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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稽章与广州石室教堂

陈 静

  明稽章作为罗马教廷派驻广州的第一任主教,是鸦片战争后最早来到广州的法籍传教士,他传教的最大特点是极力依靠法国政府扩大天主教在广州及广东省的传播。

  德科隆贝于1928年所著的《广州第一任主教——明稽章主教1856-1886》{1}一书,运用了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明稽章(Guillmin)的个人信件,记录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其中叙述最详细的是1856年至1886年他在广州任两广教区主教期间的传教活动。明稽章作为罗马教廷派驻广州的第一任主教,是鸦片战争后最早来到广州的法籍传教士,他传教的最大特点是极力依靠法国政府扩大天主教在广州及广东省的传播,德科隆贝的这部书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细节,为我们今天研究明稽章本人的传教活动,研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鸦片战争和《黄埔条约》签订后在广州及其两广教区的活动,以及法国在这一地区扩大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

  本文主要评述这部书中叙述的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鸦片战争后明稽章如何推动法国在广州及广东开始传教活动的;二、明稽章如何依靠法国政府的力量修建广州石室教堂。


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罗马教廷趁机将在华传教事业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革,其中一条重要措施是新增设了部分直属传信部的传教区,这些教区在教务和地界管理方面都不受葡萄牙远东三大教区的管辖。{2}教廷的目的在于压缩过分排他的葡萄牙保教权,直接掌控日益频繁的远东传教活动。1848年5月1日,罗马教廷将广东省和广西省以及海南省交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3}管辖,希望利用法国势力来钳制葡萄牙的保教权。

  法国传教士将新成立的两广教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澳门主教反对法国人插手广东传教事务,书中提到当时的澳门主教德玛塔(Jér■me da Matta)说:“还没接到里斯本宫廷与罗马教廷之间达成的解除他对广州的裁判权的和解协议。” (p.31)兼任两广教区最高负责人的李播(Libois){4}要求澳门主教授予法国传教士在新教区的裁判权,遭到拒绝。

  矛盾尚未解决,李播已迫不及待地从香港派出他的先遣队了,他将已到达香港的明稽章派往广州,1849年10月1日夜明稽章在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拉兰纳(Lalanne)的陪同下,进入广州城。

  起初,明稽章在广州的传教并不顺利,他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扩大天主教的传播,“我很渴望这里不单只有新教(差)会为传教士们提供的庇护所;但是广州只有几个在这里从事贸易的葡萄牙天主教徒。……我在这里必须有一处固定的、所有人都知道的住所”。 (p.48)他的住处成为当时广州城内唯一的天主教传教士住所,接待天主教徒的来访,安排去内地的传教士。

  1851年,李播患病回国治疗。临行前将得力助手明稽章召到香港,协助处理行政事务,此后,明稽章长期担任李播的秘书,在李播缺席期间实际上是两广教区的负责人。罗马教廷和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也注意到李播无法兼顾的情形,有意任命一位专门负责两广教区的人员。明稽章是双方首肯的人选,也得到李播的赞同。教宗于1853年11月16日下达敕书,任命明稽章为广州传教会即两广教区的宗座监牧和最高负责人,但还没有正式就任主教。{5}

  明稽章成为宗座监牧后,利用1856年法国、英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契机,真正打开了在广东省传教的道路。但是他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澳门教区的裁判权,“这种裁判权阻碍他实施权利,也在两个传教士阵营{6}中引起不信任和敌对。”(p.76)双重裁判权使法国传教士在广东的活动经常受澳门任命的当地神父阻挠,他们认为必须让罗马教廷知道这种状况,明稽章写道:“我的大部分同事在1856年5月8日想让我去罗马,旨在于让教宗认识到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我已对坚持推动我的罗马之行的同事表明,我提出辞去宗座监牧职务。但是,我非常愿意联合他们写信,并已写信了……”(p.76)1856年9月13日明稽章登船返回欧洲。12月,他到达罗马知道自己已被提升为主教。他向教宗和传信部的枢机主教报告两广教区的困难,“我简单地向他们陈述了我们所处的境况,……这些话给红衣主教和教宗阁下留下相当深的印象,两人也对将广东传教会立即从澳门教区分离出来提出建议……”(p.78)1857年1月,明稽章享有教宗亲自为自己举行主教祝圣仪式的荣耀后,从教宗那里讨得一份分离澳门教区和两广教区的通谕{7}:“广东、广西和海南不再仅是一个主教区,它的关怀委托给明稽章主教,排除其他所有人。”(p.93)尽管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明稽章来说是一个胜利,两广教区可以变成法国传教士的势力范围了。对此,作者Eudore de Colombay评论道:

  明稽章已经在那里站住脚,以便建立传教事业,在他之前这里的传教不存在。(p.93)

  这里不只是一片荒芜的土地,也是另一个拥有者(澳门)的旧遗产,明稽章主教以教宗的名义巧妙地并光荣地抢走了这片土地。(p.94)



  明稽章一生的最大事业是依靠法国政府的力量建造广州石室教堂。

  明稽章到达广州后,对此地传播天主教的条件非常不满,认为迫切需要一座教堂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他在1857年写给兄弟约瑟夫的信中明确提出建造教堂计划:

  让我们最焦虑的事情,并且今天我想求助你的事情是,亲眼看着这块宽广的土地归入我们的照管,而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座教堂来荣耀上帝,及准备供给信徒祷告之用。

  我已说过广州这座大城市向所有欧洲人开放,有超过一百万居民。英国人有一座宏伟的教堂,美国人有两座大教堂,伊斯兰教徒有一座大清真寺,中国人有很多佛庙,只有天主教没有在这片不信任的土地上建造一座天主教教义的纪念物;因为它是这片土地上的宗教中唯一被禁止过的,或者说它的教徒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传播它。

  我们来这里已经八年了,拥有了这片土地,却还不能为我们可怜的教徒安排一间小教堂,这段时期以来我们没有地方安排我们的信徒庆祝宗教的神圣及主持祷告仪式。

  新教的教徒们没有我们的痛苦,而我们的教徒处于沮丧和气馁中。当他们来到这个省的省会时,看到我们的宗教地位低微的状况,他们问为什么天主教是如此陷入衰落和好像在毁灭中?为什么真正的上帝的崇拜是屈辱的并遭到异教徒的嘲笑,而新教和异教徒的庙堂却闪耀着光芒,这些可怜的天主教教徒们带着他们在这个省城留下的令人伤心的印象回到自己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广州建一座教堂,能够预测到巨大的好处,这能为宗教尤其是传教带来巨大的好处。

  ……,我们在某种形式上拥有这块土地,这块到现在为止仍然在抵制我们所有努力的土地。人们理解到天主教不再是一种被禁止和被轻视的宗教。{8}我们的天主教教徒将很高兴看到真正的上帝的房子被建造在帝国一流城市中的一座里,在这个省的统治者的注视下建造起来;……这些异教徒将感受到救世基督的宗教的吸引。

  ……我无数次地想,考虑地越多,我越在现实中对自己确定:没有教堂,我们就不会有外部的宗教崇拜,而没有外部的宗教崇拜,就不可能在这片不信任的土地上树立起这个宗教。

  ……在这个国家所有传播和保存天主教的方式中,建造一些教堂明显是比较好的方式之一,它最方便在我们的天主教教徒里保留教义和虔诚的精神。没有这些,我们做的再好,也不会得到什么结果(p.82-84)

  “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甫事件发生后,明稽章认为在欧洲胜利者采取了一系列恐吓手段之后,可以从中国得到想得到的一切了。英法联军第一次远征中国前夕,他就向传信部枢机主教透露了这样一条消息:

  1846年2月签署的中法协议中规定,{9}尚未改为庙宇及废为民居的教堂房屋,应该给还房主。

  广州城现存两处这类建筑,一处是一座宽大的楼房……,另一处被改作清兵营房了。这两座建筑都很宽敞,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好。既然法兰西皇帝路易·波拿巴派舰队到中国,要求为马赖神甫之死赔礼道歉,我觉得这正是要回这两处教堂建筑的最佳机会,即使要不回来这些原旧房屋,至少可以争取部分地皮作为交换,将来我们还可以在这块地皮上修建教堂。我准备一回到法国,就去面见皇帝,向皇帝正式提出这方面的要求……。{10}

  明稽章在1856年至1858年回欧洲期间,确实在法国活动了。

  为得到法国政府尤其是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他将传教与法国在华的政治利益及影响力联系起来,向皇帝述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广州及广东省的影响如何之大,而法国则微乎其微。这番陈述引起拿破仑三世的忧虑,当皇帝垂询有何应对时,明稽章趁势提出教堂计划:

  因为在广州没有法国的贸易,法国在那里只以他的天主教士而闻名。如果陛下愿意在那里建造一座刻下法国名字的很好的教堂,成为使人们想起法国和它远征中国的纪念物,那么这个计划的实施可能是更好地实现陛下远见的一个做法。 (p.87)

  拿破仑三世随即询问教堂建筑费用,明稽章答道,约需20-30万法郎。

  几天后,拿破仑三世向明稽章许诺:

  主教,我们将在广州建一座教堂;我已向内阁提到教堂,所有大臣接受这个建议;皇后也对教堂感兴趣。你首先在30万法郎的基础上做计划。这笔钱将随着工程的进展交付给你。如果今后要增加一些,你可以发现我随时准备支持你。你在法国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某些对这项事业的援助。这些方式汇合起来将使你在广州拥有一座好的教堂。我很高兴,为了法国,为了您主持的成果,为了在这个地区传教。(p.88)

  明稽章还得到皇帝授命,全程监督完成教堂的选地及整个计划。

  1858年11月明稽章重返中国,开始利用法国政府的势力强取教堂建设用地。

  明稽章趁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机,向中国当局要求交还被充公一个半世纪的教堂屋宇,并拨给教堂地基。广州地方官员在城外提供几块“宽阔”的用地。{11}只是因为这些地在城外,{12}明稽章就拒不接受,称这是“几块微不足道的地皮”。{13}他以原来的九座教堂位于城里为由,提出要在城里选地作为补偿,向两广总督强调,要于藩司衙门、两广总督衙门及一处道观三处中获得一处。地方官员无法答应。

  明稽章认为,“如果不使用武力,将一事无成”。{14}他想依靠广州海面上的法国舰队和水师总兵阿伯维尔(Aboville),未获支持,遂于1860年9月北上寻求法国政府驻华代表的帮助。他在上海拜见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公使表示支持,并写信给法国远征军的海军上将夏内尔(Charner),{15}信中提到法国政府总理大臣交代驻华军政代表的责任及拿破仑三世的意图,宣称应该为教堂的建造选一块合适的地皮,请求海军上将如果赞成这种看法就尽可能地为此尽力。(p.140)夏内尔致函广州的法国军官,建议他们协助主教行动。”(p.141)

  明稽章回到广州,不支持他的阿伯维尔已被调离。新的水师总兵库旺—德斯布瓦(Coupvent des Bois)和德当努昂(de Tanouarn)开始协助他采取行动。库旺—德斯布瓦按照明稽章的要求,写信给两广总督,称24小时内若不拨与一块合适的土地,在这个期限届满时,广州城将再一次遭到围困。在法国军队的威嚇下,总督被迫同意了明稽章的无理要求。(p.142)这样,明稽章强取了两广总督府旧官邸,那里曾是为拒绝外国人入城而引起战争的叶名琛发号施令的地方。

  这位主教的非分要求,给当时参与威吓的库旺—德斯布瓦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传教士居住地附近有很大一块空地,他们完全可以在那里建造教堂。然而……我既感到遗憾,又很为他们担心,也许他们已经打定主意,准备利用北方正在酝酿的一场战役,{16}以武力争取更大的让步。我们如果跟他们走下去,势必丧失法律观念。中国地方官太好说话了……要求他们让出如竞技场、玛大肋纳教堂之类的建筑和寺院;叫他们心甘情愿地把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区让给传教士。这种做法能说合乎情理吗?这是不合情理的。即使是从天主教传教方面考虑,我也不想这么做。{17}

  拿破仑三世的特使葛罗并不赞成明稽章的做法。他在呈巴黎的长篇报告中说:

  ……看来,对明稽章主教个人来说,要土地建造自己教堂这个问题算是冠冕堂皇并且圆满解决了。可是,我却对此感到遗憾。我认为,这件事必将引出新的麻烦,甚至会导致中国和我国之间新的冲突!……广东总督先是明确拒绝拨地,后来是在一种不明智和不合法的压力下才做了让步……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了北京被攻陷的消息。总督完全失去了继续抵制的能力,并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屈服让步的。明稽章主教就是在这个时刻,立即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且为能在联军于1857年推翻一个统治4,000万人口的官吏的势力范围内竖起十字架感到自豪。{18}

  我曾多次劝告明稽章主教大人,甚至在北直隶,他去找我“解决这个棘手的土地问题”时,我仍然请他耐心等待。

  我也曾对明稽章主教大人表示,对于他刚刚取得的成就,我是感到多么的遗憾,并且说这对我们在中国的利益是有害的。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中国政府在广州城内拨地,更无权迫使中国政府在有损于中国荣誉的情况下,将官府的一块地让给我们。假如他们坚持拒不拨地,我们是没有任何权利强求的。同时,法国永远也不应该采取威胁或强硬手段,迫使总督让步。{19}

  但明稽章并不甘心接受这种指责,他声称:

  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的权利十分正当、十分合法,同时也十分明确,用不着说出来作为提出要求的首要依据。{20}

  他认为这种以武力争取到的让步,不过是对“一个世纪前被没收的9座教堂”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赔偿。

  而且,他为强夺总督府旧址成功而得意:

  我们在中国北方的成功已幸运地制定了一个条款,而且这个不再推迟建造的教堂,不久将以一种光荣的方式见证法国皇帝的政府坚定地将海外宗教利益置于法国的传统保护下。

  从这点上说,我们传教士在广州的建筑对所有外国人有利,因为它维护了到此时为止总是遭到拒绝的外国人在广州城内自由通行的权利。 (p.151)

  明稽章就是这样倚仗法国政府在华的侵略强势,依靠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在广州用花岗岩修建了他那座宏伟壮观的教堂。

  总体上看,德科隆贝在书中对明稽章任广州主教期间主要活动的评价较客观,当然其中不乏溢美之词,比如说他是“拓荒者、个人生活异常简朴”等等,明稽章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天主教传教士足以堪当这些赞美。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看,明稽章无疑是一个善于利用西方列强的势力在中国攫取宗教利益的主教,是一个为本国政府服务的传教士。

【注释】

{1}Eudore de Colombay.Le Premier ?魪vêque de Canton[M].Pékin:[s.n.],1928.本文引用该书资料时,将在文中直接标注页码。 {2}指北京、南京、澳门三大教区。这次改革是罗马教廷终止葡萄牙“保教”权的继续,1838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曾颁布诏书,宣布终止葡萄牙在东印度群岛、中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教区行使“保教”权,把各个传教国家的葡萄牙教区改为直接接受罗马管辖的宗座代牧区。葡萄牙政府对这个决定提出抗议,并试图继续维护这种权利。 {3}成立于1664年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尽管是一个在组织上直属于罗马的传教团体(Association),3但其成员主要是法国神父和世俗教徒,总部设在巴黎,与法国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传教经费来源上与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资助关系,其行为也常常与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传教团体(Association)与宗教修会(Congrégation)之间有着本质性差异:传教团体由罗马教廷任命的宗座代牧所领导,直接由教廷传信部管辖,服从教廷的命令,教廷制定传教政策时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说话权;而宗教修会则是独立的宗教组织,有自己的会规,接受本国天主教会的管理,不直属于罗马教廷。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是一个直属于罗马的传教团体,而非宗教修会。 {4}两广教区成立之初未任命主教,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香港总帐房的传教士李播兼任。 {5}明稽章的主教任命日期标注为1856年8月8日。 {6}葡萄牙和法国两个国家的传教士。 {7}教宗通过1858年9月17日的通谕。 {8}指1846年,经过法国特使拉萼尔尼与清政府的谈判后,道光帝发布了驰禁天主教的谕令。 {9}明稽章将圣旨作为中法协议的一个条款汇报会传信部部长。 {10}明稽章致传信部长函(1856年12月20日),见传信部档案《传信部议事记录》第17卷,第2-3面。引自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注69。 {11}明稽章致水师总兵库旺—德斯布瓦函(1860年5月15日),见《巴黎外交部档案——政治通讯》第31卷,第210—211面。引自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注72。 {12}布尔布隆致驻广州法国政府特派员德谢斯内函(1860年6月25日,上海),见《巴黎外交部档案——政治通讯》第32卷,第15页。引自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注73。 {13}明稽章致欧也妮皇后函(1860年10月26日,广州),见《巴黎外交部档案——政治通讯》第32卷,第253面。引自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注74。 {14}明稽章致欧也妮皇后函(1860年10月26日,广州),见《巴黎外交部档案——政治通讯》第32卷,第254面。引自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注74bis。 {15}夏内尔正率战舰停泊在大沽口准备向清军发起进攻。 {16}当时,英法联军正准备对北京发起最后一次进攻。 {17}水师总兵库旺—德斯布瓦呈海军部报告(1860年11月3日,广州),见《巴黎外交部档案——政治通讯》第32卷,第185面。引自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注76。 {18}指广州被英法联军攻陷及叶名琛被俘。 {19}葛罗报告(1860年12月13日,广州),见《巴黎外交部档案——政治通讯》第34卷,第359-361面。引自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注81。 {20}明稽章致巴黎外交部函(1860年10月24日,广州),见《巴黎外交部档案——回忆录及文件》(中国部分)第12卷,第257面及以下。引自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注83。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