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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与百乐门*

——民国上海大学生“禁舞”事件考述

唐小兵

【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1934年前后发生在上海的大学生禁舞事件,来观察当时的学生生活的日常娱乐的展现形式,以及它是如何与政治生活发生勾连,而被升华成一个具有政治内涵的社会事件,同时从当时的媒体对于这个事件所作的评议,来管窥一件普通的大学生生活方式的被干预如何神话化,以及跳舞作为一个从欧美传入中国的娱乐形式和社交方式是如何在被接受的同时,又成为被质疑和控诉的生活方式的历史剪影。

  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对于历史中的日常生活的考察正方兴未艾,这种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被赋予了消解或者说对抗宏大叙事的历史使命。台湾学者李孝悌认为:“在习惯了从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的角度,来探讨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后,我们似乎忽略了这些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在形塑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结果是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一个严肃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层文化。缺少了城市、园林、山水,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我们对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势必丧失了原有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1}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民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仍局限在观念、思想与心态的论域,而且作为民国“中等社会”之重要构成的学生阶层的日常生活的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学生阶层呈现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往往是慷慨激昂的政治脸谱,晚清时即有论者在报刊撰文对于学生阶层寄予厚望:“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大陆之上,毋使一误再误,终罹亡国之祸,以为历史羞。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2}陈旭麓在讨论近代中国的“中等社会”时指出了这一社会特性:“把学生视作变外来为内在的触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它反映了随时代变迁而来的社会观念的变化,突出了学生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八股士类不同,新式知识分子不再拼搏于科场,不再执着于功名,但在久已习惯用士农工商划分各色人等的社会里,他们仍然‘自居于士类’。”{3}因此,在已有的历史研究中,对学生阶层的研究往往是与学潮、学制改革等具有一定政治性的事件结合在一起的,而在这样一个研究取向的导向下,近代中国社会的学生的日常生活往往甚少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本文拟从一个发生于1934年前后、发生在上海的大学生禁舞事件{4},来看当时的学生生活的日常娱乐的展现形式,以及它是如何与政治生活发生勾连,而被升华成一个具有政治内涵的社会事件,同时从当时的媒体对于这个事件所作的评议,来管窥对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干预如何被神话化,以及跳舞作为一个从欧美传入中国的娱乐形式是如何在被接受的同时,又成为被质疑和控诉的历史断片。


一、大学生禁舞:1934年前后的上海传奇?


  1933年10月30日,上海《申报》在其“教育消息”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刊登了这样一则简讯:“上海各大学联合会议决——严禁学生入舞场跳舞: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于二十七日午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执行委员会,到会光华张寿镛、交通裘维裕、沪江刘湛恩、暨南沈鹏飞、大夏欧元怀、复旦金通尹等议决重要案件两则:㈡严禁学生入舞场跳舞,议决与市政府合作,共同查禁,犯者予以严惩。”{5}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短短的消息在当时的上海社会却引起了广泛的回响,尤其激荡起了大学生们的情绪。1934年11月1日,《申报》的“教育消息”刊登了各界对于大学联合会的议决案的反应,如“中华基督教信行救国十人团、上海区团执行委员孔祥熙、王正廷等,又有函请公共租界、法租界工部局及各大学当局查禁之议。”记者就此采访了沪上各大学学生团体负责人,各大学学生共同表示:“自蒋委员长在南昌倡导新生活运动以来,举国上下一致认为唯有实行新生活,中国方有出路,而我上海各大学学生尤能深体斯旨,一致奉行。爰前有各大学学生新生活促进会之组织,并于各校成立分会,身体力行,不敢少懈。至入舞场,与舞女跳舞,原为新生活纲领所悬为厉禁,自在切实摈除之列,惟闻有不束身自爱之辈,仍有涉足舞场者是不可谓绝无仅有。以故目下倡议禁止大学生入舞场者、学生等饬新生活运动阵线起见,自当具深切之同情。惟念社会风气之沦落,尚不仅舞场为限,而纸醉金迷于舞场者,亦不仅大学生为限,故欲转移时尚、刷新社会,应须各方面分别负其责任,尤贵乎社会领袖之能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庶几风行草偃,方能收普遍倡导督率之功也。”{6}禁舞作为一个对于学生生活的日常管理迅速被升格为一个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件,娱乐开始与新生活运动这样一个政治动作发生关联,从学生这些表达中可见,他们对于舞场和舞女至少在公开言论层面是否定的,认为舞场的存在代表了“社会风气之沦落”,大多数话语是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脉络里展开的,认为跳舞(尤其是与舞女跳舞)违背了这个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纲领。

  上海各大学联合会在议决禁舞后的几天之后便紧急出台了“禁舞办法”,该联合会一执行委员在接受复新社记者采访时披露了施行办法:“跳舞本为正当娱乐,在欧美各国且视为交际界中之必要技能,但吾国舞场中之跳舞,目的殊异,反贻误青年,使学生在学业上受莫大之妨碍,故有严禁学生入舞场之议决。当时商议执行之办法,决函请本市市政府合作共同办理,由市府派警轮流往各舞场巡查,遇有学生在场跳舞者,立加逮捕,现已得市府覆文,允予协助,至于大学联本身,亦将会同各学校派员赴舞场日夜视察,遇有学生,即记名报告该学校,决予以开除之处分,不稍宽贷,另一方面再开导各校学生,使各学生有自动禁入舞场之觉悟。”{7}从这位执委的言谈中可见,他们并未彻底否定跳舞本身的正当性,甚至认为跳舞乃为社交的必要技能,但是他们普遍认为这个正当的娱乐形式到了中国发生了“变形”和“异化”,尤其当它对于国人寄予厚望的大学生群体产生了腐蚀作用时,他们便一致认为有必要借助行政力量(包括专政力量)来杜绝这一现象。正是这样一种介于道德与政治之间的逻辑,让这些主张禁舞的人获得了对自由进行干涉的合法性。

  对于函请市政府派警察去查禁大学生跳舞的动议,马上就有“异议”出现。上海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常务委员江镇三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青年学生沉迷其间,不特荒废学业、浪费金钱,且有因与舞女发生恋爱而至越出轨外行动者,如最近某大学学生黄乃武,以镪水浇洒头面,而因此牵入法律问题,即此一例。故各大学当局,禁止学生跳舞,本会站在大学教授立场上极表赞同,并决予以协助。惟据昨日报载其禁止办法,有请市政府派警巡查舞场,加以逮捕之举,则本人认为事实上有不可能之处。盖各大舞场,多数设立于租界内,中国官厅能否在租界行施职权,实一问题。即使能行施职权,因学生均未穿制服,孰为学生、孰为非学生一时亦不易辨认。至光华大学晚间有点名之办法,亦只适用于住宿生,校外学生绝对不发生任何效力。故本会以为一方面希望各大学学生自动检举,一方面希望学校当局派员分赴各舞场彻底巡查,一经查出,决不姑息,予以严惩,如此则方能收效。”{8}江镇三代表教职员群体的这个发言,显示其并未从根本上质疑大学联合会拟请警察巡查的“正当性”,而仅仅是因为舞场多设立于享受“治外法权”的租界,而怀疑其实施办法的技术层面的“可操作性”,因此而建议学校自己派人去巡查。同时,从其话语中可见,大学生与舞女的“情感和法律纠纷”亦为当时主张禁舞的一个契机。

  “大学生禁舞”尚未实施,已在当时的大学内外掀起了关注的热潮,社会各界对此各有说辞和意见。当时的《申报》采访了上海教育部门官员、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负责人、教授和学生等,在11月7日《申报》“教育消息”刊登了相关讯息:▲学校当局严加管束:上海社记者昨访市教局潘局长,询以对于禁止大学生跳舞之意见。潘氏谓大学生入舞场跳舞,当然应予禁止,至如何禁止,则惟有由各学校当局严加管束,并由校长教授以身作则,如谓由政府派警到场逮捕,事实上恐不可能,且舞场大都设在租界,亦为市府警力所不及。▲严格实施军事训练:据本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负责人谈,禁止大学生跳舞最有效之方,厥为严格实施军事训练以养成学生有纪律之生活、刻苦耐劳之习惯,故各校军事教官,不仅教授学生上操上课而已,对于学生之精神与纪律俱应随时加以注意,惟希望各大学当局能通力合作加以协助,则禁舞问题,自可迎刃而解。▲教授方面组自励会:目前沪上各大学教授出入舞场者,不在少数,一般无跳舞嗜好之大学教授对禁止学生跳舞、应由教授以身作则一点颇表同感。特联合发起组织大学教授自励会征求各大学教授参加,并订有公约、入会宣誓。如再发见入舞场跳舞者,经人检举,即照公约所订予以处分。▲各校学生刻正纷纷筹备组织密查队,由各校每晚推派一人会同分往本埠各舞场,秘密侦查。除查出同学在场跳舞报告学校处分外,如查出教授在场跳舞者立即公布其姓名。{9}教授也被纳入“禁舞”监督之对象,似乎是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教育部门等社会机构虽然表态支持“禁舞”,却也仅仅是“纸上谈兵”式的空泛议论,强调这是学校当局分内之事,似乎不想过多涉入“禁舞”旋涡。

  “禁舞”一事纷纷扬扬,成为当时沪上报纸关注的热点话题。{10}大夏大学联合其他大学组织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试图恢复大学生作为一个精英群体的社会声誉,他们对于“社会”的“非议”深表愤慨:“各方盛称大学生沉迷舞场,形成一重大之社会问题,颇引起一般人士之注意。惟闻各大学多数洁身自好之学生,一向勤勉求学,未尝涉足舞场,因此咸认为有辱全体大学生之名誉与人格。”{11}到此时,上海大学生“禁舞”逐渐逸出本埠范围,而引起全国注意。当时影响最大的天津《大公报》在要闻版发表对于此事件的报道,记者采访上海相关方面后得出结论说“禁止大学生跳舞因稽查困难迟迟未实行,学生查教授却先行开始”。记者认为上海的禁舞运动是雷声大,雨点小。他指出接受采访的人的说辞都大同小异而空疏,例如:“(甲)本校方面,①跳舞学生仅占极少数,②校址与市廛暌隔,往返不易,③晚九时即须点名,④校门晚十时落锁后,无论何人不许重启,⑤通学生极少。(乙)禁止方法,①函请市政府会同密查,②派员往舞场稽查,遇有本校学生,即令其退出,③注意每学生平日举止行动,④令训育课加紧戒备,⑤函各学生家长切实训勉子弟。说来说去,无非好像自己校内已没有学生跳舞一般,而且言谈之中,更暴露出一点禁舞的极大困难。”{12}《大公报》记者的评论可谓切中肯綮,上海沸沸扬扬的禁舞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呈现了“象征意义多余实质含义”的态势,而一些高校为了维护自身名誉更是采取“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家丑的存在,这也可能是学校当局在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舆论时的“自保之辞”。本来是大学联合会这一代表学校当局立场的机构的倡议,最后却激荡起学生的“群情激愤”,导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状况,学校当局是虎头蛇尾,首鼠两端,学生禁舞声势却是风起云涌,亦可谓民国上海不期然而至的一大社会景观。

  11月24日和26日的《申报》分两期刊载了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的“禁舞问题宣言”。这个宣言是一个透视1930年代大学生群体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的极佳文本,从这个宣言的整体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面向:一是捍卫大学生整体的纯洁性和精英地位,强调舞场中的大学生毕竟是极少数,切望社会各界毋被各种混淆视听之舆论所操纵,而对大学生产生成见。如云“我上海各大学学生,素知自爱,能深体斯旨(指新生活运动中所谓不与舞女跳舞一项公约——引者注),不敢稍懈。同人等一向安分求学,凛此时艰,无不勤勉逾恒,何暇分心外务,更何暇以涉足舞场哉?惟闻有不知洁身自好之辈,涉足其间,纵属难免,究属少数。”{13}对于大学联合会决议,宣言也颇有微词,认为其过度渲染,可能造成极坏之社会影响。宣言针对种种对大学生群体的指责申辩道:“若以为跳舞乃大学生之特征者,以致轻下同流合污之判断,尤属所在多有,是不啻侮辱我全国大学生之名誉与人格。……夫种种之诽谤与谩骂,直接既足以摧残大学学生之出路,间接更足以葬送整个民族之前途。”{14}二是对于学校派人去舞场巡查并无异议,认为系学校当局对大学生进行管理的职权范围内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于函请警局介入则态度鲜明地表示了反对:“倘由市府派警逮捕跳舞之学生,在租界内能否行使职权仍有问题。跳舞且属私德行为,究非犯罪可比,遍检违警罚法以及现行刑法之条文,绝无跳舞者得加逮捕之款。盖‘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此系通例,倘欲干涉舞客,尤不能独责大学生也。同人等非为跳舞之大学生辩护,盖理之所当然者耳。”{15}这段话可谓这则宣言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因为它第一次指出了警察逮捕跳舞之大学生的“不合法性”,认为是混淆了公德与私德,侵害了公民私人生活的选择权。并且如果以管理的名义侵害法律,那么法律就形同一纸空文,而只逮捕舞客中的大学生,则又是将上海市警局置于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的境地。按照密尔在《论自由》中阐述的观点,警方若真的对于禁舞办法付诸实施,就直接违反了自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对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16}三是指出学校当局提出的禁舞方法都缺乏可行性,因而必定会成为一纸空文。宣言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的禁舞方法,如希望社会名流、政要教授等以身作则,建议教育部尽早制定统一的学生制服,建议学校当局丰富校园生活,增进学校的学术水准吸引学生,并提供正当之娱乐,建议学生家长控制好给予子弟的生活费用,让大学生无余钱去舞厅消遣等。

  大夏大学首倡的这个复兴运动促进会及其宣言也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一段时间后中国公学学生发布宣言,基本上重申了原来宣言的内容要点,并进一步指出大学生作为社会精英应该担负的率先垂范的作用:“吾大学生为国家民族之基干,一举一动,足为社会楷模,当此国难深重、民族垂危之际,尤宜省察时艰,淬励奋发,力图自强,不惟应绝对戒除跳舞为社会倡,凡一切恶习均须自动摈弃。”{17}上海大学联合会认为禁舞乃一消极之办法,解决学生与舞女跳舞的问题还必须从积极角度入手,于是又开始提倡学生正当娱乐,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明提倡之理由:“晚近以来一般学校缺乏精神生活之指导,学生于课外无正当之娱乐,以资调剂其精神。前此本会议决禁舞,虽为纠正学生习尚之一端,然无积极方面之指导,亦非所宜。同人等爰特根据执委会决议,提议学校组织艺术研究会,以为学生课外正当作事,既可陶冶性情,提高学生之志趣,养成学校肃穆之学团,复可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光荣,搜讨域外艺学之精英,融会贯通,以为新文化之基础。”{18}


二、舞场、舞女、舞客:民国上海的身体与情欲

  

  “禁舞”事件到此似乎就从喧嚣一时渐渐归于沉寂,那么1930年代的上海舞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都市空间,为何会激荡起如此持久的社会关注,乃至到了1948年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舞潮案”?{19}而在这个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十里洋场活动的舞客与舞女的情形与心态又如何?了解这些基础性的社会文化风貌才可能为我们索解上述的“禁舞传奇”提供一个线索。

  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和交际方式的跳舞,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形式输入中国,而渐渐为国人尤其是作为最早通商口岸的上海市民所熟悉。民国一论者指出两者之区别:“跳舞在我国古已有之,大抵劳动人民辛勤作息之余调节疲劳,或赶墟集会,鼓乐讴歌,表示欢庆。而文人学士每认为低级趣味,不甚重视。西方则视为男女交际途径,高尚娱乐,广泛流行于各层社会。上海自开埠通商,欧风东渐,成为国际巨埠,亦沾染余波,溯其时序,亦且百年。但初时只限于西人,以及洋派所谓高等华人,高级旅馆如礼查饭店华懋饭店皆设舞座,晚餐盛宴,裙屐跻跄,翩翩起舞,伴以燕乐,俨然异国情调。”{20}

  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的宣言中对于其时的上海舞场有这样一个总体性的描述:“我国各地舞场次第林立,尤以上海一埠为甚,酒红灯绿之间,左拥右抱,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21}当时的报纸曾登载过一个去过舞场的作者对其的描绘:“眼前展开着一幅富丽的人物风景,靡靡的音乐在醉人的吹着打着,每个男人像做梦的夜游者似地,在随迂缓的而又急速的音符飘动着。嘻嘻地跟搂在手里的女人调笑,女人亦都开着一面花朵的笑脸,但那种笑时常是带着勉强的,而且含了沉重的寂寞味。”{22}另外一个署名小林的作者则如此刻画舞场人物的“素描”:“游离在这男人的队里边的许多女人,都把各种平时被虚饰着的俗气的嘴脸露了出来。看见了女同伴坐在那一边,便跑了过去,自己给同伴的男人搂着腰在暗绿色的灯影下飘飘地舞着,像是一种并不会对不住自己的男人的事,毫无芥蒂地。”{23}据当时的一个文人郁慕侠的描述,1930年代抗战发生前的上海舞场简直就是一个醉生梦死的消魂的好去处:“最近二三年间,跳舞潮流又风气浪涌,盛极一时,跳舞场的开设虽不及电影院之多,然也有三十多家。到舞场去的朋友,不但是摩登妇女、惨绿少年,而白发盈头、长跑马褂的老头儿也很多很多。最普通的代价,一块大洋可以跳三次,每次只费三角三分(更有新开设的小场子为招徕起见,一块钱可以买六张舞券跳六回),就可和半裸的粉香扑鼻的、婀娜多姿的舞女搂抱接触了。……这舞场的顽意,平情而论,如果逢场作戏,目中有舞、心中无欲的偶一为之,消遣消遣,原无不可;倘使入了迷魂阵,心旌摇荡不能自主,沉醉舞场不能自拔,那就身败名裂,堕落到万丈深渊,不可救药呢!”{24}李欧梵在其关于摩登上海的研究中,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舞厅在型塑和表达上海文化中的功能:“当咖啡馆主要还是上等华人、外国人和作家艺术家光顾的场所时,舞厅却已经进入各个阶层,成了流行的固定想象,这可以在无数的报导、文章、卡通画、日报的照片和流行杂志上看出来。事实上,上海的艺术名家,像叶浅予、张乐平都曾用舞厅和舞女来作他们的卡通题材。他们最常用的形象是跳舞的一男一女(有时是一男两女):男的或老或年轻,穿中式长袍或着西装,但女人却无一例外地穿‘旗袍’。这副肖像无意中暴露了性别歧视:女人永远是各个阶层男人的固定欲望对象,她的旗袍展示着她身体的轮廓。”{25}至于当时上海舞场的整体设置,马军在其研究中有详细的描述。{26}

  当时的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在其小说这样描述上海的舞厅:“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根,鞋根,鞋根,鞋根。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27}如果说这还是对于上海舞场的“印象”式的白描,那么当时新感觉派的另一位重量级作家施蛰存则对于舞场内外的舞女的内心世界进行了“透视”:“并没有再听对方的说话,素雯已经把听筒搁上了。仅仅只有一小块夕阳,还滞留在天花板上。室内是很幽暗了。她站起在地板上,稍稍整曳了一下衣裳,就漫步到窗边,撩开了一条窗幕,隔着玻璃窥看对面铺道上的行人。这是无意识的。她的心里实在是,正在温习方才与舞场经理的那些谈话。她已经不能详细地记得她自己所曾说的话了,但她觉得那是很杂乱的一堆。那些都是即席口占的应对。也许这里根本没有一句真实话的。可是经理的话,却都记得。他好像很不相信自己真的决心不做舞女了。他好像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难道在他的眼里看起来,我是一个决不能过规则生活的女子吗?难道他看得定我现在的希望不过是一场欺骗吗?……真的,这也不能怪他,舞女的生活本来并不见得怎样坏,一个人若是要每天过一个新鲜的生活,倒很可以去做做舞女的。我不过是现在对于这种生活的兴味不及对于我所希望着的那种生活的兴味浓厚罢了。”{28}从这些作家的描述可见,舞场的生活弥漫着一种布尔乔亚的气味,在舞场的灯光、节奏、晃动的人群、艳俗的舞女、激情燃烧的舞客之中洋溢着一种“尖叫的情欲”。这种情欲既可能是一种内在欲望的自由释放,也可能同时又造成舞者的进一步愧疚而压抑的情感。而舞女本身对于陪舞生活似乎也略感厌倦,对于这种颠三倒四的红粉生活也不再认同,却又因为生活的压力与巨大的惯性在拒绝与继续舞女角色间游离。舞场作为都市里的公共空间完全是一个被“移植”的“现代性建构”,与传统中国的青楼、茶馆等有着大异其趣的特征,它为现代中国的市民提供了一个想象现代性的窗口。与此同时,由于民国舞场一定的色情性质,又刺激着舞客与看客的道德神经的末梢,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更是为舞场内外的生活贴上了政治的标签,舞场成为检验民国上海市民灵与肉的道德尺度的社会量度。

  其时沪上的一个大学生在初涉舞场后就怀着悔恨的心情记录了他的“第一次”:“在暗淡的灯光下,悠扬的音乐中,我第一次拥抱着女人迴旋。因为这还是第一次,所以脚步生竦得很,幸而从前曾在房间里下过一番工夫,所以还没有闹出什么笑话。音乐停止了,我踉跄着跑回座位,同来的同学也回到座位来了,大家都露出笑容,快活极啦!这一个晚上,我总共做了三次的尝试。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躍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但我想起临行时母亲吩咐我的那番话,我便把这个念头打消了。”{29}作者显然从他的第一次跳舞经验中获得了巨大的肉身的满足,也就是通过与异性的亲密接触所产生的情欲的燃烧快感,但是这种纵欲的愉悦在作者看来同时也是一种“堕落的危险的愉悦”,象征着都市的罪恶的诱惑,所以最终作者是通过对母亲告诫的重温来获取抵抗诱惑的力量,在纵欲与禁欲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如果说这个大学生还仅仅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故土的母亲的嘱托还愧疚的话,另一个经常混迹舞场而幡然醒悟的舞者则直接将舞场看作充满了“毒蛇的诱惑”的“魔窟”,在内心强烈地排斥着这种糜烂的生活方式:“于是我开始痛心自己生活的无耻了。消磨日子的方法尽管多着,犯着拣这个糜烂的地方呢?我必得下决心断绝了此种邪念,否则我就是个生命的零余者。因此在以后蹩进舞场的时分,就一次比一次加添了憎恶的程度,极力地从别方面着想,使厌恨鄙蔑的成分尽量地扩张,使心情一步步与眼前的织物隔阂。将所有的女人看作毒蛇,看作盖上了华丽的彩衣的鬼魅,蠕动在黑暗的灯影下,在偷偷地吮吸着那个的精液。”{30}

  舞场自然首先是与性、情欲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同时也是上海从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向现代消费社会和休闲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娱乐空间。安克强在《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和性》曾专门辟文讨论上海的舞厅。他的一些观点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部分大学生沉迷于舞厅里的纸醉金迷的生活:“舞厅现象似乎也反映了与性有关的情感方面的深刻变化。尽管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以某种程度的礼节和相当严格的隔离为标志的,但舞厅为与一个女子进行特殊的接触提供了机会。在这些场所的氛围中无疑存在着大量的肉欲成分。走出这个环境,由跳舞所导致的这种接触是完全被禁止的和难以想象的。此外,它还提供了一种直接的、瞬间的满足。个人由此可以抱有幻想并使自己远离现实,而与此同时又不必到卖淫场所去从事性的活动。”{31}因此,在安克强看来,“舞厅是一种中间场所,介于交谊性娱乐和卖淫之间。它们与社会生活的转变相对应,尤其是与中产阶级的出现有关,并以休闲活动的日益商业化为标志。舞厅提供了一个中介的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表达一种以肉欲为主而并非是纯粹性欲的情感,并从中得到满足。”{32}通过对于当时舞场里的舞女与舞客的心态、情态与生活的分析,可见,安克强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可是也过度夸张了舞客在舞场里的自由状态,事实上,对于某些舞客来说,舞场在象征性地满足欲望的同时,仍旧会带来羞愧、耻辱甚至愤慨的感情,对于陪同他们翩翩起舞的舞女,他们的心态也是非常复杂而微妙的,甚至不乏在内心非常鄙视的,尽管他们像吸毒上瘾一样已经很难离开这些“毒蛇”了。


三、大学生禁舞:被释放的民族主义潜流?

  

  大学生禁舞在1934年年末的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后,成为市民生活的一个兴奋点。而与此同时,《申报》作为一直跟踪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介也相继在其最重要的言论副刊“自由谈”和栏目“时评”发表评论,甚至在这一公开社会性事件发生前的1934年2月,《申报·本埠增刊》的言论专栏“谈言”就已经未雨绸缪地发表了评论文章《大学生跳舞》,在这篇文章中,署名“文里”的作者认为:“摩登化的生活,在上海算是已经模仿得登峰造极的了,而大学生跳舞的生活,尤其是模仿摩登的害处之证明。我们中国人对于人家摩登的内容并不模仿,可是人家摩登的外形却偏学了来,这是国家前途命脉所关的问题,并非只是生活的小事体。……大学生入学校目的在研究学问以求深造,毕业以后服务社会,如今并非在研究学问却去跳舞,这一现象固然足以证明大学教育的成为问题,但也就可以先作预言,这一些以跳舞为上课的大学生,将来到了社会上一定是不事生产专享幸福的寄生虫之流。”{33}作者对于摩登化(所谓“现代性”)并未全盘拒斥,只是认为国人所模仿的仅仅是类似跳舞这种“现代性”的皮毛,而非其实质的内涵,“现代性”就呈现为双重的面相,其内容可被想象和提倡,而其形式应被压抑。作者因此认定大学生跳舞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听之任之的生活小节,而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脉”的大问题,一个私人生活的趣味与选择就被“拔高”为关乎民族前途的大事体,因而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思潮里就已经隐藏着“禁舞”的潜流。

  事实上,当时的上海确实存在反对“跳舞”的社会力量。1936年3月14日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向市长吴铁城呈文,强烈要求取缔舞场营业以肃风化:“乃今沪上舞场营业,畸形发展,每晚吸引男女青年,通宵达旦,狂歌欢舞,放浪淫佚,达于极点,与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显相背驰。矧青年子弟,教部本有禁止入舞场之明训,余如首都及北平,亦均禁有前例,从无如沪上之腐杂现象,此就抵触功令上言,应请取缔者一。按正当舞蹈,原为健身运动之一种,而沪上舞场适得其反,舞场主以舞女声色为饵,达其营私牟利之目的。青年不察,陷溺其间,身心遭受侵害,实有不忍言者。窃念强国须先强种,青年为社会之中坚,长此戕贼,即人不亡我,亦将无以自存。此就民族生存而言,应请取缔者二。”{34}这个呈文后面还有两个“禁舞”的理由,大都慷慨激昂,微言大义,在字里行间耸动着对于学生跳舞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往往是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而青年应当成为中坚的期待结合,于是禁舞就自动地从对于大学生的“身体的规训”上升到“民族的复兴”的层面,而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1934年11月22日,在“禁舞”新闻轰动一时的情境中,丁世昌在“自由谈”发表《大学生与跳舞》一文,认为大学生选择跳舞是因为消费价格便宜,而便宜又是因为农村经济破产导致到城市里出卖身体的女性太多,所以他认为“禁舞”的背后牵涉到复杂的时代原因而难以立竿见影地解决:“所以小小一个大学生跳舞的问题,倘使寻根究底起来,便不得了:大学生跳舞是应得禁止的,可是要推论到如何方可以不禁自止,如何方可以使要跳的人无处可跳,这却是大费周章的问题了。”{35}此文发表一月后,《申报》在代表其言论态度的“时评”专栏发表《禁止学生跳舞》,这是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最具水准的关于禁舞的言论,它首先论述了学生跳舞的不正当性和社会危害:“学生在求学时代,轻入舞场,耳听淫糜之乐,目接妖冶之色,不特荒废学业,抑且有损德性。结果则在生理为早熟,在知识为幼稚,纵能勉强卒业,亦何足以安身立命。更不必云任重致远。夫一国当承平之日,人民生活若皆流于放僻邪侈,尚足反盛而为衰,而况值此国难严重民族垂危之秋,莘莘学子,沉湎于歌场舞榭,而不知刻苦自励,更令人心痛无既。此其不应加以宽容放任,诚为天经地义,在原则上实无可稍加非难者也。”{36}至于如何禁止大学生跳舞,“时评”认为与其采取监管学生与学校这样的“扬汤止沸”,不如直接在舞场中派人巡查与禁止大学生跳舞,这更为值得采用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更有意思的是,《申报》为论述“禁舞”的合法性,还沿引国外相关做法为其论据:“考沪上跳舞之风,虽由欧美传来,而欧美各国对于青年学生之出入舞场,则类皆悬为厉禁,并令舞场拒绝招待学生。年来日本舞风,亦甚流行。至本年八月间,其警视厅亦下令禁止学生入舞场与咖啡馆矣,其用意无非在预防青年实际生活上之恶影响耳。”{37}在这样一个论述脉络里,“跳舞”成为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可能败坏社会风气{38},影响民族振兴,而且有西方和日本禁舞在前,禁舞就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性,而对大学生禁舞就更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前引学生宣言中所张扬的“私人生活自由不得遭受法律侵害之准则”,微乎其微地成为主流论述里无足轻重的音调。

  考明清以来之历史,文人纵情声色无可厚非,甚至在文人骚客的诗词唱和中成为可资炫耀的文化资本,如台湾学者王鸿泰在其研究中发现:“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妓女与文人的交往可以说,明代后期文人涉入、参与妓女的活动后,逐渐以其文化上及社会资源运用上的优势,将妓女活动收编于文人文化中,在此收编的同时,也对这些妓女进行身份上的塑造,其塑造成功者即为名妓。”{39}可是到了近代以后,传统文人的这些风雅或附庸风雅的社会交往的正当性就受到了挑战,尤其是面临了道德与政治上的双重责难。文人的身体逐渐不再是可以自由地在青楼、舞场等情色场所展开的个人所有,而成为在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下必须被改造的“东亚病夫”的器官组合。而在对于大学生禁舞的倡导中,首先被否定的就是身体自身欲望表达的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国人的身体从传统中国的礼法纲常中挣脱出来后,却自动陷落在另一个更大的民族国家的“利维坦”中,跳舞尤其是被寄予厚望的大学生跳舞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背叛了这个国人孜孜以求的“利维坦”。正如黄金麟在其考察近代中国的身体史中所窥见的那样:“身体必须依附于某种意义体系,并且受到这种意义体系的约束,身体才能超脱原始情欲的主宰,产生它所需要的社会价值。清末民初的身体法权建构不但对这个满是情欲的身体有一个重新的认知,赋予身体更多的平等权益,同时也将身体导向一个新的权利与义务体系,一个不同于礼教和伦常的权力体系。这个将人身置放于国家之下,并接受国家所统属的历史发展趋向,它的普遍性和深入性是过去所没有的。”{40}

  正是在这样一个脉络里,对大学生跳舞的禁止才获得了充分的理由,而禁舞本身也被寄予了深切的期待。禁舞就从一个民国上海的社会事件,蜕变为一个拯救国家的宏大叙事和历史神话,而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间,国人的泛政治化思维方式、为了秩序与神圣目的侵害个人自由的固有弊病进一步滥觞,而当时舞场文化可能具有的正面价值却变得湮没不彰,更不用说舞客、舞女那些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在舞场中所展现的经验与命运。通过这样一个禁舞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在现代中国并非是一个权利本位的个体,而是一个被纳入民族国家和社会历史等大的架构里的“螺丝钉”,他的价值选择、生命状态、情感世界甚至业余生活,都必须在这样一种神圣话语中才能获得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娱乐活动成为政治寓言,身体欲望成为被规训与惩罚的对象,个人在政治与道德的夹缝中只能颠踬地行走。虽然禁舞与新生活运动存在内在的关联,但禁舞本身并非政府组织的新生活运动的组成部分,只是禁舞本身的民族主义内涵与国民党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发生了历史深层的“合流”。正如吴叡人在评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论述时所敏锐觉察到的那样:“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理解——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或者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种‘文化的人造物’)。”{41}禁舞作为一个“社会史”或者说“文化史”的事件,确实彰显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潜流是如何镶嵌到社会机体,又是如何渗透到国人思考和言说社会问题的方式之中。到1948年,对于舞场和舞业的禁止以及由此引发的集体暴力抗议就成为一个更轰动中国的历史事件了{42},那已经是14年后的另一个上海故事了,不过也许我在这里所讲述的1934年前后的禁舞传奇也算是一个历史的伏笔吧。

  *此处用象牙塔借指民国上海的大学校园,而百乐门借指民国上海的舞场。百乐门舞厅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大舞厅,被称为“远东第一乐府”,详见王春生:《百乐门舞厅见闻》,载施福康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李孝悌:“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祯在扬州(1660-1665)”,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1分(2005),页83。 {2}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4} “禁舞”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在近代中国并非仅此一次,在此之前社会影响比较大的还有1927年发生在天津的社会名流倡导禁舞形成的社会风波,当时的《大公报》对各方意见作了详细报道和评论,展现了当时围绕跳舞与礼教的争论所体现的社会观念。详见左玉河先生对此的专门研究:“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刊于《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5}《申报》,1933年10月30日。 {6}《申报》,1934年11月1日。 {7} 《申报》,1934年11月3日。 {8} 《申报》,1934年11月4日。 {9} 《申报》,1934年11月6日。 {10}据《新闻报》(1934年11月6日),复旦、东吴、大夏和沪江大学的学生纷纷组织了调查团来捕捉光顾舞厅的学生和教师;《时事新报》(1934年12月)也报道说市政府指示各大学的校长,要强迫学生穿着校服,并惩罚那些不遵守禁令的人,包括教师。而《晨报》(1934年12月18日)更是报道说,国民党要求在报纸上禁止做舞厅的广告。 {11} 《申报》,1934年11月21日。 {12} 《大公报》,1934年11月22日。 {13} 《申报》,1934年11月24日。 {14} 《申报》,1934年11月26日。 {15} 《申报》,1934年11月26日。 {16}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页。 {17} 《申报》,1934年12月22日。 {18} 《申报》,1935年2月16日。 {19}详见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0}韧舟:“旧上海舞场百态”,引自施福康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21} 《申报》,1934年11月24日。 {22}隽:“舞场随笔”,《申报》,1934年3月19日。 {23}小林:“舞场人物素描”,《申报》,1934年11月22日。 {24}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第137、138页。 {2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26}详见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7}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02页。 {28}施蛰存:《薄暮的舞女》,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29}彦夫:“第一次踏进舞场”,《申报》,1934年3月9日。 {30}道:“戒舞记”,《申报》,1934年8月27日。 {31}[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夑铭、夏俊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32}同上引。 {33}文里:“大学生跳舞”,《申报》,1934年2月23日。 {34} “市联会呈请市府限制舞场”,《申报》,1936年3月15日。 {35}丁世昌:“大学生与跳舞”,《申报》“自由谈”,1934年11月22日。 {36}季:“禁止学生跳舞”,《申报》“时评”,1934年12月23日。 {37}同上引。 {38}左玉河在对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的研究中认为:“跳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对都市民众充满了诱惑和吸引,故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其在都市之迅速流行。但在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和伦理化的国度里,跳舞这种新式娱乐方式因始终与所谓礼教、社会风化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故跳舞所表征之日常生活的欲望和乐趣,始终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始终受到旧礼教和社会风化等传统势力的压制。因此,如果说跳舞是人们自然本性之体现的话,那么禁舞则是对这种本性和欲望的有意压制。”如果说1927年的天津禁舞风波的根源更多来自旧传统势力,到了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并推行新生活运动的1930年代,禁舞的社会根源则增加了被进一步强化的民族主义这个新的面相,日常娱乐与政治生活更紧密地发生关联。见其论文“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感谢学友瞿骏提点笔者细读此论文。 {39}王鸿泰:《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测公众场域的开展》,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8年博士论文。 {40}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41}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读”第15页。 {42}1948年舞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阅马军的专著:《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感谢学友瞿骏提点笔者参考此书,亦感谢宋宏兄对此论文提出的诸多精辟建议。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