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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中产阶层的财产变动*

——基于珠江三角洲1986—200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刘 毅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1986—200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中产阶层的财产存量及增量变化等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描述,并与中产以下阶层作相应的比较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作为中产阶层主要构成的新中产阶层,其财产变动的特征及原因为:财产拥有量较高并持续增长,是以稳定的高收入为其基础;金融财产增量减少,证券投资涉足不多,既有金融市场长期低迷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新中产阶层消费观念与消费文化所起的作用;财产选择的不稳定性,反映出国家分配政策和消费政策的硬引导效应。

一、引言


  在我国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正逐步壮大。同时由于其在政治、思想和经济三个方面均表现出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①因此已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众多的研究中,基本集中在中产阶层的界定、规模、收入、社会功能以及如何创造条件、建立机制来扩大我国的中产阶层等等,而涉及中产阶层的财产状况分析,至今仍是阙如。即使是专门针对该阶层的调查报告——《中国中产阶层调查》②,分析了中产阶层的消费,讨论了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但依然没有描述出中产阶层的整体财产状况。几年前一项涉及十省(市)的专门针对城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消费与投资状况调查,对城市高收入群体的财产状况进行了简单的描述,③而该项目的调查对象与我们所讨论的中产阶层有着相当的差距。

  顾名思义,所谓“中产”,首先就是一个财产划分的概念,我们不难从阶级阶层研究的学术源流中看到这一点。至于给中产阶层赋予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则是后来社会学家的事情。中产阶层的财产状况是这一阶层与其他阶层相区别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我们研究中产阶层,尤其是研究他们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地位和作用时所不能绕开,也没有理由放弃的重大方面。

  其实,非但是中产阶层,就是对其他阶层,甚至是不分阶层的居民财产状况、分布及其变化的实证研究也是凤毛麟角。④较为突出的两项,一是“中国城市家庭财产状况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分别于1990、1996和2002年对部分省市进行抽样调查,⑤主要是从城镇居民的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等角度对家庭财产进行分类统计比较。二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分别于1995和2002年对部分省市的城乡进行抽样调查,⑥研究的重点是对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研究的缺失主要是缘于数据可获取性的难度较大,即便是一些大型的调查和研究项目,⑦也终因“要获得准确的个人或家庭财产信息是十分困难的”而不得不割爱,并坦言:“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有几个方面的提问涉及家庭资产情况,比如,询问被访者的家庭居住房屋值多少钱、家里有多少存款以及家庭的总资产有多少等等,相当比例的人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即使回答了提问,多数情况下也不真实,还有许多人根本估计不出其家庭固定资产的货币价值。因而,我们只有放弃财产这一指标”。⑧就算是以上所列仅有的几项调查,获得了居民的相关财产信息,但也只是某一调查年份的数据,仍然缺乏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难以支持进行相关的财产变动状况分析。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重点从两个方面努力作出突破,一是利用国家现行统计体系中的居民住户调查数据,考虑其所反映出的家庭财产信息的特点,建立起一套财产估算方法,从而能够测算出每年居民财产的基本状况,为与居民家庭财产有关的研究提供支持。二是运用该方法及相应的数据测算并分析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的家庭财产变动及其特点,补充以往有关中产阶层研究的不足,从而更全面地反映社会转型期中产阶层的状态。


二、数据与方法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广东省调查总队的常规入户调查,⑨该调查是一项制度性、长期性的调查,数据经整理汇总后被应用于广东和中国的统计年鉴,因此具有极强的可靠性。⑩

  关于居民财产可分为金融财产和实物财产两大部分,其中金融财产包括手持现金、储蓄存款、储蓄性保险和有价证券(主要是股票、债券等);实物财产包括耐用消费品(主要是家用电器、交通工具、成套家具等)和住宅。{11}同时,作为居民个体的投资,也基本上是集中在金融投资和实物投资两个方面。尤其是在社会转型阶段,经济形态是一种过渡经济,开放给居民的投资渠道并不多,而且还不是十分通畅。目前,在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居民投资的方向更是集中于金融和房地产。因此,考察居民的财产状况时,就很难将财产的拥有与投资行为截然分开,本文将其一并计算为财产。

  在历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中,有关居民财产存量的数据只有手持现金和住宅价值。{12}因此,金融资产和耐用品拥有量价值等需要进行估算。同时还需要说明,我们的调查数据最早年份是1986年,当时我国还处于改革开放之初,在之前的重国家积累、轻居民分配的发展模式中,居民家庭财产存量是非常有限的,城镇居民家庭基本上都处于一种“无产者”状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城乡居民主要财产形式是银行存款,1985年底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仅153.3元,有学者因此认为:当时“中国居民的财产,不论就其规模而言,还是就其分配不均等程度而言,都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13}因此,从1986年起估算珠三角中产阶层的家庭财产积累,并不会因之前数据的缺失而有较大的误差。

  (一)金融财产的估算方法

  我们将历年居民家庭的实际收入减去实际支出,其余额累加就是家庭金融财产存量。可表达为:

  

  其中:y为居民家庭年实际收入,c为居民家庭年实际支出, t=1,2,…,n

  该存量再减去期末手持现金便是家庭储蓄、储蓄性保险和有价证券存量。

  (二)耐用品拥有量价值的估算方法

  由于家庭耐用品的种类繁多、档次不一,尽管住户调查数据中列出了住户所拥有的各种耐用品的品种和数量,但我们还是难以直接准确地将其转换计算出实际价值。在此,我们通过计算住户历年购买家庭耐用品的支出,在扣除折旧后,进行累加,得出家庭耐用品拥有量的价值。家庭耐用品主要包括:家庭设备用品(如家具、洗衣机、电风扇、冰箱、空调、微波炉等),交通和通信工具(如摩托车、自行车、汽车、移动电话、传真机等),文化娱乐用品(如电视机、影碟机、音响、相机、电脑、中高档乐器等)以及金银珠宝共三十多种。在计算折旧时,金银珠宝不计算折旧,汽车按15年折旧,其它耐用品按10年折旧。估算的公式可表达为:

  

  其中:e1为除金银珠宝、汽车以外的全部耐用品,e2为汽车,e3为金银珠宝,t=1,2,…,n

  (三)住房价值的估算

  调查数据中有现有住房按市场价估计值一项,但对于所拥有的除自住以外的住房,则仅有套数和使用面积的统计。我们注意到中产阶层与中产以下阶层的住房质量、档次和同一城市所处位置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住房面积的市场单价也就因此不同。在此,我们根据不同阶层现有住房的市场估计价值与使用面积,采用平均法分别推算出各阶层的住房面积单价,进而估算各阶层所拥有的第二套以上住房的市场价值。再分别将各阶层的自住住房与第二套以上住房的市场估价合并计算,得出全部自有产权住房的市场估计价值。可表达为:

  H=h1+h2

  其中:h1为自住房产的市场估价,h2为非自住房产的市场估价。

  (四)负债的估算

  将历年住户的借贷收入减借贷支出,其余额累加就是家庭负债。表达为:

  

  其中:di为住户借贷收入,de为住户借贷支出, t=1,2,…,n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中产阶层的界定,我们从收入、职业和消费三个方面构建了一套指标,并运用本套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测度。测算结果是,新中产阶层从1986年占全部家庭的3.11%,上升至2004年的22.51%,增长了6倍多;旧中产阶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仅占全部家庭的0.2~0.4%,2000年开始稳步增加,至2004年提高到1.18%。{14}本文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所界定的中产阶层作进一步的财产状况分析。我们通过对珠三角中产阶层的成长及内部构成分析发现,新中产阶层是中产阶层的主体,旧中产阶层所占的份额极其微少。而且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的成长与演变规律也告诉我们,随着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新中产阶层将不断壮大,而旧中产阶层则继续萎缩。新中产阶层日益强大的家庭经济能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将是越发突出和重要。因此,我们对中产阶层经济状况的研究分析,就主要落点在新中产阶层上。


三、中产阶层的财产变动分析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对新中产阶层的各类财产存量进行估算,并与中产以下阶层和全国城镇居民户的平均数进行比较(表一)。

  珠三角新中产阶层经过二十年的积累,到2004年底,户均财产总值约32.6万元,是中产以下阶层的1.4倍,更是全国城镇户均水平的2.34倍。其中主要是在耐用品(特别是家用汽车)和住宅方面的财产大大高于中产以下阶层和全国城镇户均水平。家庭耐用品价值,新中产阶层是中产以下阶层的4.87倍(其中家用汽车高达33.68倍),是全国城镇户均的5.27倍;住宅价值,新中产阶层是中产以下阶层的1.49倍,是全国城镇的2.91倍。但在金融资产方面,新中产阶层则反比中产以下阶层低138%,比全国城镇户均低91%。而且新中产阶层户均达7千多元的负债,中产以下阶层却没有负债。

  (一)金融财产的变动

  虽然存量是分析居民财产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同时,增量也是反映居民财产非常重要的另一个指标。存量是反映在某年之前的历年积累,而增量是反映当年的实际增长情况。增量数据更能清晰地反映不同时间(年份)之间居民财产的变化程度。因此,对居民财产状况的描述和分析,更多地需要从增量上考察。

  由于储蓄是我国最传统、最稳健的金融投资方式,而有价证券作为一种风险投资,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得以较为广泛的发展。长期以来,最受居民家庭重视而且占居民金融财产比例最大的就是储蓄,并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1990年为7119.8亿元,到2004年增加至119555.4亿元,年均增长22.32%;广东省1990年为752.78亿元,至2004年达到16193.36亿元,年均增长24.51%;在珠江三角洲,1990年为552.71亿元,至2004年为12679.98亿元,年均增长25.08%。{15}

  另据调查,城镇居民户均全部金融财产1990年为7869元,至2002年6月末上升到79800元,累计增长914.11%,年均增长21.29%;其中银行存款从1990年的5941元上升到2002年6月末的51156元,累计增长761.07%,年均增长19.65%;同期,有价证券从1532元上升到10943元,累计增长614.30%,年均增长17.80%;手持现金从396元上升到2730元,累计增长589.39%,年均增长17.46%;储蓄性保险从无到有,2002年6月末户均为3094元。{16}然而,在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各项金融财产均持续稳步上涨的同时,珠三角新中产阶层的金融财产状况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表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均储蓄增量极其不稳定,在1990到2004年的14年时间里,超过一半的年份出现负增长,甚至个别年份的负增长幅度极大,导致了这一时期新中产阶层的人均储蓄增量呈下降趋势。

  第二,对有价证券的持有,出现与全国城镇居民完全相反的行为,1991—1996年连续的增量负增长,自1997年以后则时增时减,但以增为主。另据分析,全国居民的证券投资以1997年为分界线,1992年全部居民持有证券总量为845亿元,至1997年增加到2188.63亿元,而到2002年又缓慢下降至1514.8亿元。对全国居民证券投资行为这一变化的解释认为,一方面反映了居民作为一种市场活动主体的敏感性和理性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是我国证券市场初级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不规范和结构发展战略严重影响了居民的证券投资行为,以及国家采取“重股票、轻债券”、“重国债、轻企业债”的不平衡造成的后果。{17}如果确实如此,对珠三角新中产阶层完全相反的证券投资行为又应该如何解释呢?难道是新中产阶层在证券投资上的非理性?按照新中产阶层的教育、职业背景和文化个性,新中产阶层是更为理性的阶层,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可能是早在1996年前,他们就已经意识到我国证券(主要指股票)市场的非规范性而逐步退出股票投资,而在1997年后对证券的投资更多地转到债券领域。由于缺乏对有价证券投资的进一步细分数据,上述的解释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

  第三,储蓄性保险大量增长,1990—2004年,年均增量增长率为38.69%。但由于储蓄性保险是一种较新的投资方式,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在1992年前,年人均增长量还不足10元,到1996年仍只是在30元以下。储蓄性保险总量基数低,增量的基数也低,后期的较高增长量是形成其年均增量增长率高的原因。同时尽管储蓄性保险的增量增长率较高,但也由于其基数低,对全部金融投资增量的影响权重不大,在有价证券增量不大,尤其是储蓄增量增长率为负的情况下,新中产阶层的全部金融投资增量和增量增长率都不可能提高。

  (二)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变化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居民购买实物财产,其目的一是消费,二是投资,并以消费为主。但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实物形式的家庭耐用消费品,同样地应算为居民家庭财产,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家庭耐用品的支出,1986年新中产阶层户均为2180.43元,中产以下阶层户均为510.31元;1995年新中产阶层户均为3097.56元,中产以下阶层户均为740.08元;到2004年,前者达到4692.50元,后者为1739.08元。2004年与1986年相比,中产与中产以下阶层分别增长了115.21%和240.79%,其中当然有物价指数上升的因素,但我们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一直以来家庭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家用电器和交通通信工具)价格在不断地下降,因此,可以讲居民对耐用品的拥有量是一直在增长的。

  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件”,到八十年代末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旧三件”,再到九十年代末的音响、空调和手机“新三件”,以及现在的电脑、钢琴、小汽车“后新三件”,既折射出居民生活质量的改进,也表明居民财产的增加。且不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件”,就是“旧三件”和“新三件”都已经成为现代家庭的生活必需品了。我们对中产阶层所拥有的旧、新和后新“三件”进行统计分析,以考察这一部分财产的增长变化状况(表三)。

  早在1990年,新中产阶层就已经普及了“旧三件”,至今,彩电更是达到户均近2台。“新三件”和“后新三件”从无到有,尤其是空调、电脑和手机更是迅速普及,特别是空调和手机在当今中产阶层家庭已经超过户均2台的水平。

  2004年,在“旧三件”中,新中产阶层与中产以下阶层的拥有量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新三件”的差别约在1.4—1.5倍左右。而到了“后新三件”,差别就显著拉大,新中产阶层的电脑拥有量是中产以下阶层的1.5倍,钢琴拥有量是4.33倍,小汽车拥有量更是高达5.25倍。况且,“旧三件”和“新三件”仅是千元级的商品,而“后新三件”则是万元级甚至数十万元级的商品,可见其耐用品拥有量价值的差距。

  与全国城镇最高收入户相比,“旧三件”的拥有量基本持平。“新三件”的拥有量开始呈现差距,但差距并不大,珠三角新中产阶层对“新三件”的拥有量大约是全国城镇最高收入户的1.3—1.5倍左右。在电脑、钢琴和汽车中,前者分别是后者的1.38、1.67和1.91倍。对于价值越高的家庭耐用品,新中产阶层的拥有量就比全国城镇最高收入户越高。

  (三)住宅财产的变化

  珠江三角洲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推行“房改”工作,至今住宅的商品化已经全面实施,2004年,新中产阶层家庭中拥有自有产权住宅的占91.4%,中产以下阶层家庭中占88.9%,两者差距并不大。更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拥有两套(及以上)住宅的家庭,在新中产阶层家庭中占10.95%,而在中产以下阶层家庭中则仅占6.04%。

  据全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房产价值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户主收入越高,家庭所拥有的房产价值则越大。户主月收入在4000—8000元之间,其房产平均价值为24.7万元;户主收入在8000元以上,其房产平均价值为30.9万元。{18}前者与珠三角新中产阶层的房产价值相等,后者则高于珠三角新中产阶层的房产价值。房产的市场价值由于级差地租的存在,随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出现面积、质量相同,但市场价值不同的情况,因此难以有一致的可比性。

  在住宅增量方面,新中产阶层年人均购(建)房支出越来越大,1992—2004年,年均增长25.67%(表四)。不可否认,其中住宅价格的急剧上涨是购房支出增涨的重要因素。但也不得不承认,新中产阶层对改善居住条件与环境的要求是关键的动因,同时也有部分中产家庭将购置房产作为保值增值的投资方式。居民购置大宗耐用品或不动产,必然地与其经济能力——收入水平相关联。中产阶层在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用于购置房产的资金也相应增多。2004年新中产阶层的购(建)房支出占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85%,为历年最高,同年中产以下阶层的购(建)房支出占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70%,两者相差8.15个百分点。而且1992—2004年,新中产阶层购(建)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还高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14.69个百分点。足以反映中产阶层对房产需求的增强。


四、新中产阶层财产变动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一)财产拥有量较高并持续增长

  尽管在金融财产上,新中产阶层略低于中产以下阶层,但由于其耐用品和住宅等实物财产的拥有量较大,而且财产的增量总体呈上涨趋势,特别是近年全部财产的增量快速增长,2003和2004年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54.78%和45.08%,从而使新中产阶层在全部财产的存量和增量上,都明显地高于中产以下阶层。财产的增加首先是以新中产阶层稳定的高收入为基础,新中产阶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由1986年的2281.05元,上升到2004年的28764.34元,增加了11.6倍,年均增长15.12%,并一直高于中产以下阶层50%以上,形成其财产总值也高于中产以下阶层40%。

  (二)金融财产增量减少,证券投资涉足不多

  1990—2004年间,新中产阶层在储蓄和有价证券的增量增长率上,分别有9年和10年为负值。萧灼基在预测我国将有五种人会成为中产阶层时,也不忘请中产阶层对证券市场的发展给予支持。他说:“中国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超过10亿(包括储蓄、有价证券、现金等),其中少数人积累了比较多的金融资产。中产阶层不仅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有好处,而且股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也要靠这部分人,因为他们有能力进行证券投资,可以为股市发展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持”。{19}非常可惜的是,新中产阶层尽管有能力进行证券投资,但却较少涉足这一领域。哪怕他们的储蓄增量在减少,也没有将资金转移到有价证券上。

  由于1996年5月至1999年6月,我国中央银行三年内连续7次降低存贷款利息,并于2002年2月再度降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定期储蓄存款年利率已降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个人金融资产通过存款方式增值的速度大大减缓,短时间内的连续8次降息已一再动摇了人们存款生息的兴趣,储蓄存款增量减少就理所当然。

  同时,投资理财是需要花费时间的,况且中国的股市长期低迷不振,中介理财代理欠缺,也就很难让新中产阶层在金融投资上付出更多的精力。曾经热闹一时的员工持股计划,以及管理入股,管理、专业技术人员期权计划等,也因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原因和受全球创业板市场滑坡的严重影响而导致能坚持者甚微,像TCL等极个别阳光致富的管理者毕竟是少之又少的个案。何况真正能从中获得相当股份或股权的也只是个别企业管理最高层,大部分中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仅是有那么一点“意思”而已。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工人们持有几张股票所带来的变化,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20}实际上何止工人,就是处于中层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也同样是微不足道。

  从实物财产远高于金融财产,实物财产持续增加、金融财产下降的客观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新中产阶层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购买更大更好的房子,使用种类更多、档次更高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手持更多的现金以备更多的即时消费,而在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方面却投入不多,甚至还有负债。这完全符合我们所理解(或现实生活印象中)的新中产阶层重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

  严格地说,以上结论是基于1990—2004年的数据分析而作出的,在2006—2007年,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了强劲牛市,中产阶层也许与其他阶层一样,摆脱不了股市大涨的诱惑,而将资产更多地转移到证券投资上。但这仅仅是猜测,现实如何仍有待确切的数据进行验证。

  (三)财产选择的不稳定性

  对于财产的选择,至今我们还没有获得中产阶层的任何一种集体性倾向,更多地还是表现出国家分配政策和消费政策的硬引导效应,蒙上了强烈的政策色彩。要说中产阶层最普遍拥有,并且价值最高的,首推住宅。但这并不能算是中产阶层对财产的主动选择,而只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到本世纪初结束的住房制度改革,政府以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将公有住宅出售给私人,导致中产阶层这一时期住宅存量和增量均大幅增长。在住宅还没有实行商品化之前的1990年,新中产阶层自有住房拥有率为零,至1995年;随着住宅私有化改革的推开,新中产阶层的住房拥有率迅速上升到66.7%。同样,汽车拥有量的提高,也是受国家汽车消费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所影响,近年汽车价格的一降再降,也就成为当前新中产阶层家庭21%的汽车拥有率的政策因素。除了住房和汽车两项,我们再难看到新中产阶层在财产选择上的相对一致性(况且,汽车的普及率还不算高,选择也并非一致)。

  金融财产,特别是储蓄和有价证券增量的忽高忽低,除了住房的购置使大量的金融财产转化为实物财产外,能解释的还是财产选择的不稳定性。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许多体现市场经济特征的规则和环境正在逐步的完善之中,信息的获取无论是在商品市场还是在金融市场,都仍然处于非常不对称的状态下,给居民的财产选择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新中产阶层是崇尚个性的张扬,在这个阶层还没有足够的壮大和成熟时,财产的选择也就难以得到倾向性的一致,而在短时间内表现为不稳定性。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转型期中产阶层消费特征分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项目批准号:07E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②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③城市高收入群体研究课题组:“城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消费与投资状况”,《中国统计》2001第1期;严先溥:“关注高收入消费群体”,《瞭望》2001年第17期;黄朗辉等:“对城市高收入群体的调查及分析”,《涉外税务》2002年第3期。 ④李实等:“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⑤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资产”,《中国统计》1997年第2期;黄朗辉等:“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现状”,《中国统计》2002年第12期。 ⑥李实等:“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李实等:“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⑦此处所言大型调查研究项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该课题组于2001年在全国抽取73个市(县、区)的6240名居民进行调查。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360—372页。 ⑧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⑨在此感谢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给予提供调查数据,允许将这些数据运用于本项纯学术性的研究。 ⑩具体的数据抽样方法及样本量,见刘毅:“中产阶层的界定方法及实证测度——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开放时代》2006年第4期。 {11}在学术界对居民财产的界定和划分也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个体经济投资形成的资产应包括在居民财产范围之内。见厉以宁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另一种认为,人力资产(指居民的医疗保健和文化教育等)也应包括在居民全部资产的范围内。见连建辉:“城镇居民资产选择与国民经济成长”,《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12}住宅的价值是将被调查者的现有住房按调查当时的市场价值进行估计。 {13}李实等:“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14}我们将收入、消费达到相应指标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三种职业者定为新中产;而城镇个体经营者定为旧中产。关于新、旧中产阶层的界定方法及详细测算结果请见:刘毅:“中产阶层的界定方法及实证测度——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开放时代》,2006年第4期。 {15}有研究者认为,住户调查中金融资产通常会存在低估。其原因来自于三方面:一是通过金融系统获得的居民储蓄总额包括了一部分单位公款,即所谓的“公款私存”;二是样本户抽样偏差造成的高收入户样本比例偏低;三是被调查户低报其资产份额。后两个方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国住户调查所独有的现象,它几乎存在于其他所有国家。见李实等:“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16}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资产”,《中国统计》1997年第2期。黄朗辉等:“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现状”,《中国统计》2002年第12期。 {17}沈伟基、王玉平:“居民金融投资变化趋势”,《中国统计》2005年第7期。 {18}黄朗辉等:“家庭房产状况”,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 csjtccdc/t20020927_364 28.htm),2002年9月28日。 {19}萧灼基的该言论可见,晓雅:“经济学家萧灼基说——五种人将成为中产阶层”,《当代经济》2001年第11期。 {20}转引自本刊课题组:“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及其局限性——三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求是》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