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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前的告白

叶启政

编 者 按


  无论是学界之知识者,还是社会实践领域之行动者,在其人生的浪尖波谷间,总有旁人并未明了的“心路历程”;而在其可观业绩的背后,也不乏诸多感同身受的文字,这样的文字,远非一般性的随笔可比。为了同道间的相互砥砺,或“不相为谋”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本刊从今年起增设“感言”栏目。征得叶启政教授的同意,“感言”栏目首发他于2007年夏季在台湾大学社会学系荣退仪式上的讲话——“临别前的告白”。

  人生的旅途中,有着许多的偶然,有的偶然是纯粹的机遇,一过,就云消雾散,消失无踪,人们也遗忘掉了。然而,有的偶然却是一种机缘,留住,甚至影响左右着人们的一辈子。三十年前到这个学系任职,就是这样的一种机缘在偶然之间促成的。这既不是我原先规划的,更不是我以高度的意志努力争取来的,纯然是在因缘际会的安排下顺着情势进来,况且,当时几乎已决定远赴新加坡大学任教了。

  除了在政大民族社会学系任教过两年之外,这个学系可以说是我整个人生生涯的唯一托身处。三十年的缘分牵引着,若说没有一丝情感的投入、或某个程度的期待,那是矫情,不实在。然而,我倒也深深体认到,再多的情感牵挂、期待、甚至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来投入,并不是就会因此黏沾不去。岁月总是像洗净力强劲的清洁剂一般,一泼上,再是浓稠的黏沾都会立刻去除得干干净净的。说真的,再过十几、二十年后再回首一看,年轻一代的,还有谁记得你与我。人生原本就是既有“来”,就得有“去”;时光总是留不住,也抓不着的。只不过,蓦然回首,还是不免惊讶:没想到,该去的时候竟然已经到了!为这,纵然不愿承认是有着遗憾、眷念、或难舍,但是,感慨总是难免的。

  理智地来看,到了这个年纪,岁月总是让我学习到,必须懂得接受命运的安排,过去纵非平静到来,如今却得是平静离去。一切耀目、绚烂、煦丽的过去,假若有的话,也得借着今天大家为我安排的这样一个具惜别象征意义的盛会,把它恭送走,让原先的空无留白归位。

  在历史洪流里,不论就时间与空间来说,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或说是一颗小水珠而已。这绝不是矫情或谦虚之词,因为,就现实机率来说,我相信,在座诸位中的绝大多数也像我一样,都只是一颗小水珠。只是,对我自己,我不修饰地说出了这样一个既成的事实,而对着各位,则是不得体地指陈着一项极可能体现“残酷”的机率事实,虽然发生的时间是在未来。

  我这颗小水珠,或许,在过去,在太阳照射下,曾经显得有点晶莹,也放射出一点光彩,但是,总是不够剔透,既光耀不了整条河川,甚至,纵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水域,也无以荧炙,更别说有着创造历史的壮举或鸿志了。然而,或许,正因为是一颗轻轻附着在岸边草丛中的小水珠,它不用担心被整个时代的洪流吞噬。它的微小与安身的位置,让时代的洪流遗忘掉它的存在,这倒令它随时可以保护住自己,安然渡过三十载。

  摆在学术领域来说,这样的自我表白,毋宁是对韦伯所说之学术做为志业的说法的一种另类诠释,也是一种另类的对话。在我所理解的架构里,学术做为志业的说法,乃是企图让大学教授对其生涯的期待走出无奈而流俗地向体制无条件屈服之“职业”角色所设定的惯性,而有着更深厚根植之文化性的自我期许与肯定。按照韦伯的意思,这是一种伦理性的说法,有着恢宏的心志意图与心理期待的,然而,却剔透出一种谦虚的态度,因为他并不强调大学教授一向自许之作为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感”,甚至对它还是质疑的。依我个人的见解,以去除“使命感”、或谓以对“使命感”质疑的态度来确立学术伦理观,基本上是强调具自我反思与自我节制的戒慎修养态度,是一种美学的转折表现,于是乎,伦理与美学产生了交集。在今天这样一个如MacIntyre在其著作《德行之后》中所意图指出的伦理被个体化的时代里,这样的交集无疑地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对我个人而言,三十年来,这样企图在伦理与美学之间谋求某种的统一,更是一再实验、也是尝试证成的生命目标。

  这也就是说,三十年来,我一直对自己所扮演之职业角色调整着自我期许的方向。已经有一段相当的时间,在态度上,我已是相当坚定地认为,不能以学术作为一种企图创造历史与改变社会之“使命感”职志的恢宏期待来看待自己在大学教书、写作的工作。没错,承担创造与改变时代的使命感,一向既是知识分子宣扬、也是肯定自己之社会角色的重要自我期许。然而,我总认为,处在这样一个一切价值被悬搁而个体性高度膨胀的所谓“后现代”的历史场景里,这样的期许,当然依旧令人感到伟大,也应当给予尊敬,但是,我总觉得太过沉重,尤其,它有着一不小心就会造孽的风险,自认难以担当。

  对我个人来说,作为大学教授,尤其,处理有关人文与社会现象的教授,过多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就像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文中对当时德国左派学者利用讲堂来宣扬马克思主义所意图表达的,纵然其意图是深具良意的,但是,在知识的传递过程中,对纯洁白净的下一代,容易产生危险的潜在影响。基本上,这容易冒失地扞格到“严守分际而不具煽动蛊惑作用”的基本伦理要求。三十年来,我一直以此引以为戒,期盼自己能够克尽良知地把自己所知的知识忠实地传递给下一代,而不至于误导。当然,我没有把握我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不过,却是小心翼翼地努力过。 

  再说,作为一个教员,尤其是在大学任教的教员,我更是把这份工作当成是进行着一项艺术创作与表演来经营。我一直认为,一个教员就是一个演员,一上了讲台就像一个演员上了舞台一样,要尽可能地把这出戏演好。对演员来说,重要的是透过戏码、演技等等把自己的人生经验表现出来,让观众能够分享着感受、开展着想象与酝酿着思想,或者,至少让他们感动一下而对生命有着进一步的憧憬、启发与感应。在演戏的过程中,以带着浓郁而厚重的使命感企图影响、乃至左右着观众(甚至其一生),尤其是成就社会的改革,当然是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只有自称正统的左派知识分子才做这么的打算,尽管这或许是西方近代知识传统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个历史成份。然而,这绝非一个强调美感的演员所必然期望的唯一作为,况且,在绝大部分的现实状况里,他也是做不到的。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般的教员,我的自我期许不多、也不大。在我的眼中,戏剧原是属于美学的,好看,就好了,看了,回味个两、三天,可以;多了,反而不美,带来过多的负担,甚至是一种道德性的罪过。

  接着,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的是,能够以在大学教书与写作作为一种职业,对我,毋宁是上苍恩赐的幸运机缘安排,更是让我得以有机会细细而安心领略生命脉动的特殊际遇,也有了条件经营一种自己属意的特殊生命态度与生活方式。在以平民作为历史主体的时代里,让自己能够享受过去之贵族才有的悠闲生活,当然是一种殊遇。我不避讳地说,选择这样的一种自认较为安适的生活方式来安顿自己的生命,正是我所以选择教书生涯最重要的工具理性考量因素。我求的只是有着可以对日常生活从事一种“闲人”形态之艺术经营的机会。这样说,或许,亵渎了大学教授这样一种职业角色的神圣意涵,更有着知识分子不应当有之自私心的余虑,但是,长期以来,这却是我自己真实的感觉,更是对生命确立意义的一种自我定位。对此,我得感谢台湾大学、也感谢整个社会的体制,给了我这样奢侈的机会,使得我能够做了三十年的闲人,尤其,做了一些与治国济世无关的闲事。

  话说回来,在即将退休之际,我还是得针对自己作为大学教授的志业伦理,有深切的反省与交代:简单说,这三十多年来有没有辜负了自己的职责,是否误了人家的子弟。这个自我提问,反省起来,太大了,恐怕还是留给在座诸位来评断,比较适当,在此,我就不再自我坦白、检讨与批判了。但是,在此临别的时刻,至少对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历届的学生来说,有一件事我倒是不能不自我坦白、自我检讨,这是关于论文指导的事。

  在座诸位当中,不少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有的更是所谓“跟我写论文的”(特别是博士论文),而让我也因此成为所谓的“指导教授”。对此,三十年下来,我总是一直耿耿于怀着,今天,藉此机会,做个表白吧!首先,我要说的是,很坦白地说,三十年下来,我所谓“指导”过的论文,几乎没有一篇(也许只有挂名指导教授以后的第一篇论文,也就是陈素樱的论文是例外)是我真正用上了自己已修得的功力来“指导”的,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论文的内容总是超出我自己自认能够有信心掌握的知识所及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只是负责改改辞句与学生不小心写下的错别字,顶多,提供一点不痛不痒的小意见而已。若说这是放牛吃草,让学生自行摸索,应当是不为过的。我甚明白,这样的作为是相当不负责,乃有违背学术伦理之虞,但是,三十年来,我总是一再地被学生的兴趣牵着走,丝毫没有改善与自我纠正的实际作为。对此,我不只深以为遗憾,而且,也甚感愧疚。说真的,我不是不想改善,更不是没有自我检讨,只是,现实的情况,特别是所谓具“结构”性的客观条件,总是教我不得不如此的因循下去。这个“结构”性的基本条件是甚么?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做点说明,但绝不是自我脱罪。

  或许,今天的台湾不能再自称是一个边陲社会了,特别就经济的角度来看,但是,就学术发展而言,我一直认为,我们还是一直让自己处于边陲的地带,几乎丝毫没有力图突破的迹象。大批学生留洋念学位,自不用细说,留在国内念书的,所修习、熟悉、关心、感兴趣的,也几乎完全是西方的,不管它是来自美国、英国、或者欧陆。这样的情形,三十年下来,基本上,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事实上,也没有改变的有利条件。我们的学生与老师们谈的与想的,依旧是一面倒地向着西方社会学的学术风潮倾斜、移转,只是,由结构功能论相继地变成韦伯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论、批判理论、年鉴学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而至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等。或者,由统计量化的实证研究而至形形色色的所谓“质化”研究、网络分析、制度分析等等。林林总总的改变之中,却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一切紧跟着西方流行的主流学风走。话说回来,对边陲社会的学者来说,能够紧跟着西方的潮流走,还算是上进、跟上“潮流”的“前进”作为的,不是吗?

  不过,再怎么说,在这样的学术潮流的推动下,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既无法有效累积,自然更没有蔚成传统的可能。显而易见的,一旦一个学术体本身所经营出来的知识既无累积、且丝毫没有形塑传统之迹象的话,它自然说不上有何吸引人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道理。情形沦落至此,说来,都是几十年下来之所有为师者的责任,错不在于学生。相反的,在此情况下,西方具庞大、悠远、细致之传统、且不时有所自我批判与创新的优势知识体系,对我们的学生(尤其,好学敏思的学生),自然有着无比的吸引力,他们因此选择与西方学者的思想或研究议题对话,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与预期了。

  总而言之,在我所经历的岁月里,三十多年来,台湾社会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明显之具有蔚成独特知识传统的累积成果,始终是处于“开创”期的阶段。在我的观念里,对一个处于“开创”阶段的学术领域,作为老师的,只是扮演着“过河卒子”的角色,基本任务乃在于鼓励学生有着多元的领域发展、深厚扎实的学术底蕴,尤其是对居优势之西方学术传统有着一定深度与广度的认识。就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三十年下来,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我也就一直是扮演着签字“背书”的角色。说真的,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角色,也深以这样的作为而惴惴乎的,然而,现实上,我却一直就这么被牵引着。不过,有一点我却是相当受用的,那就是:从你们学生身上,我学了许多,这还得感谢在座诸位。话说到此,我以为,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自我反省,台湾的社会学界已慢慢有条件可以走出与西方学术亦步亦趋的现象,而走出自己的路子,在此,我以此勉励在座诸位。这是我作为社会学者一辈子的心愿,期盼在座年轻一代的诸位能够代我完成。

  在过去的岁月里,特别是透过台大社会学系这样一个场域所赐予的缘份,我与在座诸位中的绝大多数,在生命旅程中有着交集,而让我们分享着一些共同记忆,也经营出一些令人感受的情愫。尽管,这样的情愫未必是如涂尔干所说那在嘉年华会时人们所分享的“亢奋”样态,也未必让我们凝聚成为某种的特殊集体意识,然而,这样既亲近又遥远、既暧昧、含糊、却又彷佛实在的情愫,无疑是让我们大家今天聚在一起的基础,至少是进行今天这样一个具仪式意味之集体行为的基础。当然,我明白,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渴求大家有着强烈的感应情愫,形塑着部落心理,是远离时代的氛围的,我个人不敢奢求,也不认为是需要的。但是,能够看到大家齐聚一堂,有的甚至是远从外地专程而来,其中,某种的情感激素发酵着,应当是至为关键的因素。说来,这令我个人深深感动的深层心理构造,绝对不是资本主义体制所开展出来的社会理路。毋宁的,它是Mauss所强调人类在生命历程中体现人与人互动过程之最原始、纯真、不经修饰、值得珍惜的情愫。借用Simmel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社交性”。不过,我宁愿使用Mauss的概念,说这是大家赐给我的一份珍贵而神圣的“礼物”。对大家的这份情谊,我万分感谢,我会尝试慢慢、细细而认真地去体会,在我往后的人生余年中,它将会一直保留在我的感情记忆里头,是我生命旅程中最值得珍惜而弥贵的一个部份。

  最后,让我引用一些前人的诗句,来表达我此刻的心境与处境。十八世纪的德国诗人Schiller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他说:青年人扬起千帆航行在大海之上;老年人则乘着破船驶回海港。是的,从此,我将把这艘破船驶回港口,改搭车回家,因为这该是休息的时候了。印度的泰戈尔在《颂歌集》中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白日已尽,鸟儿不再歌唱,风已疲于飘扬,拉下那黑暗的厚幕,覆盖在我的身上,就像在薄暮时用睡眠的柔衾裹住了大地,轻轻阖上那垂莲的花瓣。……在这疲惫的夜里,不须挣扎,把自己交给睡眠吧!也将自己的信赖寄托在上帝的身上。

  是的,任何人都抗拒不了大自然的韵律:人老了,没有令人兴奋、憧憬的希望和期待,有的,顶多只有对过去的种种作为来个总盘点,并且划上休止符,如此而已。

  最后,让我引用阿根廷的诗人波赫士(Jorge Lius Borges)的诗《云团》中的片段来充当为自己在台大任教三十年的总结。诗文是这么写着的:

  没有甚么东西不是过眼的烟云,

  就连大教堂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巨大的石头和玻璃窗上的《圣经》故事,

  到头来都将被时光消磨殆尽。

  《奥狄赛》也如不停变幻的大海,

  每次翻开都会发现某些不同。

  你的容颜在镜子里已经变了样,

  时光好似一座谜团密布的迷宫。

  我们全都不过是匆匆的过客,

  在西天消散的浓密云团,

  就是我们最为真切的写照。

  玫瑰不停地变为另一枝玫瑰,

  你却一直只是云彩、大海、与忘却,

  始终只是自己已失去的那一部分。

  一句话:在人生的旅途里,我永远只是过客,来去都不需留下痕迹,况且,也未必留得下。对这个大时代的改变,我顶多只是曾经充当过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过河卒子,是一颗微不足道的踏脚石,期待的不多,只是让后人踏着走过去,留得了痕迹与否,实非我个人能够掌握,而事实上,也不应在意。明镜本无尘,人生也终究是要走完的;再多的,带不走,也得丢;更少的,却是留不住,也不值得留。一切总是南柯一梦,有来,就有去;空来,更是空去。“我”终究也不会是我,当然,更不是你或他,一切只有随缘,缘来缘去,一念之间,不好执着,甚至也不好拿捏。或许,这是人世间唯一可以肯定的普遍社会定律,不是吗?

2007年6月23日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