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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理念形态的纷争结构及其历史

咸在凤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扼要检讨韩国现代史,认为大韩民国的历史可以从理念史的角度归纳为:民族主义的稀释、民主主义的停滞以及歪曲资本主义的历史。而韩国所有理念形态的争议归根结底都由对稀释、停滞和歪曲的批判以及为它们进行的辩护所派生出来。在这一意义上,现今的诸种理念争议其实既是围绕着韩国现代史解释的争议,同时又是围绕韩国政体正统性的争议。除非有理念能够彻底诠释韩国的正统性,否则这些争议不会终止。而在此历史时刻到来之前,韩国史将难逃马基雅维里有关权力和正统性的分析,即公认正统性的缺乏,使得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在政治中占据过重分量。

一、序论


  位于朝鲜半岛南半部的“大韩民国”是理念形态的矛盾、对立和妥协的产物。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等,这个新生国家对外标榜的理念一开始就没有树立好。民族主义在对日本帝国主义残留势力的清算过程中,民主主义在长年的独裁和权威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在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重商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国家经济体制下,分别长久地被歪曲,失去了它们原来的面目。相反,朝鲜选择了单一的理念。朝鲜通过对亲日势力的彻底铲除,在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留影响方面取得了成功,并至今为止拒绝与日本缔结邦交正常化。从苏联和中国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朝鲜的发展也不逊色于原型。他们最终树立起来的“主体思想”可以说是最为纯粹也最为彻底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

  然而,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却说明:在理念上并没有坚持原则和纯粹性的韩国,却战胜了在理念上坚守明确而逻辑分明的朝鲜。这里所说的“胜利”指的并不只是经济方面的。不仅是在人权、自由、平等等普遍价值的实现上,还是在民主主义的实践等结果上,韩国都占了朝鲜的上风。朝鲜成了在这个地球上最为孤立、压制、闭塞的国家;在“妥协”和“无原则”中成长起来的韩国却建设成为比朝鲜更密的最后的堡垒和最重要的同盟国。美国不仅没有对日本的经济成长采取抵制措施,而且还积极帮助日本恢复经济。

  在这种新的世界和地域秩序下,韩国起到了防止共产主义波及到日本的堤坝作用,所以韩国有必要变成彻头彻尾的反共国家。在当时左右势力间的冲突走向极端的状况下,美国军政的目的是压制左翼势力,辅佐右派亲美势力成立新政权。因此美国一方面与李承晚、金九等保守派独立运动家组织——“民族阵营”联手,另一方面与在日本统治时期明里暗里帮助过日本的亲日势力取得了联系。

  在这一过程中,在日本统治时期作为警察组织的成员,在揭发和检举共产主义分子中发挥过特别作用的人员重新得到了美军政的重用。尽管他们曾经是亲日派,并且带头弹压过作为独立运动家的同胞,但在铲除韩国的左派势力中却是无比有价值的人员。不仅如此,在建立能够与朝鲜军队抗衡的军队时,这些在日帝下受过训练并积累了战争经验的人物又发挥了中心作用。

  从结果上看,朝鲜的中心轴为左派势力。他们与日帝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斗争并抵抗到最后。解放后在成立独立政权的过程中又彻底铲除了亲日派。韩国却相反。为了有效地对付左翼,韩国不得不与亲日势力结下了联盟。面对左右理念的对立中所产生的反共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以及冷战的现实,韩国的民族主义不得不做出妥协。这是第一次妥协的经验。

  解放后韩国为了反共同亲日派做出了妥协。到了1960年代,为了经济发展又一次与日本做出了妥协。1964年出于经济和战略的目的,不顾国民的极力反对,在解放还不到20年的工夫就与日本签订了《韩日协定》。通过军事政变而掌握了大权的朴正熙,为了使军队的政治介入正当化,有必要向国民展示可以看得见的经济开发成果。当时的韩国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人均收入只有80美元,非常需要的是经济发展启动资金。朴正熙想从日本来取得这笔资金,因为日本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中已经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与日本正式实现邦交正常化,对韩国可以说是具有一箭双雕的效果。尤其在冷战结构趋于定型的状况下,美国一直怂恿韩国与日本和解。韩国一方面可以得到美国的更多支持,另外可以以补偿金的名义得到日本方面的巨额资金{1}。尤其对在日本统治下接受过教育和训练的朴正熙以及其政权内的众多人物来说,日本无疑是比美国更有亲近感而更容易相处的对象。朴正熙在有意和无意中倾向于追随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历史,而对美国式的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表示出近乎本能的抵制。他不顾众人反对,强行签订了韩日协定,可见是情理之中的。

  基于反日和抗日精神的韩国民族主义又一次与现实做出妥协。朴正熙政权打出了反共的“国策”,那是因为同日本建交必定会带来的对民族主义的“稀释”。他们认为强烈的反共是可以缓解“稀释”的唯一途径。

  韩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不被“稀释”的又一个原因在于同美国的关系上。美国在战后对韩国实施了军政。对韩国的存亡而言,美国曾经是不可缺少的存在。从韩国成立单独政府到韩国战争,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支援是不可或缺的。韩国战争爆发以后,驻韩美军又对韩国的安保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然而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考察,韩国对美国的依赖引发众多问题。作为主权国家,外国军队驻扎在境内,尤其在紧急状况下外国军队享有军队作战统帅权,即使再强调其原由和必要性也并不雅观。到了1980年代,随着民主化的进程,驻韩美军的问题开始显得错综复杂。1980年代的光州民主化运动之后,对美军的批判开始此起彼伏,认为美军在韩国起到了维持权威主义政权的作用;左倾运动圈也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批判美军是阻碍统一的最大障碍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驻韩美军看作是韩国依赖于美国或从属于美国的象征。韩国的民族主义又一次与现实做出了妥协。

三、民主主义的停滞


  大韩民国以对抗共产主义,建设自由民主主义为建国的目标。然而自由民主主义的实现在韩国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和漫长的岁月。美军政的终结以后建立起来的第一共和国,在不断的政策失误、腐败和独裁中维持了一段时期,最终在学生运动中落下了帷幕;第二共和国尽管给民主主义提供了短暂的实验性舞台,但却未能克服混乱局面,在军事政变下又一次告结;第三共和国通过军事政变掌握政权以后,尽管在程序上经过了总统选举这一民主形式,但一开始就不被承认具备民主正统性。尤其经过三选改宪和维新体制后,韩国的民主主义更加退步了。

  朴正熙政权一方面强调通过产业化而加快发展经济步伐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以南北军事对立为由,强调了建立强有力政权的必要性。但是从民主化的角度考察,那仅仅是借口而已。尤其在维持政权的过程中引发了对人权的侵害和践踏,勿用说国民的参政权,就连言论自由的权利也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因此朴正熙政权的反民主性可以说没有辩解的余地。全斗焕政权同样以安全保障和安定成长为由又一次使韩国的民主主义停滞甚至后退,尤其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流血镇压构成了全斗焕政权推卸不掉的原罪。

  结果大韩民国在同朝鲜的非民主主义、反人权政权抗争的名义下,从一开始就违背了构筑自由民主体制的初衷,不断地卷入了正统性的是非争论中。重用亲日派、与日本建交、以驻韩美军为象征的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等都是稀释民族主义正统性的要因。在安全保障和经济成长的名义下制约了参政权和人权。这又减弱了民主主义的正统性。


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歪曲


  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如何呢?韩国在经济体制上也标榜着自由市场经济。这同朝鲜的社会主义体制成为鲜明的对比。事实上贫穷的国家很难接受资本主义体制。解放前后韩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韩国传统的共同体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许多类似之处。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人去反对“与人共享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这类观点。相反,“各自坚守自己的私有财产,并竭尽全力使之增值才是正确”的资本主义思想,却难以博取人们特别是那些没有多少财产的人的信任。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被认为与世界列强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即资本主义被理解为发达国家剥削落后国家的机制。除了几个发达国家以外,资本主义被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所排斥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韩国为什么在早期阶段就开始采纳了反共和资本主义的理念了呢?那是因为韩国一解放,美国就进驻,使韩国被吸收到冷战结构中。从此点看可以说是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接受了不很了解的资本主义。除此之外,韩国战争尽管不能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对资本主义正确性的认识,但是至少使人认识到反共的重要性。

  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强有力的介入,才使朝鲜半岛诞生出一个以反共——资本主义为理念的国家。正如共产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这正是典�主义意义上的进步。

  最后,对“宁可歪曲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要构筑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制吗?”的提问,答案如果是肯定,就是保守主义;答案如果是否定,那就是进步的立场。保守的立场主张:不管其内容和理论如何,韩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发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效率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对这一点应予以肯定的评价。尽管它形成了阶层之间的不和谐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均衡,但如果要站在“增加国家全盘的财富比平等的分配更为重要”的立场上考察,它接近于保守主义。最近兴起的东亚发展模型、儒教资本主义论等都拥护韩国式发展模式,在这一点上都属于保守的理论。

  相反,进步立场却批评韩国式经济发展助长了对外国势力和外国资本的从属地位。不仅如此,韩国式经济发展还使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了财富的阶层欺压民众的不平等结构成为定型机制。进步立场对此也提出了批判。进步主义者还力图通过帝国主义论、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等左派系列的理论来解释韩国经济,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极其进步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韩国的保守主义如果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说得不好听就是自始至终都在随机应变,却缺乏理论性和原则性。相反,进步主义不管在民族主义或民主主义方面还是经济体制方面都构筑着自身的一贯性。可以看得出同保守主义相比,进步主义更加忠实于原则并符合理论。因此从韩国的理念形态之间的争议结构上看,“尽管保守主义者多,但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的批评确实具有说服力。

  然而比这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尽管保守主义充满着理念或理论上的不完善,但却取得了成功;相反进步主义尽管符合理念或理论却在现实中以失败而告终。从进步的立场上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韩国构筑了亲日派和对美国的追随者,或通过不道德的经政结盟而形成的特权阶级欺压劳动者和基层民众的不平等结构。但从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尽管在现实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却取得了公认的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民主化。韩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为成功的国家。

  不仅如此,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韩国现代史似乎在证明保守主义立场的正确性。首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没落结束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在韩国国内,随着向民主主义的转型,左派思想和“运动圈”便开始急剧走向没落,似乎又在证明右派的选择是正确的。尤其在朝鲜经济的崩溃所带来的朝鲜居民的惨相被世人所知后,更加坚定了这一点。

  然而1997年的金融危机却给韩国的理念争议的结构带来了微妙的变化。其一,在韩国经济突然跌入低谷之后,一些左派理论家们便开始主张这次事态就可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国外的很多学者和国内的保守理论家们那般赞扬和引以为荣的制度,蕴藏着根本上的局限性和弱点。金融危机正是证明了这一点。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蕴涵着众多的不平等和矛盾却具备了惊人的竞争力和效率的这一事实,曾一度使进步知识人束手无策。然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却给他们提供了从根本上对他们的理论重新提出质疑、检讨和肯定的机会。

  其二,金融危机给在韩国的主流政界里最具进步倾向的金大中提供了被当选为总统的决定性契机。将其归为“拥共分子”、“亲北”分子的独裁政权遭到根本性的打击后,金大中的“进步”立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洗刷,他就趁这个机会进入了青瓦台。

  在事实上,金大中一当上总统便开始推行了两项非常积极的进步政策。一是韩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解体;二是对朝鲜的包容政策。金大中认为IMF事态暴露了韩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非效率性,应予以彻底的解体才能够恢复国家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把“反共主义”作为时代性错误而予以废弃,积极采取了民族和解的政策。这两点显示了他进步的一面。

  在这样的危机、改革和变化的旋涡中,韩国的进步主义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被掩埋在韩国经济体制成功阴影下的理论并予以积极的改进;相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保守主义者们突然被转为劣势,跌入到只能拥护过去体制的尴尬局面中。使保守主义者们更为困惑的是,他们所拥护的体制被宣称建立在对民族主义的稀释、民主主义的停滞以及资本主义的歪曲上。基于“金大中式经济学(DJ-nomics)”的经济改革,1998年和1999年取得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比率,惊人的成功。并在“阳光政策”下成功举办了南北正常会谈。这使保守主义者的立场更加尴尬。

  从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金大中政权的诞生具有很强的时代错位感。因为冷战结束的时候韩国却建立了进步色彩很强的政权。不用说韩国的进步阵营,就连外部世界也认为金大中政权才是韩国政治发展的理所当然的归结。为民主和人权奋斗了一辈子的人物当选为总统,显示了民主主义在韩国扎下了根;废弃了低效率而腐败的“政治与实业相结合的资本主义”,而推行了更具市场亲和力,符合世界基准的经济结构上的改革。在此基础上打破了冷战遗留下来的南北对峙的状况,给朝鲜半岛带来了一片和解的景象,这也是历史的进步。

  然而从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金大中政权同外国的市场主义者一样,把一时的流动性危机看作贯穿于经济体制全盘的结构上的矛盾,开展了解体多年来积累的韩国产业实力的一系列活动。尽管保守主义者也承认韩国的经济体制充满着矛盾和非效率性的事实,但是他们却认为不需要在总体上进行改革,而只要通过部分改革便能解决问题。

  金大中政权的改革目标并非美国主导的IMF所要求的市场主义,而把重点放在近乎于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上。这一点尤其加深了保守主义者的疑虑。韩国的进步阵营所反对的不仅仅是权威主义政权对人权的弹压,还有政治和经济的结盟,尤其是以财阀为中心的韩国式的经济体制。从进步的立场上看,财阀正是弹压和掠夺劳动者而起家的恶劣的资本主义的残留物。

  有意思的是,在解体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运行体制和解散财阀的问题上,美国以及IMF的市场主义的立场和韩国的进步主义的立场取得了一致,在过去30年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便成了解体和铲除的对象。然而2001年的经济状况显示,韩国经济尽管进行了众多的市场主义改革,在这2年间却仍未能从经济萧条中完全摆脱出来。

  在对朝政策上,正如保守主义者所忧虑的那样,朝鲜只把金大中政权的阳光政策看作是得到韩国援助的机会,并不想把它看作从根本上改进南北对峙状态的契机。从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最近的高层会谈的决裂和离散家族相逢计划的取消如实地反映了朝鲜的立场。尤其在这一过程中一直以来象征着韩国经济实力的现代集团被击沉,这加深了对韩国对北包容政策的效能和成果的疑虑。


六、结论:韩国的现代政治史和马基雅维里的瞬间


  前面扼要考察了韩国现代史,追溯了现在韩国社会所发生的有关理念形态争议所由来的历史根源。大韩民国的历史从理念史的角度可以归纳为:对民族主义的稀释、民主主义的停滞以及歪曲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的理念形态的争议归根结底都由对稀释、停滞和歪曲的批判以及对它们的不可避免性的据理力争中派生出来的。

  然而退一步说,从政治史或政治哲学的立场上考察韩国现代史,把它看成一种现象,那么会有怎样的解释呢?抛开参与理念争议的每个人的兴趣和好恶,要想从理论上解释韩国政治史,什么样的理论最为合适呢?并且作完解释之后是否能够看到这场理念争议的尽头呢?我认为要诠释韩国现代政治史,最具有说服力的是权谋术。从权谋术的观点考察我们的现代史,尽管不能正确地预测理念争议的终结日,但至少可以总结出终结所需的条件

  马基雅维里是诠释权力的理论家。他又是整理出纯粹权力定义的思想家。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表明了他的问题意识:一般情况下君主们在带有血缘关系的王位继承、传统、惯习或宗教上寻找他们的正统性。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当上君主,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子孙,他的王室长期统治了国家,或者神赋予了他们王权。那么通过政变篡夺政权或王权的人,又从哪儿寻找他们的正统性呢?建立新政权的人又怎样维持其权力?不能把正统性依托于血统、传统或宗教的人又怎样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问题意识所在。

  马基雅维里对自己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没有正统性的君主在不能确保他的正统性之前只能依靠权力。因此他必须正确地把握权力的属性和理论,并能够行使。通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君主也只要玩好这样的权力游戏,并维持好他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能够形成“传统”和“惯习”,并在把王位传袭给子孙的过程中确保王朝的正统性,并逐渐地得到诸如教会的具有传统权威的集团的承认。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想要抓住的瞬间正是纯粹的权力的瞬间{2}。

  解放后的韩国现代史可以理解为马基雅维里的瞬间。因为解放不是争取来的,而是被赐与的。因此谁能够把握和掌握那个瞬间,就能够获取正统性。因此这一问题给众多理念和理论提供了角逐场。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又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共产主义者因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最后的武装斗争而号称具备了统治朝鲜半岛的正统性;民族阵营因继承了临时政府的嫡系;反共主义者因击退了共产主义者;开发论者因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民主阵营因与独裁展开了殊死抗争,诸如此类的原因,他们都自认为具备了正统性。

  然而没有一个强有力、具有说服力的标准能够使众人信服。在没有任何理念、哲学、理论和历史能够提供确切的正统性依据的情况下,确保新的正统性的过程便只能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的过程。贯穿着暴动和虐杀、战争和革命、政变和安全保障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权交替的韩国现代史,正是当之无愧的权力斗争的角逐场,又是只有权力才能够带来秩序的场所。从这种意义上讲,韩国的理念形态的争议,产生于参加权力斗争的当事人通过各自的理论和哲学,阐述自身立场的过程中。

  应把韩国的正统性放在何处,我们至今没能找到答案。在过去的50年间所产生的众多理论和思想,没有一项能够在总体上一目了然地对我们的现代史予以诠释。现今的理念争议正是围绕着解释韩国现代史的争议,同时又是围绕韩国政体(polity)的正统性的争议。思想家和理论家们有时出于感情,有时出于无法解释的各种理由,时而作保守主义者,时而又作进步主义者。然而任何一个立场都不能解释所有这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理念争议将会持续到能够彻底诠释韩国的正统性为止。因此我们正是生活在理念争议的时代,同时又生活在马基雅维里的瞬间。 

  (译 / 张草燕)

【注释】

{1}实际上通过韩日协定从日本获取的8亿美元,紧接着便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与七十年代的中东特需上,确实对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引爆剂的作用。 {2}J.G.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