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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回归后土生葡人的调适与族群认同

周大鸣 李居宁

【内容提要】 土生葡人是澳门一个独特的族群。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于回归后土生葡人族群内部的消极失落、积极进取以及旁观时势的三种心态进行了分析,进而描述了土生葡人在澳门的政治参与的现状,特别指出土生葡人的社团将会在今后的政治参与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澳门土生葡人回归前后的困境与调适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在文化认同倾向上迷惘与重新选择的过程。对于这种生活在两个民族夹缝之中的混血族群的文化认同,笔者认为他们的认同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而影响他们这种改变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强势和文化强势的博弈。最后,对于土生葡人今后的发展方向从族群的边界理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是珠江出口的一个小半岛,与香港、广州鼎足分立于珠江三角洲的三个顶点,同为珠江三角洲的三大港口城市。东隔伶仃洋与香港相望,距离78公里;西北距广州市152公里。澳门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路环岛三部分。据统计,1912年澳门总面积只有12.69平方公里,后来依靠填海,面积逐渐扩大,按照地图绘制暨地籍司的资料,至2003年底其总面积已达27.3平方公里。澳门是个人口密集的地区,其人口密度可谓世界之最。况且人口的分布极不平衡,95%的居民聚居在澳门半岛。澳门人口增长也很迅速。1994年仅为355693人(指常住人口,除特别注明外,本研究均指常住人口),而2003年底,澳门的总人口达44.85万,访澳游客达1188.7万人次①。

  所谓土生葡人,主要是指那些在澳门出生、具有葡萄牙人血统的葡萄牙籍居民。因为其具体构成十分复杂,因而很难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澳门回归之前,土生葡人大约有1万多人,回归后的数量大约是七八千人。其成分主要包括:澳门出生的纯葡萄牙裔居民;澳门出生的中葡通婚或葡人与其他外籍人通婚的后裔;原在澳门以外谋生,后移居澳门并接受澳门文化的葡萄牙人;出生于澳门后移居他地的葡裔。②这一特色族群与澳门的历史关系最为密切,在澳门的族群地位最为独特,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族群。③

  笔者在1995—1996年澳门回归之前曾主持“澳门的族群”项目④,对澳门的族群,也包括土生葡人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对回归前澳门的土生葡人有一定的了解。2003年笔者之一(李居宁)前往澳门做调查,对回归后土生葡人进行专题研究。本文是这几次调查的综合结果。

  土生葡人是澳门一个独特的族群。长期以来处于被统治的华人社群开始取代葡萄牙人在澳门执政。过去,由于华人和葡人处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土生葡人比较刻意地依附着统治阶级,认为自己更像葡萄牙人,而不像中国人,而且一直以来葡萄牙当局给予他们很多政治上的优待特权。1999年后,随着澳门的回归,土生葡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他们必须服从现状或重新选择一个新的居住地和社会环境。

  他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他们该何去何从?是继续留在澳门、扎根澳门,还是离开?如果离开,他们将往哪里?他们在“异国他乡”如何生活?如果留在澳门,他们又该如何应对以后的生存与发展?这些追问不仅在回归前困扰着土生葡人,就是在回归数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在他们的心头萦绕。或许有些已渐渐明晰,但对以后的发展他们仍然感到迷惘,他们依然在扎根与无根的矛盾复杂的情感里挣扎。


一、族群身份认同的微妙变化


  随着澳门的回归,一些土生葡人开始对他们的生存环境深感忧虑,对于认同为葡萄牙人或是中国人也举棋不定。作为混血的后裔,他们的身份本身是暧昧的,身份的重新认同或倾向开始在土生葡人群体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对于土生葡人在回归后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在回归前绝大部分的土生葡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先后顺序都是“澳门人——土生葡人——葡萄牙人——中国人”,回归后出现了三种情况,一种依然坚守以前的身份认同,而且对葡萄牙人这一身份的认同有所加强;而第二种虽然也是按照以前的一种身份认同排序,但对葡萄牙人这一种身份的认同已经开始模糊化了;还有一种身份的认同则变为“澳门人——土生葡人——中国人——葡萄牙人”。

  对比前后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澳门主体意识被强化。土生葡人一直以来把澳门当作自己的故乡的情结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比以前更加强烈。澳门回归后,葡萄牙政府已舍弃他们而去,而他们对中国政府始终持有某种程度上的不信任态度。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澳门的政治气候上的风吹草动,特区政府的决策随时关乎他们的利益。在他们看来,他们世代都生长在澳门,他们的群体弱小,他们的声音一旦放到整个中国这个大背景中,就显得非常的微弱。但在澳门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与行动还是可以对特区政府有所影响,以此捍卫他们的利益。因此,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族群利益上,澳门人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土生葡人的身份只有在被调查问及或者需要与澳门的华人和其他族群作区别时才会被有意识地强调。当他们在澳门之外时他们一般都是以澳门人自居。这一点在回归后也依然保持不变。

  第二,对葡萄牙认同的两极化——加强或者失落。若说回归后土生葡人在身份认同发生变化,这主要是在对“葡萄牙人”这一亚族群身份的认同上。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土生群体中一部分人对葡萄牙的情结得到了加强,而另一部分人对葡萄牙的情结却正在逐渐减弱。前者主要是原来在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门政府里担任高级职位的公务员。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后,他们就回到葡萄牙或者移民到欧洲其他国家,或者回归后申请提前退休了。这一部分人以前的生活圈子主要是在讲葡语为主的群体里,中文水平十分有限。而后者有一些是现在在特区政府中担任较高职务的土生葡人,他们一般有较好的中文水平,而且都会普通话,和内地的交流较多。对中国内地的现状都有较多的了解,在澳门和国内外的交流中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他们在回归后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社会的转变,事业处于上升之势。笔者采访了一男一女两个可以代表后者的土生葡人,他们两个相似的地方是,小时候的家庭都是处于土生葡人群体中地位最低下的,没有社会背景,他们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达到今天的位置,他们的教育水平都较一般的土生葡人要高,而且中文和葡文都很好。笔者认为这一类的土生葡人身份认同的转变不排除带有正如场景论所说的出于对自身政治生涯考虑的因素,但同时笔者也认为与其出生的家庭背景有一定关系。

  还有一部分对葡萄牙人这一亚族群身份的认同模糊化的,便是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懂事阶段正起处于回归的过渡期,对以往的葡萄牙管治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比较少,而且回归的不可改变性让很多土生家庭改变了教育策略。父母从小就把他们送到中英文学校去读书,他们的葡文水平非常有限,甚至在很多土生葡人家庭里都不讲葡语,而是讲粤语。他们对葡萄牙历史记忆的淡漠以及现代生活内容的多元化进一步模糊了其族群身份认同。他们更多是从血缘上去认定他们是土生葡人这一身份,如果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他们只说自己是澳门人,既非葡萄牙亦非中国,既有葡萄牙也有中国。

  至于最后一种,身份认同转变为“澳门人——土生葡人——中国人——葡萄牙人”的,在调查中这样的个案比较少。有学者认为,“随着‘九九’的来临,土生葡人已经把澳门和中国作为主要的认同”⑤,笔者认为下这一结论虽然为时尚早,但却是可以预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后澳门稳定发展,中文进一步在土生葡人中普及,与华人通婚的现象更加普遍,新生代土生葡人的认同将会逐渐发生这种转变。正如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土生葡人在被问及对于身份认同的问题平静地告诉笔者: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认同葡国的。因为我从小受的是葡语教育,掌握的是葡国的历史。我对中国的认识是模糊的。而且我不喜欢共产党。但我的儿子可能又不一样。他对葡国的历史文化认识是很肤浅的,对葡国也没什么感情。比如前段时间的欧洲杯赛,第一场球葡萄牙输了的时候我自己有点心痛,但我儿子好像没什么所谓,他还专门从英国打电话回来安慰我说要注意自己的血压,不要太激动。所以我觉得个人的身份认同与他受的历史文化教育有关,我儿子或者以后我的孙子假如他以后是受中国的教育,认同中国的文化,那么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是正常的事情了。

  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影响着他们的身份认同,“跨越不同的世代,不同系列的记忆经常以暗示性背景叙述的形式相互遭遇。这样一来,不同辈分的人虽然共处于某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可以说,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挽回地闭锁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⑥当这种历史记忆的传承被阻隔或淡漠,甚至被人为地以其他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所取代,那么新一代成员的身份认同也就自然地发生了改变。


二、回归后土生族群内部的三种心态

  

  澳门回归后,葡萄牙当局的离开多多少少让土生葡人群体有一种失落感,对于中国政府针对土生葡人的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虽然说从法律上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但他们还是心存忧虑。特别是官方语言由原来的葡文改为中葡双语,虽然从书面上看是不应存在顾虑的,但实际上回归后政府大多数公务员包括高层官员都是华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懂得中文和英文而不懂得葡文,因此,葡文在实际工作中很少用到。政府出于效率等原因的考虑,法律上所述的中葡双语为官方语言,在实际的操作中变成了中英双语,有的土生葡人就说现在政府有很多正式文件都是以中英两种语言颁布,而唯独没有葡文。因此,对于那些文化水平较低,又不会读写中文的土生葡人来说,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澳门的土生葡人有95%都是在政府做公务员,由于种种担忧,回归后有一部分土生葡人离开澳门或者提前退休了,留在澳门的土生葡人族群内部有三种心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消极失落的,二是积极进取的,三是旁观时势的。以下将进一步对这三方面展开论述。

  以前葡萄牙管治时期只要求政府公务人员懂得葡语(不是很精通也没所谓),有个葡文名字就可以了,土生葡人完成学业(一般是读完高中)后进政府做公务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需要考试。因此,以前很多公务员的学历都是高中以下。回归后,这种特权消失了,他们需要和华人一起考试竞争,但他们既不懂中文,文化程度又低,葡文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于是在竞争中便不堪一击了。对于那些原来一直在政府里面工作的,由于回归前政府立法规定,原有的政府公务员在回归后可以继续留任,这似乎给了他们一种保证。但由于回归后政府很多文件都是以中文形式出现,他们不会中文,于是这部分土生葡人就觉得在部门里有点无所事事,觉得在里面呆下去没意思,再加上政府有规定,有25年工龄的公务员可以退休,而且退休后钱一分不少可以照拿。于是他们觉得与其在里面占着位置又干不了什么事情,不如退休落个清闲,但他们纯属无可奈何。而那些还不到退休年龄留在政府里面继续干的就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一位仍在政府工作的女土生葡人的话基本道出了这一类人的心态与顾虑:

  澳门回归后,我的很多不会中文的土生朋友都回去葡国了,像我这种中文水平比较好的继续留在澳门当公务员的土生比较少了,即使留在政府当公务员,我们很多人也干得不是很开心。现在很多文件都是以中文形式发布的,我们中文没有华人好,有的甚至一点中文都不会的,就常常会被安排去干一些低等的杂活,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小了。而且,在单位的小团体里,我们有种被排挤的感觉。有些本地澳门人会对我们有偏见,好像在说:“现在澳门回归了,再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土生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了。”虽然整个澳门社会不会表现出歧视土生的状况,但在一些小团体里,我们土生还是常常感到这种压力。我现在虽然是一个部门的科长,下面也管着十几个人,但还是有一种自卑的心理,有些下属并不怎么听我的。这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女孩子是土生葡人,但她只会葡文,不会中文,她常常跟我说她干得很不开心。其实这样的例子很普遍。现在很多四十岁左右的土生公务员都希望早点提前退休,但政府规定要工作三十年以上才可以,因此很多土生公务员其实都是在捱日子,得过且过。而那些回归前选择回去葡国当公务员的土生日子也不是很好过,他们在那边也受到葡国人的排挤,说抢他们的饭碗,因为土生比那些纯种的葡国人聪明。我们都觉得我们是被葡国遗弃的一代。

  与此相反的是,一部分土生葡人在经历短暂的迷惘后,迅速调整心态,适应社会变迁,开始重新学习,包括进修中文以及其他课程,实现自我增值。在回归前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很多:

  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今年42岁的罗立文用普通话告诉记者,他1995年开始到北京学中文,当时一个汉字也不认识。但经过几年在北京和澳门理工学院普通话班的学习,他现在已基本可以用普通话对话,去北京开筹委会会议时也可以看一半多的中文文件了。他自称“中文水平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目前,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周抽出4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澳门理工学院普通话班第四级的课程,今年暑期他将继续自费到北京学习。

  事实上,随着公务员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的逐步落实,澳门政府的许多部门正越来越多地使用中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土生葡人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大多努力学习中文,不少人加入澳门理工学院专为土生葡人开设的普通话班学习。

  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国外读完书回来的年轻土生葡人,他们既然没有享受到在回归前葡萄牙当局对待土生葡人工作赋予的特权,也自然不会有特权撤销后的失落。他们把自己视为所有澳门人的其中一分子,已经做好了公平竞争的准备。

  如一位在一家负责东亚运动会事务的机构工作的约30岁的女土生葡人说:

  回归后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失落感,如果许多土生感到失落的话,那是他们自找的。因为回归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并非是突然的事件。如果这些土生可以利用那段过渡时期的时间去学习中文,完全是可以学好并适应回归后这种状况的,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学,所以只能怪他们自己。我认为个人要主动去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让社会来适应个人。

  对于这一部分的土生葡人,他们并不像第一种心态的那样认为回归后会受到歧视,相反,他们认为土生葡人和华人一直以来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有别于和那些纯种的葡萄牙人。一位40多岁的土生葡人邓先生说:

  

  回归后有的土生感到华人族群会看不起我们土生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当然我不否认有少数得势的华人歧视或者压制某些土生仔,但这只是个别。即使在回归前葡人统治时期,我们土生仔也同样受到葡人的压制,同样,那时土生仔也会有的看不起华人的,这道理是一样的。但我认为大部分的华人对土生还是很友好的,因为我们以前是跟华人接触一起玩大的,大家关系都比较好。我们不能以个别来代替整体一概而论。说实在的,我并不希望政府对土生有什么优惠政策,因为大家都是澳门人,都出生在澳门,凭什么土生就有优惠呢,大家都是公平竞争这是最好的。当然我们不排除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录用自己人,这点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土生仔比别人优秀,政府同样会重用你。

  

  另一位经商的土生葡人开玩笑地告诉笔者:

  

  我觉得土生以前该享受的都已经享受了,而且回归后澳门社会一如既往,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可能感到不方便的是现在到政府办事要排队了,不像以前打个电话过去可以开个后门(他说完便笑了)。至于他们的子女就要靠他们的努力了。

  

  抱有积极心态的这部分土生葡人多为中青年,相对来说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大部分读过大学,许多还出国留过学,他们认为,回归后只是减少了原来土生葡人的优惠而已,土生葡人和华人在回归后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能者上弱者下。因此没理由抱怨政府或者华人,而只能从自身去找原因。至于利益之争,是一个正常现象,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夺,不管是什么人,而不是单单针对土生葡人的。

  至于第三种旁观心态的,有一部分是已经退休了的,他们觉得澳门是颐养天年的一个好地方,而且他们对这里充满了感情,一些利益之争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如果中国政府对他们有不利的政策,他们就会离开。一位60多岁的土生葡人说他在澳门回归前曾回过葡萄牙,但发现那边的生活环境并不理想,所以退休后他还是选择留在了澳门。回归对他影响不是很大,可能是因为他退休了,因此没有失落感。笔者还采访过另一类的土生葡人,他们是冷静的观察者,他们既不同于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回归并在政府里发挥他们特殊身份所起作用的土生葡人,又不像那些回归后自怨自艾、沉浸在昔日的景况里不能自拔、以消极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环境和变化的土生葡人。他们是一种洞察现实但又游离于现实的土生葡人,他们清醒地知道葡萄牙管治的时代已经远去,以前所享有的那些优越感也荡然无存,但他们热爱澳门,关心澳门的发展,他们会做好自己工作的本份,然后就是如一个看客般冷静地观察周围政治世界的风云变幻。在中国与葡萄牙之间,他们偏向葡萄牙,但他们更关心澳门。

  对于这三种心态,我们在其中的一个问题上也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回归后有人提议把土生葡人作为中国第57个民族写入法律,这个提案在土生葡人群体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反响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十分支持,一是无所谓,还有一种是强烈反对。

  一个支持者这样认为:

  这是土生族群自身对中央政府的诉求,把土生列为第57个民族,也就是第56个少数民族,有利于土生作为一个族群生存下去。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有优惠政策,如果把土生列为一个少数民族,土生族群就可以享受到这种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优惠,土生的境况亦可能因此而得到改善。土生的独特的文化也会因此得到保护。

  而那些无所谓的人认为这是政治上的决策,他们无法干预,如果真要这样他们也接受,反正对他们自己影响不大。但却有部分土生葡人却非常反感这个提案,笔者采访一个土生葡人公务员时,他说提出或支持这种说法的土生葡人虽然不能用“千古罪人”来形容,不过也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强权的侵略,因为他是葡萄牙人,不是中国人,虽然他认为他的根在澳门,虽然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加好,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愿意成为中国的一份子。他叫我记住一句话:“土生葡人是中国的第一道外交防线”。他并没有直接解释这句话的涵义,但意思是说土生葡人生活在中国的澳门,他们一直致力于为澳门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持旁观姿态。他认为土生葡人是一群在中国只会去建设而不会去破坏的人群,他们希望安分守己,是中国的朋友。朋友是第一道防线,然后才到对手或敌人。对于那些积极响应这种说法的土生葡人,他说他们是“墙头草”,风吹哪边便往哪边倒。


三、回归后土生葡人的政治参与

  

  土生葡人族群的利益与澳门特区政府的政策施政密切相关。在对待土生葡人的问题上,土生葡人自己又如何看待特区政府和特首呢?

  在笔者的采访中,大部分土生葡人对现在的行政长官何厚铧和特区政府在对待土生葡人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满意的。他们很多人认为,这或多或少是因为何厚铧的父亲何贤的缘故。一些被访者谈起当年作为澳门华人代表的何贤的人格魅力仍十分敬佩。笔者一次在沙利文餐厅采访一位近40岁的在法院工作的土生葡人时,他回忆起很小的时候父亲带他到这里就餐时的情况。沙利文餐厅一直是地位较高的土生葡人阶层聚集的地方,何贤也喜欢到这里吃饭,而且常常慷慨地把当时在餐厅吃饭的顾客的帐都算到他的帐下。他回忆说何贤与土生葡人的关系很好,何厚铧也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因此在很多方面都照顾到土生葡人的利益。

  何厚铧领导的特区政府得到了大部分土生葡人的认同。葡文《澳门论坛日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两周年期间,曾访问了多位代表不同界别的土生葡人及外籍人士,了解他们对澳门现状的看法,结果他们均对特区政府给予高度评价。澳门仁慈堂理事会主席飞安达认为,澳门一如既往继续享有高度的自主,社会上各社群亦继续在和谐的气氛下共同生活。澳门公职人员协会理事会主席高天赐表示,公务员在过去两年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已有明显改进,这点证明他们有决心尽力为居民做到最好。他指出,澳门目前正处于经济困境,公务员需要加倍努力,为简化行政手续作出贡献,以便日后能吸引更多投资者来澳。澳门知名律师飞文基表示,特区政府所做的工作一向都很平和、干练及务实。何厚铧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认真、肯面对问题,且能与人沟通寻求共识的人。他也指出,特区政府留给人们的一个讯息是:澳门所有的葡人都是本地区一分子。记者夏本能认为,行政长官何厚铧以事实证明是一位干练且友善的政治家,有能力领导澳门。澳门回归两年后,从政治方面看,大部分居民似乎都对澳门的现状满意;亦有很多居民对本地区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感到自豪。⑧

  我调查了一个在法院工作的近40岁的土生葡人包先生,他坚持说他是一个热爱着中国、深爱着澳门的葡萄牙人。他拥有葡萄牙国籍,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葡萄牙人,但他对葡萄牙没有什么感情。我问他想过离开澳门吗?他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那时的澳门应该已经不再存在了。无论是去到欧洲还是回葡萄牙,土生葡人都是像难民一样,他觉得只有澳门才是他们的家。他对澳门的现状比较满意,希望能继续保持这种状况,同时也希望政府对澳门能实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包先生的观点很能代表他这一年龄阶层的土生的观点。

  回归后,面对这种很多土生葡人移民,四处离散的状况,一些土生葡人的核心人物开始考虑如何重新加强土生葡人群体的凝聚力。2001年,世界各地的几十位“澳门之家”的代表经过商定,决定每年11月28号左右在澳门召开 “澳门土生葡人社群聚会”。届时数千土生葡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进行空前规模的交流,至今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四届。土生葡人社群聚会虽然只限于一些上层代表,并不能普及到土生葡人中的中下层,但对凝聚世界各地的土生葡人还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第一届聚会上,土生葡人大律师戴明扬向从世界各地回来参加“土生葡人社群聚会”的来宾表露:⑨

  

  在此,我请你们传达一个信息给未出席这次聚会的人士,就是土生葡人社群在澳门仍旧同舟共济、和谐地生活着,在澳门的政治、社会、商业上仍受到高度重视。

  澳门特区政府对土生葡人社群的聚会也非常支持,何厚铧特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土生葡人继续以澳门为根,安居乐业、服务社会,更积极地参与特区的社会公共事务。土生葡人社群及其丰富的文化,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澳门的发展都具有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土生葡人在这里不是作客,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这里有他们熟悉的语言、亲切的风物、浓厚的人情,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情感。

  澳门回归后,很多社群领袖提醒土生葡人不要自我封闭,需要积极地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生活。几年来,土生葡人对其融入澳门特别行政区生活的努力作出的评估是正反参半。

  土生葡人融入本地社会有其积极的一面。例如,土生葡人积极参加了2001年澳门特别行政区首次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以3组独立的名单在直选中角逐,一名社群成员方永强被直接选入立法机构,这是自1992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在这次选举中,社群的著名领袖之一欧安利律师(此前曾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和特区筹委会成员)参选连任为间选议员,戴明扬和许辉年则被行政长官任命为委任议员。

  但是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不少澳门人认为,澳门的葡萄牙人社群尚未完全回应积极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生活的呼吁。有的“生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过于沉默”。加入华人竞选名单当选为立法会议员的方永强表示,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事实。他认为:“土生葡人社群对在澳门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较少人会阅读葡文刊物,绝大多数继续不看中文报纸,由此,对另一社群发生的事情不太清楚”。关于“侨居国外”的葡萄牙人,同样有类似的问题,“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不懂中文”。方永强认为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需要若干年才可能有变化。⑩

  土生葡人长久以来能在澳门的公共行政机关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葡萄牙的特质,即具有葡萄牙的血统和葡萄牙语的能力。他们的深层文化是葡萄牙文化。然后在澳门这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里吸收了中国的某些文化特质,如能操流利的粤语,深谙中国人许多为人处世的文化规则,比起纯正的葡萄牙人,他们能较为和睦地与华人相处。因此在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当中起到桥梁的中介作用。在葡萄牙管治澳门时期,当局通过土生葡人去有效地统治大多数的华人阶级,并利用土生葡人作为葡萄牙统治阶层与被统治华人之间一个缓冲阶层。在土生葡人方面,由于其葡萄牙的特质保证了他们一般能在政府公共机关中谋得一份比葡萄牙人低而比中国人高的职位,他们也甘心被利用并乐意地去谋取他们的最大利益。但他们一般只能担任中下层的工作,而高层全部由葡萄牙来的葡萄牙人担当,即使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能力的土生葡人也难以进入高层的管理阶级,直到近十多年来这一局面才开始有所转变。

  如果说回归前澳门土生葡人能在政府担任公职这一的政治权利得到广泛实现是因为葡萄牙的保护主义,那么回归之后这种保护主义便被彻底打破了。特区政府虽然公开宣称公务员的任用制度是公平、公开、公正的,但由于公务员的测试制度是以中文和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他们大部分都无法和华人竞争。很显然,年轻一代的土生葡人要想像他们父辈那样轻易进入政府部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即使与华人公开竞争优势也不在他们这一边,土生葡人的政治参与不再像回归前那样一种普及性,而是开始进入“精英时代”。一个土生葡人要想在政府谋得一个职位,他的各方面的水平必须是出类拔萃,而由于他原有的葡文基础,他们在政府中发挥的沟通作用就更显得更加重要。

  在政府公职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土生葡人在今后如何反映他们的声音,争取他们的群体利益呢?笔者认为土生葡人的社团将会在今后的政治参与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澳门是一个无党派的政治参与,实行的是一种“政府 + 社团”政治体制模式。澳门大大小小的注册社团有1500多个,土生葡人的社团虽然显得单薄,但因为其性质特殊,政府不得不重视它。因此,未来反映土生葡人的声音和利益的更多是以社团的名义进行政治参与。据笔者了解,由土生葡人珊桃丝和高天赐领导的“澳门公职人员协会”就是其中一个以土生葡人为主的社团,他们在回归后与澳门特区政府和葡萄牙政府进行不断的协商,为土生葡人争取了很多利益,该协会在土生葡人里面颇受称道。       

  此外,还有“澳门土生葡人协会”、“根在澳门”、“澳门自由协会”、“澳门民主协会”等这些土生葡人的协会,它们在回归后尚需进一步整合土生葡人族群资源,团结土生葡人社群,加强土生葡人的凝聚力,扩大土生葡人的政治参与,争取土生葡人社群更多的利益。


四、影响族群身份认同的因素:政治强势与文化强势的博弈

   

  澳门土生葡人在回归前后的困境与调适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在文化认同倾向上迷惘与重新选择的过程。对于这种生活在两个民族夹缝之中的混血族群的文化认同,笔者认为他们的认同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根据对澳门土生葡人的研究,笔者认为影响他们这种改变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强势,一是文化强势。而其中政治强势又在二者之间处于主导地位。政治强势与文化强势就像同一原点的两个力的矢量不断地进行推拉博弈,当政治强势与文化强势属于同一个民族时,文化强势与政治强势处于同一方向,文化强势会变成一种同方向的推力,进一步加强政治强势,加快加深混血族群对政治强势民族的族群认同;当政治强势与文化强势属于不同的两个民族时,文化强势就变成了一个反方向的拉力,与政治强势背道而驰,削弱政治强势。但依据趋利避害的原则,混血族群依然会倾向政治强势的一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总是弱势的一方,他们必须依靠其中一方来保护自身的生存与延续,只有政治强势才可以使得他们的这些权利得到保障。其中婚姻的选择是这种依附的主要也是最紧密的方式,政治强势的一方往往成为他们首先考虑的对象。

  两个不同的民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处于一种对立的局面,比如回归前澳门的华人阶层和葡萄牙人就是如此。但对于两者共同繁衍出来的混血族群来说,他们的处境就非常尴尬。混血族群处于二者夹缝中,依赖政治强势但又不能摆脱强势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而且他们有时还必须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他们与文化强势的一方也有着血缘关系,因为他们担心在政治强势与文化强势在不断的博弈中,文化强势的一方会有一天取得政治强势,这样他们可以为以后的认同的改变留有更大的余地。

  澳门回归以前,葡萄牙人在政治上属于强势,然而在文化上属于弱势,中国文化将他们紧紧包围。葡萄牙人在面对这种华人的强势文化时,他们可以不作任何的妥协,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总会有一天会回到葡萄牙的。他们可以继续在上层统治阶级的小圈子里保持他们的葡萄牙的生活方式。但土生葡人不同,对他们来说,澳门就是他们的家,而且他们的地位属于中层阶级,他们和华人接触的机会更多,文化的涵化也就更有了更大可能。

  自从确定了澳门回归的日程后,在这段过渡期中的土生葡人就更加迷惘了,因为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由葡萄牙人管治,但政治强势重新回到华人手上已经成为定局,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未来对他们是个未知数。于是,移民潮出现了,而那些留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开始了他们漫长的转变之路,其中最明显的是婚姻的选择。选择一个在澳门的华人世家作为他们联姻对象逐渐兴起,而选择与葡萄牙人结合的则逐渐减少。随之教育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要他们的子女学习中文,学说普通话,但葡萄牙语依然不能荒废,因为葡萄牙依然管治澳门,葡文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澳门回归后,这种转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回归后,在澳门的大部分葡萄牙人都回到了葡萄牙,即使留下来的也只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在澳门颐养天年而已。如果说回归前澳门存在着葡萄牙人与华人的族群对峙的话,那么,回归后澳门的族群对峙因为葡萄牙人的离开一下子就消失了,现在的澳门,文化强势与政治强势这两股力量都处于同一方向,都属于华人社会,这种强大的牵引力让土生葡人没有了以前那种依附一方却又担心另一方的顾虑,他们要在这个华人社会里很好地融洽地生活下去,就只需调适好他们的心态,融入到这个华人社会去。这样,他们的族群认同倾向也会发生转变,因为他们体内同样有着华人的血统。随着他们与华人通婚的普及和深入,他们后代体内葡萄牙的血统就会越来越少,他们后代的样子也越来越和华人没有什么两样,再加上他们为了生存就业而所受到的完全的中国文化的教育,于是,在若干代以后,随着葡萄牙的历史记忆越来越少,而现代的有关中国和澳门的集体记忆不断增强,土生葡人终将会融合成为华人中的一员。

五、一种预测:回归后土生葡人族群发展趋势的三个阶段

  

  回归前后土生葡人对他们遭遇的困境所进行的调适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可以在澳门继续较好地生存发展下去。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他们为调适而付出的代价感到了忧虑。有的土生葡人认为随着土生葡人内部各方面趋中国化的加剧,土生葡人族群的文化将面临消亡的危险;也有的土生葡人乐观地认为土生葡人文化不会消失,因为土生葡人文化是澳门这座城市的特色所在,是区别于中国千千万万个城市的特色所在,他们相信特区政府会实施相应的政策来保存他们的文化。

  土生葡人社会到底会何去何从呢?似乎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因为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任何一种武断得出的结论都会显得轻率。我们能预测的只是在外部条件尤其是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在没有太大的变动之下,土生葡人族群内部的一种发展趋势。

  在族群关系的理论中,同化理论是重要的理论之一。罗伯特·帕克将同化视为“群体和个人相互渗透熔合的过程,即个人与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逐渐汇成共同的文化生活。”{11}帕克把同化分为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同族群接触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接触是竞争性的,族群之间为资源、就业、居住空间、政治代理等竞争;第二阶段是不稳定合作时期,移民被迫改变和适应新的环境。这时期,移民之间以及移民与主体社会已经有了某些程度的稳定关系,即使这种合作是移民被迫进入低下阶层。然而一旦族群分层存在,即使低下阶层、从属族群团体也可能被同化,但同化的速度就急剧地降低了。最后一个阶段,按照帕克的理论是移民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同化。{12}

  同化理论从族群关系看开始可能是痛苦的、残酷的,但是指出一条族群通往主体文化的不同方面的道路。这包括文化的、结构的、通婚的、认同的、态度的、信仰的、行为的和政治的同化。按照帕克和戈登的同化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澳门回归以后,由于土生葡人群体居住的离散,就业的多元化,政治地位的弱势,语言和教育为适应就业的趋中国化,以及与华人通婚的普及等等,这一系列调适的结果是使土生葡人趋同于华人文化,模糊与华人族群的边界。澳门大部分人口都是华人,华人现在是而且以后可能一直都是澳门的强势群体。土生葡人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进行这样的调适。因为他们的家在澳门,澳门是他们唯一的故乡。而且,他们的体内也同样流淌着华人的血液。尽管这种转变对许多土生葡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总的来说,年纪越小,他们脑海里有关土生葡人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也越少,他们所感受到的这种痛苦也就越小。

  笔者认为,澳门回归以后,土生葡人的发展趋势将会分为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论只是笔者在立足于前面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种预测,这种预测甚至显得有些大胆和轻率,笔者希望能得到后来研究者的批评或回应。

  第一阶段是凝聚力与族群认同感短暂得到增强。回归后刚开始一段时期,由于他们处于忧虑状态,对前方的道路模糊不清,不知道华人执政后他们将会如何,所以他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随时为争取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

  第二阶段是土生葡人族群的凝聚力开始下降,族群认同开始减弱。当他们发现回归后澳门社会并不存在他们原来担忧的歧视,社会比以前更加安定繁荣,特区政府对他们也很好的时候,他们对于扎根澳门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正如前面“文化涵化”一节所分析的,随着文化涵化的加速,澳门文化上的融合与族群的融合也必将加速,澳门将会出现一个产生于不同族群基础之上的新的族群——“澳门族群”。澳门族群将是以汉民族为主体,融合了澳门其他族群的“多元一体”结构。{13}而土生葡人族群将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土生葡人族群正处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按照目前土生葡人族群在澳门的生存状况继续发展下去,笔者认为澳门的土生葡人最终会走向第三个阶段: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人数将越来越少,这种族群的认同边界也将逐渐模糊,族群的凝聚力越来越弱,“土生葡人”这个作为一个族群的名称的名词出于政治或者学术研究等的需要可能会更长时间地存在下去,但将是名存实亡。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族群的成员,他们内心的认同的改变并不会那么轻松和容易,{14}这一阶段会持续较长的时间,而且要经过好几代的更替。当他们与华人通婚的进一步发展,华人的血液与文化不断地注入他们后代身上,不断地稀释冲淡他们后代体内的葡萄牙血液时,当中文作为一种口语和书写语言一起逐步占领他们后代的思维,葡萄牙的历史和记忆逐步被中国的历史和记忆取代时,“土生葡人”这一称呼将会被遗忘或被历史尘封,或许只有当他们的身份被刻意去追溯和抽离时才可能会唤起一种遥远而依稀的记忆。


【注释】

①吴志良(主编):《澳门百科全书》,澳门基金会2005年5月版。 ②孙九霞:“澳门的族群与族群文化”,《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第76页。 ③安娜·玛里亚·阿马罗:《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金国平译,澳门文化司署1993年版,第105页;贾渊、陆凌梭:《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澳门文化司署1995年版,第15页;周大鸣:“澳门人的来源和文化认同”,《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④由澳门文化司署1995年奖助。 ⑤周大鸣:“澳门人的来源和文化认同”。 ⑥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⑦参见“澳门土生葡人积极学习中文”,人民网(http://web.peopledaily.com.cn/huanan/9806/16/newfiles/b1020.html)。 ⑧参见“澳门各届土生葡人外籍人士高度评价特区政府”,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2001-12-25/26/149492.html)。 ⑨参见曾坤:“解读澳门活历史:土生葡人的故事”,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7104/7108/20011229/637988.html) ⑩关于方永强的采访,详见何远达:“寻找变迁后的定位——澳门的葡萄牙人社群”,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10034/920213.html)。 {11}Park Robert, Emest Burgessand Roderick Mckenlie,1967,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Park Robert,Rale and culture,Giencon,Ⅱ:The Free Pree Press,1950. {13}周大鸣:“澳门的族群”,《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4}孙九霞:“澳门‘土生葡人’的认同解释”,《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