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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

孙立平

【内容提要】 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本文认为,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与20世纪最后20多年世界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相比,作为一门以研究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无论是对这些变局事先的预测还是事后的解读,发展社会学的工作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本文将探讨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对于发展社会学所具有的学术含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形成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


一、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到转型理论


  发展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的学术传统并由此形成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 of development)。

  现代化理论

  1950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后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样,在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他们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有自己的资金来源,有自己的丛书和刊物。这个学术圈子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的班底。

  在50年代,现代化的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工作,从而为后来较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工作。在这个时期,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完成了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从而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帕森斯的学生列维在1952年出版了《社会结构》一书,形成了他后来研究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框架。罗斯托则开始着手撰写他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因此,当1960年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云集日本的箱根,参加对于现代化理论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现代化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

  现代化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近代以来发生的结构性变迁。尽管其中有些学者不时涉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研究问题,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议题是在研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到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两分法。即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成“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种类型。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的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他们曾经一度将这种内部障碍主要归结为文化与价值观因素。很明显,现代化理论的这种主张,是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艾森斯塔特干脆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Eisenstadt, 1966)。他们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较高的识字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会流动的增加、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响力的衰落、能适应变迁的结构、现代的价值系统等。

  现代化理论最鼎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与整个60年代。但从60年代末开始,现代化理论便开始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首先是集中在“传统—现代”两分法上,此外,对现代化理论背后所暗示的单线进化论的理论假设,其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等,人们也提出了诸多的批评。不过,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虽然现代化理论的巅峰状态已经不再,但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消失。近些年来,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的争论,由“后工业社会”论开启先河的各种冠之以“后”的发展理论以及德国的贝克尔教授的再现代化理论等,都有着大小不等的影响力。而且,从这些新的现代化理论身上,我们已经不再能看到像古典现代化理论那样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是更纯粹地关心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更高阶段上所面对的独特课题。

  发展理论

  当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遭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从而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早期,发展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东亚的发展经验并将之概括为“东亚模式”。

  发展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

  大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依附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如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都是著名的依附理论家。同时也有一批来自美国的激进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依附理论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行研究,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依附理论基础的是下面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并不像原来人们所认为的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处于同一阶段,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边缘的地位。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当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但主要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他们依附于西方国家而得到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往往是西方国家受益,第三世界国家受害。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Frank, 1967; Dos Santos, 1971; Amin, 1976)。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第一,依附论者所讲的依附或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所讲的依赖则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简单的“两分法”的倾向。依附论者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大都市与卫星国、中心与边缘。世界体系论者则把世界体系划分成“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等级。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着的。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在沃勒斯坦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在世界体系理论之后,也曾出现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孕育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经在发展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它对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并在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但相比之下,其理论的影响力比较有限。

  转型理论

  而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学来说,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机制是人们在共同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联系”的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则是“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些关怀,构成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母题。

  共产主义, 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 在其鼎盛的时期, 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在近些年的改革与转型浪潮中, 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它在向何处去? 公正地说, 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 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 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这一点已经不仅仅是愿望或猜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Gil Eyal)和撒列尼(Ivan Szelenyi)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所有这一切可以启示我们,我们应当将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的宝库。

  具体就发展社会学而言,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无疑为形成一种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相并列的转型理论提供了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时间我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我们就可以更深切地领会到这个转型过程所包含的极为复杂与独特的内容。我们还会记得,这个变迁的过程是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开始的。但没有多长时间,“四个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就被“经济体制改革”所代替。问题很清楚,如果不破除旧的体制,现代化的任务是无法实现的。而当我们这个社会踏上“改革”的路程之后,人们又会进一步发现,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因此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不仅仅是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关系也是如此。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讲要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也说明转型与发展不是一回事。在转型的过程中包含了发展,但转型决不仅仅是发展。如果我们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独特文明,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而作为发展社会学理论之一的转型理论,就是建基于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基础之上的。


二、转型与发展研究的新议题


  客观地说,在当今社会学的大家庭中,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不景气的状态。在世界体系理论提出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工作基本限于停顿;80年代风靡一时的东亚发展模式似乎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经济泡沫的破灭,相关的理论努力也就不得不匆匆收场。更令人尴尬的是,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如火如荼之际,以研究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却似乎陷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后一种情况实际上说明了现有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对于研究转型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局限性。因此,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社会主义与另一种现代性

  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所以可以为发展社会学提出新的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明显的独特性。

  发展理论的宏观脉络,往往来自于比较历史分析,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如此。如果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基本的背景之中,这就是近代历史上现代性的形成与扩张。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在发展理论那里,虽然他们没有更多地讨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但其设定的发展目标与过程,暗含的仍然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而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却并非是从传统社会开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的现代性因素(阿伦特,1993;摩尔,1987)。哈耶克就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一种过于相信理性能力的认识方法,一种基于这种认识方法的政治经济支配。而我们知道,对于人的理性的崇尚,恰恰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分析中,无论是作为极权主义体制基础的“群众”,还是其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都可以在其中发现现代性的元素。而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几乎都是诞生在落后国家,至少以现代性的眼光来看是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们也几乎无例外地承认这种落后性,并由此引发了种种的“赶超运动”。如前所述,现代化理论中的趋同论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方向”上的趋同现象,并将其归因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与必然后果。但实际上,从现代性的角度说,这两个似乎针锋相对的文明本身就有很强的亲和性。

  当然,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应是独特的、扭曲的甚至是极端的。正因为如此,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它与资本主义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存在。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对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的讨论,仅就对发展研究而言,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

  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与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arl Polanyi)曾将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馈赠经济(即一般我们所说的传统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都是从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则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即再分配体制(与这种再分配体制相比,波拉尼分析的早期帝国中的再分配体制只能算一种雏形)。与之相伴随的,是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我国为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步骤,国家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正因为如此,转型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不同的是,它在经济上的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不仅成为推动整个社会转型的基础,而且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在现实中,两者有时却处于矛盾之中。在苏东,经济体制的变革几乎无例外地在特定的时段中引起经济的不景气甚至严重衰退。因此,在转型中处理体制转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资源高度垄断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资源高度垄断下形成的是一种国家控制一切的总体性社会体制。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在中国,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在组织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样的两种基本制度,使单位或人民公社的成员在多方面严重地依赖于上述两种组织。由于这两种组织本身就具有国家的派出机构的含义,因而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依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国家的依附。同时,为了强化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消除任何带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力量就是必然的。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原来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由于对国家的高度依附而丧失了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处于国家的控制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个背景下,转型的国家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总体性社会体制的不断弱化和解体,并由此产生市民社会形成与社会重建的主题。相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发展在这方面的主题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不太精确的意义上说,两者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

  社会运作的动员方式。由于国家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及缺少自组织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就成为运作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但同样是动员,在不同的国家却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按伯恩斯坦的分类,苏联的社会动员可以称之为“命令式动员”(command mobilization),中国的社会动员则是一种“参与式动员”(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最典型的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苏联,合作化是由城市工作队用强制的方式实现的。而在中国合作化运动中,虽然也向农村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但工作组的主要任务不是强制农民,而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使农民认识到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式是不合理的,个体的农民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景(Bernstein, 1970)。这种社会动员的运作方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社会转型的特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东国家,广泛的社会动员都成为改革一种重要的推动机制。不过,从趋势上看,随着新体制的建立,动员会逐步让位于科层化和常规化(routinization),从而与现代化的方向相一致。

  路径依赖与发展的逻辑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据此于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这本书。福山把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看作是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胜利,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此一统天下,再也不会有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生死斗争。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是经济、技术和环境问题。因此,自由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也就在这一时代宣告终结(福山,1998)。于是,在五、六十年代由现代化理论挑起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否会趋同的辩论,似乎有了最后的结论。

  然而,事情的结局果真是这样简单吗?在“历史终结论”出台10多年后的今天,转型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与西方国家的重大差异甚至转型国家内部在发展模式上的重大差异,都明确地昭示人们,历史仍然在沿着不同的模式延伸。当然,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福山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否终结,而是转型国家所呈现的独特发展道路,以及这种(或这些)独特发展道路对发展社会学的学术意义。

  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 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是近些年来影响广泛的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斯达克和倪志伟认为,这种逻辑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引申出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既不像极权主义范式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而是应当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在这个学术脉络上,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正如斯达克和倪志伟所指出的,科尔奈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 扎实的经验研究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意识到“短缺经济”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经济现象所具有的深厚理论内涵,并在其背后发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成为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的两块重要基石。同时,他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同一种机制(软预算约束)先是促成了迅速的经济增长, 然后又造成周期性的经济短缺,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科尔奈理论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对于“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这些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的发现,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斯达克和倪志伟指出,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实际上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的制度机制”进行了分析。像“短缺”和“软预算约束”这样的概念,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运作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1989)。

  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其内部不同的变种,也恰恰是与其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一批社会学家在致力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比较研究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的。如果说福山等人说社会主义已经消亡而只剩下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和文明的话,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原来的资本主义理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论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有单一逻辑的统一体系。金和撒列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在古典社会理论中,资本主义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斯密和马克思那里,在这些古典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体系是由单一的逻辑构成的,这种逻辑扎根于个人理性之中,或者说是扎根在独特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特别是私有产权和市场整合的制度中”。“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在转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人,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Lawrence Peter King and Ivan Szelenyi,2004)。”

  金和撒列尼更进一步将转型国家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自下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越南。第二种是自上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第三种则是中欧,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和撒列尼指出,这些国家之所以形成不同的转型模式,是与这些国家原来的历史遗产有着密切关系的,这种遗产特别是指原来的发展水平。启始条件的不同,不仅有着长远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阶级力量的构成以及精英内部的冲突。正因为如此,路径依赖理论在转型研究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倪志伟指出,所谓路经依赖就是由前存的制度框架所形塑的社会变迁轨迹。在经验的层面上,路径依赖是嵌入于制度安排的长期趋势中。需要注意的是,路径依赖并不仅仅是阻碍制度变迁,它也会成为引发某种特定方向变迁的资源。不同的转型国家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与这种路径依赖有着直接的关系(Victor Nee And Yang Cao,1999)。

  社会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呈现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次重现,源于对转型或变迁动力的重新思考。西方发达国家近代的社会变迁是在长久发育的市民社会基础上进行的,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大多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而转型国家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在转型前,这些国家典型的特征是,国家不但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资源,甚至垄断了社会活动的空间,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国家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在并非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消失了。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国家控制着一切,社会几乎不存在,那么“巨变”和转型从何而来?其动力来自何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将来近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过程与从总体性社会的框架中重建社会的过程具有什么不同的含义?

  探询社会主义国家变迁动力的工作由来已久。1967年,在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的赞助下,共产主义比较研究计划委员会指定了一个社会科学家小组,来从事有关的研究工作。这个研究的基本结论可以概述如下:在革命后,一旦政权已经得到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会致力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要求实现工业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要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这种价值观和制度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及全面性的控制是不相容的。罗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在一篇论文中认为,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即乌托邦式的革命目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罗文塔尔看来,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发展的成功会强化自然的、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而这种增长与革命的热情越来越无关。他将在西方社会中发现的现代化逻辑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认为,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水平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这种变迁将反应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功能和价值。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在分析革命和大众动员是如何让位于常规化和工业化的时候,将科层化看作是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的一步。在科层化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将现代技术和现代价值观的引进看作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对于转型国家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何处,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答案。但没有疑问的是,用现代化理论的技术进步和科层化概念来解释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是远远不够的,相反,苏东巨变引来了学术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别是对市民社会的重新关注。这也毫不奇怪。这样的学术兴趣首先来自波兰的社会转型过程。我们都知道,在波兰转型的过程中,团结工会和教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将社会转型的过程同时也看作是市民社会复兴的过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充满曲折。与最初人们对转型社会中市民社会的乐观看法不同,现在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在这些转型社会中,市民社会其实是很弱的。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是“市民社会的缺席”(Szklarski,1993)。伯纳德(Michael Bernhard)分析了波兰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由盛而衰的过程及其原因。他认为这与转型社会的历史遗产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些国家在改革前追求的是一种非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在这种现代性当中,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被摧毁,秩序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这是一种社会“夷平”(levelling)的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横向社会联系的空间扩大了,但社会多元主义的空间仍然是很有限的。这与现代权威主义国家都是有明显差别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只有在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出现,而危机一旦结束,空间又会收紧。同时,在转型中新出现的社会因素,也对市民社会形成了不利影响。有学者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配置政治权力和资源的基础机制(fundamental mechanisms)是很困难的。作为对原来体制的一种延续,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但许多市场要素特别是资本和劳动的配置仍然是掌握在官僚的手中。在转型的过程中,一种二元结构开始形成,一方面是没有大量补贴就无法生存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则是能够对市场机会做出灵活反应的新的经济体制。这些变化不仅造成了衰退、通胀和失业,而且改变了经济结构本身。二元社会的概念往往是用于对落后国家、依附型发展以及内部殖民主义的研究中,但转型国家的二元结构是不同的。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是由传统和现代的二元构成的,转型国家的二元结构则是由两种现代性构成的,即共产主义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首先,经济改革改变了政治对立的阵营,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两极化。经济不景气削弱了对改革支持,并动员了对改革的反对力量,从长远来说削弱了市民社会的组织基础。同时,二元结构的存在也分裂了职业群体。这对于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显然是相当不利的(Michael Bernhard,1996)。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斯泰麦托伊(Peter Stamatov)在分析保加利亚社会转型的时候则提出了“不良公共性”(bad public)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与带有种族色彩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裂痕联系在一起的(Stamatov,2000)。可以说,这是一个极有启示性的概念。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几乎总是不加分析地认为,只要是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的横向联系,只要是这样社会中的任何组织形式,就都是好的。这一点对于认识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改革之初,人们也曾将新的变迁动力寄希望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在当时,人们期望的是一种很理想化的情景。经过20多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了,但这种社会力量却是以断裂和失衡的状态呈现出来的(孙立平,2004),这就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分野和裂痕。在一方面,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构成一个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则是碎片化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是两者争取自己利益能力的高度失衡。这种“不良社会”的出现,不但对社会的利益格局,甚至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不平等的独特机制

  社会不平等是发展社会学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体现为不同的逻辑。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在制度场面则体现为自由市场以及所提供的自由竞争的机会结构。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则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理论解释。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理论分析了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之间的关系。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着重强调的是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因素。

  然而,转型国家所因循的是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逻辑。在转型之前,在这些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再分配体制。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构成了这些国家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基本背景。其实问题还不止如此。转型国家转型前占压倒一切地位的再分配体制以及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给了人们一个机会来深入了解再分配与社会不平等以及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转型理论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始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不平等状况的判断。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一文中,撒列尼提出了一种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撒列尼将“非市场贸易”的概念应用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运行机制的分析。撒列尼认为,认识再分配经济的关键之点是分析剩余产品是经由何种过程被国家获取的。在他看来,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确定的。由此,如果说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制度的话,那么,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特征就是劳动力的非市场贸易。工资和薪水是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确定的,剩余产品直接集中到国家预算中来,并依据中央政府确定的目标和价值观进行再分配。正是通过这种配置过程,社会不平等形成了(Szelenyi, 1978)。

  而对转型早期的研究,则表明了市场化改革具有一种明显的“平等化效应”。换言之,他们认为,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受益者主要是在转型开始时处于不太有利的地位的那些人。他们认为,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新的企业家阶级,这个阶级是由新人构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结构的顶端,实现了人员的根本更替。因而,至少是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上,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是有所下降的。作为市场转型理论主要代表的倪志伟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个短时段的分析,也没有考虑跨地区、跨部门的不平等以及周期效应。而在进入改革中后期的时候,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急剧扩大,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罗纳—塔斯(Akos Rona-Tas)提出一个区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阶段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在罗纳—塔斯看来,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推动这个过程的就是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转型阶段则是自上启动的,它主要是通过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关键的立法行动实现的。在侵蚀阶段上,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将私营部门看作是敌对的,只不过是有所让步,承认它的临时存在的必要性。向市场转型则开始于国家对致力于合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明确承诺,标志是保护产权、对私营部门不另眼看待。罗纳—塔斯认为,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较适用于改革的早期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时期;而认为市场改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则适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阶段,即实际的转型过程。而撒列尼也力图通过不同市场类型的划分来解释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同社会后果(Rona-Tas, 1994)。

  转型理论对转型时期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孕育着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在此之前,对于社会不平等的解释主要是来自两个传统。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理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平等是根植于一种叫做市场的机制之中。市场中的竞争,特别是肆无忌惮的资本,是不平等的源泉。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的再分配来代替市场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场力图用再分配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巨大社会实验。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不平等理论。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是对立的两极。在自由主义看来,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因为权力在财富分配中的介入,会从根本上破坏公平。相反,市场机制才会提供平等的可能。当然,自由主义常常受到这样的质疑:在西方的自由市场社会中,不平等不也是普遍存在吗?但这不能动摇自由主义的信念,因为在自由主义看来,这些社会存在不平等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市场制度的不完善。

  而转型理论则提出了第三种解释,即近些年来刚刚形成的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两者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通过对上述国家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他们发现,无论是再分配还是市场的经济整合机制,与社会不平等都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经济整合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具有一种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在这里,再分配制造不平等,市场则起一种抵消的作用。更抽象一点说,无论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总是服务于有特权的、有权力的富人的利益,而没有特权的人,无权的人和穷人就不得不依赖于第二位的、补偿性的机制。次级机制往往可以被那些在政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在经济上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们用来作为生存的策略。

  新制度主义理论给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路,促使我们去关注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机制问题。然而,如果直接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过去20多年间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又可以发现是很不充分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市场与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假设成一定是反向的,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市场和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的?事实上,中国过去20年间不平等状况变化的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新假设提供支持。换言之,过去20年间我国社会不平等迅速增长的谜底可能也就在这里。造成90年代以来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再分配的。这个事实表明了一种与新制度主义的假定全然不同的逻辑,即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换句话来说,正是这两个因素同一方向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严重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将发展社会学中三种理论模式的特征用下表来加以概括。 


三、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及其转型逻辑:中国经验


  对于苏东,特别是中欧的市场转型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研究群体或理论学派,有人将其称之为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包括撒列尼和斯达克等。概括地说,布达佩斯学派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无论是对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撒列尼所主持的中欧精英转换的研究。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第四,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样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在很短时间内,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因此,布达佩斯学派有理由将他们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度和结构的特征上,放在不同时期正式制度结构的比较上。顺理成章的是,在这样的市场转型过程中,知识精英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权力精英由于政体的断裂而失去了原有的资源,而新的经济精英还没有发育起来。这样就为知识精英发挥作用提供了舞台。正因为如此,布达佩斯学派对上层精英给予非常高度的重视,并使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视角。同时,对于研究大规模的正式制度的变迁来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方式,也无疑是有优势的。

  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之明显不同。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这种不同之处我们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孙立平,2002a)。

  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

  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背景上,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与苏东形成了明显的差别。这个差别是如此的重要,实际上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过程。在苏东地区,80年代末期发生的剧烈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完全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自此之后,在这些国家,尽管在社会的基本走向上也存在种种的分歧,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完全是在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束缚的环境下进行的。而中国的改革过程,人们一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具有多重的甚至是暧昧的含义。在改革策略的层面,“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国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改革形成对照。而在其实质性内容的层面上,则是强调自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完善(意味着苏东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但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与苏东不同的市场转型过程。下面要关注的是,这种独特的市场转型过程所推动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会具有的特点。

  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

  这种“渐进式改革”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精英转换过程的差异。撒列尼等人的精英形成理论,是建立在“资本类型”和“资本转换”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在撒列尼等人的理论中,实际上存在这样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不同类型的资本是相对独立的;第二,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是可以转换的。然而,这两个假设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在苏东,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的形成,是以政体的非连续性为前提的。由于其市场转型是与政权的更替同时进行的,这就大大削弱了过去的权力资本操纵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而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同时伴随政权的更替,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其直接的意义是在于,即使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很难形成。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total capital)的状态存在着,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形态存在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就表现为,并不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精英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这样的精英形成过程,特别是这种精英拥有的总体性资本这种特征,与东欧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是明显不同的。

  3、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

  政体断裂背景下的市场转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过正式制度推进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也存在许多争论,但这些争论基本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进行的,而主要是在策略和利益的层面上进行的。这种转型过程,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的市场转型则是发生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改革初期关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争论,后来关于股份制的争论,关于私有化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禁区。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成为市场转型的一种独特的成本。为了缩小这种成本,改革的推进者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将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另一种方式,则是“不争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孙立平,2002b)。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与苏东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必须对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意味着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要更加重视转型的实践层面。

  进入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层面,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和组织的结构性特征上。

  在“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一文中,我曾经提出走向对社会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其基本含义是重视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从这个实践过程中捕捉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实践逻辑,以更深入地理解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在最近几年关于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以及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运作过程的研究中,我们都曾努力将注意的焦点放在实践过程上(孙立平,2002b)。

  这种研究视角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在最近几年中一直在倡导的实践社会学。这里所说的实践社会学(sociology of practice),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可应用性。实践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实践社会学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实践社会学要研究的是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实践社会学意味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强调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并不意味着忽视结构与制度因素,而是更加重视运作中的结构与制度。第二,强调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在静态中难以展示出来的事物的逻辑。之所以要强调对实践过程的关注,从方法论上说是由于静态结构分析所存在的局限,这或许可以称之为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因为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第三,实践“大于”静态的结构或制度,存在着一个“实践的增量”。所谓实践的增量,意味着实践要比静态的结构多出来一块。布迪厄论述过实践的紧迫性和实践的总体性等特征(Bourdieu,1977,1990),这些特征都是在静态的社会结构中没有的,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多”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只有在实践中出现和存在,在实践中起作用。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使得我们可以对社会现象做出新的认识和解释。更进一步说,实践具有一种生成机制,在实践中新的因素在形成,即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出现了。因此,实践是超越结构的,是不能还原为结构的。实践要比结构更多。将实践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会使我们对中国改革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产生新的理解。

  在将实践社会学应用于社会转型研究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作为实践状态现象的转型过程的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

  社会转型的过程。过程实际上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而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我们更加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使得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它的实践过程。在现实中,人们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述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如官方话语中的“不争论”,民间话语中的“只干不说”,官方非正式话语中的“打左灯向右转”等。也就是说,由于结构性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社会转型采取了与苏东迥然相异的过程,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偏离。因此,只有了解实际的转型过程,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逻辑。逻辑是实践社会学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发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读,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释。虽然人们倾向于将改革看成是一个人为设计的过程,但实际上,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形成一种支配这个过程走下去的力量,即在实践的过程中塑造了进一步推进整个过程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在脱离了最初的阶段之后,过程中产生的逻辑就开始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因此,后来的转型过程与结果,实际上已经与最初的设计目标越来越没有关系。

  社会转型的机制。从逻辑形成的角度说,机制是逻辑得以形成的方式;就整个转型过程来说,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社会转型的机制涉及从制度、结构到行为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会力量的组合及其变动。正因为如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对体制的适应。而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结构先于体制定型下来;定型下来的结构开始影响和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孙立平,2004)。

  普通人在社会转型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技术是指实践状态中那些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践与理论有着明显的偏离,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更为突出,这样就为普通人在行动中运用技术和策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可以说,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实际过程,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博弈的结果。发现这个博弈的过程,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转型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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