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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文化障碍:经常被夸大,通常是短暂的*

Timur Kuran

【内容提要】 某一文化特性的可预见的后果,可能会因抑制诚实言论的政治言辞和社会压力而变得暗淡。那些文化激进人士的活动很可能代表了社会精英阶层,因而很可能扭曲了公众的意愿。现实要比本文中的案例复杂得多,在由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和对地方文化的保护之间存在着二分法。首先,当今的全球化浪潮肯定会促进物质进步;其次,尽管文化激进人士抗议不止,但对地方文化的破坏不一定是坏事。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同化的抗拒也可能是保守的或不合乎人意的。

一、经济发展及其文化上的不如意

  

  在关于经济发展的方兴未艾的争论中,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议是关于文化特殊性的调和问题。虽然论点五花八门,但它们可大致分为两大类: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文化多元论者一般认为,全球化破坏了地方文化,对受影响的社区甚至整个人类都造成了损害,因而,他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培育文化差异性,来抵制现代文化的同化影响。就全球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文明的进展是不可阻挡的。他们主张,文化变革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生活事实,而且在经济转型期,变革难免还要加速。此外,文化成就属于每一个人,为保护传统价值和习俗而阻挡文化扩散是有害无益的。

  如果不按国际标准的话,起码按自己社区的标准,争论双方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且生活优裕。充斥人们眼帘的文章、讲演和人物形象都来自上层人士,如新闻工作者、小说家、广播员、电影摄制人员、教育学家和政界人士。在公共传播中,我们很少看到表达巴基斯坦银行职员意见的专栏文章,或展示墨西哥劳工意愿的记录片,或关于塞内加尔小店主的著作。因此,对于这一持续的“文化战争”中的主要观点,人们有理由持怀疑态度:它们并没有反映出人们能天天感受到的那些情感。主张全球化具有经济价值的观点,像烟幕一样,掩盖了西方跨国公司获得过多的利益这一事实。同样,赞同保护传统文化的观点,只是代表了文化多元论者代言人的利益,而不是他们所自称的受压迫者的利益。

  本文正是通过关注代表文化多元论者的那些夸大其辞的言论,来探讨这些可能性。它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可以解决虚假偏好问题——在可感受的社会压力下的愿望扭曲。在存在虚假偏好的情况下,对文化多元论者的公共支持可能不同于私人支持。特别是,文化多元问题的普遍化程度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其应有的真实程度。我的分析框架还能够解决私人文化偏好的流动性问题。它还容许私人和公共文化需求之间的张力是可变的。在私人偏好是可变的范围内,起初被视为损失的一种文化变革,可能被看作收益。虽然愿望(wants)的调整可能是逆适应性的,但它们通常会减轻而不是强化真实愿望和实际可能性之间的张力。

  定义一种文化的各种特征可以满足美学、心理和社会的需要。它们还能够影响到经济绩效。有时这些不同的效应还存在着利害权衡,因为标志着民族特性的一些习惯可能有害于生产力。但人们所讨论的经济结果很少是不证自明的,而且它们还受到蓄意的谎言的影响。强势集团可能会夸大经济成本或美学价值上的利益。同理,媒体可能会忽略一些对穷人关系重大的结果。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文化特征的作用应该通过如下方法来确定:应鼓励人们为自己说话,而不是通过自我标榜的文化代言人来调解。此外,在文化变革的福利效应上的所有证据,都应该作为相关决策的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针对某社区的独特文化偏好的一项公正的调查表明,在经济绩效和文化乐趣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正当的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偏好优先。我认为大家应该切记,个人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人们的偏好是可变的,那些在短期内能够减损文化乐趣、但与经济增长相容的政策,虽然会一时损害社会福利,但可能对社区的长期利益有好处。文化乐趣的损失是暂时的;当信念和偏好通过调整从而适应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新环境后,这些损失就会逐渐消失。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文化禁闭”是持续落后的原因之一。根据上述逻辑,在克服阻碍经济发展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障碍方面,人们不能无所作为。由此而来的文化变革所产生的负担即使确实存在,也完全是过渡性的。我们有确凿的理由来否定现有的文化,对文化不加区别地保护往往要假借文化多元化的旗号。如果一些政策是为了抑制那些恼人的文化要素,那么即使这些政策有害于那些真正和广泛需要的文化特征,也是情有可原的。

  文化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含义不可胜数。①根据这里的需要,一个社区的文化包括信念、偏好及其成员的行为,还有使这些表征相互连接的机制。这些表征赋予了某个社区独特的个性,以区别于其他社区。这些表征也会变化,因为文化是一个活的肌体。通过彼此互动以及对外界影响的反应,社区成员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并最终改变根本信念和偏好。根据这里所采用的定义,这种变化等同于文化变化。

  与其他的定义不同,这一定义允许在某一特定文化社区内存在着差异。个人的认识和愿望不一定是同一的,他们的选择也会变化。这里的表征也不会仅仅限于那认为是恰当、正确和公正的表征。在任何特定的文化社区内,都会有一些信念、偏好和行为令人称道,而另有一些则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这种异质性会产生一些亚文化,而其中一些亚文化会比另一些得到更多的尊敬。现在的文化概念还允许在社区的不同个人之间存在着张力。某人坚定的信念、感情和行动可能会包含着矛盾。例如,某人为了获得社会接受,可能会遵从一个他所鄙视的习俗。反之,他也可能对他认为有用的习惯大加嘲讽。允许一个人的行为与其个人信念和偏好相冲突,无异于承认每一种文化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连贯的”和“受压抑的”。

  这里无意否认在某一文化社区内存在着共同要素。在实践中,受同一文化约束的人会有共同的信念、在一定范围内有相似的偏好以及每个人——包括内部人和外部人——都认为相似的行为方式。即使在那些具有相同行为的社区,也有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与社区格格不入。也有一些人在内心深处意图叛离现有的社会规范。就事论事地讲,对某一特定习惯的广泛遵守,并不意味着有一个维护这一习惯的完全的共识。要确认一个共同文化特性的实际普遍程度,还需要一些额外的资料,特别是决定个人选择的因素方面的信息,包括社会压力。

  正如某些文化进化的正式模型所强调的(参见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 1981;Boyd and Richerson, 1985),信念和偏好(当不加区别地加以应用时,这些术语是指个人变异体,而不是指公共变异体,这些变异体因考虑个人声誉而受到影响)是通过学习和个性的塑造过程而形成的,这个塑造过程被总称为社会化。通过以往成就的记录和现行的人际关系,社会化传递着美好而体面的生活模式。但谁也无法保证由此而来的信念和偏好是“经济实用”的,即能够诱发有利于创造财富的行为。与许多文化人类学文献所暗含的假设相反,包含于社会遗产中的规范模式,比如现有的政治领袖所推崇的那些模式,可能不适合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因而,要使社会福祉最大化,仅仅揭示那些虚假的偏好和信念是不够的。虽然每一个决策都应建立在对个人理解力和敏感性都有确凿了解的基础之上,但对这些文化特性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加以评估,仍然至关重要。


二、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经济发展既受到经济欲望的影响,也受到对经济机会的感知能力的影响。此外,这些变量所驱使的行为决定着个人或社区对可资利用的经济机会如何反应。

  有两个有用的具体案例。印度种姓制度助长了世袭的不平等观念,该观念抑制了对“礼仪性亵渎”(ritually impure)的渴望,限制了职业选择,阻碍了摆脱贫困的努力(见Ghurye, 1961;Human Rights Watch, 1999)。因此,它通过塑造印度信仰、偏好和行为的那些机制而产生了经济损害。第二个例子是全球性的饮用碳酸饮料的习惯。当社会从制作像茶这样的家庭饮料转向制作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工厂瓶装饮料时,社会成员也变得日益市场化、更倾向于在家庭之外寻找工作、挣钱的渴望更强烈。广告在激发这一转变的同时,也在什么是应受到社会尊敬的消费方式上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一个常见的代价就是,那些无法享用这一消费方式的人变得沮丧而忿忿不平。而那些认为旧有的消费习惯将延续下去的生产厂商则承担了另外的代价,有些不得不改变生产部门和职业。

  鼓励人们来消费另一种新的饮料对经济发展似乎意义不大。但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即使是司空见惯的消费行为也可能对经济绩效有巨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的。人们的饮食和服饰可用作群体成员的标志。通过消费方式可使人们与其祖先和后代相连、结交朋友和维持传统关系。随之而来的群体一致性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但这种集体行动不一定对经济增长有利。它还可以将外来人拒之门外,甚至能够使群体间产生有损于经济发展的相互仇恨。

  正如George Akerlof和Rachel Kranton(2000)所言,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可避免地与他所属的社会种属相联系,它通常对个人的经济表现有重大影响。他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身份——比如“男人”、“印第安人”、“古吉拉特人”、“印度人”、“贱民”——将塑造其以后的经历,制约其交际圈,限定其交易对象,限制其就业机会,并影响其挣钱能力。个人身份还影响到他所承受的压力。在任何社会,人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男人的行为与女人不同。虽然相关的压力反复无定,但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却从未失去。

  强化群体联系和塑造集体特性的文化因素并不一定成为导致冲突的因素。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们还能激发社区间有益的交互影响。想想土耳其形形色色的民间舞蹈传统及其丰美的菜肴吧。正是这些文化特性使土耳其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风俗奇异的旅游胜地。这样,这些文化特性就刺激了旅游,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成为本地人和外国人之间联系的桥梁。再看一下伊朗的地毯,因其雅致而供不应求。伊朗人及其贸易伙伴都从伊朗的地毯工业中受益。但文化财富也有可能成为排外和毁灭性竞争的工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当地穆斯林的宗教特性成为有害的文化差异的象征,这使他们被当成了十恶不赦的外来人。综观全球,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努力惹恼了多数种群,并造成了政治分裂和纷争。

  这些例证都说明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多样性。某种文化中的部分因素是显然有害于经济发展的;而另一些因素则明显有助于经济发展。有些因素会激发不同社区间的不信任和仇恨;而另一些因素则能够促进和平交流。某一文化特征的延续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变富,而同时使另一些人变穷。同理,一项文化变革,不管是由本土力量所导致还是由外来力量的干预而成,通常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当然,这里所陈列的这些结局既包含物质方面的因素,也包含精神因素。

  现在回到文化偏好伪装的可能性问题,再谈一点更复杂的情况。一个本来可以觉察到的文化特性,可能会被政治辞令或压抑人们说真话的社会压力所掩盖。所以,对于任何给定文化问题的公共舆论——公共文化偏好的分布——可能会歪曲社区在文化保护上的真实态度。这里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个人观点——通常观察不到的、个人的文化偏好的分布——本身受到那些形成公共舆论的因素的影响。伴随恫吓和宣传攻势而生的信息扭曲不可能不影响到大众观念。

  总之,虽然文化对经济发展甚为重要,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却不可一概而论。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需要极大的灵活性。在精心制订发展政策时,人们应该认识到,物质增长的文化障碍(如果有的话)通常是不可改变或不可逾越的。{2}构成文化的要素可能会形成任何数量的社会均衡,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一而足。但这些影响不会自动说话。社会压力可能会让任何影响脱离人们的视线,正如它们可能会夸大其意义一样。


三、虚假的文化抵制

  

  现在看一下一个明显有害于生产力的习惯。也许没有任何简单的方法来改造或根除它。但我们可能还要研究是否值得一试。对该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在众多因素中,人们必须确认民众要求维持该习惯的程度有多大。如果结果是大多数人都珍视这一习惯,并认为它是本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至少在起始阶段,因破坏这一降低生产力的习惯而获得的物质利益,会与文化满足上的损失相伴而生。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这一经济机能不良的习惯的真正支持者并不多,主要是那些有政治地位的人在鼓噪保护这一习惯,而大多数保持缄默的人对此并不在意。的确,某社区的自我标榜的代言人不一定是该社区的成员;特别是在那些贫穷的社区,其代言人可能是由外国学者、智囊团和记者组成。所以,社区由消除机能不良的习惯而招致的真正损失可能很小。如果文化积极分子的保护行动被忽视,且削弱这一习惯的努力付诸实施,那么民众可能会认为其生活得到了改善。

  而揭示偏好的分布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即使在那些言论受到宪法保护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会使人们隐瞒、甚至歪曲其个人持有的真实偏好。在非民主国家就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为人们还不习惯于为自己说话,或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组织起来。

  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是依据我1995年的一本书《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写成的。我那本书的观点是,为了获利和保持社会的承认,我们时常伪装偏好和信念,这是对信念的扭曲,以展示一种社会认同的性情。在公开说实话的人面临着社会压力的情况下,这种不诚实的言行就不是自动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根据场合的不同,我们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对自己有好处。因而,当社会压力足够弱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不诚实的言行进行抵制。那些导致偏好和信念伪装的压力也不是固定的。它们本身取决于相关社区的表达方式选择。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就某一事务的公共偏好的分布将影响相关的表达动机。就一些针锋相对的事务,在一组公共支持的分布确定的情况下,社会中的某些成员会感觉到有一种压力,让他们表示对最受欢迎的事务表示赞同。通过这种做法,这些偏好的伪装者增加了某一事务可觉察的声望。此外,在不同的情况下,别人也将会受到诱导去支持某一事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个人的保持与主流一致的努力而促成的一系列名誉事件,某一事务表面上的声望会增加。社会很大一部分人都会支持某一事务,而如果用无记名方式或用匿名答卷的方式进行选举,赞同这一事务的人可能很少。

  当公共偏好相互依存时,公共舆论就具有多重均衡特征。不管人们如何定义最优,很难保证这些最优都是社会最优。相互依存性会很强,因此,当影响总结果的个人能力可以忽略时,社会压力就特别具有影响力。

  当涉及诸如历史保护、语言净化、妇女权利、教学课程、艺术补贴以及对媒体内容的限制等文化政策时,这些条件就得到了满足。在这些事情上,个人特别感到无能为力,只有真实表达自己愿望的需要才能够激发对社会压力的抵制。{3}因此,那些主张对“民族文化”、“区域文化”或“道德文化”进行定义的积极分子,会看到他们的解释会在实践中变得无可置疑。对他们的解释表示赞同的公共舆论形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这种社会压力反过来又促进了对这种解释的赞同。因此,他们在操纵社会公开肯定的文化特性上的成功是自我繁殖的,也许是自我强化的。


四、文化渴望的市场与移民实验

  

  在文化问题上,有一股扭曲公共舆论的强大力量。但区分真正广泛存在的文化渴望和仅限于少数人鼓噪的文化渴望的方法还是有的。

  一种简单的实验就是市场实验,它依赖于竞争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而且这一竞争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个人匿名行事的。在这种市场上进行交易时,人们朝自己的目标努力,而不是为了在团体中获得一个好印象而朝群体目标或团体目标努力。通过这种做法,他们不必参加就他们行动的好处而展开的公开辩论。通过保持缄默,他们可以不必理睬那些在政治上有发言权的团体的鼓噪。另一种可能是,如果为了谨慎起见,他们也可能对于针对某些交易的禁令虚言应付,因为实际上他们认为这些交易是有利的。上面两种情形都会导致公开的言论与市场上的实际情况相冲突。这样,人们可以推定,所要求的禁令可能产生足以引起重视的隐蔽成本(hidden costs)。

  为了说明市场实验,来看一下历久不衰的禁止利息运动,其依据是利息违反了神圣的伊斯兰教律令。该运动在正式皈依伊斯兰教的政权内是很常见的。不论其形式、目的或数量而无条件地禁止所有利息的主张,在伊斯兰教早期曾招致反对,而且在一些大的社区,穆斯林并未停止利息交易。但在本世纪,通过旨在将“伊斯兰生活方式”与其他生活方式、特别是西方生活方式相区别的运动,意图规避利息的“伊斯兰银行”出现了。由于另外的原因(见Kuran, 1998b),不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世俗的知识分子,最终都形成了习惯性共识,即虔诚的穆斯林要规避利息。在那些既存在着表面上废止利息的伊斯兰银行、又存在着公开支付和收取利息的传统银行的国家,只有少数的伊斯兰教徒坚持在伊斯兰银行开户。事实上,伊斯兰银行出现二十五年后,在那些两种银行都允许存在的主要穆斯林国家,伊斯兰银行的市场份额仅保持在1%左右。更重要的是,那些不愿意对反利息运动公开反对的储蓄人、投资人、借款人和贷款人,通常都希望进行利息交易,即使仅利用伊斯兰银行时也是如此(Kuran, 1995a)。就目前来看,市场实验表明,禁止利息和将所有银行都伊斯兰化的企图缺乏大众支持。

  最后一项观测是关于这样一种争论,即与巴基斯坦、伊朗和苏丹这些明令禁止利息的国家打交道的政府、公司和国际机构,是否会以“文化上敏感”的手段来与它们打交道。在伊斯兰银行的支持者将“利润共享—损失共担”作为一种对有利息的金融合同的“伊斯兰式的”替代这样一种既定前提下,向这些国家贷款的贷款人是否肯定要采取股票合同的方式?更具体地说,当世界银行资助巴基斯坦的森林项目时,是否应以利润共享、损失共担的股票投资者的身份出现?它是否会给巴基斯坦一种特殊选择,一种不会对土耳其、泰国或墨西哥采取的选择?{4}市场实验要求我们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否定的回答。它表明,资本优惠的未来受益人——巴基斯坦人通常不会从这些行动中获得好处,或者至少其经济目标胜于其文化目标。该实验表明,鼓吹强制履行伊斯兰银行制度的人并没有为民众说话。设想一下,出于某种原因,世界银行同意利润共享、损失共担的方式。如果这一特殊的安排加重了该项目当地管理的道德风险,减少了森林项目的回报,巴基斯坦政府就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安抚被利息冒犯的少数人。

  当然,没有利息的金融工具在不同的经济体(包括最发达的经济体)中,起着重要的经济作用。风险资本公司和股票市场在当今最富裕国家的经济意义就是一个例证。但是,认识到以股票为基础的金融方式的用途是一回事,而废除以利息为基础的借贷是另一回事。在每一个已知经济中风险偏好都有所不同,所以总是有一些人愿意以固定的回报或成本来进行借贷,而另一些人却甘冒大多数人都避之不及的风险。因此,利息禁令会对自愿交易起阻碍作用,而这种交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最起码,通过使人们煞费苦心地来伪装利息支付,它增加了谈判成本和对金融合同的监督成本。如果对利息的厌恶广泛存在,而且第三者带有利息的交易会冒犯很多人,为了坚持一种珍贵的文化原则,类似的经济成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利息所引起的不快微不足道,因文化敏感性而不得不接受禁止利息所带来的负担,这种情况就是不合理的。

  我们转向巴尔干地区,来看一下市场实验的另一个应用实例,那里已成为涉及当地穆斯林的流血冲突的舞台。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肢解波斯尼亚的众多理由中,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个多宗教的国家中,长期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不相容的,且人们相互蔑视。虽然全球的媒体都谴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政权随后所采取的暴力行为,但大家对这一历史解释还是接受的。他们似乎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即巴尔干人中弥漫着“远古的仇恨”。而前南斯拉夫,特别是波斯尼亚的各种统计,都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同的宗教社区间存在着鲜明的文化疆界。一个有目共睹的和睦同化的标志就是对不同民族宗教间通婚的日益接受;在波斯尼亚城区,三分之一的婚姻是杂婚。{5}凭着这些统计资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南斯拉夫被当成多文化主义和建设多民族国家的光辉典范。的确,那时的南斯拉夫像现在的欧裔美国人那样,多种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浑然一体。{6}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不禁要问,国际社会是否还有理由以赞许的眼光看待南斯拉夫的文化分裂主义?如果局外人已经接受将南斯拉夫的民族宗教团体分割为“清洗过的(cleansed)”地区,当地人是否能从中受益呢?根据我们的市场实验,这种清洗从一开始就不会得到广泛的支持;既然它赢得了不可忽视的大众舆论,这就是南斯拉夫的后铁托政权所施加的暴力的一种副产品。因而,外部对已实施的分裂主义政策的支持,只不过起了扭转长期以来的文化混合和同化过程的作用。

  另一个实验是用来测量文化需求的精确性和真实性的,那就是移民实验。这里的逻辑是,自愿移民标志着人们对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排序。因而,人口在美洲大陆持续稳定的北向流动表明了这样一个广泛存在的愿望,即人们更希望成为北美人,而不是拉美人。当然,在每一个特定年份,相对于拉美的人口来说,拉美的移民数量并不大。但其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移民障碍。一项调查表明,如果美国和加拿大开放边界,至少有一半的拉美人将为了获得北方的生活福利设施而背井离乡,这些福利设施在他们祖辈生存的土地上是没有的(参见Montaner, 2000)。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移民所追求的是就业和收入,而不是生活方式本身。此话不假,但就移民自身来说,物质财富可能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任何情况下,移民都期望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他们也知道,新机遇将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想抓住机遇,他们的新文化环境将影响到孩子的信念和偏好。当然,文化调整不是一帆风顺的和毫无代价的。相反,它们会明显地产生迷惑、挫折和仇恨(参见Thomas, 1995;Baptiste,Hardy,and Lewis, 1997;Kim, 2001)。通过“用脚投票”,或简单地表示他们希望这么做,拉美人的行动表明他们所期望的移民的好处超过了文化调整的任何代价。


五、揭示隐蔽抵制的舆论调查

  

  市场和移民实验依赖于显性的局面和趋向。关于文化需求的额外信息可通过旨在确定真实需要的匿名调查获得。匿名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增加了答案的可信度。如果有权势的上层人物圈定了什么样的文化特性值得重视,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及什么样的文化差异应该得到关注和维护—— 一句话,什么样的文化是“恰当的”,那么对可能冒犯别人的担心会扭曲公共舆论。受文化正确性的现行定义的制约,个人在公开场合会因为压力而贬低或夸大某种愿望,就文化的定义问题,不得不表达这种或那种看法,违心地遵循那些或较为保守、或较为自由的习俗。

  就文化问题而展开的匿名舆论调查,其目的在于确定个人和公共偏好是否和在何种环境下会有冲突。它还有助于确定,本土文化的代言人对其选民的利益是否忠诚。在1999年召开的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会议上,一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就抵制西化的功过问题,与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会议代表发生了争执。美国学者批评道,贫穷的社会不得不西化,并产生了可悲的后果。而他的批评者在指控各种西方团体试图以不切实际的理由冻结机能不良的文化的同时,认为他们的人民实际上很渴望得到西方人那样的特权(见Schweder, 2000;Montaner, 2000;Grondona, 2000;Etounga-Manguelle, 2000)。谁是对的?我们何以得知?不幸的是,我们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求助于不发达国家的公共言论来获得答案。因为在发达世界,相关的公共舆论控制在受过教育的、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手中。由于演讲人不一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就使对发生的信号进行阐释的问题复杂化。即使上层人物,也避免出现文化上不正确的姿态。

  那些就当地文化的特征和边界问题试图达成广泛的公共协议的积极分子,不一定是当地文化社区的成员。正如一项会议交流所提议的,局外人可能起重要作用。知识界有一个传统,即认为“传统社会”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和谐、更满足。Robert Edgerton (1992)对这一传统以及实用主义者对那些伤害现代人情感或有害于经济发展的习俗所做的辩护提出了批评。这种辩护的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残忍的巫师狩猎被看成有利于团结的社会工具。Edgerton证明,在某些文化人类学家的眼中,此类实用主义是与下列主张相伴生的:即不发达国家的所有混乱都来自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又是现代跨文化交流的产物。由于西方对全球知识发展趋向的影响,这种解释使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保护主义者有了一个抵制现代化的借口。实际上,西方式的文化相对主义哲学对那些经济机能不良的社会结构起着支持作用。

  非洲撒哈拉地区受爱滋病感染的人的比率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在于,直到最近,其政界和知识界的大多数领导人对于采取积极措施、改变本地的性习惯的呼吁还置若罔闻。他们无为而治的政策之所以得以施行,部分原因是当流行病扩散时,世界舆论界领袖们一般都袖手旁观,不置一词。当然,国外对非洲当局的批评如此之少,原因有很多。其中因素之一就是完全的漠不关心;另一个因素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公开场合一般都避免对非西方生活方式进行质疑,因为担心被看作“民族主义者”、“精英主义者”或“反对文化多样性”,他们往往以沉默来面对批评(见Lawson, 1999; Sibanda, 2000)。

  正是这种扭曲,使匿名调查成为确定个人思想和偏好的有用工具。设想一下,如果几年以前,就爱滋病全球蔓延问题对世界舆论制造者进行过调查,这一调查所揭示的鼓励非洲改变生活方式的支持,会远多于从媒体获得的支持。在非洲本身,除了受灾最重的地区外,民众似乎并未受到伤害。但对非洲卫生界专业人士的匿名调查也许会揭示出更深的忧虑,即非洲政治制度令人压抑。当然,获知尚未表达出来的反对意见还不足以改变事件的进程。但它能够激发运动来促进变革。

  准备和实施匿名调查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有两个常见问题,一个是政治性的,一个是逻辑性的。一个与文化现状有利害关系的体制,会因可能暴露文化偏好伪装的舆论研究而损失很多。所以,在政府封锁那些被认为有害的研究项目的地方,要进行可信的匿名调查也许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害怕报复的研究人员甚至不会质疑公共舆论的可靠性,对匿名调查的事避口不提。逻辑性问题涉及匿名书面调查的实施问题。虽然对于那些习惯于问卷调查的教育良好的人来说,匿名条件很容易得到满足,但对于文盲,甚至对那些没有别人帮助就不能填表的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来说,要满足匿名条件是不可能的。

  在某些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克服困难的办法是通过私人询问被调查人,或雇佣值得信任的调查人对于不识字的人进行调查。例如,1990年代在巴基斯坦做的家庭调查,就采用了对男人和女人进行分别采访的办法,由男性调查人实施男性调查问卷,女性调查人完成女性调查问卷(见巴基斯坦综合家庭调查,1990)。与此相同,一项在印度乡村进行的殴打妻子的研究,也依靠个人访谈来增强可靠性(见Rao, 1997)。虽然这些方法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它们并不能保证真实性。一个受虐待的妻子可能会担心她的回答会泄露给她的亲戚。同理,一个不识字的非洲农民,当被问及性生活或其社区的性习惯时,可能会因怀疑保守秘密的承诺而对调查者不开诚布公。

  幸运的是,还有其他几种方法可用来揭示敏感问题的偏好和信念。一种方法是情节假设实验,它用来确定隐藏的意向。该实验需要训练有素的调查员,针对研究课题中的被调查人员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单独表现某种假设情节。假设的情节中设想有一个人,针对某一设定的问题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需要忍受屈辱。比如说这里的问题是伊斯兰银行制度。实验要求调查主体设想一下,受责骂的人因为说了什么样的话而招致了报复。实验的目的当然是在不让被调查人因表达某一不受欢迎的观点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来确定现存的言论压力。实验期望调查主体的反应能够为公共舆论的真实性提供某种洞见。{7}假定我们的实验针对某一国家内关于伊斯兰银行制度的争论,该国家已正式实行经济伊斯兰化。我们进一步设想,主要的反应是,某人可能因认为利息禁令是不可实行的,并反对这一禁令,从而招致责骂。可以断定,在被调查社区,就利息问题,公共舆论的反应超过了个人偏好和信念。

  匿名舆论调查的第二个替代方法是有偏的采访者实验。该实验需要调查员具有外向型性格,使其看起来热衷于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事务。{8}如果调查主体的反应因调查人而异,而且变差与有关事务有正相关关系,则存疑问题就是显著敏感的。当然,证明压制诚实言论的压力存在的证据本身并不表明实际信念或实际期望。但它表明采用其他的方法也可能产生有用的信息。

  匿名调查的最后一个替代方法是古老的人类学常用的用心观察。该方法的成功案例包括James Scott在马来西亚乡村所做的调查(见Scott, 1985,1990),其关键是获得调查社区的信任,以了解社区成员面对陌生人时绝口不提的那些思想和偏好。采用此方法的研究人员不会采信表面言论。由于对墨守成规的社会压力保持警惕,人们有意隐瞒意图、看法、期望、焦虑和仇恨。

  再回到对利息的争论上,我们可能会问,关于巴基斯坦人支持经济伊斯兰化的深度和虔诚性,存在着哪些证据。在公开场合,大多数巴基斯坦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包括那些以现代人著称的人,会以空话来敷衍其国家所热衷的全面伊斯兰化问题。但众所周知,很多人都对伊斯兰化有严重异议,特别是对伊斯兰经济和伊斯兰银行制度评价很低。很多普通人都隐瞒其对伊斯兰化的担忧也是人所共知。{9}对巴基斯坦官方伊斯兰化的隐蔽反对的证据,与巴基斯坦的主要伊斯兰教政党——伊斯兰阵线在无记名投票的全国大选中所获得票数惨淡是一致的。尽管这些数据不是决定性的,但它使我们有理由期望,对经济伊斯兰化的匿名调查能发掘出大量的反对意见。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调查。

  设想一下,通过各种方法的结合,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十个巴基斯坦人中,有九个对利息禁令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反对。从本质上讲,支持者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将争辩说,伊斯兰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通过将巴基斯坦人与亚洲次大陆的其他人种相区别,从而维护了巴基斯坦的个性。对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来说,伊斯兰教无疑是他们作为巴基斯坦人的关键要素。但对于穆斯林巴基斯坦人的虔诚观念,经济伊斯兰化永远不是关键。如果巴基斯坦人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穆斯林,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每天祈祷五次,在斋月中斋戒,保持慷慨,与其他穆斯林保持团结,在年轻时就灌输同样的宗教奉献观念;但无须回避利息。所以,规避利息对巴基斯坦的自我界定是很重要的主张得不到经验支持,而通过禁止利息来确认身份也不可信。


六、经济发展与文化满足之间的真正冲突

  

  对利息争论的观察结果的政策含义是明白无误的。因为在文化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金融规定之间并无冲突,所以也不需要妥协。特别的是,与巴基斯坦打交道的机构也无须特意回避利息。当然,多样化的巴基斯坦人或外国投资人也有理由从巴基斯坦企业中得到股份,而不是提供有息贷款;而企业也许希望将部分风险转移给投资人。但某些代理商可以从利息以外的金融工具获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适合于所有的交易。即使是简单的经济,也需要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包括利息。

  当一个大的团体将一个有害于经济发展的习俗作为祖先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加以珍视时,我们就面临着挑战。在很多贫穷的国家,种族隔离和歧视、对女孩上学的限制、不良的饮食习惯、不卫生的医疗程序,都拥有相当的公共支持。从理论上讲,这些文化特性可能依赖于人为的行为,其支持者无须以言论或行动来表示信服。但实际上,即使那些可能做出牺牲的人——被压迫的种族成员、被剥夺受教育权的女孩及其同样未受教育的母亲、不健康食品的消费者、民间医生治疗的病人——也相信很多类似习俗的价值,并希望将它们一代代传承下去。此外,正如Mary Douglas所见,消费活动也许会受到重视,因为它们构成了社会关系,并提供了身份概念(Douglas, 1984)。配额、关税和其他用来保护本地工业的措施,是另外一些对经济有害的政策样板,而这些政策存在的理由部分是基于文化考量。

  这些理由也许与美国常用来补贴农业的借口一样荒诞不经:“拯救传统家庭农场。”{10}但正如“家庭农场”论调引起数百万美国人的共鸣、使其天真地通过高食品物价来补贴富裕的公司一样,在不发达国家中,保护主义论点也博得了广泛的支持。圣雄甘地的大量同辈公民,都和他一样对印度本地产品和技术怀有敬意;直到前不久印度还在实行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而正是这些人因该战略而陷入长期贫困。同理,在很多中东和非洲国家,包括最贫困的国家,对外国投资的抵制,都打着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化、乡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号,使经济隔离的牺牲者们觉得合情合理。{11}很多失业人口在阻止剥削、保护本地生活方式、减少经济不平等的幻觉下,仍在支持保护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的作用是掩盖腐败和暴政。

  鉴于前面所介绍的原则,这种情况引发了种种困难。在充斥全球的实现物质繁荣的欲望与保护本地文化免于全球化的影响这一同样普遍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并不总是能够将显性的文化抵制以伪装的形式来消解。而市场和移民实验也将无济于事。先看一下后一种实验。虽然大量的人意欲离家出走,但由于当前对国际人口流动的限制,只有少数人能够移民成功。既然要坚守故土,大多数人都希望在生活方式没有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来改善经济状况。如果要在发家致富和保护传统习惯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会选择前者。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对多层面生活的取舍,在某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为了文化存续,生产和利润上的某些损失是可以接受的。从本质上,移民实验并未解决权衡取舍问题。至于市场实验,每一个不发达国家通过各种调整措施,特别是具有西化特征的调整,都包含了许多试图使自己的生活与众不同的人。但即使那些文化上多变的群体,也不会做无休止的调整。即使那些身穿西洋服装的埃及人也留恋传统的埃及美食。无论如何,人们发现,许多团体与正在西化的埃及人一起,热衷于保护埃及文化个性。我们再一次看到,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的权衡取舍是不可避免的。


七、文化偏好的可塑性

  

  当经济发展目标和文化延续明显不相容时,决策人对所有实在的文化需求都予以照顾是否对社会有利呢?这一问题没有一个同一的答案,因为信念和偏好的可塑性意味着,相关的权衡取舍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是那些被看作文化威胁的对外联系,有可能改变个人的观念、敏感性和行为。印度正式废除种姓制度主要是由在英国受教育的领导人启动的,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这些领导人虽然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已经学会了通过用欧洲现行的正义和平等观念打造的道德眼镜来看世界(见Srinivas, 1966; Sharma, 1999)。与十九世纪土耳其和西欧之间的贸易大规模扩张相伴生的是,土耳其人的观念、志向和生活方式有了显著的西化,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虽然当时的单个土耳其人遭受了大量文献所记载的个性冲突,这一西化为一系列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改革开了先河(见Berkes, 1998;B. Lewis, 1968)。

  文化遭受损失的感觉不一定是长久的。那些一度被视为令人讨厌的外来文化将逐渐被看作本土文化。对于祖先从其他文化中引进的制度和习俗,二十一世纪的大多数土耳其人不认为这是“非土耳其式”的东西。这方面的事例包括用来裁决商业争端的专业性的世俗法庭(最先是以法国模式为样板的)、交通规则(与国际惯例相一致)、当地饮食风味(在几个世纪中受到邻国食品风味的影响,如希腊、斯拉夫和阿拉伯)甚至本地音乐(现在常以电声乐器和电子乐器演奏)。{12}此外,通过将新旧制度进行嫁接,也可以减少文化遭受损失的感觉。现在享有法人地位的现代中东信托公司,就是通过与伊斯兰宗教与社团组织(waqf)——这个没有法人地位的传统伊斯兰信托组织相嫁接而产生的(Çizakça, 2000)。

  但仍存在权衡取舍问题。只要文化调整使某些人招致了损失,哪怕是暂时的损失,旨在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就需要考虑这些损失。此外,为了保护文化,所采用的政策需要做出让步。

  这种让步并不要求对于受保护的文化持批评态度的人保持沉默。相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要求任何持保留意见的人都说出他们的心声,而不管他们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事实上,就阻碍增长和效率的文化障碍问题,不管会产生什么样的敏感性,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政府职员、国际援助机构的官员、学者——具有诚实表达意见的职业责任。通过公开表达意见,他们会强化自己的作用。

  对经济效率的阻碍因素的诚实表达与文化宽容和文化多样性是完全一致的;这并不意味着对那些制度和习俗遭受批评的社区有任何不尊重。事实上,有创见的批评所体现的是实实在在的关心。请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发现,即如果一个社会剥夺女孩的上学机会,它就会失去经济竞争力,因为这将使所有的孩子,包括男孩,因受到愚昧母亲的家庭教育而缺乏知识激励(见LeVine, 1980; Schultz, 1993)。假设这种情况出现在巴基斯坦——那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大约有一半是文盲(见World Bank, 2001b)——在巴基斯坦国内,这种认识的传播能够促使个人在有关教育的价值和有关女性知识成就的个人偏好之信念上,发生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转变。

  认识到了个人信念和偏好(根据定义,它不会因流行的社会压力而扭曲)的可塑性,就会注意到,与经济发展不相容的态度本身就是实在的社会观念。的确,某些恼人的态度是某一历史过程的最终产品,该历史过程通过引诱大众知识和偏好伪装造成了公共舆论的贫瘠。因此,当前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文化特征可能是超越当前社会条件的遗迹。{13}借用现代制度经济学中的另一个术语,被认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个人信念和偏好是“路径依赖”变量:如果文化社区的历史,也许包括远古历史,因不同的历史事件而沿袭了不同的路线,那么当前的观念和愿望也会不同(North, 1990;David, 1994;Platteau, 2000)。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再回到此前提及的三个争论。当前反对利息运动的理论背景,是在1400年以前的前工业经济(主要是游牧经济)中实行的金融限定。这一限定是伊斯兰教对ribā的禁止,ribā是一项古老的阿拉伯习俗,根据这一习俗,如果债务人不能按时还债,其债务将翻番,如果还不能还,就再翻番。由于它迫使饥民沦为奴役,ribā一直是社会动乱之源。ribā被禁止可能是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14}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即使是相对贫穷的经济,其状况也与禁止ribā的时代大相径庭。首先,我们有了破产法来保护债务拖欠者免于沦为奴役。其次,当前只有一部分贷款用来维持生存需求;很多贷款都用于奢侈消费以及其他非消费活动,如生产、贸易、研究。最后,在那些金融市场机能良好的经济体中,利息率远低于七世纪时阿拉伯流行的利息率;那些无力还款的债务人,其债务也不会翻番。由于这些重大差异,持续的反利息运动就有点不合时宜。尽管有些人多么虔诚地认为禁止利息是“伊斯兰经济”所必不可少的,但对利息限定的抵制与挑战伊斯兰教本身是两回事。人们拒绝接受禁用利息的号召,也不是局限于利息是现代经济中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实用主义主张。当前的时代已大大不同于古时对ribā恐惧的时代。

  据说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从不同的种族之间的暴力争斗中产生的,被征服的人往往被贬到极差的职业中去。在随后的1000年中,这种最初的劳动分工显然成了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社会模式,它将大多数印度人带入了一个按出身划分的等级制度。在财富、地位和权利上巨大的不平等都因这一制度而起,这一制度的稳定性部分地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这些歧视性特征是一种按照前生所作的孽而进行的再分配,因而具有合理性。等级制思想塑造了很多代人的个人信仰和偏好,这些信仰和偏好损害了印度人的物质利益,有效地削弱了他们的抵制,甚至保证了他们的忠心(见Hutton, 1963;Lal, 1988)。在距离将印度文化置于其标志性的轨迹之上的争斗已很久远的今天,基于等级的偏见和隔离仍未消失。此外,它们还通过扭曲教育和职业选择而继续制约经济效率。批评种姓制度当然是为了从印度传统文化的主干上寻找缺陷。当认识到这一主干立基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时,人们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反对意见,即现在的印度是漫长的文化封闭的牺牲品。这一策略的目的可能是将当前争论的焦点,从文化保护的短期利益转移到过去的无效率的滞后效应上。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民族宗教为借口,将南斯拉夫划分为许多个同种族的州和自治区的做法。我们看到,南斯拉夫的主要族群按照国际标准已有显著的合并。的确,很多流血事件的制造更多地是因担心孤立于自己的族群之外而激发的,而不是因种族仇恨。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受到种族仇恨的驱动。即使在杀戮之前,某些南斯拉夫人如果不是公开的话,也已经私下里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由于挑起战争一方的舆论机器总是谴责别人,而将自己的种族说成无辜的牺牲品,分裂主义在对抗的过程中而升级(见Glenny, 1993)。这里重要的是,种族间相互不信任的气氛部分地来自受害的感觉和对不安全的忧虑。随后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战争的损失、失去的贸易和旅游机会、因生产被分割而导致的低生产率。因此,抵制该地区“分裂”的经济理由是绝对充足的。但反对分裂不一定仅靠经济学。人们还可以应用差异观念的流度(fluidity)和不信任情感。正如种族恐惧和敌视在仇恨过程中升级一样,它们也注定会因种族间和平的恢复而减弱。


八、让世界安全地发展

  

  前面的三个事例说明,经济发展的需要总是能够胜过文化保护和文化差异性的需要。反利息运动威胁到了金融效率。种姓制度扭曲了劳动市场。最后,种族隔离可以将完整的区域经济体变为零碎的、互不联系的小经济体。虽然存在着其他的理由来反对我们所讨论的文化特性——如在巴尔干案例中,对世界政治稳定的威胁——但所有的案例都贯穿着一条经济主线。在每一个案例中,文化的可塑性都用来维护经济发展,而不是文化的持续性或文化差异。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的利益注定要压倒随后的文化变革的过渡成本,因为偏好和信念将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适应。今天看起来有害的文化变革,如果按照明天的偏好来估价,就可能是有益的。

  事实上,我并未主张经济发展是唯一值得尊敬的目标。我也不主张满脑子经济增长的决策者应该有无限的权威来随心所欲地改造文化。总的来说,本文有四个观点。首先,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经常是人为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保护的表面需求的范围和程度可能被夸大,从而超过实际需求。当知识和偏好伪装毫无约束时,由于它们多关系到导致政治紧张的文化问题,所以充斥眼帘的事不一定反映现实。其次,文化多样性本身对经济发展并无阻碍作用。各种惯例、习惯和习俗与经济增长和效率都是相容的;其中有些甚至能够通过满足人们多样化和好奇心的愿望而增加全球社会福利。

  这两个观点可以使我们免于做困难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提醒我们,我们只需要倾听未过滤的声音,尊重真诚的选择所产生的文化结果。被选中的政策将是民主性的,因为它们反映了大众的知识和兴趣,而不是有权有势的上层人物的兴趣。

  相反,下两个观点的确体现了两难选择。第三,我曾经主张,文化保护的需要并不一定是策划出来的。综观世界,有这样一些群体,其成员对新商品、变化不定的时尚、与文化上的外来人交往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深恶痛绝。只要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强化个人的自我实现,就有对经济政策进行文化限制的要求。例如,他们可能采取必要措施限制城市的增长、保护优秀的建筑,并支持传承自祖先的习俗。这些措施的理由有点类似于强制性的污染控制措施: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本,使得赋予中央机关一定的强制权力更加有利。最后,某些文化特性与基于自由和宽容的物质繁荣的社会秩序是如此地难以相容,以至于不管它们获得的支持有多大,我们都应当将其废除。我曾经主张,我们应该追求经济发展,即使一些人的确在抱怨某些文化特性面临威胁。人们也许会赞同这些特性的弱化,因为与之相伴随的偏好和信念的变化将减弱文化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

  最后一点的说明是有意地直言不讳而且毫无歉意。从石器时代至今,经济发展一直遭遇到那些试图保护祖先、传统和家庭生活方式的人的抵制。除了大量日益增加的、没有实质意义的调整之外,它还让那些接受能力不太强的社会承担了大量空想家们所施加的制度变革。我们时代的发展动力是与这些历史格局相一致的。无论有哪些差异,大多数政府规划人员、国际援助官员、发展经济学家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专家,都认为在这个业已存在着一些繁荣社会、快速一体化的世界上,经济增长对获得幸福或多或少地具有关键作用。只要他们是正确的,那么现有的很多文化抵制只不过起了将不可避免的事推迟发生的作用。

  当前对经济发展的辩论充满争议。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好处、经济管制的无意识后果、经济自由的价值等问题上的争论方兴未艾。这些争论说明,要加入经济发达国家俱乐部有多条道路。因而,消除经济发展的文化障碍不一定能够平息对发展政策的争论。但它毫无疑问地会增加争论的成效。



  (译 / 张清津)

  *原文出处: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ed. by Vijayendra Rao & Michael Walt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注释】

①根据两位很有影响的人类学家A. L. Kroeber和Clyde Kluckholn的计算,文化的定义不少于161种,这还是在对文化的爆炸性研究和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见Kroeber and Kluckholn 1952; Kluckholn and Kroeber 1963)。很多定义都包含一长串不同的特性。下面所列出的仅仅是那些普遍认可的特性: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惯例、约束(capabilities)和习惯。关于对文化研究领域流行的文化定义的评论,参见Kuper(1999)。社会科学中分析派别对文化概念的再发掘又产生了更多的定义。它们一般突出强调一个或几个社会功能,如降低交易成本、防止搭便车行为和促进合作。例如,参见Kreps (1990);Putnam (1993,特别是180-81页);Greif (1994b,特别是第二部分);Fukuyama (1995,34-48页);Bates、Rui De Figueiredo和Weingast (1998)。 {2}即使具有进化起源的障碍也可能被克服,因为植入大脑的反应方式对语境具有敏感性(参见Barkow,Cosmides and Tooby 1992;Pinker 1997)。 {3}一个隐瞒自己的偏好从而赞同某一文化政策的人可能会在生活中违反该政策。一个赞同语言净化的老师,他自己可能会继续使用外来词汇。 {4}世界银行的现行政策是向所有借款人提供内容相同的合同。 {5}参见Malcolm (1994,222)。的确,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试图促进多文化共存。由于支持政府文化多元论观点的居民会受到奖励,所以,对于针对该问题的公开讲演和正式的舆论调查,我们不能只看其表面意义。但不同种族间的通婚的统计资料证明,有大量的人确实致力于多民族共存。更详尽的资料以及对后来南斯拉夫民族冲突的解释,参见Kuran (1998a)。 {6}祖先是来自欧洲的美国人对于有鲜明民族色彩的生活方式兴趣不大,甚至那些当被问及属于哪个民族时答案是混血的人,对有鲜明民族色彩的生活方式感兴趣的人也不多。这就是为什么白人之间的通婚不被当作杂婚的原因(Alba, 1990)。 {7}该实验方法是由Noelle-Neumann (1984,第二和第三章)设计出来的。 {8}关于一个令人震惊的变体,参见Bischoping and Schuman (1992)。 {9}参见Ahmad (1991,474-79);Kuran (1997,79-80,90-93)。 {10}关于美国农业保护主义的论述,参见Gardner (1990)。 {11}在多少有自由选举的国家,对内向型战略的大众支持显著表现在其提倡者在选举上的成功,以及公开提倡经济自由的政党的糟糕表现。 {12}关于同化外来文化的论述,参见Lowenthal (1985);Cowen (2002)。 {13}关于当前的作用机制,参见Kuran(1995b,特别是第10和11章)。 {14}关于这方面的论证,见Rahman (1964,特别是第一部分)。由于riba有很多类型,Rahman还指出,关于限定的范围的很多争论,《可兰经》中都有说明。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