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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朝鲜战争去

——第二次朝鲜战争与回避“核”危机的力量

丸川哲史

【内容提要】 去年10月朝鲜进行的核试验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应,同时日本政府也想利用这次引发人们安全担心的事件机会,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和实现对日本宪法和平条款的“修改”。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的和平运动要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就必需首先回溯到朝鲜战争的历史情境和视点,历史地理解朝鲜的核试实和那时美军准备使用核武器(虽然最后没用)这一历史脉络有密切关系。而显然,这样的历史视点才会使日本的民众看清第三世界国家所以着力核武的结构性原因,也即和平运动反对核武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消除使人们去追求核武的世界或地区结构。

一、来自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

            

  在十月二十三日(2006年),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略称DPRK)于十月九日在国内实施核试验后的第十四天,笔者造访了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因为我想知道,关于本次核试验,和平资料馆究竟采取何种对应的方式。资料馆的入口,设置了巨大的钟台(地球和平监视钟),并且那钟表盘的下面有两个电子显示牌,记录着两个数字。一个是广岛被投下原子弹之后至今的天数“22358”,另一个是世界上最后的核试验实施日至今的天数“14”。这两个数字,今后到底会通向何种命运?“14”,是和另一个庞大的数字并肩成长,还是会被另一个更年轻的数字所取代?而那新的数字到底会来自何方?

  进得馆来,稍走了一段,就迎面碰到打着“核的地球仪”标签的展示物。在那上面,显示着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核拥有国的弹道导弹数量的导弹模型兀然矗立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核的地球仪”的旁边,立着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北朝鲜宣布于2006年(平成18年)10月9日进行了核试验”。在此,当然可以感受到广岛和平资料馆的抗议之意。但,就象那电子显示牌只显示核试验的发生而并不追究核试验的场所一样,我们也许可以类推,如果别的国家进行核试验时,那小小的说明牌恐怕也会换成别的。如果我们从远处再回望这展示的一角,就会发现,那小小的说明牌只有和身旁偌大的“核的地球仪”相伴才有效果。

  也就是说,正如这些展示物所体现出的一种理念,在这个和平纪念馆里,不管是那里的核还是这里的核,一切都被抽象化了。亦即事先不强调到底是哪个国家(地区)拥有核,这样就可维系所谓的“对所有核武器的批判”。在此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的是,那场因镌刻在和平公园内原爆死没者慰灵碑上的“安息吧,错误已不再会重演”的有名的碑文而引发的论争。一九五二年,作为远东军事战犯法庭法官,对审判整体进行了根本性批评的帕尔博士访问广岛,在看到碑文后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争论。帕尔博士针对犯下错误的主语的缺席,也既是对不明示投下原子弹主体的暧昧态度进行了原理性的批评。但日本方面(广岛方面)在那以后几十年中,对于那句话的主语的解释,逐渐倾向于世界人类、人类全体的方向。米山リサ明锐地指出,这一主语的缺席,既意味着在日本和平运动的国民性叙事中包含着一种“普遍主义”,同时也指证着其在语言构造上的局限{2}。然而,从某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广岛资料馆正是通过对这个一向以来的“普遍主义”的坚持,从而使得它即使面对DPRK的核试验,也能避免象日本大多数媒体那样对DPRK进行妖魔化报道。

  富有戏剧性的是,和平纪念资料馆虽然没有解决这个语言构造问题,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广岛却一直处在为在亚洲成为主语的层层努力中。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广岛引进了对自我——作为军事城市发展起来并成为向亚洲侵略的据点——的省思。广岛向军都转变的过程是由甲午战争中明治天皇和大本营移至该地而开始的,从广岛第五师团在日俄战争以至日中战争中的“活跃”表现,直至在原子弹投下后的历史叙述中对韩国人原爆受害者问题的提起{3}。从中也可以看出广岛为清拭出自己和亚洲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时所作出的逐步努力的轨迹。

  笔者想知道的是,处于战后占领下的广岛的和平运动是如何在东亚的文脉中自我定位的,并且如何评价那接踵而至但完全背道而驰的美国的核政策。特别是眼前这次DPRK的核试验,禁不住让我想到,对于当年朝鲜战争时美国探讨是否使用原子弹的时期以及这个过程,广岛又是作出怎样叙述的呢。笔者的眼睛,终于在以下两段说明文字上停了下来。

  <占领军和Press Code (报道遵则)>

  战败后日本在6年8个月之间被联合国军占领,广岛当时在英联邦军的管辖之下。

  在占领政策中,特别是1945年(昭和20年)9月实施的Press Code(报道遵则)加强了对出版、报道的审查,特别对原子弹爆炸报道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很长一段时间里,原子弹爆炸受害的全貌和原子弹爆炸意味着什么没有在全国传播开来,报道规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此外,报道规制规定删除描写原子弹爆炸的小说、禁止发行原子弹爆炸的画册等,给公众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直到占领结束后,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报道和出版物才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和平祭典的中止>

  朝鲜战争(1950年6月~1953年7月)刚刚爆发后的1950年(昭和25年)8月6日,由于占领军的指令,以和平祭典为首的所有集会都被禁止。对以伸张不再重蹈原子弹爆炸惨祸覆辙的国际和平运动,占领军施加了压制。当时的滨井信三市长在巴黎宣称“反对在朝鲜半岛使用原子弹”。

  这一年的和平祭典的被中止,成了被占领期间非常富有象征意味的事件。


二、来自朝鲜战争的循环


  和平纪念资料馆的展示,只是把市长当年“反对在朝鲜半岛使用原子弹”的谈话和这次对于DPRK核试验的批判并排摆在一起,关于二者之间历史的关联,并没有给予积极的说明。但只要这问题还是邻人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么仍提供了由来访观众来思索这两者中关联的契机。

  这两者,一方是美国考虑对DPRK的军队以及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时使用原子弹,另一方是DPRK在本国的领土上实施此次的试验(尽管如此,对于“核”最终是否会被使用以及被使用对象是谁,都并不明确)。连接这两者的时空回路姑且都指向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东亚持续至今的可称之为“冷战”的时空,无论怎样我们有必要深入这时空去探个究竟。

  在有关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和主要动力因素的叙述中,现在苏联方面的资料也被发掘出来,研究水准已初具规模,详细的探讨希望留给最新的研究成果{4}。但我们在考察朝鲜战争的研究时会发现,正是中国方面的视点,在朝鲜战争结束三十多年后,几乎还处在空白的状态。朱建荣的辛劳之作《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岩波书店 1991),完成于发掘第一手资料还很困难的时代,但该著通过细致的寻访、调查,特别是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经过,仍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有关此历史过程的研究成果。

  另外,在有关DPRK对开战做出决断的理由,朱的大作也给我们提供了意味深长的视点,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这就是,在中国内战姑且告一段落之后,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后,中朝之间曾交换过协定,人民共和国把三万五千人以上的朝鲜士兵归还给DPRK。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这批数量众多的士兵归还给DPRK后,朝鲜半岛南北的军事平衡旋即被打破,并因此促使了DPRK作出开战决断。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战争也有被定位在国共内战延长线上理解的内在必要。正是有了朝鲜士兵部队的归还,才导致了DPRK开战的决断,而DPRK开战的决断最终迫使中国不得不卷入当初并不希冀涉足的朝鲜战争,并且决定性地使得中国不得不步入接下来与美国的极端对立的之中。

  话说回来,在今天的所谓六方协议的框架之下,潜在的交涉的主轴在于中美之间,确是毫不含糊的事实。可以说,现在这两个大国,一边残留着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一边却握起手来。这时候,我们关心的是,双方对朝鲜战争所残留下来的影响到底有怎样的感受。自联合国军(美军)从仁川登陆后,最激烈的战斗冲突,正是发生在联合国军(美军)和人民志愿军之间。但不管怎么说,朝鲜战争的结果是联合国军(美军)被赶回到了三十八度线,这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并加强了毛泽东的权威。

  但正像朝鲜战争可在国共内战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一样,中国内战亦可定位在朝鲜战争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因为正像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人民志愿军派遣,是以放弃处于内战就要见分晓的阶段的“台湾解放”为代价的。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太平洋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驻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台湾”的大量主力部队(主要是以第三野战军为中心的数十万部队)被抽调到东北部,以对应朝鲜半岛的形势。也即可以说,人民共和国在朝鲜战争中,以台湾为代价获得了三十八度线以北至鸭绿江的“地带”。

  从以上概观我们可以看到,这朝鲜战争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国共内战的余波的影响,开战目的本身是指向朝鲜半岛统一的内战,但终于转化为卷进整个东亚(和美国)的总体战争,并最终迎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休战局面。可以说朝鲜战争有着被这样叙述的必然性{5}。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战争的历史脉络中包含了不止于朝鲜半岛内部的文脉。并且,其中还纠缠着与“核”这一既成政治处于不同层面的因素在内。也就是说,朝鲜战争的停战状态(东亚的冷战状态),是始于杜鲁门放弃使用原子弹之后的历史循环。从结果上看,被称之为塑成冷战的杜鲁门主义中的那种从讨论核的使用开始再到放弃核使用的文脉,直至今日还规制着我们所熟悉的东亚的时空。因此我们更应再次认识到,今年(2006年)十月九日DPRK的核试验也应被置于这个脉络中来思考。

  也正因为如此,今年(2006年)十月二十日,金正日总书记对中国的唐家璇国务委员,重复了作为父亲“遗训”的、主张朝鲜半岛非核化的一九九一年南北非核化共同宣言的立场,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因为即便是这个非核化宣言,其历史性起源也毫无疑问地可以上溯到在这之前的朝鲜战争中原子弹有可能被使用一事。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此次DPRK的核试验,究竟是游离了那个以讨论原子弹的使用和回避原子弹的使用为开端的漫长的停战状态,还是试图结束这种停战状态的另一历史循环的开始……,对此人们可能又要众说纷纭了。

  但十月九日的核试验,确实在提醒我们: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并且如果说DPRK确实拥有“核”,那么,实质上这正是为了废除“核”而出现的新的历史性的舞台。无论如何,朝鲜半岛非核化这一理念,是作为如何结束朝鲜战争、进一步广而言之如何结束东亚整体的战争状态这一历史课题而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三、从中国的核试验所想到的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着手的关于是否使用原子弹的讨论,至少在日本是以前文所提到的广岛和平纪念集会的中止事件等具体的暴力形式显现的,并且在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中,这一暴力被持续记忆着。这么说是因为占领下报道规制的设定给广岛、长崎带来的考验已经被曝光了。并且占领被解除后的第二年的五四年,因为第五福龙丸渔船在比基尼环礁遭到辐射,日本的反核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行文至此,在战后反核和平运动中,我们现在应该回想起来的事件,一个是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机,另一个是一九六四年的中国的核试验。众所周知,日本的反核和平运动在围绕着如何应对已拥有核武器的苏联这个根本课题上——是反对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还是保留社会主义阵营拥有核武器的正当性——出现分歧。并且,这两个接连发生的事件,在当时的文脉中,有着更复杂的背景经过。古巴危机以后,不如说美苏和平共存论(美苏缓和)开始抬头,而另一方面,中苏对立却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急于核试验的强烈意图包括对抗苏联。总之,对中国核试验的态度,以另一种形式将存在于日本和平运动中的关于“主语”的问题构造一举呈现出来。

  关于一九六四年中国的核试验对日本反核和平运动的影响的分析,需要留给其他的著作。本稿只想在与今天的DPRK核试验相关的位相上,讨论中国核试验曾激发出的思想性。产生这种动机的起因,是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位置,某种意义上,与今天DPRK的孤立状态看上去颇为相近。当时,人民共和国与日本,更不用说与美国都没有外交关系,还有一层比今天DPRK更不利的是,在联合国没有发言权,并且与苏联处于激烈的对立之中,与今天拥有重要国际地位的中国相比,真是天上地下。

  如前文所述,围绕如何对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核试验的中国,日本的反核和平运动产生分裂。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还存在过一种既与此文脉保持一定距离、又与冷战思维无缘,并且还与“反对所有核武器”态度相异的主张。以下引用的是竹内好的〈从周作人到核试验〉中的一段:

  中国的核试验,是不幸之事。不应有,不应该让它有。作为人,特别是日本人,对这一事件不感到遗憾的恐怕是少数吧。

  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一直以来,我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核爆炸,今后也一直会反对下去。但,当我离开理性,从感情上说,很难表达,内心暗暗地有种声音在说:干得好!好样的!给盎格鲁·撒克逊和它的手下(包括日本人)一个当头棒喝!这种感动难以加以掩饰。

  当然,拥有核的根本动机,在于军事。对于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一直处于核攻击威胁之下的中国来说,依靠自己的力量、废寝忘食地开发对抗的武器,决不难想象。这是把国际关系作为权力政治的场来理解的方式,当然,让我来说,这是正确的。所以,从这种论证方法来看,中国加入到拥有核的阵营中,并不只是中国的责任,是所有大国,其中特别是美国的责任非常重大。

  但我又觉得,只这样的说明并不充分。的确,不屈威吓的理由,在中国的官方声明中也可以找到,也确实如此,但,骨子里,应该有更深的心理动机。也就是,去除屈辱的动机。对第一种动机,我无法无条件赞成,但对此种更深的动机,我却恨不能双手击膝而大呼快哉了{6}。

  在今天的日本,对于DPRK的核试验,要想“击膝大呼快哉”,基本上不可能。也就是说,拥护竹内好所说的“更深的心理动机”的态度,在日本已基本上无法成立。何至于此呢,当然有许多理由可以考虑,让我们先试着从竹内的论理构造上入手。

  竹内(尽管现在看来是通过错误的方法)通过对因日俄战争而“去除屈辱”的日本,中国的民众表示理解的过去的脉络,来试图使日本人理解这次中国核试验的“深层心理动机”。在此,可以说这是一场把过去日本的立场转移投射到中国的立场的思想运作。这种类型的思想运作,与过去在日中战争中,竹内好把自己转移投射到中国还是弱国时代的鲁迅身上的运作是同等类型的。

  竹内的这种转移投射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第三世界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思想资源。但问题还要更复杂。因为正是这日俄战争,对于朝鲜来说,是通向被日本合并的命运的一大起点。在这里虽没有写到,但竹内后来借另外的机会一边引用孙文的话,一边说明: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中国民众的肯定反应和这之后朝鲜半岛残酷的命运{7}。对日俄战争,中国的民众和朝鲜的民众,虽在地域上相邻,但却采取几乎相反的观点。在此恐怕我们更有必要注意的是这种历史的、地政学的脉络。

  中国、朝鲜、还有日本,如果从长远的历史间隔来看,每隔半个世纪左右,就会编入不同的关系框架中。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首先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防卫西洋列强的组织以罕有的速度确立了以天皇为顶点的特殊的中央集权体制。然后,终于如愿以偿地从与西洋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这期间,中国(清朝)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而朝鲜只能被夹在清朝和日本之间,饱尝沦为势力争夺的战场的辛酸。随后,在世纪交替之际,日本向帝国主义转化,占有朝鲜,这期间中国革命尽管得到发展,但满洲事变爆发,日中之间逐渐向全面战争的危机迈进。正是这一时期,可以说日中的“国运”重叠在一起了。并且从这时起,朝鲜正在被编入日本帝国,被迫与中国形成敌对关系,在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最终局面,随着日本的败北,朝鲜的通向独立的展望得到瞬间的绽放。但朝鲜终于没有得到完全独立而被强制割裂,而中国内战也遗留下“台湾解放”的问题,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各方又身不由己地赴向强大的冷战的磁场。可以说东亚这几个国家所经历的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在回溯这一百五十年左右日本、中国、朝鲜的变迁过程时会发现,首先,一贯不变的是这些格局总是处在这样一种历史和地政的脉络之中,那就是绝不允许只包括两方的双边关系的存在。例如,根据明治维新后缔结的日清修好条规(一八七一)的规定,当时清朝的朝贡国朝鲜事实上被降格到日本以下的等级。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因为朝鲜地位的下降通过江华岛事件(一八七五)后缔结的日朝修好条规(一八七六),实际陷入和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关系。但当我们在看整个二十世纪时,在这样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之上,还要加上美国(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和有关“核”的变数关系。

  冷战结构规范着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秩序,而朝鲜战争正是切入这个结构的一个锐角,并且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可能也不会有要使用原子弹的争论。在此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人们在这场朝鲜战争中所意识到的来自“核”的恐惧,后来成为带来中国的核试验的重要契机,并和今天DPRK的核试验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

  这里再补充一个连接广岛·长崎与朝鲜半岛的隐而不露的历史的纹路。据广岛原爆和平资料馆强调,战后,美国为了调查有关投下原子弹对人体的影响,一九四七年在广岛和长崎设置了“原爆残障调查委员会”(ABCC)。在展示板上记述了ABCC只进行调查·研究而不积极展开治疗,由此招致市民的强烈反感的情况。问题是通过这调查而积累下来的基础资料的看不见的功用。虽然没有经过实证确认,但这些基础资料无疑是为下一次使用核武器---也就是,为讨论朝鲜战争的核武器使用问题提供了判断材料。而在这个意义上,广岛和长崎的牺牲也应该被记录在东亚历史之中。


四、“核”与国家


  DPRK实施核试验后的第十八天,即十月二十六日,在联合国总会第一委员会上,以一百六十九票赞成、三票反对、八票弃权通过了日本主导提案的核军缩决议案“为实现核武器全面废除的新决议”(预定在十二月的全体大会上正式通过)。投反对票的是美国、印度、DPRK,弃权的是中国、以色列、伊朗、埃及、古巴、巴基斯坦、不丹、缅甸等国。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和DPRK排在同一个团队中,这就比什么都讽刺。而且以色列与伊朗同在投弃权票的群体中,也实在是一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组合。美国反对的理由是因为在推动对决议案中的禁止核试验一揽子条约(CTBT)的署名和批准上有困难,而DPRK反对的理由则是由于这个日本的决议案中放进了对DPRK核试验的谴责。

  回过头好好想想,这些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团队和藏在它们背后的各自的故事,其实一点不难理解。但更清楚的是,即使我们从字面上可以理解日本政府的“对核裁军的请愿”,但还是不得不承认那里深深地烙印着现在的核裁军的局限性。原来如此,核裁军思想现在确实面临重大关头。由此我想我探索的是这样的两难之境究竟存在于何处这样一个根本性命题。

  作为前提之一,我们有必要对九一一之后美国军事行动的类型做出剖析。请大家想想,布什政权一边做出把“流氓国家”和“邪恶之轴”国家分门别类的发明,另一方面促使美国采取实际军事行动的真正原因却是美国对这些国家与“基地”等国家以下的组织的连带深怀恐惧。表面上,对此次DPRK核试验的美国的反应,虽然背后的中国的存在是个大前提,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美国并没有采取像日本那样的过激态度。对印度拥有核武器的“承认”是个佐证,对美国来说感到恐惧的关键是看“核”是否正确地被他能否认可的国家所有。所以在所谓的“临检”问题上,美国的意图和日本正相反。美国真正害怕的是“核”从DPRK呈无政府状向外泄漏,和日本政府所希望的从外面进行经济封锁毫无关系。

  在所谓苏联崩溃之前的冷战结构中,以超级大国的核管理为前提的“核的俘虏”和“核的抑制”理论是成立的。但在实质上这正在变得危险起来。今天在裁决日本提出的决议案时,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大多数是过去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可以作为解析这一连串现象的辅助线。也就是说,所谓围绕“核”的所有的论理构造,从过去以冷战超级大国的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稳定结构出发,后来已经按次下降到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其间曾有古巴危机),最终恐怕要下降到国家以下的组织,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提示的“战争机器”或大众(the multitude)。但是反过来想想,如果真的国家以下的组织或个人拥有了“核”,那么,拥有“核”本身的意义恐怕也就蒸发了(那时最头疼的恐怕是美国)。为什么呢?因为“核”全世界遍地都是,拥有与否都一样了。也就是说,“核”在这里或许已经超越了国家所有,并有可能会进一步扬弃“所有”这一概念自身。

  但实际上,国家以下的组织·个人,即使有可能对有关“核”的技术情报或人才、小规模的物资进行调动,但真正谈到核开发和核拥有,在理论上几乎不可能。据说九一一时自杀爆炸主犯的武器就是一把匕首,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以下的组织·个人要拥有并使用类似于“核”的大量杀伤武器,实际上可能性非常低。但现实之中,那些国家以下的组织是通过一种扭曲的“模仿”来进行反击的。海湾战争时自动导航导弹的画面,最终变作由人导航的导弹,冲向美国。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翻版。这个意义上,九一一是一种自毁作用的开始。 

  不管怎么说,要想看到拥有“核”这个概念无效,尚需时日。恐怕这个世纪就要在“核”概念失效的计时表与“核”灾难再次降临的计时表的赛跑中延伸下去吧。但是,这决不是无聊的时间。在此我们有必要回想,日本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把“核”的问题作为政治对象来意识,实际上并不在美苏互相拥有核的时期,而是在核快要向第三世界扩散的时期,也就是一九六零年代。

  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之后发表的藤田省三和谷川雁之间的对谈非常具启发性。这之前藤田发表了名为《从疯狂中解放—有感古巴封锁——》的论文{8}。他指出了附和于英国等先进核拥有国的当时的日本媒体的欺瞒性,对苏联下一步出什么棋有期待(意味深长的是,今天自民党的青年议员团体的核武装论,正是把日本定位为第二个英国)。相对于此,谷川对与“核”有关的所有概念展开批判,试图撼动国家拥有“核”这一脉络本身。

  藤田 关于古巴问题,针对人们对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态度的评价,我提出了一定的反对意见。我觉得如果传统的国际社会真的存在着革命性变化·民主化,那么苏联在这次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难道不是多少体现了这点吗?或者不如说,类似贵族义务的责任或从容在现在的国际社会中已成革命性的。如果把这看成是赫鲁晓夫的让步,就未免……

  谷川 藤田先生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我不太懂。在苏联把导弹运到古巴安好时,象我们这号人那时候就觉得导弹基本上就算是古巴的了。怎么又说,这东西是我的,然后就拿回去了,这就弄不明白了。

  藤田 但是要知道导弹的所有权是各种所有权中最应该受到珍视的权利,而古巴宣称属于自己,这就奇怪了。导弹并不是人所必需的东西吧。

  谷川 不,并不是说古巴拥有完全所有权。就像苏联也没有完全所有权一样,古巴也没有。不存在一个无懈可击的全权所有者的状态才是物品应该有的真实形态吧。谁都想全权所有的一大杀人武器有着很珍贵的存在价值,因为它有着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中的力学的意义,把它简单地还原为原先的所有关系并不合适,而且,也因此而与撼动资本主义所有观念的绝好机会失之交臂{9}。

  当然,这里并没有可以成为东亚现状的经验教训的直接的见解。只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它显示了拥有“核”这个问题所蕴含的原理性临界点。在此我们可以确认一个文脉,那就是它记录下了“核”要从东西冷战的管理框架中脱离出来的瞬间。后来,果然在这古巴危机两年后,这工作被中国完成了。但,“核”向第三世界的下降,不仅仅轻而易举地将住在第一世界(或半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的美好想像的一部分打破。而且比这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三世界(中国)拥有“核”,至少是开启了旧有的冷战结构走向崩溃的开端。这之后,美国反过来开始认真摸索与中国的交涉,并且最终促成了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北京。再加一点注脚的话,就是今天的DPRK应该是把这一过去美中关系变化的过程当作自身生存下去的参照系了。

  在苏联崩溃以后的东亚,“核”则是按照一个基本路线走到今天的,这就是中国所有与以日本为媒介的美国所有的“共存”。但,在这种格局中,现在DPRK拥有“核”已成为现实,它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当然,从理性的立场出发,我们反对所有国家拥有“核”,为了彻底废除“核”,我们必须附诸具体的努力。但同时,以拥有“核”的意义逐渐减弱为线索的历史今后会有怎样的展望?特别是,它将如何从东亚连锁性地迸发出来,为了捕捉住这个端倪,对相关理论的工作,我们也不能怠慢。

  在此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拥有超越由朝鲜战争而形成的国家地图的想象力。不管是DPRK此次的核试验,还是上溯到中国的核拥有,都不是个别国家的问题,而是发生在由朝鲜战争为开端的整个东亚地图中的一个个被强加的历史。东亚的“核”,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东亚的地图一样,是被逼所至,也是国家决断的结果。那是高度的政治判断,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主语也极有可能作出明确放弃的决断的。某种意义上,这与那种认为拥有是非常自然的权利的先进国家是处在不同条件下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加以考虑的因素。

  这时,恐怕被投下过原子弹的这个岛国的力量也要再次受到考验吧。日本的经验财富如何才能波及到东亚,恐怕还要继续接受时间的考验。但,这时所需要的是,对于被迫拥有“核”的中国和DPRK的历史、地政脉络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回顾,汲取其中的意义。正如已经多次重复过的那样,我们要不断地回想起,在日本被投下原子弹后,第二次(正确地说是第三次)在东亚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曾经被提上议程,并且最终(由于英国的强烈阻止)被中止(同时我们所知道的东亚地图也被塑成)的经过。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东亚,原子弹使用的中止是因为他律性的来自外部的判断。现在考验我们的是,如何将中止再次在东亚发生核爆炸、中止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力量夺回到东亚的手中。

  东亚废除核武器的“华山一条路”,就是结束朝鲜战争,也就是朝鲜战争的战后处理在东亚得到妥善解决的那一瞬间,东亚才完成了废除核武器的历程。因DPRK的核试验而被引发的我们的烦恼,其实正在要求我们回溯到产生这烦恼的光源—朝鲜战争的时空。就是说,居住在东亚的我们,有必要尝试“归”回到对东亚来说应称之为“鬼”的朝鲜战争的时空中。

  作为这项行动的一环,恐怕日本不得不直面“我们的朝鲜战争”这个课题。当然,这会是一个让日本人认识到战后日本令人羞愧的“出身”的过程。这里的“出身”是指战后日本不仅参与到“冷战”中,而且充当了朝鲜战争的兵站基地和武器库,并在这场交易中从别人手中得到了“独立”。如何处理“我们的朝鲜战争”,还必将连动到如何解决“我们的大东亚战争”的问题。此次本文无法对此予以论及,只能有待日后另寻机会。


  (译 / 胡冬竹、黄宇晓)


参考文献:

朱建荣:《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岩波书店,1991。

和田春树:《朝鲜战争全史》,岩波书店,2002。

米山リサ:《广岛——记忆的政治》,岩波书店,2005。

藤田省三:《现代史断章,》みすず书房,1997。

【注释】

{1}人最终的回归之所谓之为鬼,而“鬼”与“归”在中文中同音。 {2}请参照米山リサ:《广岛——记忆的政治》(岩波书店 2005)、“序章”pp.22-25。 {3}同一本书《广岛——记忆的政治》。与一九七○年由在日韩国人建立,并于一九九○年移设至和平纪念公园的韩国人原爆慰灵碑有关的争论,也请参照米山的论述“第五章 族群记忆、殖民的记忆——关于韩国人原爆慰灵碑”。 {4}已经有 Bruce Cumings的《朝鲜战争的起源(1)(2)》(シアレヒム社1989-1991)等众多著作可供参考。另外,在日本也有和田春树的《朝鲜战争全史》(岩波书店 2002)等研究成果,特别是与朝鲜战争爆发有关的历史经过,可以说基本上都得到了阐明。 {5}在这里想要注意的是,到今天为止,在中国,朝鲜战争到底是被怎样解释的。据朱建荣的解释,直到毛泽东仍健在的一九七○年代,还是以为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大义而参战的解释占多数,但八十年代以后,逐渐转换为从国防的观点评价中国的参战。 {6}参照竹内好:〈从周作人到核试验〉(原刊《世界》第二百二十九号, 一九六五年),引自《竹内好全集第十一卷》第295 ~ 297页。 {7}参照竹内好:〈明治维新的中国革命〉(原刊《专修大学新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号),《竹内好全集第五卷》第161 ~ 167页。 {8}藤田省三:〈从疯狂中解放——有感于古巴封锁〉,《现代史断章(藤田著作集3)》みすず书房1997,第172 ~ 187页。(初出:《现代之眼》一九六二年一二月 现代之理论社) {9}谷川雁、藤田省三:〈启示录的回响〉,《思想的科学》一九六三年一月号。这之后,藤田省三发表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型——列宁的思想结构〉。藤田意欲将革命专政这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民主主义相对的形式作为一种传统固定下来。藤田强调的是一种以革命专政所孕育的有关政治决断的紧张感来促进政治民主主义不断发展的构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在藤田的这种构想中,可以看到古巴危机这一历史事件的残存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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