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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图·日本纸·高丽贡纸

——利玛窦笔下“carta di Giappone”的翻译及辨正

宋黎明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的“日本地图”是个译误,而利玛窦晚年自传中所谓的“日本纸”则是笔误。这两个错误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关系到地图史、造纸史或印刷史上两个不小的问题。事实上,利玛窦“日本纸”的笔误已经引起了一定的混乱,但愿黄时鉴、龚缨晏的“日本地图”的译误不致同样以讹传讹。

  至今为止,黄时鉴、龚缨晏所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是我国对利玛窦世界地图最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他们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部大作,堪称难能可贵。当然,与所有著作一样,该书也难免存在缺陷,特别是在涉及意大利文资料的情况下。本文仅讨论该书第二章涉及的利玛窦笔下的“carta di Giappone”。笔者基本的看法是,黄时鉴、龚缨晏所谓的“日本地图”是个译误,正译为“日本纸”;另一方面,利玛窦所谓的“日本纸”则是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的笔误,实际上当为高丽贡纸。   


一、 问题的提出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二章写道,利玛窦来到南昌后,即带着礼品拜访了建安王,在利氏赠品中,“王所雅重者,为我们式样所装帧的附有插图之二书,内有非常精美的日本地图。一书为《寰宇图志》(意大利原文作Descrittione di tutto il mondo universale-译者),其中有欧罗巴、利未亚、亚细亚、亚墨利加和墨瓦蜡尼加地图,连同九天图和四行图以及其他历算内容,乃此国从未得见者,而皆以其文字释之。”{1}

  引号中的文字为利玛窦本人的叙述,黄时鉴、龚缨晏为这段不长的翻译做了一个较长的注释:“……今据巴德雷(J.F.Baddeley)文中的英文译出,文意与意大利原文相符。洪煨莲在《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中引用的汉译文,系由刘兆慧(George Loehr)帮助从意大利原文译出;但将首句译成“在利氏赠品中,建安王最喜爱的莫过于以欧洲形式,用日本纸张装订的两本书。日本的纸,又薄又韧。装订与料纸那个更有价值,实在难以分辨”,与原意出入较大。又据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英文译本译出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汉文作:“建安王接受的礼物中,最使他高兴的莫如两部按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的书籍,纸很薄,但极坚韧,确实到了难说哪部质量更好的地步。其中一部附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图,四种元素的组合,数学演示以及所有图画中的中文解说。”行文不涉及五大洲名,但也有“日本纸张印刷”之类的文字。而据说是依德礼贤意大利文原文注释本译成汉文的《中国传教史》竟然也作:“在利氏的赠礼中,建安王最喜爱的莫过于以欧洲形式,用日本纸张装订的两本书。日本的纸,又薄又韧。装订与料纸那个更有价值,实在难以分辨。其中一本书是关于天文地理的书籍,内有世界地图及九大行星画图,数理的解释,并附有中文注释。”行文也不涉及五大洲名,好像它同样出自金尼阁版的英译本。此中原委,令人费解!{2}

  黄时鉴、龚缨晏列举的上述三种中译确实存在问题,其中大陆版《利玛窦中国札记》的错误最容易理解,因为这是利玛窦原本的翻译的翻译的翻译;刘兆慧的翻译所本也许指的是金尼阁的拉丁文原文而非意大利文原文,但台湾的译本《中国传教史》却写明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其错误的唯一解释是,译者偷工减料,没有直接从原文翻译,而是抄袭了前人的翻译。,黄时鉴、龚缨晏对台湾译本的错误发出感慨,并在“依德礼贤意大利原文”前面加上“据说是”的字样,似不为过。因此,黄、龚绕开大陆两岸的两个译本而另起炉灶,不失为明智之举。

  遗憾的是,黄时鉴、龚缨晏似乎并不精通意大利文,故需借助于巴德雷的英译。这个英译本帮助他们纠正了前人的一些翻译错误,如过去三个中译本中遗漏的五洲等,从而比较接近原文;但也许是英译本的“原罪”,黄、龚在纠正别人错误的同时,自己也犯了新的错误,即前人正确翻译的“日本纸”被他们误译为“日本地图”。


二、日本地图还是日本纸


  引发歧义的意大利文原句如下:“Ma quello che egli più stimò furno doi libri, ligati con tavole al nostro modo, con carta di Giappone che ē molto dura e bella. Nell’uno stava la Descrittione di tutto il mondo universale con altre tavole di Europa, Asia, Affrica, America e Megaglianica, et insieme la figura de’ Nove Cieli con i Quattro Elementi et altre cose di matematica, mai viste in sua terra, e tutto con la dichiarazione in loro lettera. ”

  这段文字为利玛窦晚年所作,比较费解。{3}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利玛窦这里提到的两本书(doi libri)的情况。在这个句子中利玛窦实际上只谈了一本书,德礼贤认为它是出版物和手稿的混合物,而且中文说明仅仅是在西方书籍上翻译地图的标题、重要地名和九天和四行的名称等。{4}

  黄时鉴、龚缨晏龚更进一步指出,“此段文字所描述的当是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皆以其文字释之’指的是汉文,当系利玛窦所加。”{5}笔者同意这个发挥,尽管利玛窦具体所指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在这个段落的下面,利玛窦用两个段落谈到另外一本书,即著名的《交友论》。利玛窦称《交友论》当时用中文和“我们的文字”写成,“后来只用中文出版”,据此可以判断建安王看到的《交友论》是一部手稿。因此,利玛窦所谓的“两本书”,一本是西方书籍,另一本则是利玛窦的《交友论》手稿。 

  关于这两本书的装订(legati),利玛窦的上述描写是:“con tavole al nostro modo, con carta di Giappone che e molto dura e bella”。这里的难点是对这个“tavole”的理解,因为在它后面有另外一个tavole,两者意义不同。Tavole普通含义为“木板”和“桌子”,也有“图表”或“地图”之意,因此写在五大洲之后的那个“tavole”翻译为“地图”是正确的。然而,黄时鉴、龚缨晏将第一个tavole翻译为“插图”,意思则说不通,因为利玛窦讲的是装订的方式,一本书岂能用“插图”加以装订?德礼贤将这个“tavole”解释为“小木板”或“硬纸板”,并说从上下文的意义看,该书籍用欧洲方式装订,即用硬纸板、或者用小木版装订,上面覆盖着结实、美观的日本纸。{6}但这个解释也有问题,因为利玛窦时代的欧洲书籍装订的材料一般为布料、绒或皮革,用硬纸板或小木版装订似乎不是欧洲的装订方式,更何况外面还覆盖着日本纸! 

  笔者注意到,利玛窦在另一处也曾将tavole与装订联系在一起,1595年11月4日年致耶稣会总会长Aquaviva的信函中利玛窦写道:“我们用tavole装订并烫金的书籍给予我们很高的信誉……”。{7}无独有偶,明末文人顾起云《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这样描写他见过的利玛窦携带的一本书:“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折式,外以漆革周护之。而其际相函,用金银或铜为屈戍钩络之。书下涂以泥金,开之则页页如新,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顾起元与利玛窦谈的可能是同一本书或同一类书,它或它们是烫金的,而顾起元所谓的“漆革”应该就是利玛窦笔下的“tavole”,即上漆或着色的皮革封面。

  在现代意大利语词典中,tavole没有“皮革”的含义;也许这个特别的含义在岁月的长河中消逝不存,也许这仅仅因为利玛窦本人用词不当。无论如何,400年前金尼阁翻译利玛窦著作时显然已经不懂这个用于装订的“tavole”的特别意义,故省略不译,只说用西方方式装订,同时将“con carta di Giappone” 当作印刷的材料而非装订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三个中译本的基本内容,它们直接或间接源于金尼阁拉丁文译本。但问题并不因此解决,因为如前所述,利玛窦谈的是两本书的装订,即一本西方书籍和一本《交友论》手稿的装订;西方的书籍不可能用日本纸印刷,而利玛窦的《交友论》手稿也不会用西方方式装订。既然利玛窦讲的是两本书的的装订方式,而两本书是一西一中,因此我们在解释装订方式时就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而要区别对待。事实上,利玛窦在谈两本书的装订一词后面用了两个介词con,即con tavole al nostro modo, con carta di Giappone che e molto dura e bella,指的是两种装订方式,应该理解为第一本西方书籍是用西式的皮革装订,第二本《交友论》手稿则是用日本纸装订。因此,上述意大利原文可翻译为:

  “他(建安王)最欣赏的是两本书,(一本)以我们的方式用皮革装订,(另一本)以非常坚韧和美观的日本纸装订。一本书上有世界地图,以及欧罗巴、亚细亚、利未亚、亚墨利加和墨瓦蜡尼加地图,另外还有九天四行图表以及历算之类,这些东西在中国前所未见,均用中文加以说明。”

  在这个翻译的基础上,我们重点讨论一下 “carta di Giappone”为什么只能译为“日本纸”而不能译为“日本地图”。carta的基本意义是“纸”,但在现代意大利语中也意味着“地图”,故“carta di Giappone”可以翻译为“日本地图”。但在利玛窦时代“carta”没有“地图”的含义,当时表示“地图”可用“mappa”,相当于英文的“map”,如利玛窦称世界地图为mappamondo。“地图”或“地图集”的另一表达方式为teatro,如早期的耶稣会史学家巴托利(D.Bartoli)将罗明坚从中国带到欧洲的双语地图称之为“Teatro cinese(“中国地图集”或《广舆图》)”{8},源于拉丁文的Theatrum,如欧特利奥斯(Ortelius)的世界地图拉丁文原文写作Theatrum Orbis terrarum。“地图”还有一种说法是descrittione,源于拉丁文的descriptio;这是利玛窦最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如上述译文中的la Descrittione di tuttu il mondo universale(世界地图),但现代人似乎忘记了descrittione的这个特别意义。总之,“carta di Giappone”在当代不妨理解为“日本地图”,但在利玛窦时代只有“日本纸”的意思。

  同样重要的是,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利玛窦谈的是书籍的装订方式,能够用于装订的不能是日本地图或任何地图,而只能是日本纸或其它纸张。此外,利玛窦用来形容carta的两个形容词也完全排除了地图的任何可能性。“molto dura e bella”意为“非常坚韧和美丽的”,地图不妨“美丽”,但与“坚韧”无缘。黄、龚的翻译是“非常精美的”,这里的“精”似乎主要指“细”,与“坚韧”不是一回事,换言之,为了将carta di Giappone译成“日本地图”,黄、龚实际上漏译或错译了dura(坚韧)。根据“非常坚韧和美丽的”这两个形容词,我们只能推定“carta di Giappone”是日本纸而非日本地图。

  最后,如前所述,利玛窦呈献给建安王的两本书中,一本为《交友论》手稿,里面难以包含日本地图;另一本是西方书籍,利玛窦写明里面有五大洲地图,当不包含一个自成一体的日本地图,何况当时也没有听说西方绘制日本地图特别是精美的日本地图。当然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即利玛窦本人绘制了日本地图并夹在书中献给建安王。如果利玛窦果真绘制或拥有日本地图,那将是日本地图史乃至世界地图史上的一个惊人发现。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利玛窦绘制或拥有日本地图,所以“carta di Giappone”必须翻译为“日本纸”。 


三、日本纸还是高丽贡纸

  

  黄、龚的“日本地图”绝对错了,但利玛窦的“日本纸”也很可疑。“非常坚韧和美丽的日本纸”在翻译上无懈可击,但它与“非常精美的日本地图”一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确实,利玛窦没有绘制过或拥有过“非常精美的日本地图”,但利玛窦时代存在“非常坚韧和美丽的日本纸”吗?从现有的资料看,答案也是否定的。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纸是文人们津津乐道之物,外国纸张也不例外。明末许多文人记录了利玛窦携带的欧洲纸。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写道,利玛窦“携有彼国经典,……其纸如美妇之肤,不知何物也。”与利玛窦过从甚密的王肯堂显然更了解底细,他在《郁冈斋笔尘》中介绍说:“余见西域欧罗巴国人利玛窦出示彼中书籍,其纸白色如茧,薄而坚好,两面皆字,不相映夺。赠余十余番,受墨不渗,着水不濡,甚异之。问何物所造,利云以故布浸捣为之。乃知蔡伦捣故鱼网作纸,即此类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高丽贡纸》也提及西方书籍与纸张:“近日利西泰携其国书籍来,质理坚莹,云是蔽布所做,亦奇。”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记载:“(利玛窦)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今云南绵纸,厚而坚韧,板墨精甚。” 

  除了利玛窦携带的书籍与纸张,明代文人特别欣赏另一外国纸张是高丽贡纸,又称高丽纸或韩纸等。早在北宋时代陈樵《负暄野录》就说:“高丽纸以棉、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亦奇品也。”明末相关记载更多,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将高丽纸与薛涛笺相提并论:“蜀薛涛笺亦涩,然着墨即干,但要价太高,寻常岂能多得耶?高丽蚕纸,腻粉可喜,差易购于薛涛,然岁久则蛀。”沈德符则认为高丽纸独步天下,《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高丽贡纸》写道:“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贡笺第一,厚逾五铢钱,白如截脂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镜面笺,毫颖所至,锋不留行,真可贵尚。独稍不宜于画,而董玄宰酷爱之,盖用黄子久泼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咨文俱卤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陈矣。” 

  另一方面,明末没有日本纸的蛛丝马迹,当时最为国人注意的日本出口物似乎是“倭寇”。日本纸流传到中国是清朝的事情,而即使在清朝高丽贡纸也独享盛名。如果明末中国果真存在“非常坚韧和美丽”的日本纸,而且这纸还被利玛窦用来装订手稿,亚洲造纸史以及印刷史势必要重写。笔者认为,所谓的“日本纸”只是利玛窦的一个笔误,而利玛窦著作中这类小小的笔误屡见不鲜。1592年利玛窦从韶州致函De Fabii,将中国的15省误写为“16个省”。{9}1596年10月12日从南昌致函Fuligatti,利玛窦以南昌知府的口吻提到他“在广东20年”,{10}实际上利玛窦在广东前后生活了“12年”。在晚年回忆录中,利玛窦也曾将“南”误为“北”,“东”写成“西”。{1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利玛窦的“日本纸”是个笔误,但它当为何纸之误呢?利玛窦本人带来的西方纸张可以完全排除在外,因为大英图书馆所藏的《交友论》手稿用的是优质东方纸张。在对这些手稿的纸张进行科学鉴定之前,它们有中国纸与高丽纸两种假设,但笔者倾向于认为利玛窦指的是高丽纸。日本与高丽均为外国,而且是邻国,相对比较容易混淆。更主要的是,利玛窦在晚年回忆录以及信函里尽管没有提到高丽纸,但他对中国纸评价不高:“这里(中国)大量用纸,用途甚广,如印刷和书写等等,但比我们的纸差了很多。他们的纸不能两面印刷和书写,而只能用一面。这样,他们的两张纸相当于我们的一张,而且容易破损,也不坚韧。”{12}在利玛窦看来,中国纸的缺点之一是“不坚韧”,这与他所说的“非常坚韧和美丽”的纸张恰好相反。因此,笔者认为,利玛窦《交友论》手稿装订用的不是子虚乌有的日本纸,而是大名鼎鼎的高丽贡纸。我们在翻译利玛窦上述文字时,在按照原文将carta di Giappone翻译成“日本纸”后,应该注明“当为高丽贡纸之误”之类的字样。

  总而言之,《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的“日本地图”是个译误,而利玛窦晚年自传中所谓的“日本纸”则是笔误。这两个错误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关系到地图史、造纸史或印刷史上两个不小的问题。事实上,利玛窦“日本纸”的笔误已经引起了一定的混乱,{13}但愿黄时鉴、龚缨晏的“日本地图”的译误不致同样以讹传讹。


【注释】

{1}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2}同上,第19-20页,注3。 {3}长期远离意大利后,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差强人意,以致他自嘲不懂本国语言。早在1583年,即离开意大利6年之后,利玛窦写道:“我几乎不会写意大利文,也说得不怎么样。”1585年,他又写道:“我们这里语言混杂,在我写意大利语的时候,我不知道写的是德意志语或其它某种语言。”1605年即逝世前5年,利玛窦说:“这里的新闻是,在离开意大利30年后,谁还会写意大利语呢?我从不说它,它对我如此陌生。如果他们想知道用中文、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写的消息,对我也许更容易一些。”德礼贤:《利玛窦资料》(P.M.D’Elia ,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Roma 1942-1949)第一卷,“《基督教入华史》前言”,页CLXXXII-CLXXXIII。 {4} 《利玛窦资料》,第一卷,第367页,注2。 {5}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2页。 {6} 《利玛窦资料》,第一卷,第367页,注2。 {7}《利玛窦信函》(M.Ricci, Lettere,1580-1609), a cura di Francesco D’Arelli, Macerata 2001),第316页。 {8}巴托利:《耶稣会史 亚洲中国部分》,D. Bartoli, 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 la Cina terza parte dell’Asia,Torino 1825,第150页。关于罗明坚根据中国《广舆图》绘制的中国地图,1993年由Lo Sardo主编出版: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I. ; a cura di Eugenio Lo Sardo, Roma 1993。笔者参加了这项研究, 见Song Liming, Maria, Luisa Giorgi: “Trascrizioni della tavole descriptive di Michele Ruggieri”, pp61-120; “Nota All’identificazione dei toponomi dellle carte del Ruggieri”, pp121-122。 {9} 《利玛窦信函》,第159页。晚年回忆录中利玛窦再次将中国的行省数写作16个,见《耶稣会和天主教入华史》(M.Ricci,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 a cura di M.Del Gatto, Macerata 2000), 第86页。 {10}《利玛窦信函》,第325页。 {11}《耶稣会与天主教入华史》,第65页;第511页。 {12}《利玛窦资料》,第一卷,第25页。 {13}例如有人写道:“当时(明末)澳门进口的日本纸亦被西方传教士用来印刷图籍,如利玛窦1595年在南昌编写,后来进贡给万历皇帝的《万国图记》,就是用从澳门进口的日本纸印刷,按西式装订的一本世界地图册。”林子雄“澳门印刷出版史述略”,载《岭南文史》2000年第2期。这个判断显然仅仅来自利玛窦笔下,缺乏其它任何旁证。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