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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阅读竹内好的意义

松永正义

【内容提要】 本文的主要论述关切在如下三个问题:一、在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中,存在着一个对现代这一体系进行批判的侧面。竹内好正是从这个侧面来看战争的。二、通过与难以得到现代化恩惠的社会底层的感情的结合,对现代这一体系的批判被吸收到日本民族主义中去了。三、在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民族主义构造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要认清日本的民族主义构造和演变,思考日本民族主义的改造,以上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察视点是不可或缺的。

  如今我们阅读竹内好的文章,究竟意味着什么?

  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九五年前后,在大学的课上我曾与数名一、二年级的学生一起阅读过竹内好的〈何谓近代〉。由此我痛切地感到,竹内好的这篇文章对学生来说似乎相当费解。虽然竹内好的文章与其说是理论性的,不如说是更具文学性,因此存在着在修辞学上难以把握的难点,但是我觉得关键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他们无法敏锐地领悟到文章的主题。换而言之,如果文章的主题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么对文章的理解也就会顺畅得多,而不至于如此地被文学修辞问题所困扰。

  我自己是在当大学生的一九七○年前后读这篇文章的,当时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大约二十五年。在我的印象中,那时把它作为一篇同时代的文章来读,并没有觉得任何不自然。然而二十五年后再与学生一起重读时,我发现要做到对此文的主题有切身感受,就必须与此文拥有几个共同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在阅读正文之前先得做几道练习题。总之,必须将它作为一篇历史文献来读。五十年前的文章成了旧文,这是非常正常的事。然而,我觉得前二十五年与后二十五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七○年与四五年之间保持着连续性,而七○年与九五年之间则存在着断裂。在后二十五年中,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存在着断裂现象并不奇怪。

  日本所发生的变化是经济高度增长。例如谷川雁曾描述过这样一幅景象。那时他两岁左右,被寄养在父亲的老家与乡下的大家族一起生活。在一次参加完葬礼被人背着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远在茅草苫房顶和树木的尽头,一轮正向海面坠落、略带橙色的“浑圆的夕阳”。(〈原乡的夕阳〉,《没有北的日本呈三角形》,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九五年)这既是谷川雁的民族主义的原像,也是日本与亚洲相通的地方。从八十年代的某个时期开始,这样的光景完全销声匿迹,24小时方便店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日本的民族主义也随之面目全非。

  以往讨论日本的民族主义时,我们总是谈到日本近代的双重构造-享受近代之果实的都市与支撑着都市底层却无缘享受果实的农村。当然这里所指的农村,既可以是煤矿,也可以是海外移民,甚至可以是“满洲”的开拓村。这些底层既是民族主义的基础,又因为被近代疏离而成为批判日本近代的据点。这便是围绕着日本近代的双重构造的讨论。同时竹内好还认为由于日本的左翼是近代主义者,所以他们无法进入底层,因此底层的感情只能被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超国家主义所利用(〈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等)。

  然而经济增长改变了这一构造,通过将底层输出到海外(亚洲),日本提高了整体的水平。这就使得民族主义失去了它的基础。我觉得对于那些现今在靖国神社游行的年轻人来说,民族主义并非根植于他们的生活,而是一个为了表现他们对生活的莫名焦躁的,非日常的、或者说是空想的空间。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只局限于日本,在韩国、台湾地区也已出现,我想不久的将来也许也将出现在中国的沿海地区。

  另一方面,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即中国革命的终结。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推动了二十世纪世界的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使一九五○~六○年代的亚洲、非洲实现了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成就。中国革命则曾经被看作是这种结合的典型。在日本直到七十年代左右,这种由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冲击都确实存在。但是从八十年代起,人们开始明确地意识到在民族主义内部存在着对少数的压制问题,而且明确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并非外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而甚至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则又被视为是体现了这些认识的典型例证。

  那么在经历了这些变化之后,如今我们阅读竹内好,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我现在并不可能有答案,但是至少我认为阅读竹内好需要几个前提,或者说需要经过一定的手续。

  竹内好生涯曾两度掷身一搏,一次是他写〈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宣言)〉,将希望寄托于“大东亚战争”,另一次则寄希望于战后的中国革命,但两次都彻底落空。然而落空不是关键,要知道当一个人为理想而搏时,不会落空的东西是不能被称作思想的。关键在于竹内的两次的赌注都投向几乎同样的方向。第一次是第二次的前提,第二次则在第一次的延长线上。这种对战时思想的继承,成了竹内的中国论的前提。

  当学生时读竹内的〈何谓近代〉,觉得有一个不太好理解的地方,就是诸如“欧洲原本就是自我扩张的”、“欧洲的自我实现的运动”、“在欧洲,不仅物质运动,精神也运动”等措辞。直到最近读了《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才意识到蓝本也许在此。《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中央公论社,一九四三年)与《近代的超克》(创元社,一九四三年)一起建构了战时的“近代的超克”理论,由于这一理论既有竹内好自己撰写的〈近代的超克〉,又有广松涉的《〈近代的超克〉论-考察昭和思想史的一个视角》(讲谈社学术文库,一九八九年)的详细研究可供参考,也就无需在此介绍了。

  《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一书,如今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单独阅读,并没有多大意思,但是如果想了解当时的讨论,它比《近代的超克》更有序、易懂。粗略地概括起来,主要是说近代欧洲具有东洋所没有的实证精神,而且还具有东洋所没有的发展进步的观念,因此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然而,“资本主义、机械文明产生了前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引用者)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给欧洲带来了精神危机”,由此,人们便开始将世界史这个词与欧洲的危机意识结合在一起思考了。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史上新登场的正是实现了近代的日本,日本将新的世界秩序放在了与欧洲危机的对立面。这些内容便是此书的导入部分,是书中最着力的部分。如此概括起来,几乎可以说只要将“世界秩序”的说法换成“东洋的抵抗”就变成竹内好的〈何谓近代〉的构造了。在此顺带地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中引用一句与竹内好的“欧洲的自我实现的运动”对应的句子-“尽管亚洲在欧洲眼里只不过被看作是一个任由它施力的原材料而已,但是对于我们而言问题在于要以能动性来应对欧洲的能动性”。显然这里所讨论的是面对东洋主义,应该怎样确保主体性的问题。

  我想指出的并不是〈何谓近代〉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之间是否相似,是否有翻版之嫌的问题,而是切不可因为是战时的文章就低估了。如何超克近代,或者说资本主义体系,尽管这已经是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中早已讲过的课题,但是既然这个课题一直延续至今,就说明它得到历史性的承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既可以说《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具备了某种先见性,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部分内容,那么即便是在战时展开的讨论,也照样不会拥有什么影响力的。

  竹内好称“以几近惊叹的感动读了这次座谈会(《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引用者)的报道”(《中国文学》第九一号后记,《竹内好全集》第一四卷,筑摩书房),以此为线索再回头读〈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中的“大东亚战争成功地让支那事变取得完满,使其在世界史中获得新生”一文,就可以将它理解为,竹内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期望,即希望通过“大东亚战争”来改变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性格,赋予这场战争以抵抗欧洲的性格,并期望在这个过程中,日中关系也应该可以得到改变。同时还可以从中读出对欧洲的抵抗蕴含着“近代的超克”的意思。

  那么,究竟什么是“近代的超克”?据说竹内好在北京留学时经常让人力车拉着漫无目的地到处跑,直到没有钱了才回头。(〈支那与中国〉,一九四○年,本选集Ⅰ)并且他还这样说道:“什么中国文学,什么中国文学研究会,如此云云,又能怎样?凝视着流淌在年迈的洋车夫那裸露的背脊上的汗水,我思索的是能否作用于他的问题。无需告诉我这种思考是无意义的。无论回答能够还是不能够也同样没有意义。它的作用只在于将近代文学从我身上分隔出去。一种茫然的东西,是天地,是混沌。显赫于世的人终归灰灭。人所归属的某种本源上的东西,如果用民族之名来称呼,我想那应该就是支那民族”。在这里竹内好通过“将近代文学从我身上分隔出去”来表述的对近代文学的怀疑,我觉得这与小林秀雄没有多大差别。小林提出了“近代之毒”的说法,他一方面声称不到将毒汁饮尽是不会有出路的,另一方面却在“无常”上找到解脱。而且这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出现的将帝国主义的归宿归结于文明的危机的那种危机感有着一脉相通之处。竹内好所说的“世界史”应该就是这种对近代的共同的危机意识吧。

  我认为竹内好是从两个方面对近代(近代文学)产生怀疑的。一个是关于对亚洲而言何谓近代,或者说对近代而言何谓亚洲的思考,另一个是关于作为近代的超克的可能性的中国革命的思考。而将这两者连接起来的就是“流淌在年迈的洋车夫那裸露的脊背上的汗水”,也就是“民族”。

  我认为竹内好的这一主题,基本上来说,自战前形成后到战后都一贯不变。正因为如此,竹内好不仅没有隐瞒曾写过〈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事,而且战后正是从这里出发经艰难跋涉才走到〈何谓近代〉的境地的。但是,战后民主主义为了前行,对于战争期间的这些探讨不是完全无视,就是高高在上地弃而了之。在这种状况下,对战争期间的这些探讨负责到底的竹内好的态度,无论怎样看都是少有的。而到了为了前行又不惜完全抹杀战后民主主义或者高高在上地将其摒弃的今天,竹内好的态度更弥足珍贵。

  战后的竹内好的中国论,是一部将中国革命当作“近代的超克”的试验的观察记录。而在中国走向经济大国的今天,作为一种记录,竹内好的战后的中国论在视角上的偏离程度,可以说也就相应地导致了它在切入点上的偏差程度。然而,如果将其中的对中国革命的期待部分另当别论,以长远的眼光来思考的话,可以说竹内好的观察视角至今仍具生命力。因此,在阅读竹内好的记录时,我认为要有意识地进行一种重读,每个人在各自接受竹内好的视角的同时,依照自己的视角重新阅读竹内好的切入点。也就是说不是将文章作为同时代的教科书来读,而需将文章还原到它被撰写的当年的历史中来读。这个历史既是竹内好的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也是他的视角的日本历史。

  有人担心在今天提起竹内好,会助长最近在东亚蔓延的保守的民族主义,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正是因为他们将竹内好的文章原封不动地当作教科书来读,而如果将竹内好的文章还原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意识不仅出人意料的新,而且还是无法绕开,必须直面的。

  当时的竹内好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论者们有着一个决定性的不同,那就是对中国的认识。《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论者们的中国观是诸如“支那的守旧的中华意识”之类相当模式化的东西,而于此相对,竹内好则明确地认识到必须从抗日的角度理解中国。比如在〈关于现代支那文学精神〉(一九四三年,本选集Ⅱ)中,竹内好说到“必须将支那作为近代来理解”,并且指出“现代支那看上去充满了混乱与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不以古典支那为规范从外部进行不妥当的价值批判,而是从矛盾本身出发,也就是说通过将这种矛盾视为近代支那在国民统一上的强烈愿望的体现,那么也许也就可以释然了。矛盾并不是认识对象的矛盾,而是进行认识的我们自身的矛盾”。这些主张直到今天仍然适用。我觉得当时的竹内好在阅读时是将几乎无法读到的抗日方所写的文章作为假想的原点的。

  何谓假想的,就是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在日本读到的文章,或者该写却因遭到压制而无法写的文章,对于这些自己读不到的文章的范围进行想像,并在此基础上阅读自己所能读到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在七○年代读东西时,尽管对于中国只能以北岛等,对于台湾只能以陈映真等,对于韩国只能以金芝河为仅有的线索,但是在阅读时同时把那些可能存在于他们背后的沉默也考虑进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那是一个易懂的时代吧。而如今能够读到的东西过多,多到令人无法确定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位置。尽管如此,我认为不要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已理解了对方,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理解在整体中所占的位置,这是理解他者的第一步。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个竹内好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差异。如果说推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东亚的是明治维新,推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东亚的是中国革命的话,那么推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东亚的则是台湾与韩国的民主化。到二十世纪前半为止,东亚基本上是以日中关系为中心而变动的,而当今正朝着向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多元关系变化。虽然台湾、韩国的民主化一方面为冷战构造所规范,另一方面又改编了这个构造,用它来概括二十世纪后半期并无不妥,但是它从七○年代以后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基本上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我不认为竹内好没有看到这个情况,事实上他很早就指出了研究台湾的重要性,只是他没有直接处理这个课题,我想这也是不得已的事。以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视角来重读竹内好,应该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工作。

  (译 / 黄宇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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