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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

李若建

【内容提要】 本文描述了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基本情况,指出谣言爆发是建立在民间的集体记忆和民间话语所形成的不安气氛之上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签名运动是谣言爆发的导火索,而一贯道则是点燃导火索的群体。

  1950年7月间在中国华北地区的北部,突然爆发了所谓“割蛋”谣言,造成民间广泛的恐慌。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依然缺乏学术研究,而且现有的政府文献和相关资料均将其简单归因为一贯道造谣破坏,事情的真相如何,有待进一步分析。

  谣言本身是荒诞的,但是透过对谣言的分析,有几方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是谣言与文化传统;二是民众对政府宣传的解读,三是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等等。华北的“割蛋”谣言与华东的“毛人水怪”谣言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其差异,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两大谣言作比较分析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近年来网络的普及,导致在网络上不时有一些真假难分的信息传播,也因此产生了认真研究谣言的需求。为什么有谣言?谣言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谣言?人们为什么传播谣言?虽然本文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却可以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大规模谣言研究的视角


  谣言是荒谬的,但是谣言不会是空穴来风。一般说来,大规模谣言的产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谣言也是一种民间话语。

  (一)集体记忆的研究视角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提出的概念,但是他没有留下关于集体记忆的明确定义。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后人整理出版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的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①这一定义。根据科塞的定义,本文把“过去”的范围,具体化为两方面内容:民间习俗、传说。

  因为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谣言是无法让人相信,也是无法传播的,所以没有一个谣言可以完全脱离现实。与谣言相关的社会现实是什么?这一个问题或许比谣言本身更加有研究价值。笔者曾经对1953 ~ 1954年涉及华东地区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毛人水怪”谣言作过研究,指出“毛人水怪”谣言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些事件激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②对于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笔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并且在此观点下,剖析这一谣言。

  (二)民间话语的研究视角

  戴维·阿诺德在研究十九世纪末期印度瘟疫期间的谣言时指出,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③这一观点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民间话语没有渠道得到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见的手法。

  (三)研究的理论框架

  根据上述的两个研究视角,笔者认为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实质是:潜在的集体记忆与一些民间话语,构成了一种不安的气氛,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诱发下,同时在一些对新政权不满分子的利用下,多因素结合起来所形成的。其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二、谣言的内容与传播

  

  回顾谣言的内容与传播过程,是探索谣言背后社会变迁的前提。然而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对当年谣言客观和清晰的记录,因此本文只能用拼图式的拼接方法,尝试恢复当年的事实。

  (一)谣言的内容

  1、基本情节

  根据各地的资料,大体上可以把谣言的主要内容复原如下: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有的说是配料)就是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毛泽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就派下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④

  关于“割蛋”人的描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政府背景,有的说法是“多是穿八路的那种黄衣服”。⑤其次是外来性,“割蛋”人一般是外地人,这与明朝的“叫魂”、1953 ~ 1954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是相同的。

  2、政治倾向

  反政府、反苏联是谣言的基本政治倾向。谣言明确说“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当政府派干部宣传辟谣,又被说成是“共产党是为了欺骗麻痹你们,你若相信他,正好拿你开刀。”⑥对于政府的辟谣解释工作,群众甚至基层干部,认为这是向他们放烟幕,搞欺骗。⑦有的谣言说,因为“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是毛泽东的命令,所以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公安局一看介绍信就放了。⑧因为民间认为“割蛋”者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命令,送政府也不管,所以民众捉到被认为是“割蛋”的人就往死里打,一些无辜者因此被打死。 

  3、影响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从各地的资料来看,民众的反应基本一致:男人晚上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不敢下地干活,行人不敢单独走路。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幻视幻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会。一处喊叫,全村响应,一村呼喊,邻村震动。张家口地区在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这13天内,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即达166起。⑨同期在北京市郊区,因为民众恐慌割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生殖器,仅一个400户村民的村庄,就因谣言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⑩民众的恐慌情况与1953—1954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传播时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

  4、平息

  绝大部分的谣言是很难查到源头的,因此一些人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由于政府明确把造谣者指向一贯道,一些道徒因此被捕和枪决。被枪决的还包含其他散布谣言的人,有商人因此被处死。{11}

  谣言爆发后,张家口地区的各级政府反应比较快,组织了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组,深入各地揭谣捕特,安定群众情绪。1950年7月24日后连续发出十余道关于镇压匪特、追谣灭谣、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生产建设等命令、指示,并令各县县大队以一连兵力分散配备,协助公安部门剿匪肃特。到8月下旬,各地先后共捕获造谣、投毒、暗杀、施放毒弹者数百名,谣言基本平息。{12}为了平息谣言,河北赤城县组织民兵巡逻,对道会门、烟民、流氓、反动地主、富农及敌伪还乡人员加强管制,强令他们白天生产,夜间集体住宿,不给他们留活动空隙。{13}蔚县县委发出了《关于开展追谣加强剿匪反持工作的紧急指示》,县区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各区宣传,先后逮捕了首要分子17人。{14}怀安县逮捕了16人,处决了2人。{15}

  山西省应县将一贯道的道首8人判处死刑,召开群众大会,将犯人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至此“割蛋”谣言才平息下来。{16}山西省忻县打击和处理道首323名,其中处决32名,判处徒刑的137名,判处管制63名。{17}山西省浑源县1950年将一贯道道首薄某等3人镇压,平息了谣言。{18}估计在平息谣言过程中被镇压者过百人。

  (二)传播

  1、传播的时间

  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谣言的雏形是在1950年4月出现。在当时的绥远省陶林县(今天的察右中旗和察右后旗)主要道首聚会,散布说打台湾“苏联做了三十万胶皮人,需要人心、人眼、人蛋(指睾丸)”,“还要用人心、人眼、人蛋偿还苏联的贷款”,“制造原子弹”,“凡移民都有割蛋的任务。掏心割蛋的都是侉子(指河北、山东人)干的,是毛主席派来的,都带有政府命令。某村干部捉住两个割蛋人、见有毛主席的命令,就放了”。{19}这一谣言最迟到1950年9月还在北京市昌平县传播,在查出61名造谣者之后,到10月底才平息。{20}

  不过从各地资料的记载,谣言基本上集中在1950年7月间在各地突然爆发,与一般谣言有一个空间传递的过程明显不同。特别是谣言的传播地区是地广人稀的华北北部地区,这种情况是非常奇特的。这个现象暗示着谣言突然爆发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策划在同一时间点,同时散布谣言;二是,在发生谣言的地区,共同发生了某一件事情,这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前者是政府对谣言爆发的解释,认为是一贯道组织策划了这一谣言。尽管这一解释不无根据,但是一贯道是一个松散的、派系林立的宗教团体,虽然其成员在谣言传播中起重要作用,但是不足以认定谣言传播是一种有预谋和计划的事情。再有,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除了京(北京)包(包头)铁路沿线之外,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很难想象会道门如何能够短期内,让谣言散布开。因此后一种解释就应该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谣言并不是精心策划有预谋的结果,而是由一件在谣言传播地区都共同发生的事件引起。

  2、传播的区域

  有一种说法是谣言波及山西、河北、陕西、山东等地区。{21}但是目前笔者所见资料,这一谣言的传播区域基本上是北到内蒙古包头,南到北京,西到山西大同,东到天津,这一个范围内(基本上是当年的绥远、察哈尔两省)。这一地区有几个特点:

  (1)大部分地区处于长城以北的塞外高寒区域,介于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并且是近代历史中汉族大量迁入的地区之一。这些地区除了会道门势力庞大之外,形形色色的越轨者人数众多。1949年底察哈尔省全省有会道门50余种,道徒达20万人。—贯道占80%。全省有流氓、惯愉、惯盗、娼妓、烟鬼等5.1万人(1952年这一地区人口只有457万人)。{22}

  (2)社会治安混乱,土匪活动猖獗。例如谣言传播地区之一的山西省大同市周边地区的匪患到1953年才基本平息。{23}同时在和平解放后,一些起义后的国民党军队叛变,成为流窜的匪帮,更加深这一地区的复杂性。

  (3)会道门势力大。民众当中参加会道门的数量庞大,一贯道在五花八门的会道门中影响最大。

  (4)共产党的控制还不深入。这一地区大部分是和平解放的地区,以没有经过大规模战斗的和平解放区域为主。旧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受到严重冲击,传统性依然比较强。当年山西的官方文件中指出,在部分地区民兵严重不纯。有民兵拱手供敌武器或参加反政府的暴动,有民兵组织抢劫。{24}

  本文把社会控制分成两类:一类是由正式社会组织,如政府、军队、警察、宗族实行的社会控制,在本文中称之为显性社会控制;另一类由非正式社会组织,如会道门、土匪、黑社会实行的社会控制,本文称之为隐性社会控制。从谣言传播主要区域看,在过去大体上是一个隐性社会控制色彩浓厚的地区。在1950年夏天,虽然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政权,但是新政府还不能非常有效地控制社会,介于从隐性社会控制转向显性社会控制的过渡时期。

  3、传播者

  谣言的主要传播者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

  有资料说一贯道和其他道会门在京包铁路沿线各县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以卖货郎作掩护,走街串巷造谣煽动、恫吓说出现了“怪人”有三丈多高,行走快如风,来时首先出现“火弹”,晚上可逾墙入院、进家入户、“割鸡”、“割蛋”、“倒肠子”等。由于这一地区相当多人是一贯道徒,因此卖货郎与道徒的身份是很难区分的,不过从其他资料比照起来看,流动的商贩对谣言的传播是起了作用的。{25}

  有资料表明土匪也参与了装神弄鬼的行列。据当时政府文件,在大同市周边地区的匪特就是“在夜间,有的身穿黑衣装狗爬行;有的头戴防毒面具,声称猪神下界;有的反穿皮袄,胡嚎乱叫;有的涂脸持刀,吓唬群众。”{26}

  国民党是否参与谣言的制造与传播,没有确切的资料。谣言盛行之际,曾有民兵抓住一名国民党特务,据交代,与其一块派回来的共有三组,他这一组共六人,分头活动在张家口周围农村,白天潜伏在庄稼地里,夜晚装成狼、狗、熊等动物,并自备几套兽皮,学着各种怪叫声,制造紧张气氛。{27}不过仅凭这一记载不足以证实国民党有计划地参与此事,因为1950年初期,在华北北部地区,依然有不少国民党的残余人员,这些人可能参与了谣言的传播,但是无法有组织地造谣。


三、相关的集体记忆与民间话语


  谣言的产生是建立在相关的集体记忆之上的,而谣言的内容则渗入了当时的民间话语。同时,因为谣言爆发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加剧了谣言的扩散与影响。

  (一)相关的集体记忆

  大规模的谣言往往是一种集体记忆的重构,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就是建立在生殖器崇拜的基础上的。生殖器崇拜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许多民族中均可以找到其事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殖器崇拜的资料更加丰富。把与“割蛋”谣言有关的内容总结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类:

  1、作为惩罚

  因为生殖器是重要的器官,因此以阉割生殖器为手段的宫刑是中国的传统酷刑之一。虽然真正的宫刑并不太多,但是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遭受宫刑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加剧了民间对阉割生殖器的恐惧。

  2、作为晋升

  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有几个角色为了练成超级武功,自己割除了生殖器。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是在现实中并非没有这种事情。一贯道徒中有人把“割蛋”作为升天的条件,并且自宫。山西天镇县曾有一道首为升天而自宫,结果当然是升不了天的。在镇反运动中,这位道首原拟定判处死刑,上级认为:被告割去自己双蛋,显系迷信思想浓所致;这类人不但杀之不好,判徒刑似亦不必,留下这样一个人作个活的标帜,好说服一些人。因此可不判罪,教育释放,并以之作为宣传教育材料。结果保住性命。{28}这种宣传可以让民众对一贯道产生反感,同时也会增加民众对自宫的神秘感。

  3、作为谋利

  从历史的角度看,与“割蛋”类似的谣言早已有之,并且与外国人联系起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四川省就有传说,有人割男女生殖器、乳头、胎儿卖与西药房转卖外国人,作造药之用,并因此引起民间恐慌。{29}

  甘肃省兰州市1950年3、4月间,有谣言说,“毛主席与苏联商定,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一时各小学上学儿童骤减。在谣言煽动下,4月29日四五百名群众游行,坏人乘机高呼“打倒解放军”、“打倒共产党”口号。{30}虽然没有证据说兰州的谣言与割蛋谣言有直接联系,但是利用人或者人体与前苏联交换东西,在这一点上是类似的。

  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后,还有1951年山东的沂水与临朐两县流传过“扒窑子”(掘墓)的谣言,时间长达3年之久。主要内容是:“沂水县有个专门扒窑子的组织,行动很神秘,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他们把死人的眼睛、膝盖、生殖器摘去,卖给国家制一种药,而且在100只眼睛中必须掺一只活人眼,才有灵性”,并且认为“政府保护扒窑子的”。{31}

  1953 ~ 1954年在山东、江苏、安徽局部地区大规模爆发了“毛人水怪”(也称为“毛人水鬼”)的谣言,主要是说:有一种伤害人的怪物(毛人水怪),会伤害和割除人体的生殖器官,并用于给前苏联制造原子弹。这一谣言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谣言之一,谣言传播范围跨越了三省,涉及几十个县,上千万人口,从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到结束延续的时间超过一年,有过百人因此丧命,上千人为此被捕。{32}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上述几个谣言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是其核心内容是类似的,就是割取生殖器可以谋取利益。除了割取生殖器谋利的传说之外,用小孩子谋利也是一种传统传说,在历史上甚至于引发骚乱。“割蛋”、“毛人水怪”水怪等谣言中,受害者都包含儿童。

  4、作为谋生

  当太监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种谋生方式,华北地区是清朝宫廷太监的主要来源地。{33}成为太监的前提是阉割男性生殖器,因此“割蛋”行为是华北地区民间比较熟悉的行为。其实,除了阉割人之外,中国民间广泛存在阉割家畜和家禽的传统,有一些人以此为业,因此“割蛋”行为是民间熟悉的谋生技巧。

  (二)民间话语

  民间话语是什么,恐怕很难准确地描述清楚。在本文中把民间话语界定为民众对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的表述。这种表述可能与政府的观点一致,更多时候是有所差别,甚至于完全相反。

  在前面对谣言流行地区的介绍中已经说明这一地区社会的特别之处,就是介于从隐性社会控制转向显性社会控制的过渡时期,政府的控制还相对薄弱,因此这一地区政府的政策和宣传,在相当大程度上被民间话语所曲解。从1949年底到1950年7月间,涉及这一地区的突发性重大事件,大体上有三个:取缔会道门、土地改革、朝鲜战争。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已经无法得知当年民间话语的真实情况,可以得到的是作为反面资料所保存的会道门的一些言论。应该说会道门的观点,未必能代表全部民间话语,但是考虑到会道门人数众多,可以认为他们的话语代表了一部分民间话语。

  1、取缔会道门

  在华北地区,会道门众多,但是以一贯道势力最庞大。华北是一贯道势力最强大的地区,原北平市长彭真曾说,一贯道是北平的第一“大党”。在作为国家首都的北京,一贯道徒数量竟如此庞大。1950年底,北京海淀地区一贯道徒2万多名(1950年全区14.3万人)。{34}华北的另一个大城市天津,同样有众多一贯道徒,初步统计,天津解放前夕,有道徒20余万人。{35}一些农村地区,一贯道徒占人口的比重更加惊人,河北隆化县解放前一贯道徒5.3万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36}山西省天镇县在1950年有道徒3.3万名,占当时全县人口的近四分之一。{37}河北省宣化县有道徒3.6万多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多为成年男性。宣化境内除一些天主教集居村以外,几乎村村都有教徒。{38}山西省阳高县是村村都有一贯道。{39}1951年初绥远省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一贯道人员估计在30万以上,约占全省人口的11%。个别地区问题更加严重,如兴和县加入一贯道者占全县人口的14%强。{40}一贯道不仅人数多,并且渗透入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山西省代县74%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一贯道,全县不到三千名党员中,有18%参加了一贯道。察哈尔省雁北地委调查了九百个党员,即有五百个参加一贯道,其中一百个党员宁退党不退道。{41}

  有研究指出,新政权倾向于实行国内镇压,要消灭反对派,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这一切只能借助于提高社会控制的程度,借助于打击那些不守法者才能得以完成。在某种环境下(一面是加冕典礼,另一面是秩序混乱),明显提高社会控制程度会加剧道德恐慌的程度。程度较低、持续时间较长的对异端行为和异常观念的攻击是新政权所具有的特色。{42}如果用这一视角去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与会道门的关系,可以有所帮助。

  会道门特别是一贯道与共产党在争取农民支持和争夺农村的控制权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在中共取得政权的地区,很快开展了打击一贯道的行动。早在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就颁布了“解散所有会道门封建组织”的布告。由于当时内战正在进行中,“割蛋”谣言主要的传播地区还不是中共控制,因此会道门没有受到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一贯道受过致命打击的地区,基本上没有太多卷入“割蛋”谣言的传播中。在“割蛋”谣言传播地区的东部,也就是内蒙古地区的东部,早在1949年7月就开始打击一贯道,在当时内蒙古靠近东北的五个盟中有4.5万名道徒,在打击中处决69人、判刑149人、集训361人、道徒声明退道者2.8万人。{43}

  还要指出的是,华北地区是会道门与中共地方政权发生冲突比较多的区域,也是较早进行取缔会道门的地区之一。在谣言爆发前夕,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动手取缔一贯道,如1950年春察北地区(今张家口地区)结合土地改革工作,进行了取缔一贯道工作,据统计全区有1.7万名道徒退道,其中向政府登记的道首近600人。{44}山西省阳高县在1950年6月明令取缔一贯道,在县城举办集训班,集中道首149人,向他们宣传取缔政策,责令其悔过自新,停止一切活动。{45}

  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一些顽固的道徒转入地下活动,并且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劫难”、“魔考”,预言有重大灾难发生。在道徒中广泛散布的危机意识,加剧了民间的危机感。

  2、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土地改革是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改变的革命,旧的社会精英基本上被彻底消除,新的社会精英掌握了农村基层。毗邻谣言主要传播地区的东北地区和华北老解放区在谣言爆发前大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在这些地区的改革中,出现了明显的偏激行为,甚至于有的地方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按照中共官方的观点,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0%左右,但实际上,一些地方打击范围超出了这一标准,伤害了一些中农、工商业者的利益,因此也难免对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地区的相对富裕者产生恐慌心理。

  在土改中,会道门的一些观点是与土改相左的。如认为“白钱白米拿不得,将来要作牛马还”、“谁斗地主谁遭殃,不信神明变猪羊”。{46}在山西省的盂县,一贯道头目让道徒承认不该在土改中闹清算、分土地。{47}会道门对土改的抗拒态度,加重了民间对土改的顾虑。

  谣言传播的地区大部分是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整个农村正忐忑不安等待着土地改革的降临。1950年6月全国政协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月30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此法在全国实行。这意味着土地改革的风暴马上要降临新解放区。可以说1950年的7月,谣言传播地区的绝大多数民众,正处于一种对自身前途的焦虑等待当中。

  3、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初期,由于民间对战争的恐慌心态,加上当时许多地方存在着比较强大的反政府势力,因此有关“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要************”之类的政治谣言流行。对于散布这些论调的人,官方的文献一般把其归结为国民党特务、会道门、地主富农之类的阶级敌人。

  (三)谣言爆发的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割蛋谣言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当年许多民众愿意相信,至少是将信将疑,这与华北地区有关几种生殖器崇拜均比较浓厚有紧密联系,因此在这一地区爆发“割蛋”谣言也就不足为奇。从民间话语的角度看,在谣言主要爆发地区,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关战争与军事的话题,均可能被夸张后传播。

  当然还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生殖器崇拜和将进行土地改革、朝鲜战争的影响对于其他地区同样存在,而为什么谣言在这一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爆发。笔者认为谣言爆发与这一地区的两个特点相关,一是政府控制能力不强,二是与正在或将要进行的取缔会道门工作是紧密联系的。


四、导火索:被误读的政治宣传


  1950年华北的“割蛋”谣言与1953 ~ 1954年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在内容、民间的反应上非常类似,但是最大的差别是在传播速度上。华北的“割蛋”谣言遍及内蒙古、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其中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但是几乎同时爆发。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传播范围有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先在治淮工地爆发,然后在淮河流域扩散,最后进入长江流域,时间跨度近一年。“毛人水怪”谣言传播地区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谣言传播速度反而比“割蛋”谣言慢许多,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并且有助于了解谣言真相。

  根据“割蛋”谣言在广泛地区基本同时爆发的情况,笔者认为应该是有一件在这些地区同时发生的事情,引发了民间的不安气氛,形成了突如其来的谣言。是什么事情变成了导火索?笔者认为当时发生的两件政治事件可能是导火索。

  第一件事应该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实际上由于乘坐火车花费的时间长和在一些地方停留,毛泽东是1949年12月6日动身,195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离开北京的时间接近4个月。毛泽东访问期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开创了两国关系的蜜月。传统的中国,是没有国家元首出访的,因此毛泽东的长时间出访,在民间引起种种猜疑也不足为奇。在前面提到甘肃兰州的用小孩换军火与“割蛋”两个谣言,其内容均涉及中苏之间的利益交换,民间对元首出访和条约的解读,如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很容易演变为离奇的谣言。

  第二件事就是一次被遗忘的签名运动,这一事件的影响可能更加重要。

  1950年3月中旬,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发出呼吁,要求世界各国普遍发动一次和平签名运动,接着在东欧共产党国家这一运动迅速开展。这一运动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的宣传角力,因此中国政府也比较积极响应了这一运动。

  同年4月28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妇女、文艺工作者、机关工作者,普遍地参加签名。5月14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在首都中山公园隆重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大会。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大会上讲了话,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号召200万市民,不分性别、年龄、职业、宗教,全部发动起来参加签名运动。和平呼吁书的内容是:

  

  我们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用作大规模毁灭人民的工具,并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以确保这一决定的执行。我们认为:任何第一个使用原子武器来对付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是战争罪犯。我们导召全世界人民在这个呼吁书上签名。{48}

  

  第二天,就是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和平签名运动”的社论。紧接着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了“拥护世界和平、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签名成为政治运动,浙江省磐安县的情况是由县委宣传部作为政治任务下达,要求达到农村30%人口签名,小市镇60%人口签名的目标,{49}估计全国各地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在一些农村地区签名人口比重高得惊人,如山东德州地区签名占全区总人口58%。{50}甘肃庆阳地区的比重更加高得离奇,达到总人口的80%。{51}如此高的签名比重,只能说明两点,一是数据有假,二是绝大部分人是在稀里糊涂中签名的。爆发谣言的地区之一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张北县,有的签名是用举手就算数了,可能因为如此,当地签名人口占总人口的75%。{52}

  在“割蛋”谣言传播地区的签名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绥远归绥市(呼和浩特,当年城市人口约11万人)各界人民热烈地响应了签名号召,自5月19日起至5月底止,该市签名人数已达3.5万人。{53}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康北县,是爆发谣言的地区之一,1950年5月就开始签名运动,签字人口达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0%。{54}签名运动就是“割蛋”谣言爆发的前夕的一件政治大事。

  1950年谣言爆发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如何,今天不得而知。但是有人估计1949年中国人口中80%是文盲,{55}还有人估计1949年河北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80%以上。{56}从谣言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说,这一地区的教育水平应该是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如果用其他地区的资料来推测,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山东省临沭县是1953年流传“毛人水怪”谣言的地区之一,1950年这一个县文盲占总人口的98%,半文盲占1.4%,识1000字至高级小学程度的占0.58%。{57}另外1950年8月内蒙古人民政府发出指示,决定对全区失业的知识分子统一登记,通过教育后,加以录用,为自治区建设事业服务。知识分子的标准是高小文化以上者。{58}虽然爆发“割蛋”谣言地区人口教育程度未必如此之低,但是可以说好不了多少。根据上面的资料,笔者推断1950年谣言爆发地区(北京与天津除外),文盲人口占成年人的比重应在90%左右,甚至于更加高一些。

  在这么一个高度文盲的地区,让根本不知核武器是什么东西的广大民众签名反对使用原子弹,非常容易让老百姓产生误解。特别是“弹”、“蛋”谐音,而且美国与苏联分别是当时两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在民众心目中都是“洋人”,把原子弹、生殖器的“蛋”、外国、这几个概念联系起来也不足为奇了。同时,这场签名运动本身就是从苏联和东欧国家那里传来的东西,民众把苏联与“割蛋”进一步联系起来也可以理解。

  由于签名运动实质是一种“政治秀”,过后没有多少人去关注,所以今天已经看不到当年广大农村的签名运动是如何进行的,甚至于绝大多数地方志中,对此都不记载。但是大规模的签名运动,对当年的民众是一种陌生的东西,为什么签名,签名有什么作用,签名与民间的画押(或者按手印,对于文盲居多地区,按手印多于签名)有什么不同,恐怕当年没有人向民众,特别是向农民说清楚,其实也不可能说清楚,因此民众对签名抱有怀疑态度是完全可能的。当时如果有人把签名与制造原子弹联系起来,然后互相传播,这就可以诞生谣言。大量民众刚刚经过一场莫名其妙的签名运动,疑惑的心态很容易接受这种谣言并加以传播。

  因此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导火索就是这场在政府统一部署下,各地同时铺开的政治宣传运动。在不安的社会气氛中,民众用自己的集体记忆对政治宣传作了重新解读,这就是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让许多人会相信谣言的社会基础。


五、点燃导火索的一贯道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有一部分人得到利益,也有一些人利益受损,笔者在其他论文中把这些利益受损者称为“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在本文中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在当年农村,一贯道的主要成员、地主、富农都是属于“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他们不同程度存在着对新政权的敌视,也有一些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反抗。因此,他们也容易被认为是对新政权不利事件的制造者。

  至今为止,笔者所见的资料几乎都把造谣的矛头指向一贯道。关于一贯道制造谣言的资料很多,不过大多数都属于一贯道徒如何传播谣言,缺少关于谣言起点的资料。例如一些道徒利用谣言,进一步制造紧张恐怖气氛,用棉花球蘸上煤油或麻油,捆在麻雀腿上,在夜深人静时,将棉花球点着,让麻雀乱飞;或用麻纸、棉花卷上磷磺,在夜间突然窜到住户院内,把磷磺卷点燃,冒出火光,并在点火处放上特制的小白人、小黑人。群众不明真相,以为是怪物,愈感恐慌。除此之外,他们还用麻纸画上鬼怪脸谱,平时揣在身上,如在野外遇到妇女小孩,就把画好的脸谱戴在头上,发出种种怪叫,进行恐吓。{59}

  在谣言的主要传播地区之一的呼和浩特,有一则记载说,当年一贯道骨干分子买通匪徒,秘密杀害行人,开膛破肚,割掉生殖器。然后造谣说:“共产党政府雇来侉子,挖心割蛋抖肠子。”{60}不过是否一贯道买凶杀人,有待更多的佐证。当年这一地区社会治安不好,土匪,甚至还有政治土匪,还比较活跃,如谣言传播地区之一的河北怀安县在当时应有一些流散的旧军官和地方上的人组织起“冀热察人民反共自卫军第三路军”抢劫伤人。{61}很可能事实是,确实有一些匪徒抢劫杀人,手段残忍,产生一些恐慌性传说。而这些传说被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渲染传播。这些人当中,不乏对新政权怀有敌意的一贯道道徒。

  毫无疑问,面临着被取缔命运的一贯道对新政权是充满敌意的,因此一贯道徒在传播谣言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以一贯道这么一个松散的组织,要在人烟稀少的大范围内,同步制造出这么一个谣言,可能性不大。而且至今也没有见到官方公布的一贯道高层如何策划谣言的证据。

  笔者见到有一则资料说,1950年4月陶林县(今天的内蒙古察右中旗)各处的主要道首到集宁聚会,散布“割蛋”谣言。{62}这是关于谣言的最早记录,也符合各地关于谣言最早从内蒙古地区传出的记载。如果这一资料是完全可信的话,谣言的起源确实和一贯道有关,问题是1950年5~6月间再没有见到关于谣言的记载,因此对此资料的时间是否准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由于一贯道在谣言传播地区人数众多,一个传播谣言的普通农民,在传播谣言时可以被当成村民,也可以被认为是道徒,取决于别人的主观判断。当一贯道作为一个敌视新政权组织时,这种判断可能更加倾向于认为是道徒,也因此夸大了一贯道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无论如何,一贯道在谣言的形成与传播中是起重要作用的。如果说签名运动是一根导火索,那么一贯道的一些成员就是点燃那根导火索的人。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会道门成员,因为在传播谣言的成员中也有其他会道门的人。{63}

  

六、讨论

  

  最后提出两点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外来的恐慌。

  从前面的分析中,大体上对谣言的产生原因、过程可以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希望今后学术界对此有更多的研究。在研究中,笔者有一些困惑,也借此提出讨论。就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汉族聚集地区有关巫术恐慌有一个特点,就是外来性。这种外来性的特点就是实施巫术的人是外来的。从历史上的“拍魂”到本文所研究的“割蛋”,再到后来的“毛人水怪”,无不如此。这与西方巫术的内在性(西方的巫婆多为本社区人)正好相反。

  在谣言传播过程中,被作为“割蛋”者而被打死的基本上是外来人。河北宣化一名乞丐被村民们认定是“割蛋”的,将其捉拿捆绑吊打,活活打死。{64}甚至有下乡检查水利设施的国家干部被当成“割蛋”者,被活埋。{65}山西省阳原县有在地里看瓜的人、外出找小孩子的人被民众打死。{66}不少外省的行路小商,只要口音不对,就有被扣押和打死的危险。在乌兰察布盟就有7名外地商人被活活打死。{67}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就是传统社区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事实上,当年发生在谣言传播地区的抢劫案件的犯罪人员多为无一定住所、流窜的人员,这不能不进一步加深了本地居民对外来者的怀疑和不信任。{68}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因为西方中世纪烧女巫时代的社区,也是传统的社区。事实应如何得到更加合理的解读,有待深入探讨。

  不过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甚至于扩展到对自己所属群体之外人员的成员的不信任,由此产生一些失真,甚至于转变为谣言,这种情况今天也依然没有消失。

  第二个问题是“割蛋”与“毛人水怪”谣言之间有何关系。

  “割蛋”与“毛人水怪”两个谣言,主要的内容相似,并且在传播空间上比较接近,时间上相隔三年左右,由此可能引发两个谣言之间是否有联系的想象。不过笔者认为目前没有见到支持两个谣言之间有联系的证据。首先是两个谣言传播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距离,虽然谣言传播区域的河北省与山东省相邻,但是河北省的南部与山东省北部均没有见到传播谣言的记载,因此很难说“毛人水怪”与“割蛋”谣言有联系。其次是“割蛋”谣言发生在1950年夏天,“毛人水怪”则发生在1953年夏天,时间间隔也不算太短。

  不能排除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或者说一群人,在华北北部地区听说“割蛋”谣言后回到华东地区,在1953年初有意无意的治淮水利工地上再说起这件事,结合淮河水系的现实,因此演变成“毛人水怪”谣言。当然还有另外的可能,就是割生殖器的事实与传说,本身就是民间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这种记忆会被激活传播。事实真相如何,也许今后可能搞清楚,也可能永远是个谜。


【注释】

①[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②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社会学研究》,2005年5期 ③戴维·阿诺德,“论及身体:在1896 ~ 1990年间形成的关于印度瘟疫的看法”,载刘健芝、许兆麟(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④白云翔:“沽源县的反动会道门”,《张家口文史资料(22)》,1992年。 ⑤曹乃谦:“解放初期大同市取缔反动会道门始末”,《大同文史资料(30)》,1999年。 ⑥赵刚、刘永:“宣化县取缔一贯道斗争追记”,《张家口文史资料(35)》,2000年。 ⑦同上。 ⑧曹乃谦:“解放初期大同地区的土匪情况”,《大同文史资料(30)》,1999年。 ⑨李兆俭:“张家口一贯道活动概况”,《张家口文史资料(22)》,1992年。 ⑩刘天军:“一贯道组织概谈”,《门头沟文史(11)》,2002年。 {11}《赤城县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12}张家口地区档案馆(编):《张家口地区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3}《赤城县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14}《蔚县志》,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15}《怀安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16}杨日泉:“‘割蛋’是怎么一回事”,《应县文史资料(8)》,1995年。 {17}武秉谦、于颖:“一贯道在忻县的活动及被取缔情况”,《忻州文史资料(5)》,1989年。 {18}山西省城乡资源信息库(http://db.sxpublic.gov.cn/smartgovdb/)。 {19}常乐山、白河:“一贯道在陶林县的活动”,《察右中旗文史资料(2)》,1988年。 {20}刘建初(主编):《中国共产党北京昌平区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21}陆仲伟:《一贯道内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22}2《张家口文史资料(23):察哈尔纪事》,1993年,第349页。 {23}曹乃谦:“解放初期大同地区的土匪情况”。 {24}“山西省军区1950年治安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月12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剿匪斗争·华北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 {25}赵连继:“万全县镇反运动的回顾”,《万全文史资料(2)》,1988年。 {26}曹乃谦:“解放初期大同地区的土匪情况”。 {27}赵刚、刘永:“宣化县取缔一贯道斗争追记”,《张家口文史资料(35)》,2000年。 {28}高军:“解放初期一贯道在天镇的滋生蔓延”,《天镇文史资料(3)》,1990年。 {29}江绍原:《中国礼俗迷信》,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0页。 {30}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社会主义时期兰州党史专题资料选编 (1)》,1989年,第22页。 {31}杨昆:“一场由谣言引起的风波”,载临朐县政协、公安局(编):《人民卫士·临朐公安专辑》,1998年。 {32}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 {33}梅显懋:《落日晚钟:清代太监制度》,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34}海淀区公安分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海淀地区取缔反动会道门一贯道”,《海淀文史选编(7)》,1993年。 {35}宋伯明:“建国初期和平区取缔反动会道门一贯通的斗争”,《天津和平文史资料选辑(7)》,1999年。 {36}于凤:“隆化的一贯道”,《隆化文史资料(2)》,1996年。 {37}高军:“解放初期一贯道在天镇的滋生蔓延”。 {38}赵刚、刘永:“宣化县取缔一贯道斗争追记”。 {39}郭海(主编):《阳高县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611页。 {40}庆格勒图:“建国初期绥远地区取缔一贯道的斗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41}“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反革命活动及镇压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50年11月13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剿匪斗争·华北地区》,第263页 {42}[英]克里斯蒂纳·拉娜:《巫术与宗教——公众信仰的政治学》,刘靖华、周晓慧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43}赵连山:“内蒙古东部地区一贯道的传入、组织、活动及取缔情况”,《内蒙古文史资料(15)》,1984年。 {44}张家口地区档案馆(编):《张家口地区大事记》,第22页。 {45}郭海(主编):《阳高县志》,第611页。 {46}谭松林、彭邦富(主编):《中国秘密社会(7)》,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47}《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48}李学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49}中共磐安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磐安党史大事记》,浙江省新闻出版局,1994年,第38页。 {50}《德州地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9页。 {51}《庆阳地区志(四)》,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52}《张北县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53}方华、史册(主编):《大参考启示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54}《康保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55}[日]浅井加叶子:《当代中国扫盲考察》,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56}王明远:《中国人口(河北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页。 {57}《临沭县志》,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1页。 {58}朝古拉(主编):《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信息总汇》,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59}赵刚、刘永:“宣化县取缔一贯道斗争追记”。 {60}《呼和浩特市志(下)》,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2页。 {61}《怀安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34页。 {62}常乐山、白河:“一贯道在陶林县的活动”。 {63}《河北省志·公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页。 {64}赵刚、刘永:“宣化县取缔一贯道斗争追记”。 {65}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195页。 {66}《阳原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大事记)。 {67}庆格勒图:“建国初期绥远地区取缔一贯道的斗争”。 {68}“山西省军区1950年治安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月12日),第297页。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