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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认识的“灰色地带”

——日帝统治下的“公共性”和“规训式权力”

尹海东

【内容提要】 本文意在通过再讨论、再反省指出,既往韩国史对日本殖民时期韩国社会状况的认识框架是以大有问题的二元对立认识框架为基础的。但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只由此两种方式构成的,因此对日帝时期韩国社会状况进行重新认识便变得不可或缺。为突破现有的二元认识框架,本文提出了覆盖宽广的“灰色地带”等问题,认为,跟“剥削”和“反抗”这一套概念比起来,在对殖民支配既承认又反抗的矛盾性中共存的“协助”这个认识模式,将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此历史。

一、问题提示:为何说是灰色地带?


  我们习惯于沿着两条线索去考察日帝时期韩国社会状况,一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及疯狂侵略的历史,二是与此相应的韩国人展开的各种抗日运动。{1}两条线索在勾画同一段历史时又相辅相成,但是,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只由此两种方式形成的,因此我们只能把这种二元论式的解释的现实功能当成一种“修辞”或“神话”。解放以后,南北分裂的条件下兴起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又成为了强化这种“神话”的背景。民族主义的热情使得通过“民族主义意识框架”认识历史成为当然,同时这种认识框架也逐渐成了历史学的“规范性原则”。我们可以把对殖民地历史的这种解释方式叫做“殖民地剥削论”。很清楚,“殖民地剥削论”具有着规范的性质,而且是依照着解放以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来被重新定义的。战后,民族主义的历史学虽然具有各种形态,但大部分都是以韩国近代史的展开方向为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他们认为南北统一将是此一历史展开方向的最终完成{2}。

  根据这种史观,日帝统治下的朝鲜社会便呈现为两种背反的形态,即:1919年三·一运动(1919年三月一日,朝鲜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同中国现代史上五四运动的意义相近)前后处处可见的“全民族抵抗”的形态和1937年前后实行战时政策后出现的“全民性协助”的形态。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明白,如果单一强调坚持“殖民地剥削论”立场的话,那么后来的“全民性协助”的历史形态的存在其实是不可能的。但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慢慢出现的“全民性协助”风潮,又是确实不能否定的。有些人虽然强调当时也发生过的民众不断反抗的另一面,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整个历史的新趋势。那么,是历史出现了不可解的断裂呢?还是我们通常关于反抗和协助的理解出了问题呢?

  为了面对这些困境,我想尝试提出新的“殖民地现代化论”。殖民地时期的韩国虽然受到日帝殖民统治,但我们不能否认韩国社会同时也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了,这种观点当然是可以得到相当事实支持的。但是虽然在以前的主张中“殖民地剥削论”和殖民地现代化论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实际上,它们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即殖民地侵略论和殖民地现代化论在对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如果仅靠这一点,我们还不能说殖民地现代化论已经克服了剥削论和抵抗论这两个认识殖民地的固定化的方法。

  为了真正超越殖民地论和殖民地现代化论相互对立的观点,我们必须正面挑战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这两个通常不被质疑的方面。一方面,为了避免剥削和反抗的二元论所带来的片面性,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一下殖民地人民是怎样认识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有许多剥削和反抗这个简单公式无法说明的东西。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帝国主义统治和对其的反抗是能够用现代化这个公式一概而论的。这么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存在着为上述视角所无法直接加以把握的宽广的“灰色地带”,而为了认识它,我们需要具备何种理解方式呢?显然,我们只靠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这两个框架是无法有效逼近那部分历史的,为了能够理解那条贯穿殖民地历史的灰色地带,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当然,说不定新的方式又会凝定成一种固定框架,所以我们应该在不同框架的互动中来发展新的方式,以此来避免产生单一固定解释模式。我希望这种新方式能够担负起质疑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框架以及现代化框架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重新认识殖民地的灰色地带才能成立。而如果只是着眼于灰色地带的反抗或协助的方面,那未免削足适履了。而只有通过殖民地人民的协助和规训式权力之间互动性存在的分析,我们才能真的跳出原有分析框架,对殖民地世界重新认识。

  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并不是统治者的单向统治,而是在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维持的。所以,有必要对帝国主义统治的协助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此外,殖民地现代化过程本身无法避免带来新问题,即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谓的合理性,亦即官僚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普遍化。强调这些侧面所以重要,是因为非此不足以恢复、把握殖民地中韩国民众作为“行动者”所具有的多样样态。显然,积极反抗的姿态并非反抗的全部,同时也有怠工、拒绝协助等不直接抵抗的姿态。我们应该承认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抵抗方式”,同时需要把这些“非主动的抵抗方式”和“协助”联系起来。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看到协助、抵抗与殖民地现代化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合理性增强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抵抗与协助的辩证法——殖民地公共性的存在与其含义


  在剥削与抵抗的二元论中,一般来讲抵抗概念同“亲日”概念正相反对。在殖民统治时期即是如此,以成为同日本内地人{3}完全一样的日本人,亦即不只是形式上、而是以成为真正日本人为目标的韩国人被当作“亲日派”;另一面,承认韩国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成为真正日本人,而只好走上独立运动之路的人被当作“排日派”。另外还存在着对两者都持怀疑态度的、既非亲日派也非排日派的“灰色地带”的存在,但是这个灰色地带里的人常常被认为是逐渐向亲日派靠拢的一派。二元式对立的分类法从殖民统治时期开始至今,一直是权威性的分类法。但是,这种分类法仅仅是在民族(或民族主义)前提下形成的,并不能积极反映整个社会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单单是以国家或民族这个背景来限定历史认识,而是将其同个人和社会变化这些背景相结合来评价抵抗行为的话,就会发现过去亲日和抵抗的视点是大有问题的。

  那么,殖民时期的抵抗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它正面对抗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即将其范围扩大到对抗帝国主义的、带有集团利益的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大体上,殖民地阶级运动或各种不同性质的“少数者(弱势群体)运动”都被看作为民族解放运动而获得极高评价,但是只从民族主义角度进行的评价,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至今为止,我们将工人运动或农民运动都看作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并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工人运动或农民运动所具有的反封建性质或阶级集团运动的性质,是同社会分化密切相关的。以“衡平社运动”{4}为代表的身份歧视废除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等,都被评价解释为民族解放运动,殖民统治时期产生的新兴宗教,也大部分被赋予了民族主义性格。这种解释倾向也同样出现在其他文化领域。

  但是只从民族主义这个角度去透视殖民时期抵抗运动的话,我们便很难理解这些运动背后的更大的社会变化趋势。亦即,某些集团在进入近代社会的过渡期中所形成出来的集体性自我认同,以及作为这种集体性自我认同的确认过程的社会运动的出现。正因此,对于这些集团在何种背景下被吸收到民族主义的框架,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被排斥的作为“少数者(弱势群体)运动”的性格等问题,是需要被重新检讨的。因为不管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阶级运动,还是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甚至妇女运动等,还必需放到在社会现代分化的过程中成型出来的社会阶级和身份的分化过程当中,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理解。在这一意义上,所有运动都是近代化的产物、是殖民时期社会分化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运动所具有的近代性,都只归结于民族主义的时候,我们便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

  如果我们迈开一步来看的话,民族主义这个大概念所无法包括的日常抵抗领域也是存在的。我们不妨将“犯罪行为”视为殖民统治下的日常抵抗。举个简单的例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韩国的一般犯罪案例和收监案例都呈上升趋势:1912年犯罪有43297例,收监有32782例,1925年犯罪有133330例,收监的有121557例,我们可以看到,十几年间犯罪案件增长了大约2倍,收监案件数大约增长了3倍。收监人员按民族来分的话,其中内地人和外国人数大约增长了50%,而韩国人数大约增长了350%。按犯罪人口的比例来看,韩国人所占比例要比日本人和外国人小得多,但其增长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这里,我们虽然不能一一进行分析,但是通过韩国人犯罪上升趋势,我们可以分析出许多结果来。首先,这虽然是社会和个人发展带来的必然现象,但它也是威胁帝国主义统治体制的一个要素。以官僚和警察为中心的司法制度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与这种犯罪率的增加也有关系。

  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即战时体制下“经济犯罪”现象的增加。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到1942年,整个朝鲜检察局受理的经济案件总数为38320件,达88645人。按年度细分的话,1937、1938两年还算比较平稳,1939年受理的案件有1168例,达2583人;1940年则剧增为8085例,达21858人;1941年为12798例,32578人;1942年为16003例,达30304人。经济犯罪现象在战时体制期间持续上升。这表明在产业经济范围扩大化的同时,犯罪的副作用也在增加。不仅如此,未经检察局而由警察直接释放的经济犯也有相当大的部分。以1942年为例,监察局受理的经济犯有30304人,警察直接释放的经济犯大约31488人。经济犯按照类型划分的话,1940年以后,违反“物价法令”等的案件占大多数,据朝鲜总督府分析,那是因为在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问题上普遍存在问题。随之,随着经济犯罪的增长殖民统治阶级只好实行重罚,比如说,对违法售卖400个鸡蛋的人判6个月的刑,或是对于私下以高于规定价格售卖黄瓜等蔬菜的人判4个月的刑。

  统治经济和社会分化所带来的犯罪行为直接威胁到战时体制,可以说具有反体制的意义,但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上又应当如何分析呢?日本警察和官僚对此进行了以下的评价:“随着经济统治的强化,违反通令的现象越来越多,对此日本政府非常头疼。特别是最近,犯罪数字急剧增加,而且犯罪手段也越来越狡猾。这是因为通令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同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所以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违法的现象。但是,大多数违法者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设法逃脱法网而谋私利。对于能正确认清时局却尝到自由主义经济甜头而暗中追求利润的人来说,这种经济制度一定会是一个遗憾。所以,犯罪行为恶劣的重犯的做法,属于非国民性的、异常性的行为。”{5}也就是说,同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经济犯罪被判定为异端行为,那么用民族主义基准来评价它的时候则可成为民族主义的证据。但是,众所周知这些行为多是承认帝国主义统治并进行协助的人所作的。

  同战时体制下经济犯罪的性质相关,我们也有必要注意以下的例子。1939年以后,在韩的日本中小商人减少了,相反,韩国中小商人却增加了。通过商工会的会员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1941年的韩国人会员达到58%,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小商人的经济实力中,韩国人占了主导地位。但是,日本中小商人减少、韩国中小商人如此轻易增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虽然有统治经济强化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形成了“朝鲜人要去朝鲜商店”这种民族主义的氛围,故意孤立日本人商店。有关专家们指出:这个时期,朝鲜的战时经济体制转换为自我完善型的生产结构,逐渐出现了自给自足倾向,朝鲜经济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圈里逐渐摆脱出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圈出现了随时解体的趋势。所以,将韩国人的经济犯罪看作民族主义感情支配下的、促进朝鲜人中小商工业发展的行为的观点,是顺理成章的。

  显然,在上述例子中,说抵抗和协助是互相对立的概念,是相当牵强的。这些超出一般抵抗和协助界限的行为,在战时体制这个背景下是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的。曾一度受到瞩目的其他抵抗方式——散播谣言及传单等“低水平抵抗”的行为,也不外乎如此。

  既然我们只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去定义“抵抗”,会不妥当地缩小了其范围,那么与此相对的概念——亲日,同样也有许多问题。在剥削和抵抗这种二元论公式中,亲日概念有如下内涵:所谓亲日就是指丧失自我、盲目追随事大主义{6}。以这种方式来定义亲日的话,那么,同韩末时期的亲美、亲俄、亲清,以及解放后的亲美等,便没有任何差别,而失去了其特有的时代特征{7}。同样,将亲日概念同事大主义联系起来的想法本身,尽管同被害妄想和自卑意识有关,但也刻画了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些特点。因为事大主义既是推动现实的观念,也是当时的现实状况本身。这样,当所谓亲日概念是在同民族主义的对立下被界定的概念时,这个概念就不仅带有浓厚的片面性感情色彩,而且它的外延也很模糊。同样的,反叛民族、附日协力等概念也很模糊。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模糊性,现在我们有必要将亲日概念换成协助这个概念。所谓协助是一个只能在统治制度、统治战略的框架中来理解的概念,而且,协助实际上也会对统治制度产生影响。例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总督府实行的自治制度战略,便受自治运动影响。殖民统治的势力如果失去了协助势力的帮助,便不得不去调整协助的伙伴。3·1运动后培养亲日派和地方政策的改革与咨询机关的设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实行的地方自治改革等措施,都是调整协助对象的过程。虽然总督府撤回了自治制度,但是对这种制度的需求却在韩国人头脑里植下了根。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推行的自治运动最终所以没能产生大的影响而逐渐销声匿迹,也正是因为协助政策上发生了变化。还有,将协助概念同殖民地社会内部的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归结在一起来理解的方式,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既得利集团的概念最为广泛,而且帝国主义势力没有必要将一切传统既得利益集团当成敌人,因此,这种方式其实是缺乏分析力与现实性的。

  如果以这种方式简单地勾画抵抗与协助的结构,那么在日帝促进同化政策的过程中,试图多方面动员韩国人组成协作组织,并使韩国人组成的协作组织逐渐体系化、日常化,以便这些协助体系化、日常化;但,这种协组体制的日常化并不意味着便是充分、完整的同化体制的成立,反过来这其实也意味着各种各样反抗同时不断地被体系化、日常化。因为接受统治体制和将统治体彻底地内在化(Internalization)是有明显差异的。所以我们并不能将体系化的协作组织完全排除于抵抗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同化或者体制内化,虽然以协助的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这并不代表其对殖民统彻底的承认和追随。如此看来,韩国被统治阶层的大众们是不是一直都在动摇地呈现出既协助又反抗的两面性呢?而这正是殖民认识的灰色地带的起点。

  总之,抵抗与亲日的二元论一方面缩小了抵抗的范围,另一方面导致了殖民地政治的失踪与殖民期政治史的单调化。如果我们承认殖民地民众的所有行为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话,我们更不能承认这些对殖民地政治互动存在的缩小与贬低。

  一个要寻味的悖论是如下的事实:对于韩国政治史的阐述方式来说,在经过殖民之后发生了很大幅度变化。如上所述,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将殖民史理解为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将民族解放斗争理解为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运动,这种历史观点已经成为政治认识的前提。但尽管如此,以民族解放运动史为中心的政治史,是只从民族主义这个角度上去叙述的政治史,是对所有政治性活动都只总结其对于民族解放的意义的一种理解方式。换句话说,韩国史的叙述尽管具备了政治史中心的认识框架,但在具体叙述政治史的时候,却不免单调与缺乏内容。

  因此,为了还原政治史,我们有必要对何谓抵抗进行重新理解;为了还原殖民期的政治史,我们应好好斟酌“政治性”应该有的含义。殖民时期殖民地人民的日常行为,都可以说是带着“政治性的”。日常生活是公私不分的,不论是公是私,都是对人的欲望的满足和对共同生活领域的参与。但是在公共生活中,私人利害关系被迫置后,而只顾及共同生活的问题。顺此惯性,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所谓“政治性”,应该强调的是“公共的”关系。所以,如果想在日常生活中检讨“政治性”问题,并以此来重构政治史,必然会涉及到对“公共的”这个概念本身进行再解释。

  在抵抗与协助的交点上所展开的“政治性”即具有公共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地方政策,即通过地方选举中参政权的扩大过程,来看出殖民统治下公共范围究竟扩张得有多大。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日帝改革地方政策,设立了道协议会、府会、邑会、面协议会等一系列咨询机关的选举制度。{8}不过,以纳税为基准来限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韩国人的参与受到很大限制。拿1931年的情况来说,选举人名单上具有选举权的韩国人,在府会、邑会、面协议会的总人数为31万人,只占人口的1.6%,一个当选人平均代表839个选民。从弃权者只占14%这一点上来看,投票率是相当高的。咨询机关正是为了反映韩国人的自治要求以及参政要求而设置的。通过咨询机关的设立,尽管是很受限制的,但是韩国人获得了一定的参政权,有了这种场所以后,可以提出一些公共问题,从而扩大公共领域的范围。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发生于京城地区的电业府营化事件为例来加以分析。从1931年开始,电业府营化运动正式推行,它以围绕电力问题的日常性利害关系作为基础、以扩张京城府的财源和扩大电业公共性为目标。其起因是他们认识到民营企业独霸公共性电业而谋取暴利的行为是不合理的,而且利润都被日本人所获,所以发起电业府营化的。由于这个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府会议员和町洞{9}的总代{10},府会便成了这些政治行动的主要活动场所。1934年釜山的韩国人府会议员,曾为了在韩国人集中居住的贫民村里修建道路、清理垃圾、粪尿等,作过斗争。如上所述,通过府会将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公共化的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同上述问题稍有不同,我们是否也可以通过各种“民众大会”来分析出公共领域的扩大呢?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道、府、郡、面等各级行政单位分别发生了自发组织民众大会的现象,这些民众大会往往变成了群众性示威游行。这些大会以对地方政府的不满、要求合理征税、官厅的迁移等问题为中心,对殖民机关或行政机构提出请愿书。所以我们说,当时不仅通过地方行政的咨询机关,而且也通过民众自发的大会而将日常生活的利害关系转换成了公共议题。

  尽管当时是在殖民统治之下,但是通过参政权的扩大和地方民众的自发性运动,公共领域是在不断扩大的。虽然这只是一部分地方的情况,但通过公共领域的扩大,对日常生活里的问题上升到公共的高度,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具政治性的行为,亦即涉及到公共领域的行为,就应该放在对殖民地认识的灰色地带,即抵抗和协助的交叉点上去审视。对此,我们不妨称之为“殖民地公共性”。殖民地公共性是受殖民势力支配的,它虽然不具备颠覆殖民权力的力量,但能够同殖民势力进行一定的对峙和协商,并通过将日常问题上升到公共问题而扩大政治的范围。

  因此,自治运动可以说是重构日帝时期政治史的一块试金石。自治运动究竟应该算是抵抗运动呢?还是协助运动呢?甘地领导的印度国民运动正是将自治作为重要目标而最后取得成功的。此外,同样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的自治运动也在群众的支持下而得到了推进。这方面,韩国距离印度有多远呢?解放以后,韩国的自治运动被称为“民族改良主义”运动,它被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成为了民族主义的一种变相形式,但它也被评价为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否定独立运动而利用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因此,将自治运动定义为民族改良主义,便使它成了一个既非民族主义运动又非协助主义形式的模糊概念。显然,问题的关键是认识到自治运动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不同意义,这样即便将自治运动定义为协助的一种形式亦无妨,相比,将其模糊地定义为民族改良主义则无助于贴近此历史去作深入理解。


三、现代化和规训权力


  还原殖民地政治史、重新诠释公共领域的意义这一任务,同规训权力有密切的理论关联性。“规训权力”这一概念是从福柯理论中引进的。统治势力在将殖民地老百姓作为自己统治对象的同时,也试图使被统治者成为能够自己维持、创建统治秩序的主体。下面,我想通过围绕全民族抵抗和全民族协助这个矛盾形象所展开的抵抗和协助来探讨此问题。3·1运动前后,日本警察认为韩国群众人心险恶,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在梦想独立,因此认为在韩国形成了一种全民族抵抗的局面。{11}这是一种对3·1运动的普遍认识方式,这种“全民族抵抗”的形象和关于3·1运动的概念特别在解放前后,因被利用作为建设国家的意识形态,而片面强调了其中的几派政治势力。解放以后,围绕纪念3·1节{12}的问题,左右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斗争,甚至对将3·1运动定为国庆节也有过不同意见。

  但是,殖民地朝鲜的社会主义者,自己后来也“转向”过的印贞植,却认为在中日战争开始之后,在韩国人中发生了“全民族性的转向”。“今日的政治形势同大正8年(1919年3·1运动——作者注)时的情况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令人惊讶的不同。这不仅是个别人的转向问题,这是‘整个朝鲜民族的老实地转向’。本来,在从始至终协助帝国大陆政策的前提下,个别的朝鲜人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现在在中日战争的情况下,它却成了朝鲜人别无选择的政治出路。对于此次事变,促发他们现实直观领会的,并不是他们对于东亚形势的正确观察和批判,而是对他们来说,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地位并非一步步恶化,反而是在逐渐上升这一事实。”{13}他认为在殖民统治下日常生活的提高,是整个民族转向的原因。他又指出:如果说日本侵略满洲以后,韩国资本家们对满洲充满的期待,曾一度压抑了韩国人的抵抗的话,那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战时体制期间,同日本的大陆政策相关,期待福利和繁荣的韩国民众的自发性,成为“内鲜一体”{14}的重要契机。围绕这种认识而产生的差异,是解放后在处置亲日派上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对亲日派的断罪范围定得更广一些?还是更窄一些?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根本原因正由此而来。朝鲜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可以说无一不是跟日本殖民统治有关系的。除了极少数的革命分子,朝鲜大部分民众都或多或少的依附日本,殖民统治的根基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另一方面,南朝鲜临时(过渡)立法议院所制订的对背叛民族的亲日派的处置草案,其适用范围却过于广泛,但在处分上却很宽大,即仅仅剥夺3年的公民权利。有人主张,应该缩小其适用范围而加重处分,剥夺其20年的公民权利,必须彻底清除日帝残余势力。立法议院草案中对于附逆者的处分,从洞长、里长、区长、班会长、町长、面书记{15}等最小的行政长官开始,包括所有行政部门的官吏等,都作为处分对象,甚至同日本人结婚者或是日常生活中常用日语的人,也被定为处分对象。此外,自愿参加日本军队的人也被定为战犯,成为处分对象。按照处分条例,以上的附日协助者,被剥夺了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公民权利。尽管立法议院草案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实行,但将亲日范围放宽却实行宽大处分的立场,同承认日本统治的根基稳固的立场不无关联。

  如此说来,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单向的侵略和剥削呢?还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呢?还是两者之外的第三种情况,即民众们在期待着殖民统治者能够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究竟韩国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这种提高的程度是否达到了可以让“整个民族转向”的水准?这一问题还是一个有待深刻的分析和阐明的微妙问题。

  那么,韩国人在殖民统治下实际生活水平究竟有何变化呢?朴枝香对这个问题借助了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研究作了如下说明:即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殖民统治以前的生活水平比殖民时期更高的看法,其实只是一种“浪漫的怀旧心态”{16}而已。这个问题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韩国的历史脉络里边也一样是存在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马尔萨斯(Malthus)的描述。产业化(现代化)以前的农业体制中,所谓农民日常生活的典型特征,具体说来便是高出生率和50%以上的幼儿死亡率、不到40岁的平均寿命、几乎每年都要面临的饥荒和周期性的饥饿致死情况。如果说近代以前的韩国社会也不外乎如此的话,上述对韩国社会的指责便也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韩国在殖民地时期的经济成长,在量上是与其他有殖民历史的国家差不多的。不论是人均生产率的还是整体的生产情况都有所上升,同时伴随着快速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但是,韩国和别的国家的成长过程也有不同之处,即韩国内部的极端二元结构:生产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个结构使韩国人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永久化。因此,在考察殖民时期生活水平时,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二元结构而出现偏差,同时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

  当时,安在鸿那样的民族主义者们认为,朝鲜的发展是作为“主人”的日本人的发展,而不是作为本地人的朝鲜人的发展,他们与日本人的地位全然颠倒了。以日本人的发展和朝鲜人的衰退这个对立关系为前提,再加上高高在上的日本官民的威胁、轻蔑的态度,使朝鲜人形成了“无法表达的怨嗟”,形成了绝望的心理阴影。日帝的物质性“高压政策”反而使朝鲜人更加贫困,以致于民众们对于民族运动的热情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当然,民族主义者们虽然不认为韩国人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他们也不否定殖民时期经济的总值增长。所以,全面地否定殖民时期经济增长而认为当时经济后退的观点是缺乏真实性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段一位殖民官僚的回忆:

  韩国的年轻人组织了“进步派”团体,他们想与我们接触。警察当局对他们有歧视。我倒是无所谓,便同在职的年轻日本官吏10余人一同会见了他们,发现他们的想法与我们大相径庭。我们问韩国人的生活和教育是不是比韩日合邦之前有明显提高?他们回答说,物质所带来的幸福只是其次或再次的问题,他们真正希望的是精神的幸福。即便生活得艰苦一些、粮食紧缺一些,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自己的国家。{17}

  这只不过是一个有关殖民地认识的非常普通的事例,但有意思的是,韩国青年们也承认殖民统治带来的生活和教育发展。那么,除了殖民主义带来的精神上的苦痛以外,它所带来的经济生活的提高,便成了一个两面性的、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帝国主义在将殖民地经济合并到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时,所产生出的不均衡的、复杂的经济效果。

  而在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帝国主义政策变革所带来的认识转变,我们也可以推测出韩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现实生活变化之间的张力来。举个例子来说,有名的“亲日派”金德基,认为农村振兴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要求韩国人顺从内鲜一体打好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大胆地提出,应该改革针对韩国实行的土地政策。也就是说,因为日帝殖民统治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所以可以图谋新的统治政策。

  如上所述,对于这种殖民统治认识的转变正是同现代化相关的,现代化的推进提出了规训权力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殖民地的初级教育和志愿兵——征兵制度的形成,向规训权力问题靠近一步。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初级教育的形成过程。近代国家在十九世纪以后实施“非宗教的免费义务教育。”近代国家通过初级教育向儿童灌输一种成为市民和工人的基本教养,使他们以肯定的态度去适应近代国家。日帝殖民统治时期,初级教育范围不断扩大。殖民政府从1919年开始实行3面一校制{1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先后3次实行初级教育普及政策的扩大。1929年到1936年,为了普及初级教育而实行了1面1校制(第一次计划),1934年实行简易学校制,从1936年到1942年实行了第二次初级教育普及扩充计划。同时发表了从1942年到1946年期间,将要实行义务教育制的计划。从1942年初开始韩国人掀起的向学热(教育热),强化了上小学的风气,韩国人对近代教育的热情同殖民统治的初级教育扩大政策是相呼应的。在各种地方行政咨询机关里,韩国人的义务教育常作为最重要的问题而被提出。有许多韩国议员提出应该通过各种咨询机关的会议,来争取国家教育经费预算、增设初级教育机关、降低学费、增加教育机会,在短时期内实行义务教育。但是,殖民统治下韩国人对于初级教育的需求,不能只用韩国人对教育的民族主义热情来说明。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殖民地民众对初级教育的需求,实际上是对近代教育的需求这一侧面的话,那么它同现代化的进展,和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过程便是相关的。如果传统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得到坚决维持的话,是不会产生对近代教育的这么大的需求的。但是,教育机会的扩大同时带来的正是教育的规训权力化现象。殖民时期现代初级教育同皇民化政策有什么关系呢?战时体制时期的皇民化政策破坏了朝鲜民族集团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特性,以把朝鲜人训练为帝国市民即皇民化为目的。也就是说,皇民化政策是以同化为目的的民族抹杀政策。但前面所提到的扩大初级教育政策恰恰同其一脉相承。日帝统治下的初级教育体制强调了集体主义意识的形成、权威主义的长幼秩序意识、对天皇的宗教式崇拜等。如此说来,韩国人对于教育的需求难道不正是对殖民地规训权力的接受吗?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38年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刚一实施,就有许多韩国青年志愿入队。志愿者的资格为17岁以上的男青年,学历在小学4年级以上,体貌端正、有意志力、非家境贫寒者。志愿者每年都在剧增。1938年为2964人,1940年竟然增为84443人,最后一年1943年达到了约30万人。家境为中等以上的青年没有志愿入伍的人里,中学毕业者极少。实际上,他们大部分并非自愿的志愿,而是被强制、或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或是受到各种志愿政策的诱惑而志愿的。在当时,志愿兵制是韩国中下层民众们提高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机会。固然,这个机会也有很大危险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协助日军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协助”。因为众所周知,志愿兵制度是实施征兵制度的前奏。1943年志愿者的人数同1944、1945年征兵对象的人数基本一致,所以将志愿兵制度看作征兵制度的准备过程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追求身份上升而入伍的行为,在“协助”这个地平线上应该怎样评价呢?当时的韩国大众(下层民众)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即便是协助日军也不回避去做的。而日帝也在实施征兵制的同时,承诺从1946年开始对韩国人实施义务教育,从1960年起给予参政权。

  志愿兵征兵制本是对真正日本人提出的要求,这意味着履行皇国臣民的最高义务、为帝国做出的“最高的奉公”。帝国主义的霸权政策在韩国的贯彻,一方面表现为对于最高而且唯一的公共性体现的帝国的无私奉公,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将日常生活强制进行规训的过程。以皇国国民的名义推行的近代霸权下的近代国民,实际上是通过封建制臣民这个机制来推行权力,其中内含着相互冲突的价值。但是,殖民地权力以如上所述的方式,通过公共性的桥梁逐渐侵蚀到个人私生活,这应该说是达到了近代以规训权力控制个人与社会的“技术性”现代化的表征。

  我们也可以通过国民总力联盟{19}的两个最底层的组织——爱国班和侍奉队来验证此问题。强调爱国主义、国民意识而组织的爱国班,提出了有关组织国民的方式问题,它的方案是不以个人为组织单位,而是以个人组成的家庭为单位,更为明显地标榜家庭的组织意味。以家庭为单位的“国民”,使作为近代个人主体的市民无法介入。这里的国民并非西欧的个人主体的概念,而是从属于“家庭”这个单位的存在、被“家庭”所遮掩住的一种存在而已。这说明这里的国民并非原本意义上的国民,而是作为天皇或国体的对象的前现代存在,实际上是“皇国臣民”。要求臣民为国家这个最高的公共组织奉公,通过这种对臣民的要求,虽然所有的国民都被规训化了,但可以说,这个过程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问题。


四、代结语


  以上我们主要考察了剥夺(侵略)论和殖民地现代化论中所忽视的殖民地认识中的灰色地带。通过对日常性抵抗的考察,扩大了抵抗殖民体制的范围,同时通过将亲日概念修正为协助概念,我们发掘出了动摇在抵抗与协助这个矛盾之间的灰色地带。抵抗与协助的交叉点——灰色地带是作为“带政治色彩”的公共性所处的地带。殖民统治下,公共领域不断扩张,但同时它又无法摆脱殖民权力的力场。这种“殖民地公共性”同现代化发展相呼应并将其规训权力化。虽然试图不停地扩张政治领域,但经由这种努力却变成维持、强化殖民秩序的权力,而适得其反,这不正是殖民地的存在状况本身吗?

  但是,在殖民地认识上,我们是不是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这两个过去的分析框架了呢?为了突破这些问题,我们今后应该研究那些课题呢?在此,我想通过“内部殖民地”的存在和“意识的殖民化”这样的问题意识,来提示一下今后的研究课题。殖民期是否存在“霸权(hegemony)性支配”呢?如果存在的话,那么构筑霸权统治的主体是谁?是协助者、帝国主义者?还是在反帝国主义的空间里活动的主体?申基旭认为殖民关系是重叠的,他提议将内部殖民地作为分析对象,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霸权是以重叠的方式存在的,而要想准确把握这个问题,必须审视统治过程中细微的、具体的细节。而要想进一步追踪“霸权(hegemony)性支配”和重叠性的殖民关系,又必须注意殖民时期中间统治阶层的存在方式。日帝的统治话语中否定了韩国内部的差异,特别是忽视了韩国中间统治层和民众之间、村落和个人之间、动员和抵抗之间的差异性。

  日本人认为韩国民族性是固执的、“事大”{20}的,将韩国进行文明化视为“日本人的包袱”,并强调韩国民族性中的懦弱性和女性化等特征。这种观点正是所谓帝国主义对“东洋”的认识。对西欧充满了复杂感情的后起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对于韩国的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双重的东方主义”。并且,这不正是同意识的殖民化有关吗?统治势力将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等等,灌输给(被殖民化的)人民,将殖民者的思维体系转变成被统治的存在方式,其结果乃至否定和放弃自己的土著文化和认同。如果我们将意识的殖民化这样定义的话,那么它实际上牵涉到文化的从属性和殖民地的主体性的维持,以及被统治者被同化于统治文化的政治效果种种问题。脱离殖民主义的意识体系和话语的重要性正在于此。但是,这并非帝国主义的知识和权力的单向统治,我们应该将其放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相互关系当中去理解。如果说殖民地居民的自我认同是被统治者塑造而形成的话,那么,统治者的主体性也可以说是通过殖民地从属者这个他者而形成的。统治者和从属者互相视对方为他者,且双方同样处于若无对方便无法认识自己的状态之中,而这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同的命运。


  (译 / 苑英奕)


【注释】

{1}在最具代表性的韩国现代史《改写的韩国现代史》(首尔:创作与批评出版社1994年版)里边,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二元论式的历史观。该书第1章的对殖民地时期的叙述,便以“殖民支配”与“对殖民支配的反抗”为历史认识与叙述的两个轴心,下面的四个章节分别讲述“殖民统治”,“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的剥夺经济”,“殖民地文化政策与抵抗运动”。该书的著者也一直强调“克服民族分裂状态”,是韩国现代史研究界的代表性人物,他这种认识态度与立场典型表现着现今韩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 {2}有关解放后南韩民族主义史学论的各种讨论框架,可参考卢泰敦:“解放后民族主义史学的展开”,载《通过韩国史而产生的对我们民族和世界的认识》,首尔:草色(Pulbit——韩文发音)出版社1998年版。 {3}内地指的是日本。在殖民地朝鲜,一方面要区别殖民地和殖民母国,另一方面又强调是“同一个国家”,因此,把日本叫做“内地”,朝鲜叫做“半岛”。 {4}指1923年以来在殖民地朝鲜所展开的“白丁(屠夫)”阶层的身份解放运动。朝鲜王朝,把“屠夫”列为“贱民”。在韩国庆尚南道的晋州,一些赞成恢复“白丁”正当的人权的知识分子为此组织了“衡平社”来展开社会运动。 {5}服部伊势松:“经济警察的强化和国民的协力”,《总动员》1940年7月号,第47 ~ 49页。 {6}所谓事大关系是指以朝贡、册封制度为特征的前近代中国的制度,可以理解为中华制度的一部分。有关事大关系的现实和理念可参照,金翰奎:“传统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秩序”,《历史批评》,2000年第1期。 {7}自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到1910年被日本合并的期间,一般叫做“韩末”。这时期围绕韩国的现代化路线存在着不同战略性立场,而分别把清朝、日本、俄罗斯、美国看成战略性协力伙伴,亲清、亲日、亲俄、亲美便指此时期的这些历史现象。 {8}道、府、郡、面是殖民地朝鲜的地方行政机构,是朝鲜王朝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传承和沿用。朝鲜王朝将全国分为8个“道”,中央政府派“观察使”。此外按照人口数和重要性分别设置了“府”(比如汉城府),“牧”、“郡”,“县”等不同级别的地方行政建制。 {9}町、洞是日据时代朝鲜最基层的地方行政单位。 {10}总代是基层组织的代表者。 {11}“斋藤总督,最近朝鲜政治情形”,1919年9月10日,转引自姜东镇《日本帝国主义的韩国侵略政策史》(韩吉社),第21页。 {12}为纪念1919年3月1号发生的“三一运动”而制定的国家节日。 {13}印贞植:“东亚的重组和朝鲜人”,《三千里》131号,1939年4月。 {14}内鲜一体指的是“日本(内地)”与“朝鲜”成为同心团结的一体。 {15}洞长、里长、区长、班会长是农村地区的最末端行政机构的行政负责人,町长或者町理事长是城市地区的最末端行政机构(町)的负责人。农村地区比洞与里还高一级的行政机构是面。面书记是面的行政负责人。 {16}朴枝香:《帝国主义——神话和现实》,首尔大学出版部2000年版,第291页。 {17}半井清(前总督府学务部宗教科长)的回忆录,《东亚日报》2000年8月8日。 {18}指每三个面至少设置一个小学(国民小学)的教育普及政策。 {19}国民总力联盟是总督部以动员朝鲜人民参与战争为目的于1940年创设的政策性机构。主要以行政单位为中心,同时也包括生产单位,以把全朝鲜人有效地动员参加战争。 {20}事大主义是指对强者的屈从,就像因屈从而拜人为老大一样。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