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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的新思考

郭忠华

【内容提要】 本文从辩证的视角出发,从公民权利、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三个维度考察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民族国家的多元政治以公民权利为前提,但多元政治的发展又形成了民族国家强大的政治监控能力,政治监控反过来对公民权利造成损害;民族国家建立在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主权的安全以发展最先进的军事暴力为前提,但军事暴力反过来又成为危及民族国家和人类生存的最危险力量;在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方面,民族国家塑造了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又是挑战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最持久力量。

  民族国家思想是吉登斯反思现代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他出版其“社会理论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民族—国家与暴力》,专门就民族国家的演化过程和内在困境作出分析。本文以该书作为分析蓝本,结合吉登斯的其他著作,从公民权利、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等三个维度分析他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


  

  在吉登斯看来,民族国家以公民权利为基础,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逻辑关联。这种关联表现在,所有民族国家都实行某种形式的民主政治或者多元政治,但是,多元政治又以公民拥有相应的权利为前提,公民权利是民族国家多元政治得以展开的基础。“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把‘民主’等同于‘多元政治’。多元政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包含了‘政府对政治上平等的公民们的偏好所做的持续性反应’……民族国家与多元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生的关系,这就是我想阐明的目标。”①由此可见,多元政治是吉登斯考察民族国家的重要维度,但这一思考以他对公民权利的分析作为出发点。

  吉登斯有关公民权利的看法以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基础。后者在《阶级、公民身份与社会发展》一书中认为,公民身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并由此形成三种重要的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公民权利主要体现在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等权利上,它的形成时期主要在十八世纪。政治权利主要体现在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组织政党等权利上,它的形成时期主要在十九世纪。社会权利则主要体现在失业救济、医疗服务以及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上,它的形成时期主要是二十世纪。②在吉登斯看来,“马歇尔的说法在相当程度上说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并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他这些论点,我们必须澄清几个重要的问题。”③

  首先,公民权利的发展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开端。在吉登斯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决不仅仅限于革命本身,它还标志着一种以争取公民权利的政治运动的开端,并从此以一种世界性规模向全球各地延伸。“法国大革命是政治性革命,它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就好像工业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现代世界一般,它是个意义深远的现象。”④其次,从三种权利的发展顺序来看,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进化次序。比如,在英国,三种权利之间的演进顺序的确如马歇尔所说的那样。但是,这种情况在德国却并不如此。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俾斯麦就曾为了阻止德国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利而把经济福利权利赋予他们。最后,不能单独从权利的内容或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公民权利,还必须结合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从辩证的角度进行理解,即与民族国家的监控联系起来。⑤每一种权利的发展都伴随有政治监控的发展。正是这最后一点澄清,形成了吉登斯关于公民权利与政治监控之间的独特看法。

  众所周知,公民权利的发展在政治上或早或晚将表现为多数人的统治,公民权利有助于多元政治的发展,使现代民族国家日益转向多元政治的运作形式。在吉登斯的术语中,多元政治即民主政治,它体现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如普选制度、议会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是连接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桥梁。通过这些桥梁,公民得以进行利益聚合、利益表达、政治沟通和政治协商,从而体现其参与管理国家的自主权利。同时,政治国家通过这些桥梁则可以对公民的利益偏好作出反应,回应公民社会存在的各种要求。因此,多元政治不仅与公民权利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民族国家的制度性架构。在吉登斯看来,正是在多元政治与公民权利和民族国家的双向联结中,产生了公民权利与政治监控之间的双向推进关系。

  不过,在进一步探讨公民权利与政治监控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前,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吉登斯对于监控的看法。监控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框架的四大维度之一,在其许多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论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中,他指出:“‘监控’,我主要指两种相互关联的现象。第一种是‘信息’的积累,即储存行动者或集体组织的符号性资料;第二种是指集体组织中,上级对下属活动的监督(supervision)。”⑥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指出:“监控大致集中在(a)国家对其管辖人口实行的各种建档分类方式——身份证、许可证和其他官方文件,它需要所有成员照准执行,即使是最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要遵循成规;还有(b)由警察或他们的线人对这些活动进一步监视的基础。”⑦由此可见,在吉登斯那里,政治监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信息统计为基础的间接监控,如建立档案,颁发各种证件等;二是以对公民行动进行直接监视为表现形式的直接监控。

  在吉登斯看来,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公民权利的发展是与政治监控的增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从多元政治得以开展的条件谈起。在他看来,不论在哪个国家,多元政治的实施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公民必须具有普遍的公民权利,二是政府必须具备相应的行政能力。前者是多元政治得以建立的前提。没有普遍、平等的公民权利,公民就无法进行政治表达、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其权利也就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后者则是民主政治得以开展的条件,没有相应的行政能力,政府就无法知道其领土边界范围内公民的确切数量、教育水平、性别状况等,更谈不上开展大规模的选举活动。这是因为,相对于古希腊城邦国家而言,现代民族国家都是超大规模的国家,它们都建立在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基础之上,要能跨越广泛的时空范围,使所有公民都参与到多元政治的活动中来,这要求政府具有相当程度的财政能力、技术能力、信息能力和动员能力等。一句话,必须具备强大的行政能力。可见,如果说民族国家与多元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的话,那么,多元政治又必须以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行政能力为基础。

  从表面上看,公民权利越完善,行政能力越强大,多元政治也就可以发展得越完善。但在吉登斯看来,除此之外,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行政能力同时还是破坏多元政治、损害公民权利的利器。这是因为,强大的行政能力同时还可以导致监控的漫延。举例来说,为了使所有符合条件的选民都能行使其普遍、平等的选举权,政府就必须进行详细的选民登记和信息统计,并时刻对这些信息进行更新。信息越完善,更新越及时,调用越便捷,选举权的落实也就可以越到位。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政府对公民的信息掌握得越全面和具体,而且调用起来也越及时的话,以信息统计为基础的间接监控也就发展得越完善,公民的自由权、隐私权等也就越被纳入政府的监管之下。权利与监控从而形成一种直接的联系。吉登斯指出:“监控是国家行政力量的必要条件,不管这种力量的目的何在。它不仅和多元政治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同公民身份权利的实现有更特殊的关系。”⑧

  在二十世纪晚期现代性的时代,公民权利与政治监控之间矛盾关系已得到了最完善的发展:一方面,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已蔓延到了世界上哪怕最偏远的角落,不仅民主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多,而且其多元政治的制度架构也日益完备。但与此同时,政治监控也达到了以前社会无法比肩的高度。以电子方式储存、核计和传播的信息已成为当今时代的特征,人类社会迈入到一种“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的社会”。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政府对公民信息的掌握也达到了几乎无微不至的地步。“行政力量如今日益进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日益渗入最为私密的个人行动和人际关系。”⑨


  

  国家主权是吉登斯思考民族国家现状与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主权意味着国家在国内事务中所享有的最高权威,有独断性地处理国内事务的一切权力,这些权力包括在领土疆界之内所享有的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财政权以及武装力量的垄断权和统帅权等。主权同时还表现在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即国家所拥有的独立权和平等权。民族国家存在于一个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共同体当中,在这一共同体中,独立和平等始终是国际关系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在吉登斯看来,国家主权的兴起得益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后期的政治局势,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是国家主权得以出现的现实基础。这些变化表现在行政力量的集中和扩张,议会的形成,新的、统一的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统一的财政管理模式的形成等方面,它们使民族国家的内部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此外,绝对主义国家之间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则为民族国家的主权提供了外部刺激:战争使国家之间的边界划分逐步走向明确,使原来模糊不清的边陲逐渐演化成为明确的边界;战争催生了现代“国际关系”, 紧接着每一次重大战争之后的是一系列国家间会议的召开和一系列国际条约的签署,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准则;战争使军事暴力工具不断集中在国家的手中,同时还为军事技术水平的提高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⑩正是在内外力量的双重作用下,民族国家日益从绝对主义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作为成员单位的现代国际体系。主权是这一体系的通行准则。正是在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与生存环境中,吉登斯敏锐地把握到了主权与暴力之间的相依和悖谬关系。

  要理解吉登斯有关主权与暴力之间的纠缠关系,首先必须从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生存环境的看法谈起。民族国家的生存环境体现在:民族国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由众多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家体系之中。“民族—国家存在于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11}“民族—国家是一套治理的制度形式,它存在于民族—国家共同构成的复合结构中。”{12}这一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复合结构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特征,那就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这种复合结构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府组织,它没有最高权威,各种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仅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约定,它们以自愿和道义的原则为基础,由此形成的约束力也非常有限。一旦民族国家退出或打破这些约定,民族国家体系也就演变成了一种真实的无政府状态,即战争状态。

  毫无疑问,所有民族国家都极端珍视自身主权的独立和安全,但它们却共同处在一个不存在最高权威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在这种环境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确切地知道自身主权“安全”的边界在哪里,在多大的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安全”。即使是那些目前可以称得上“安全”的“超级大国”,它们也无法预见在不久的未来,哪些国家将会变得强大,并威胁其主权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国家都从一种极端理性的立场出发,寻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那就是谋求在国际关系中的霸主地位,或者即使不能建立起霸主地位,也会以最有力的方式来维护自身主权的安全。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本国的军事暴力。因为军事暴力是一个国家用来保卫自身安全的最有力武器,同时也是用来侵略其他国家主权的最有力武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暴力获得了内在的发展动力。国家主权与军事暴力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或者吉登斯所谓的“彼此推拉”关系。“在探寻军事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的重叠时,我们又发现了在前面曾注意到的相反倾向之间的彼此‘推——拉’。”{13}

  随着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的最终形成,国家主权也就构成了民族国家军事暴力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与前现代社会的所有国家相比,民族国家的军事暴力表现出断裂性发展的趋势。这种断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工业主义与军事暴力融合在一起,形成军事工业化,将现代工业技术用于武器开发、生产、运输以及通信技术的改善等方面,使军事暴力获得了强劲的技术支持。其次,军事职业化的发展,包括废除传统的雇佣兵,放弃战争的展示性和仪式性,建立起现代军事学校,对军队进行重组,实行普遍兵役制以及统一军服等。最后,在战争的性质上,实现了从原来的“有限战争”向“总体战争”的过渡,突出表现在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上。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军事工业化对于暴力的升级尤其重要,它不仅是与民族国家相伴成长的要素,而且还是锻造民族国家体系的最重要力量。“军事工业化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兴起相伴的关键过程,也正是它型构了民族—国家体系的轮廓。”{14}工业主义为军事暴力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平台,而国家主权则为军事暴力的升级提供了动力源泉。

  但是,历史证明,军事暴力带给民族国家的仅仅是一种安全幻觉,实际上却是毁灭和威胁。关于这一点,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人类所走过的历史,也就会有足够清楚的认识:先是发生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然后是进入两极紧张对峙的“军备竞赛”和局部战争阶段,尽管后者并不像前者那样惨烈,但它所带来的危险和破坏也同样严重。同样,即使以最简单的方式考察当今世界的军事水平,也会对它所隐含的威胁感到悚然。自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以来,在这一历史长河的瞬间,军事暴力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此前所有的时代。在这一期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已经从一个发展到了多个,其他国家即使目前没有核武器,但也都在跃跃欲试,并且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研制出来。同时,在这一时期,还开发出了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电子武器等武器类型,其毁灭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核武器的威力。军事暴力的迅猛发展不仅给民族国家造成威胁和伤害,而且还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吉登斯指出:“在这个世界的单一民族国家的体系中,目前已经到处遍布着前所未见的摧毁性潜在武力,然而却没有一个足以控制全局的政治机器可以约束它们。”{15}

  主权的独立和安全是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所有民族国家却都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在这个相互依赖但却不具有最终安全保障的生存环境中,为了维护主权独立和安全,所有国家都只能从其短期利益出发,以一种极端理性的方式去追求最新的、杀伤力最大的军事技术。时至今日,“在军事力量方面并不存在第三世界。除了核武器扩散有所例外(这种例外还能保持多久?),几乎所有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都是‘第一世界’,也就是说,它们都拥有能够发动工业化战争的物质手段与组织手段。”{16}但是,军事暴力带给人类的并不是“安全”的感觉,而是毁灭和威胁。这就是吉登斯对国家主权与军事暴力之间关系所作的新思考。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的重要政治现象,也是吉登斯思考民族国家的重要维度。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共同领土和共同起源神话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自主性,包含了个人或群体对本民族所形成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那就是个体总是把本民族的符号、象征、神话和故土等视为崇高的价值,对它们产生一种深沉的感情投入,并与其他民族的符号、象征、神话等载体强烈地区别开来。“民族主义可以定义为,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这些符号可以使一个特定人群的成员认同他们共同属于一个相同的社群。”{17}民族主义一经产生,便与民族国家形成了各种复杂的相依和张力关系:一方面,民族国家塑造了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则是挑战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最有力武器。

  从前一方面来看,吉登斯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公民权看作是塑造民族主义特性的最重要因素。“主权、公民权和民族主义,趋向于成为相互关联的现象。”{18}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一旦产生,其成长的环境实际上不外乎两种:或者成长于一个具有较高公民权意识的环境当中,或者生长于一个主权得到极端强调的环境当中。如果民族主义是在前一种环境中得到成长,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启蒙性质的民族主义,但如果民族主义是在后一种环境中得到成长,那么它就很可能成为一种侵略或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因此,在民族国家的影响下,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双重性质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引发为祸甚烈的民族侵略性,另一方面它也引发启蒙的民主理想。”{19}

  启蒙性质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与公民权结合的结果。在吉登斯看来,公民权利和多元政治为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制度性土壤。“如果公民身份权利更实质性地扎了根或者实现了,它们就会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20}民族主义的启蒙性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方面,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了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参与和开放意识,使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不断趋于完善,使政治共同体不断向自治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外方面,表现为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包容和妥协的精神,它使本民族能够以一种开放和平等的态度去看待、解释和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存在的差异,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文化多样性的表现。

  相反,侵略性质的民族主义则形成于公民权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并深受国家主权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以下两种情况为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一是当本国受到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大规模侵略时,或者当国家处于强烈整军备战的阶段,民族主义很容易在许多有关“国家”的动人词藻的鼓动下,形成侵略性品格。这种民族主义本质上为主权所导向。“如果民族主义基本上导向主权——尤其是在国家遭受大量侵凌争夺的环境当中,或者在国家强烈整军备战之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发生一个排外的转折,即强调这个‘民族’超乎对手的优越性。”{21}二是当民族被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所主导,而这个领袖又强烈倡导某种侵略性或排外类型的民粹主义学说时,民族主义的侵略性也非常容易生成。“追随领袖形象、代表该领袖形象的象征和他/她的学说,这种对倒退的认同有着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22}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同样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方面,公民权利受到蔑视和限制,个体与社会都被要求服从国家的最高权威,国家代表了“绝对的权力”,道德、文化以及民族本身都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权力。对外方面,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则体现在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等倡导的学说中。这些形式当中的不论哪一种,都表现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排斥,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强调。

  另外,除了民族国家对民族主义特性的塑造之外,民族主义反过来也是挑战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最有力武器,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不吻合所带来的挑战;二是由于民族的建立基础与国家的建立基础不一致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从前一种挑战来看,民族和国家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共同体,两个共同体的边界绝不会什么时候都完全吻合,不完全吻合才是常态。“尽管民族主义情感时常同国家内部人口的实际分布对应起来,尽管现代国家的统治者们只要有可能就会致力于激发民族主义情感,但民族主义情感和人们的实际分布显然绝不会总是步调一致。”{23}一国范围内居住着多个民族,或同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些情况在当今民族国家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引起复杂的民族问题,出现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等要求,产生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等现象。

  其次,从后一种挑战来看。如前所述,吉登斯把民族国家与多元政治内在在关联在一起。多元政治以公民权利为基础,旨在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民族和民族主义却是建立在一种不同的基础之上,它们以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和文化传说为基础,强调个体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义务感,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甚至被压缩到最小的限度。由此产生的对比是,多元政治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民族主义则建立在集体权利的基础之上。由于建立基础的差异,民族与国家之间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尽管民族国家强烈地倾向于成为民主国家,但由于民族和民族主义干预变量的作用,民族国家时常在民主与专制两极之间曲折徘徊。当启蒙性质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融合在一起时,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融合也就相对相安无事,民族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就更加稳定和有序。但当侵略性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时,民族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就要不确定得多。政治民主化可能被逆转,民族国家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和排外性特征。

  至此,我们可以对吉登斯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悖谬关系作出完整的总结。由于所有民族都居住在特定领土范围之内,受特定国家机构的管辖。同时,由于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归属于特定民族,国家主权建立在特定民族意识的基础之上。民族与国家之间从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两面:一方面,民族国家塑造了民族主义,使之成为启蒙性质或者侵略性质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差异和基础差异,民族主义又成为挑战民族国家的最有力武器,它或者使统一的民族国家变得土崩瓦解,或者使民族国家的多元政治进程发生倒转。

  对民族国家的思考是吉登斯反思现代性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他对现代政治发展所作的深层思考。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主要体现出两方面的特征:首先,分析方法的辩证性。他不是从某种单一的角度来分析民族国家,而是从一种辩证的角度出发,既看到了公民权利与行政能力、国家主权与军事暴力、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依关系,也看到了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关系。正是通过这样的思考方法,使其有关民族国家的思考显得新颖和与众不同。其次,研究视角上的多维度性。不论从概念还是从实际表现来看,民族国家的复杂性恐怕是所有以它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所能达成的惟一共识。吉登斯从多维度的视角研究民族国家,既体现了民族国家本身的多维性,也体现了研究者视角的全面性和灵活性。民族国家降临到人世间的历史并不长,它是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发展的结晶,蕴含了现代政治发展的各种理念,如自由民主、人民主权和民族自决等。但通过吉登斯对民族国家的思考,不仅使我们领悟到现代政治发展的理想和动力,而且还使我们看到了现代政治发展的矛盾性后果,这或许正是吉登斯民族国家思想的“新”之所在。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3—244页。 ② T. H. Marshall,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stport: Grennwood Press, 1973, pp.84-96. ③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2, p.53. ④[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台北:唐山出版社1995年年版,第15页。 ⑤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49页 ⑥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p.169. ⑦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54页。 ⑧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60页。 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59页。 ⑩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186-187. {11}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47页。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1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5页。 {15}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第160页。 {16}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42页。 {17}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2, p.155. {18}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57页。 {19}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62页。 {20}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62页。 {21}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62页。 {2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第195页。 {23}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41页。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