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7年第1期 >> 正文

我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李 楯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其实,此话于今应觉不足。大学,在今天的中国,既非大楼之谓也,也非大师之谓也,乃制度之谓也。大学,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空间,没有了这种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就出不来大师,有大师,你也容不下。

  1999年,当我走进清华的时候,感到清华正向我走来。

  当时,时近世纪之交、千年之交,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情绪之中,人们兴奋、回顾、反思、企望,尽管人类社会不会因了一个纪年上的世纪终结起始而有所改变,但在一个标识的时刻反省自身,思考未来,仍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中国,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不幸遭际如此特殊的炼狱之火而又有幸仍思考着的人。

  清华大学的建立与庚子赔款相关联,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学堂,到颇具规模、影响和成就的大学,其间又经历了西南联大;终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实际上变成了一所工学院,——以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为目标,复至上世纪末,又提出了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在清华的校园内,工字厅和大礼堂、苏式的主楼,及被称之为“开发区”的以出资人命名的某某楼等,可见三个时期的大学风貌。

  学校不宜在“科学”的名义下只为“有用”技术所拘泥,也不宜在“市场”的名义下为金钱所左右。教育的主旨在于培养人;而大学的功用则有通识教育、专门教育、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等项。世纪末,李强、王晨光、薛澜、傅军等进清华担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强、王晨光后来作了院长),孙立平、沈原、郭于华、景军等均入清华后,我主张严格学科意义上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在各院、系,而多科学合作的应用性研究则应另有一机构。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前述人等进入清华之前就有的机构名称,李强进清华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后兼任了中心主任,我重新规划,接续自中国开放、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有着不同学科背景,且已有十余年合作经历的一个专家群体的工作,组建了中心。我和谭深与李强、沈原曾于1999年和2000年先后于景山和人大东门北侧的一个咖啡厅议定了中心的基本规制、构架和人员组成。李强任中心主任,谭深任副主任,沈原任执行主任,我则作为中心的专家网络负责人承担了具体的工作。

  中心倡导一种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和知识产生方法,由此形成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工、医、管理、教育、传播等学科的合作;选择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作为研究方向,注重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的特殊结构和发展路径对整体人类发展的影响;特别重视在三个层面上的合作关系:与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选择的思路和方案;组织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促进重点课题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持续进行;为年轻的研究者和在校学生提供资料和参与机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参与对国家和社会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研究。

  中心的活动推进一年又七个月,正值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4月28日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1926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老教授挂像,他们是:陈达教授(1892—1975)、吴景超教授(1901—1968)、吴文藻教授(1901—1985)、潘光旦教授(1899—1967)、李景汉教授(1895—1986)、李树青教授(1906—)、陈序经教授(1903—1967)、吴泽霖教授(1898—1990)、杨堃教授(1901—1998)和费孝通教授(1910—2005)。后来,社会学系从文科北楼搬至熊知行楼,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老教授的像就没有按我的想法再挂出了。

  一年又七个月的活动,使中心在社会上已颇具影响,以至与祖彦先生(他是我的表叔,他的父亲梅贻琦教授当年曾经作过清华大学的校长)见面时,祖彦先生竟说:“你现在是如日中天”,祖彦先生谈到清华大学在多年不提他父亲之后,这两年有时也请他去讲讲他父亲的事,谈到他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希望我能多为清华做些事。当时,我曾面许再为清华做十年事,他曾和我具体议及清华当做之事。苍云白狗,祖彦先生已辞世,我竟也难践“再为清华做十年事”之约。

  有些人总觉得我们在清华做事,可以有很多钱,有很高的收入,其实,两年前,我曾有过一个粗略的统计,自1999年以后,仅至2002年底(后来的尚未统计),中心已做有四十余项目、开十余学术会议、举办二十余学术报告会、印制96种出版物、制作33种光盘,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术活动及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工作,但并没有用过清华的钱,我个人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后到清华帮忙的,也没有挣过清华的工资。当然,我为清华带入了不少钱,有来自基金会的资助,也有来自政府或国际组织的项目。我这人办事省钱,同样的钱,在我手中可比别人办更多的事。我从来不因什么事有人给钱就做,不论是基金会、政府还是联合国机构,我只是告知我做的事,给出我的计划,寻找双方都感兴趣,可以合作的点去做。不管是和什么人、什么机构,我只做对等交流,强调要持独立专家的立场,在价值取向和学术观点上不从属于任何组织机构。只要是自己认为是应该做的事,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会想方设法地去做,许多事,都是事后被人看好,或事中方得到支持的。一事,凡国家与社会相对,我们会更多地替社会一边着想,强势与弱势相对,我们会更多地替弱势一边着想,但又要坚持从理性出发。事从具体、细微之处做起,而又均不失其宏大主旨。

  带入清华的工作首先是与司法改革相关的项目,1996年我作为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顾问评估了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的法律项目,其中主要是资助最高法院、上海高级法院、湖北高级法院等的司法改革项目,后,又参与了这些项目的后续工作及相关的后续项目,包括法官培训、模拟法庭等。1997年我作为美国政府的客人访美考察美国司法制度和法官培训。1999年初入清华之前,美国最高法院肯尼迪大法官来北京时,我们在乐家花园请他吃饭,饭后,请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演讲。时值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成立,我和李强同任所长。在我们进入清华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即加盟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此后,凡中心的事,均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参加。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最高法院、上海高级法院、湖北高级法院、山东高级法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南政法学院等的司法改革项目有一个协调会议,一直由我操办,它的最后两次会议是在清华甲所开的,最后三期《司法改革研究》则由中心印制。与司法改革相关的近30余种出版物,包括由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长的王晨光教授翻译的美国法学院教材《从案例剖析看美国民事诉讼程序》和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法官裁判文书自选集》,以及几十种美国法官授课光盘等,都是由中心组织翻译、编辑或刊印和制作的。

  司法改革本是宪政层面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从审判方式入手去做的。后来,中心的“法律与社会”研究有个庞大的计划。中心实际做的转向了立法的公众参与。中心通过研究完成了《立法听证规则·专家建议稿》,以艾滋病防治立法为例,在2002年和2005年举办了两次模拟立法听证会。除“立法”是模拟的外,作为听证人出席模拟立法听证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法制办负责立法的司局级官员,及作为听证陈述人出席模拟立法听证会的国家疾控中心的官员、医生、医院院长、艾滋病感染者、同性恋人群的代表、性工作者,以及观点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专家的身份及所持的主张都是真实的。我们为模拟立法听证会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社区,还请北京大学传播学院的学生办了一张模拟的报纸(在近三个月中出了7期)。模拟立法听证会向社会展现了我们所主张的有公众参与的立法模式。

  作为中心专家网络的专家,我们还参与了一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为中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111号公约做准备和为修改中国现行法律中与艾滋病防治不相适应的部分,我们先后为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政府劳动社会保障部,为联合国开发署和中国政府卫生部做了相应的法律评估报告。

  我曾说我的一生经历可分四个时期,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退而为学者,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冷眼旁观”的时期,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是想“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而在此前我经历的三个时期是:“儿时,受到西方文艺所含人文精神的熏陶,同时,又深入地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青年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决心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献身”的时期,和在此后“转以律师为职业,崇尚正义与现代法治”的时期。在“献身革命”的时期历尽艰难,费去了我一生最可宝贵的16年光阴,而在“献身法治”的时期则屡屡碰壁而愚鲁不识悔改。

  在这几个阶段经历之后,我尝想:我们这一代人历经磨难对中国的认识实际上形成了我们的一种责任。百余年前,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浪潮的启动,使当时传统的中国面临“亘古未有之大变局”,而今天,要使在整体世界已经形成后于再度封闭中形成独特结构规制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均已改变的中国转型,突破影响中国发展的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障碍,缺少的则是世界未有之经验。

  不管是1984年我以党外之人担任《人民日报》三法律顾问之一前后的重行动之时,还是我在1990年后转向以研究解释中国的重思考和发言之时,我都深感孤独和无奈。以与法相关的问题而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西方影响形成的现代法治理念及规制和传统的维系了数千年文明的伦常规制均在一种文化断裂之后失去,且在相当程度上不再为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记忆。即使这样,我仍坚定地在言辞上主张:实施宪政,厉行法治,并批评与之相反的行动和言论。

  当然,中心的工作不只在法律方面,甚至可以说主要不在文本的或狭义的法律方面。由对农村进城打工群体(特别是女工——因为这又与性别研究相联系)的研究开始的劳工研究是中心工作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始自1990年代初,中心一成立就在1999年举办了“全球化与劳工问题学术研讨会”,后来,又在此方面推进了农民工自身需求、政府外来工社会政策、公司社会责任等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及和政府合作的及为农民工服务的项目。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独特处之一即在城乡分治,其原因是走了和各国不同的压住城市化,发展工业化的道路,结果即带来了今天阻碍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难题,并导致了严重的城乡不平等。怎样改善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和农村进城谋生人的生存质量,怎样使他们能与和他们一样但只是有幸出生在城市的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怎样使他们不再只承担改革的代价,而同时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怎样走出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道路,是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正视的大问题。当眼见肢体残断,被厂方推出门外的工伤者(一个时期在深圳的龙岗、宝安两区因工伤而致终身残疾的年以万计),当眼见工厂大火后无助的终生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当得知被搜身女工群体抗争和诉讼的失败,当面对冷漠,面对官员的专横与无耻,要克制泪水外溢,惟感阵阵心痛不已。

  我们是最初的市场经济(当时或称之为商品经济)的主张者,但我们又企望有一个公正的、公平的、和谐的和能与中华文明的传统接续的社会。面对劳工问题,我个人是主张劳资两利的。而面对城乡问题,我则主张消除制度上的歧视,建立普遍适用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人为本,是一种理念,要求我们同样地认可、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谐,也是一种理念,要求普遍地反对暴力和制度性的掠夺,倡导仁爱之心,以使人群与人群之间、人类之内,以及人类和生存环境及动植物种间能够建立一种良好、友善的共处关系。这里有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改变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能明确此善彼恶,今是昨非,延续旧路,就只能使我们面对一个被扭曲的和与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的“市场”,以至贫富分化日甚,且无公正、公平可言。

  中心有许多工作是与发展和公共政策相关的。中心强调人类发展这一概念,强调不应只着眼于反映国家或者是地区发展总体水平的那些数据,而要注目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注意差距,关注弱势人群,给他们以能有尊严地生存的制度保障,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给他们参与的空间,涵养一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凝聚,既能接续传统,又能融入整体世界,能以大度待不同,能与和自己不同的人或人群交流、沟通、合作或共处的精神。

  为此,中心举办“文明间的对话——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性和公共性国际研讨会”和“21世纪城市发展研讨会”,举办有政府官员、研究者、问题相关人、传媒、国际组织参加的社会政策论坛和圆桌会议,在教育、劳工、社会保障、性别平等、环境保护、城市拆迁、公共卫生及艾滋病、老年、小民族文化生存等诸多方面沟通对话,以加强不同身份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理解,以形成共识,推进政策改进。

  2000年,中央提出西部开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及外贸部等在成都举办“中国西部论坛”,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展现了会场上三方相对,纵情交谈的场面,其中一方是西部十一省副省长,一方是六名跨国公司的老总,一方是六名专家,其中有二——我与周孝正,即为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专家。这是中心第一次通过中国政府官方传媒向世界展现自己。

  此前后,我作为中心专家网络的专家参与了四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评估,参与了三峡移民、水资源的补偿与恢复机制、文化名城的旧城保护,以及重大工程环境评估人文指标体系及环境评估程序设计等政府项目的工作。其中须承载巨大压力应对的,是2000年参与紫坪铺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估和2003年参与怒江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估,这是两项因涉及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而引起广泛关注和多个政府部门介入的工程。对此,我曾多次就政府机关不按法定程序办事,水电开发部门回避环境问题,水电工程建设所在地农民权益得不到保护提出意见。

  此外,与清华相关而又与资源利用相关的,是为解决天津缺水问题,我曾陪当时任清华校长的王大中教授去过一次天津。

  面对中国的问题,中心还在与艾滋病相关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作为中心专家网络的负责人担任过2001年政府十六部委局等举办的中国第一届艾滋病防治大会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在大会上作发言。此后,又受聘担任了联合国禁毒署和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防治因吸毒感染艾滋病中国工作组”的专家成员(工作组有四个专家成员,其他均为部、委等机关成员)和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1年为联合国开发署和中国政府卫生部作“法律评估:艾滋病防治”报告,2003年在泰国清莱为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禁毒署会议做“艾滋病在中国:流动人口、吸毒者,及法律框架”报告,2004年在泰国曼谷世界艾滋病大会中国论坛上发表“迎战AIDS,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作用——中国的经验”报告;同年,在海牙“欧盟—中国人权对话”会议上发表“艾滋病与人权”报告。中心专家网络的艾滋病防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于艾滋病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国外的和中国卫生系统的理论解释,并向政府提出了多项政策法律建议。由于艾滋病对中国而言并非是“天字一号”的疾病带来的灾难,而是一种显现发展中社会方方面面问题的标识。因此,我认为中心在此方面的工作,对中国和对世界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中心在协助清华校方举办2003年“AIDS与SARS国际论坛”方面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这些工作多是由我参与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其中包括由我代表清华大学陪美国的艾滋病专家,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者何大一教授去河南上蔡文楼村,负责此方面工作的河南省副省长接待,驻马店市、上蔡县领导陪同。这对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中促进问题公开,多方合作,及盖茨基金会和克林顿基金会进入等,都是有意义的。

  而这一切又起自2003年SARS流行期间清华大学校内工字厅的一次会议。在清华大学已因SARS封闭校门后,校方通知我去工字厅开会,接替王大中教授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教授和我、景军、李希光,以及胡东成、黄建华等议定清华应在像艾滋病和SARS这样的影响世界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工字厅是一所保存完好的中式旧建筑,SARS之前,一般人似乎尚可进入,现在已是门禁森严,只供校领导办公。工字厅院中竹影森森,我尝想到当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俞平伯先生的谷音社不就是在这里活动吗?笛韵悠悠而近幽怨乎?

  我在清华几年来开过两门课,都是为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开的。一门是在2002年讲“案例研究:法理学的与法律职业技能的剖析”(2学分),一门是在2005年讲“卫生法——健康权:人权法与宪政的视角”(3学分,与王若涛教授、申卫星教授合作)。此外,还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及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的讲座课程作过讲座(有学分,多个教授共讲)。此前,是1998年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开过一门叫做“法律社会学:认识中国的一个视角”(2学分)的课程。我开课,奉行这样一个原则,即没有新的研究成果(心得),不开课。一门课至多开两至三次,每次必有新东西,因此,必重新备课;已有文字的东西(不论我的还是别人的),印发学生,堂上绝不照讲;课上师生相互交流砥砺,以求各有所得。我喜欢上课,但机会不多,且近来学生受社会浮躁影响,难以安心读书思考,每讲课学生回应不如前,因此,要讲课的兴致也减。

  2000年至2002年,中心还为北京市教委编制了《社会(含常识)课程标准》,我和李强主编了《常识》第一至三册和《社会》第一册,供出版社出版,在小学试用。起因是国家教委在推进中小学教育改革中想改变课程设置,设两门综合课,一为社会(小学一、二年级叫“常识”),一为科学。已组织编写了课程标准和课本,在一些地方试行。后,又允许北京自行实验。

  其实,社会这一课程,各国多有设立,中国在1949年前中小学中也有开设。我们编写课程标准和课本时的基本想法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末最大的变化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格局形成,以及在这同时发生的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改变中国形成于封闭和市场极度衰微背景下以培养工具型的人才和筛选人才的工具性优劣为目的的现行教育体制的基本构架,重构以人为本,重视人的自身选择和全面发展,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合作和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处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在教育的价值目标转变的同时,在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安排上也须有一种新的思路。而使中国在知识和信息的取得和交流方面赶上世界前沿水平,正是使中国在经济及其他方面赶上世界前沿水平的基础。要使由许多民族组成的,生活在大陆、台、港、澳及世界各地的中华人之间存在一种凝聚力,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要靠教育的。这种教育,不是技能方面的教育,不是工科、理科、医科、农科的教育,只能是人文—社会科学和前述各学科相结合的教育,也就是一种通识教育,一种“作人”的教育。失去了这种教育,不但会使受教育者徒有一些做事的能力,而在作人上存在明显欠缺,同时,还会使在表层形式上相同的汉语语言文字逐渐地失去其文化的属性;使已近荡然无存的宗族庐墓进一步失去其文化的内涵,这样,长久以往,分处不同地域、分属不同阶层、具有不同职业的中华人,就将再难以认同。教育,于个人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同样是具有价值的。由此,我们又认为综合课程的设置,其实无须两门,只要一门,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贯以作人、做事的基本理念,名之为“常识”即可,从小学直至高中。

  当然,我们以中心名义编制的课程标准虽已完成,24册课本却只编了4册。另外,中心计划中拟编辑出版的“大学丛书”——包括收入1952年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教授著述的“旧著重刊”,今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教授著述及授课实录的“当代学人”和“教授讲学录”,及反映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学术研究进程、学术会议、学术报告等的“学术行进”,虽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事情均未做成,只在这个合同之下出了一期《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三期)。

  很多事,有头无尾。原因种种,难以尽述。我常笑自己总是计划的太多了,真正能做成的却太有限。

  近来,人们常常提及我那位鄙亲——当年曾经作过清华大学校长,后来又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奠定了基础的梅贻琦教授——的一句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其实,此话于今应觉不足。大学,在今天的中国,既非大楼之谓也,也非大师之谓也,乃制度之谓也。大学,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空间,没有了这种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就出不来大师,有大师,你也容不下。

  又有言:梅贻琦教授的时代,是教授治校,计划经济的时代,是党委治校,现在,是商人治校。

  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就是在一个国家中,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

  清华校内,穿过被称之为二校门的“清华园”石牌坊,左侧,讲舍间,山坡旁,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为陈寅恪先生撰,辞曰:“古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也。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又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就是一种大学精神。

  我在清华时,每略有闲暇,必至碑前,凝视而宁坐,静思而遐想。

  确实,我们能做的太少了。温家宝主持制定国务院法规性文件中说,改革面临“体制性障碍”(《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王小波说:“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有意思”(《沉默的大多数》第33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先哲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慷慨心犹壮,蹉跎鬓已秋。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