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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民族民间仪式中的“出场”及效力

——基于僾尼人“嘎汤帕”节个案的民族志分析

何 明 陶 琳

【内容提要】 通过国家法律规范与代理人出场的方式,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互动的交织图景在西双版纳“红专”僾尼人村寨的“嘎汤帕”节中得以充分展现。这种互动关系突显了国家参与的有效性,但在国家意志具体贯彻执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诸如政府官员形象行为设计,国家与民族进一步融洽的问题。

一、引言

  

  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以及以国家名义展开的国家代理人行为是国家意志展现的平台。为了保证国家意志有效渗入到各族群或亚群体的文化之中并形成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政策与法律法规的选择需顺应民族文化模式和满足民族文化需要,各项政策的实施应本着促进各族群发展为目的,同时国家代理人也应以国家的名义积极地贴近各族群的文化生活,所有这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均需以尊重各族群的文化为基本前提。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说,“对一个国家来说,要想在行使其特权、防范其人民之外另有所为,它就必须把自己假装成是其公民的国家,它的所作所为就必须看上去像是其公民自己利益的继续。夸张些说,它的所作所为就必须看上去像是他们的所作所为。”①当国家高唱民族利益为先,各民族一律平等时,国家其实已把所有人民放到了与它同一战线的位置,它通过使用某些心理上的技巧,让国家以“我”这一令人熟悉而又可理解的名义“做”什么的同时,使国民产生了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仪式尤其是全族参与的节庆仪式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符号化集中表达,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系统,蕴含深厚的民族文化深层心理,在族群的文化传承、情感表达、心理导向与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节庆仪式是国家参与并展示其意志即国家“出场”的一个最佳时机。国家所选择的对节庆仪式“出场”与“在场”的方式有:(1)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强制性地规定节庆仪式的发生,使其行为者在活动中总是受着义务的约束;(2)由于“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②,国家通过其代理人的“出场”,借助宽松的文化环境和与民同乐的节庆仪式象征,自然而然地影响与引导族群的行为和文化观念③,使族群产生对国家的认同与尊敬,进而强化国家意志和权力,使民族文化整合达到既能够体现国家意志又在体系上符合模式文化的目的④,节庆仪式就由族群文化的象征演变成既象征族群文化又象征国家意志和权力的符号。

  由此可见,节庆仪式是国家与民间、大传统与小传统、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国家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观念两个系统之间联系、沟通、互动和结合的过程⑤。同时,比起日常生活中的“秘而不宣”、“未充分言明”以及缄默的意义而言,仪式是较为集体和公开地予以“陈述”的事件,因而较具有经验的直观性⑥。所以国家“出场”与“在场”的节庆仪式研究成为描述与解释社会构成、文化特质及其变迁以及家家参与的重要角度。

  为了展示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之间互动过程及其细节、讨论国家在民族民间传统仪式中的“出场”和“在场”模式、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本文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专”僾尼人村寨⑦的“嘎汤帕”节的过程作了调查描述和理论分析。


二、国家参与的仪式展演


  国家对少数民族节庆仪式活动的参与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国家通过政策、法律规范把少数民族节庆活动纳入其规范范围,并规定行为者行动的准则;另一种途径是国家代理人即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少数民族节庆仪式。对于僾尼人的“嘎汤帕”节来说,这两种参与方式同时存在。

  (一)以法律法规形式参与的“嘎汤帕”节

  僾尼人的传统节日“嘎汤帕”节,在当地有这样的传说:僾尼人的第一位始祖松米哦的儿子哦特雷创制了“嘎汤帕”节,节期为15天,以祭祖、宴请为主要内容,不从事劳动。因耗费极大并延误生产,至僾尼人第十三祖先汤帕(又说是第十四代祖先尊唐盘是),将过节的时间定为4天,并规定从每年十月的第一个属牛日举行,至属龙日结束。⑧至于其来由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年节说,认为其中的“汤”是一个数词,意思是“万”,而“帕”的意思是“更换”,因而“嘎汤帕”的含义就是万物更新,按此说法则它是年节;另一种说法是祭祖节说,认为“嘎”的意思为“思念”,“汤帕”为僾尼人祖先的名字,“嘎汤帕”的含义就是“思念僾尼人祖先汤帕”,按此说法则是僾尼人祭祀祖先的仪式⑨。

  无论是作为年节还是作为祭祖,节日活动内容都是当地僾尼人历史文化积淀的符号化集中表达,是一种长期以来流传于他们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重要文化事项。相对于国家、大传统而言,僾尼人“嘎汤帕”节是一种地方性、民族性、传统性的文化样式。对僾尼人来说,“嘎汤帕”是一种具有多种含义和多重功能的节庆活动。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该传统节日曾经一度中断过。后来,根据国家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法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1987年7月作出决定,每年公历1月2日—4日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哈尼族僾尼人的“嘎汤帕”节,以表达国家对僾尼人文化传统的尊重并对节日活动加以规范。该节日因此也得到重新激活,成为僾尼人生活中的重大活动之一。每当节日来临以前,僾尼人都要组织排练文娱节日,邀请各级党政机关及其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各族群众代表参加庆典仪式,利用庆典仪式总结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彰好人好事,跳竹筒舞、马鹿舞,开展打篮球等文体活动,使节日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健康活泼。昔日的传统祭祀活动,已被新兴国家话语所代替⑩。

  从此,“嘎汤帕”正式纳入民族自治法的规范范围,国家代理人——政府官员名正言顺地以“公务活动”的形式参与到节日活动之中来,或者说,国家在节日中“出场”,国家意志的渗入得到强化,国家与僾尼人社区、国家意志与僾尼人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开始显化。

  (二)代理人出场的“嘎汤帕”节

  具有集体性、民族性的社群活动日——节日,起到了社群联系、娱乐功能。{11}但是,由于国家代理人的“出场”,政府官员与村民在身份、地位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差异,使他们难以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全村村民同吃、同歌、同舞、同欢的节日活动,因国家法律规范的规范和政府官员的参与,而被割裂为两个部分,或者说分为两条线索,即为政府官员安排的和属于普通村民自己的,举寨共同欢庆的群体性活动格局被分解。

  一条线索主要以参与到节日活动中的政府官员为中心而展开节庆活动安排。作为僾尼人村民的代理人同时也是国家与僾尼人中介的村干部,在小街镇官员的指导下,按照现行政治仪式的程序、场景和规则等惯例,在“嘎汤帕”节举行的场域、时间和活动中设计出以政府官员为中心的一条线索,并且因在寨子的公共空间举行而成为整个节日活动的主线,把大传统现行的政治仪式范式镶嵌进僾尼人“嘎汤帕”之中,以适应政府官员的行为习惯,表达僾尼人对官员的尊重、对国家的认同以及获得国家照顾与帮助的希冀。由此,“嘎汤帕”节在与大传统政治仪式惯例的互动中衍生出以官员为中心的仪式主线,活动内容、程序和场域相应地也更具表演性。这种节日文化的干预性变迁所带来的是双赢的效果:政府官员通过接受僾尼人的尊敬与配合发现了国家及自己的权力影响;而“红专”僾尼人从政府官员对节庆活动的满意表情中,推知自己的行为会为村子获得更多的国家信任和更多的优惠政策。

  另一条线索是以当地僾尼人普通村民为中心展开的。由于有上述一条线索在展开,故而村民们举寨同欢的形式已转化为以村民各家各户的活动为主,通过走家串户的方式而实现全寨同欢。这部分活动在形式上虽然有所改变,但活动内容和节日文化内涵却仍得以保留,它仍然能像过去的节日仪式一样,促进个体之间的联系,加强亲族、家族观念,增强族群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12}因此,这部分活动既是“红专”僾尼人受自己传统文化控制的表现,也是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僾尼人为传承文化所作的积极努力。

  两条活动线索按照同一时间序列进行着分—合—分的场景和活动主体的置换。

  1、迎宾仪式:入寨门与拦路酒

  寨门在僾尼语中被称为“勒坑”,它是僾尼人神圣的护村之门,是村寨的守护神。到寨门口迎接客人,并亲手向客人送上自酿美酒是传统“嘎汤帕”节中的必有活动,它的进行表达了僾尼人对客人的尊敬与欢迎,展现了僾尼人热情好客的处世之道。今天,有了政府官员的参与,“红专”这项隆重的迎客之礼仍然保持着,只是寨门敬酒的对象主要集中为政府官员,而另一些客人则会很自觉地选择从寨子的侧门进入。

  场景一:寨门热迎官员。主持敬酒迎客活动的一般为寨中比较有号召力的男青年,他会在节日前从村中选出参与敬酒活动的六对少男少女,这些僾尼青年节日一大早就身着僾尼人节日的盛装聚集在寨门口。而活动的主角——政府官员也会在9点左右陆续从景洪市驱车赶到这里。为了表示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他们在距离寨门几十米的地方就会下车步行至寨门接受敬酒。“红专”村这边则会有一位僾尼姑娘伴着同伴的锣鼓声高唱僾尼人的祝酒歌迎接客人的到来。客人的到来不单有歌声款待,还会有佳酿静候。客人除有特殊原因,一般都不会拒绝喝酒,因为酒里装盛着僾尼人的一片热情。而此时的政府官员们为了表示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都会把敬酒一饮而尽。

  喝完拦路酒,下面就需要参加节日的领导们交纳捐助金。这项活动是在僾尼人“嘎汤帕”节被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大正式确定为僾尼人的民族节日之后新增的,也是在国家规定和支持下展开的。接受捐助的工作由乡镇公务员和村长共同负责,他们的工作地点设在寨门内十米远的地方,而任务的分派则是:乡镇公务员负责登记每一单位交纳的赞助金金额数,村长向领导发放矿泉水和作为礼物的僾尼人小马褂。

  参与节日活动的机关单位所给的捐助金一般在200—500元之间,这笔捐助金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是作为“其它”列入账目,数额的多少一般会与各单位的职权或财政状况差异有着相应的联系。村寨收到的捐助金一般用于村寨建设,也有一小部分作为村公所的公共开支。

  场景二:普通客人悄然进入。与迎接领导人这一场景同时发生的,是僾尼人村民的普通外族亲朋好友从侧门进入寨子做客。他们知道现在村子正门所安排的隆重迎宾礼的对象是政府官员而不是所有外来者,自己如果从正门进入,将会打扰村子的“正事”。相应的,寨子里则是各家各户为迎接家中客人的到来而忙碌准备的景况。村民们仍继续着盛情招呼客人的传统,而对政府官员由正门进入,自己的客人则从侧门通过的安排,他们并无丝毫的介意或不安,因为这种安排在他们看来是合情合理的,政府官员是全村的客人,地位又如此的尊贵,理应以大礼相待。

  2、正式仪式:领导讲话与歌舞表演

  从寨子正门而入的政府官员、从寨子侧门而入的普通外来客人和村民们在正式仪式开始时汇集到了一个共同的空间,政府官员与普通村民两条活动线索在此交汇,共同欢庆“嘎汤帕”节。

  正式仪式的举办地点安排在村角的操场上,会场的布局与现行政治性会议的惯用模式基本相同。正中央是留给节目表演的场地,对面与大多数会场一样也是主席台。这个主席台是由3排4列整齐摆放的课桌椅(桌椅是从乡镇小学借来的)临时搭建起来的,桌子上堆放着苹果、橘子和瓜子。看得出村民为了让政府官员更好地观看节目确实费了一番功夫。而村民自己却没有观看节目的固定位置,他们要么搬自家的小板凳坐于场地两侧,要么站在操场附近的竹楼上,要么就在操场上随便找一个位置站着。

  如此的会场安排更加强化了政府官员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国家参与少数民族节日文化活动是希望通过其代理人的参与造成与民同欢的事实,以传达与强化民族政策关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含义,并希望获得少数民族对国家及其民族政策的信赖与认同,进而达到民族团结这一目的。然而,政府官员与少数民族村民事实上存在着身份上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异,致使两者之间难以真正实现平等交流、坦诚沟通的境界。官员们大都有意无意地保持着管理者和帮助者的角色定位,与普通村民的沟通交流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村民们则除了村干部和被安排有接待任务的人员之外,基本上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随着观看者的逐渐聚集,仪式拉开了帷幕。仪式进程按照全国通行的程序安排。首先是奏国歌(即播放国歌录音带),之后是鸣放鞭炮,接着就轮到政府官员讲话。这次发表演讲的领导是西双版纳州人大常委会一位僾尼人领导干部。

  他起身分别向散坐在各处的“红专”村僾尼人鞠了三个躬,然后用僾尼语和汉语反复地进行着自己的演说。他首先对全体僾尼人同胞表示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然后对“红专”村近年来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全村村民在新的一年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同心同德,励精图治,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人大领导的讲话迎来阵阵掌声。他演讲的成功源于他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语言,因为这拉近了他与僾尼人的距离;同时,他的成功也来源于国家赋予他的官职,因为这使他获得了族人的尊敬,也让他有足够的资本荣耀归乡。

  领导讲话完毕,就进入了歌舞节目表演。第一个节目是僾尼人传统舞蹈——《咚巴嚓》。之后,僾尼群众又表演了《山寨情》、《踏歌起舞》等十多个独具民族特色、反映僾尼人民在党的富民政策和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致富奔小康、共建美好家园的文艺节目。

  节目进行到最后,主持人提议由兰培表演节目。兰培是僾尼人歌手,在西双版纳州广播电台工作,她在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电视骏马大奖赛所唱的僾尼语歌曲曾获得音乐电视类一等奖。兰培是僾尼人的骄傲,深受僾尼人的喜爱。她所唱的歌曲,成为僾尼村寨高音喇叭每次必播的节目。当你好奇地问及此事时,村民们会自豪地向你讲述兰培的故事。僾尼人是如此地喜爱他们的歌手,以至于他们对兰培的情况如数家珍。兰培要来参加“红专”村今年“嘎汤帕”节的消息,早已传遍邻近的僾尼人村寨,前来参加节日的外村村民也因为得到此消息而比往年增加了许多。兰培的歌声婉转动听,而用僾尼民间歌调进行演唱又使歌声多了质朴之感。歌曲完毕,掌声雷动,几个僾尼小伙还亲手献上了他们从山上采摘来的红叶花。可以看出,僾尼村民对这位歌手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僾尼人被歌手的歌声所打动,同时它还寄托着村民对自己文化的喜爱和希望。节日在高潮中迎来了落幕。

  3、仪式尾声:宴席

  领导们在村长的引导下走进了今年承办接待重要来宾的一户村民家中,而普通村民则带着满意的笑容和他们自己的普通客人返回自己家中。于是,原来全村村民以及来客欢聚一堂的宴会,被分解为两种场景。

  场景一:官员出场的宴会。以官员为主角的宴会,围绕着政府官员的参与而展开,活动的主角由举寨同欢的全村村民转换为到“红专”村过节的政府官员和几个陪同村干部,宴席举办地则是指定村中某一家专门负责。在此,“嘎汤帕”节传统宴席中的礼仪被简化,头人训话或是祭祀祖先的活动从饭桌上消失。 

  简化了的节日宴会少了许多原来那种在平等关系中产生的闲聊和打趣的景象,紧挨着坐的领导与村干部,大多是围绕着国家新出台的政策和城里的新鲜事展开他们的聊天话题。

  当领导到齐后,宴会在闲聊声中开始。僾尼人对节日宴席特别讲究,又很好客,摆在领导们面前的酒席饭菜自然很丰富。有了好酒好肉的款待,席上的人在一杯杯白酒下肚后渐渐有了醉意,话匣子也随之打开了。宴席在相互劝酒和谈话声进行着,时不时插进的几首僾尼祝酒歌和几句村干部对官员们的感谢之辞,逐渐把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此时已不再有身份的区别,官员们渐渐忘却了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形象,而村干部也没了对官员们的敬畏,大家高声喧哗,打成了一片。开怀畅饮后,酒宴也告以结束。

  场景二:普通僾尼村民宴会。普通村民在歌舞表演结束后悄然离开参与节日的官员,回到自己家中,以户为单位自办家宴。笔者曾对村民为何不与领导共同进餐作过访谈: 

  问:为什么你不去(与政府官员共同用餐)?

  答:家里已经准备好饭菜了。

  问:那也可以一起去热闹嘛。

  答:那些上面来的客人(指政府官员)要去,我们去会不自在。

  问:为什么会不自在呢?  

  答:人家跟我们又不一样,我们怎么能跟人家在一起?

  从这段访谈中可以推知,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差距在普通村民与政府官员之间形成了沟通交往的屏障。国家赋予了官员以权威,而这种权威在民众心理产生的威慑力使官员与僾尼人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纵使官员们再如何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亲民的形象,原有的角色定位和长期以来僾尼人对来自官方的权威的畏惧心理使得两个群体之间的隔阂难以消解。僾尼普通村民担心自己的笨拙行为会影响寨子获取政府官员好感的“大事”,害怕官员的在场会受到约束而产生不自在感。由此,举寨共同宴饮的节日习俗变通或变异为除了招待官员之外普通村民分别举办家宴的模式。

  当传统的全寨聚餐转化为家家户户举办家宴的形式之后,僾尼人以串门即轮流做客的形式补偿“嘎汤帕”节的人际沟通的功能。村中的各家各户此时既会扮演主户的角色,备好酒席招待不断更换的客人,又会充当客人,在全村挨家做客,吃喝一阵,闲聊一会。宴席场景在不断转换,主客角色也在不断交替,全村老老少少在交替停留中吃喝与闲聊之中沟通感情、协调关系、建构族群认同,慰藉着自己由于照顾官方的意愿而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删改所导致的内心的不安。


三、国家在场效力的探讨与反思


  国家在场的效力与其对待民族民间文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就其态度而言,一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放任型,即对民族民间文化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任其自生自灭,呈现出国家的“不在场”或“悬置”格局。我国中古以前历代皇朝对待外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政策便属此类。其结果是形成国家与各民族之间的疏离,难以培育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第二类是管制型,即采用暴力和权力把国家意志或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强制性地在民族民间中推广,建构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唯一标准的单一性文化,以抑制甚至消除与国家意志有差异的多样性民族民间文化。其结果无非有三:其一是消灭民族民间文化,使之统一到国家意志上来;其二是导致文化冲突或文化反抗,如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推行的政策所引起的黑人反抗运动;其三是建构出显性的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文化系统和隐性的民族民间文化系统,也就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由显性转为隐性,由公开转入私下,由“地上”转为“地下”,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套系统和自觉自愿认同的一套系统,国家意志事实上未能实现有效的输入。第三类是互动型,即在国家通过参与民族民间事务促成国家意志与民族民间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在尊重对方、平等对话、顺应其文化模式和文化逻辑的前提下型塑各民族或各群体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引导其对国家意志的接纳和国家的认同。这是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采取的模式,也是当前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的主要模式。

  事实证明,互动型模式能够确保国家在场发挥最佳的效力。以上“红专”僾尼人“嘎汤帕”节的描述就充分显示了国家与地方只有亲密互动,才能既对各民族社会发展进行引导,使其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并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又能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使其感受到党和国家对自己民族的关怀,避免逆反心理和文化冲突,以达到各民族对国家意志的认同与民族文化的双重归属或双重认同的结合和统一的目标。由此,国家及其代理人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传统文化活动,形成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是党和国家实施与落实民族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仪式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域内举行的群体性活动,大都具有传统性、程序性、群体性、展演性等特征,具有传承文化、强化认同等功能。一般认为仪式与神话都是一种人们藉以达成沟通目的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在沟通形式上有它的特殊性。因而,节庆仪式也是国家参与和国家意志表达、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互动的最佳时机之一。但国家如何参与、国家意志以何种方式表达,能够达到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之间平衡的良性互动,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法律形式参与的有效性

  根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第七十一条关于“自治州内各民族的传统节目都应当受尊重”的规定,西双版纳州人大常委于1987年7月以民族自治地方法规的方式将“嘎汤帕”正式确定为僾尼人的年节,并规定了节日活动的基调要“符合社会主义时代要求”{13}。

  从法规的制定者即西双版纳州人大常委会角度看,所建构的意义和产生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通过把“嘎汤帕”节正式纳入西双版纳境内哈尼族僾尼人的法定年节,表达国家对僾尼人及其文化的尊重和认可,重申僾尼文化是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文化的构成部分,强化僾尼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身份和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性质;另一方面通过对节庆仪式行为和内容等提出“符合社会主义时代要求”的要求,型塑或重构了节庆仪式行为和文化,解构与革除那些与国家意志不相吻合的内容,将境内僾尼人的节庆仪式引导到国家意志允许与鼓励的轨道上。

  从法规的实施对象即西双版纳僾尼人角度看,他们的传统节日被正式纳入国家及其民族区域自治机构的法律、法规的规范范围,意味着国家对其民族和文化的接纳与认可,在接受法律规范的同时就等于接纳了国家和国家意志,将自己归属到国家和中华民族之中,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按照国家意志再造自己的节日仪式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作为文化符号的“嘎汤帕”节,成为僾尼人把自己与国家相联结的媒介。

  由此可以认为,把民族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或其民族自治区域法律规范的范围,是国家参与民族事务、强化国家意志、增强国家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二)仪式结构重构的有效性

  国家参与“嘎汤帕”节的重要显性标志是仪式结构的重构,所重构的内容主要有:按国家仪式惯例嵌入奏国歌和领导干部代表国家的演讲,按僾尼人的爱好增设本民族歌手的演唱,删除祭祀祖先和神灵活动。

  以音乐和舞蹈为主的艺术,通常是仪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直接诉诸感官和情感的特征,故而乐舞无论在神圣的宗教仪式还是在普通的世俗仪式中都是最易被参与者和受众所接纳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仪式表达其观念、意向最有效的符号。作为一种最常用的国家符号,国歌嵌入“嘎汤帕”,通过诉诸感官的艺术符号鲜明地表达了国家的“在场”,告诉人们这个时间和空间所属于的国家和国境{14},隐喻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然而然地唤起与强化了僾尼人的国家认同意识。这一程序的建构,是卓有成效的。

  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15}。国家代理人——政府官员用僾尼语进行演讲,一方面强调民族干部的僾尼人身份,以身份符号联结僾尼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隐喻各民族平等地参加管理国家大事的当家作主的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僾尼语这一僾尼人最易认同的交际工具表达国家的意志和政治观念,以语言符号把国家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隐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僾尼人的幸福生活。具有系统性和明确性的演讲,进一步沟通与加强僾尼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让其知晓国家的关怀与帮助并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尤其是这一角色的承担者的民族身份为僾尼人并用僾尼语演讲,更加明显地拉近了僾尼人与国家的距离。无疑,这一程序的设计,总体上也是非常成功的。

  歌手兰培,是僾尼人的“小文化”与国家的“大文化”互动与共同塑造的结果。一方面,她传承了僾尼人的文化,尤其是僾尼人的歌舞艺术;另一方面,她走出了僾尼村寨,接受了汉文化的教育和现代社会的熏陶,并成为国家举办的传媒机构的工作人员。她与上面的政府官员一样,都成为僾尼人与国家相联系的纽带或符号,但与官员不同的是,她不是以抽象的政治身份出场,而是以僾尼人喜爱的感性的歌舞表演者的身份出场。英国人类学家埃蒙德•利奇认为,仪式象征具有能挑动仪式参与者情绪的效力,在使心理上产生实际的作用{16}。作为象征仪式的组成部分,兰培的演唱,调动起僾尼人的情绪,其感染力和认可度显然高于官员,是“嘎汤帕”仪式程序重构最成功的部分。

  僾尼人传统的祭祀祖先和神灵程序的解构,效果是双重的。从强化国家意志认同的意图看,革除了有悖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信仰活动,使其统一到国家意志上来,所产生的作用是积极的;从僾尼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的效用看,祭祖是传统“嘎汤帕”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化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化的民族认同功能,而把具有宗教含义的“嘎汤帕”节的祭祖活动排除,无疑抽取了节日仪式的核心内容而使之“空壳化”,改变了节日的传统功能和象征意义,传统的凝聚族群、加强团结、传承文化的功能和意义被解构,减弱了节日的神圣感和庄重性,反过来降低了通过节日活动国家的“在场”表达国家意志的接受效用。因而,取消祭祖程序,是否有利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整合,是值得商榷或再讨论的。

  仪式的效力来源于社会、心理、生理的综合作用。在“嘎汤帕”节仪式中,全村聚餐通过社会、心理、生理三个因素的融合与互动强化仪式的效力。它是“红专”村全体村民及其亲朋好友通过共享美食、相互敬酒展开的群体性的社会活动,在此场域中表达与了解社会、确认社会关系、凝聚社会认同。而分门分户设宴,肢解了全村团聚的社会活动场域,堵塞了僾尼人的沟通与表达管道,使“嘎汤帕”应有的仪式效力大幅度减弱。

  (三)国家代理人出场的有效性

  国家意志在僾尼人“嘎汤帕”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政府官员参与节日活动。通过政府官员的“出场”及其与僾尼村民的“共同在场”,实现国家与少数民族的社会整合。这是国家通过其代理人参与民间活动以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途径。国家通过其代理人直接现身的方式参与到民间活动中,以参与人的行为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影响和制约着行为者的行为活动,进而通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使文化观念深入少数民族心中,形成行为的模式{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支持新的政治体系的运行,需要通过各种社会化的途径,改变少数民族传统政治观念,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内容。因此,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持久的宣传。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则通过深入少数民族村村寨寨的方式把新的政治文化观念传到少数民族内部,使各民族人民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有所了解,并为这些政策的切实贯彻打下了良好的基石,因为新的政治文化观念同少数民族利益的一致性再加上各种宣传手段的有效运行,使其能够得到少数民族的广泛支持,并能有效地把国家意志成功的灌输到少数民族中{18}。

  少数民族干部始终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参与节日活动的干部多为僾尼人,他们是在“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思想指导下选拔和培养出的。一方面,他们由于受到了国家的委派,在政策的执行中,对村民行为起到监督和制约着的作用,而且长期的国家意志的教育与熏陶,使他们在不自觉中就接受了国家合法性地位的观念,这一观念通过他们的言行又影响着少数民族群众;另一方面,他们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使他们依然保留着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所以与当地民族天然的联系使他们在政策实施时会考虑本民族的利益。这样他们在得到社会支持的同时具有两种身份,即少数民族代言人和国家政策执行者的身份。少数民族干部身份的两重性,使他们成为联系国家与民族的桥梁。在僾尼人“嘎汤帕”节活动中,僾尼干部与僾尼群众在血缘、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一致性使双方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与认同感,这种力量与情感的生出对干部顺利开展民族工作是极其有利的。

  以上分析说明,国家代理人——国家干部,尤其是与现场村民有共同文化的少数民族在民族民间活动中“出场”以及与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在场”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效的。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国家干部如何“出场”和“在场”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

  从“嘎汤帕”节可以看出,僾尼人对于社会整合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通过他们在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向国家意志靠拢之间所作的选择及协调可以看出,他们热切渴望获得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如,把“迎客礼”改换为专为政府官员设置的节日礼仪,自己则以打扫家庭卫生作为“迎客礼”的替换方式;把观看节目的最好位置留给政府官员,自己却远远地离开主席台位置,站在场地两侧观看演出;他们结束了过去全村同欢的欢聚方式,以自家的客厅作为宴会上演的场地,村民相聚的场所……这种让政府官员参与的活动与村民自己庆祝的活动相分开的处置方式,目的是让官员得到与其社会角色相吻合的尊重及其所带来的满足,避免可能因官员未能受到特别礼遇或受到普通村民的冒犯而引发国家意志与传统文化形成冲突。另一方面,满足普通僾尼村民对官员敬而远之的心理。在历史上,僾尼人长期遭受外族和本族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对“官”存在着深深的惧怕,这种惧怕在僾尼人心中产生了“官”与“民”的二分概念、社会位差和“区隔”,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作为“民”而与“官”区分开来、拉开距离。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阻碍了民族干部对民族工作的深入展开、社会整合的实现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官员改变“出场”和“在场”的角色展演。在中国社会中,“官本位”意识受到过度强化,政府官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地位的优越感和突显社会位差的心理冲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实质是“下基层”。在社会活动中,他们习惯于并满足于通过各种符号表达与突显自己和他人的社会地位的差距甚至极其微弱的差距,否则便会出现莫名的不愉快直至恼羞成怒。这种行为模式导致官员们在民族民间活动中“出场”时有意无意地要突出自己的社会角色,彰显自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社会区隔。“红专”村僾尼人把节日活动割裂为两部分进行的“物理式”变迁,便是为了迎合与满足官员突显其社会地位高于普通村民的心理欲求的选择,虽然以节日结构的调整暂时避免了因官员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能产生的国家与民族文化的正面冲突,但它只是表面地掩藏了国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障碍并未消除,致使国家意志难以贯注到少数民族的社会意识之中。为此,调整心态、淡化社会位差意识,以类似村民的行为模式和平等互动的角色扮演参与民族民间活动,是通过国家代理人与少数民族群众在民族民间节日中“共同在场”实现促进社会整合目标必不可少的环节。


四、结语

  

  基于对西双版纳“红专”僾尼人村寨“嘎汤帕”节的调查,笔者发现,在国家参与下,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在活动内容、仪式结构等各方面都按照国家意志的导向发生明显变异,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通过对国家意志的输入及其与民族传统文化整合的效力分析,笔者认为,国家通过民族自治地方的法规和“代理人出场”两种方式的参与,能够有效地把国家意志灌输到少数民族社会之中,但也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政府官员如何“出场”,全村聚会解构为分门别户设家宴等问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农耕社会经济文化变迁”(04XMZ004)。


【注释】

①[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②转引自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③参考[英]安东尼·吉登斯关于“在场、共同在场与社会整合”的讨论,载《社会与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8—174页。 ④新的政治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既为得到人民的支持,也为了动员人民参与政治体系的运作,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宣传手段,将该政治体系所奉行的各种价值观念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极其广泛的宣传。这些新的政治观念也通过各种工作队、宣传队、访问团以及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被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村寨寨。参见周平:《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⑤吴飞:“一个寺庙的制度变迁”,载李永新(主编):《北大寻思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⑥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2页。 ⑦僾尼人属于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和勐海县的山区、半山区,是西双版纳州世居的13个民族之一。笔者所调查的“红专”是一个僾尼人的新移民村,全村现有32户、153人,全为僾尼人。 ⑧ “哈尼族的‘嘎汤帕’节”,西双版纳旅游网(http://www.xsbnly.com/old/list.asp?id=1259)。 ⑨勐海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哈尼族民间故事集成》,昆明: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页。 ⑩同注{8}。 {11}黄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12}黄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第145页。 {13}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可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文化另搞一套,只有在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发展,并不断地注入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思想观念,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其中包括民族的风俗习惯中,有大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值得发扬光大;但也有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时代要求,阻碍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的消极落后成分。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对各族人民加强教育,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革除民族风俗习惯中的落后习俗,使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好的成果。参见何叔涛、桂镜光、赵学先:《民族理论教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14}纳日碧力戈:“都市里的象征舞台——在京蒙古那达慕及其符号解释”,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146页。 {15}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7页。 {16}Edmund R. Leach, Magical Hair,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8(1958), p.147. {17}同注{3}。 {18}参见周平:《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第84页。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