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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 1920年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论析

许文果

【内容提要】 1919 ~ 1920年北京教职员的索薪运动,是民国时期教育独立运动的真正开端。此次索薪运动,矛头直指北京政府,明确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政府也因此明令确定教育基金;它激起教育界的自觉意识,使教育独立运动在二十年代成为教育界共同的声音;它还引发教育界内部一系列问题,比如教育界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教育界对庚子赔款的争夺问题等。剖析此次索薪运动,可以管窥民国时期的整个教育界。

  教育独立是民国时期教育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教育独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教育界的索薪活动。1919年底,人们对五四运动还记忆犹新,北京教职员就发起了大规模的索薪运动。或许此次运动被该年高举反帝反封大旗的五四运动所遮蔽,又或许由于资料零散,学术界在研究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或者索薪运动时,多从1921年开始详细追踪,比如向任富的《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商丽浩的《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等。这些研究都没能细致考查1919年底发生的北京教职员索薪运动。在1919年底就开始的索薪运动中,教职员以实际行动明确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同时又引发教育界内部的一系列问题。要了解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思潮以及延绵十几年的索薪活动,需对此次索薪运动作深入探究。


一、教育窘迫,索薪“发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库空如洗。1912至1913年间,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外债。①袁世凯死后,各省军阀拥兵自重,中央失去控制各省的实权,财权也逐渐旁落。

  关税和盐税原是中央自行征收,“在1914年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关、盐两税占总收入将近百分之四十三。”②但两税分别于1912和1913年被外人把持,作为中国债款的担保。北京政府所能得到的,仅为扣除外债本息后所剩下的余款,即关余和盐余。实际上,1915和1916年以后,关税盐税收入日旺,磅价低落,中央所收的关税和盐税,每年约达一万五千万元以上。关余和盐余当然也随之增多。再加上崇文门等税局收入、官产收入以及各部杂项收入,这两年的国家收支预算总数,在收支相抵后,尚余二三千万元。可是“当时之执政者,利用此稳固之财源,陆续发行巨额之公债,逐渐将各项财源指抵殆尽。军政各费,亦缘此额外之公债收入,逐年增加。中央支出,既日趋于浮滥”;同时,“各省区军政各费,亦因以日增,收不敷支,其情形亦与中央相同,始而停止解款,继而截留中央专款及中央各项直接收入,又其继则关系外债之盐款亦有截留之事实。”③ 

  即便“巧妇”,也是“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北京政府多处断绝财政来源,同时财政被各派军阀牵掣控制,教育在这种状况下显得异常窘迫。历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预算中,“全国教育经费,仅及军费四分之一”,“每年教育经费仅占岁出总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见表一)。教育部直辖各机关所需的中央教育费在1918年明显减少(见表二)。

  教育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已经很小,但它还是常被挪用。教育部曾多次下令维护教育经费。1919年2月,教育部咨各省区转令所属各县,对于地方教育应按照地方学事通则及施行细则确定基金,不得挪用;⑥3月,制定《全国教育计划书》,强调“教育之发展,必赖有大宗经费以济其用”,提出对各省区教育实行补助的政策;⑦7月,又咨各省区维护地方教育经费。凡此种种若能实行,教育定会有大发展。然而,教育部制定的计划略显天真,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只能导致“部令不行”。据当时报纸报道,地方性的教职员索薪风潮已在时断时续发生。

  直接影响到北京教职员薪水的是,袁世凯当国以来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纸币。袁世凯为称帝作准备,强行中、交两行扩大发行纸币,为政府财政垫拨巨款,导致两行实力削弱,信用逐渐不稳。为防止两行库存现金继续外流,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主张发行不兑现的纸币。1916年5月12日,国务院公布停兑止付议案,规定中、交两行已发行的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此令发出后的一年内,其他地区逐渐恢复兑现,唯有中、交两行钞票流通量原本就过大的北京地区,不仅没有恢复兑换,而且仍在增发,使得“金融陷于混乱,京钞黑市从一元值七八角降至仅值四角”。⑧北京中交钞票日益跌价,“最感苦痛者厥为各学校教职员,并且薪俸多延至数个月始能发放。故各学校教职员生计之困难几出人意料之外”。⑨1918年冬,北京国立学校教职员就有过“薪修发现”的要求。⑩但直到1919年2月,教职员们才得到财政部所发的一成现金,致使“高等以上尚有朝不保夕之尤,中小以下日见枯鱼涸辙之象”,{11}1919年末,真正的索薪运动大规模兴起。

  12月5日,北京教职员公推代表直接面见教育次长傅岳棻(代理部务),质问傅氏为何单发教育部员薪金而置教职员于不顾?傅竟然说,现在全部发给现金实在困难,教育部所领经费不多,只能先发部员薪水。教职员代表得不到满意答复,决定再访内阁总理靳云鹏进行交涉。到了11日,京城已有传闻,专门以上学校教员对政府欠薪不满,准备罢课。果然,12日下午,京校教职员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内开代表会议,讨论结果决定:12月15日实行全体停止职务;停止职务期间由该会推定若干会员调查各校情形;继续执行职务须由该会议决一致行动,而且要组织固定的办事机关。{12}教育当局得此消息后非常惶恐,傅岳棻于13日特请各校长到教育部商议,傅氏答应,小学教员全部发现金,中学教员发八成,专门以上学校发七成。各校教职员发觉,每月薪水能否按时发放以及从前积欠如何清理,傅岳棻根本没有提及。于是,14日下午,京师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员再开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合会,发出《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停止职务宣言》:“决定自12月15日起,吾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全体停止职务,以起国人之注意,促政府之反省”。{13}对此,傅岳棻于16日在教育部传见已停课的各校校长,却未能给各校长以切实答复。在此情况下,教职员们要想达到索薪目的,必须明确奋斗目标不可。19日,教职员联合会在美术学校开会,议决制定第二次宣言的五大纲领:“(一)不信任无诚意无实力之教育当局;(二)请政府命令预定期限,妥筹全国教育基金;(三)请政府于教育基金未筹足以前,明令指定以某种款项作为教育经常费及预备费不得挪用或减少; (四)此后政府任用教育当局,应尊重教育界之趋向,谋教育之独立;(五)关于教育经费务期发现并每月按时一次发给”。{14}这次宣言的目的就不再是仅仅争取欠薪,它向世人宣告了教育界与教育当局的对立;教职员明确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不仅要求教育经费要独立,还要求政府任用教育当局时,应尊重教育界的意见,这就涉及到了教育行政独立问题。教职员在提出这一要求时,或许不曾料到,满足这一要求竟要经过他们十几年的奋斗,而且也只是在形式上达到了“教育经费独立”而已,“教育行政独立”到了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更加是南柯一梦。


二、驱逐傅岳棻,矛盾重重


  教职员索薪,最初是对事不对人,可与教育当局交涉多日后,一无所获,傅岳棻却“教导”教职员坚守高尚职业,不能为利忘义。教职员们深感人格受辱,索薪运动转化为驱傅运动。驱傅运动使当时政府和教育界内部的矛盾暴露无遗。

  首先是傅岳棻和教育界之间的矛盾。20日下午,教职员各代表赴国务院见靳云鹏,除要求发薪外,对于请求罢免傅岳棻尤为卖力。从国务院回来后,开会一致决定“傅一日不去职,一日不开课”。{15}24日午后,各校教职员又在美术学校开会,公举代表陶孟和、许绳祖、马夷初、关景山、赫锐绪等五人于25日见靳云鹏,同时发表以五大纲领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宣言,宣言中称,“今日教育界之阻力者莫如教育当局之傅岳棻,其无诚意与能力固已为吾辈所公认,其寡廉鲜耻无复人格,抑亦为吾辈所共悉,自吾辈停止职务以来,彼为保持禄位计,屡施其狡诈卑劣之行为,在彼若行其当然,而吾辈实在所不屑言者……故欲回复北京教育界之原状,必须去全国教育上之障碍”。{16}教职员此言显然有过激之处,他们驱逐傅岳棻,表面上是为了争取薪水,背后则另有打算:首先为谋求教育独立,摆脱政潮影响,实现教育界自决;另外则是同傅岳棻清算宿怨,这要追溯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中,教育总长傅增湘、随后代理部务的袁希涛对运动调停无术,无奈辞职。6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傅岳棻为教育次长,代理部务。此时五四运动已扩大到全国,各省相继发生军阀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事件,教育界责怪傅岳棻对此类事件置若罔闻,骂他为安福系走狗。其实,傅岳棻原是优级师范毕业生,历任山西抚署文案,担任过山西大学堂教务长及代理监督、京师学部总务司司长、普通司司长,还算有资历,只可惜他在五四运动中给教育界留下极坏印象。在任次长之时,马叙伦就说过“来了一个和教育界太无渊源的傅岳棻”,{17}这明摆着傅岳棻虽有资却无望。这些宿怨为以后教育界驱傅打下伏笔。

  其次是政府内部的矛盾。1919年11月,靳云鹏预备组阁,靳氏与安福系双方都提出了拟定名单,主要是抢夺内务部和财政部,教育部好像并不被人关注。12月3日,北京政府最后任命靳云鹏阁员,财政和内务两部,靳氏与安福系成员各占其一,对双方来说也算公平,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否决夏寿康,任命傅岳棻代理教育总长。{18}既然靳云鹏所提出的夏寿康被否决,就表明对靳氏不利,更何况前面已说过傅岳棻被教育界骂作安福系走狗。这则为以后内阁中的争斗埋下隐患,也使政府难以尽快解决罢课风潮。

  《申报》曾有短文说,罢课事件使政府与学界都陷入窘境,双方都有不可明说的原因。五四以来,学生团体尽显头角,教职员似乎退居于无权地位,等学生运动大有成绩,一部分教职员才恍然大悟,以为学界潜在的势力可以利用。但要利用这一势力,教职员内部需要先组织一大团体。而要组织团体,教职员就必须师出有名,如今的薪水现金问题正合此意。又由于薪金问题只能涉及教职员一方,而罢课和驱傅牵涉学生利益,于是教职员借驱傅使得学生与教职员合为一体,当局越是对其干涉,其宣传就越远,其组织也就越有力。教职员“提种种理想的条件,强政府以所难,非不知政府之做不到也,正欲其做不到”。{19}教职员团体中的某些中坚人物甚至“谓此事固不欲其了结”,这是解决罢课问题的障碍之一。《申报》这段评论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早已有人提出过教职员团结起来的主张。{20}而政府方面总理与阁员本非一致,教职员五大纲领中所要求的撤换傅岳棻、将来政府任命教育当局要听从教育界意见、任用教育界有知识有能力者担任等,并不是靳云鹏想尽快解决的。因为在靳云鹏组阁后不久,安福系曾打算在内阁中多插入安福成员,被靳云鹏拒绝。如今靳云鹏若答应撤掉傅岳棻,就等于给安福系安插成员入阁提供机会;而靳氏若自己提出人选,也必定会被安福国会否决,这是靳云鹏所不愿看到的,这是解决罢课问题的障碍之二。

  在教职员强烈要求“去傅”之下,傅岳棻态度强硬,责令各校长向教职员疏通立即上课。校长们也不让步,31日,北京自小学至大学各校校长及学务局长总辞职,教职员联合会于该日又通电全国,表示不达圆满目的,决不停止奋斗。北京教育界陷入瘫痪状态。

  最后是教育界内部的矛盾。傅岳棻见教职员毫无退意,便设法离间教职员团体,这引发北京教育界内部一系列问题,傅岳棻、学校教职员、学生、北京教育会、京师学务局纷纷登场,关系异常复杂。北京教育会中一些人想趁机取得北京中小学教育权。他们向教育当局承诺定有使此风潮止息的把握。所谓的“把握”是,先用金钱收买各小学校长脱离教职员联合会,对于不接受者,就利用此次各校长辞职的机会将各校长换掉,代之以预备好的人选。这么做,就会迫使教职员团体立即解体。{21}北京教育会中的这些人还主张将北京地方教育归北京地方自办,建议傅岳棻裁撤京师学务局,改为京兆教育厅。裁撤学务局后,北京教育会的副会长就可担任将来京兆教育厅厅长。该会甚至已经预先选定了将来各个中小学的校长。《晨报》有文称,这些被选之人均为“历届被裁摈诸教育界以外之劣分子”。若此举得逞,首都教育将不堪设想。{22}其中详情又涉及到京师学务局的来龙去脉。

  京师学务局由北京教育部设于1912年,负责管理京师各项中等以下学校事务。与各省教育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地处京师,为政府直辖,岁入如崇关、左右冀税署等完全为政府所吸收,除了政府只划出一小部分补助京师中小学教育外,京师中小学毫无学款。{23}而按照1912年教育部的规定,“省立中学校经费,以省经费支给之”;{24}“城镇乡立小学校之经费,由城镇乡或学校联合担任之”,“县立高等小学校之经费,由县经费支给”。{25}即,地方教育经费由地方支给,这就意味着各地财政收入自归各该地方管理支配。因此,京师教育若归京师地方办理,京师自然就该掌控本地财政,如果谁掌握了京师教育权,谁就掌握了京师地方的部分财政大权,这应是北京教育会主张将京师中小学教育归地方自办的真正原因。1920年1月7日,傅岳棻批准了北京教育会要求将京师中小学收归地方自办的呈文,{26}这就意味着裁撤了学务局,不过傅称要等提交国务会议议决后才能决定。 

  裁撤学务局是成为此次风潮结束的障碍之三。8日下午,教职员联合会在美术学校开会,一致表示“傅氏一日不去,教育界一日不安”。{27}至此,政府若再不采取措施,瘫痪中的北京教育很可能全面破产。


三、风潮平息,功过是非


  教职员罢课的导火线是索要欠薪,尽管其他诸要素使整个索薪运动异常复杂,最后仍要回到教育经费的解决上来。各校长在未辞职之前曾函请教育部尽快决定解决教育经费的根本办法,傅岳棻在1月5日的复函中给出了答案。他说,要根本解决问题,“当从确定教育专款着手,必使教育经费具有切实可靠之款”。傅氏又说,教育部已于1月3日呈请大总统明令财政部就关盐余款项下指拨国立专门以上各校经费,就崇文门税款项下指拨学务局所辖中小学校经费。{28}这或许是傅氏应付各校长的仓促措辞,不过傅岳棻的主张却正中要害,要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还真要从确定教育专款入手。“确定教育专款”曾被多人呼吁过,比如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就在1917年第三届年会上就向教育部陈请过“划分各省官产充作教育基金案”,{29}然政局动荡,北京政府无暇顾及教育专款之事。傅岳棻如今提起,似乎迎合了教育界的主张。1920年1月9日,靳云鹏向教职员代表承诺,教育经费概发现金不成问题,而且已经明令将来教育基金,“拟以庚子赔款全数充用,绝不令此项款项付之流水,必用之于最要紧之教育事业”。{30}而对于去傅一事,靳氏虽然声称实有困难,但答应会尽快满足教职员的要求。既然靳云鹏已有规划教育基金的明令,教职员们的努力也算获得一部分成功。10日,教职员联合会议决12日恢复职务,并电告全国,持续二十多日的罢课风潮结束。20日,内阁例会决定各机关薪俸一律发给现洋七成,国库券三成。此项国库券定一年后支给现金,自1920年1月起实行;在京教育部所辖各校每月共需薪俸12万余元。教育部于21日决定从1月起开始实行,每月26日按期发薪。{31}在索薪“发现”问题上,教职员暂时达到了目的。

  在反帝反封时代,1919年的五四运动高举爱国大旗,备受世人瞩目,教职员索薪表面上只为个人生计,没有引起时人太大关注。不过对于整个教育发展来说,自有其贡献和影响。

  首先,此次索薪运动唤起了教育界的觉醒,得到各地教职员和学生的大力支持。北京教职员罢课后的第三天,北京学生联合会就召开大会,列举傅岳棻十大罪状,谴责教育当局对全国各地军阀蹂躏教育之事置若罔闻。21日,北京公立小学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通电表示声援,一致主张确定教育基金,罢免傅岳棻。教职员罢课风潮结束后,因支持教职员而组织起来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并未解散,该会发表宣言说,它将坚持初衷,一面催促政府在最短时间罢黜傅岳棻,“一面坚吾学界永久之结合,以谋教育独立之基础。”若不达目的,则将永无休止地奋斗。{32}北京教职员也趁机成立永久组织——北京教职员公会,以维护北京教育界利益。学生家长则组织家长联合会,呼吁当局尽快解决问题,以免荒废学生学业。京外,诸如江西省公立各校教职员、江苏省教育会、广西桂林中等以上教职员联合会等通电声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职员还施行罢课以示援助。这就使北京教职员的五大要求广为传播,逐渐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一致主张。

  其次,北京教职员在此次索薪风潮中以实际行动明确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这突破了以往“教育独立”只存留于口号的藩篱。“教育独立”作为一种学说并非源于这次风潮,章太炎早在他的《代议然否论》中就提出“学校者……不当隶政府,唯小学与陆海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33}1912年,蔡元培也主张“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34}而北京教职员通过此次运动,不仅使“教育独立”的主张传至全国,而且迫使政府为解决这次风潮明令确定教育专款,如,教育部呈请大总统明令财政部就关盐余款项下指拨国立专门以上各校经费,就崇文门税款项下指拨学务局所辖中小学校经费;靳云鹏则明令把各国即将退还的庚子赔款全数充为教育基金,这为教育经费独立提供了暂时的制度保证。驱傅运动虽有幕后政治原因作梗,毕竟表明教育界要求教育行政独立的意愿。《晨报》曾评论说:“此次教职员所提出之五项要求关系极为重大……经此次决定之后,将来既有确定之教育基金,则教育前途自不至再受中央或地方教育当局之摧残,故此次教职员二十余日间之罢课直可谓为我国教育界开一新纪元也”。{35}

  最后,此次索薪运动也暴露出教育界内部的一系列问题。教育界与傅岳棻的矛盾引起京师教育归地方自办还是归中央直辖的争论,北京教育会作为民间教育团体,在这次索薪运动中由于争夺京师教育权与京师学务局、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等之间起了争端。靳云鹏明令指定庚子赔款全数充作教育经费,当时只是解决教职员罢课问题的一时之举,不料,却引起教育界与中央政府、京师教育界内部、京师教育界与京外教育界之间十几年的纷争。京外各省教育多与北京教育一样,经费紧缺,北京教育界由于地利捷足先登,最先争得俄国庚款用于北京教育,结果北京教育界中北京大学与其他国立高校、高等学校与中小学、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都因争夺庚子赔款闹得满城风雨;京外教育界则对独占庚子赔款的北京教育界愤愤不平,在舆论和行动上都采取措施,试与北京教育界一争高下,这一纷争延续了十几年,当时各大报纸对此皆有报道。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教育部才算又一次真正规定将庚子赔款充为教育基金,这次所作决定就不再仅仅是因为索薪运动才草率行事。此次会议通过有关庚子赔款三案:庚款兴学委员会组织大纲案;拟指定庚子俄国赔款发行库券作为教育基金案;拟指定比义两国庚款发行库券作为教育基金案。{36}虽然庚款用于教育基金多是退款国的主意,它也曾多次被北京政府挪用,然而正是由于北京教育界连年不绝的索薪运动,至少迫使北京政府将崇文门税款拨充京师小学教育经费,最终将一部分庚款用于教育事业上,并间接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统一的庚款兴学计划。从这方面看,1919~1920年北京教职员的索薪运动的确为我国教育界开一新纪元,影响深远。

【注释】

①李新:《中华民国史》(1912—1916),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3页。 ②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 ~ 56页。 ③总商会民治委员会编制:“中央财政研究报告书”,《申报》,上海,1923年9月1日。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 ~ 202页。 ⑤殷锡琪:“中国之财政与教育”,《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9期。 ⑥ “教育部保持学校基金”,《申报》,上海,1919年2月26日。 ⑦教育部:“民国教育计划书”,《教育杂志》1919年第3期。 ⑧宋士云:“1916年停兑风潮始末”,《民国春秋》2000年第3期。 ⑨ “教育界之薪俸发现问题”,《晨报》,北京,1919年12月7日。 ⑩“部令”,《北京大学日刊》,北京,1918年11月22日。 {11}“京学界要求薪修发现”,《申报》,上海,1919年12月8日。 {12}“教职员全体罢课问题”,《晨报》,北京,1919年12月14日。 {13}“京校教职员停止职务”,《申报》,上海,1919年12月17日。 {14}“教职员罢课后之第五日”,《晨报》,北京,1919年12月20日。 {15}“京教职员罢课问题之别报”,《申报》,上海,1919年12月21日。 {16}“京校教职员罢课问题”,《申报》,上海,1919年12月25日。 {17}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4页。 {18}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本,第236 ~ 238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474页。 {19}“教员罢课问题之真相”,《申报》,上海,1919年12月29日。 {20}庄俞:“组织全国教员联合会”,《教育杂志》1919年第7期。 {21}“教职员罢课事件益难解决”,《晨报》,北京,1920年1月5日。 {22}“北京教育界前途之可虑”,《晨报》,北京,1920年1月13日。 {23}邓菊英、高莹:《北京近代教育行政史料》,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24}{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446页。 {26}“京校教职员罢工风潮现状”,《申报》,上海,1920年1月10日。 {27}“昨日之教职员大会议”,《晨报》,北京,1920年1月9日。 {28}“教育部指拨教育费办法”,《晨报》,北京,1920年1月6日。 {29}“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议决案”,邰爽秋:《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教育编译馆1935年版。 {30}“教职员罢课事件已解决矣”,《晨报》,北京,1920年1月9日。 {31}“昨日之阁议”,《晨报》,北京,1920年1月21日;“教育界定期拨款”,《晨报》,北京,1920年1月22日。 {32}“公立学校学生联席会议决”,《晨报》,北京,1920年1月15日。 {33}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34}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教育杂志》1912年第2期。 {35}“教职员决定明日回复职务”,《晨报》,北京,1920年1月11日。 {36}中华民国大学院:《全国教育会议报告》,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北县: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266 ~ 280页。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