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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与公共文化的兴起

——《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前言

任剑涛

  当革命政治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可以不过政治生活了,而是我们必须通过探索,寻求新的、代替革命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活形式。在这种新的政治生活形式正式形成之前,整个促进其形成的过程,就是后革命政治运行的过程。于是,问题就此再次突兀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后革命时代,我们如何面对政治生活?

  从1970年代向前后各推三十年,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感受可以说是全然不同的。1976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处于社会政治革命绝对正当化境地之中的国家。整个国家弥漫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气息。与这种革命的社会政治氛围相伴随,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成为整个国家最为激越人心的观念。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告别了革命时代的政治狂热,进入了一个务实的现代化建设时期。革命的绝对正确被建设的需要所替代。国家的社会政治氛围渐渐由现实主义、平民主义、务实哲学与分析思维所塑造。中国进入了一个正正然的后革命时代。后革命时代的兴起,促使与后革命吻合的公共政治文化的兴起。这就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社会政治转型。这就是我们必须既有勇气、又有智慧、更有知识才能解读清楚的历史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这一巨变,需要在描述社会整体变迁的基础上,对于其最为动人心魄的政治变迁加以描述,从而离析出转轨的社会过程中需要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以便刻画我们面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案。


一、描述“后革命”

  

  “后革命”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含混就含混在,它是一个既包含了革命内容、又囊括了革命之后新的价值意义的概念。但是,它却还是一个我们无法准确地给出它的内涵与外延的概念。这是一个过渡年代的象征性概念,是一个革命之后无法确定时代内涵的模糊性辞藻。

  虽然如此,后革命时代的到来实在地给我们传递了一点信息,那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绝对主义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后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宣布了革命时代终结的概念。在社会政治革命的年代里,“革命”这个词汇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圣性。革命就等于绝对的正确、绝对的真理、绝对的价值、绝对的力量。革命成为个体行为、组织行为与国家行为的唯一正当理由。而且,革命时代所讲的“革命”,是一种全方位的、无所不包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社会状态。但究其实则是一个社会政治革命内卷地裹挟了一切的状态。

  作为一个与“后革命”时代相映成趣的概念,“革命”时代是澄清“后革命”时代的相互性概念。革命时代具有四个象征性外表尺度:一是价值构成的单一性,二是制度安排的随意性,三是革命代表的神圣性,四是社会生活的封闭性。

  革命时代的价值结构是奇特的。除开“革命”自身的绝对正当性之外,没有其他价值理念可以获得其存在的理由。在革命自身的正当性不容置疑的精神氛围中,革命具有无须辩护的天然存在合理性。人们的一切行为必须以革命的尺度来丈量。“以革命的名义”是人们行为的先导性规定。一个旨在彻底打破旧世界、完全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意图,成为人们普遍内置于心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在这里,本来与革命绝对地相互伴随的两个概念——非革命、反革命,成为了为社会大众绝对排斥的概念。革命,就是唯一的好的、值得的、正确的。非革命与反革命则是不容质疑的坏的、不值得的、错误的。如果说这样的精神氛围里还有什么价值选择的空间的话,那就是我们还必须“选择”那些坏的、不值得的与错误的价值观念,来彰显那些革命价值的好的、值得的与正确的特质。革命时代的绝对主义特征在这里有了一个极为鲜明的裸露。

  革命时代的制度安排具有某种反制度特性。这种反制度特性从制度的随意性上显现出来。假如把革命时代区分为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两个时段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不同旨趣的对待制度的情形。在战争年代里,革命就是为了打破既有制度的一切规则与秩序。这是革命的特殊精神品格与行为逻辑。就此而言,革命在最为激荡人心的年代里始终是与战争伴随的,革命与战争是一对孪生子。而在革命取得了战争胜利之后,革命的风雷激荡并不就此停歇,而是以它必然具有的惯性,乘势塑造革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虽然处于和平状态,却还在革命精神浸淫之中的社会政治气氛。这个时候,“不断革命”就成为维续革命的必经之路。一切制度安排,都因为它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法定性,而与革命的非制度与反制度精神直接地冲突。造反的革命斗志势必在革命的风卷残云与制度的一以贯之之间引发无尽的社会动荡。

  革命时代需要革命人格。革命人格的典范具有引导革命的无穷的人格力量。因此,革命具有将其人格典范神圣化的自然倾向。这不是一个可以从容给出道德判断的问题。即是说,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引导革命的革命人格典范是好的还是坏的断定。问题只是,革命人格的力量感确实导致了普通人士理性力量的下降,进一步导致了自身行动的涣散乏力,最终导致了社会公众对于革命人格典范的顶礼膜拜。一个革命社会就此从反对一切偶像走向了一个崇拜单一偶像的政治洞穴。革命社会的领袖个人崇拜在这里似乎可以获得很好的解释。如果在革命社会里,没有领袖个人崇拜,那个社会似乎就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似乎就缺乏了政治主心骨,似乎就缺乏了聚集社会的力量感。革命社会内在地要求个人崇拜。这不是一个反对还是不反对个人崇拜的主观选择可以制约的时代需求。革命既需要客观象征,也需要主观象征;革命既需要社会动员,也需要领袖煽动;革命既需要组织过程,也需要人格号召。这就是革命的既定命运。

  革命时代的社会生活停定在革命自身的正当性上面。革命无暇关注革命世界之外的事事物物。无论革命世界之外是处于精彩的状态还是夭亡的情景,对于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的革命群众来讲,革命自身已经具有了让他们焕发一切人生力量的动力了。因此,革命社会是一个封闭社会就不是什么令人惊怪的事情。不是外部世界精彩不精彩,而是革命的内部世界的精彩已经足以吸引革命人民的注意力;不是外部世界发生还是没有发生新鲜事儿,而是革命世界内部的新鲜事儿似乎总是层出不穷。身处革命世界的人们,总具有一种天然的倾向性,那就是具有一种将自己所在世界美化的心理趋向。外部世界对于革命社会的价值就在于,它始终是落后、反动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似乎不可缺少,因为没有这个对立面,就不足以说明革命社会的极端美好。进入这种精神世界之中,你是没有任何参照外部世界的发展的紧张感的。革命已经释放了所有的紧张感。或者,革命已经聚集了所有的张驰有度的力量。它自身就是一切。

  “后革命”与“革命”就大为不同了。后革命时代是一个革命社会终于倦怠的产物。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来看,革命时代具有进入后革命时代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基于革命不是吃饭的比较状态而言的,也是基于革命动力衰竭的定律而言的,更是基于革命意图总是跟革命走向冲突的关系结构而言的。革命依靠的是道德激情。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与整体主义是支撑革命的精神支柱。这些精神观念,无疑具有让人激动的推进力。它将社会大众推向革命的风口浪尖。但是,革命自身并不能有效解决吃饭的问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抛头颅,洒热血”。它不是活命哲学,而是牺牲精神。当人们发现吃饭的意义的时候,革命精神就从内部被瓦解了。同时,革命正因为将自己的动力机制深深扎进社会及其不满的心理沃土之中,因此,造反的热情与造反的获得恰成反比。此时,两种走向势必汇同为消解革命的合力:革命失败了,革命一无所得地归于消亡;革命成功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就有一个涣散革命的精细并无聊的分配问题。两者都不是维持革命的力量。故而,革命的当初意图本来是要打破约束实现自由、消除不公实现平等、告别私有实现大同,而革命后的走向则显现为制度需求对人们的继续约束、资源限制对于人们的继续困扰、私权必须对于人们的继续规范。这个时候,深入研究过革命效能的托克维尔为我们凸显出革命的反讽:大革命还是在旧制度的泥潭里挣扎。

  于是,在革命的限制显现而出的时候,“后革命”时代就毋庸宣布擅自登场了。与革命时代的四个象征性特点相对应,后革命也具有四个时代特征:一是竞争性的价值多元局面出现了,二是制度取向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三是平民人格成为基本的人格范型,四是开放的精神灌注到社会的各个界面。

  后革命时代的价值状况并不是一个清晰的画面。竞争性的价值多元局面其实是一个价值含混的共存局面。一方面,这个时候的价值一元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过去那种以政治权力维持的价值认同状态,已经缺乏继续使人们认同的政治基础和价值力量。革命时代主导的一元价值观仍然在这个时候具有政治上的主导性。但是,主导的价值观念并不具有整个社会倾心认可的价值整合功能。相反,革命时代主导的价值观念在不断地被修正。修正过去主导价值观的诸种价值体系,可能与主导价值观处于矛盾、冲突甚至对峙的状态。但是人们对之怀抱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而不是像革命时代对于非革命、反革命价值那样的鲜明拒斥态度。于是,另一方面,价值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成为后革命时代的价值标号。人们不愿意立即进入另一种具有主导意识的价值秩序。一时间,价值上的相对主义成为了显示价值上的多元主义的主要指标。而价值多元主义往往蕴涵了走向价值虚无主义的危险。人们在惊呼中适应新的价值局面。并在新的价值格局中尝试建立新的主导价值规范。价值的失范与价值的规范同样地作用于价值生活。后革命时代就是一个价值迷惘时代。

  同时,后革命时代因为交叠存在着革命时代的残余与后革命时代的新生因素,它也就成为一个急于建立起社会政治新秩序的时代。所谓“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就是这个时候凸显出来的问题。这中间蕴涵着建立秩序的动力,也包含了瓦解秩序的动荡因素。人们的政治抉择,从国家的层面、到社会的层面、再到市场的层面和私人生活的层面,都浮现出求之秩序而失之秩序的混乱。这个时候,“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矛盾丛生、犬牙交错”就是对社会存在状态的很好描述。革命时代价值追求遗留下来的文化追求,便逐渐演变为制度崇拜。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合理制度的建构,是将后革命社会导引到秩序状态的最好出路。经济制度设计的率先出场具有解决革命后贫困问题的先发功能,政治制度的尾随设计具有解决巩固经济成就的后发难题的效能,而社会政策制度的相应建立则具有解决发展而来的不公正问题的调节作用。制度走向,就此成为后革命时代走向中诸变数最为牵动人心弦的东西。

  而后革命时代人们刚刚告别个人崇拜,对于他人的盲从与迷信就此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拉开距离。在后革命的氛围中,任何试图唤起人们崇拜心理的政治尝试都将是一场吃力不讨好、且徒劳无功的政治游戏。从个人崇拜向个人主义的滑动,显示了人们力图探求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积极变化。面对市场经济促成的平庸生活局面、面对缺乏激情的后革命驱动的情绪化状况、面对不清晰的未来造成的前途迷惘,人们努力在日常的生活经历中寻找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这使得政治人物的号召力似乎不够电影明星的感染力,理想主义的人格典范的诱引力赶不上现实主义的人生的匆忙感。缺乏人格楷模,因此成为令人们担忧的社会问题。其实,这个时候,恰恰显示出来的是崭新人格凸显而出的阵痛而已。也许,经历这么一个过程,现代的人格典范才会烘托出来。

  进入后革命状态,多少是因为开放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开放与后革命状态相互写照。革命氛围是一个封闭的氛围。后革命的氛围是一个开放的氛围。不是后革命时代外来的因素冲击革命时代的凝固状态,我们怎能设想一个接受世界各国文化洗礼的当代中国呢?革命中的人们具有某种自恋的心理情结。后革命时代的人们愿意、甚至主动地拥抱外来文化。这使得后革命时代的人们增长了见识、提升了鉴赏能力、优化了文化发展思路。作为自认抵抗“封资修”最为有力的封闭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开放使得人们可以反省革命自恋的滑稽好笑,可以促使人们形成尊重其他文化的心灵习性。但一时间万源汇流的局面,也会使得后革命时代的人们无法缕析出分辨是非善恶的线索来。“逃避崇高”、“逃避是非”成为人们融入开放社会的暂时策略。但是,后革命的开放状况,毕竟比革命中的封闭情绪值得期许。

  后革命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清晰感受、但却还无法准确界定的时代。


二、从阶级斗争为纲到和谐社会建构:革命与后革命的政治转换


  对于现代社会来讲,政治之手是塑造社会状况最为有力的手。原因很简单,现代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现代政治的组织状态相对于传统政治而言具有结构性的改变。现代政治是高度组织起来的政治。这是现代政治的诸社会条件所注定的。依靠现代工业而设计的现代政治,本身具有鲜明的组织特性。现代工业的机制是高度组织起来的机制。从生产的目的、到生产的组织、再到生产的流程、商品的销售和利润的实现,可以说都是经过精心的筹划与设计才可能环环相扣、依次展开的。工业机制的高度组织化状态是农业社会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在现代工业机制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被组合进一个严密的人工设计流程之中,使得组织之外的因素只能处于一种残存的状态。正是这种社会的组织情形,注定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因此,现代政治的组织特性被它依据的现代工业所规定。在现代政治中,个人的作用也许依然重要的。但是,个人的组织天才、个人的组织动员、组织建构的能力、驱动组织的力量等等因素,是决定政治领袖是否具有社会政治影响力的最引人瞩目的方面。政治组织将人们统统纳入到一个政治的生活状态之中。

  但是,在现代政治的组织逻辑中,并没有一个足以保障组织所有成员都平等地参与到组织的政治生活之中的自然规则。于是,面对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生活,人们要不在组织的成员间、组织间磨合中发现组织成员与组织间的行为规则,要不就得打破既有的政治生活规则而建立起来新的政治戒条。这就将现代政治的运转状况分化为两种绝对不同的结构。一种结构被成为原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建制。一种则被称之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政治建制。前者以英、美现代政治为典型。后者以德、法、日、意、俄、中等国的政治为代表。英国、以及几乎拷贝英国的美国现代政治,是一种渐进理性主义主导下的现代政治。仅仅看英国从1215年达成的《大宪章》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的历史进程,就可以明白,英国人何以能够建立起典范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而这种制度又何以能够使英国维持数百年的持续发展,并成功地成为别国效法的对象,成为曾经称霸世界的国家。这是缓慢的历史进程给予人们的政治回报。在现代复杂的政治生活兴起之后,人们往往丧失掉了从容对待政治问题的宽裕时间。加上政治实体、尤其是国家间的直接对抗,政治生活往往变得紧张有余、松弛不足。没有张弛有度的渐进的现代政治组织过程,就没有精细的现代政治运作结果。这是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急匆匆地行走在现代政治的崎岖路径上的原因。急于振兴国家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大多仅仅形成了变形甚至扭曲的现代国家,差可证明非革命的渐进道路更为值得期待。

  以直接并迅速地振兴国家为目的的现代政治组织方式,就是革命的方式。革命的逻辑不是温和、平稳、渐进、理性的逻辑,而是激进、冲突、对峙、激情的逻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就是要分清敌我阵营,就是要借助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就是要展开你死我活的政治争夺,就是要在腥风血雨中成就革命胜利。这是一种可以迅速见效的振兴国家的方式。虽然迅速见效并不见得等于迅速成功,即使迅速成功也并不见得是实现革命初衷。但是,革命的风起云涌已经足够满足急于振兴国家的社会心理渴求了。阶级斗争的内在动力就此深深植根在试图振兴的国家的社会沃土之中了。

  这就是中国在现代的门槛边沿的处境。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警觉性,以及他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绝决性,这些都是在“大跃进”的思维之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观设定。在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具有必然的历史存在理由。因为只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状态中,人们才能表现出完全一致的振兴国家的战斗精神、向上面貌和激越情怀。人们在被自己的政治激情感染的时候,就会遗忘制约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其他考量——忍饥挨饿自然不在话下,牺牲性命也不是什么问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阶级斗争成就了一个似乎是强大的泛政治化社会。

  可是,人们在政治之外的综合社会处境终于不是泛政治的社会局面所可以长期掩盖住的。生活的实在逻辑不会为政治的激情逻辑所完全取代。激情暂时地替代理性,也必定会被长期忍性地发挥作用的理性所翻盘。人们的实际生活首先必须是经济样式的。经济生活的实在性终究会推翻虚幻的、完全脱离开经济影响的政治主导格局。人们得活下去,他们才能进一步开展延伸人类能力的其他活动。阶级斗争满足不了这一底线要求。这是阶级斗争为纲必然破产的深层原因。也是生活的实在逻辑教育人们,阶级斗争乃是令人厌恶的生活形式。一时一地的阶级间对垒,也许给人以发泄怨恨的快意。但是长期不休的阶级斗争,因为不能带给人们以生活资料,必然为人们所厌倦。人生苦短。在现世的人生历程中,人们宁愿平和地生活、友好地相处、安逸地分享、顺当地上进。因此,阶级斗争的至上假设,就此被显形为与社会本来需要完全不一致的政治幻想。邓小平的历史意义在这里就被置于一个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历史高位。

  治理革命的伤痛是一个从经济事务到政治改革、再到社会政策的渐进康复过程。这中间必然充满新旧秩序的矛盾和冲突。仅仅是在经济领域中开始的疗伤过程,就因为起点的公平问题、过程的公正问题、分配的不公问题,造成相当之多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来讲,东西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极大差异、贫富之间的极为悬殊,就成为后革命社会普遍认为的“先易后难”优先选中的经济疗伤,备受争议。接踵而至的政治治疗,总是寻找不到下手治理的准确病灶。这就更形强化了经济治疗的矛盾程度。当人们将治疗的新方案落到另一个较为容易的治疗点——社会政策上面的时候,也逐渐发现没有雄厚的经济积累与政治制度安排,社会政策的合理化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得到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些难以治疗的革命疾病,病根都在阶级斗争思维上面。因此,转变阶级斗争思维,建构理性平和的基本观念,就成为有效治疗革命疾病的“药方”。

  于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就具有了远远不同于人们主观上简单地作为一个政治策略来对待的大意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种对抗思维的产物。建构和谐社会,则是一种调和性思维的结果。在这种调和性思路的指引下,发展从单兵突进调整为协调发展,制度安排从阶级照顾调整为公平原则,文化观念从冲突优先调整为和谐主导,社会管理从高压一统调整为综观治理,领导方式从激言厉行调整为温良亲善。甚至就是在国家间关系上,也从反对“帝修反”调整到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和谐社会建构将革命理念修正为后革命理念。后革命将革命加以终结,将现代转变大门予以开启。


三、公共文化的兴起


  从阶级斗争为纲到和谐社会建构,中国社会从试图以革命的方式启动传统转轨为现代,转变为以非革命的改良方式逐渐推进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但是,和谐社会建构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的调和。一个现代国家究竟如何才能和谐,从而维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呢?这样一个问题,是一个足以困扰从国家领袖到贩夫走卒的现代政治难题。

  审视现代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想要以安宁和谐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满足国家所有成员对于国家的内在忠诚起码条件。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对于国家缺乏忠诚感的话,国家的内部稳定问题就无法解决。相应地,国家的外部实力也就大打折扣。而国家能够使得共同体成员具有忠诚感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家必须具有公共性保障。国家必须建构起对于所有成员都具有保障功能的公共制度,所有成员则对国家具有建立在公共性基础上的认同。这种公共文化是现代政治的本质属性。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种绝对地以阶级差异、阶级对抗、阶级存亡来判断国家大是大非问题的思路。因此,公共性问题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政治空间里。在阶级斗争思维泛滥的情况下,从政治人物到社会公众,都不可能心生一种阶级之间和平共处的理念。一切社会政治事务都必然放置到阶级斗争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反动阶级的刚性预设,是一切社会思维的硬性前提。社会政治事务的关键问题就是保证先进阶级战胜落后、反动阶级。“你死我活”的社会阶级阶层间活动结局,成为这种对峙性思维的必然结果。阶级性与公共性具有内在的冲突关系。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家试图将阶级性与公共性融入一个解释框架之中,实在是不明究理的软拿硬捏、牵强附会。

  但是,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与行为,并不等于就自然地进入了公共性引导的现代政治文化世界。这中间需要有一个软性的过渡:那就是社会的和谐前提,构成为一个国家具有公共性保障的基础。之所以说这是一个软性的条件,就是因为社会的和谐是一个思维条件,而不是实在的社会政治条件。因为社会和谐不和谐需要相应的社会政治条件才能加以保障。公共性与和谐性具有互为条件的关系性质。缺乏公共性,社会政治实体就没有和谐的基础。没有和谐的社会政治取向,公共性就没有浮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土壤。公共文化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产生、发育并壮大。这种相互性表明,社会和谐意味着人们愿意从公民个人的和谐相处的诸条件上去考虑社会政治问题。也因为人们都愿意这样去考虑社会政治问题,所以社会的和谐才具有某种可能性。

  实际的公共文化的兴起,则需要三个相关的现实条件:一是人们在明确认识到的共同体中谋求生存条件的满足,二是人们自觉意识到他们是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满足发展权益,三是他们愿意并乐于在一个共同体中处理相互的生活问题。这三个条件分别与现代市场、现代政治与现代社会的建构相对应。在现代社会的健全结构分析中,象雅诺茨基那样的理论家就认为,它应当是首先划分为两个领域,其次细分为四个领域的一个整全结构——首先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其次是私人领域之外的领域应该被区分为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领域。后三个领域并不能简单归纳为公共的领域。但是,它显然不是私人领域。它与公共领域的瓜葛更为紧要。于是,建构与解释公共文化,就必须把视野投向与这三个领域有关的问题上面。

  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关系。市场经济是公共文化兴起的直接动力。说市场经济是公共文化兴起的直接动力,就是因为经济生活方式的状态对于人们思考社会问题具有来源于柴米油盐的现实性与当下性。而且,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经济规模和结构形式的特点,人们既受制于小规模经济的状态而难以在普遍的经济交往情形中扩展视野,又受制于低效率与手工化的经营形式所注定的创新与冒险的低冲动,因此几乎无法让自己走出狭小的经济活动天地,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观察视野。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大多承诺了既有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兴起直接推动了现代政治生活方式的兴起。一方面,市场经济提供了崭新的经济活动方式,不论是生产的目的还是生产的形式,都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从生产的目的上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直接为生产者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进入市场、谋取利润而生产。市场成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天地。只要人们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与财富,他就能够获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从而占据有利的市场竞争位置。市场直接促使人们普遍交往,进而促进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国家的人们相互交流、互利互惠。加上法治与市场的互动,人们按照规则做事的习性愈来愈成为现代的象征。同时,市场经济的生产形式,也促进了人们精确定位并合理筹划行为的观念的形成。工业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生产形式。工业经济的标准化、机械化、流程化、规模化等等特质,直接塑造着现代人们的数量思维、理性思维、连贯思维和宏观思维。“理性祛除巫魅”的现代转变给予人们精神的自由、制度的合理与生活的安适。而市场经济巨大的物质产出能力,则供给人们实现现世目的的实在手段、以及发展人类其他技能的休闲基础。人们有余力关心那些关乎他们共同利益与状态的公共事务,而不是埋首于个人的低层次的求生活动之中。

  民主政治是呼应市场经济的结果。今天的人们在表达自己高尚的社会政治理念的时候,仅仅从政治层面宣泄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政治理念,焉知这些理念当初并不是占据道德高地的“先知”们头脑里自发萌生的观念。正是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需要政治制度的有效供给的现实动力,才促使政治思想家们阐述了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理念与制度结构。约翰·洛克申述的公民基本权利“生命、财产、自由”与分权制衡的原则,就是一套捍卫政治共同体成员平等地进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原则。这套安排,没有任何神秘的启示光照,也没有任何密不可传的隐微体验,它就是一套实在得不能再实在的现世政治活动要求。而亚当·斯密阐述的政府与市场分离,使得市场可以按照“看不见的手”之价格机制顺畅地运行的原则,也就是一套限制住恣意妄为的国家权力,俾使市场中活动的人们能够仅仅在遵循市场规则的前提条件下,创造财富,积累财富,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状况。到后来,人们将这些理念与制度诉求铺展为一套严密的政治制度安排,从权利与权力的关联性上,从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结构上,从权力的自我分割限制与权利对权力的限制上,从法制与法治的精心布局上,等等等等,都设计了有效运行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体系。民主政治的共同体成员在完全自由、平等、公正的基础上行使自己的权利,使得他们足以自觉认识到政治生活并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必须。因此,民主政治最好地体现了公共文化的深层精神。

  公共文化的兴起与持续发展,还依赖于与人们的生活习性相关的诸条件。现代公共文化,与现代共和制度相伴随。共和不是一种现代政治理想,而是一种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方式。只有在共和国中生活的人们意识到他是共同体的成员并积极地参与到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的时候,公共文化才有一个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土壤的生长契机。同时,也只有在共和国解决了保障其成员自由地参与到共和国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下,共和国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质,才足以显示其真正的奠立在公共基础上的“共同体”特征。这就需要从历史变迁、社会心理与心智状态几个方面来保证公共文化兴起的社会条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讲,无论一个政治共同体有没有公共传统,只要试图建立并维持共同体的历史延续性,在现代的背景条件下,就必须解决共同体的公共性问题。因此,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组织结构都必须在演进中练习并熟稔公共文化的基本原则与操作要领。从而逐渐养成按照公共的方式处理共同体事务与共同体成员关系的社会习气。同时,公共文化还仰赖共同体成员愿意相互妥协、理性协商、互利互惠的社会心理。为此,共同体成员必须在处理成员间关系、成员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间关系的具体事务的漫长而琐细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地养成以妥协代替敌对、以理性代替冲动、以互利代替自利的心理倾向。这样,平和妥协的社会心理就会促进共同体成员间对于“公共”的认知,造就一个有利于公共文化稳定地成长的社会氛围。再者,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有开创了促使共同体成员心智水平提高的社会状态的时候,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共同性才有自觉的、理性的认识,也才足以将公共问题提升到公共理性的水准。缺乏心智上自觉的认识与普遍的维护,共同体的公共性就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就十分容易被共同体成员、尤其是共同体领袖依据各种自利的理由加以摧毁。

  公共文化的兴起,仅仅从社会运行状态来看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历史过程,我们都可以从结果上看出那些具有深厚的公共文化根基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在渐进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公共文化的社会变迁。但是,离开历史,构想一个非公共的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性历史建构的话,公共问题就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解释难题。而这恰恰是一个特殊的“中国问题”。

  对于中国来讲,公共文化的兴起首先是一个社会历史变迁的问题。这里的社会历史变迁,涉及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一是千年古典历史的现代转变,一是百年革命历史的总结。前者在近代的革命洪流面前,已经变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清理问题。而后者在革命的延续中还在顽强地抵抗公共文化对阶级主张的替代。因此,只有推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才足以催生中国现代的公共文化。

  同时,公共文化的兴起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由于公共文化本质上就是公共政治文化,因此,不仅它在发育、发展过程中要受制于复杂的政治过程,而且现代处境中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诸神之争”更造成了面对政治转变的众说纷纭。现代主流的政治价值主张、基本的社会政治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秩序,不说在实践上已经纷纷扰扰,在理论上就更是缺乏认同。为此,需要人们将关注的视野聚焦到现实的而不是理想的、可行的而不是可期待的政治方案上来。于是,基于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民主等等现代主流价值与制度安排的“公共”政治文化就成为我们中国人建构现代公共文化的必然选择。


四、后革命时代我们如何面对政治生活


  在后革命时代,急风暴雨式的政治的号召力显然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甚至可以说这种政治形式已经丧失了号召力。首先是经济、其次是文化,成为了塑造时代的新生之手。社会公众对于政治的普遍厌恶情绪,已经流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人们愿意在十分务实的社会氛围中扎实地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以便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实际物化生活状态。然而,政治、以及相与随形的政治文化,就真是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是政治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对于雅典城邦政治文化一句经典的概括。不论古典政治共同体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抑或是混合的政体,在其中生活的成员都得处理相互间如何适应的政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具有绝对普遍的适应性。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讲,这一点就更毋庸质疑了。从小型简单的社会发展到大型复杂的社会,人类社会的政治特性愈来愈凸显。

  即使我们处在后革命社会中,政治还是一种规定我们人类生活的基本力量。我们总是在“政治中”生活的,我们无法逃出政治生活世界之外。因此,当革命政治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可以不过政治生活了,而是我们必须通过探索,寻求新的、代替革命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活形式。在这种新的政治生活形式正式形成之前,整个促进其形成的过程,就是后革命政治运行的过程。于是,问题就此再次突兀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后革命时代,我们如何面对政治生活?

  后革命时代,我们不得不首先面对政治生活重构的艰难时世。这种艰难,不是指革命时代面对政治生活时候的关乎生命安危、人生前途和未来命运的大是大非的抉择,也不是革命时代关乎国家存亡、人类前景与世界发展的宏大问题,当然更不是革命时代关乎阶级使命、先烈遗志和壮志豪情的承接问题,面对这样的革命政治抉择,人们的判断可以是简单而决断的。因为给出的答案太不需要人们的判断,就赤裸裸地显示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后革命时代,政治的大是大非界限模糊了、政治的判断紧张感趋于缓和、政治的当下决定常常是个人的而不是组织强加的。这样的变化,不是解除了人们进行政治判断与行为决断的压力,相反,政治判断的难度反而大大加强了。而且随着政治判断难度的加强,政治行为抉择的正当性也就相应困难起来。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决断有了逐渐加大的选择自由,但正是这种选择的自由,给我们以进退失据的感觉。我们甚至开始缅怀革命时代那种单纯的、几乎没有选择自由的政治生活形式了。我们会觉得革命年代一切政治判断与行为决断都有既定的答案,我们就是投入高昂的政治行动罢了。我们因此有方向、有目标、有把握、有引导,我们不会有任何政治迷失。后革命时代,这一切难题都逐渐交到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选择的自由缺乏正确的保障,我们犹豫了、我们徘徊了、我们迷惘了。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而且也肯定明白,政治生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基础之上了,我们得直接面对而没有退让的托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一切似乎都筹划定了的革命时代,也不可能召唤回来那些给我们万丈激情的政治颠覆性的批判感觉,更不可能重新聚集起来曾经给我们巨大心灵安慰的进入完美世界的思想资源。我们得逐渐正视后革命时代趋于理性、平和、妥协甚至暧昧的时代精神。并逐渐学会在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政治共同体组织之间、政治共同体权力结构之间的行为调适。这就是后革命时代政治生活的现实。

  为此,后革命时代,我们不得不面对两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政治生活问题:张扬后革命思绪,刻画公共政治文化。

  张扬后革命思绪,具有某种不辩自明的正当性。因为,我们的政治处境决定了一切政治思考与一切政治行为不再是“革命的”了,我们的一切思考都是在“后革命的”处境中展开的。一切政治运思、一切政治筹划、一切政治行动、一切政治过程,都难以形成革命时代那种经领袖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使人兴奋莫名的政治场面。在后革命的政治处境中,首先是我们的政治思绪,其次是政治行动,都变得来逐渐淡漠、专业而技术了。从后革命思绪看,无论你非难革命、反对革命还是赞成革命,你都被规定了是在后革命的精神氛围里思考革命。革命不是行动,而是思想,这本身就注定了革命的书斋性质。假如你在后革命的氛围里,还采取高歌革命的政治姿态,这是你的自由。但是,那仅仅是你个人赞成、歌颂革命的行动。不是也不可能演变为一场浩大的社会运动。革命就此变成了字里行间的激奋之情。假如你在后革命的情景中,采取非难革命的姿态,那也是你的权利。然而,非难革命必须拿出一套政治说法、甚至是政治做法,否则你就会受到轻忽历史的谴责。假如你采取反对革命的立场,那也是你的决断结果,人们不再会因为反革命而被送上断头台。但是,反革命不能显现为情绪的发泄,必须显示出理性的分析能力和历史剖判的工夫。无论如何,这些选择都难以引发一场革命运动了。它们大都仅仅具有政治审美的价值了,一旦类似的言说过剩了,还必然造成政治审美的疲劳感。这就是我们要对后革命进行理性描述,而不对革命进行大肆批判的理由。把后革命的时代氛围烘托出来,就为人们逐渐走上现代政治轨道提供了清理出来的思想道路与实践选择。我们因此就可以轻描淡写而不是大书特书在后革命时代一定会出现的革命思绪的抽筋式发作,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引进在革命氛围中被严厉拒斥的现代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进而也就可以不事张扬地述说后革命时代宪政法治的必然走向。后革命情绪是告别革命、迈向建设的心理堆积,后革命思绪是作别阶级斗争而建构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刻画公共政治文化,对于后革命的人们来说,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内涵。后革命不是一个清晰明白的政治图画。因此,面对后革命,我们并没有理由表现出政治慵懒的架势。我们必须有勇气、更有智慧刻画代替革命的政治画卷。这就是一个用公共政治文化逐渐取代革命政治文化的理论探索。这不是一个简单草率的思想动态的综述工夫,也不是一个拿来主义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借鉴事宜,更不是一个混合的说辞就足以完成的政治试题答卷。我们既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广泛观察能力、也要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辨识能力,更要有“未雨绸缪、成竹在胸”的建构方略。于是,因应于观察的需要,我们得对于古往今来的各种政治思想、政体设计有一个理性的清理。因应于辨识的需要,我们就得有一个以现代坐标来衡量政治论说的共识。因应于建设的要求,我们就得对于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政治现实有一个平情的判断,而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对政治期望、政治制度、政治发展、政治运行、政治远景达成“交叠共识”,并在渐进的政治进程中加快后革命政治向“现代”政治迈进的历史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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