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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生成:一个多维视角的研究

舒 扬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以多维视角追问文化的发生和生成机制,并从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的生成、文化的冲突与共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的新形态等不同角度,勾勒出当代文化生成的多维图景,为当代文化生成的定位寻找合理的根据。

  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东西往往是人最感陌生的东西,文化就是如此。从历史来看,文化的生成可以说与人类的发展如影随形,人类的进化与文化的演进基本遵循着同一个轨道。人类不断地进行文化创造,通过“人化”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在文化的孕育下不断成熟起来,经历着“化人”这一历程。可时至今日,人类仍然在文化的起源和本质这样的“元问题”上争执不休,难得一致意见。

  从现实来看,人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文化中,甚至可以说处在文化的包围之中,我们的日常行为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无不体现出文化的意蕴,不同的文化时刻都在影响着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文化虽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但在中西学术界,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和争议,除了留下汗牛充栋的文化言说之外,学术界竟然从来没有就文化的内涵得出过一致的结论。

  对于这一现象,文化学者衣俊卿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描述:“一方面是丰富多彩、活生生的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内在精神支撑着这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红尘人生,默默地谱写着世世代代循环往复、生生灭灭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人对自己的文化的漠然无知。”①显然,文化的通俗存在和歧义显现,彰显着文化的神秘与独特的吸引力。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提出当代文化的生成机制这一研究主题,试图突破和超越以往对文化研究的单一视角,从一个全新的多维视角来追问文化的发生和生成机制,以期从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冲突与共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的新形态等多个方面,来勾勒当代文化生成的多维图景,从而为当代文化生成的定位和发展寻找到合理的根据。


一、人的实践特质和文化生成的属人性


  文化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探讨文化的生成,必须结合人的现实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厘清历史进程中的人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和交替演进过程。人就其物质构造而言,无疑是有肉体组织器官的、有自然力和本能欲望的自然存在物,但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或者说,人只有作为社会的存在,人的自然存在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价值。马克思这样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②他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考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③因此,人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就是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作为社会存在物,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事实上,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存在,既是以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存在为基础,也是对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存在的提升。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虽然和动物一样,必须要依赖自然界才能生活,但人作为一种“自为的存在物”与普通动物有着根本的差别:普通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先在地被大自然所决定,只能去适应“给予的”现实自然环境。而人既不满足于自己的现成现实,也不满足于外部世界的现成现实,而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动地超越现成现实的规定性,追求高于现成现实的理想,从而实现自己的进步与发展。由此可见,人所具有的一些本性(如人的需要、本能活动手段等)和社会行为(如人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都不再是动物式的本能表征,而是具有属人的文化特性。因此,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就是存在于一种文化之中。人通过自己的实践的超越创造了文化,文化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

  可见,人类文化的生成,从本质上讲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换言之,人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既不是一个纯自然的演化过程,也不是神秘的“上帝之手”的产物,而是人对自然对象进行实践改造的积极性成果,是人按照一定的理想尺度和具体的需要去改变外在环境、提升自身的实践成就,是人对自己的实践成就进行提炼和升华的结果。因此我们说,文化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积极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人在自己的这种积极实践中,按照自己的意图对外部世界进行能动性的改造,追求、实现和享有一定的价值成果。在追求、实现和享有这一价值成果的过程中,不断地更新、发展和提升自己。

  历史地看,人类文化生成和发展,实际上又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并行不悖的过程:一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化过程即将外部世界进行“人化”的过程,二是人类在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化的过程中使自身也被“人化”和实现“提升”,即经历着一个“化人”的过程。当我们对人的本质属性(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以及实践的否定性、超越性进行细致的考察后,就可以清楚了解文化的生成与人的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确立人类文化在实践基础上“人化”和“化人”这个文化生成的互动过程。可以说,“人化”和“化人”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人类文化的原初生成和当代生成的共同规律,它已经融入到人类实践的历史与现实中,并通过人类的现实面貌而得到确证。因此,只要我们生存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我们就会被“人化”和“化人”,为这一双向互动的进程所“同化”,就会被我们的文化所“化”。因此,文化的原初发生和历史发展,是一个永不停息的社会历史进程,“文化永远在创造过程中”,这是人类文化生成的真实写照。

  关于文化生成的属人性和实践特质以及文化生成过程中的“人化”和“化人”历程,中西传统典籍中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在中国,早在《后汉书·公孙瓒传论》中就有“舍诸天运,征乎人文”的论述,这里说的“人文”即是与自然相对而论的;而在《易·贲》中,则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明确提法,这里所表述的人文化成的内涵就是通过人事、人为实践,使周围的自然的事物化为属人的、并通过改造使之更加符合人的目的和意图的“文化世界”,初步表露出“人化”和“化人”的双重过程。至于荀子所提出的“化性起伪”命题,则明确了文化的这种深刻内涵。他指出:“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④“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⑤“伪者,文理隆盛也。”⑥按照荀子的这一诠释,所谓“伪”(人为)是经过人的思虑而行动的能动的活动,是人类通过后天的学习而形成的品格,是通过人类实践所形成的完善美好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荀子的“化性起伪”理念,就是使人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实践,使自己成为文化的存在物。

  在西方思想界,“文化”一词所涵盖的意义,与早期中国“文化”的内涵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其涵义是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世界,使之满足于人的现实生存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地的耕作、栽培,以及对动植物的人工培养、人工繁殖和养殖,即通过人工劳作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意蕴。这种意义内涵经过长期的文化实践的提炼,逐步引申为对人本身的教化、陶冶、修炼,尤其是知识的获取、道德能力的提升和艺术能力的形成等方面,其中还包括培养人们遵守社会准则和习惯的能力等,这样一来,由“文”而“化”,文化既是一种历史的积淀,也是人的本质特征。

  可见,中西方思想传统在文化概念的理解和认知上的大致趋同,表明文化的生成与人的存在的内在本质关系。我们的结论是,从生成论的一般意义来看,文化乃是人的活动及其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或凝结的结果,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像人的血脉一样,贯穿在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的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自发的”“内在的”方式左右着人类的生存活动。


二、文化生成的多维研究视角


  既然文化作为实践的、历史的产物,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对当代文化生成的研究,就必须立足于多维的研究视角,从不同方面探讨当代文化生成的路径。

  (一)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的生成

  “人化”和“化人”可以说是文化的历史生成和现实生成的共同规律,二者既是“同时态”的共生关系,也是“历时态”的相互作用和继承关系。换言之,历史上“人化”和“化人”所形成的文化积淀,会对当代文化的生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当代文化生成的第一个研究维度,就是要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解析文化传统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我们知道,人类最初的文明生成,都是与农耕文化息息相关的。无论中国、印度、伊斯兰,还是西方的远古文明,其发源地都是以某条河流为中心的农耕地域。后来,随着数个世纪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互激荡和交融互摄,导致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的到来。对于人类文化发展和文明成熟产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宗教文化价值体系——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儒教文化,均逐渐成型,成为不同国度和地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文明已成为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传统。因此,探讨当代文化的生成机制,必须注意文化传统及其现代的发展和转型。

  一般说来,一种文化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范式的产生,它既是对当今新的文化要素、文化特质、文化精神的凝结和提升,也是对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阐扬。而新的文化得以生成的基本前提,乃是原有文化范式自身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而被新的社会实践和新的文化精神所取代和扬弃。历史地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某种旧的文化出现危机、新的文化得以生成无外乎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因素。前者指的是在没有或基本没有外来的异类文化模式介入和影响的情况下,某一既有的文化模式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所引发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的解决途径,往往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对自身内在地生发的新的文化精神的总结和提升,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范式。而外源性因素所引致的文化危机,其起因虽然是外来文化的入侵和冲击,但其深层原因仍然是文化内在的超越性和自在性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往往具有一种超稳定结构,抑制了内在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新文化因素的生长,使得它最终必须依靠一种外来文化的冲击才能打破传统文化的坚冰,实现新的文化的生成。

  显然,从上面所说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中,我们不难洞悉当代文化生成的深层机理。其一,某种文化内在的超越性和自在性之间的矛盾,乃是传统文化出现危机、新的文化得以生成的基本动因。其二,只有当某一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因为人的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失效或者成为桎梏时,才会形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并为新的文化模式创造生成的空间。其三,任何新的文化的生成并不会完全否定过去的文化传统,并与之进行彻底的决裂,而是在总结先进文化精神、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以及对传统文化进行成功转型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文化的创造。总之,如何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生成的关系,通过对传统的扬弃、对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对当代文化所处生态的认知,来确立我们的文化定位,这是当代文化生成研究所应该秉承的核心理念,也是当代文化在其生成实践中应该坚持的价值取向。

  (二)文化冲突、文化共存与当代文化的生成

  任何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积淀,但是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民族特性和文化禀赋不同,使得不同的民族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形式的差异性与多元化样态,既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可能,也为不同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埋下了伏笔。

  人类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不同文明形式,在当时世界还处于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和平共处了数个世纪。但是,随着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形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语),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坚船利炮”,开始了野蛮的海外扩张,使得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交流开始提速,彼此的冲突日益加剧,迎来了文化冲突和文化共存的新时代,这无疑是当代文化生成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

  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化使人类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就学术思想界而言,一方面是“文化冲突”的论调,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共存”的说辞,两者偏执一方,各有其存在的理据。我们认为,文化本身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再加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已然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将是文化发展的大势,追求文化的共存和共赢必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这就表明,在探讨当代文化的生成时,如果只从“文化冲突”这个角度来考察当今世界的文化变更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应该从“文化冲突”和“文化共存”的双重视角来考察,才能提出文化生成的全球理论分析框架。应该说,文化的冲突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之一,而文化的共存、共赢则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不同文化的共存中必然包含有文化的冲突,而不同文化的冲突本身包含着文化的共存和融合。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文明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共存与融合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着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探讨当代文化的生成时,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可见,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作为文化生成演进过程的两个方面,是由文化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世界上的不同文化既有相异性、独特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从根本上看,只要是人类的文化,无论其类型多么不同,它们在最高最深之处都必定是相通的和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比之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显得更为重要,更具根本性。在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展开的。从发展趋势来看,文化的共存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而文化的冲突只是在某些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支流。因此,我们在剖析文化冲突、文化共存的发展机理时,需要站在全球化的历史高度,把文化的生成演进看成是世界属性和民族特质的辩证统一,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意识,同时也要抵制文化上的民族中心主义,既要超越文化意识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同时超越文化意识上的“东方中心主义”,从而用一种双向互动的视域来看待全球化运动及多元文化的交流互融。

  (三)文化批判与当代文化的生成

  文化的生成和人类的生成一样,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一直位于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其以启蒙、科学为特征的理性主义文化也一直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独领风骚,这就使得人们在谈论“现代化”“全球化”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将其与“西化”等而视之。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西方近现代文化从其生成之日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对近代文化及其发展毫不留情的反思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或多或少地影响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走向,而且对我们研究当代文化的生成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后,西方思想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批判运动。人本主义文化思潮和科学主义文化思潮各执一端,对西方近代自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开展了猛烈的批判。其中,既有从整体上颠覆理性主义文化的图谋,也有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与重构,既有基于主体困境而重建人的主体性和理性文化的呼吁,也有因为对主体的绝望而彻底消解人的主体性和理性主义“宏大叙事”的要求。可以说,西方思想界对近代文化和科技发展的不断反思和批判,使人类对文化本身的危机保持着充分的警惕,维持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传统诉求和发展路径。这表明,文化的生成与文化的批判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探讨当代文化的生成时,需要经常保持一种批判的精神和建设的态度。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面临着一个特殊的生存境遇和文化生态,既有从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和迈向后工业社会的双重实践任务,也面临着既要弘扬现代性精神和消解现代性体系的双重文化任务。这就使得处于历史交汇点的中国的文化生成,承载着对近代技术理性的检视和重构,发展大众文化并寻求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互动以及返回生活世界以建立人的价值基础等十分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性批判中保持一个合理的维度,一方面我们要尽快抛弃以自然主义、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建设以理性主义文化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深刻保持批判的精神和理性的头脑,对现代性问题所造成的困扰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给我们的有益的启示。

  因此,为了寻求当代文化生成机制的现实的与潜在的动力和资源,为了完成当代中国文化生成的艰巨使命,必须通过对当今西方的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文化批评对文化生态的影响进行系统地梳理,我们需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当代文化批判及其与当今文化生态,特别是当代文化生成的复杂关系:一是探讨近代西方文化哲学的理性启蒙与自觉,并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入手,遵循理性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路径及其在现代的变迁,进行理性的文化反思;二是立足于对近代文化危机的理性审视,厘清近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的社会基础与哲学基础,探寻文化批判对于中国现代化批判所具备的有效性;三是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探寻当代文化重建之路,力求在人的主体性回归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当代文化的生成。

三、文化生成研究的现实意蕴

  关于当代文化生成的研究,有着明确的现实关照和意蕴。从现实需求来看,它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特殊生存境遇和文化生态的必然要求。从现实路径来看,则包括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消化吸收、对不同文化间文化冲突的积极回应以及对西方文化批判的解析与借鉴,更关键的是对当今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文化产业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引导和管理,这是当代文化生成研究的主要难题和关键所在。

  随着二十世纪电子技术的发展,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相继诞生。现代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侵入到文化领域,产生出一系列新的文化方式,催生了一种通过工业生产的方式来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这是文化产业得以兴起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大众文化的产业化。我们知道,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作为一种市民文化,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大都市及其辐射范围内大众消费的流行文化类型,它体现了现代文化快节奏、高效率、可以借助现代媒体和设备传播等特点。西方国家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就高度重视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使之成为现代经济的朝阳产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作为新兴产业的文化产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相联系的,是西方思想界对文化产业化发展以及大众文化的猛烈批判,尤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为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已经蜕变成为“文化工业”,它在与大众文化相勾结并借助后者的推波助澜,使文化成为西方统治阶级控制社会大众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他们断定,“文化工业”给人们制造了“虚假的需要”,消弭了社会大众的批判意识,延续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当今世界文化产业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的言说确实是耸人听闻、振聋发聩的。我们知道,当代文化无论就其社会基础、存在方式,还是表现形态、传播手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在以文化论输赢的时代,文化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文化产业借助于现代科技和市场的结合形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不仅意味着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和财富增长的途径的变化,而且还作为一国或一地的重要战略力量,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力量消长对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今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随着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会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重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不仅强烈地感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冲突和融合中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而且还会直接感受到西方文化产业发展及其成果的猛烈冲击,电影大片、卡通娱乐、商业演出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传媒等,将会迅速地介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形式、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就说明,我们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时,一方面要吸收西方文化批判的精华,警惕文化产业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文化产业所积累的成功经验。

  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产业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在资金实力、科技水平、市场运作、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一整套的成熟、高效的运作模式,这是当代文化生成研究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也是当代文化生成所必须把握的生长点。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世界不同文化的竞争如同经济的竞争一样,异常激烈,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激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更加严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想在国际市场角逐中占据一席之地,形成自身的品牌特色和模式,就必须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形成的成熟经验,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途径。这包括,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着眼于全球市场,具有全球视野,通过文化资源比较优势和外向型发展战略,确立自己的国际定位;要实现信息化和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将信息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要以工业化为依托,推动文化的产业化和经济的文化化,实现工业化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此外,还要以全球一体化带动文化的产业化和经济的文化化,实现全球化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因为只有将文化的产业化和经济的文化化结合起来,促进文化经济一体化进程,才能真正实现全球化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

  关于当代文化的生成,我们前面分别从人的实践性和文化的属人性、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生成关系、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文化的批判与文化的演进以及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与当代文化的生态等多个维度,粗略勾勒了对当代文化的生成机制这一宏大课题的大致思考路径,以期作为引玉之砖,冀望同行方家指教批评。当代文化的生成问题,乃是一个领域开阔、路径深透的综合性课题,它涉及到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方面,本文所做的简单勾勒,还只是一个开始。对当代文化生成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多学科研究,将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并可望获得更系统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页。 ④《荀子·正名》。 ⑤《荀子·性恶》。 ⑥《荀子·礼论》。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