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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倒退”

——北伐时期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

邵 建

  未能忘情自由却又在自由的迷途中,这就是当时的胡适了。当然胡适也并非一味的简单,至少他还有一点怀疑精神,同时也在打量:从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以及这个四一二,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这个问题,要在看你从什么角度切入。如果切入点是自由主义,只需问一句:北伐后的国民政府时代和后国民政府时代,还可能再发生1917年那种诸子式的新文化运动吗?历史可以以前进的方式延伸自己,也可以以倒退的方式延伸自己。更深的问题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走完它的历程?如果这是作为进步论者的胡适在当时无从回答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难回答了。


  

  1926年7月17日,胡适出京去东北,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往英国参加庚款会议。会议完毕后,胡适没有立即回国,而是于该年年底,西渡大西洋赴美,这是胡适第二次到美国。在美国盘桓数月,1927年4月12日,胡适从太平洋上回国(胡适自云:“我的船是4月12日离开西雅图的”)。这未必不是一个巧合,当胡适往上海动身时,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在上海“清党”的日子(按通常的说法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如果还有一个巧合的话,那就是几个月前胡适离英赴美的日子。胡适1926年12月31日晚从英国启程,也就是在这一天,他的好朋友,在上海实施“大上海”计划的淞沪商务督办总办丁文江向属于直系北洋军阀的孙传芳递交辞呈。

  把这两个时间剪到一起,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是巧合。胡适这一趟环球游,从欧亚大陆经苏俄到英国,然后穿越大西洋到美国,最后从太平洋上回国,用他自己的话“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1},前后历时十一个月。还是在胡适出国的半个月前,国民党开始北伐,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变季,胡适当时并未意识到。及至胡适在伦敦巴黎间来回徜徉时,北上的国民党已是节节胜利,有望统一了。丁文江辞去办理“大上海”的职务,已经反映人心(包括士人心)的向背,北洋落日为期不远。蒋介石清党,是北伐基本完成,国民党腾出手来整理内部,它以血洗的方式向曾和自己合作并又钻入自己腹中的共产党下逐客令。一挫北洋,二逐共产,天下政权,当入国民党一家彀中。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变局,也是定局,人在海外的胡适持什么态度呢? 

  可能时间需要放远一点,看看留学回国后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胡适是个广为结交的人,国共两党都有朋友。但在二十年代上半期,胡适和共产党朋友的关系要超过国民党,至少在国民党中没有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朋友。胡适和国民党的关系,乃是国民党先向胡适伸出示好的手,当然缘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1919年7月11日,廖仲恺致信胡适,称:“适之先生大鉴:前月承孙先生命,寄上新版书五本,未审收到否?孙先生拟烦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为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2}孙中山托请胡适写书评,还要发在《新青年》上,当然不是为了“切磋”,而是想借重这个人和这个杂志的时望。胡适友好照办,7月20日就在《每周评论》上登出了《〈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无非鼓吹。8月2号,廖仲恺来信致谢,说“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同时又客气地说:“还望先生于书里不很完全的地方,指示指示,第二版付印的时候可以修正,请先生不要客气。”{3}信后,还附了份孙中山寄胡适的计划书。

  这是一个友好的开始,可惜好景不长。1924年8月1日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登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但在同一版面的右上方有个《响影录》,里面登了篇《少谈主义》的短文。从题目上看,就是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那一套。孙中山看到报纸,怒下批文:

    

  编者与记者之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故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文批{4}

  这个“文批”非但不“文”,而且声色俱厉,全无当年请胡适写书评时的礼貌与恭敬,甚至恨屋及乌,要敲掉那个编辑的饭碗:这倒是孙中山的一面本色。五四时代,“民权”一词殆同“民主”。大张民权旗帜的孙中山却不容本报上有不同的声音,正如伸张“民主”的陈独秀亦不容本刊发表关于白话文的不同意见。这民主和民权在自己的一张报纸和一本杂志上都难以兑现,一屋不扫又何以扫天下?

  据孙的说法,胡适是在陈炯明事件上得罪了孙中山,他居然公开为陈辩护,同时还批评国民党有江湖会社的性质。当然,开罪国民党,并非这一条。他如公开鼓吹针对北洋的“好政府”,参加国民党抵制的“善后会议”,主张国民党反对的“联省自治”,反对国民党主张的“武力统一”。1920年代前半段,胡适和国民党越走越远,国民党对胡适也越来越反感。

  即以这次为例,胡适远道欧洲,还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骚扰。1926年9月18日晚,胡适在巴黎,和傅斯年、梁宗岱等约好在华人开的一家饭馆万花楼吃饭。胡适去迟了,门口遇到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告诉胡适,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叫胡适不要进去了。胡适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传单。进去后,傅斯年等人已经等候。胡适并未见到什么传单,吃饭时大家也没提起。饭后,几人来到一家咖啡摊闲谈,胡适才问此事。原来他们怕胡适不高兴,把传单全收了起来。这些传单是“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印制的,上面充满了对胡适的谩骂:

  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侨胞们,我们都晓得各国帝国主义者利用了它们的走狗如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辈才能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而这些军阀之下更有许多挂名学者的小走狗,主要的我们一向晓得有梁启超、章太炎等。最近丁文江又替孙传芳做了走狗,这是无可讳言的。不幸我们最近又发现了胡适博士亦做了同样的勾当!

  ……

  此次胡适来欧,假名办理退还英国庚子赔款事,实衔了孙传芳的命令,来与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协商勾结阴谋。并且到处肆口狂言,为孙传芳虚张声势。……胡氏的人格行为真可谓卑鄙已极了。因此敝党支部同人发此宣言,敬告于旅欧华侨同胞们,请注意这个孙氏走狗胡适的一切行动,并严密探察他来欧所干的勾当,我们将宣告于国内同胞群起而攻之。{5}

  胡适到英国参加庚款会议,和国民党无关,英国这时和中国对话的是北洋而非国民党。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对胡适没有好感不难理解,甚至是可以把他骂为北洋走狗。但骂胡适为孙传芳走狗就没一点道理,胡适和这个人素无接触,况且孙属直系北洋却不是当政的北洋政府,他们之间还有矛盾。可以说胡适是无辜受骂,连累他的不是别人,应该是他的好友丁文江。

  胡适和丁文江同为中英庚款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他们一共三个人(还有一个叫王景春)。1926年2月丁从天津到上海,参加中英双方会议,5月份,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请他出任淞沪督办的总办,筹划“大上海”事宜。孙自己任督办,但他督而不办,把“大上海”的事权全部交给丁文江,因此丁叫总办。丁文江征求了胡适和王景春的意见,又请教了来华开会的英方首席卫灵顿子爵,遂决定接过这个“大上海”计划。后来中英之间的庚款会议,丁等于退出,该去英国也不去了。当胡适在欧洲往来,他却在上海大显身手,且颇具声色。丁文江才干一个多月,国民党就从广东北伐了。他的举动等于和北洋合作,不但惹怒了国民党,就是连在欧洲的傅斯年都愤怒不已,向胡适表示,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丁文江。

  丁文江和胡适一样,是个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的人,而国民党当时则是一个革命党,在那个时代,不主张革命就是反革命。丁对国民党没什么好感,特别是他上任淞沪总办时,又做了很得罪国民党的事。当胡适把他在万花楼获致的谩骂传单寄给国内的张慰慈,张回信帮胡作了分析,认为胡适的“走狗”名头得之于丁文江,原因在于丁对国民党做了动作:“听说在君近来非常厉害,封了十五个国民党的机关,大概你的新名称是靠了在君的福得到的。”{6}这个推测看来没错,胡丁实在也走得太近。至于丁在君封国民党的上海机关,可见他自己写给胡适的信:“国民党方面则完全取一种急进的政策,在上海方面造谣式的宣传,无意识的暴动,不一而足。”丁甚至“预料他就是能将孙打倒,内部必有问题”(果然后来就有了四一二)。丁很不屑地说:“至于国民党那一套,我真不敢佩服。我所检查到的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学生应该‘少读书,多做事’!你想这班青年,就是握了政权,有多大的希望呢?”{7}在青年问题上,丁胡一样,都主张学生以读书为主,所谓“救国不忘读书”。可是国民党为了运动学生,总是以救国的名义鼓励学生走出课堂,他们的“多做事”就是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学生罢课就像习惯性流产。在一个现代社会,年轻学生不认真学习现代知识,只是一味从事政治运动,即使运动成功了,这个社会就是现代的吗?国民党不久就“握了政权”,可是,它“有多大希望呢”?它真的就胜过此前的北洋?至少,丁并非无稽地持一种必要的怀疑。

  多年之后,胡适在为丁文江所作的传记中,向我们叙述了孙传芳治下试图建设“大上海”的蓝图:“就是要建立一个行政总机构,把租界四周围的中国地区——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向来没有统一的行政中心的,完全统一在这个新的行政总机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之下;要使这个行政中心机构有全权可以改善整个区域的市政,可以计划一个新港,可以解决许多外交悬案,——如越界筑路、如越界收房捐、如会审公堂等等。总而言之,那个‘大上海’的理想是‘要使上海租界四周围的中国地区成为一个模范城市,其结果应该成为我们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下引同){8}

  丁文江要做的事,其实就是上海市长的事,他的总办职权,亦类同上海市长的权力。丁在总办任上只有八个月,“他在那短时期内,做了不少的事。在三十年后回看过去,有两件事是最值得记载的。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傅孟真说,在君争回这些权利,‘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的佩服他。’‘他死后,《字林西报》作一社论,题曰‘一个真实的爱国者’……”(同上引)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爱国者”却被国民党等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实上,《字林西报》由英国人办,英国人赞自己的对手是“爱国者”不失为公允。所以丁文江去世后,考古学家李济意味深长地说“在君的德行品质,要让英美人去了解”,亦即国人理解不了(据傅斯年)。其实国民党骂人为走狗,却不照镜看自己。它自己当时就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党,谁给钱,谁给它军火,谁给它办军校,它就和谁合伙。就连北伐的这支军队都是按照人家模式建立起来的,所谓“党军”。当丁文江以谈判的方式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许多权利,尤其是租界会审公堂的权利时,北伐的枪声打断了一切。这是丁文江给在英国的胡适的信,介绍自己在上海的作为:“大体讲起来,事体总算顺手。会审公廨的积案,居然可以解决了。唱高调的人固然攻击我,然而我细细考察上海的真正舆论,对于此事的确十分赞成。市政的计划如果一时无战事,可以有相当的办法。我总相信天下事诚能动人,拙能胜巧,坚忍能制油滑。我只好用我所长,藏我所短,一步一步做去。”{9}只是逼近的战事已不容丁一步一步做去了,革命打断改良。

  在巴黎声称要杀丁文江的傅斯年后来成了丁文江不是一般的好朋友。1936年丁文江煤气中毒生命垂危,是傅斯年受胡适等人之命从北平赶去湖南,帮处一应事务。丁去世后,傅斯年长文以纪念,说:“在君的一生,最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所最不了解或责备的事,就是他之就任淞沪总办。在君常把这件事的动机及下台情景告我,……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10}这是丁文江所以接受孙传芳邀请的最好的表白,而且还道出了政治的根本道理,同时也揭橥了胡适丁文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同当局合作的心理基因。政治本质上就是行政,就是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这在民主国家,大率如此。倒是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的国家,则习惯把政治首先视为意识形态。既然政治是行政,在北洋体制下,以行政造福社会有何不可,为什么要遭骂?丁文江上任坦坦荡荡,他只有公心没有私利,抓住机会,时不我待。他以他那杰出的行政才能,短短时间内,就为国民党后来的“上海特别市”打下了基础。可是当时国民党叫嚣得凶,不仅把他骂到了欧洲,还捎上了他的朋友胡适之。

  当胡适1926年最后一天离英赴美时,丁文江于此日从总办的位子上辞职了。他前后只有八个月的时间推进“大上海”。北伐党军逼近,孙传芳决定倒向奉系,丁文江等劝说无效,又不能接受孙的决定(因为奉系是北洋的末流,且土匪出身,丁一直就看不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土匪式的奉军”得势),所以只有辞职一途。辞职后的丁文江返回北京,曾写信给胡适谈自己的感受:“当革命的时代,如我这种人实在不适用。我不大会说谎话,而且嫉恶过严,又好管闲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颇有能力,在上海的试验,尤足以坚我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设的时代,不妨留以有待。”{11}


  

  胡适在欧洲,从他的日记看,庚款会议于他,好象是例行公事,副业却干得很顺手。这个副业,就是查阅唐代的禅宗史资料,亦即轮流在伦敦和巴黎读敦煌卷子,一共读了一百五十卷(巴黎读了五十卷,伦敦读了一百卷)。除此之外,国内发生的一切,自然也在胡适挂怀中,这多表现在他在英国各大学所作的有关中国局势的讲演。遭到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的攻击,胡适并未在意,这些年来,挨骂多了,见惯不惊。相反,他倒是处处都在为国民党和它正在进行着的北伐辩护。

  胡适在伦敦时,《每日新闻》曾以《觉醒的中国——新国民精神》为题发表他的一次讲演。面对欧洲人对中国“赤化”的担心(国共两党合作,又在苏俄的帮助下北伐),胡适宽解说:“目前,民族主义是中国的真正的‘红色’,而不是苏俄共产主义。”胡适告诉欧洲人,今日中国的问题在于民族自决权。国内三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和国家青年党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一致:一,打倒军阀;二,打倒入侵者。因此,胡适提醒欧洲人:中国的问题不应由外国势力来评头品足,欧洲人似乎忘记了一次大战的教训。他们必须理解中国民众的心理,修改有关条约。这样,或许能够改变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12}

  这是胡适的一贯作派,在国内,他可以写《国际的中国》,呼吁国人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让中国国际化,不要把西方文明当作帝国主义,更不要当作“文化侵略”。可是转对西方人时,他虽然认为国内的大患是“民族主义”,但仍然站在民族立场说话,提醒西方人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修改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但,胡适对国内的判断仍然需要分析。国内三党的目标是一致的:打倒入侵者,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因为它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么,用什么打倒这两者呢,就是苏俄那一套。事实也正如此,没有苏俄,没有苏俄对国民党的扶持,就没有黄埔军校,也就很难顺利北伐。因此,删繁就简,当时国内的局势可以这样概括:看起来是国民党VS北洋,但其实是两种帝国主义在中国对决:一种是红色的苏俄帝国主义(然而时人很少认苏俄为帝国主义者),一种是白色的英美帝国主义(北洋政府被视为英美代理,而且历届北洋都不与苏俄合作)。这两种帝国主义都试图以自己的制度影响中国,一个是极权主义制度,一个是议会性质的制度。可以看到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唯一有议会存在的就是北洋时期,尽管它有种种弊病,典型如曹锟贿选。但,这个时期也有过前无古例后无来者的惊艳一枪。宋教仁被刺杀后,属于江苏省的上海地方检查厅向当时国务总理(赵秉均)发传票公开传讯。然而,取代北洋的国民党,已经是个威权主义的政权,不但议会制度为它所不取,反而在苏俄影响下,开启了中国通往极权主义的党治大门。

  在苏俄与英美、国民党与北洋这样一个矩阵中,胡适的价值认同在国民党而不在北洋,但你却不能说他的认同在英美而不在苏俄。此刻的胡适,英美苏俄是一家,都叫西方,尽管事实上西方已经分裂成两个。而且刚离开莫斯科不久的胡适,对苏俄还充满着好感。所以,胡适可以担心民族主义的排外,把它视为“红色”,而真正是红色的苏俄,倒在他可以接受的视野中。也就是说,只要不排外,不搞民族主义就行,“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13}中国也未必不可以走苏俄的路。至少,苏俄人为其理想而焕发的冲天干劲,正是国人需要学习的。一时患有政治色盲症的胡适似乎不清楚,那时的民族主义并非一概排外,它恰恰是专门针对英美等国而言的,就像和民族主义对应的“帝国主义”,也是针对英美等国度身订制的,而苏俄因其加拉罕那两个欺骗性的声明,早已从“帝国主义”的身份中金蝉脱壳。

  在伦敦时,一次宴请,胡适遇见了刚从广州回来的一个英国人。谈话中,这人自云见过鲍罗廷、蒋介石、宋子文等人。胡适问起鲍罗廷,对方竭力称赞,说此人“极有见地,极有勇气,广州人士谈及他,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胡适又问蒋介石如何,这位英国人说只见过蒋六分钟,但他问过鲍罗廷,鲍说蒋是一个好的革命家。胡适插言:好革命家我是承认的,但他可算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吗?广州的领袖人才,胡适自称只有鲍罗廷和蒋介石没见过,对于蒋的军事才能,胡适不怀疑,“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胡适还在疑问中,他很担心广州诸人无一人能继鲍罗廷之后。同时评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宋子文,认为他“近年似大有长进”。{14}鲍罗廷是苏联派给国民党的政治代表,他的任务就是把苏联那一套灌输给国民党。在鲍的指导下,应该说国民党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苏俄化。即使它不久后因清党和苏俄断裂,但苏俄那一套于它来说也已经沦肌入骨。以上即使在一个英国人的眼中,都不难看出国民党和鲍罗廷的关系密切以及鲍在广州的影响,而胡适显然已把政治希望寄托在广州这一干人身上。

  一边是广州北伐势如破竹,一边是英国朋友邀约胡适谈谈他对国内局势的看法。此时胡适住在一个英国朋友Silcock[西尔科克]的家,正在为剑桥大学的一次讲演做准备。当朋友约了几位英国社会中的要人请胡适开诚布公地谈谈他的见解时,胡适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

  1、关于“红色”和“反红色”的新闻报道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吴佩孚和孙传芳打着“反奉”的旗号参战。

  2、据权威观察人士的观察,南方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最有效率的政府。

  3、由于理想的激励,并受胜利战果的鼓舞,南方军队终将获胜。

  4、奉系张作霖的力量将被削弱,孙传芳的军事实力也将被削弱。

  5、南方革命军的北伐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它不是红色政权。

  6、苏俄对中国各派军事力量都有一定的影响。欧洲方面提出了一种十分有趣味的和十分具体的政策来控制少年中国的情绪和想象力吗?

  7、苏俄宣布将废弃一些条约,并作出一定的让步,当这些承诺都兑现时,一味责备苏俄的宣传是无用的。{15}

  这是胡适第一次为北伐辩护,同时也在为苏俄辩护。他的用意是要打消英国人对国民党的疑虑。英国一贯支持吴佩孚,它很怕国民党成功使得中国赤化。胡适告诉英国人,吴佩孚出兵不是反红色,他的参战是针对反张作霖,而张则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力量。胡适一则指出北伐必胜,南方政府必胜,另则指出它不是红色政权。胡适当然不拒绝欧洲对中国施加影响,可是英国人得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否则一味责备苏俄也没用。

  台大前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沈刚伯有一段文字可以和胡适上面的话相参:

    

  我第一次见胡先生是民国十五年在伦敦郊外一个英国朋友,名叫Silcock家中(即以上胡适日记中的“西尔科克”,笔者注),我们宾主三人(主妇未参加)在饭后长谈,几至夜半,那时候正是北伐的初期,多数英国人都以为国民党排外、仇英、倾向共党。Silcock先生深爱中国,然亦深以此为虑,胡先生却毫不保留底说这是中国的一大转机,因为要使中国近代化,就非除掉割据的军阀,让国民党完成统一的工作,来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可。他并且郑重声明这是全国民意之所归,因而断定国民党必可迅速顺利的成功。此后,他在英国各大学公开讲演,也随时发挥这种议论,当时英国的知识份子因此而改变其对华态度者颇不少。我有一天到Tavistoek看胡先生,座无他人,我就大胆的问他:“您这几次讲演的话是否有意宣传?”他回答我的大意是说他本来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16}

  沈刚伯的文字写在胡适去世四天后,他的文章题目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这一段回忆和胡适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正是他年轻时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之际。两个人的文字相互印证,足可以看出胡适在那个时期对局势的基本想法和态度。

  可以看到,对国民党的评价,胡适超出了私人恩怨而能出以公心。1930年代,胡适曾批评“人权论战”时一道并肩的罗隆基,说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有私怨的成分,认为不合适。胡适的意思是,在公共领域发言,一定要把私人成见去掉,纯然出以公心,然后才能公正。胡适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外举不避怨”,国民党对他的丑诋不足影响他对国民党的肯定。可是,似乎也只能在胸襟这一点上肯定胡适,因为胸襟毕竟无关识见。胡适对国民党的肯定,从识见上来说,问题大在。

  胡适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素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战争解决问题。而这次北伐恰恰走的是战争路线。1990年代由台湾拍摄的抗战专题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其中有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回忆北伐的镜头。提起几十年前的战争惨烈,陈的表情依然那么动容,因为死的人实在太多,惨不忍睹。国民党是用无数的尸骨,才把天下变成自己的。可是这样一个巨大的代价,得到好处的也仅是国民党一家。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制度,并未从北伐中获得进益。北洋曾经的议会一去不复,代之而起的是苏俄党治。中华民国虽然号称“民国”,但民国却变成了党国,就像北伐甚力的黄埔军校,军队也成了党军。苏俄本土化,这都是北洋时代不曾有的“新”气象。

  胡适也许没看那么远,人的眼界也往往受到时代的限制。在当时南北两个政权中,胡适对北方政权已趋绝望,这是他转而认同国民党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国,对北洋治下的社会状况厌恶之极,遂用“死水”以象征:“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死水”的感觉肯定并非闻氏一人所有,胡适在苏联的感奋,就包含了死气沉沉的北京和充满生气的莫斯科之比较。尤其北洋自段祺瑞下台后,权柄落入张作霖之手(吴佩孚考中过秀才,段祺瑞留过德,张却是“胡子”出身),这个政权的声望在新知识分子心中已经降至为零。至少就胡适本人而言,他对北洋的态度是以段张交替为界的。张之前,他可以出席段的“善后会议”;但,段之后,胡适在精神上已经把北洋视为“反动”。因此,1926年11月26日,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讲演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新与旧的冲突》),胡适很明白对英国人说:“十五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共和国的试验,但是我们得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试验。”{17}

  北洋的试验失败了,国民党的试验就成功吗?可叹胡适在当时,不是两难选择,而是只有在一个二元对立中选择∶非北洋即国民党。英美的制度试验在北洋可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最终让人们失却了耐心,声称英美的路在中国走不通。于是,中国就开始走苏俄的路。对此中国知识界不是没有疑虑,徐志摩在《晨报》上展开“苏俄仇友赤白”的讨论即是一例。针对胡适的苏俄来信,徐志摩甚至追问“苏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胡适针锋相对:“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这不是笑话,是正经话。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至于苏俄的“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真问题”。{18}苏俄的理想、苏俄的干劲、苏俄的效率、苏俄的新气象,无一不给胡适好感。相形之下,中国死水一潭,缺乏的正是干劲、理想、效率,当然也就不会有新气象。这样一种境况,好象人在冰冻的北极,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走,都是朝南。胡适类此,面对朽腐,病急乱投,他无别法,只好鼓吹一个字“干”。只要干,只要努力,且不管哪个方向、哪种制度,都比这“死水”好。于是,在接受了苏俄人的干劲、理想、效率和新气象的同时,也一并接受了苏俄的制度,同时也接受了正在联俄的国民党。

  和胡适相比,倒是和梁启超走得近的一些人要清醒些,比如徐志摩,比如徐新六,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丁文江。徐新六是个银行家,比胡适大一岁,浙江人。胡适从欧洲寄英镑请其代存银行,徐在回信时就他对苏俄的态度提了个醒:“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更变,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客气一番,笔锋一转,“但是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在徐看来,“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共产未能成功,而行其所谓新经济政策,然不能谓其说即可废。”因此,徐新六认为:“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19}然而,已经轮不到“我辈”平心静气去研究了,徐新六话音落地不久,国民党即上台,未行其共产,先行其党治。北洋的议会试验失败,党治试验却在中国成功了。

  胡适支持国民党,认同其北伐,除了他身上内潜很深的激进主义,就是他在他那个时代也难幸免的对“现代”和“现代化”的偏读。激进主义的草蛇灰线可从胡适留美时高歌“沁园春·俄京革命”始,回国后的形迹是“努力歌”和“炸弹诗”,再后便是这对俄苏的态度。此后,胡适便告别了激进主义。然而,比激进主义更难告别的是那种“进步”意识和“现代”理念。

  冯友兰曾经表述过这样一个看法,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不是空间关系而是一种时间关系,亦即西方文化是现代的,中国文化则是中世纪的。中世纪,在当时又被士林视为价值上的贬义。因此,中国是落后的,为了改变落后,改变因落后而导致的挨打,追求进步与现代,便成为二十世纪国人心中难以释怀的“意缔牢结”。从上面胡适应答沈刚伯的话可以看到,胡适所以弃北洋而选择国民党,就是因为国民党比北洋现代,他们有“现代知识”,而中国正需要一个“近代化”(即“现代化”)的政府,只要它实行三民主义政治,就一定能救中国。无独有偶,胡适的朋友丁文江在批评北洋时,就爱用缺乏现代知识这句话。这是胡适举的例子,丁文江虽然帮助孙传芳筹划“大上海”,而且在丁看来,“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胡适还特别补充一句“注意,这句话是在君惯用来批评一切中国历年来当政的军人的。”{20}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现代”“现代化”“现代性”并非是一个完全肯定的对象,而是需要仔细分疏的价值混合体。现代中有人类文明的长进,也有摧残人类文明的罪恶,而这些都属于“现代”。人权无疑是现代的,但极权也是现代的,比如奥斯维辛,比如古拉格。对这一点,胡适的老师杜威有所感知,1926年9月30日,杜威有信给正在英国的胡适,信中有这样一段以至到今天都需要我们深思不止的文字:

  去年夏天,我对比较政治学颇感兴趣。我曾在墨西哥国立大学的夏校演讲政治学,历时两个月。当然,我对政治学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研究;两年前我在土耳其演讲时,就注意到这两个国家以及中国,存在一些共同的倾向,例如,革命,民族主义,排外,害怕外来势力的侵略,极端的现代主义以及极端的中世纪主义等……{21}

  杜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观察是相当敏锐的,他排举的几种倾向对二十世纪中国来说,的确是症候所在。尤其是这个“极端的现代主义”,尽管杜威只是“一名之立”,还未加描述和定义,但在我看来,这个“极端的现代主义”即把现代推到极端,它毋宁就是极权主义。虽然这只是笔者个人的解读,但,无论如何,极权主义是中世纪所不曾具有的一种现代形态。1950年代,美国两位学者研究极权主义,曾归纳出它的若干特征,其中第一种“一个极权意识形态,由涵盖生活各方面的官方学说构成,每个人必须遵从,而其设计了一个最终的人类美好状态。”{22}以某种“主义”为表征的意识形态,就是极权主义特有的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它出具的理由是,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

  看来胡适没有好好体会乃师的信,至少他在认为国民党比北洋现代时,缺乏深思国民党的现代到底是什么“现代”?在北洋和国民党之间,北洋未必是“极端的中世纪主义”,但取法苏俄的国民党却未必不是“极端的现代主义”。胡适认为国民党的现代就在于它有“主义”,而它真能实现这个主义,便能有利于国。这就牵涉到一个比较,国民党执政时是主义政治,但北洋政治却没有主义一说。换言之,北洋没有意识形态,国民党却有。后者的弊端不难从中华民国国歌的第一句看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这样的歌词应该是党歌而不是国歌。把“吾党所宗”变成“吾国所宗”,这就是意识形态,这就是以上美国学者指出的 “一个极权意识形态,……每个人必须遵从”。不知胡适考虑过没有,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形态,北洋时代方可以有让自己大出风头的新文化运动,而自国民党党治时代始,新文化运动就永远成为一种历史过去时。然而,胡适却认同这种同样具有现代面目的“主义政治”,而且是在和北洋作出比较后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甚至未如丁文江,丁氏在一定程度上是把政治视为公共行政的。北洋的公共行政到张作霖时代固也是一团糟,但北洋和北伐相比,就是一个议会时代和党治时代的比较。如果前者糟得很,后者在效率上却可能好得很。那么,前者就是旧,后者就是新;或者,前者就是反动,后者就是进步?新的、进步的不就是现代吗?然而,正像西方不是铁板一块,有英美式的西方,也有苏俄式的西方;现代也不是一块铁板,它亦有美英俄苏之分。在某种意义上,苏俄完全可以表现得比英美更现代。可以说,维“现代”是求,而不遑析问“现代”的不同价值,是二十世纪国人追求进步的一个通病,作为那个时代的通人胡适也未能幸免,以至生生让“现代”迷了一只眼。

  杜威的“极端的现代主义”即ultra-modernism,ultra有过激、极端之意。1926年11月25日,胡适从伦敦给丁文江写信,云:“今日之事只有三条路:一是猛烈向前,二是反动的局面,三是学术思想上的大路。(缓进)我们即不能加入急进派,也决不可自己拉入反动的政治里去。”{23}猛烈向前是北伐,反动的局面是北洋,缓进的学术思想大路是自己。胡适是否在提醒丁文江,不能再给属于北洋的孙传芳做事了,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三天后,丁文江从上海写信给胡适,他当然没有收到胡适的信,但他离辞职孙传芳也为期不远了。信中的丁文江有这样一种慨叹:“无奈过激派与极端反动派倒可以联合,温和派的人反是孤立,这也许是历史上公例,不能避免的。”{24}这里的过激派是指国民党,反动派是指北洋军阀张作霖,温和派当然是指自己。为了获得北京政权,可以看看国民党和张作霖的密切往来,仅仅汪精卫就六上奉天,暗中勾结,密谋北京。“极端的现代主义”和“极端的中世纪主义”原本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



  1927年4月12日,胡适从西雅图上船,离开美国,在船上度过了12天,于4月24日到达日本横滨。

  此番胡适过日本,已是第二次光临。前一次是17年前的1910年,那时是胡适路过日本到美国。当时日本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糟糕,这在以前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一节中已有记述。17年后,旧地重游,日本的变化使胡适惊讶,他说:“日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在过去十年中完成!在东京和其他现代的城市里,人力车已经不见了。这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孔教,也不是基督教所造的福——这只是物质进步的一个自然结果!这是何等的一个教训!”{25}

  不仅日本的物质进步给胡适印象很深,日本的霸权力量更给胡适难以磨灭的印象。据胡适自述,他在横滨上岸时,就接到丁在君由轮船公司转来的信,大意是,国内党争正烈,胡适的脾气又不好,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的工作。丁文江说自己最近就在研究日本(此时他因为和北洋合作而得罪国民党,正被国民党通缉)。丁深切感到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日本,他劝胡适千万不要放过这个可以多多观察日本的机会。{26}

  胡适的确没有放过这个机会。1927年3月23日,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抵达南京。从次日上午8时许起,在某种政治力量的策划下,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被枪击伤,正在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当时在南京附近江面没有法、意军舰,有的只是英美和日本的军舰。英舰一艘,美舰两艘,日舰则有四艘。但这四艘驱逐舰没有参加英美的炮击行动(据维基百科)。

  日本是南京事件中的首要袭击目标之一,所受损失也比较大,同时在下关江面上日本的军舰也最多,为什么英美联合炮击而日本却不放一弹呢?这个迷,胡适在10年后的1937年给我们作出了回答,那已是卢沟桥事变前夕了。胡适回忆说:  

  民国十六年,我从纽约启程回国,路上忽然看到三月廿四日“南京事件”的恶消息,那时全美国的舆论都很兴奋愤慨。我上船时,已是四月中,四月底到日本。我在东京住了两个礼拜。有一天,外务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东京《朝日新闻》的新屋,楼上有一层正开着一个“新闻事业展览会”,岩村先生带我去看一间特别展览。我进去一看,只见墙上挂满了无数薄纸条子,是日本的电报纸,足足有两三千条。岩村先生对我说:“这是三月廿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晚东京《朝日新闻》一家接到的紧急电报。那天南京日本领事馆被攻击了,日本人也有被伤的,据说还有国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报纸发了无数的号外。人心的愤激,先生请看看这些电报就可想而知。但币原外相始终主持不用武力。驻下关的英美炮舰都开炮了,日本炮舰始终没有开炮。”{27}

  日本是个好战国,但并非所有的日本人和日本政治家都是好战分子,就像中国并非好战国,却未必缺乏至少是口头上的好战分子一样。好战分子主政,局势不堪设想。非好战分子主政,或可尽力居间调停。币原外相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惜,待胡适到东京时,这位外相已经抗不住压力下台,紧接着便发生了1927年5月的“济南事件”。两个事件相比,胡适不但感慨足多,也替日本指出,正因为日本滥用霸权和武力,造成了自己国际地位的衰落。胡适当然不仅指1927年的“济南事件”,更是指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前的紧张局势。当然,胡适的用心只能白费了。

  从4月24日到5月17日,胡适在日本一共盘桓了23天,他先后游历了东京、箱根、京都、奈良、大阪等地,于5月17日从神户上船往上海。应该说此时国内的局势对胡适极为不利。还在纽约时,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就写信给他,言辞恳切:“有一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做,最好加入国民党。”学生劝先生入党,想来此例不多。除了顾氏自己认同当时的国民党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替老师设身处地:“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28}在顾颉刚的劝告外,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也致信人刚到日本的胡适,他建议胡适“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因为国内四一二刚过,“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29}

  高梦旦信后,紧接着就是顾颉刚的第二封信。顾误以为胡适四月底已回上海,中心惕厉,这可见诸信中的辞态:“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他们而累及先生。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以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30}仿佛是轮番,顾氏信后一周,又是高梦旦的信。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情势有所舒缓。高的一个在国民党内任高职的同乡告诉他,国民党内有人主张请胡适出任上海市宣传部主任,徐志摩为副,而且已经形成了决定。高担心在此情况下,胡适似乎无法不任事,何况胡适和属于国民党的吴稚晖蔡元培的关系也很近,他们也不会放手,因此他信劝胡适:“故弟以为稍缓归国为得策,尚祈再酌。”{31}

  胡适是否听从了朋友们的劝告呢?5月17日,胡适还是从神户上船回国了。上船当天,他写了封信给美国的韦莲司,说:

  

  经过在日本二十三天的停留,我今晚就要起程航向上海了。所有我在上海的朋友都打电报或写信告诉我,劝我不要在此时回中国。我已经尽可能试着在日本多留几天。但是这种动荡的情形对我是很不好的。我觉得紧张,有时甚至失眠。所以我决定回到上海,要亲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情况[很糟],打破了我的乐观主义,我会回到京都,定下来工作。我想上海朋友的看法并不正确。他们过分考虑到我自身的安危,他们只是不要我卷入政治的漩涡。他们也许是过多受了眼前局势的影响,因而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了。{32}

  这封信还是显示了胡适乐观主义的态度。此时的胡适在精神上已经和北洋了断,他出国期间对国民党的评价都是正面的、积极的,甚至有宣传的嫌疑。这是胡适在日本时对中国留学生的一次讲演,它出自和胡适后来有过交往当时却是一位学医的年轻学生:“国民革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胡适之先生自美返国,途经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请他来讲演,那广大的健身房(同时也是篮球场)挤满了留学生,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先生介绍他登台时,那时候的他不过四十来岁,个子虽然不高,但英俊挺拔,神采飞扬,演讲时不但声音洪亮,姿态尤佳,时常挥动右臂,加强语气,堪称演说名家。这次的演说内容,无非是赞扬国民政府,无论军政经济,皆有专人,尤是对宋子文,说他学有专长,胸有成竹,中国的经济改革,必能成功云云。”{33}胡适对国民党究竟了解多少,至于这样为它背书?可以肯定,胡适对苏俄的态度便决定了他对国民党的态度。他希望国民党能够通过类似苏俄十月革命那样的国民革命即北伐,建立一个现代政府。为此,他不惜改变自己一贯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态度,只是希望它早点完成,减少战争。

  然而,就在胡适从美国动身那天,国民革命发生了巨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杀戮的方式开始清党,接着便是“宁汉分裂”。那么,胡适对清党又是什么态度呢?如果说胡适是以认同苏俄而认同国民党的,清党恰恰又是和苏俄的决裂。当然国民党在观念与政策上和苏俄决裂,但它仍然袭用的是苏俄的“党国体制”。这次,胡适依然站在了南京政府这一边,不过,他选择支持蒋介石的原因并不在蒋介石而在支持蒋介石的三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在日本滞留时,胡适偶遇从上海出来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赫贞,谈起清党,赫贞教授转用宋子文的话,说这是一次大反动。胡适追问所以,赫贞依然用宋子文的话回答: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被推翻了。胡适不以为然,他对赫贞教授说:“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般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34}

  这是典型的爱屋及乌。支持蒋是因为蔡吴,支持蔡吴是因为他们是无政府的自由论者。自由,难道是胡适此番选择的一个拐点?其实,自打胡适出国,就大幅度偏离了他素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尽管他声称这是“新自由主义”。无政府的自由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有限度的自由不可同日而语。在自由之外,便是胡适对蔡元培在道义上的信任,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他们多年的交情。因此,胡适在以上给韦莲司的信中这样说:“四月的政变似乎是走向一个对的方向。国民党似乎有意振作一下。但是代价太大了!这也许会大大减缓革命的进程:这也可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倒退。但是无论代价多高都是值得的。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站在南京政府的那一边。这个政府代表温和派和自由派。”

  未能忘情自由却又在自由的迷途中,这就是当时的胡适了。当然胡适也并非一味的简单,至少他还有一点怀疑精神,同时也在打量:从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以及这个四一二,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这个问题,要在看你从什么角度切入。如果切入点是自由主义,只需问一句:北伐后的国民政府时代和后国民政府时代,还可能再发生1917年那种诸子式的新文化运动吗?历史可以以前进的方式延伸自己,也可以以倒退的方式延伸自己。更深的问题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走完它的历程。如果这是作为进步论者的胡适在当时无以回答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难回答了。

  在轮船上,我曾见到一位鼓吹中国现代化的人。他以介绍白话文代替古文而闻名。他说,这样做使普通人也能学习知识。然而,在政治上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被农民和工人提出的不可理解的“粗暴”要求所困扰。他相信谣言:共产党人正在煽动湖南农民,“农民要把每一个有大学学位的人都杀掉”等等。他的朋友曾经劝他不要回中国,继续在外国避难,讲授中国的民族主义。

  这个人是谁?不用说,他就是胡适。说这话人的又是谁?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年高八十五,一生分为三段,年轻时生活在美国,中年生活在苏联,晚年生活在中国。用她自己的话讲,她一生中经历了三种文明:美国文明、苏联文明和中国文明。作为记者、作家出身的知识左派,她当然讨厌她出生所在的美国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所以要去苏联,而且一住就是三十年。然后继续往东。她一生中六次采访中国,1958年72岁时,干脆定居北京,直到1970年逝世。1927年5月,是斯特朗第二次来华,她是为了正在发生的中国革命,她要作这场革命的见证。在太平洋漫长的旅程中,她居然从船上得不到任何有关中国的消息。直到船接近日本横滨时,迷底才揭晓。当船上的乘客问及船长为什么没有来自东方的新闻,“船长笑笑说:‘我们收到了消息,但没发表。我们的船员是中国人。这帮叫花子对政治问题很激动。如果我们公布有关中国的新闻,他们就会不做工作而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了。由于同一原因,我们不把日本的消息编集,借以制造一种印象,我们和东方没有无线电联系。我们的船员主要是这帮好激动的广东佬。如果他们为了南京—汉口的事打起来了……好吧,晚安!”船长的不恭激怒了斯特朗,她说:“我们的船长竟以如此无情的美国效率对待他的中国船员和他们的革命。”

  由此可知,胡适从神户回国,上的是从美国来的船,他和斯特朗同船共渡,而且还有过交谈。斯特朗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左派,胡适则是从自由主义暂时逸出去的一个同情革命的左倾。此时的胡适已经是一生中最大限度的同情革命了,但在斯特朗的眼里——这一点她并没有看错——胡适不是一个革命者。

  他说:“有些事正难以理解。我的朋友们多数是站在南京方面的,它似乎会赢得这场斗争。然而他们充满怀疑,对前途很不乐观。在这个国土上,到处都有内乱。据说某些省属于南京,另一些省属于武汉,在所有这些省中都有集团间的斗争。”

  他告诉我,在日本停留的十天中,许多人来向他打听中国情况,来访者的名片多达五公分厚。

  “日本人十分同情中国国民党,以至他们迫使他们的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他这样说,似乎也相信这一点。

  这些都是转述,然后,斯特朗开始结论胡适,以下的文字便表明了她对胡适的态度:

  这位美国化的中国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三位老人参加南京政府,他们是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和学者,有得到公众信任所需的“道义影响”。三人之外,再加上蒋介石的军事才干,以及他认为有把握立即参加南京政府的宋子文的理财能力,就有可能形成中国的有权威的“重心”。他只字不提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也不谈满足操劳过度的工人的要求;这不是他熟悉的生活过的世界。但他强调那三位老人都是“年逾花甲”的学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威信。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位教授虽然是文坛上掀起的一场革命的倡导者,但他总的来说显然不是渴望革命的变革,而是希望效忠于一个稳固的、坚定的、可敬的政府。他说,除非这样一种“重心”能在南京成立,中国至少要乱十年。{35}(上引斯特朗的话俱同此注)

  这或许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历史版,斯特朗的观察和判断是很准确的。

  从根本上来说,胡适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胡适是把大局放在个人自由之上。当下胡适所希望的就是尽快建立一个威权政府,用以结束乱局。以上曾引沈刚伯在英国和胡适的对话,他在听了胡适的解释后,说:“这番牺牲个人主张以顾全大体的议论,感我至深,令我至今难忘。”

  船到上海,斯特朗上岸。她说,在上海登陆比我们预料的简单得多,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上帝的宠儿,海关官员甚至连护照都不打开,只望一眼美国护照的红皮封面,就挥手放行了。中国人不然,他们担心会遭到扣留,调查他们有无激进倾向。胡适呢,他正处他一生中的激进时期,好在他上岸也不会遇上什么麻烦。如果有麻烦,那也是上岸以后。以后,迎接他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国民党的党治下,文化情势只能是胡适所担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倒退”。胡适上岸后,将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那么,在感受到之后,胡适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那就需要另外的篇幅来叙述了。

【注释】

{1} “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1页。 {2}“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7月1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1-62页。 {3}“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7月1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5页。 {4}转引胡明:《胡适传论》下卷,第645-6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5}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4,第340-341页。 {6}“张慰慈致胡适·1926年10月1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06页。 {7}“丁文江致胡适·1926年11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12-413页。 {8}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卷7,第477-478页。 {9}“丁文江致胡适·1926年11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99页。 {10}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独立评论》第189号。 {11}“丁文江致胡适·1926年11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36页。 {12}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4,第379页。 {13}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5,第681页。 {14}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4,第391-392页。 {15}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4,第419-420页。 {16}转引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664-665页。 {17}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5,第439页。 {18}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集》卷4,第48-49页。 {19} “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1-422页。 {20}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卷7,第482页。 {21}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4,第385页。 {22}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第24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23}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4,第436页。 {24}“丁文江致胡适·1926年11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12页。 {25} “胡适致韦莲司·1927年5月17日”,转引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第71页。 {26}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676页。 {27}胡适:“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胡适文集》卷11,第751页。 {28}“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8页。 {29} “高梦旦致胡适·1927年4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9页。 {30} “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30页。 {31}“高梦旦致胡适·1927年5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33页。 {32} “胡适致韦莲司·1927年5月17日”,转引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第69-70页。 {33}叶曙:“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93号。 {34}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677页。 {35}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斯特朗文集》(2),第28-3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