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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

——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

刘建平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领导反战运动,中共具体认识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的“日本人民”,这是“中日人民友好”思想的历史原点。野坂参三还为中共开创了正式的日本研究,所培养的专业干部也成为新中国对日工作和日本研究的骨干。因此,新中国的“人民外交”和中日友好事业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国际主义“人民历史”的延续。但战后美国单独占领和保守政治统治下的日本存在的是“日本国民”而不是“日本人民”,基于意识形态性的“人民”日本观的对日外交政策难免受到挫折。

  在战后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新中国对日外交史上,“中日友好”和“人民外交”是政策话语中的两个基本原理。但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控诉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一方面又把“中日友好”作为基本的对日政策原则?外交本来是国家政府之间政治行为,为什么新中国政府在中日关系上特别强调人民外交,把“人民”看作外交行为的主体?如果不能系统地回答这两个问题,便不能深刻地理解战后中日关系。而且,不同的回答,又给战后中日关系以大异其趣的解释。比如,在中国,一般认为新中国的对日政策是在反对美国控制日本的同时,“把日本人民与执行错误政策的日本政府区别开来,支持日本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与中日友好所进行的斗争”;①因为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形势下,中日两国互为敌对国家,“新中国的对日政策只能以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②这样,既突出了意识形态正确性,又流露出对外交战略策略成功的自喜。而日本的研究,则直接地认定中国通过增强与“‘日本人民’的友好”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通过日中关系正常化离间日美、日台”关系,③强调中国推进民间交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是以日本为突破口“打破旧金山体制和美国封锁中国的政策”。④也就是说,所谓“人民外交”和“中日友好”,不过是中国为实现自身利益和国际政治目标的战略策略而已;暗示中国并无道德诚恳之美,反有干涉内政之嫌。这或许是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但所谓“影响日本人民”的“以民促官”和“孤立美国”之类的说法似已在事实上支持日本学者所突出的中国对日政策的“战略论”和“国家利益论”。基于这样的历史研究,日本学者现在进而肯定中国是“以战略和利益外交为得意拿手”,甚至认为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也有以此“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使日本干脆地断绝与台湾的国家关系的战略判断”。⑤而舆论界则更不加掩饰地以“战略论”指责中国,称日本国内存在的“亲中感情”开辟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道路,“那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对日战略产生的最大成果”,但“战略优先”的中国打开与日美的关系是为了对付苏联,“表面上合唱友好,实际上并没有解除对日本的警戒。”从这种“战略论”推演,他们认为现在的“反日”也是中国“预谋的战略”。⑥

  姑且不论中国对日外交“战略论”的自然逻辑指向就是蚕食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协助日侨归国、宽大处理战犯、发展中日贸易乃至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等等友好政策的道义真实性,也姑且不论中国对日外交除了给日本以“友好”,所谓“战略”──无论对美还是反苏──都没有得到过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问题的关键是,持中日友好政策怀疑论和把中国对日外交全盘肯定为“战略论”的观点,到底能不能经得起实证?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将追溯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和对日外交思想的渊源。


一、野坂参三的延安活动与中共日本研究的开端

  

  在二十世纪的东亚,左右国际关系的要素之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作为共产党长期革命结果的新中国,其外交政策并不是建国初期突然形成的;革命过程中经历的对外工作和党际关系以及由此积蓄的对外认识等等,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思想和体制的基础。因此,为了深入研究、准确理解新中国的对日政策,决不能单是考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史和中日关系史,还有必要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下的中国革命过程纳入学术视野,通过探索新中国史前时期中共的日本研究和日本认识,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把握新中国对日外交的源流。

  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日本问题和对日政策研究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春,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野坂参三从莫斯科秘密来到延安。据野坂参三回忆,由于潜入日本活动困难,可以先到中国,“在中国战场与日本军阀战斗,对日军俘虏进行革命教育,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野坂参三赴延安活动。⑦他与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同行,2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3月26日到达延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热情接待了野坂,其后,周恩来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与他详细商谈工作安排。当时延安已成立日本问题研究室,但周恩来认为研究人员的知识肤浅、陈旧,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希望野坂首先展开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调查研究。对此,野坂认为“日本劳动人民的敌人是日本军阀,我们的任务就是打倒它以实现民主主义。因此与中共和八路军有着共同的目的,应该共同战斗。”这样就愉快地接受了周、王的提议。⑧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具有日共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双重身份的野坂参三来华工作。毛泽东、王稼祥和野坂组成了日本共产党支援委员会,专门决定有关日本工作的问题。⑨另外,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也吸收野坂为领导成员。⑩不过,由于苏联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正式的外交关系,考虑到不应该给外界以苏联派野坂参三到延安从事反日活动的印象,野坂便以“林哲”为名活动。{11}作为主要的工作,野坂于1940年5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聘为顾问,特别指导敌军工作部。{12}敌军工作部形成了以野坂为中心、以王学文部长和李初梨副部长为主要领导的体制,开始新的对日本军队工作。{13}由此,野坂积极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同时着手研究日本问题和培养中共的日本研究人才。

  为了尽快培养出中共的日本研究班子,野坂组织了“日本问题研究会”,并编辑介绍一般日本知识的《日本便览》,讲解日本的国体、天皇制、军部、军国主义、社会组织等情况。日本问题研究会在野坂的主持下,每周六下午开座谈会,基本上是由野坂做报告,然后会员提问并进行讨论。参加者有李初梨、赵安博、江右书、王晓云、庄涛、刘国霖等担当日本研究和敌军工作的干部。其中,李、赵、王、庄等后来成为新中国对日工作的骨干。{14}

  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改变中共内部日本研究的薄弱状况,野坂亲自展开研究活动。经过王稼祥和曾经留学于京都帝国大学的王学文的努力,使延安具备了收集日本资料的条件(收听日本广播和通过在北京、天津、太原等地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往延安传送日本报刊)。同时,敌工部创办专刊《敌国汇报》,{15}创刊号上即刊登了野坂1940年4月撰写的论文《日本革命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王学文译),此后又刊登了他10月撰写的论文《“大政翼赞运动”是什么──关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16}这份刊物还被寄往共产国际,从野坂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信来看,至少在1941年1月下旬之前,《敌国汇报》以及其他刊物上关于日本的论文都是野坂写的。{17}他的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延安的知识圈引起轰动;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虽然已近三年,但关于日本国内的形势、国民的状况以及日本共产主义者的反战斗争等等,不曾发表过正式的论文。于是,这种论文的突然出现,除了少数知道野坂在延安活动的干部,大家都感到意外。许多人到总政治部打听作者,得到的回答是“王学文写的”。{18}经过野坂的努力,中共的日本研究终于打开局面,也可以说正式开始了。当时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室工作的场景,据担任野坂翻译的赵安博回忆,野坂每天早晨四点起床阅读分析日本的报刊,在重要条目上作出标记,研究人员据此进行整理,撰写有关日本政局和军事方面动态的论文。{19}从具体成果来看,1940年的《解放》杂志之第113期刊登了王学文、李初梨署名的论文《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近卫新内阁的成立》,第114期刊登了王学文、李初梨署名的论文《近卫内阁的特点极其对外政策》,第118期转载了《敌国汇报》第9期的时评《最近日本战时经济的恶化》,第121期转载了《敌国汇报》第12期的时评《日本的“新政治体制”是什么?》。可见,由于野坂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的日本研究迅速出现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1年5月,中共中央出版正式的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关于社论的写作,毛泽东在起草的通知中规定“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20}野坂受托写了许多有关日本问题的社论。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常常与野坂碰头,甚至让野坂住在毛泽东家所在果园的一座房子里,几乎每天都要见面。{21}

  1943年5月末,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毛泽东提议野坂公开活动以扩大政治影响,野坂便以在苏联使用的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的名义脱离地下状态。{22}于是《解放日报》作出野坂近期到达延安的报道,6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干部大会,正式热烈欢迎野坂。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参加了欢迎大会,会上双方表示要以两国人民的共同斗争打倒日本法西斯主义。{23}另外,野坂还提出以打倒日本军部、结束战争、建立人民政府为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号召建立广泛的人民战线。作为具体的组织活动,于1944年2月指导各地把由日本士兵俘虏组织的反战同盟发展成为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以很大的期待。{24}1945年4月下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召开决定战后政策路线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准备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指名把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修改稿送野坂一本,以征求意见。{25}在4月23日的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讲话之后,野坂代表日本共产党致辞。{26}5月,在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报告之后,由李初梨翻译,野坂作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和对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报告的宣传一样,《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野坂的演说稿。

  野坂回忆,自己在延安得到了与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同样的生活待遇,{27}这种待遇应该不仅仅因为其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日共代表的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事实上是中共日本问题研究的最高权威和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开拓者。日本战败后,野坂参三离开延安经苏联、朝鲜回国;他在敌工部培养的中共日本研究者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工作能力,有的被调到《解放日报》写作有关日本的评论,其水准甚至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日本人的赞赏。{28}


二、野坂参三对中共日本认识的影响

  

  由前述可见,野坂参三帮助中共开创了正式的日本研究。那么,野坂的延安活动对中共的日本认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962年3月末,毛泽东电贺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电报中特别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野坂在延安的活动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当时的著作“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29}抗战时期敌工部的负责人、建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李初梨也回忆说,“野坂同志在延安期间,还向我们干部和人民,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日本问题的知识。在这一期间,野坂同志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分析日本政治形势、日本法西斯军部动向和日本人民的斗争及其生活的精辟论文。”{30}另外,日本问题研究会的成员刘国霖先生更生动地回忆了有关情况,他说:“关于日本问题,野坂发现我们的干部什么也不知道,就组织了日本问题研究会,编辑了《日本便览》,教我们有关日本政治、社会等等基本知识。我们本来只是知道‘打倒’之类的口号,野坂来了以后,关于日本的概念就清楚了。……日本问题的研究和对敌工作的策略等等,都是野坂的主意,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31}而且,当时在延安的日本人俘虏铃木传三郎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士兵“都知道并崇拜野坂”,“把他的意见当作有关日本问题的最高权威来尊重”。{32}从这些资料可以判断,中共的日本认识与野坂的延安活动有着紧密关联,因此需要作具体的检讨。

  (一)“日本人民”概念的形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前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机,把中日的“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分析,开始号召“反日民族革命”或“民族战争”。另一方面,由于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也是“日本人民”的压迫者,相信“日本人民的革命”是“可能的”、“肯定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还把“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设想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之一。{33}与此相应地,共产党军队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是因为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该团结“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即所谓两国人民的“目的一致论”。{3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9月25日发表了《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宣言》和《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宣传工农阶级团结斗争思想和优待俘虏政策,呼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两国人民的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35}不过,这些设想和宣传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对这一事实,毛泽东也承认,但当外国记者表示怀疑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时,毛泽东依旧坚持“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的信念,强调“我们仍然把日本士兵及一切被迫作战的干部看得如自己的兄弟一样”,强调“优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36}这些根据马列主义“为了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思想和基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政策思考,在理论上是有其逻辑性的。然而,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从二十年代起,日本共产党就进行反对侵华战争、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内战争的宣传,{37}1937年8月15日还发出了呼吁以“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团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给在华日本士兵诸君的号召》 ,{38}但挺身掀起有明显政治影响力的革命运动或反战运动的“日本人民”并没有出现,各国共产党的援助也不能差强人意。于是,1938年11月5日,中国共产党对各国共产党发出求援电报,同时又特别给日本共产党发去专电,说:为了进行侵略战争,日本法西斯军阀加重了对日本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侵华战争是违背整个日本人民的利益的,因此,日本法西斯军阀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同时也是日本人民的仇人。中日两国人民必须联合一致,结成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阵线,打倒这个共同的仇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并没有相互的仇恨而只有相互的同情,应该极大地发展这种同情,为打倒共同的仇敌日本法西斯军阀而奋斗到底。”{39}可以感觉到,电报是在传达期待甚或是某种程度不满的同时而呼吁共同斗争的。

  既如此,倘若日本共产党一直没有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具体的贡献,毛泽东等对“日本人民”的意识形态想象有可能就销声匿迹了。然而,此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在思想和组织反战运动两方面给了中共以无可替代的支援,而且这种支援是以“日本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他到延安以后发表的最初的论文,就在分析日本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号召日中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共同敌人”,建立日本“民主的人民政府”。{40}从他后来的活动来看,这成为他坚持的基本思想和努力方向。毛泽东很注意阅读野坂的文章,他在给野坂的一封信中说:“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鉴于中国党对日本革命史不了解而很有必要学习,毛泽东建议野坂多写一些有关文章发表。{41}可以想见,野坂代表“日本人民”支援中国抗战,而日本革命斗争史的研究和学习更可以为“日本人民”的存在提供一个更完整、更有说服力因此对中国党和人民具有鼓舞作用的说明。随着这种思想交流的加深,中国共产党源自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关于“日本人民”的想象,通过野坂参三的话语建构,得到了确实的肯定。

  与思想理论活动同步,野坂作为中共的敌军工作顾问,一面指导八路军瓦解日军的工作,一面创建、领导了有组织的反战运动。野坂到延安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0年4月6日发出了《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强调敌军工作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各部把所获敌人的全部文件交送延安以资研究,把各部自己的对敌宣传品送来延安研究,从日军俘虏中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长期训练,并选择最进步分子送来延安受训以培养出日本的革命者。{42}5月,王学文与野坂商谈,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盟员们宣誓献身于中日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在野坂的领导下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学习和反战活动。{43}在瓦解敌军方面,野坂注意到,对于野蛮的日本军队,八路军士兵不能理解优待俘虏政策,为此他推动八路军自上而下强化贯彻优待俘虏的军规。1940年6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着重强调禁止枪杀和侮辱俘虏,要求对俘虏进行教育。{44}进一步地,野坂对1937年八路军颁布的对日军俘虏政策加以增改,该文件于1940年7月7日被作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命令颁发。其中增加的前言部分指出:“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彼等多在日本军阀欺骗与强迫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要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在这种阶级分析说明之后,细则部分更具体地强化了尊重、优待、教育日俘和对违反政策的我军指战员加以处罚等项规定。{45}这种规定贯彻下去,必然要形成改造八路军官兵的民族主义日本观而树立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阶级分析日本观的政治机制。

  野坂的对敌工作指导增加了日俘的数量。为了进行“从军国主义者向和平民主的革命家的人的改造”,在和毛泽东商谈以后,野坂于1940年10月主持创立了俘虏教育设施“日本工农学校”。{46}学校有一年左右的课程,学习结束后的学员即上前线,从事对日军宣传活动;从前线获得新的俘虏,再送往学校接受训练。{47}如此反复,反战运动的势力逐渐扩大:1942年6月,“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942年8月,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反战团体大会召开;进一步地,1944年2月,以日本士兵为反战宣传对象的“反战同盟”发展成为以日本士兵、侨民和日本国内人民为工作对象、以结成广泛的反战反军部的人民战线进而建立人民政府为目的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组织上的不断发展壮大的反战运动,正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下“日本人民”具体存在的象征。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野坂的匿名写作活动。例如,1941年10月下旬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日本代表就日本的反战斗争作了报告。与此相呼应,11月1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日本共产党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社论在历史回顾之后说:“我们抗日的战士应该计算到日本革命的势力。中国必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坚强的信心的根据之一,就在于日本的反帝势力的存在与增长。”{48}再如,1942年8月15日预定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反战团体大会,14日的《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社论在称赞这两个大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的同时,特别指出:“我们从这个大会里,可以看到已从法西斯军部的铁链下解放出来的日本士兵──日本劳动人民的真面目,和听到他们真实的呼声。……大会的代表,大部分都是八路军的俘虏。然而在较短的时期内,他们大都有了阶级的自觉,理解了战争的本质,并成为反战的战士而更生了。这正证明着我军俘虏政策以及教育方针的正确,同时也说明日本军部所夸耀的‘武士道’精神,它的基础是如何脆弱,而我们国际无产阶级精神的感化力量是如何伟大。”这样,便结合事实对“日本人民”登上中国抗战的舞台作出了有理论逻辑的描述。另外,社论还要求帮助日本兄弟从事反战活动并锻炼成长为日本革命的战士,完成两国人民的“共同历史任务”。{49}次日,两个大会召开,在“中日人民团结一致,枪口朝向日本军部”的战斗气氛中,反战同盟负责人森健代表大会代表团致开会辞,称“今日我们在此开会实已表示日本军部的崩溃”。朱德作为来宾致祝辞说:日本士兵受到军阀的长期欺骗来到中国战场,现在他们“觉醒了”,认清了日本的劳苦大众和士兵们是“为了日本的军阀财阀”而牺牲。“我代表八路军声明: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把在华几百万的日本士兵,都团结在你们的旗帜底下,枪口朝向你们和我们共同敌人的日本军部!”吴玉章也表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你们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50}中共领导人如此坚定的国际主义信念,既是被日本反战团体为中国抗日战争艰苦奋斗的事实所鼓舞,也与《解放日报》的宣传一致。而上述《解放日报》的社论都是野坂参三写作的。可以看到,野坂是在一种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或者说是作为日中双方桥梁的存在:作为日本人,他领导反战运动,是“日本人民”历史剧的创作者;而作为匿名写作者,他起着中国共产党思想权威者的作用,是引导中国共产党理解“日本人民”历史剧的评介者。正如前述野坂对八路军俘虏政策指示的修改,一方面突出了“日本人民”的政治概念和立场,而另一方面对于八路军则是一种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的实践性教育。简单说来,野坂以国际主义的身份,起着既努力创造“日本人民”又帮助认识“日本人民”的双重作用。

  野坂参三卓有成效的俘虏教育、组织工作和研究宣传活动,使中共领导人深受鼓舞。野坂是传统民族国家的越境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帝斗争中找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认同;相应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越境者行为证明了国际主义的人民力量的真实存在,一种根植于共同斗争的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人民“日本观”开始生成。1941年5月15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毛泽东亲为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51}日本士兵在开学典礼上宣誓以“决死的努力”献身于中日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52}朱德总司令到会讲话,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工农学校学生能回国组织日本的‘八路军’,来与中国的八路军携手,共同为争取中日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53}1942年6月,“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给毛泽东发去致敬信,毛泽东给野坂回信致以“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表示“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54}1943年5月底,野坂开始公开活动,表示:来延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与中国人民携手,“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而战。”{55}中共中央为野坂特别举行欢迎大会,任弼时在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词时说:冈野进(即野坂)同志来延安,“是我党、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中国人民最兴奋的一件大事,这证明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不仅有英美等盟国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而且有日本人民配合反对日本法西斯。……(冈野进同志的来延)对于中国人民更加加强胜利的信心,对于日本军阀则是一个重大打击。同时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法西斯的力量、弱点等等方面,以及我们如何组织反日战争,均有极其重大的意义。”{56}关于野坂领导日本反战组织在瓦解日军、教育俘虏等方面对抗战的贡献,朱德在中共七大的军事报告中特别表示了谢意,称赞其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中国人民的“很大的极有价值的帮助”。{57}

  由上述我们看到,野坂参三来延安后,开拓中共的日本研究、组织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和卓有成效的对敌工作,通过这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过程,“日本人民”的概念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已经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想象和理论分析,而是发生在中国抗战中与中国人民携手对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战斗的具体的政治力量。这种共同历史过程的体验是深刻的,以至于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年以后仍然称赞野坂说:“在艰难的岁月里,以你为代表的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树立了战斗的友谊和深厚的感情。”李初梨在回忆中也指出:野坂参三的延安活动“为我们带来了日本人民崇高的国际主义的援助”,“是对于中国解放区军民和全中国人民的一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58}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国际主义的“人民历史”的体验,当然地要影响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和中日关系。

  (二)“民主日本”信念的确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建设民主国家作为明确的政治目标,这是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而相应地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发生的变化。根据地的“更名改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联合政府的主张等等,都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努力。野坂参三是共产国际七大的领导人之一,他来延安以后不断阐述的通过组织人民战线建设民主日本的主张也受到中共的重视,所描绘的“民主日本”蓝图成为中共对战后日本的信念性期待。1940年春,野坂到延安之初发表的论文就提出中日人民团结、反战和“建立民主的人民政府”的主张,同时组织反战运动,在日俘教育中注意培养日本革命者。此后不到四年,野坂所领导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于1944年初转变为肩负组织人民阵线、建设民主日本政治任务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对此,中共领导人非常感奋,以朱德为首,叶剑英、李初梨等多名干部出席了决定成立解放联盟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朱德致辞说:反战组织的成立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很大关系”,使日本士兵同志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地主资产阶级为着其本身利益的强盗掠夺战争”,“知道了日本军部原来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他强调指出,“反战同盟又是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起点,将来日本建立人民政府,大家勤劳生产,自己动手,再不需要向外掠夺,中日两国人民也再不要像今天这样打仗,这样大家才能成为真正亲密、互助的好朋友。”{59}叶剑英参谋长也致辞说:“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部。”日本是中国的“东邻”,现在成了“一家”。“建设民主、和平的东亚,正如和各位一起建这个大讲堂一样,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共同来做。”{60}野坂参三则表示:虽然我们的力量现在还微弱,将来必然要发展到全中国以及日本国内,“解放联盟”的旗帜,一定要“插到日本本土上去”。{61}

  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战后日本政治的主导权之争进入日程。在中共七大上,野坂参三代表日本共产党作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据野坂归国后1946年7月的说明,“这篇演说不仅是对日本人作的,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和其他同盟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作的。”因为“在这些外国人中间,对于我国的民主力量和我国的前途,未必有正确的理解。例如,把日本财阀看作民主主义势力,或者主张消灭日本的一切工业使之成为农业国,等等谬论流传。所以,反驳这些谬论,给同盟国的进步人士提供正确的认识,对于战后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说是很重要的。”{62}很显然,野坂是站在提供关于日本的知识和思想的地位,努力通过自己的发言来影响美国、中国等决定战后日本国家地位国家的政策。在演说中,他分析说:日本存在着共产党和几种反军部的民主势力,也存在着被称为“稳健派”或“亲英美派”的大财阀、皇室、重臣以及高级官僚、老将军等等军部或军部的同谋者这些非民主主义势力。为了打倒军部和建设民主的日本,各民主势力应该团结起来建立人民政府。“将来的日本必须寄托在这个力量上面”。{63}与此相关联,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首次正式发表了战后的对日政策,即:“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这种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64}野坂在自己的演说中引用了毛泽东报告的这一节,评论道:“这种态度,才是真正保证太平洋和平的。这才是同盟国方面正确的态度。但在同盟国一部分人士当中,存在着与此不同的错误见解,甚为遗憾。”{65}这种相互呼应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中共的干部受教于野坂而获得关于日本的知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在定稿前也请野坂审阅、征求过意见;所以,所谓战后日本的政治发展一定是由以日共为中心的民主势力组成人民战线、建设民主的日本,同盟国方面必须对此予以援助,这种对“民主日本”的信念经野坂的主张和宣传,已经成为中共日本观的重要部分。

  三个月以后,日本投降,在延安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和工农学校的学生或开赴前线或即将回国而要离开延安了。作为临别致意,对“民主日本”和“新的中日关系”的展望更成为热烈的话题。1945年8月24日,准备归国的野坂代表日本共产党提议,由一切反战反军部势力组织日本民主联盟,以此为基础成立临时政府,实现民主政治。{66}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之前,特意为野坂举办了欢送宴会,两人并就两国的前途和中日关系交谈到深夜。据野坂回忆,毛泽东对“民主日本”寄予很大的期待,再三表示要给以尽可能的援助。而且,毛泽东说,东久迩宫内阁“不过是战争时期军阀内阁的延长”,将来如果日本延续这种内阁,必将妨碍日本的民主化,中日两国就不可能建立紧密的关系。“如果日本实现了民主化,中国与日本肯定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现在工业、技术很落后,但将来一定要工业化。那时,日本的工业和技术对于中国是绝对必要的,请日本一定给以援助,而中国也可以供给日本需要的种种原料。只有这样,日本军部所谓‘中日共存共荣’之说才真的能实现。为此,条件之一就是无论如何必须建立真正民主的日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野坂还肯定,像战后初期币原内阁这种由曾经或明或暗地支持过战争、军部的所谓“稳健派”政治家组成的政府,“中国人民一定不会与之交往”。野坂还称,告别的时候,“毛泽东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励我为了新日本的建设竭尽全力,约定这一事业完成之日我们再相会。”{67}另外,李初梨也回忆说:“当野坂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告别的那个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他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日本革命的前途,也谈到了将来在新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之间应该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68}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后对日政策,野坂得到了支援日本的民主化并且只与“民主日本”打交道的政治约定。

  赴重庆谈判之前,周恩来还来到工农学校为学员们送行,谈到将来两国的经济发展、贸易关系等问题,鼓励大家说:“中日两国的互助是亚洲和平的基础,为此我们共同努力吧!”{69}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工农学校和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于8月30日举行出发纪念大会,会上通过了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的信,信中说:“我们报答您们好意的方法,唯一的便是记取您们的教诲,加紧锻炼,力求进步,在前线则教育新来的日本兄弟,回日本后,则克服一切困难,为建设民主的日本而努力奋斗。……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进入簇新的阶段。不是过去的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将创造出友好和互助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这种关系之是否出现决定于日本人民之是否创造和平与民主的日本。……我们坚信必能克服任何困难,以赢得胜利。日本的将来是属于人民的。”野坂代表日本同志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各种帮助和无限温暖的友情,激励大家“坚决勇敢地为建设民主日本奋斗到底”。作为来宾,叶剑英致辞希望保持并发扬中日人民几年来结成的“可珍贵的友谊”,希望大家赴前线或回日本后,“要向广大的日本人民、士兵进行耐心的宣传、教育,消灭深刻留在大部分日本人民、士兵脑海中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扩大解放联盟,以建设民主日本。”他说:“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国团结起来,才能创造一个和平、民主的东亚。”并相信日本人民建设民主日本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70}可见,经过野坂参三代表日本人民协助中国抗战的过程,野坂所描绘的“民主日本”蓝图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坚定信念。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后之所以实行不以保守的日本政府为外交对象,而期待日共主导的民主政权这种对日政策,原来是由于“民主日本”的信念在起着核心的逻辑驱动作用。

  (三)天皇问题通融性的由来

  关于天皇问题,日本共产党创立以来便高举打倒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旗帜,野坂参三1931年作为日共代表赴共产国际以后,参与制定的《关于日本问题的方针》(32年纲领)中也指出:天皇制才是国内反动政治和一切封建制残余的主要支柱,天皇制国家机构是剥削阶级专制的脊骨,日本革命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粉碎天皇制。{71}但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确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之后,野坂开始主张为结成人民战线而对天皇制问题采取慎重态度了。他认为:在日本,明治以来,由于一直灌输关于天皇和皇室的半宗教性的思想,如果不考虑到大众还没有准备为打倒天皇制而斗争这一事实,大众就不会成为革命的主体;并且,掌握实质权力的是军部,集中打击军部是一般国民可以接受的。因此,野坂指示以反对军部法西斯独裁、建设全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日本、投票开设人民宪法会议等为主要政治目标,{72}即取消了“打倒天皇制”的口号。来到延安,野坂在指导对敌军工作中发现,前线散发的传单仍然照搬着“32年纲领”的“打倒天皇制”这种集中攻击天皇的口号。日本军队靠天皇制统治日本军队的精神,以这种极左的口号不仅不能动摇日军的军心,反而会招来士兵猛烈的反对,并给以后的俘虏教育工作造成妨碍。因此,野坂与王稼祥多次商谈,指示彻底改善前线工作。例如,总政治部1940年6月9日发出的《关于对敌伪军宣传工作的指示》指出:过去的“宣传品太政治化、空洞化、公式化”,不合乎日本士兵的觉悟程度,“不易打动日本士兵的心情,有时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宣传品文字不是真正的日本文而是中国化的日本文,且时有文法错误,因此不能起应有的效力”,等等。指示更具体地要求废止“打倒天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在军队中打死长官”、“打败仗”等等口号,并设计了一些诸如“立即结束战争”、“一起请愿回国”、“你们的家属正在为你们祷告”等等能够“激动敌军士兵反战情绪思乡思家情绪,减弱其战斗意志,增长其悲观懈怠的情绪”的口号。{73}据野坂的回忆,把“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变成“打倒军阀”,毛泽东也赞成他的这一意见。{74}另外,野坂在日本问题研究会上也讲解这一问题,说:在日本,天皇是“半人半神”,不要对一般的老百姓和士兵讲天皇制,不能提“打倒天皇”,这会招来他们的反感,他们不接受。{75}

  当然,作为将来的目标,野坂并不反对“打倒天皇制”。1942年6月成立的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其章程中便规定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天皇制,以及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日本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76}而1944年2月由反战同盟改组成立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则提出的是“打倒军部独裁”。{77}很清楚,作为共产主义者是明确“打倒天皇制”的,而人民战线组织的政治目标则避开天皇问题,只提出以军部为敌的口号。不过,野坂在中共党内作了详细说明,所以得到理解;而国民党统治区的舆论则对此提出了批评。例如,1944年3月23日重庆《大公报》的社论就指责回避“打倒天皇”的解放联盟纲领草案。对此,野坂以森健的名义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当前主要的敌人是“军部及其一派”,因为是统一战线组织,所以对于在人民中间有着半宗教影响的天皇,“有更加注意斗争方法之必要”。{78}此外,野坂对1944年夏天进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以及欧美记者也说明了有关天皇问题的主张。

  随着日本战败的临近,战后日本政治建设进入议程。作为日共战后政治主张的一部分,野坂在中国七大上详细阐释了天皇问题,提出了关于天皇与天皇制的“区别论”。他说:天皇具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专制政治机构首长的天皇即天皇制,二是作为“神的化身”在人民中间起着半宗教作用的天皇。因此,天皇制必须立即废除以实现民主制度;但关于天皇的半宗教影响力,由于人民的信仰相当深厚,如果提出“打倒天皇”的口号,我们有受到群众孤立的危险。信仰天皇,“这是日本人民的的不幸,然而又是事实。”为了反对战争、打倒军部、建设民主的日本,当然必须争取反对战争与军部但又不放弃崇拜天皇的人参加。“我们共产党要求建立没有天皇制、没有天皇的彻底的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我们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教育。但我们的要求违反了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即不能实现。如果,大多数人民热烈要求保存天皇,我们对此必须让步。因此对于天皇的存废问题,我们主张,在战后由一般人民的投票来决定。”{79}这一演说的中文版全文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前,毛泽东审阅并致信野坂,一方面称赞,一方面作了一些订正。而最重要的订正,就是关于天皇问题。野坂原文说:天皇存废问题,“在战后尽速由一般人民的投票来决定”。毛泽东建议去掉“尽速”二字,因为“这个投票问题,那时究竟以速为有利,或者以缓为有利,要看情况才能决定。依我估计,日本人民不要天皇,恐怕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80}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完全接受了野坂的天皇与天皇制“区别论”,而且建议野坂进一步考虑“日本人民”的“情况”。很显然,“日本人民本位”的逻辑决定了重视日本天皇的政治作用而回避天皇作为战犯的战争责任问题的战后对日政策。

  从上述关于天皇问题通融性由来的梳理来看,中国共产党既然接受野坂的意见,当然也就不会积极主张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毛泽东甚至会向天皇问候。{81}这种“友好”的“日本人民本位”逻辑是很清楚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即使没有政府间的战后处理谈判,也能够应“日本人民”的要求,协助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回国;即使因为受到了日本政府的侮辱而决定断绝一切交流,但在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提出要求之后,又允诺通过“人民之间进行个别贸易商谈”的方式提供“照顾物资”。{82}可以说,“日本人民本位”的逻辑,是决定战后中国对日外交基本走向的重要思想原则。


三、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及其历史局限性

  

  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党共同斗争的历史过程研究来整理中共的对日认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野坂参三在延安领导的反战运动,正如中共领导人所说“是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起点”,因此从中共的日本认识形成来看,野坂的延安活动创造了作为新中国对日外交政策思想的“中日友好”大原则的历史原点。实际上野坂本人也是这样理解的,他指出:反战活动“在开创中日人民友好关系方面作出了非常的贡献”。因为,反战士兵们“以自己的行动向憎恶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证明,日本人民有别于日本统治者,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必须团结以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共同敌人进行战斗的盟友。”野坂同时强调,反战运动“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成为今天促进日中两国人民亲善关系运动的土壤。”{83}因此,“中日友好”绝不是一个简单、空洞的实用主义政治口号,它有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战斗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这种历史内涵,有着基于国际正义的道德前提。由此我们可以确知,所谓“日本人民”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日本国民,它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概念,其政治内涵就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因此,“日本人民”在战前就是以共产党为先锋的反战民主力量,在战后就是受到以日共为代表的反战民主势力影响而坚持严肃清算战争罪行、诚恳反省罪恶历史、自觉承担战争责任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和平友好外交的那一部分日本国民。只有通过历史的实证研究确认了“日本人民”的概念,“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逻辑才得以显现出来。那种对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论”认识,不仅在学术上是武断的,而且还反映了一种用所谓国际政治理论或社会科学话语外衣掩饰起来的自民族中心主义道德观的复活。因此特别可以理解的是,当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滑头主义态度在日本公然成为主流的时候,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和学者对“中日友好”之类的套话当然也就越来越羞于启齿了。

  第二,中国共产党通过野坂参三在延安领导的反战运动认识了“日本人民”,确认了在理论上分析应该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日本人民”的真实存在,由此中日关系中的“人民本位”逻辑出现了。这是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思想的由来。基于与日本人民的民主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的设想,新中国建国前后实行了不以保守政权为外交对象的政策,并充分考虑日本人民的“情况”,适当回避天皇问题,提供贸易的优惠与便利,积极协助日侨回国,宽大处理日本战犯。那种以为中国因日本政府拒绝建立外交关系而区别政府与人民、通过日本人民的合作推动日本政府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一般认识,是不准确的表面议论。历史表明,人民外交决不单纯是为追求与日本建立官方关系的实用主义手段,它本来是基于中日两党代表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和以意识形态解释历史经验形成的国际主义、人民主义外交思想,是和“日本人民”建立友好关系进而和“日本人民”的民主日本建立邦交、共同为和平民主的东亚而奋斗的理想主义外交追求。

  第三,野坂参三的延安活动对中共对日认识的影响,一方面是指中共领导人形成了相应的日本观,另一方面由于野坂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的日本研究专家和对日工作骨干,他们在对日工作实践和学术研究、知识思想传播等诸方面必然产生长远的影响。比如,曾经与野坂参三一起工作、任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的赵安博,延安时期他认为:日本士兵俘虏,敌国的这些劳苦的群众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日的中华民族的同盟军”,主要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工农成分”而与日本的统治阶级在经济、政治上“处在基本矛盾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学校对他们团结、教育、友爱,即“正确运用共产党、八路军俘虏政策的结果”。{84}然而,在中日关系经历种种斗争和曲折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延安时代的“日本人民”已是古稀之年,建国后一直担当对日工作的赵安博仍然钟情于战争时期的历史,表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是经的起大风大浪考验的。……我相信无论是日本青年,或是中国青年,都需要了解这方面的历史,以便更加满怀信心,满腔热情地为21世纪中日友好、世世代代的中日友好作出努力。”{85}由此我们便可以至少从一个方面理解,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上,对苏(俄)外交、对美外交的实际工作和思想话语早已随着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而根本改变了,但为什么对日外交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思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目的的有关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尤其必要,否则,要么是否定日本的日本军国主义本质论或自我否定的“对日新思维”,要么是肯定一切、因循于传统,总之,对日外交难以走出欠缺思想、多有幻想的精神泥沼。

  最后要指出的是中共对日认识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通过野坂参三在延安的活动接触了具体的“日本人民”,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上、在统一战线策略意义上支持野坂所主张的“民主日本”国家理想和“天皇回避论”,从而形成了相应的对日认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日认识并非产生于中共自身所作的对日本国家和民族整体状况的实证研究,它一部分来自中日两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一部分是野坂提供的日本知识和思想;并且,由于那些知识和思想是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因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理解战后的日本社会和有关日本的国际政治实际状况,这还是个问题。

  比如前述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野坂参三的延安活动所认识的“日本人民”,是产生于战时体制下军事化政治教育的特殊日本人群体。在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据地,虽然他们以“日本人民”的名义活动并被宣传为“日本人民”,但是根据统计,从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7月)到1944年5月,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共2407名(其中自发投降的115名),其中进入延安工农学校学习的有300余人。{86}另外根据1944年4月的统计,华北的解放联盟盟员总数也只是223名而已。{87}而据野坂参三在战后从中国回国途中到莫斯科与苏联方面的会谈记录,延安反战同盟的规模为800人,其中只有500人可以信赖,最可信赖的有250人。{88}以此为基础推动日本士兵和日本的人民觉悟起来,野坂设想并为之尽力工作过;{89}但是在没有军事化政治教育体制的情况下,有效地培育出延安时代那样的“日本人民”显然是困难的。这从野坂参三自己言论的逻辑中也可以分析反证出来,例如,战争结束后在日本人团体的出发纪念大会上,野坂讲话说: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多年来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各种援助和无限温暖的友情,因此大家都了解到,“所谓八路军利用俘虏的疑虑,是怎样荒谬无稽的误解。”产生这种疑虑的原因,是士兵们“受了法西斯军部的欺骗,不了解八路军、新四军真正愿意援助日本劳苦人民的伟大精神。”{90}虽然他这样讲是意在鼓励盟员们为建设民主日本而奋斗以报答中国人民的友情,但是反过来也可以推论:在美军占领和日本国内的政治体制下,教育出为野坂所谓“民主日本”而奋斗的“日本人民”当然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战后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实际上在当时,1945年1月被俘的(即接受政治教育很少)的铃木传三郎8月下旬曾经就拒绝了野坂参三和李初梨提出的给山西日军写劝降信的要求。{91}可以想见,如果回到日本,教育“日本人民”就更加困难了。然而,野坂参三及其同志们表示,要“将解联和工农学校几年英勇奋斗的精神和传统带回日本去”,开展教育工作和政治斗争,以必胜的信心为民主的日本彻底奋斗,等等。中共领导人似乎也坚信这些宣言,例如出席大会的叶剑英致辞期望他们回国后教育日本人民、扩大解放联盟、建设民主日本,并且相信:“日本人民在进行这一斗争中,有解放联盟作为自己的领导机关,同时有久经锻炼、智勇双全的冈野进同志作为自己的领导者,加上日本人民的努力,胜利是有保证的。”{92}很显然,上述中共领导人对于日本人民的认识和民主日本的信念是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性理解的。

  而毛泽东就更加浪漫了。1942年夏天,筹备中的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仅有代表五十几人,准备委员会的负责人大山光义对《解放日报》的记者说:“我相信,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为打倒共同的敌人而奋斗。”{93}对于这种近乎空想的预测,毛泽东似乎很感兴奋,当日便写信给野坂参三,引用了大山的上述谈话,表示将全力援助日本同志。{94}日本投降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于1945年9月14日接见了国民党统治区日本人反战运动的领导人鹿地亘。毛泽东询问鹿地亘手下有多少日本同志,鹿地亘难为情地答道:“很遗憾,除了自己夫妇和孩子,只有四位战友。”毛泽东却说:“那很好,很了不起。要好好爱护培养这四位同志,他们是最可宝贵的。四个人数量虽然很少,但正是这四个人才能变成将来的百万之众。”然而,鹿地亘很不解毛泽东所谓从四个人变百万之众的逻辑,毛泽东就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来说明,似乎理所当然。{95}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野坂参三关于教育“日本人民”建设“民主日本”的理想很有信心并积极鼓励,这种信心和鼓励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都是可以看到的。

  不过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在冷战中占有优势地位,而日本被美军占领和保守政治势力统治着。因此,强调日本人民的存在和作用,欠缺实证研究战后日本状况的谨慎自觉,在意识形态逻辑的推理中把特定环境下的经验按照主观意志加以扩大,以这种思想和方法论思考对日政策,难免是脱离实际的的意识形态延伸。所谓脱离实际,就是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说,战后日本不存在“日本人民”的可能性,因为在现实的世界政治中,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的话语比国际主义或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占统治地位。中国“人民外交”的对象在中国外交思想中表述为“日本人民”,但实际却是在国家利益上与保守政治家一致的日本国民,而在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日本国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当然有着基本的利益分野,坚持反共意识形态的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决定了日本保守政治基本的反共、反华取向,而不可能按照野坂所设想的“民主日本”政治方案建立中日友好关系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从这种意义上说,由于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受到革命时代条件的限制,中共在把握日本的实际情况、实证研究日本问题从而获得确实的日本知识、比较准确地认识日本和相关国际政治的现实从而制定恰当的对日政策的等等方面的主体性自觉有所不足,其日本认识和对日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性和易受外来影响的被动性。

【注释】

①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②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③冈部达味:《中国的对日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44页。 ④王伟彬:《中国与日本的外交政策》,米涅瓦书房2004年版,第226页。 ⑤毛里和子:《日中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岩波书店2006年版,前言、第35页。 ⑥清水美和:《中国为什么“反日”?》,文艺春秋株式会社平成17年版,摘要、第79、102页。 ⑦野坂参三:《风雪历程》(八),新日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1962年版,第493、232页。另据1943年5月31日《解放日报》报道,野坂表示他来延安的目的,就是与中国人民携手打倒日本法西斯。而从俄罗斯所存季米特洛夫1945年8月10日给斯大林等的信来看,野坂1940年来延安,是“为了破坏日本军队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日本反战中心并确立与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联络”而由共产国际直接派遣的。 ⑧野坂参三:《风雪历程》(八),第288—289页。“延安回忆”,《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第238—239页。 ⑨野坂参三致季米特洛夫的信(1941年1月23日),小林峻一、加藤昭:《野坂参三的百年》,文艺春秋株式会社1993年版,附属资料8。 ⑩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1}对野坂参三的采访,大森实:《战后秘史3》,讲谈社昭和50年版,第243页。 {12}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第69页。 {13}对野坂参三的采访,大森实:《战后秘史3》,第249页。 {14}笔者对刘国霖先生的采访,2006年2月11日。刘国霖当时是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干部学校的日语教员,日本问题研究会的参加者。 {15}在野坂参三回国后的回忆录中,先称《敌国资料》,后称《敌国情报》。经查知,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有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编的刊名为《敌国汇报》杂志(1941年4月25日出版)一册,第2卷第7期。因此,野坂所回忆的刊物应该是《敌国汇报》。该刊为半月刊,刊登有时评、翻译或撰写的评介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的文章和敌国大事记等,文章没有按规范方式的署名,多在文尾加括号附一字,如“涛”。据刘国霖估计,这种情况应该是野坂写的文章,可能是庄涛翻译整理的。 {16}野坂参三:《风雪历程》(八),第293—295页。《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第240、258页。 {17}野坂参三致季米特洛夫的信(1941年1月23日)。 {18}野坂参三:《风雪历程》(八),第294页。“延安回忆”,《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第240页。 {19} “赵安博回想录”,《世界》1998年10月号,第285页。 {20}《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21}野坂参三:“毛泽东会见记”,《大众俱乐部》通卷八号,1947年7月1日,第21页。 {22}野坂参三:“‘冈野进’时期”,《劳动评论》昭和24年7月号,第26页。 {23} 《解放日报》1943年6月6日,第1版。 {24}森健:“从反战同盟到解放联盟”,反战同盟记录编辑委员会(编):《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员的记录》,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1963年版,第88—93页。《解放日报》1944年2月20日,第1版。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 {2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 {27}野坂参三:“延安随想录”,《每日新闻》昭和21年1月28日。 {28}铃木传三郎:《延安俘虏日记》,国书刊行会昭和58年版,第158页。 {29}9 《人民日报》1962年3月30日,第1版。 {30}李初梨:“野坂同志在中国延安的岁月里”,《人民日报》1962年3月30日,第3版。 {31}笔者对刘国霖先生的采访,2006年2月11日。 {32}铃木传三郎:《延安俘虏日记》,第131页。 {33}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其他两个条件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34}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6页。 {35}《解放》第1卷第19期,民国26年10月9日出版,第1—2页。 {36} “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解放》第1卷第23期,民国26年11月13日出版,第6页。 {37} 《赤旗》1928年5月3日、1931年10月5日。 {38} 《解放》第1卷第19期,民国26年10月9日出版,第3页。 {39}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致日本共产党电”(1938年11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44—745页。 {40} “日本革命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第247—257页。 {41}毛泽东给林哲同志的信(1942年3月15日)。该信的原件是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加藤哲郎于2003年7月在日本长野县发现的,笔者得到了加藤教授亲赠的复印件。需要指出的是,信的落款处有月日而没有年。从信中谈到毛泽东所读野坂参三的文章、建议写日本革命史以及日本问题研究室所编辑的《解放日报》之“敌情”副刊从1942年4月21日开始连载《日本革命运动史话》等情况来看,此信应当是写于1942年。 {42}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43}森健:“在延安组建反战同盟和创立日本工农学校”,《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员的记录》,第76—83页。 {44}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第322页。 {45}野坂参三:“续‘冈野进’时期”,《劳动评论》昭和24年10月号,第25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7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47页 {46}同注{22}。 {47}野坂参三:《亡命十六年》,时事通信社昭和22年版,第53页。 {48}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1日,第1版。 {49} 《解放日报》1942年8月14日,第1版。 {50} 《解放日报》1942年8月16日,第1版。 {51}王向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卷第6期,民国30年6月25日出版,第82页。 {52}“日本工农学校开校式学员誓词”,《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员的记录》,第342页。 {53} 《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第2版。 {54}毛泽东致林哲同志的信(1942年6月25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9页。另外,《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收录了此件全文的照片。 {55} 《解放日报》1943年5月31日,第1版。 {56} 《解放日报》1943年6月6日,第1版。 {57}朱德:“论解放区战场”,《解放日报》1945年5月9日,第2版。 {58}中共中央祝贺野坂参三70寿辰电(1962年3月28日),《人民日报》1962年3月30日,第1版。李初梨:“野坂同志在中国延安的岁月里”,《人民日报》1962年3月30日,第3版。 {59} 《解放日报》1944年1月18日,第1版。 {60}森健:“从反战同盟到解放联盟”,《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员的记录》,第88—93页。 {61} 《解放日报》1944年1月18日,第1版。 {62} 《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第420页。 {63}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9日,第2版。 {64}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第6版。 {65}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9日,第2版。 {66} 《解放日报》1945年8月25日,第1版。 {67}野坂参三:《亡命十六年》,第76页。 {68}李初梨:“野坂同志在中国延安的岁月里”。 {69}香川志孝、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サイマル出版会1984年版,第125页。 {70} 《解放日报》1945年9月2日,第2版。 {71}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七十年》(上),新日本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72} “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1936年2月),《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第158页。 {73}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第321页。 {74}野坂参三:“续‘冈野进’时期”,第26—27页。对野坂参三的采访,大森实:《战后秘史3》,第248—249页。 {75}笔者对刘国霖先生的采访,2006年2月11日。 {76} 《解放日报》1942年6月30日,第2版。 {77}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解放日报》1944年2月20日,第2版。 {78}森健:“关于重庆《大公报》对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的评论”,《解放日报》1944年4月28日,第1—2版。 {79}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9日,第3版。 {80}毛泽东致冈野进同志信(1945年5月28日),笔者存有一桥大学加藤哲郎教授赠送的原稿复印件。 {81}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82}岩井章关于中国领导人“考虑照顾物资交易”的报告,石川忠雄等(编):《战后资料 日中关系》,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255页。 {83}野坂参三:“序文”,《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员的记录》,第2—3页。 {84}赵安博:“蜕变──记日本工农学校学生”,《解放日报》1942年6月12日,第2版。 {85}赵安博:“宝塔山下结友情──介绍《八路军内日本兵》”,香川志孝、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赵安博、吴从勇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86}香川志孝、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第58页。 {87}反战同盟记录编辑委员会(编):《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员的记录》,第5页。 {88}和田春树:《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平凡社1996年版,第141页。 {89}“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宣言”,《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第357页。 {90} 《解放日报》1945年9月2日,第2版。 {91}铃木传三郎:《延安俘虏日记》,第177页。 {92} 《解放日报》1945年9月2日,第2版。 {93} 《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第1版。 {94}毛泽东致林哲同志的信,1942年6月25日。 {9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4页。鹿地亘:《续 如火如风》,讲谈社昭和34年版,第386页。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