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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最能促进自由吗?

周保松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分析及批评放任自由主义的“自由论旨”,即声称自由是社会的最高价值,以及“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乃最有效促进自由的观点。作者指出,无论从效益主义或私有产权的立场,都不能支持自由论旨。更重要的是,私有产权的概念本身便涵蕴了自由和不自由两面,而市场竞争导致的经济不平等,其实会大大限制穷人的自由。作者最后指出,无论是透过对自由和自由的条件的区分,还是采用“权利式的自由观”,均难以为资本主义保障了平等的经济自由的说法作出辩护。


  本文将检讨这样一种观点:市场资本主义是否促进个人自由的最佳制度。{1}不少放任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对此持肯定答案。{2}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便认为,自由市场最能体现经济自由,同时也是保障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国家的主要功能亦应是促进自由。{3}又例如在一本社会伦理学教科书中,编者在介绍放任自由主义时,一起首便说:“对放任自由主义来说,当个人自由被极大化时,一个社会便是正义的。”{4}为实现这种目标,放任自由主义不仅反对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亦反对左派自由主义(liberalism)以平等或社会公正之名,进行财富再分配及为公民提供教育、医疗、失业保障等福利,因为这样做等于侵犯自由。对放任自由主义来说,只有一个功能最小的政府和没有外力干预的市场制度,才能最好地促进个人自由。政府的作用,便是维持法律和社会秩序,确保私人契约被遵守,以及完善竞争性的市场制度。而由市场竞争导致的经济不平等,无论多么严重,政府也不应插手干预。让我们称这种以自由为社会的最高价值,以及为实现此价值而作出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政治及经济安排为“自由论旨”。这个论旨,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很少人会否定自由的重要性,而如果有一种制度能够令公民享有最大的自由,那自然享有极高的政治正当性。

  本文将对这个论旨提出批评。我将论证,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资本主义,并非像放任自由主义所说的对自由毫无限制。相反,私有产权这概念本身以及市场导致的经济不平等,也会束缚人的自由。而一个主张财富再分配,赞成社会福利的社会,却会以另一种方式促进个人自由。本文结构如下:第二节会先批评一个效益主义式的论证,指出我们不能用效益原则去替资本主义辩护。在第三节,我尝试分析经济自由背后,其实预设了私有产权的制度。但我随即指出,如果权利是放任自由主义的最后基础,则自由论旨不能成立。为了回应这个质疑,支持自由论旨的人会声称私有产权和自由是一体两面,保障前者便是促进后者。在第四节,我将透过对产权概念的分析,指出这个回应并不成功,因为产权本身便涵蕴了自由和不自由。而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经济不平等,则必然限制了穷人的经济自由。在最后一节,我提出两种为“自由论旨”辩护的论述,第一种是区分自由和自由的条件,第二种是采用一种“权利式的自由观”,然后指出这两种辩护都不能成立。

  进入讨论之前,读者宜留意,放任自由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证成方式{5},本文只集中讨论以下问题:设若弗里德曼所说的“自由是社会的最终目标,个人是社会的最终实体”,以及“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视个人或家庭的自由为判断社会安排的最终标准”的观点成立,那么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市场资本主义能够最有效地促进自由?{6}



  如果自由是社会的最高价值,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达到这个理想?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评估不同的制度,到底在何种意义及什么程度上,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认为既然自由是好的,能够带来好的结果,那么一个愈能在社会层面上极大化这种结果的制度,则愈可取。这其实是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进路。这个理论由两部分组成。第一,衡量一个行为或制度正当与否的基本标准,是看它所产生的效益(utility),效益在此处可被理解为快乐、幸福或喜好的满足。第二,判断一个行为或制度的正当与否,纯粹看它产生的后果。将两者合起来,即表示评估一个行动或制度的正当与否,考虑的是它所导致的后果;而用以衡量后果的标准,则看它能否在受其影响的范围内,产生最大的效益。{7}如果我们运用效益主义来为自由论旨辩护,可表述为以下论证:

  前提一:自由是可欲的,因为它能有效增加人们的效益。

  前提二: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是否正当,必须考虑它在后果上能否最大程度地增加社会总体效益。

  前提三:任何未经个人同意的强制性社会资源再分配,均会侵犯人们的自由,并导致总体效益减少。

  结论:只有一个不受政府干预,不作任何财富再分配的自由市场制度,才能最有效地极大化社会总体效益。

  让我们称此为论证A。{8}尝试以效益主义为自由作辩护,最有名的是穆勒。他在《论自由》中,便透过“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论证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个人应享有最广泛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而他亦清楚表明效益原则是证成个人自由的最后的道德基础。{9}但正如很多批评者指出,个人自由和效益原则之间,其实有很大张力,因为个人自由并不必然会导致整体效益的增加。当两者出现冲突时,从效益主义的观点看,自由便应受到限制,因为它并非最高的价值。就此而言,自由论旨和效益原则根本难以兼容。或许有人会像穆勒般回应说,根据某种对人性及社会进步的理解,长远而言,自由必然会有利于社会福祉。自由并非仅仅实现效益原则的外在工具,而是效益极大化的必要条件。要证明这种内在关系,并不容易。但即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论证A依然困难重重。

  先看前提一。这里的自由,主要是指个人免于外在限制或束缚而行动的自由。这个前提可被如此理解:自由之所以可欲,是因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免受他人及制度的限制,随心所欲地选择和实现自己的喜好,从而感到幸福和快乐。这似乎在说,所有免于外在限制的行动,性质都是一样的,只要它能带给人们效益,便有价值。但这种理解,带出几个问题。

  首先,自由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众数的概念。生活中有不同的自由,例如思想言论自由、就业和迁徙自由,参与政治的自由,以至吸烟的自由、随地吐痰的自由等。这些自由的性质各异,对我们的重要性亦不同。但效益主义并不关心这些质上的差异,而只在乎这些自由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到底能产生多少效益。因此不同自由的价值,原则上最后都可被化约到效益来加以量化比较。这种说法大有问题。我们可以借用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观点对此作出说明。泰勒曾说了个有名的故事。他说,阿尔巴尼亚奉行社会主义,禁止宗教信仰,英国却没有。但另一方面,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却较英国的伦敦少很多交通灯。有人于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教徒也不是每天进行公开的宗教活动,可是大部分人却每天要过马路,并被迫受到交通灯的限制。因此,就个人行动受到限制的数量而言,伦敦交通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很可能大于阿尔巴尼亚对宗教的限制。按此标准,设若其它条件相同,阿尔巴尼亚应较英国更为自由。{10}虽然泰勒在这里针对的并非效益主义,但如果我们由此引申下去,效益主义很可能会说阿尔巴尼亚的制度较英国更为合理,因为它能产生更大效益。

  但泰勒指出,这个故事的结论是荒谬的,因为这种自由观看不到不同的自由,对人的重要性(significance)其实不同。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自由,不能不加任何区分地单看人们在数量上受到的限制多寡,而要看它能否充分保障一些我们极为重视的自由。作为具有反省能力的目的性动物,人的行动并非单由本能驱动,而是会对一己行动作出价值评估。要判断某种自由的重要性,我们需将它置放于某个背景,并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实现某些有意义的目标。这个背景,说得宽泛一点,是我们对人及对人类生存境况的理解,以及该些自由对实践人类福祉(well-being)和尊严的重要性。就此而言,虽然交通灯的确限制了人们过马路的自由,但由于这种限制并不妨碍人们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因此并不值得重视。大部分人甚至不觉得交通灯的多寡与自由相关,而只会视之为安全与方便之间的某种平衡取舍而已。相反,宗教信仰是很多人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东西。没有信仰自由,因而导致一个人不能自主地选择他的安身立命之所,肯定他的终极关怀,是对这个人的福祉的最大伤害。{11}信仰本身及个人自主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信仰自由在很多社会被视为基本人权,并受到宪法的保护。{12}

  泰勒的论证表明,“免于外在限制”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不同自由的价值。要衡量自由的价值,我们必须弄清楚,到底是谁免于何种限制去从事什么活动,以及这种活动对人的重要性,而不是将不同的自由化约为简单的效益计算。

  现在转到前提二。前提二的问题是,即使自由可以比较,也不表示极大化便是正当的,因为它只考虑效益总量的增加,却没顾及到这样做对每个独立个体的影响。最坏的情况是社会为求增加整体效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基本权利。设想在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人口占大多数的甲族人,为了有更多自由享受生活,决定联合起来强迫属于少数的乙族人为他们工作。按照效益主义的逻辑,考虑过所有情况后,如果这样做所增加的效益净值(甲族人不用工作而增加的快乐,减去乙族人因失去自由而所承受的痛苦)是正值,那么便是合理的。问题却在于,如果整体效益的增加是以牺牲弱势者的权利为代价,这个原则便谈不上公正。罗尔斯便指出,效益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它只视个人为满足整体利益的工具,而看不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尊严和人生追求。{13}这很好地表明,在考虑何种制度能有效的促进自由的时候,我们不应用一种效益极大化的进路,而应考虑在特定制度下,每个独立的个体的自由受到多大保障。

  最后是前提三。市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难免会导致经济不平等。如果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那么很多人便会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也得不到保障。而根据边际效益递减定律,在富者与穷者之间进行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反会令整体效益增加。{14}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效益主义会倾向较为平等的资源分配,甚至赞成一个福利社会。所以,即使财产再分配会令有产者的效益减少,却不表示整体效益会随着减少。因此,这个前提亦不成立。  

  既然论证A的几个前提都不成立,那么自然没有足够理由支持最后的结论。这带给我们几点启示。第一,评估一个社会的自由度,不应不加区别地计算其在各方面不受限制的程度,而要具体看它保障了什么自由,以及这些自由有多大的重要性。第二,既然自由论旨不能用效益极大化来证成,我们便必须转而问:资本主义是否最有效促进每个公民的重要自由的制度?问题的重点,不再是笼统的总体的自由,而是每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制度下到底能够享有多少实质的基本自由。接下来,我们会逐步探讨这两个问题。



  先看第一个问题。从放任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最能保障和促进什么自由呢?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以私人企业为主的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体系。它有两大特色。第一,它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第二,彼此的交易完全出于自愿。交易自由包括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和转让财产,自由订立契约,自由出卖劳力和选择职业等。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及执行一套保障交易自由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并在各方发生争执时,担当仲裁者角色,诠释和执行相关规则。{15}而个人收入的多寡,则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如果政府以平等或正义之名,利用征税来重新分配所得,则等于用强制的方式,违反个人意愿,将一些本来属于某些人的财富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上,因而侵犯了个人自由。{16}弗里德曼又认为,多元竞争的市场制度,不仅使每个人享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同时也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使经济力量分散在不同人手中,并对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产生制衡。{17}既然自由是判断社会制度的最终标准,资本主义又最能保障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因此是最理想的制度。

  让我们逐步分析这个论证。先看看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弗里德曼本人清楚表明,经济自由不是政治自由的充分条件,因为事实上有些国家经济上奉行自由市场,政治上却高压集权,采取各种方式限制人们组党结社和思想言论的自由(例如在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但他的“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的说法,也不见得成立。例如欧洲很多推行高福利政策的国家,公民的政治自由便得到很好保障(例如瑞典)。而在理论上,很多左派自由主义者虽然主张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减低贫富悬殊,但也同时强调公民应享有一系列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例如罗尔斯在他的正义理论中,便将平等的基本自由放在首位,并优先于其它原则。{18}我们因此很难说,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有任何必然的内在关系。{19}更坏的情况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时候,公民享有的平等的政治自由甚至可能会受到损害,因为大资本家大财团可以透过不同方式(例如控制传媒、政治捐款,甚至政治贿赂等)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并影响政府的决策。

  弗里德曼或会退一步,声称即使以上批评成立,也无损他的核心论证:只有竞争性资本主义,才最能实现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是人应享有的总体自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0}这点看来甚具说服力。既然市场的原则是自由交易,那么每个人自然享有相同的买卖、消费和转让财产的自由,没有人可以在交易中强迫他人做一些他们不愿做的事。市场是什么呢?市场绝非某种没有任何限制的无政府状态,而是由一系列具强制性的规则所界定的交易制度。这些规则界定了商品交易的基本原则,以及交易者享有什么自由。没有这些规则,以及相应的健全有效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市场根本难以运作。因此,我们有必要问:使得市场所保证的经济自由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我认为,在诸多条件中,最根本的是私有财产权。在市场交易中,如果个人没有正当的权利拥有私人财产,他自然没有完全支配手上财产的自由。所谓私有产权,指的是“在把占有、使用、管理、让渡、转让财产、以及从财产获得收入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权利赋予个人时所出现的财产结构。”{21}正是这种由法律保障的财产结构,使得个人可以不断占有和累积财富。而对个人财产的干涉,则被视为侵犯了个人权利。试想像,如果一个社会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所有或大部分财产的占有和转让均须先得到集体同意,个人享有的经济自由便会极为有限。弗里德曼同意这种观点。例如他说:

  直接证成自由市场中收入分配的伦理原则是:“给予一个人及他拥有的工具所生产出来的物品。”这条原则的应用,其实暗中预设了国家的介入。产权是法律和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正如之前所论,对产权的界定和执行是国家一项基本功能。而在充分体现这条原则下的收入和财富的最后分配,显然有赖于国家所采取的财产所有权法则。{22}

  这清楚表明,自由市场中人们的收入及享有的经济自由,端赖于一个特定的私有产权制度。弗里德曼实际上认为,只要建立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财富分配便应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政府不应为了某些政治或道德目的,对市场分配作任何干涉。征收累进税是其中一例。因此他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那些只以收入再分配为目的的累进税,我觉得难以证成。这似乎是用强制性的手段,从一些人手中拿走一些财富,然后给予其它人的明证。因此,它直接和个人自由产生冲突。”{23}难以证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假设了这样做会侵犯纳税人的财产权,而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因为征税限制了个人自由。试想像,如果根据某种正义观点,公民未纳税前所赚取的财富,根本不应由其全部拥有,那么由于抽税而使得公民的自由受到某种限制,也是道德上合理的。{24}弗里德曼似乎没有看到,他对个人自由的坚持,背后其实预设了绝对的私有产权。

  诺齐克的“应得权理论”(Entitlement Theory),对此有更清楚的阐述。诺齐克认为,一个社会是否正义,最关键是提供一个关于“原初占取”(original acquisition)的合理论证,即社会应根据什么程序及道德标准,使得一些本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变成某些人的财产,从而建立一个具正当性的私有财产制度。这个问题解决后,剩下来的便是财产如何转让的问题。诺齐克的答案很简单:只要原初占取是公正的,接着下来只要交易双方同意,物品的任何转让都是公正的──无论这样的转让最后会导致多大的贫富不均。对诺齐克来说,私有产权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不可以因为任何其它目标而侵犯人的权利,他称此为道德上的“边界约束”(side-constraint)。正因为此,无论国家以什么理由来强制推行财富再分配,都是不公正的。{25}他甚至声称,“将人们凭劳力赚取的收入课税,等同强迫劳动(on a par with forced labor)。”{26}

  既然如此,放任自由主义首要的工作是证成私有产权。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私有产权并非自明的或天赋的权利。任何财产分配的方式,均是人为制度的产物。而制度的正当性,则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支持。我这里并不打算检讨私有产权的不同论证。但如果私有产权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最后道德基础,那么“自由论旨”便不成立,因为个人自由不能再被视为社会的终极价值。权利和自由,两者虽然相关,却绝不等同。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唯一关心的是绝对保障产权持有者的权利不受侵犯,至于这样做会否带来好的或坏的其它后果,却非它的考虑。设想在某种情况下,为了保障某个人的财产权,结果导致很多人丧失很多重要的自由,像诺齐克这样的放任自由主义者,依然会选择前者。对他来说,“促进自由”根本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目标。它只是消极地要求人们有义务不去侵犯他人的权利,却不要求人们有责任去积极促进别人的自由。就此而言,即使市场能很好的促进自由,那也只是私有财产制的副产品。

  像弗里德曼这样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如果仍然要坚持“自由论旨”的优先性,那该如何回应这个难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否认两者存在冲突的可能,并主张私有产权和经济自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当权利受到绝对保障时,自由也会得到最好的增进。两者不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而是彼此涵蕴。换言之,没有私有产权,便没有个人自由;侵犯私有产权,便等于侵犯自由。如此一来,自然没有了上述的困境,并将自由、私有产权和资本主义三者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下一节,我将指出这种联系并不成立,因为私有产权在保障某些人自由的同时,也限制了其它人的自由。



  承接上一节的讨论:到底在何种意义上,私有产权制度能最有效促进个人自由。这个问题,看似不太难答。根据私有产权的定义,个人有全权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由,在未经财产拥有人同意下,别人(包括国家和其它团体)绝对不可以对他作出任何干涉。就此而言,私有产权的确保障了财产拥有者的自由,使得个体可以在不违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问题却非如此简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社会一部分人控制大量土地、生产工具及其它各种财货时,那些拥有极少,甚至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自由会否受到影响?私有产权在保障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会否也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27}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城中某公园本来属于公众地方,不设门票,而且二十四小时开放,很多市民平时都喜欢在里面散步玩乐,享受这难得的公共休憩空间。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所有市民均享有相同的使用该公园的自由。设想现在有位大资本家看中这块地,并和政府达成协议,高价将公园买下来,变成他的私人高尔夫球场。这位资本家的自由于是大大增加,因为他从此垄断了使用该公园的权利,可以在里面进行任何活动。在未得到他的同意下,如果有人希望像以前那样进入公园散步,他大可以叫警察将擅闯者赶走。就此而言,其它人失去了使用公园的自由。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整个城市只有一个公园,使用公园的自由对每个市民的生活极其重要,那么公园产权的转变,更使市民失去了极为重要的自由。

  这个例子说明了私有产权同时涵蕴了自由和不自由。当一个人有权利将某片土地变成私产,则意味着其它人失去使用这片土地的自由。这和权利的概念有关。稍为抽象点说,在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当我们说P(某人)享有某种权利去做X时,即表示P有自由去做X以及Q(其它人)有义务不得干涉P的行动。依此定义,“P拥有X的产权”涵蕴了“Q没有使用或占有X的自由”。

  如果以上所说成立,则说明私有产权和自由的关系,远较想象中复杂。一个人财产的多寡,直接影响他的自由的多寡。这至少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是拥有财产本身带来的自由,即拥有者可以有自由全权支配他的财产;第二重是在商业社会中,财产可以为人们减少很多人为的障碍,增加人们选择的自由。就此而言,财产的转换,同时也是自由的转换。试想像在一个放任自由主义的国度,每人所得纯粹由市场竞争决定。由于人的先天能力、家庭出身和个人际遇的不同,竞争必然会导致优胜劣败,加剧经济不平等,并使得大部分的生产工具、土地和财富逐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上,其它人则只能靠出卖劳力维生。老弱残障之辈,由于欠缺竞争力,更只能活在社会最底层。在这样一个社会,私有产权制度实际上限制了大部分人占有及使用这些资源的自由。相反,如果政府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透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进行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那除了改善穷人的生活,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自由,因为他们手上可支配的资源增加了。因此,绝对的私有产权,在保障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必然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放任自由主义以为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不会限制任何人的自由,其实是个假象。

  但读者必须留意,以上分析只是一个对产权的概念分析,它并不表示政府可以随时以自由之名,不断强行分配人们的财产。我们不难看到,个人财产完全不受到保障的社会,人们将无法安稳地去实践自己的人生计划,亦难以享受最低程度的经济自由,更很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即使是大力推行社会福利的国家,也会在宪法中明确保证公民有权利合法拥有他们的税后所得。事实上,每种产权制度及其伴随的财产分配方式,必然会对生活在该制度下的人享有什么自由和机会,以及个人的人生前景有深远影响。要判断哪种财产制度较为可取,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正义理论,并将自由问题放在该理论框架中,才能作出较为合理的判断。因此,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是否需要产权制度,而在于需要哪种产权制度。放任自由主义的产权观的独特之处是,它认为私有产权完全凌驾其它的道德考虑,并严格禁止任何的财富再分配。

  但如果我们接受自由论旨,即“视个人或家庭的自由为判断社会安排的最终标准”,那么一个以绝对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否真的较一个重视财富再分配的福利社会更为可取?{28}这牵涉到实质的价值判断。既然我们前面的讨论,已指出了效益极大化之不可取,而任何产权制度都涵蕴了自由和不自由,所以问题的要点,不是自由和平等之争,而是那一种分配经济自由的方式较为合理。具体点说,从道德的观点看,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容许多大的不平等的经济自由?

  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道德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观点,会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的根本道德关怀,以及人与人之间应该存在着怎样的道德关系。不同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对此或许会有不同想法。就弗里德曼来说,放任自由主义相信个人主义,并坚持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尊重。他说:“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抱持一种个人尊严的信念,即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有根据自己的见解去实现其能力和机会的自由”。因此,“每个人都有平等地享有自由的权利”。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自由主义不可以接受国家进行任何的财富转移,因为这样等于是以“公义”之名,牺牲了自由。弗里德曼紧接着说,“在这一点上,平等和自由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我们必须作出选择。就此而言,一个人不可以既是平等主义者,同时又是自由主义者。”{29}

  弗里德曼的论证难以成立。从上面的引文,我们清楚见到他对“平等”其实有着基本的道德承担,并主张每个人都应享有自由的平等权利,以及拥有相同的机会去实现各自的人生理想。这里所指的“平等的自由”不应只有法律上形式的意义,因为如果平等尊严的基础在于每个人都有自由去建立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那么政府便应有责任为市民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去实现这个目标。要做到这一点,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便是应有之义。但弗里德曼主张的资本主义,恰恰和这个目标背道而驰,因为在贫富悬殊的社会,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显然较无产者享有更多的自由,而穷人能够实现一己人生目标及才能的机会,也必然较富人少得多。所以,如果弗里德曼真的重视平等的自由,那便推论不出他主张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很少放任自由主义者会反对每个公民都应受到国家的平等对待。他们更不会说,他们所主张的自由至上,只是为了使社会一小部分特权分子享有最多的自由,而不是使平等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平等的自由。{30}所以,一个坚持“自由论旨”,同时又承认其必然会带来贫富悬殊的放任自由主义者,的确需要某种论述,指出即使在这样的经济不平等的境况中,人们依然享有平等的自由。在以下一节,我将检讨两种这样的论述。



  第一种论述认为,在一个私有财产受到保障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其实享有相同的拥有、使用及转让财产的自由。用回上面的例子,每个人其实有同样的购买公园的自由,因为法律并不阻止人们这样做。穷人欠缺的,只是实践这些自由的能力或条件,却不是自由本身。有了这个区分,一个人拥有的财产多寡和他享有多少自由,便再没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亿万富豪和一个乞丐其实享有相同的自由。这个论述的重点,是将自由严格限定为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即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受到外在的束缚限制,他便是自由的。至于该人实际上是否有能力或条件去做他想做的事,则和自由无关。{31}正如石元康指出,“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要做自由与自由的条件这一类的区分,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要强调,在自由经济的社会中,大家的自由都是平等的,同时在自由经济的保障下,所造成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并非对任何人的自由有任何的损害。”{32}

  对于这个论述,我们可以有两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指出,即使这个区分成立,那也只会使得平等的自由徒具形式,却失去实质的意义。因为虽然法律上没有限制每个人都有购买豪华住宅和环游世界的自由,但对于那些三餐不继,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人来说,所谓的“平等自由”不啻是一种讽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实践这些自由。这正如某个政府说每个公民都有打官司的自由,但聘请律师的最低费用要一百万元,那么政府如果不对有需要的人提供法律援助,这种自由对大多数人来说,根本没有价值。所以,将自由和自由的条件区分开来,然后声称大家享有平等的自由,只是回避了问题。如果放任自由主义真的重视平等自由,并接受一定的经济能力是实践自由的必要条件,那它其实有理由赞成财富再分配。

  第二种回应则认为这种区分根本不成立,因为经济匮乏本身,便构成了对人的外在束缚,因此贫穷其实使人失去了自由,而不是自由的条件。举例:当一个人囊空如洗而又很想去外国旅行时,到底他是没有自由去旅行,还是只是没有自由的条件?第一种论述认为是后者,因为法律并没限制他不可以去旅行,也没有其它人阻止他这样做。现在让我们想像这样一个情景:这位很想去旅行的人,步行到机场,并打算登上飞往目的地的飞机,但却马上遭人阻止,因为他手上没有机票。如果他打算继续强闯过去,他很可能会被警察拘捕,从而完全丧失自由。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如愿呢?是法律。法律规定只有一个人持有有效机票时,才能登机,因为飞机是航空公司的财产。而唯一令他免受这种限制的,是他用钱去买一张机票。{33}

  这个例子说明,在一个财产权清楚界定,以及所有财产都已名下有主的制度中,当一个人没有钱,而又想占有或使用属于别人的财产时,便会受到强制性的法律的干预。当然,这并不表示这个强闯者这么做是对的,也不表示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航空公司有义务提供免费机票给他。我只是指出一个客观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能够使人们免于许多法律上的限制,并享有做他们想做的事的自由。如果以上批评合理,第一种论述的说法便不成立,因为贫穷实在的限制了人的自由,而不只是欠缺自由的条件而已。

  如要回应上述批评,放任自由主义可以提出第二种论述,即透过对自由提出一种新的定义,从而反驳私有产权制会导致穷人不自由的说法。这种论述认为,外在的限制本身,并非构成一个人不自由的充分条件,而必须考虑该限制是否违反了他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权利去做某个行动,那么别人对他的干涉,并不算限制他的自由。又或者说,当一个人被阻止做他本来有权利做的事时,他才是不自由的。这是一个“权利式的自由观”(rights definition of freedom)。{34}依此定义,如果拥有私人财产被合理证成为人的正当权利,则当一个人的财产受到侵犯时,他的自由便受到限制。相反,一个人因干了一些他没有权利干的事而遭到政府干预时,却不被视为对其自由的限制。循这个逻辑,任何的社会再分配,都会导致不自由,因为它侵犯了有产者的权利。而前述的私有产权必然涵蕴自由和不自由的观点,也不成立,因为产权制度对无产者的限制,根本不应视为不自由。就此而言,假设其它条件相同,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造成多大的经济不平等,也无损每个人享有的自由。 

  这个论述中对自由的定义,大有问题。因为按此定义,那位因强闯机场而被警察拘捕的人,即使最后被关进牢里,我们也不应称此为对他的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一开始便没有权利这样做。这是不必要地将“自由”一词的用途,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使得许多法律上对人的限制,均变得和自由无涉。但在日常用法中,我们通常会用一种中立化的自由观(neutralized conception),即当一个人受到外在的人为限制而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时,该人便是不自由的──无论他所做的事,是否违反了他人的权利。一个人的自由在客观上是否受到限制,以及这些限制是否合理,在概念上应该区分开来。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强闯机场的人的确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警察这样做是合理的。这种对自由的理解,似乎更合乎常识。  

  其次,如果放任自由主义接受这个权利式的自由观,便等于是说,放任自由主义终极的价值,是权利而非自由。我们必须先确定绝对的私有产权的正当性,然后才能知道,到底那一种限制应被视为侵犯了个人自由。但这样一来,便又回到上一节的问题,即这样做等于放弃了自由论旨。

  最后,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依照这个权利式自由观,那么放任自由主义便难以批评左派自由主义不重视自由,因为后者大可以应用同样逻辑,指出前者根本没有充分的道德理由证成绝对的私有产权。相反,他们会主张,每个公民应有同样的受到政府相同的关注和尊重的权利(a fundamental right to 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35}从这个权利出发,政府的首要目标,不是保障无限制的私有财产的累积,而是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例如不会因为先天或后天的不利条件,而在社会竞争中受到不利对待),以及在社会合作中得到合理的利益分成。要实现这个理想,左派自由主义认为在市场竞争之外,政府有必要透过征税或其它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36}就论证结构而言,左派自由主义同样可以宣称限制有产者的财富累积,其实没有削减他们的自由,因为这样做并没违反他们的权利。左右两派自由主义的争论,遂变成个体应有什么权利的问题,而不是那一派更为重视自由的问题。放任自由主义一旦采用这样的自由观,它便难以有任何必然的道德上的优越位置,声称自己最能促进自由。

  如果这个论述不成立,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如此根深蒂固地相信,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保障平等自由的最好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放任自由主义在为自己辩护时,巧妙地在同一论证中使用了两种自由观:当它批评财富再分配侵犯有产者的自由时,它用了中立化的自由观;但当它被质疑私有财产的制度必然会限制无产者的自由时,它却改用权利式的自由观,声称该等限制并不妨碍无产者的自由,因为这些限制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若将这两者合在一起,资本主义自然是个自由的乌托邦,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自由。但这个结论纯粹是由于在同一论证中用了两种不同的对自由的定义所致。{37}如果放任自由主义前后一贯地(consistently)使用中立化的自由观,那它便必须承认,私有产权在保障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必然也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因此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实现平等的自由的理想。如果改为前后一贯地使用权利式的自由观,那么它便必须先告诉我们,为什么私有产权的制度,在道德上最为正当。但无论答案是什么,自由论旨在此已变得不相干。

  如果这篇文章的论证成立,则我们可以总结说,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并非促进自由的最好制度。当然,放任自由主义可以诉诸其它价值来为资本主义辩护,但它再不能站在某种貌似自明的道德高地,以自由之名,为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巨大经济不平等辩护。


【注释】

{1}作者衷心感谢邓伟生、周濂、卢杰雄、陈日东以及刘擎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2} “Libertarianism”一词,也有人将其译为“极端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右派自由主义”、“自由至上自由主义”等。这些译名都不甚令人满意。例如“极端”一词,本身已有负面之意;“保守”一译,则忽略了在很多社会伦理问题上(如堕胎、吸毒、同性恋等),libertarianism一点也不保守,反而极为推崇个人选择自由;“右派”一词,则忽略了在libertarianism内部,也有所谓左派立场(left libertarianism)。至于“自由至上”,则易让人以为libertarianism的最高价值是自由,但很多libertarians却不持这样的观点。“放任自由”的译法亦非最佳,但却较能表达其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反对社会福利这种立场。我们亦须留意,有些公认为放任自由主义代表的思想家,有时会用liberalism指称他们的理论,例如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便认为,真正配得上“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称号的,是他们,而非主张社会福利及政府干预的自由平等主义。参见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 (《资本主义与自由》),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第5页;Hayek,The Road to Serfdom (《通往奴役之路》),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初版为1944年),第xxxv-xxxvi页;Ludwig von Mises, Liberalism: the Classical Tradition(《自由主义:古典的传统》),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5(初版为1927年)。 {3}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资本主义与自由》),第4页。 {4}Jane S. Zembaty,“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载Social Ethics:Morality and Social Policy(《社会伦理学:道德与社会政策》),第312页。亦可参阅Jonathan Wolff,“Libertarianism”,载E. Craig(编),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Routledge哲学百科全书》),London:Routledge,Retrieved March 25, 2007,from http://www.rep.routledge.com/article/S036。 {5}不少哲学家便认为,“自我拥有权”(right of self-ownership)才是放任自由主义最后的道德基础。对于此点,可参见Peter Vallentyne, “Libertarian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06 Edition)(《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Edward N. Zalta(ed.),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06/entries/libertarianism/。 {6}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 (《资本主义与自由》),第5、12页。 {7}参见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Introduction: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导论:效益主义及其超越”)载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效益主义及其超越》),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3—4页。 {8}我首先提出这个论证,是因为这种后果论式的论证,在一般论述中颇为流行,但这并不表示放任自由主义者都会接受效益主义。事实上,当代大部分以权利为基础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均对效益主义持反对立场。 {9}J. S. Mill, On Liberty(《论自由》),New York: Macmillan,1956,第14页。另一个例子是Ludwig von Mises, Liberalism: the Classical Tradition(《自由主义:古典的传统》),第xxii页。 {10}Taylor,“What is Wrong with Negative Liberty”(“消极自由错在哪里”),载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 (《哲学与人类科学:哲学论文卷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第219页。 {11}同上注,第218页。这并不是说,信仰自由只是对教徒重要。信仰自由不仅意味着脱离或转信某种宗教的自由,也包含了政府或教会不应强迫非教徒相信任何宗教。 {12}有人或会问,具有重要性的自由,会不会必然产生最大的效益。这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判断某种自由的重要性的理由,并非效益原则。基于此,即使某种自由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很大效益,也不表示该种自由便是重要的。 {13}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revised edition 1999,第29页(修订版第26页)。 {14}边际效益递减定律(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指的是,随着一个人拥有物品的数量增加,其所产生的边际效益会呈递减趋势。按此逻辑,从富翁取走一千元所造成的负效益,远远低于这一千元给乞丐所产生的效益。。 {15}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3—15页。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在这篇文章中,我只会依照弗里德曼的定义。对于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真的如此自由,可参考许宝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 {16}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74页。 {17}同上注,第15—16页;亦可参阅Hayek,The Road to Serfdom(《到奴役之路》),第115页。 {18}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政治自由主义》),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第289—371页。在罗尔斯的基本自由清单中,并不包括个人拥有生产工具和自然资源的绝对私有产权的自由。 {19}有人或会说,即使像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不是完全限制了人们的经济自由。这当然是程度的问题。但按照弗里德曼的逻辑,一个高税制高福利的社会,经济自由必然大受限制,公民享有的政治自由也必然因此相应愈少。我这里只是指出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却不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经济自由对促进政治自由没有帮助。 {20}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资本主义与自由》),第9页。 {21}John Christman,《财产的神话》,张绍宗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当然,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结构会远为复杂得多。但这种绝对私有财产权的理想模式,却广为放任自由主义接纳。 {22}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61—162页。 {23}同上注,第174页。 {24}有人或会说,任何对自由的限制,都是道德上不正当的。但这个说法显然没有道理。 {25}Nozick,Anarchy,State and Utopia(《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Basil Blackwell,1974,第29页。 {26}同上注,第169页。 {27}以下讨论主要得益于G. A. 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the Proletariat”(“资本主义,自由与无产阶级”), 载David Miller(编),Liberty(《自由》),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第163—182页。亦参见Will Kymlicka,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当代政治哲学》),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第二版,第148—153页。 {28}重视财富再分配并不便等于主张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当然更不等于要放弃任何形式的保障个人税后财产的制度。 {29}以上引文均见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95页。 {30}如果真的有人持相反意见,我们大可以质疑,作为一套政治道德理论,其吸引力何在。 {31}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两种自由的概念”),收在Four Essays on Liberty(《自由四论》),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第122页。 {32}石元康,《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台北:联经出版1995年版,第21页。 {33}这个例子出自Adam Swift, Political Philosophy: A Beginners’ Guide for Students and Politicians(《政治哲学:给学生和政治人物的初阶指引》),Cambridge:Polity,2001,第57—58页。 {34}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the Proletariat”(“资本主义,自由与无产阶级”),第170页。亦见Kymlicka,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当代政治哲学》),第151页。 {35} 例如可见Ronald Dworkin, “Liberalism”,载 Stuart Hampshire(编),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公德与私德》),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第125页。 {36}左派自由主义的代表著作,可见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正义论》);Ronald Dworkin,Sovereign Virtu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首要德性:平等的理论与实践》),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37}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the Proletariat”(“资本主义,自由与无产阶级”),第171—172页。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