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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钟摆

——中国与我

池上善彦

【内容提要】 一个少年时代便受到中国革命吸引的人,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踏上中国的土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么多民族和国家并立在世界上,这又意味着什么?何谓民族?何谓国家?何谓自我和他者?什么是跨文化?跨文化到底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怎么才能跨文化?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终于来到中国,在漫长的准备中,和只有几天的突然来到中,我一直在有意识、无意识地面对这这些。愿你们理解我!


  

  不知不觉中,黄昏时分从成田机场起飞的飞机已被暮色包围了。机内的航路显示板告诉我,飞机已经跨越渤海进入了大陆。我的座位不靠窗,无法直接看到机窗外的景色。很快,地面上的灯火就隐隐约约地映在机内的小窗之中了。从这一刻起,我的视线就无法再离开窗玻璃了。地面上整齐的街灯,几乎从机内所有的窗玻璃中都可看到。骤然间一片黑暗,接着又是灯火闪烁。就这样过了多久我自己也已无法记清了。在飞机开始进入盘旋状态后,地面上的灯光再一次映在机内的窗玻璃上,显得那么耀眼。北京的灯火!终于,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中国大陆!在那一盏又一盏的灯火之下,人们,不,中国的人们,在营造着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我即将第一次进入他们的生活。我终于实现了踏上中国土地的梦想!作为日本人的我,那一刻,三十年来的憧憬与踌躇都尽在其中。三十年来的梦想,即将在这绚烂的灯火之中化作现实。

  整整三十年前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作为一名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校园的长椅上。一名学生走上前来问我:对中国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愿不愿意一起去中国呢?他告诉我,作为日中学生交流的一部分,有一个学生互访的计划。众所周知,那是自一九七二年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相互交流活动逐渐趋向活跃的时期。我想去中国,这样的回答几乎已经涌到了嗓子眼儿。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当时个人去中国没有那么容易,而团体是能够做到的。尤其是这样的交流,绝对是极好的机会。想去!非常想去中国!

  但是,想去的字眼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我错过了那次机会。我担心的并不是旅费、旅行自身。与想去的心情同样强烈的,是不能够去的情感。作为一个日本人,无法那么简单地踏上中国的土地,这就是我当时的心境。那不是一份联想到诸如面对中国人该说些什么、被追问到战争责任的时该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些具体的场景时的踌躇。没有理由,基本上就是一种身体上的本能的反应。但是,想去的声音就在胸中回荡。心绪被矛盾包围着。

  对于该不该去中国这个问题,在那之前我不曾认真地思考过。十九岁那年,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本能地选择了不去。那之后去中国的机会虽然不多,但还是有过几次的。但最终,我作出的都是不去的选择。在当时,和我作出同样选择的人,似乎要比现在多。虽然我自己不曾轻易地作出去中国的决定,但对那些选择了去的人们,我并没有批判之意。与其说我下不了决心,希望别人替我做决定,倒不如说我渴望一个更好的时机。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恰当的时机。

  三十多年来,中国对我来说常常只是一种观念中的存在。新闻、电视、书籍、电影中能够碰触到点滴的,缺乏具体感觉的想象中的中国。

  手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革命とアジア論:「中国社会主義」の経験をアジアは共有できるか?」『ポスト<アジア>』作品社、所収、鈴木将久訳)(中文稿原名为《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译者注)。这是他在二〇〇六年访问东京时发表的。思考亚洲之际,该如何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纳入其中,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文章一开始,他这样谈到:

  在我看来,能不能意识、体会、进入、理解乃至共有对方的深层困惑与苦恼,是决定亚洲讨论能否建设性深入的关键之一。

  贺照田先生的文章独具特色,较为深奥。这里,不一定能被具体讲述出来的苦恼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我能够想象出来,也能够推测到。对于一些具体的事件,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能够理解。而且作一些一般的类推也是可能的。关于苦恼的理解,贺照田先生在列举了多种尝试与失败,及必须避开的思维陷阱的同时,将其本意非常谨慎地讲了出来。

  但是,在读到类似如下的论述之时,我往往会陷入思考的迷途:

  我以为在面对已有逻辑和解释,并承受这些逻辑与解释所给出的观察和论证、分析后,还必需去发现和正视那些直觉和此逻辑相关,但却无法被此逻辑消融和解释、包纳的苦恼。

  “无法被此逻辑消融和解释、包纳的苦恼”指的是什么呢?我可以隐约地想象到。但是,既是无法被此逻辑消融、解释与包纳,它还能够被叙述出来吗?我无法读懂这里的内容。贺照田先生探讨的并不是语气上的微妙差别以及情感这样的模糊不清的东西,这一点通过文章前后的脉络可以看得明白。他试图让我们理解那些我们不明白的内容。我原以为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体会,一个不懂中文、无法跨越语言障碍的人的感想。可是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大家也常提到贺照田先生的文章很难懂,由此可见,这好像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不仅如此,他将大部分的笔墨放在说明苦恼的理解上,而把“对于苦恼的共有”,这个他最想强调的重点仅放在文末轻轻地点到为止。不要把对他者的理解作为为自己服务的手段,贺照田先生的论述里包含着这样一层重要的含义。但同时,在对建构新的主体方面没有做出充分说明的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共同体味苦恼,这其中不免有些唐突之感。日本对亚洲的认识,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将其作为为自己服务的手段。与亚洲产生共鸣,并试图以此为契机推进国内的改造,这是亚洲主义的基本构造。在日本,这种主体创造方式根深蒂固。贺照田先生的文章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但是同时,与那份共鸣同时涌上心头的,是由于一知半解而导致的一种焦躁之情。这份焦躁的心情究竟是什么呢?

  正是这位贺照田先生,向我发出了去北京的邀请。我立刻作了答复,表示十分愿意。这并不是打破了我的禁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中国人,而且是很熟悉的友人向我发出的邀请。对于这份邀请,我要表示感谢。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就可以实现我的中国之行了。我甚至觉得,我为了这个契机等了三十年。



  在北京,我停留了五天。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三十年来偶尔会浮现在脑海中的关于中国的想象,就全部消失了。我对当代中国曾经做过很多思考,但由此而形成的各种观念却从那一刻起不再出现了。眼前,北京的街景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北京没有日本那样周密的交通规则,对此我也曾有所耳闻。可是糟糕的是,当我试着过马路时,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没有交通规则!不,也许说规则不同更为准确。在汽车奔驰着的马路上,大家都用手不断向两侧的车辆示意,让它们停下来,同时瞅准时机像跳舞一般地穿过马路。过不去自然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也想过马路。但是无论如何我没有那么高超的技术,没办法只好跟在同行的人的身后,不敢看行驶的汽车,一心只看其他人的后背,心里充满着恐惧。对我而言,这简直就是命悬一线间的感觉。但是看看周围的人们,却没有我那么害怕。怎么才能将那瞅准时机的本领学会呢?我想一个人过马路。马路上有它的节奏。

  下榻的宾馆附近,有一个小公园,人们在集体打着太极拳。那是我曾在电视、电影中看过很多遍的太极拳。但是,不仅如此。玩箜篌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听说教的人们,练习合唱的人们,大家在那儿三五成群地围着。公园也因此被分割成一片一片的,但又自成一体。同时,各个群体之间相隔一段距离。这真是一幅陶然美景。天坛公园内依照宇宙论设计的布局是令人窒息的,但与那井然有序的布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普通民众所构建出的空间。二者之间却又不乏和谐之感。人们在自娱自乐的同时,又分明意识到旁人在欣赏着自己,因此玩的非常起劲。

  而交通道路上则有着与此截然不同的节奏与旋律。黄昏,我坐出租车外出。也许是由于时间不巧的缘故,路上车堵得非常厉害。出租车恰巧路过一所大学的门前。司机猛地将车驶入大学校园内。也许横穿大学是一条近道儿吧。我不得不佩服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对街道了解得这么清楚。但它却迟迟开不到出口,在我感叹北京的大学面积大的时候,却发现出口已经被关上了。于是,出租车司机不慌不忙地将车向左转,从刚才进来的地方又开了出去。我无法确认那是否真是近道。但司机拐进去试试看的态度让我佩服。九十度大转弯的体验,于我而言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第一次。

  我无意将北京与东京做比较。同样,我也不想将北京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做对比。交通规则不太完备的城市,也许世界上还有很多。利用公园的方式也许同样是多种多样的。当然,我去过的城市其实也并不多,我并不想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理解北京的特点。不通过对比,也不试图去理解,我是想完全融入北京!但是,北京的节奏拒绝了我,不,应该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与北京的节奏合拍。反过来说,踏入北京,让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节奏的存在。

  节奏,我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使用了这个词汇。实际上,那是一种不存在节奏、速度与时机的混沌状态。日本的思想家竹内好曾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介绍给日本人,他强调那是一本好书,在内容上,更在文章推进的节奏上,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吻合。但是,同时他也推测说,也许这种节奏与日本人的感觉不相符合,因为它有些慢。在他看来,日本的节奏快一些,而中国的节奏稍显缓慢。我无从判断他说的对与不对。但是,竹内在介绍孙中山思想的时候,与内容同样重视的,是速度问题。当初读这篇文章时,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猛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我而言,切身的需求就是,想在街上走走,或者说想到达目的地。

  北京街头的节奏与公园中或者是工作单位里的相去甚远。在这里,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节奏与时间。我注意到的是两种,如果细加观察,也许还能发现其他的节奏。公园内缓慢的节奏,公路上激烈的节奏。贺照田先生曾在他的其它文章中谈到中国近现代史的忧郁与魅力。在我眼中,那份忧郁与魅力就好似这两种不同的节奏。

  无论是通过这次来中国参加会议,还是通过看书,让我吃惊的是,中国人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内、外的思想变化及意义相当关注,并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回顾一下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我能够体会中国人的那份关注及讨论的激情。而在日本,这样的讨论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却相当少。

  对日本来说,一九四五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之后的十年,或者说十五年中的思想,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九四五年展开的。日本为什么会迈向那场战争,今后该何去何从,在绝对有必要探讨这些问题的情形下,大家展开了认真的讨论。那时被拿出来当作参照的,是一八六八年以及与现在有关联的各种思想的可能性。日本的近代是从一八六八年开始的,一九四五年是它非常清晰的归宿。不管我们对它持否定态度还是肯定态度,抑或是探寻第三种思考方法,该如何从已经破产的思想废墟中重新出发,对这个问题大家曾努力地进行了思考。正因为如此,站在今天回顾过去,我们才觉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从一九七〇年前后到一九八○年,这样的思考告一段落,那之后就是对自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思索进行再探讨。但是,不知是时代的原因,还是急于否定的结果,这一尝试没能将这段历史放在一九四五年,或者是近代开始之后连续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思考。从这一点上来看,大概可以说这些思考是失败的吧。当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当代很少有人对思考失败的原因作认真地讨论,因此,关于具体取得了哪些思想成果,直到今天依然是模糊不清的。

  为什么直到现在也没能对此再次展开讨论呢?原因之一,也许是情况的变化并没有以明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在模糊不清之中一点一点地发生着转变。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即由于对思想的来龙去脉没有好好地把握,才导致了没能在变化之中把握住具体状况的这样一种失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试图通过确凿的证据展开思考的学者,近乎无一例外的要从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数十年间、或者是从那之前的历史着手进行考察。那么该如何把握现在呢?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还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现实情况是,围绕着寻找标准及确定目标,出现了比较大的混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得不直面迫在眉睫的课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观念上的存在。在这里,“观念上”这个词没有否定意义。的确,自从踏上北京的土地的那一刻开始,这种观念上的存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从想象之中脱离出来触摸到一个鲜活的中国,这是否是一件理想的事情呢?对此,我不敢断言。为了触摸到具体的事物而让观念、想象力以及认识自由地驰骋,这大概也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吧。

  是否真的理解了贺照田先生所说的苦恼,对此我并没有信心。但是,在横穿北京的马路的瞬间,在踏入公园的那一刻,在乘坐出租汽车的时候,我好像是理解了那句“无法为逻辑消融的苦恼”的含义。但是于我而言,那并不是逻辑,而是节奏,是速度。甚至连马路都过不去,这使得我不得不努力让自己的身体尽快去适应这种节奏。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用语言都很难表述的、非常具体的问题。虽然我现在还无法弄明白问题是什么,但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问题在哪里。我终于理解了贺照田先生所说的!他之所以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要求我们理解他的苦恼,而且是用逻辑无法理解的苦恼,是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如果试图通过比较的话,那会使人在途中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贺照田先生最想强调的,不是对苦恼的理解,而是对苦恼的“共有”。关于这一点,与所谈及的对苦恼的理解相比,他在几乎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以更快的速度,毫无保留地要求我们对苦恼的“共有”。令我感到困惑的,不是“共有”的意义,而是他为何一定要用这样的速度来强调对苦恼的共有。

  对我来说,“共有”意味着时机。那也许就是过马路时躲过汽车的时机,乘出租车时司机向右转弯的时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亲身接触到中国,为双脚踏上中国的土地所需的三十年的时机。这个时机虽说最终是我自己决定的,但是,它更是中国,是贺照田先生为我定下的时机。当然,这仅是我自己随意这么想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相信这就是所谓的时机。何时才是跳上那大幅摇摆着的钟摆的时机,我在思量着。那钟摆的线与摆动的幅度就一定被我们称之为“共有”。

  因此,对我来说,试图理解贺照田先生的文章,并且产生共鸣,就必须将贺照田先生的文章逆向地阅读。虽然他在文章中要求我们理解之后再共有,但是于我而言,是在共有之后才有了理解。当然,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这样来阅读。去北京之前阅读的贺照田先生的文章只理解了一半,从北京回来之后,又重新读了好几遍,很自然地悟出了上述的阅读方法。我发现贺照田先生的文章的节奏正是这样的。对于苦恼的理解,他思考了许多,在文章的最后他谈到了主体的问题,并提出共有的问题,这正是他的文章的结构。但是,通过它给我的这次机会,我看到了他文章中的逆向的节奏。我是不是完全被他操纵在骨掌之中呢?抑或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背叛了他的意图呢?

  给出答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度过的一个夜晚。大概是晚上十点多了吧。我漫无目的地走在从地方上涌入北京的劳动者们所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比较宽的马路,而向旁边的岔道上拐出去的话,有一条小径向远处绵延而去,似乎要把人带入迷途。就是在这一带,我借着街灯转了个遍,然后突然走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广场上。大概有五十人左右聚集在这里,他们在广场上围成一圈,随着音乐跳舞。在这午夜时分,而且在起舞。在我眼中,此情此景就象做梦一般,一瞬间在脑海中浮现出的梦幻般的场面,让人感怀,鲜明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但是,对北京市民来说,这样的情景不过是日常司空见惯的娱乐,我眼中那梦幻般的感觉,他们也许会觉得异常意外,甚至还会觉得有几分不快吧。这是我作为一个旅途中人的错觉呢,还是两种节奏相互渗透带来的结果呢?

  我没有阅读中国。中国并不是阅读的对象。我阅读的是贺照田先生的文章。我是不是一个好的读者呢?再一次读完他的文章之后,我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有机会再次探访北京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一个人顺利地过马路呢?这样的训练还要在文章中寻找。因为,这就是亚洲。

  (译 / 何 玮)

责任编辑: 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