而退。这不丢人。有些事，若仅有关自己，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若有关社会和他人，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也许更好。不因为自己有个什么学位，身在某个高校，有个什么头衔，就情不自禁，义正词严，甚至大义凛然起来。说话容易，做事很难，做成事更难。现代化社会的劳动分工远优于任何个体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很快，许多专业知识和技能折旧很快，折旧率也很高，有时甚至会直接报废。
不管是否喜欢，有无能力，这类很难一一缕析，说服相关利害人的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学术和知识生产，甚至生产体制的一部分。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②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1941年1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③“文科不改造不得了……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在毛泽东看来，理工科情况不同，后者有实习工厂和实验室。毛泽东：《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1965年12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493页。“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毛泽东：《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一段谈话》（1968年7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④“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指“文革”——引者注）”。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8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6页。
⑤ “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新版目录，将‘美术与书法’正式列为一级学科……” 上观新闻网站，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31812.html。
⑥姜文等：《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与剧本同名的电影是此前10年完成的。
⑦这个段子针对的是：在2023年上海车展上，宝马展台现场派发免费的冰激凌，有两位中国女孩过来想领冰淇淋，工作人员说没了；但外国访客来领时，他们不但领到了冰淇淋，工作人员还贴心地教他们如何食用。
⑧秦朝时，中国农业“种子产出比”就大致是1：12，见梁永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而欧洲农业一直是耕牧并重，尽管“在11世纪期间，农业发展有几次变革……谷类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法国加洛林时代（公元8—9世纪——引者注）的小麦产量不超过2或2.5比1，而在1200年至1400年的两个世纪里，温彻斯特主教土地上的平均产量高达4比1”。M. M. Postan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1,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25。欧洲农业从8世纪的查理曼时代到公元13世纪，产量翻了一番。先前农家播种一蒲式耳仅可收获两蒲式耳；到12世纪，四蒲式耳的产量更常见。Judith M. Bennett,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McGraw-Hill, 2011, p. 141。
⑨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5页，第1191—1195页；韦伯：《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⑩韦伯：《经济与社会》，第323—327页。
11此类印记很多，例如在威虎山，座山雕为自己摆六十大寿的“百鸡宴”，有人“从早晨就没吃饭，留着肚子，等着晚上的百鸡大宴”。曲波：《林海雪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82页。
12“中国人大家都是穷，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的贫。中国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中国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相比，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1月—8月），载《孙中山全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1—282页。
13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1页。
14“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15费孝通认为，如果可耕地面积不够，必须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做选择，只能选择后者，牺牲前者；杨懋春认为要重新分配农地，然而即使农地私有，也不可能不诉诸暴力。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98页。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Martin M. C. Yang（杨懋春），Socio-Economic Results of Land Reform in Taiwan, East-West Center Pre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0, pp. 1-2。
16《礼记·礼运》。
17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1974; Michael J.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 ）：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何以可能？
好论题的提出，往往就是走出困境的一道希望的曙光。
这次开放时代论坛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为主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论题。说它好，就在于它既积极响应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学术导向，也切中中国学界的根本性弊端，对于中国学界如何才能走上学术“近代化”或称“现代化”之路，创造出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给出了鲜明的路标。这个说法，也许对于中国学界多少有些刻薄。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学界的许多人，其学术方式依然停留于脱离实际的“词章之学”。哲学界经常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进行自我美化，但实际上许多学者脱离实际，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去面向实际，因而根本就不了解实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现代化。尤其是脱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何来“时代精神”的精华？
从知识的发生史看，在西方的大学，包括被称为“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最初的知识体系，大都除了神学、医学、法律外，几乎就剩下无所不包的哲学了。哲学也因此而被称为集智慧大成的“科学之科学”，或叫作“科学之母”，还获得“爱智慧”的美称，甚至有时还被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家”当作可以开解世界、历史之谜的神圣“写字台”。这种状况究其实，不过是人类处于思想和学术童年期的产物和幻觉，是科学不发达的表征。
后来，随着工商业和与之相伴随的都市社会的兴起，对于科学和技术的需求日益强烈，实验科学随之兴起，各类实证性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也随之勃兴。哲学作为“科学之母”的使命已经完成，不仅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力学，以及各种电热科学等都从哲学的母体中剥离出来，而且更多依靠新的观察、实验手段作出归纳的实证科学不断涌现。即使历史学，也不再是依靠所谓历史哲学的思辨性遐思“想出来”的，也不是仅仅面向“故纸堆”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依靠多元化史料，依靠考古、田野、社会调查等方式去“发现”和揭示出来的。历史学也由此被马克思列入“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范畴，或者直接地被恩格斯称作“历史科学”。不论把历史学归诸“实证科学”还是“历史科学”，都表明它的性质是“科学”，而不是善恶之辨的价值观或伦理学。科学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通过各种具体认知的实践活动去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正是在这些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反对脱离实际、陷于玄想思辨的所谓“独立的哲学”，也都反复宣告，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各种力图解释世界和人类历史是如何由其“本原”而逻辑地演化出来的“古典哲学”已经终结。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看法，关于世界的存在是什么，又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问题，都不是哲学家依靠聪明的脑袋和玄想思辨所能完成的作业，而应借助于具体的认知实践去发现，将其作为科学的任务归还于科学。要说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其意义就在于宣告这种所谓依靠玄想思辨的“独立的哲学”已经终结，并从中拯救了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不论是世界观，还是历史观，都不是那种包罗万象的“独立的哲学”。恩格斯把问题的实质揭示得十分清楚：“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①这里的所谓“从事实中发现联系”，而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史上伟大变革最根本之处。它实际上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路线，更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风和学术方式，进而引导哲学走出“古典哲学”的思辨王国，转向面向真实世界和生活去发现对于世界与历史的真理性理解。“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转变为“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也是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如果不是由于人们不断地“从事实中发现联系”，很难想象近代以来会有那么多的科学从哲学这个母体中不断分离出来。因此可以说，哲学王国的解构正是从诸多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不断分离出来开始的，最后以无所不包的“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②为其终结。这是历史进步的表征，更是学术解放、发展、兴盛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前提。时下，在许多西方国家那里，明明是攻读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人，所被授予的学位却是“哲学博士”，也许就是这种历史的遗迹。然而，这种遗迹并没有阻碍人们面向真实的世界和历史，去寻求和“发现”真实的联系而达成真理性认识的过程。总之，从知识发生的历程看，认识世界与历史，实质上就是对于世界与历史发展过程的“发现”。因此，要求得学术上的发展，基本的前提是开展面向世界与历史发展实际过程的认知而达成“发现”的成果。这是人类知识发生、发展过程的启示，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识。根据这种认识，在新时代，如果离开亿万民众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过程，而沉湎于既有的理论资源，或者搬用外来的某种理论范式，不仅难以实现学术上生产出正确地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可靠知识，而且还一定会出现学术和理论上的荒腔走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本次论坛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为主题，是紧接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从事实中发现联系”的学术思路的，也是推动中国学界告别从书本到书本，甚至套用外来理论于中国实践而扭曲中国实践的学术方式，进而推动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的努力。这是我对于论坛主题意义的一点感悟。
回到论题本身。我曾经在上海社科院的一次讨论会上，以《“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何以可能》为题做了发言，其中提到：做好对于重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与阐释，研究者“主体的应有状况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具体而言，必须“增强三个自觉”，即“增强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向的价值自觉”、“增强走出学科规制下的‘学科土围子’的自觉”、“增强走进火热实践与多彩生活的自觉”。我认为，增强这三个自觉，依然适合于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何以可能的话题。因为第一个自觉，讲的是基本立场的问题。在利益分化依然十分突出的社会条件下，这个问题并没有过时。第二个自觉，是改革现有过于刚性的学科规制，拆除严苛的学科壁垒，努力实现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的转化。第三个自觉，是期待学者和学术、教育管理机构重新确立面向实践的自觉。现在，不仅许多学术工作者闭门造车，而且人才培养制度中，至少在文科生中，包括文科硕士、博士研究生都根本没有关于社会实践环节的设计和训练的制度性要求。这些问题，至今依然严重地困扰着人们的知识生产和未来从事知识生产的人才的培养工作。
然而，今天我特别想进一步讨论另一个问题：关于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非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的要求，究其实主要是关乎于思维方式或方法论的选择问题。
任何人对于对象的认识和问题的思考，总是在其前置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因为谁也无法对于头脑中储存的既有信息做“格式化”处理。区别仅仅在于这个前置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费尔巴哈持有人本主义立场，因此在他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③黑格尔是国家崇拜的主张者，他认为国家是照亮市民社会这个天然黑暗基础的火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由于商人狭隘的实利取向，导致“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④公理性方法持有者，总是热衷于把某种特定的预设作为讨论问题不可移易的前提。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思维中，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恶，政府和社会永远都是博弈的两极，大社会小政府始终是它的基本信条。对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拥趸而言，民主就是不同政党之间争夺公共权力的博弈，等等。这些实际上属于柏拉图式的“洞穴说”所揭示的认识偏颇，也是当代人所说的“信息茧房”造成的局限。正确的认识的达成，需要打破“洞穴”局限和“信息茧房”的束缚。这实际上就是解放思想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具有这种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个关于“科学”的强调，并非自我溢美，而是反对人们把它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并且要求人们必须以科学的方式、精神和态度去对待它。科学本身是基于事实与人们实践的，是指向真理性认识的。事实，不论是自然界的事实，社会领域的事实，还是社会心理的事实，都并非一成不变的，对于它的认识，即使是真理性的认识，也一定是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所揭示的基本道理。马克思主义还贡献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分析常常是充满人的激情的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框架，帮助人们去“发现”纷纭多彩的激情背后的社会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称为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其对于研究的最本质要求是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⑤“从事实中发现联系”，而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⑥。“描述”和“发现”这类鲜明的唯物主义用词意味着否定一切人为的预设，更是要求人们努力克服“洞穴”和“信息茧房”的束缚，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动活泼的，引导人们不断面向事实而走向真理性认识的思想方法。也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曾经以赞扬的口吻指出：“马恩治学植基于西方历史，其究索学理则本于固有之辩证法而益加精进，欲治其学，必究其源”。⑦
显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性质，它必定反对任何把它当作可以脱离实际和实践的玄学，当作沙龙谈资的学术方式。也正因如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突出功能是指导人们研究世界、社会与历史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学”，不同于“马克思学”。以“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学”的方式，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是一种学术方式，但并非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学术方式。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
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⑧
这充分地表达了一个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是教条，而是指导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历史的工具。毛泽东曾经以“有的放矢”的形象比喻去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他说：“‘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箭”，是思想的武器，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方法。它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可以代替人们对于世界与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认识，而在于提供这种研究与认识的方法，以排除和纠正错误思想方法与理论的干扰。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主要就是坚持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或方法论的指导，而不是教条般地套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实践。
这里还有必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构成有个具体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述奠定基础的。这些著作，实际上是有其内在结构的。大致上可以做这样的划分：第一层次，属于其深层的内核。它的基本内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本理论。这部分的内容，有时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⑩马克思则把唯物史观称作“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1实际上，它们提供的就是一种思考世界和社会的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第二层次，属于运用基本原理去研究特定对象而形成的理论，如《资本论》《怎么办》《帝国主义论》。马克思就曾经反复告诫人们，千万不能把《资本论》所揭示的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当作适用于任何国家与时代的“历史哲学”，如果有谁这样做，就是给予他过多的荣誉，也给予他过多的侮辱。也就是说，即使《资本论》这样杰出的理论巨著，也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得出的认识。它也不能被当作可以套用于其他不同历史时空的“历史哲学”，否则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的，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束缚思维的教条主义。第三层次，属于在特定时期或特定革命运动中应对特定事变的具体判断与措施，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改造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十大措施”，对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一些事变的判断，关于“巴黎公社”事件的一些主张等等。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意义是很不相同的。就后面两个层次的内容而言，完全会因历史事件本身发展和暴露程度的限制，相关信息把握不够全面或不够准确，或事件发生新的变动等等而令其不合时宜。因为认知总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和完成的。即使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属于最具指导意义的方法论，也必须根据科学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作出新的概括，使其与时俱进。这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本性所决定的。
综合上述，我们不得不指出：第一，强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并不是要人们拘泥于上述所说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具体理论、判断和措施，而是要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作用。否则，就会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认识与结论，从而在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基本特质。第二，强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质上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它有助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与复杂历史的分析，但它不是也不能代替人们对于具体事实和实践的深入研究。“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2第三，强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可以具体落实在“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13这样的要求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具体地存在于中国人民实践的历史中的，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当然唯有“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才不会把问题变成抽象、空洞，甚至可以让人任意戏说的对象，才可能脚踏实地“从事实中发现联系”，得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认识。
注释：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页。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3页。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3页。
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4页。
⑦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0页。
⑧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⑨同上，第819—820页。
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0页。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一、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种知识生产方式
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背景，也是其研究对象。“现代化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变革最剧烈、涉及范围最宽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变革。然而，‘现代化’这一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因其词根‘现代’所指的多义性而意涵纷繁复杂。”①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其内涵更加复杂。以如此复杂的现象和概念作为背景和对象进行知识生产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知识生产方式可以统称为思辨式研究，这是人文学科常用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它秉持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以抽象的概念命题为直接的操作对象，以逻辑推导作为研究方法，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得出一个逻辑严密、思想深刻的通则性结论或概括。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及相关论题研究中的政策解读、概念阐释、理论内涵分析等均可归入此类。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从理论到理论。思辨式研究有两个部分尤为重要——概念性研究（conceptual research）和规范性分析（normative analysis）。前者是指通过逻辑推导“发展新的概念或对已有概念做再阐释”②，后者则是包含了价值判断，重在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第二类知识生产方式是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它是受近代自然实验科学研究影响，于19世纪逐步形成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实证研究的源头是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同时也深受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本体论框架，它假定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的客观、实验、可验证和可推广的方法进行建模，就可以科学地研究社会现象”。③严格的实证主义研究，推崇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强调研究主体与客体严格的二分，试图通过研究方法设计来封闭认识者的主体性，进而控制研究者的偏见和成见，以便进行远距离观察（即价值与情感无涉的观察）。它也假定现象总是有因果解释（causal explanation），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因果概括”（causal generalization）归纳出“一种通则即普遍意义上的理论解释”。④实证研究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尽管严格来说，实证研究并不必然意味着采用量化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但实践中二者时常紧密相连。量化方法强调测量、检验、归纳以及利用统计分析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一定程度地包含一种信念：可以用普遍规律描述出单一、客观的现实。这显然与实证主义的理念有诸多吻合之处，所以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实证主义和量化范式或多或少是同义词”。⑤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强调思想的洞察性，并不强调逻辑严密的复杂论证，更不强调严格主客二分的方法设计。今天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传统，是在“西学东渐”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昆明有两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两种知识生产传统。这两个研究机构之一是“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它是我国第一个科学的现代人口普查机构，其所做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证色彩。
第三类知识生产方式是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它与实证研究关系密切，同样也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二者进行知识生产的原则都可以概括为费孝通所说的“从实求知”，但它与实证研究仍有差异。从定义上讲，任何严格地从具体的经验证据（empirical evidence）中获得知识的研究均可称为经验研究。它通过深入参与观察人的行动和互动，来认知与理解整体的人和完整的经验；它既关注理性因素，也关注非理性因素；其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既包括因果解释，也包括意义阐释（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在研究方法上，既可能使用量化方法，也可能使用民族志研究、叙事研究、现象学研究、扎根理论研究（grounded theory research）和个案研究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前文提到，抗战期间昆明有两家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另一家便是“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也就是学界常说的“魁阁”，它的知识生产更加偏向于经验研究。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何以必要？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而言，思辨式研究、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都很重要。然而，目前学界对经验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似乎还有所不足。举一个小例子：平日里，我不时会接到一些期刊编辑的约稿，有时编辑会在谈完之后又加上一句：“个案研究的论文就不一定给我们了……”尽管这或许与期刊的定位有关，但也可以从中管窥经验研究在中国不被重视的处境。
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仅有思辨式研究的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的因果概括，不足以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完整且有效的研究。先说思辨式研究，它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类的社会现象，它既包括理性因素，也包含非理性因素，理性主义的推导仅能涵括前者，而无力研究后者；其次，现代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涉及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抽象命题的特征之一是高度概括性，从抽象命题出发的推导研究不可能对如此丰富多样的领域有准确的把握；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过程，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无法对如此巨大且快速的变革形成准确认识。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绝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是要对经验事实进行认识和理解。换言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必然需要“从实求知”。
实证研究，尽管遵循“从实求知”的原则，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言，“人类的自由世界并不承认自然法则的绝对普遍性”。⑥人类社会是由主体积极创造的，也充满了主体互动的集体行动，其中包含着常规实践中经常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因果联系”，更充满着难以控制变量或证实预设的创造性行动和各种“未预期后果的再生产组合”。从方法论来说，这需要意识到因果概括的局限性，不能仅依赖一种精确的、狭窄的“计算经验”；从认识论来说，这需要意识到解释人类社会的知识注定只有相对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对中国式现代化及相关论题做实证研究所生产的“通则”必定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其次，实证研究主张主体与客体的严格二分，认为可以通过方法设计进行价值与情感无涉的观察，这是值得怀疑的。拉图尔（Bruno Latour）对实验科学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实验科学，其知识生产过程也远没有人们原以为的那么客观。⑦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更是如此。在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做的知识生产中，主体与客体间的严格二分是不可能的，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对现象进行观察的过程和结果是带有理论、价值和观点的⑧。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既含括物质、经济等维度，也含括精神、意义等维度。实证主义的方法，虽然被广泛提倡，但通过它无法直接形成深度的阐释和反思，不能因方法的普适性和新颖性而忽略对意义的探求和发掘。意义承载于经验，离不开对生动的、构成主体行为包容差异性的经验的关注。
经验研究的必要性，就在于它补足了思辨式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短板。首先，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共享一定的基本理念，但经验研究更具开放性，它“可能也追求自然科学研究所推崇的理论简洁和精致、有指向通则的偏好，但也不拒绝基于各种各类外在与内在经验解读所形成的片段性认识，甚至它可不以建构理论或提供理论解释为目的”。⑨其次，经验研究具有调和理性意识与非理性意识、理智原则与自然原则的中介作用。它认可理性分析，也不排斥价值评价；它追求因果解释，也重视意义阐释；它坚持可信性、可确认性和其他严谨性原则，也承认知识生产的建构性。最后，经验研究视经验证据为知识的源泉，但也不排斥理论思辨。经验研究的这些特征，注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大有可为。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而言极为重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益于唤起知识生产的自主性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唤起中国学者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如上所言，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偏重人文性。“西学东渐”之后，中国知识生产的理念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被西方理念所形塑。民国初年，有知识分子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尽管这种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摒弃，但知识生产以西方为尊、以西方为参照甚至以西方为准绳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荡然无存。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学界失去了自信心。“西学东渐”不仅为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视野，也对中国知识生产的自信心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益于扭转这种局面。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⑩自洋务运动拉开中国现代化的帷幕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置于整个人类发展史也依然令人瞩目。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助于人们以更加直观、全面、立体和完整的方式理解中国道路，重塑或增加知识界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激发以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解释和指引中国现实的动力，唤起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出现上述状况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学者将中国经验事实作为西方理论的佐证，将中国田野作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同样有助于改变此种现状。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知识生产的对象和背景，必然意味着立足中国田野，聚焦中国实际，关注中国之问。而经验研究意味着从经验证据中获取知识，生产以中国为观照的知识。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助于生产有效度的知识
知识是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人“不断提出关于自然、社会、自我的问题与不断解释或回答所提出的问题，从而构建起从其所环绕的生活世界到寰宇世界的解释秩序”。11知识生产只有达到一定的水准或者获得一定的认可才能称作学术研究。知识具有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指导认知和行动的功能。而对知识生产的水准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指导认知和行动时的效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助于生产出更具效度的知识。
第一，经验研究能够完整呈现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创造性实践。对实践的研究有一种常见取向就是截取事实片段，即从纷繁复杂且彼此交织的社会现实中，截取某个截面或某个片段进行研究。由此呈现的社会事实，即便是真实的，也是片面的，无法还原社会的全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能导致“选择性观察”，即“一旦……认为存在某种特别形态，且获得了对于该形态的一般性理解，就很可能只注意符合这种形态的事物或现象，而忽视其他不符合的状况”，12进而生产出存在较大偏误的知识。经验研究能够提供大量的细节，完整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以便发掘具体事件中的内在逻辑和日常生活中的内在道理。这种细节的呈现，在理想状态下可以取得一种“形象大于思想”的效果，或者如项飙所言，向读者“保持对话的开放性”13，使读者能够进入知识生产主体和客体的互动。
第二，经验研究能够深度呈现能动主体与结构和结构设计者的互动。2023年2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国家战略。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时常与制度政策紧密相连。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实践结果；而作为一个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意味着一系列的结构设计。斯科特（James C. Scott）曾提醒我们，那些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也有可能失败。14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但能动主体与结构意图之间有时也会出现张力。完整、深入地记录能动实践主体与结构和结构设计者的互动，有助于对知识引导实践的效度进行检验，并进而生产出更具效度的知识。
注释：
①何明、周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载《思想战线》2023年第6期。
②C. R. Kothari, Research Methodology Methods & Techniques, New Delhi: New Age International (P) Limited, Publishers, 2004, p. 4.
③Lisa M. Given,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2008, p. 253.
④阎光才：《关于教育中的实证与经验研究》，载《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1期。
⑤Lisa M. Given,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p. 647.
⑥［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⑦［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张伯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⑧Lisa M. Given,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p. 254.
⑨阎光才：《关于教育中的实证与经验研究》。
⑩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11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与再建制化》，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12［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13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viii页。
14［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东亚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建构*
众所周知，自十八九世纪西欧率先发轫的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浪潮揭开序幕的那一刻开始，现代化便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全球性话语的背景下，无论是现代化的早发内源型国家，抑或是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都必须将其放到人类文明从孤立分散到整体发展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进程中来加以审视，方可获得基本上的理解。在这一意义上，关注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也绝对不能就中国而谈中国，而应将其置于区域及世界体系的范围之内加以分析。而当我们将研究目光聚焦于东亚区域时，便会发现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起而回应，演绎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复杂和壮观的东亚剧目。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东亚在回应西洋列强侵略性挑战的过程中，各国所选择的现代化推进模式也具有极强的交互作用和关联性，由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也自然离不开东亚视域，我们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加以看待。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应弄清“东亚视域”的特殊背景及其内在关联。在本文中，我们所强调的“东亚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涵义：其一，以东亚为现代化分析研究的单元。因为从空间上看，东亚诸国在空间上相邻，其文明结构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将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分为26种文明类型。他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称之为“半个世界”，由此东亚现代化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展开研究分析。其二，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着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由这些研究成果提炼出来的一系列研究命题，如东亚社会停滞论、挑战应战论、东亚发展模式论、村落社会论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富有复杂的理论内涵。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非常重大，概括起来说，可以称之为“作为方法的东亚”。其三，东亚诸国现代化进程之间，无论是时间关联、问题关联，还是交互影响作用，都具有极强的关联性。
其次，要弄清东亚现代化的“外发-内发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建构的影响。谈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必须要首先突破西洋思想界自启蒙以来形成的一系列针对东亚的似乎已是盖棺定论的理论命题，其中以东亚社会停滞论为代表。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东亚社会停滞论是一种极强的话语系统，斯密、黑格尔、韦伯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西洋自启蒙以来的思想界，早期曾对中国表示赞叹，认为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没有制度化宗教的文明国度。但后来话锋一转，形成了持续性的东亚社会停滞论的话语。亚当·斯密曾提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①还有学者对所谓东亚社会停滞论做出界定，认为所谓“停滞”云云，并非长期不发生“变化”，或没有“活泼的活动”，而只是不曾出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②事实上，近年来西方学界也对其上述观点展开一定程度上的反思，如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指出：“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花了五十页的篇幅论述完中国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历史。毫无疑问，黑格尔当时不仅局限于对中国历史的偏见，也囿于信息的匮乏。但他却满足于此而不认为有对其资料来源提出疑问的必要。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负面评价被后来欧洲的学者视为权威。”③虽然如此，在东亚社会停滞的话语背景下，东亚的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刺激反应，惰性十足的被动的现代化，不具备走内发现代化道路的条件，只能选择外源现代化之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要想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及知识体系，必须首先打破东亚社会停滞论，发现其社会发展运行的本然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现代化研究话语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与东亚社会停滞论反向而动的观点，如被称为日本京都学派开创者的内藤湖南，曾在20世纪初期前后提出中国“近世”的相关理论。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历史分期虽然深受西洋理论的影响，但他在分析东亚特别是中国历史时，使用了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等概念，认为：“中国的近世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自来都是按朝代来划分时代，这种方法虽然方便，但从史学角度来看未必正确。从史学角度来看，所谓近世，不是单纯地指年数上与当代相近而言，而必须要具有形成近世的内容。”④他认为在近代之前有一个近世，对于西洋来说，近世就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是现代黎明前夜一系列现代性征兆。他列举了近世到来的主要标准，主要表现在：“贵族政治的衰微与君主独裁政治的代兴；君主地位的变化；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任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的变化。”⑤“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 ⑥多年来，学术界围绕着内藤湖南的观点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虽然如此，笔者认为内藤湖南的观点，还是存在诸多可取之处的。因为在内藤湖南看来，如果将中国文明社会视为一个生命体，其宛如一棵树从根到干再到枝叶，形成了一个自然发达的文化系统。与被外来的文化刺激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自然的发展，由此确立起中国历史在东亚的中心位置。张广达曾高度评价内藤湖南的观点，认为其所阐述的宋代近世论极大地冲击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和东亚社会停滞论。内藤湖南基于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深厚造诣和崇拜，从而推导出中国文化处于东亚中心地位，并波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史观。⑦此外，20世纪晚期美国学者柯文也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提出中国虽然受到了坚船利炮的冲击和洗礼，但并没有被征服，中国历史还是沿着其自主性的道路前行，因此我们要在中国发现历史，而不是单纯地用外力作用来解释中国的发展轨迹。综上所述，我们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对19世纪中叶被动地进入近代世界秩序之前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做出一个根本性的判断。虽然就东亚现代化的真实进程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在西方列强武力侵略和压迫之下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但我们不能据此简单地做出其社会停滞，而只能走“外部力量”拉动发展的判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发现了内藤湖南的近世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东亚现代化启动和发展问题的新视角。
再次，要重视东亚现代化的互为参照与问题关联。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曾互为参照系，展开其现代化道路选择。1875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撰写《文明论概略》，在书中他将西洋视为文明国，将日本和中国视为半开化国，把之外的一些非西方国家视为野蛮国，找到了一个新的文明参照系，提出“脱亚入欧”战略，后来日本就是按照上述图式前行的。当时日本的中华文明崇拜基本上终结，其现代化就是在以西洋和中国这一双重参照系转换的背景下展开的。我们再看看中国，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开始，连续被西方列强打败，但清廷朝野上下内心还是平衡的，因为打败我们的主要是英法列强，这似乎并未击碎统治者的天朝梦。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传统的华夷体系开始走向崩溃。从这时起中国人的现代化参照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掀起了以日本为师的留日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启动新一轮现代化，仍然将日本作为自己发展的重要的参照系。可见，中日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是一个互为参照系的过程，借助这种彼此建立起来的研究参照系，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建构。
东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关联”极为复杂，又以乡村发展问题最为典型，这主要是因为，在前工业社会时期，中日两国基于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典型的村落社会。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保持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成为东亚现代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如梁漱溟在推进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曾提出由农业引发工业的观点，从世界范围内看，他的观点很富有挑战性，因为开启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用工业吃掉农业，是“羊吃人”的办法。但乡村建设派试图找到一个从农业引发工业的新方法，以使得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不至于完全沦落到悲惨的边缘境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进一村一品，试图通过1.5次产业发展的模式，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此种模式实际上与梁漱溟由农业引发工业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波动，日本农学家今村奈良臣提出第六次产业，延续了上述发展思路。可见，东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问题回应和发展模式选择，是一个相互依托、互为参照的过程，既面向世界，又互为参照系，构成了东亚现代化精彩的画卷。
复次，东亚现代化对策互鉴。东亚现代化发轫及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相互之间对策互鉴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东亚各国纷纷展开乡村建设运动，而且相互之间也加强了学习借鉴，对中国当下的乡村振兴提供了诸多启示：其一，政府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应始终扮演主导者的重要角色。面对走向衰败的乡村，政府必须建构带有总体性和全局性的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同时也要注意激活乡村自身的内生发展活力。其中，日本、韩国的经验主要是将乡村发展政策提到立法高度，再辅之以配套的政策体系，实施自上而下的梯次推进。2021年4月，中国制定颁布《乡村振兴促进法》，加大实施力度。其二，通过组织体制的改革创新，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体系相衔接的组织模式，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农民的再组织化。日本的典型经验是建立农协。农协从1948年开始建立，其组织体系非常完整，建有全国联合会、县农协及基层组织体系，一直延伸到村落。农协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综合保障功能，将小农户吸引到农协，其覆盖率一度接近百分之百。此外，还通过村组织建设、推广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小农的高度组织化，使其组织秩序在乡村快速变迁中仍得以保存。从表面上看，日本乡村是基于土地私有制基础建立起来的小农社会，但事实上通过农协把散落的小农“编织”在一起。应该承认，建立全国统一的农协未必适用于其他国家，但如何通过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探索一种有效的、多样化的组织模式，是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三，通过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与再生，延续乡村的发展，增添乡村活力，遏制乡村凋敝衰落。东亚各国在探寻乡村振兴模式的过程中，除了经济产业、社会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之外，还特别注意从文化视角审视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东亚学界将乡村世界看作以村落为单元的整体文化系统，认为乡村文化往往是通过村落这一有形的集生产、生活、关系为一体的“村落生命综合体”将其连接在一起的，将农村问题看作农业、农村、农民等多个要素集合在一起的“复合性”问题。村落社会具有较为突出的同质性，以村落社会精英为中心，依托于“熟人社会”形成了一种带有排他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在这一意义上，村落社会表现出极为典型的延续性和积淀性。近年来，东亚各国围绕着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展开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文化遗产模式、民宿和农家乐模式、产业组织发展模式等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实践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乡村的“内发性”发展。
总之，在世界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既存在“全球一体”的演进趋势，也存在“区域关联”的真实进程，推进以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化必须嵌入上述两个进程。我们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努力彰显中国社会发展的“自性”，也要注意在东亚区域关联的视域下，探索出其特有的运行规律及演进趋势，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真实有效的支持。
注释：
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5页。
②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页。
③［德］傅吾康：《19世纪的欧洲汉学》，载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④［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⑤同上。
⑥［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⑦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2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从“家户制”到“家户主义”的概念建构*
面向中国实践的知识生产，重要产出便是从生活实践中提炼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概念建构是一个随着实践推进和认识深化而不断提升的过程。基于“一家一户”的生活实践，本人于2013年提出“家户制”，之后，所在团队建构“家户主义”概念，经历10年时间。①这一概念拓展了对实践的认识，其建构过程也具有知识生产不断演化的一般特征。
一
概念是知识的基本单元，也是人们认识的基本工具。人的认识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经验，即人们基于直接感受和体验产生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有限的。二是间接经验，即人们通过学习和借助他人产生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无限的。人们的学习首先是借助概念。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高度概括，是知识的精粹。
知识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人们学习的知识主要是由过往的概念所构成。概念一方面有助于对事物的无限认识，另一方面又会将人们的认识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每个概念背后都是由事实和理念构成的，包括概念生产者的思维。人们在接受某一概念的同时，又会接受其规范和思维，形塑其意识形态。知识生产有一个基本法则，便是“先占原则”。那些最先生产出来，并具有一定垄断性地位的概念会造成“先入为主”，人们会用既有概念去认识和衡量事物，从而将人们的思维固化在一定范围之内。任何概念都有定义。人们在接受某一概念的同时，便被概念规训了。因此，人们的认识又是有限的。然而，生活之树常青。实践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对事物会有新的认识，也会建构新的概念。
实践是实在的生活世界。概念是经过人们头脑加工的知识世界。由实践与概念的关系便产生两种研究进路。一是运用既有的概念去认识事实，将事实置于一定的概念范畴之中。一是通过对实践的认识和与既有概念的对比，生产出新的概念。这一概念具有内生性，是从事实中提炼的；同时又具有原创性，它是对新事实的概括或者对事物的再认识。
人们的认识是伴随实践而发生的。当有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便有了认识，并获得了知识。但是，作为有组织的专门进行知识生产和传递的建制性学科，是近代才出现的。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内在逻辑关系，并构成相应的知识体系。由于西方国家率先现代化，它们在现代知识生产方面处于先行地位。其重要特点是对概念的建构。梁启超表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横说之。”②我国是文明古国，但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作为建制性的学科是20世纪才从外国引进的。在引进外国学科的同时，自然会引进外国的学科知识和相应的概念。这一过程一方面会大大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会规范人们的思维，使人们不得不根据既有概念和规范认识事物。只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推进，人们逐步获得学术自觉，开始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事物，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进行自主的知识生产，其中一个重要工作便是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
二
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化自改革开放启动。在启动之初，邓小平便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③中国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寻找合适的道路。但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探索中有曲折，走了弯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中国农村农民特性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忽视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实践。农村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实践为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以“家户”命名的词语比比皆是，如“一家一户”“千家万户”“分家立户”。但这些蕴藏于生活实践中的话语没有能够转换为现代知识话语，我们对此也缺乏深入研究。重要原因是在集体主义话语中，“一家一户”被称为“一小二私”，受到否定。但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包产到户”探索就开启了，一直到农村改革。经历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为何“一家一户”重新回到实践活动中？作为农村改革主体的农民为何能够自然而然地选择“一家一户”的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一中国实践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传统底色和特色。与此同时，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传统要素的家户是否有生命力尚存在很大争议。正是在此基础上，本人于2013年发表了《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一文。
“家户制”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概念，用于概括中国传统农村的底色和根基。这一概念提出后，人们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直至“家户主义”概念的建构。“家户主义”将“家户制”的概念提升到一种认识论的高度，其包容性、指向性和概括性更强。
“主义”是现代社会知识生产的重要特点。前现代是自然形成的。现代社会除了历史形成的外，还是人为建成的。人们为了建成一个理想的社会，就会有理性思考，提出价值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由此有了“主义”。“‘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说物质生产者生产的是物质形态的世界，那么，精神生产者生产的则是意识形态的世界。‘主义’既是知识生产者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同时又是一种超越客观世界的理想主张。”⑤知识生产者通过“主义”指引和规范人们的思考，提供思考问题的方法。“主义”比一般的概念更具有强大思想的力量。在“家户制”概念的基础上，陈明提出“家户主义”的概念，用以解释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⑥
由“家户制”扩展到“家户主义”，可以更为深入地拓展对中国实践的认识。它包括两层涵义。
一是作为价值的家户主义。它是一种以家户为本位的主张、规范与观念。家户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单元。在相当长时间，人们以现代知识为导向，将传统与落后等同，社会要进步就必须与传统决裂。正是从这一价值规范出发，人们将家户本位的观念视为落后的传统。但是，中国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底色上快速推进现代化的实践活动，修正着人们的认识。这就是传统与现代不仅有断裂性，更有连续性。⑦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⑧家户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理念，在历史上有其合理性。中国得以创造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与家户为本位的理念相关。这一理念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在现实实践中仍然有其地位。农村改革中人们自然而然地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经营单位，便是历史连续性使然。随着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家户主义作为一种行为逻辑会逐步淡化，介于两端的个人性和公共性会生长和扩展。但是，家户主义的内在价值仍然值得挖掘。这在于“家户”本身便具有个人性和公共性成分。家户对于家户成员而言，属于“公”的范畴；对于社会而言，又具有“私”的属性。只是这两种成分为家户整体所包含。家户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联结点，家户主义内含着个体与整体、家与国之间的关系，强调整体性、共同性和责任性。这一理念可以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换，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
二是作为方法的家户主义。它是一种以家户为单位的研究视角。现代社会科学普遍运用规范和实证的方法。前者注重价值、目标和规范，后者注重经验、行为和现象。人们要认识对象，需要寻找能够理解对象的方法。由于现代社会科学发端于西方，人们过往研究中国，更多的是外部性视角。随着实践推进，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仅仅有外部视角远远不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必然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但是，中国很大，需要从不同的视角“以中国为方法”。其中一个视角便是家户主义。通过作为方法的家户主义，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中国存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光宗耀祖”“株连九族”等现象。要理解这些现象，就必须以家户主义为方法。这一方法以“家户”为分析单位。“家户”的基本特征便是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连带责任。每个人从出生便承担着对血缘关系共同体的责任。离开了家户，人难以独立存在，就如四肢不能离开躯体一般。如果仅仅从现代社会科学的个体主义角度认识中国，便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将家户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有助于更好理解具有连续性的中国。中国何以在当下提出“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显然与历史延续的研究视角和认识方法相关。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这是一个相互联系又是相互竞争的世界。新的国家崛起势必构成对既有秩序的挑战。现代知识生产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概念提出后都会进入知识市场，并要通过市场检验才能立得住和传得开。人们从实践中获得新认识，提出了家户主义概念，但需要学理化和学科化。
概念的学理化是对概念的论证过程。人们在实践中会有许多新认识，也会有许多新提法，但并不能自动成为新概念。这就在于概念的生成是一个论证过程。新的概念能够立得住，在于原有的概念不够用或者有缺陷。任何一个概念都具有相对性。如果原有的概念能够解释和概括所认识的事物，提出新概念便没有意义。概念的相对性还在于不同概念共同构成的知识体系。只有将新的概念置于特定的知识体系中考察，才具有学理性价值。长期以来，人们将前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归纳为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这几种制度显然难以概括中国的基础性制度。仅仅局限于以上制度还会对实践产生误导。如人民公社具有传统的村社制的特征，而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恰恰在于比较早地从村社制中走了出来，建立了“家户制”。只有将“家户制”及其家户主义的概念置于由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等要素构成的知识体系中考察，才能获得创造性价值。
概念的学科化是将概念纳入学科体系中考察的过程。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是以学科为单位进行的。有了学科才有了专门的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载体。只有将概念纳入学科体系中认识，才具有学科意义，在学科发展中立得住和传得开。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及其相应的核心概念。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是国家。国家包括公共权力和政治共同体的双重含义。家户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其特殊的学科价值在于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家属性。“家天下”既有国家权力归属于一家一姓的涵义，也具有将天下联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涵义。从现代价值看，人们力图将家与公共权力剥离开来，追求“天下为公”。但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家户主义又有其特殊价值。家户主义的核心是将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与作为国家基本单元的“户”联结为一体，国家权力通过“户”一直延伸到人们不可分离的“家”之中，形成稳固的基础性秩序，同时又可以强化国家能力。这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密码所在。家户主义包含的个体与整体、“家”与“国”的关系，在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构建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家户主义在现代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获得其学科性意义。只有以家户主义为方法，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的国家演进特性，认识构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中国路径。
*本文系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3JDTCZ006）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陈明：《家户主义：中国农村治理的逻辑与底色》，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
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③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④同上，第164页。
⑤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载《学术月刊》2012 年第 4 期。
⑥陈明：《家户主义：中国农村治理的逻辑与底色》。
⑦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中国农村调查回眸与走向——再论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的中国农村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⑧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
王正绪（浙江大学政治学系）：“正当与有效”“理念与组织”“秩序与繁荣”：政治学整体框架的尝试
在我们政治学这个领域，我们的话语语言体系、知识、概念、理论体系，乃至我们所使用的教材和很多学者所做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政治学——都还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和西方的政治学界生产的这些知识、概念、理论体系里面进行的。这个体系里的好东西很多，比方说它是实证主义的，它的研究方法、研究设计等很多方面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是它在概念体系、理念体系上是非常狭隘的。
这个框架把政治和政治学的问题简单定义成“民主”的问题，所有的研究也都是围绕民主来进行的。要么你研究问题的因变量是“民主”——民主是什么，什么东西会带来民主（所谓民主化的研究），什么条件会促成民主的巩固，什么原因会带来民主的崩溃；要么你研究问题的自变量是“民主”——民主会不会带来经济增长，会不会带来政府廉洁，会不会实现参与。①这里面最大的问题，第一就是民主的定义被简单化成多党竞选，所以如果没有多党选举的体制，就绝对是所谓的独裁政体、专制主义或威权主义；第二就是民主的价值化，或者把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所以如果不是“民主”，不符合多党选举的民主定义的国家，就是一个错误的或者邪恶的国家。
我们怎么尝试突破这个十分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框架或理论体系呢？我的出发点是，如果只讲民主，会有什么问题？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并不是全部。民主包括的价值观和理念有公民权利、人民主权、代表性、透明政府、权力的制约等。这些是好东西，这也是中国的政治实践所认可和努力实现的东西。但是，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是民主所不包括的。比如，民主不讲国家能力，不讲国家统一，不讲社会经济发展，不讲国家责任，不讲国家-社会合作。西方民主的话语里也没有符合中国政党特征的政党理论。
政治学近年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当然是实证化或科学化。那么，政治学研究应该提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的问题意识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原来在复旦大学的同事唐世平提出的，可以说是一个纯实证主义的框架，就是把政治学（或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总结为三大类，即理念、行为、后果。从实证主义的立场上看，这是对的，因为理念可以研究，可以测量。你也可以考察理念怎么影响行动，两者怎么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这个框架没有包含规范性这一层。行动、理念、后果的对错或者好坏怎么判断？我认为，我们要把这个规范性的问题带进来。最终的规范性问题应该是，政治实践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问到政治实践的目标时，就把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从个人层面或者从行动者的层面提到体系层面了。一个政治共同体，或者人类的政治实践，到底应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而目标肯定不仅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目标体系，这个体系里面的很多部分怎么平衡，怎么取舍，这些都是规范性的问题。
政治实践中很多工作还是先要解决规范性的问题，然后才是实证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先明确我们人类或者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才有我们如何来实现这样的目标的问题，即设计规则、政策，影响人的行动或者机构的行动。一个共同体的目标是什么？到底我们能不能测量？怎么判断是不是真实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是“天下为公”的党，怎么来判断她是不是在实践“天下为公”？一是要确定目标，二是要搞清楚怎么测量，怎么操作。
我提出一个框架，就是用秩序与繁荣作为政治实践最基本的目标，也是终极目标。首先是秩序。我们不要小看秩序。为什么亨廷顿最重要的著作还是《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似乎“承平”有点久了，过去四十多年，社会安定，各方面发展都挺不错，所以我们容易忘了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是多么容易就失去秩序。看看今天的世界，有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非洲等许多地方有多少国家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秩序也不是和自由相反的——实现了基本的秩序，就是实现了很多自由。实现了秩序，就实现了免于战乱的自由，免于匪盗和暴力的自由，免于灾荒的自由，这些都是秩序带来的。其次，秩序之后是高级的目标，我叫它“繁荣”，就是天下太平之后，怎么样让人民幸福。现代化也就是这个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怎么提高，国家经济水平怎么提高，等等。
当我们讲清楚政治实践的目标之后，政治实践的过程就变成行动者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行动者在制度中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很多具体的研究可以分解为哪些制度是能够带来秩序的，哪些制度是能够带来繁荣的，等等。
这就是什么是好的制度或制度体系的问题。西方的理论说，只要是民主的就是好的——多党选举就是好的，否则就是错的。但是，它回答不了有了民主但是很低效怎么办。就像菲律宾、孟加拉国以及乌克兰，它们有了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体制，但是很低效怎么办？因此，我提出一个新的框架，即一个好的政府体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正当性，一个是有效性，必须两样都有才是一个好的制度体系。西方的学说就是把正当性定义成民主，只要是多党选举的就是正当的，这就把民主的概念转化或偷换成多党选举的概念。
实际上，我认为正当性是个规范性的定义。权力是为共同体利益服务的，代表共同体利益和理想的权力，就是正当的权力。首先，权力是必须要有的，而且权力必须是正当的。要从理念上要求权力为共同体利益服务，这样的权力就是正当的权力。第二是有效性。有效性就是国家能力，涉及政治制度体系怎么有效解决决策执行等问题。此外，还要能够再生产权力的正当性。王绍光等人提出的所谓“濡化能力”跟这个正当性的再生产有一定的关系。②
我提出的第三个框架，叫理念和体制。在西方体系里，你只要不是两个党或多个党竞选的体制，你的体制就是错的。但在我们的体制里，学者提出“公道政府”、国家能力等等，我们怎么放到这个框架里面呢？我们的政治实践中有这些基本的原则，比方说大家都要求“天下为公”，有人称之为“政道”，我把它叫理念性的制度。怎么把这样的理念放进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呢？
我认为一共有四个层次的制度。制度并不只是说你是两个党、多党，还是一个党，你是选举还是协商，最重要的制度是理念性的制度。它表明共同体的基础性的政治和道德价值，是共同体的政治道德、政治理想，我称之为“道统”，这是第一层次的制度，也就是共同体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里面，我们的道德基础、道统就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共和国。
第二层次的制度是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则。比方说，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里面包含很多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美国也同样有这样的基本政治原则体系。比如说，美国关于是否允许堕胎、大学招生要不要照顾少数族群的争论，就是关于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争论。这些原则和美国是两个党的体制还是三个党的体制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各方行动者通过政党、议会、报刊等机制，进行政治博弈，或采取政治行动。
第三个层次的制度，才是体制——你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议会制度；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是两党竞争执政的制度；法院怎么组织，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第四个层次的制度就更加具体。我称之为“制度性技术”。比如，中国的身份证制度，美国叫社会安全号码制度。这些制度与是人民共和国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关系不大，都是实现治理的技术性手段。
总结一下，如表1所示，制度体系包括两大类、四个层次。理念性的制度包括正当性价值（道统）和理论及原则（政道）。用这样一个制度框架对当代中国、古代中国、当代美国进行比较的话，就超越了“因为你没有两个党，所以你不民主”这样的结论。因为在中国这个共同体里，其追求的价值可以总结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全体人民的幸福，包括各阶层平等；追求人民共和国的目标，就包括人民民主，权力属于人民，权为民所用；追求共和主义，就包括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天下大同等目标。就当代美国而言，它的基础价值体，第一是资本主义，第二是自由民主主义，第三可能还有联邦主义，等等。所以，中美两国或政治共同体的最重要的差别还是在这个层次上，也就是在基本的价值观上。至于美国要实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搞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是两个党还是三个党，是单院制还是两个院，这些体制性的东西就不那么重要了。
第二层次的制度是政治原则，这也是理念性的制度。在中国，它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这些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称为指导思想。而在这个制度体系里，这些原则可以实现在共同体成员中的广泛传播和对意识形态、思想的塑造与指引。
第三层次的制度是组织性操作性的制度，即体制。中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度、中央委员会制度等等。第三层次的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制度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是不是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以上是我近两年对构建中国政治学知识与理论体系的一些思考。
注释：
①罗岗等：《中国话语》，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
②王正绪：《什么是好政府——东亚民众如何评价政府的正当性与能力》，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10期。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数字化治理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新兴热门领域。数字化治理有别于传统的电子政务研究，电子政务是一个相对小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政府的线上形态，包括“政府上网”，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对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等。
数字化治理的范畴要大很多，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国家治理、计算政治学与之密切相关，公共管理不仅有专门的数字公共治理二级学科，而且诸如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应急管理、城乡公共治理等二级学科也都与数字化治理密不可分。数字化治理涉及政府治理的全面转型，关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央地方关系、条块关系、跨部门协同、政府职能优化和公共服务／管理流程再造。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数字化转型，很可能会驱动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式变革。
一、 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
当前我国的数字化治理热度极高，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业界，都对数字化治理给予高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程度是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最典型的就是数字支付。西方更多采用现金、支票和信用卡；而在中国，数字支付早就普及了。人脸识别、视频监控、数字化公共服务，这些领域中国都是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政府在数字公共设施的投入也比较大。
数字化治理之所以取得迅猛发展，首先，这是为了弥补公共人力资源的不足。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巨大，但大政府模式下公共人力资源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属地“无限责任”的兜底管理、颗粒度越来越小的精细化管理让基层政府承受了巨大压力，期待通过数字化治理来减轻基层政府负担。其次，这与中国地方政府的技术治理偏好有关。中国城市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相对完备，中国的5G基站总数多达321.5万个。最后，数字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活的外溢效应所致。一方面，数字经济、电子商务领域的很多技术可以迅速应用到数字治理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数字生活也“倒逼”数字治理、数字政府的推进，否则政府很难对数字经济进行监管和干预。
数字技术具有两重技术特性：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可以提高组织协调能力，有利于协同治理；既可以为政府赋能，又可以为公民赋权；既可以让政府和公共服务变得更加透明，又可能带来“技术利维坦”问题。
二、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改变了国家的能力，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
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它是一个多学科共享／竞争的“公共领域”。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具有跨学科性，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都可以参与其中。同时，它又具有实践性，往往与国家的话语、权力的运作过程、政策的语言和实施密切关联，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不仅包括学者（譬如政治学家／政治学界），还包括政治家和国家治理实务工作者。
在这个公共领域里，政治学可能是主导力量，但并不构成垄断，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同样贡献了国家治理的相关概念、理论，譬如经济学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社会学的项目制。如果政治学不能在国家治理领域形成理论优势，则可能构成学科发展的危机。
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包含自主知识体系和一般知识体系。这种自主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主，而是相对意义上的“嵌入性自主”。
一是嵌入世界知识网络，没有基于一国的独立、封闭的知识体系，而只有相互印证、相互检验、相互观照的跨国知识体系。在国家治理的知识领域，已经有国家能力、国家建构、国家自主性、发展型国家、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成熟的概念或理论，中国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用中国风格、中国故事来丰富世界的知识图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叙事。但同时需要避免学术民族主义的倾向，话语上的“反西方中心主义”与认知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存。当过度强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恰恰是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你的母题来自于西方。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时候，要如何看待中国的特殊性？我们有一些中国特殊论的表达，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式民主。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既体现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比如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重视教育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譬如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是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即中国的社会实践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国学者首先需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进而探寻具有普遍主义的知识方案。譬如，中国长期稳定的奇迹，如果从微观层面看，会觉得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层出不穷，信访、拆迁、征地、群体性事件，整个社会充满了无序；但宏观层面又保持了长期稳定，这种悖论怎么在学理上进行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独特性并不意味着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就是特殊主义的。恰恰相反，中国道路背后蕴含着普遍性的原理，而这些原理就是我们中国政治学学者需要着力开发和研究的。
三是嵌入跨国的、跨学科的知识社群，任何知识体系都需要外部世界的承认。学科的自主性和嵌入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自主性是需要被学术共同体所广泛认可的，植根于知识界的共识，不能是一种自我宣言。最近二十年，中国学者越来越深入地参与了全球性的知识生产体系，无论是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
在国家治理的标识性概念方面，中国学术界其实已经积累了一批具有解释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概念，譬如双轨政治（费孝通）、以礼入法（瞿同祖）、行政集权民主制（曹沛霖）、政治形态（林尚立）、天下体系（赵汀阳）、儒法国家（赵鼎新）、单位制（路风、李路路、刘建军等）、家户制（徐勇）、关系叠加（徐勇）、职责同构（朱光磊）、锦标赛模式（周黎安、周飞舟）、项目制（渠敬东）、压力型体制（荣敬本）、新型现代国家（周光辉）、依法抗争（李连江）。王浦劬等提出利益政治学，徐勇等提出田野政治学，杨光斌等提出历史政治学，周平等提出民族政治学，复旦大学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团队组织编写《中国政治学手册》丛书，在一定程度上都表明中国学术界在建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上的努力。
自主知识体系是知识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知识体系是跨国界、跨文化的，中国学者既参与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又参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包含三个部分的工作：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
首先是概念化。现在大家都在创造概念，概念对学者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发明概念应基于节约原则、有效原则和新颖原则。所谓节约原则，即如果现有的概念能够充分解释就不要发明新的概念；现有的概念比我的概念更有效，我就不应该再发明新的概念。所谓有效原则，即新的概念提供了观察既有政治现象的全新视角，帮助我们重新诠释或定义了政治现象。所谓新颖原则，即新的概念不能是旧概念的翻版，而必须有实质性的创新。概念实际把经验世界简化，去神秘化，去芜存精，化繁为简，以简驭繁，它是一种深刻的洞见和独特的视角。概念不是理论，只是发展理论的工具之一。有一些概念，大家都在用，譬如中国式现代化，但实际上现在讲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在强调它的特征。特征不是本质，我们学术界不能停留在“拿来主义”，还需要进行深加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需要进一步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
理论化就是对因果关系、因果机制的刻画。最近几十年，社会科学在因果识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而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理论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揭示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把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转化为理论之问，这是学术界的核心任务。
从概念、理论到知识体系，概念是知识体系的一片砖瓦，理论是我们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是它的网络，概念和理论组成的家族谱系、意义之网就是我们的知识体系。
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样，需要文明互鉴，博采众长，中外交融，管用为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管用为主，解释力是衡量理论贡献的终极标准。
三、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资源与核心议题
从政治学学科的角度看，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其实也需要“通三统”，实现三个传统的综合：第一个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第二个传统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第三个传统是中国政治实践的知识化。
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和过程，无论从实践层面看，还是从价值取向上看，都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基因。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很难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
二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西方的民主、法治、善治等政治文明也对中国的制度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中国的，而是部分地融入了中国社会，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在当下的中西学术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西方政治学理论构成了我们思考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他山之石。
三是中国政治实践与现象的知识化。当下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富矿。任何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都必须植根于社会的实践，中国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也必须基于中国人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这些是源头活水。通过对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推动国家理论的发展，形成具有跨学科意义的“公共物品”。在我看来，数字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议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数字化治理如何影响政府组织结构，以及组织间关系的变化。数字化治理有可能促进跨部门协同治理，从而改变条条关系，上海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就是典型案例；有可能推动条块分工的合理化，譬如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有可能缓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改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二，数字化治理可能导致政府监管方式的升级迭代。譬如，基于数据的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数字产业规制；又如，科技巨头的隐性权力／准公共权力如何定性，如何在法律上进行规范与约束。
第三，数字化治理如何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数字利维坦”面前，私域、私权利、个人隐私如何保护。
第四，政府与市场关系向何处去？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会出现什么样的消长？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的问题如何解决？
第五，数字化转型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大大提升了国家的信息搜集与处理能力，会不会出现信息集权化的局面？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效率，但会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技术伦理问题？
四、结论
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逆的潮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学者要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做出贡献，需要在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化转型、中国本土政治／公共管理现象进行抽象化和理论化，形成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二是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围绕数字化领域，打造政产学研一体化平台；三是积极投身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为世界知识网络贡献原创性理论。
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不能闭门造车，既要向内看，也要向外看，既要往前看，也要往后看。以中国和世界为田野，以理论为答案，解释力是至关重要的。自主性是交流、竞争、比较的产物，我们一定要在外部理论竞争的情况下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对知识体系来说，核心最重要的是解释力，真理的成分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话语权的问题，权力的成分也不容忽视，论文既要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也要发表在国内外一流的刊物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23DZA118）成果。
丁一兵（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的创新
一、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的发展规律
经济学作为一门兼有规范与实证内容的社会科学，其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的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经济实践密切结合。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经济学更加侧重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表现。此外经济学所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切经济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创新都是由人类社会经济实践的新发展所激发出来的，进而又面向和服务于人类社会经济实践下一阶段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的发展始终是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密切结合的，并且其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实经济世界的新发展与新问题。
例如，15世纪末期，“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勾勒了最初的世界体系，远洋贸易的蓬勃发展伴随着贵金属和商业资本的快速增长和流通，使得欧洲一批主张制造业富国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和官僚以不同方式表达一个共同的观点，即“金山银矿虽能造就一时富有，但制造业和分工才是一国财富之源”，这便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根源。17世纪中叶，产业资本开始取代商业资本的地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产业资本的发展为经济学分析进入生产领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对于产出和国民财富的关注促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提高了人们对生产供给分析的关注程度。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产生的一些问题又激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运行规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对未来社会作出原则性的构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导致经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进而推动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首先从经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失业现象做了解释，进而对消除这些现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措施做了系统概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石油危机”，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又推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认为如果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就可以解决失业、衰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更新和知识体系的翻新与阶段性的人类社会经济实践密切相关。当这一阶段的人类社会经济实践出现巨大变化时，便需要有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对该种变化进行理论阐释，而这一经济学创新又将指导人类社会经济实践在下一阶段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赵磊做出了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结论是否得到了实证检验，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具有的实证性质。换言之，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①而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弗里德曼也曾提到：“经济学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是两种要素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是一种被设计用于促进系统的与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另一方面，它是一个被设计用于抽象复杂现实本质特征的实质性假说体系。”②这也表明了经济学所具有的来自实践、面向实践和服务实践的性质。
综上所述，无论是强调经济学的实证性，还是强调经济学解释现实的理论逻辑框架，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还是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经济学研究都是一个来自实践、面向实践、服务实践的动态阶段性演进过程。
二、经济学研究发展的现实困境
之所以探讨经济学的上述特征，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从全球层面来看，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在解释和分析当前世界范围内新的经济问题方面力有不逮，难以很好地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例如，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性影响以及不同类型新型金融危机的偶发性影响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流动性陷阱这一现象，而大量政府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抑或是参考现代货币理论推出的一系列举措都是来自于这一现象，但理论分析的提出和实际政策的应用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其进行很好的解释，同样也没能够很好地应对这样一个问题。此外，伴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以及国际国内多重不确定性叠加的复杂影响，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冲击也愈加无法忽视。因此，对于很多的现实经济问题，我们要求经济学的创新，必须从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是历史的角度尽可能地进行多维度讨论，否则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内，我们可能很难对当前现象做出有效的解释，同时也更难以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进行有效的指导。
另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的视角来看，对于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实践这样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传统的与国外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框架无法给出特别契合而有效的解释和判断。就国内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而言，我们在现阶段能够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于中国而言是对的，是好的，但为什么这样是对的，是好的，我们还无法进一步从理论层面系统且具体地做出解释。而就国外的传统经济分析框架而言，存在的适用性问题可能会更加多样。例如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数次大型冲击时，国外学者根据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得出中国将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或是金融层面动荡，而中国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金融发展态势。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西方学者理解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西方一些较为成型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一整套指导思想和分析框架，以及在其指导之下的一些实践，可能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或者是实现中国目标的合适途径。中国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问题即使看起来相似，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解决问题，也常因为理论所内嵌的暗含前提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或是有差异，而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因此建设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以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经济学说的必然路径。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包括1949年至今的整个现代化时期，整体来看是一个超出常态的发展过程，我们取得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超出常态的历史性成就。当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我们现阶段依旧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经济的实践也自然不会仅仅停留于此。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将会面临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已有的理论已不能完全解释这些情况和问题，为此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提出新的理论。
从前文提到的来自实践、面向实践和服务实践的角度来讲，经济学界亟需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实现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上的创新。这种创新，就是要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的要求，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指导。此外，这种创新也将对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向世界展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学理化研究和学术化阐释。
因此，经济学科需要更多核心性的底层概念，抑或是具有创新性的分析框架。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学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实现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创新点主要聚焦实证工作的创新；而现阶段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研究也多强调实证分析的创新。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例，整体的研究导向是更加关注对现实中难以解释的现象和问题做出有效解释的一些具体性工作，这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实证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寻找具有解释力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迫切需求。这些研究创新无疑是经济学发展进程中的点滴累积，但当下现实世界对经济学研究的需求不仅在于点滴累积式的进步，更在于系统性、基础性的创新突破。未来中国经济学在学习与借鉴中坚持追寻自身研究创新之路的同时，更需要在指导思想、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找寻更大的突破与创新。而这些突破与创新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借鉴吸收经济学发展至今的优秀成果，并且还要大力加强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高水平实证研究。只有在对于中国经济现象理解、积累的基础上概括、提炼新的理论命题，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建设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
四、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建设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着重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的体系性。建设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不等于增加零散的自主知识，也不等于自主知识的简单累加，并且自主知识体系中自主知识可能并不占有可观比重。我们强调的体系建设仍然是以现有知识作为基础，加之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特点，发挥中国学者的主观能动性，将这些知识以新的、中国自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包括基于对中国经济科学认识的规律体系，基于规律性认识提炼出来的范畴体系，基于范畴的累积及对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而形成的理论分析体系，基于理论分析体系形成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能够对中国整体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也能够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实践给出整体化的指导，进而被世界人民普遍接受。
第二，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的普适性和包容性。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的创新，还需要解释力上的普适性和包容性，这就需要从中国的经验中提取更为底层和基础的学术概念，以衔接和容纳不同的分析框架，形成更具一般性、更普遍适用的学术体系，甚至能够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实践提供借鉴意义，从而成为整个经济学科进步的有机成分，扩大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坚持普适性和包容性，就是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关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建立高水平开放体系、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为引领经济全球化朝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的多元性。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时代和社会属性，都是被“内嵌”于这个理论所来自的国家和当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政治、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因此，中国经济学在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上实现创新的重要一环便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客观条件和实际问题出发，将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有价值的元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以便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整体性的回答。
第四，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的科学性与实证性。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后面的所谓西方经济学，都特别强调自己的理论体系、阐释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实证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同样需要强调科学性与实证性，需要丰富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既要重视规范分析，也要重视实证分析；既要重视定性分析，也要重视定量分析；既要重视演绎分析，也要重视归纳分析；既要重视历史分析，也要重视逻辑分析。只有具备科学性与实证性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才能有效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确有价值的参考。
注释：
①赵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②谢作诗、李平：《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载《世界经济》2007年第12期。
何志鹏（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中国的国际话语需求与知识供给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中国式现代化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③，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愿景的描述。上述愿景既基于坚实的实践经验，也有着相当丰富的思想理念。它对知识界认知、总结、归纳、分析中国的实践经验和道路选择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命题，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形成与表达，尤其是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诸多思考空间。这几个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④进而，更深度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提这些体系？为什么要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彰显自身风格、自主版本的现代化的时空条件下提出前述数个体系要求？⑤当中国日益发展为一个世界级的重要大国，官方和学界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表达话语、进行叙事的机会日益增多。此种显著需求与应然供给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话语表达困境的需求侧阐释
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问题导向的理念，主要来自需求侧的话语表达困境。具体体现在无论是官方话语还是学术话语，在进行学术交流、国际对话的时候，存在一些短板。尽管在很多时候中国的立场表达或者理念陈述，以及关于中国或世界曾有、现有、应有状况的叙事⑥获得了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认可，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话语表达和观点陈述都达到了良好的沟通效果。不得不承认，有一些话语的接受度远远达不到要求。在国际场合或者是双边交流的场合，来自中国的话语表达在接受端经常遇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情况是“没听说”，主要体现在对于中国的一些提法、主张、概念，接受者非常陌生，而且也得不到必要的解释。尤其是在直接语境中，接受者无法了解话语表达者、故事叙述者所采用的一些特别概念、特别提法的含义。国际社会是这样，在国内也经常碰到一些极其陌生的词，政府官员习以为常，听者却很可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第二种情况是“听不懂”。具体表现在中国所做出的一些论断、主张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而仅仅是将主张摆在那里，仿佛这些主张能自证一样，这就导致接受者无法真正理解表达者的意思。
第三种情况是接受者不同意、不接受、不认可，这更多体现为一种对立的情绪，也就是对中国话语表达者、故事叙述者所陈述的观点持完全相反的立场，对于中国的主张不接受、不同意、不认可。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来自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很可能来自文化上的差异和理论立场上的不同。比如，中国在国际社会善意地提出一种主张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的意图并不是表面的目的。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很努力，一些西方人就认为中国是要追求霸权，试图通过一系列的主张和行动称霸世界。
这三种不同的态度表明，我们想要说的，听者没有听进去，我们的话语表达没有真正达到目的。话语表达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听者的问题，但我们的一些话语表达生硬，不通俗易懂，或者在一些场合存在着文过饰非的情况。这种表达方式导致很多论辩不能深入。
提升话语传播的效果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挑战。其中，以何种手段更高质量地表达中国话语，是传媒领域高度关注的问题。进而，需要研讨的问题是，表达的内容是否有可改进之处？如果我们对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表达和叙事方式进行细致的梳理，就不难发现，很多问题明显存在着话语表达的内容缺陷。从表达的角度讲，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不同的事务都采取同样或非常类似的表达方式，而没有细致地阐述和具体地分析，这就是话语表达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原来都是片段式的，提出的一些观点没有分析，没有下一层的深度解读，没有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体系化结构。学术、政策的核心在“体系”，不成体系的说法就是碎片化（fragmentation）。
三、学术理论积累的供给侧分析
对话语的需求向供给侧传递，就要求提供良好的话语内容与形式，也就是高质量的话语供给。为了解决话语表达的短板与问题，最重要的是在供给侧进行学术理论的积累。形式上指向如何使传播生动活泼，如何优化话语表达叙述策略，而实质上，也是最为关键和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学术研究支撑不足，无法为话语需求准备充分的内容资源，由此导致话语结构不明晰，话语表达不透彻，无法给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提供坚实而充分的支撑。而高质量的话语供给，需要一个系统才能完成。一是话语工作的承担者，即话语的表达者和设计者、话语形式的确立者、话语渠道的提供者。二是话语工作的制度构造，即将上述行为体有机组合在一起的话语构建机制，具体体现为规划设计话语、实施完成话语、表达话语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三是支撑话语的知识系统。在前述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背后，需要一套相对完善且不断演进的信息和论断，作为话语的基础和底层逻辑。虽然我们反对那些只注重实质而不注重形式的工作思路，高度认可在话语的交流和传播领域进行高水平形式、渠道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尤其值得关注的显然还是实体问题，也就是表达的内容、表达的灵魂。没有这些内容层次的提升，无论在形式领域做多少努力，都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学术论断把相关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基于社会实践的网状体系。这种体系结构即知识体系，相关的论断则属于一系列的理论。
如果这些信息和论断都来自外部，则此种体系所生产的话语就很难有自主性，也很难有说服力，更难在话语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在更加独立的基础上去构建知识体系，既需要信息完整准确和不断更新、不断拓展，更需要相关的论断具有清晰透彻的特征。这种清晰透彻的论断只有在理论层面深入思考方能完成。
供给侧的努力要能够应对和满足需求侧所提出的目标。在当今诸多国际事务中，中国的话语表达能力有待提升，需要国内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理论专家和实务工作者提供良好的话语内容与话语形式，从而改善我国好的故事未能构建、未能表达出去的状况。同样，在学术研究层面，我国的理论判断未能被国际学术界充分知晓、理解和认可，需要在学术构建层面积极推进相关研究，作出一系列咬得准、体系化的理论判断，进而形成良好的学术格局，支撑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对话，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学术研究者与国外同行协同发展。
在研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理论时，要在格局认知和思想理念层次上使基本概念和核心逻辑保持一致，包括对时代背景和未来方向形成基本共识。在对基本概念匡定通约性理解的基础上，找到个性化的阐释；在对事物基本性质厘清跨文明共识的底色上，确立个性化、专门化的分析和认知。例如，作为现代政治学和法学的核心范畴，尤其是国际法的起点范畴，主权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帝国的概念可能有诸多理解，从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可能做出不同维度的解读，但是最基本的认知需要存有共识。尽管不同学者、不同学科可以强调同一概念的不同侧面的表现、不同方向的特点，但不宜呈现冲突。故而，我们的研讨涉及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当我们讲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可以看到，无论是传统的对现代化的理解，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现代”这个词都没有具体化、细节化，也就是说直接把“现代”这个词放到解说里。然而，我们不禁要追问：现代意味着什么？现代化不像工业化、农业化、科学化、老龄化。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化，这都有非常清楚的参照与衡量尺度；但是现代化中的“现代”，只是一个时间标度，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很可能什么都不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老去，这个行为体是不是“现代化”了呢？如果说消极怠惰、无所作为不能算现代化，那么这个时间标度很可能就什么实践意义都没有。即使在现代，在我们所见、所历、所感知的生活场景里，有的人的心境可能留存在唐代，有的人的衣着可能停留于汉代。同在一个时间断面里，却不意味着都一起现代化。由此，现代化就一定包含着一些超越时间维度自身的尺度，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就人们对于现代化的体会而言，它的备选尺度应该包括思想的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生产的工业化而非农业化，科学技术的普及化而非遏制性收缩，市场的充分自由度而非排他性，教育更广泛的可及性而非垄断性。具备了这样一些特征，就可以初步认定为趋向现代化，否则就可能背离现代化。在对何谓现代化的认识达成基本一致之后，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考虑将一些前现代的现象拉向现代；要从容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出现的问题、存在的危机、面临的挑战，以及反思现代化，超越现代化，如上林林总总，非理论无以达致。
综上可知，供给侧提供良好的话语表达，要以相关的人才、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和知识准备为前提，而组织机制和人才都应以知识的传输、培育为根基。这就意味着，知识体系是整个话语体系供给的基础，而知识的核心又是理论，由此理论就成为整个知识体系构建和发展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⑦作为实体领域研究的专家，首先，要进行理论生产，要拿出理论，尤其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次，对理论进行检验，进行逻辑整合、体系融合。以实践为基础生产理论，就是总结、归纳实践，可能会产生一些初级理论；更多的理论生产，实际上是从理论生产理论，以及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些理论到底靠不靠得住，需要验证。主要是用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自身，用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来检验。由理论联结信息而形成知识体系，由知识体系促进发展而提升知识水平，实现人的认知升级和能力强化，促进相关的组织机构按照良好的机制生产国际社会交流合作所需的话语，这就是知识生产引致话语完善的供给侧运行逻辑。
四、达致供求平衡的契合点
需求侧的话语困境给供给侧带来了压力和挑战，需要积极有效地予以应对，才能构建供求关系的平衡。就中国发展进程和世界文明格局而言，中国话语的关键需求在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体现形式是各方面、各领域、各部门、各层次的实践。将这些鲜活的实践总结、归纳、整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判断，是确立中国特色现代化话语、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化叙事的基础工作。只有做好这项基础工作，才能更明确地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指向、基本内容、主要原则和价值导向。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改革开放40余年的现代化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并由此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救国图强、富国强兵而进行的一系列现代化探索，这是塑造坚实而有力的现代化中国话语的基础工程。在这一基础工程的支持下，构建和完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学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国基本论断，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紧迫任务。将这些来自实践、基于问题的论断进行比较、整合，就能够逐步提炼更高层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且使其不断体系化，形成良好的结构和完善的推理逻辑。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几个核心问题，如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引领，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和转化，外国理论和实践的引入及革新。上述思想理论学说经过国内同行探讨，以及与国际同行沟通比较，就有可能完善或强化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尤其是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不仅有利于对学科的基本范式、层次结构形成共识，从而高效推进本学科的学术进化和学术交流，而且能够更好地转化到教学体系中，使得该领域的人才培养更为体系化、精细化、合理化。当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在话语体系的需求下逐渐成熟，也就会整体上形成一个更强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既能够完成学科内部论证的逻辑闭环，也能够妥当地进行教学活动，推进人才培养，从而构建更高质量的话语规划、话语设计、话语内容充实、话语完成和话语表达，有力推进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国际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法律事务等在变革发展，我们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也随之不断变革发展。⑧跨越既有学科的国家安全学、人权学，就体现了学科构建的发展。
以理论构建为基础，发展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推进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好了，毕业之后形成工作团队，共同服务于话语体系，进而提升话语供给能力，以回应话语需求，形成一个良好的话语层次的中国形象中国表达。
五、结论
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命题，同样对教育界提出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命题。这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政策命题、政治话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蕴含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化阐释和学理化总结，本身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慧支持和理论保障。以体系化的理论构建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以理论为核心的。没有理论，所谓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一个空壳。只有以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体系化的话语构建，从话语角度切入知识构建的动因，以话语构建现代精神文明，才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中国话语。因而，不断提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观念，是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使命。
注释：
①从党的十六大至二十大，中国共产党连续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目中都有这个概念（此前使用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分说明这个概念的核心地位。
②党的二十大报告11次提及这一概念，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界定。
③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数次提及这一目标。
④田心铭：《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6期。
⑤莫斌：《新时代的学术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载《哲学动态》2022年第4期。
⑥有一个前提问题需要厘清，即中国为什么要表达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立场，中国知识界为什么要提出与其他国家知识界不同的学说。不同国家基于不同地域文化、社会背景、历史际遇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因此会有不同的主张。而中国社会在发展进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独特的，至少是具有差异性的问题，完全用其他国家的理论难以解释清楚。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领域，都存在此种现象。因此，我们要从实践出发，从现实出发，提炼具有自身特色的主张，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模式。
⑦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三大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进程评价：理论与实践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1期。
彭诚信（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法学知识创造*
一、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的具体体现
我国《民法典》在整合原《民法总则》《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的基础上有诸多创新之处。此种创新不仅体现在编纂体例上，而且也体现在具体规则的构建方面。
在编纂体例方面，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经过长期讨论，选择增设专编规定人格权的保护模式，并将侵权责任规则独立置于第七编，最终呈现为七编制结构的《民法典》，实现了对《德国民法典》所采潘德克顿体系的重要突破和发展，也使得我国《民法典》成为21世纪民法典编纂体例的最新范例。
《民法典》在总则方面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法典》将绿色原则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包括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两方面内涵。与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传统民法基本原则不同的是，绿色原则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提出的新的基本原则，契合我国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情形下强化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需求。第二，《民法典》改变了民事主体“两分法”的传统做法，设专章将非法人组织明确规定为除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该规定既符合民事主体多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是我国民事主体理论研究在法典中的立法确认。第三，《民法典》第183条系立法者针对现实社会中频发的“见义不敢为”的道德悲剧，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营养，专门明确的见义勇为受益者适当补偿规则，旨在实现对见义勇为者的特殊保护。
《民法典》在分则方面的创新例举如下。其一，《民法典》明确界定健康权的客体范围。自然人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在我国民法中早有规定，比如原《民法通则》第98条、原《侵权责任法》第2条等。但《民法典》第1004条首次在民事基本法层面界定健康权客体的具体范围，明确健康权保护的范围既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从而为特定的精神损害和生理损害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二，《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有多个条款回应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需求，包括个人信息的定义、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创造的时代价值。其三，《民法典》第1254条关于高空抛物可能加害人的补偿规则，在保留原《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高空抛物所涉具体侵权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建筑物管理人等有关补偿或赔偿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系统的安排，构成了我国特有的责任承担和损害分担规则。
二、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产生的内在原因
（一）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产生的主要内在原因，是回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民法典》规定绿色原则，将非法人组织确立为民事主体，增设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偿义务，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细化高空抛物可能加害人的补偿规则等均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求紧密相关。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面临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等，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何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并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直接调整、规范物的归属和利用的《民法典》的重要使命。①《民法典》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不但为《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等分编的具体规则设计指明了保护环境和生态的方向，而且对民事主体开展民事活动秉持“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提供了行为指引。
非法人组织与法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责任不独立，即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其出资人或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这一特点也是其成为第三类民事主体的最大障碍。但面对非法人组织广泛存在于市场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民事立法应作出积极的回应。一方面，在诉讼过程中，若团体的所有成员都作为原告或被告出庭则效率极低，甚至法庭都难以容纳；②另一方面，在非法人组织成为民事主体之前，实践中（如1991年的原《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等）早已通过“其他组织”的形式赋予其实质意义上的主体地位。承认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便能够使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参与民事活动、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等，即便出现资不抵债等极端情形，其出资人或设立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也不会比不承认其主体资格产生更差的后果。
自“彭宇案”以来，我国频频出现令人心寒的见危不救事件，《民法典》第183条规定的见义勇为制度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该条第1款规定在有侵权人承担责任时“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其本质是创设了见义勇为者得利的法律原因，从而保证“拯溺”的见义勇为者在受益人主动补偿时可以安心“得牛”；③在没有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无法担责时，该条第2款通过给受益人施加适当补偿义务，在基本尊重道德要求和法律义务之分野的前提下，尽可能平衡双方利益，以免英雄流血又流泪。④
数字社会是数字法学的前提性命题。⑤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海量信息呈现“井喷”样态，数据确权、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利用如何平衡等问题成为困扰理论界、实务界的世界性难题。我国《民法典》编纂时，数字社会正快速发展，立法者结合数字社会发展的法律需求，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利用的重要规则。2022年1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亦明确表达了数据确权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高层建筑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高层抛掷出的砖头⑥、水泥块⑦、铁球⑧等将楼下行人砸伤甚至砸死的事件不时发生。在无法确定实际加害人的情形下，此类事件中的无辜受害者明明遭遇“人祸”，却难以得到救济。这不仅有违人之常情，而且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增加了风险和隐患。⑨《民法典》第1254条对此类社会现实积极作出应对，明确了具体侵权人和未尽安保义务的建筑物管理人的侵权责任，尤其是明确了当无法查明具体侵权人时，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补偿义务。
（二）回应学术理论研究的发展
民法学知识创造也离不开学术理论的发展与贡献，《民法典》编纂体例的创制、非法人组织主体资格的赋予、健康权客体范围的明确等均与学术理论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民法典》的诸多内容也是我国相关学术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
侵权责任独立成编延续了我国从原《民法通则》到原《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实践，也符合民法学界对侵权责任一贯的独特理解，即“责任”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债”。⑩侵权责任以侵害他人权益为构成要件，主要是一种消极救济，而非当事人主观上积极欲求的债权利益，因此是有别于常态债权的独立责任形态。侵权责任因处于权利逻辑的最后端而属于权利救济的范畴，置于《民法典》最后一编则体现了权利保护立法逻辑的圆融。11
民事主体理论的相对成熟为赋予非法人组织主体资格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意志能力或意思能力是判断一个团体存在能否被赋予主体资格的实质性要件，非法人组织显然有意思形成规则，可选择代表人表达并执行其意思。12团体有无相对独立的财产是团体成为民事主体的另一个实质性要件，非法人组织显然也具备这个条件。而能否独立承担财产责任并不影响其主体资格的获得，因为对任何主体而言，能够独立承担责任都仅是常态下的情形。当法人发生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等情形时，可适用刺破公司面纱规则由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而非由法人承担有限责任，所以独立承担责任并非民事主体的构成要件。13
《民法典》第1004条将健康权的内容扩张为身心健康，也是民法理论在法典中的体现。传统观点认为健康权的客体是身体健康而不包括心理健康，因为身体健康的判断有较为明显的外在表现形式，心理健康属于精神状态的主观描述，在外观上通常难以认定自然人的心理健康受到侵害。但从现实生活来看，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之间往往具有紧密关联，只有相互兼顾方能真正实现对健康权的全面保护。正因如此，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将心理健康明确纳入健康权客体范围，14《民法典》第1004条便是对该观点的立法回应。
三、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创造的基本要求
（一）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创造应契合实践需求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既有的法学理论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发现实践问题并予以解决，民法学理论本身也应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15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创造尤其要注重民事司法案例的研究，能够切实解决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难题，如此方能体现民法学知识创造的现代化价值。我国实践中发生的大量民事司法案例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创造提供丰富的实践素材，能够充分体现知识创造的问题意识与实践价值。通过对民事司法案件的考察，可以发现相关民事法律规则的具体适用困境，也可以发现部分民事案件裁判所面临的规范缺失问题，据此可提出契合司法实践需求的法律适用方案。
（二）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创造应彰显时代价值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时间、空间而存在。16民法学知识的发展往往也带有特定时代印记，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的需求。在信息技术产生之前，传统民法学知识是以传统线下社会为基本场景而创设，其目的在于解决传统线下社会的法律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场景已然发生本质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人们同时生活于传统线下社会和数字社会。数字社会是以数据和个人信息为基本元素，以算法为技术支撑所构建起来的新型社会形态。数字社会中的交易方式、人格权保护、侵权救济等民法规则均与传统线下社会有着本质区别，由此也意味着以传统线下社会为基本背景所形成的民法学知识未必能够有效解决数字社会中发生的法律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创造应充分意识到数字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特殊法律需求，考虑到数字社会中权利客体、权利属性、权利内容、权利保护、权利流通与共享以及权利救济等法律关系所具有的独特性，符合数字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逻辑。17
四、结语
法学首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首要解决的是中国实践问题。法学又是一种开放性的知识，如果它是先进的，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制度设计，就一定会被他国法律或司法所接纳，从而具有普适性价值。我国《民法典》中的制度设计、理念指导与理论根基亦当如是。它要接纳新兴事物，特别是在数字社会背景下，要能应对数字法学实践面临的理论基础与具体制度设计的挑战，还要积极关注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寻求他国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在此意义上，产生于我国本土的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创造，同样也能够对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设计和理论发展产生影响，反之亦然，唯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与知识创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个人数据交易的私法构造研究”（项目编号：23AFX014）成果。
注释：
①王利明：《彰显时代性：中国民法典的鲜明特色》，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4期。
②徐国栋：《〈民法典〉规定的非法人组织制度与三国民法中类似制度的关系梳理》，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③《吕氏春秋·察微》记载：“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④蒋言：《见义勇为救助人权益的私法保障——兼论〈民法典〉第183条与第979条之协调》，载《河北法学》2020年第11期。
⑤彭诚信：《数字法学的前提性命题与核心范式》，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
⑥贵州省安顺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安市民终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
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3752号民事判决书。
⑧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9）川0903民初2259号民事判决书。
⑨彭诚信：《民法典中的道德思维与法律思维》，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4期。
⑩温世扬：《中国民法典体系构造的“前世”与“今生”》，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4期。
11何勤华、周小凡：《我国民法典编纂与德国法律文明的借鉴——中国继受1900年〈德国民法典〉120年考略》，载《法学》2020年第5期。
12彭诚信：《论民事主体》，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3期；张其鉴：《民法总则中非法人组织权利能力之证成》，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3房绍坤、张旭昕：《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主体类型》，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12期。
14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
15孙宪忠：《问题意识作为民法研究方法的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5期。
16王利明：《彰显时代性：中国民法典的鲜明特色》。
17彭诚信：《数字法学的前提性命题与核心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