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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念和人文学

黄万盛

【内容提要】 大学的教育应当是教最高深的书,培养最全面的人,要达到这个目的,人文学的教育就必不可少,在这方面,美国的大学教育有很成功的经验。在中国,长期以来,人文学在教育理念上被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还在日甚一日不断恶化。其原因,除了五四以来的文化断裂,还与当今市场与政府力量对大学的双重干预有关。

  编辑出版这本《大学理念和人文学》是哈佛燕京学社发展“人文学和大学教育”计划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哈佛燕京学社对大学理念的讨论非常重视,杜维明教授和我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哈佛儒学研讨会”上,用了一个学年的时间,集中讨论“大学理念和人文学”,并根据讨论的成果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除此之外,哈佛燕京学社还在日本、香港、台湾参与举办了同一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以期利用哈佛燕京的资源调动各个地区的力量,为推动这个论域的深入开展略尽绵薄,并且,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旨在促进人文研究和教学的“人文网络”。同时,我们希望能把美国近百年来探索大学理念的重要文献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引介给中国学界,成为可资借鉴的参考,使得中国关于大学的思考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大学建设的重要贡献。这是编辑这本文献的初衷和期待。

  讨论大学理念,很难绕过哈佛。哈佛不仅是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也是大多数人认同的大学典范。德国总统就曾放言花几百亿美元,建造德国的哈佛。即使在中国,一些大学的改革,尽管似是而非,也要声称所谓的哈佛模式。至于中国追求“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更是尽显了哈佛的典范和影响。我就接待过许多来哈佛访问的中国院校代表团,校长、教授、行政管理人员,无一不是询问学校管理、课程设置、职称评议,诸如此类的哈佛经验,择良而栖、从善如流,心态相当诚恳。甚至中国政府每年都要派遣几十名地市级官员来哈佛政府学院,主修行政管理课程,对哈佛的敬重远非寻常。当然,照搬哈佛的经验未必能够真正解决中国大学改革的各种问题,但是,哈佛所体现的大学理念可以而且也应当是反思大学本质的重要参照。哈佛是美国大学史的标尺,无论是追随哈佛的风度,还是突破哈佛的局限,美国大学的演变几乎不可能摆脱哈佛的影响。现在看来,这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美国,而且光被四海了。

  初到哈佛工作时,除了兴奋,更多好奇。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听留洋的老教授高深莫测地说过,“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后来,又听许多人重复过,甚至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哈佛时说的也是同一句话。为什么人们会不无夸张地认为一所大学可以塑造一个国家?大学是干什么的?到底什么是大学的本质?来哈佛的十年间,这些问题经常地划过脑海,也每每被人问及,尤其是中国学界开始讨论大学理念以来,这类问题更成了常常争辩探索的主题。

  在我看来,哈佛的精彩其实简单,就是以人文教育为中心培养人才,培养能够引导和改变社会的精英人才。真正不简单的是哈佛把这个基本理念一如既往地贯彻了三百多年,无论社会风潮千变万化,就是不改初衷,坚持把人的培养作为哈佛最基本的使命。如此作为,相当不易。因为,最近一百多年,美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社会变化迅捷眩目,大学深陷其中,各种考验如滔滔激流,改变人文培养的信念,而把大学导向其他目标的改革尝试层出不穷比比皆是,但是哈佛不为所动,中流砥柱,义无反顾地高举人文教育的大旗,引导美国大学教育的人文方向。这才是真正可贵的,人文,而且坚持!

  综而述之,近百年来,体现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理念大致有五个方面:一、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授业解惑,教书育人;二、大学的主要作用在于发展知识;三、大学应当服务社会;四、大学的任务是接续文化,弘扬传统;五、大学是社会政治批判的中心。一般说来,这五个方面都非常重要。难道大学不是为了教书育人?难道大学可以不生产知识?难道大学可以没有任何文化信念和传统使命而仍然是大学?难道大学是世外桃源而与社会毫无关联?难道大学可以没有社会政治责任,并且放弃它的批判性?显而易见,这是不能想象的,尤其在今天这个以资本现实和民主信念的二元激荡所构建的社会,这五个方面似乎无可或缺。但是,它们之间是不是并举不倚无所轻重,是不是相互自洽而不抵捂?是不是如同它的表面陈述那样一目了然,而没有内在设陷?事实上,如果不仔细梳理分辨,所谓大学的理念仍将是各云其云,不得要领。

  

  所谓教育,教书育人,这是不言而喻之理。儒家传统中的“成人之教”、“圣贤人格”,古希腊的“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体现的都是把培养有教养、有境界、有思想、有责任的人当作教育的核心理念。按照这个理念,大学的教育应当是教最高深的书、培养最全面的人。不幸的是,这个理念在近现代社会受到了相当大的干扰破坏。其主要原因来源于西方传统教育理念的内在分裂和近代工业社会崛起所带来的压力。

  在儒家思想中,成人教育是面对所有的人,所谓“有教无类”,所谓“人皆可为圣贤”;而在希腊,人文教育只是贵族和自由民的权利,奴隶无权享有。到了罗马帝国时代,战俘使奴隶人口急遽膨胀,战事和建设需要大量的技术劳力,为了培训奴隶,发展出专门针对奴隶的“技能教育”(skill education)。人文教育与技能教育不仅分裂,更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和权利。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废除贵族等级制在教育上的隔离,实行公民教育,才使得人文教育成为全社会所有人的教育理念。而且,技能教育也不再是等而下之的奴隶教育,平民教育的理想使技能教育登堂入室,并且逐渐成为高等教育中非常强势的部分。不错,必要的技能教育应当是人文教育的组成部分,可以拓展人的理解空间,丰富人的本质。儒家教育理念在先秦时代就有把“六艺”作为君子必修的传统。而在西方,即使对平民教育认识最早的法国,只是在不久前才在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团专门设了两个终身院士席位给手工艺专家,服装师皮尔·卡丹就是手工艺的法国院士。

  但是,技能教育本质上所有的功利倾向,如果不受人文理念的约束,就会污染和改变教育的根本使命。高等人文教育不同于蒙童教育,蒙童教育主要是关于做人的规范操守的训练记忆,从而逐步领会做人的原则和道理,大学的人文教育不是一般的做人道理,而是把学生当作未来能够领袖群伦的精英加以培养,这些人无论在什么领域都能焕发人的光彩,为人师表,都是照耀人们前进方向的明星。这样的教育,主要不是技能教育,而是人文学教育:通过哲学的教育,掌握人类的睿智,探索存在的奥秘;通过宗教学的训练,追寻人的终极关怀,开阔存在的意义;通过历史学的学习,积累人类的集体记忆,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转化为存在的自觉;通过文学的研读,理解人的精细深刻的情感世界,使得所有的存在都是感同身受、心领神会的生命共同体;通过政治学、社会学的探讨,了解种种的苦难无奈、不尽人意,以明确和加强存在的责任,同样,通过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领悟客观世界的复杂深邃、无穷无尽,以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如此等等,缺一不可。这也被称作“通识教育”,区别于专业和特殊的“技能教育”。

  哈佛在这方面颇有心得,它长期坚持人文教育的理念,坚持对本科生进行体现人文教育基本精神的核心课程(core courses)教学,并且因应时代的转变而不断调整具体科目。最近调整后的哈佛核心课程主要包括七个基本方面: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数量分析,社会分析和自然科学,这七个方面下属的具体科目则有数百种之多。这一举措突出反映了哈佛的宗旨,培养人才,先人后才,不能成人,何以成才?哈佛并不简单地排斥专业人才的培养,它的研究院里云集了相当数量智能卓越的青年才俊,但是这些人几乎没有不受过人文学的训练,其中大部分师出专事本科人文培养的人文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这就保证了这些专才无论从事什么专门领域,都有人文关怀的深厚背景。

  现在,重视人文学理念,在美国比较深入人心了。以我孩子的经历为例,他在美国读的是liberal arts,毕业后,在通讯行业找到一份工作,很快当了地区经理,管理几十家分店,与他同时进入这家公司并且担任同样职务的另一位年轻人,他的工资比我的孩子少百分之二十五,孩子问他的老板:为什么我的工资会比他高?老板的答复非常简单:因为你是liberal arts,你的背景和他不一样。我不敢说这是普遍现象,但是,的确可以透露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人文学的重视和信任。然而,确立这种信念,却是风摧雨倾,来之不易。最主要的压力就是源自“技能教育”的挑战。

  十九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摧枯拉朽突飞猛进,工具理性、拜金主义、技术主义猛烈地撞击人文学的大学理念,以技能培养为中心的理念挑战着传统的大学使命,技能教育为主的学校(professional college)纷纷涌现。即使是哈佛也成立了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政府学院等专科学校。可是,正是人文学教育的长期坚持,才使得这个社会拥有一批思想文化精英,可以在技术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大化天下的恶风险浪中力挽狂澜,并且用人文原则耸立起坚固的大堤,阻挡资本恶流的肆意泛滥。甚至像爱因斯坦这样杰出的物理学家都在强调人文学教育对于专业教育的绝对必要,把那种没有人文背景的纯粹技能训练讽刺为“训狗术”。因此,虽然技能教育仍然还有市场,但很少人会认为这是大学理念了。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文学在教育理念上被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还在日甚一日不断恶化。人们经常感叹如今的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相当多的学者呼喊重建人文关怀,痛贬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社会腐化;一些大学校长也曾向我抱怨文科招不到好学生,只能在理工科落选的人中矮里拔高、拙中取精。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些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一切向钱看,腐化了人的道德良知。毫无疑问,这是相当重要的方面。可是,问题在于,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达得多,为什么那里精神崩溃的程度却没有这么恶劣?虽然,它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基本都在有效控制中。也有人认为是政府责任,政府的行为导向及分配政策出了问题。当然,这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是世界上职能最为庞大的政府,而且政府在精神建设上投注的力量远大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预期的效果?更何况按照现代民主理论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在精神领域中应当尽少干预。

  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原因,政府行为也是原因,我完全接受,甚至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的余地。但是,或许还有更隐蔽更重要的方面可以反思。归根到底,对市场经济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更进一步,就有如何发展市场,并且如何制约市场的问题;即便政府行为也是由人来完成的,组成政府的人是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理解力”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充分全面?政府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它对问题的了解存在偏差,怎么指望能够正确解决问题呢?而这又不是仅仅依靠维护行政权威就可以解决的。最为不幸的是,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理解力”,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它的主观意愿,如果意愿可以决定理念,那每一个主体便都是前无古人的划时代创造者,这是相当可笑的。事实上,在政府理解力的背后存在有迹可寻的历史谱系、精神脉络,这才是理念缘何而来的真正线索。所以,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政府、讨伐社会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在历史脉络的理解上,往往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假如让批判者们去处理具体问题,或许他们还不如那些被批判者的道行和功力。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玩笑,无奈的是,它经常发生着。

  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文性到哪去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文力量来抗衡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对社会的腐化污染?今天看这个问题,可以说,这是“先天有余,后天失调”,令人痛心扼腕。对于放纵利益追求将造成的社会破坏,中国的先哲观若洞火,早有警示,所谓“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而且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肯定人的正当利益需求,同时特别强调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所谓人文化育。提升人的素质,自觉地抵抗过度的“人欲”,并且要求政府实现“均富”,体恤苍生,阻止寡头富豪恃强凌弱,防止暴富成为引领风尚的社会典范。德沃肯那个非常出名的判断“财富不是价值”,在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中实在只是基本的常识。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的军事进入,从“体用之争”起,重视器用的功利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包装下貌似合法地粉墨登场,到了“洋务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普遍的物质主义、技能主义席卷了整个中国。经久的重视人文教化的思想传统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声光化电;私塾教育的文化传承停止了,政府按照自身的理解创办大学。盛宣怀建立的北洋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只是炼钢造船,人文教育基本不在视野之内。京师大学堂虽然是文科设置为主,但也是旨在为政府培养行政官僚,功能性的考虑占了主导地位,文史的训练只是跻身官场的周旋能力和才具噱头,直到民国时,蔡元培出任校长,文科教育才开始回到真正人文学的意义上,才成为所谓北大传统的精神脊梁。

  这种重视技能实用的倾向,到了“五四”时期愈发变本加厉,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精英们的当然之选,中国重视人文培养的传统遭到了猛烈的清算,成了腐化灵魂的毒药,束缚手脚的枷锁,不清除它中国便不能进步、不能发达!从此,科学的大纛迎风飞扬,扫荡礼乐教化的阴嶂毒雾。中国驰向现代的航船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中扬帆启锚,在一条偏离人文目标的航线上,经常地触礁搁浅不正是它的宿命吗?这一路走得太苦了!可是,怨谁呢?这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塑造的“公共理解力”,也是“政府理解力”,它选择了这样的航线,这样的方向。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解力也孕育了中国近现代的大学理念,短短百余年的中国大学史,从开始到今日,一直都在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技能主义的规划和纠缠中畸形成长,其中的偏执相当惊人,甚至连大学停课、全国性地废除文科、只办理工科的人间奇迹也创造出来了。这是“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极端的偏废人文崇尚科技的心态的必然结果。我记得,即使是革命激情澎湃的列宁,在他去世前的1923年,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鲁士铁路,加上美国技术,加上托拉斯,加上美国国民教育。什么是美国国民教育?就是从大学的人文理念发展出来的通俗的素质教育。而中国却差不多从大学中把人文理念清扫干净了。

  问题不在于大学里是不是还有文科,而是只要技能主义成为大学理念,文科也可以变成技能训练,哲学可以只是一套仅供背诵的教条,历史可以只是某年某月发生的事件,文学只是文学家加作品,只要你练出一套掌握这些“知识”的功夫,照样可以在竞争残酷的就业市场谋得一份有头有脸的体面差事,而那些化育心灵的人类智慧、历史记忆、情操体验无论如何不是技能训练所能了解,当然也不能成为技能教育的目标。我们的大学文科教育不就是年复一年地大批制造“文科技工”吗?假如我们把罗马时代的“奴隶技能教育”作一个换向思考,现在这种偏废人文学的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奴隶”,通过技能教育把人教育成市场的奴隶、职位的奴隶、金钱的奴隶。假如人的大学生涯只是因为这些方面才有意义,大学就只是在培养市场社会的奴隶了。罗马是奴隶被迫接受技能教育,现在则是人不屑于人的意义,主动争取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讽刺!何其可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高等教育如此热衷于就业性的技能教育,又怎么能遏止整个社会追金逐银的糜烂风尚呢?糟糕的是,这样一种浅薄腐朽的大学理念,在中国大学理念的探讨中,居然还有人为之称道,堪称奇哉!

  我就读到这样的文章,貌似公允不偏不倚地主张大学理念不必定于一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大学理念,可以是发展人文的大学理念,也可以是发展工科的大学理念,甚至还举出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证明不同大学理念都可以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我想,导致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对大学理念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另一方面是对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望文生义。大学理念是探讨大学的本质和大学的根本宗旨,不是可以做什么还是不可以做什么,而是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摆脱的基本立场。发展文科、理科、工科,培养文科人才、科学家、工程师,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基本原则,大学是培养这些人成为服务和引导社会的精英,而不是谋取一己私利的能工巧匠,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人文学教育,增长智慧和知识,开阔胸怀眼界,陶冶情感情操,培养理想境界,理解责任使命,在这个基础上成为专家人才,可以在各个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这就是大学的使命,关于这一使命的理解就是大学理念。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各种各样无分彼此的大学理念。但是,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区分上,的确存在发展不同专业的特点,应当如何理解?长期以来,哈佛是主动自觉地不发展工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坚持以文理教育培养人文关怀,防止工科的技能主义倾向污染哈佛的基本精神。表面上看,麻省理工学院是工科大学,可是它在发展工科的过程中,不断认识人文学的重要性,现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决不是单纯的工程技术教育,它强有力地发展人文学的基本领域,它的哲学系是美国最好的哲学系之一,有着像乔姆斯基这样声名卓著而又心系天下的哲学家,它的政治学社会学方面,曾经有着像罗斯托这样影响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学者,它的经济学不仅有萨缪尔森这样的伟大学者,现在仍然有像克鲁格曼这样杰出的坚持人文理念的著名经济学家,它的历史系甚至早就开设了中国历史的课程。这样的学校还能把它理解成单纯的工科院校吗?而且,这样的取向在美国已经相当普遍,加州理工、德州农工学院的文科和人文学教育都很强大,一般的文科大学已很难比肩。应当认真问一问的是,曾经的工科学校为什么会致力于发展人文学,他们看到了什么?难道我们还好意思把工科也当作什么大学理念加以呵护吗?值得高兴的是,国内的理工科大学,例如清华、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等都已经注意到发展文科的重要性,开设了文史哲专业,有些还是国家级的文科基地。当然,文科是人文学的必要条件,但它不等于人文学,从设置文科到普遍的人文学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愿这一切不是逢场作戏的花拳秀腿。 

  

  大学理念成长过程中的另一个考验是大学的使命是否主要是生产知识。十七世纪以来,人类的知识规模迅速膨胀,这些知识的出现绝大多数都与大学有关,因为大学云集了社会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并且,新知识强有力地改变了社会,由此,一种观念出现了:大学的主要使命应当是生产知识。由于这一观念的推动,出现了一批研究型大学,例如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的相当大部分也可以看作是研究型大学。毫无疑问,大学肯定是知识生产的基地,众多的知识精英不生产知识才是奇怪的事情。但是,知识生产能否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能否取代教书育人的基本功能?

  有几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必需考虑。

  大学不是研究院,研究院可以比较单一从事研究性的知识生产工作,而大学终究是要教书育人培养学生的。如果生产知识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就会注重知识性的人才,轻视人文学教育。这样培养的只是专才而不是人才,大学为社会培养在各个领域都能体现人文胸怀的精英的理念便不能落实。因此,大学可以生产知识,而且没有新知识的不断充实,人文培养也难以开拓广阔的境界,但是知识生产不能优先于人文培养,更不能代替人文学教育。

  突出知识,又如何处理智慧?知识教育与智慧培养很不相同,哈佛有一段著名的铭文:为增长知识和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突出知识教育和智慧培养的双重任务。在哈佛校园里,哈佛铜象的基座上刻着哈佛校徽的浮雕,其中有两本是打开的书,另有一本是书脊向上书页匍匐,一个有意味的象征性解释是,两本打开的书代表了知识,可以通过书本获得,另一本代表智慧,不是仅仅通过书本就能得到。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至今为止,虽然有所谓“主观知识”,或者普兰尼的“个人知识”,但是压倒性的知识理解仍然是“客观知识”,知识的可靠性取决于对特殊性和主观性的排斥,取决于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反复验证的普遍有效性,否则不成其为知识。因为这个规定,意义世界、价值领域、审美境界都不在知识范围,它们不能满足知识的量化和确定性要求。但是智慧却不同,远比知识复杂,智慧一定和主体有关,或者是个人,或者是群体,没有什么非主体的智慧;智慧一定和生命经验相关,一定和生命情景相联系,它是理解、洞察、预见、决断、协调的能力。因此,智慧的培养,需要参与、体验、领悟;而知识教育却可以通过耳提面命、死记硬背、作业考试来完成。这是相当不同的。当然,知识的积累可以丰富智慧培养,智慧的培养也可以增强知识理解,其间可以相通。但是,智慧的确不是通过知识教育和书本阅读就能直接获得的。由于这个区别,教学的途径和品质也就大相异趣。无关乎老师的教学技巧高超或是低拙,知识教育基本是单向的教学授受,在大学实验室里,学生基本是导师的打工下手,根据导师的计划亦步亦趋。但是智慧培养的教学却是另外的景象,它是建立在老师和学生双方的体验性反思和辩难的基础上,哈佛文理学院的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相互提问相互质疑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近年来,回国讲学的机会渐多,很深的感受是课堂学生反思性的提问实在太少了,大概这是经历了太多的知识教育养成的习惯吧。这样的人才怎不滋生官场中惟命是从不思创造的陋习?反思出智慧啊!

  突出知识生产的大学理念最大的问题是以知识标准规定了大学教学方向,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取向在进行文科教育时,阉割了文科的人文性,不仅把文科变成知识教学,与智慧无甚关联,而且按照知识的标准裁剪文科,凡是不符合知识量化和确定性原则的都不是大学文科教育的内容。因此,文、史、哲、政、法、社、经在课堂上成了了无生命气息的各种符号。哲学只剩下逻辑、语言、分析哲学,历史变成了史料学和史实学,文学成了文本和形形色色流派症候的辨析标签。在美国,大学哲学系一度是分析哲学的一统天下,哈佛也不例外,直到今天分析哲学仍然是许多大学最主要的课程。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分析哲学或文科的知识化教学,至少它可以帮助人们比较正确地提出问题,然而,哲学的本质是“爱智慧”,信仰、审美、伦理、宇宙大化的存在和意义这些古往今来的哲学领域,无论如何不是依靠对语词、概念、句法作近乎数理的分析就能真正解决的。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哲学看起来就是一门科学,它的深邃和睿智被一堆枯燥无味的公式代替了。这种状况终于变得不能容忍,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今年十月,哈佛教授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指出“由于集中于狭窄的学术问题,而不是学生可能面对在哈佛大门之外真实世界的问题”,哈佛要求所有的大学生必需学习宗教、美国历史和道德规范,虽然“哈佛不再是一个带有宗教使命的机构,但宗教是哈佛毕业生在他们的生活中将面临的事实”。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哲学家爱立森·茜梦(Alison Simmons)在电视访谈中表示,“作为大学教授,如果他们不信奉宗教,则不必面对宗教,但在世界上,他们将必需面临宗教问题。”其他的一些常春藤大学也先后作出差不多同样的决定。我相信,长期以来,知识排斥意义的教学情况将会真正改善。

  中国的大学也无法置身在知识垄断教学的潮流之外。“五四”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影响潜移默化地长期影响着大学教育。胡适、傅斯年们就认为不能量化的就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以至于台湾中研院,在很长时间只集中发展史语所,因为历史史料和语言文字是确定的、可以量化的,而文学、哲学无法精确定量,所以长期边缘化,所谓文哲所,直到几年前,才摘掉“筹备”的牌子,由偏房而正室。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的历史系里,有不少颇有声望的教授,其中有我熟识的朋友们,诲人不倦地教导学生搜集考证史料,以为这是历史学的真学问,而把那些关于历史意义的问题贬为大而无当,唯乾嘉朴学和实证主义马首是瞻。当然,掌握确凿史料,澄清事实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那种曾经猖獗一时罔顾史实胡说八道的恶劣学风,令人厌恶憎恨。但由此而过份地夸张其词,把不过入门的“功夫”当作至高境界来培养学生,也会贻害天下。这导致了“历史终结”的危险,当没有新的史料可以发掘研究时,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便结束了。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被历朝历代的人们反反覆覆地研究琢磨,并不是因为新史料的发现,而是历史事件本身含有的深刻智慧和意义启示永久地激动着探索的渴望,吸引着人们不断地含咏体味,培育着人们在历史中更新成长。这是永恒的寻求,天荒地老,永不终结。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对于功夫和境界有精确的定位,所谓小学大学之辨,小学者,音韵、训诂、考据,大学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从来没有治小学者,堪为大师大德,也从来没有大师大德者不会小学功夫。孔、孟、董、程、朱、陆、王等等,哪一个不是治小学的高手,哪一个不是纵论天下的大学担当!小学和大学,孰轻孰重,孰小孰大,本是一目了然,无须赘言。可是今天,大学教“小学”,“小学”出大师。这不可笑吗?

  知识生产作为大学理念的另一困难是专业化对人文学的宰割。从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以来,知识的分类越来越精细,知识生产所要求的知识准备,难度越来越大。一个学者穷一生的努力都未必能在一个专业中的一个课题上真正有所建树。因此,对于人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细腻,近乎苛刻。虽然这些年来,强调跨专业、跨学科,甚至跨文化,但是,很难阻挡学科专业间门户森严划地为牢的趋势。这种状态不只是自然科学中的现象,而且也有力地冲击人文学科领域。文科学者中一辈子研究一个人、一流派、一本书,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在文科教学中,文学、历史、哲学,早就被分成不同的专业,而且在这些专业中又划分出第二梯次的专业,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专业等等;这还不够,还有第三梯次,例如中国哲学史中先秦专业,或宋明理学专业;事实上,这还嫌粗,一个历史断代中,还有人物研究的分工;即使人物研究,还可以劈出早期晚期之分。好端端一个人文学被肢解得如此七零八碎。在这样的学科分疏下,贯通于文史哲、融汇在政社经之中的人文学很难在大学教学中立足。我的孩子就曾疑惑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今天培养不出达·芬奇这样的人物?

  的确,从人文学教育的历史来看,对人的素质和境界的塑造,重要的就是强调一个“通”字,通识加通才。调动文科和其他学科的各种资源培养人的综合素质,通过文史哲的相互浸渗融会贯通,形成宽阔而又深邃的视野,充满理性智慧而又不失人伦情感的生命立场,清醒地了解自我责任而又能推己及人的生命关怀,端坐于书房同时又可以行走于社会的生命自由,既在庙堂之上又在江湖之远潇洒自如的生命风度,可以参悟苍天玄远也可以体知草木冷暖的生命美感,而不仅仅是被肢解的文科中的专业人士。这样一套理想标准,体现在个人身上,是人的综合素质;体现在社群、民族、国家的集体身份上,就是公共智慧。专业化的最大祸害就是瓦解了个人的综合素质和群体的公共智慧。不突破专业化的局限,综合性的公共智慧便不可能产生。

  而现在的大学教育离这样的人文培养理念还差很远,由于知识专业化的主导,搞哲学的往往没有历史意识,也没有文学品味,有的甚至连文章训练的小学功夫都不及格,除了故作高深的唬人姿态,就是文理不通的一无所有;搞历史的经常蔑视哲学的训练,把哲学当作妨碍历史研究的空疏学风,避犹不及,至于文学体现的情感理解那更是专业历史学的客观历史最忌讳的;文学的情况稍好些,但哲学和历史的作用并不是至深智慧和集体记忆的内在自觉,而更像是装点门面的杂碎配料。被专业化如此隔离的文科怎么可能培养人文学通才呢,甚至连专业知识生产的质量能不能自保都很令人怀疑。事实上,我并不排斥知识生产,相反,能够生产精致的学问非常值得敬重。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最精致的学术,引导负责任的媒体言说,进而引导健康的大众文化。最坏的情况是,肤浅浮躁的学术,产生急功近利的媒体声音,导致最恶俗的大众文化。我们今天究竟是最好的良性循环,还是最坏的恶性互动呢?所以,最精致的学问,不管你是否自觉,它终究是有社会人文责任的。离开了人文学的基础培养,仅仅依靠专业化,精致博大的学问从何而来?人类的公共智慧又从何而来?

  

  那么为社会服务是否应当是大学理念呢?是,但又不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提出,大学教育目标就是为社会服务,就是满足社会增长的需要,引起美国大学界关于大学理念的激烈争论,把大学作为服务社会的工具,这种社会功利主义的理念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以增长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不能成为大学的基本理念。但是,问题没有终结,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给大学更大的考验,强调大学提供社会多元知识服务、走出象牙塔的呼声,再次成为一些学术领袖质疑大学理念的主要立场。这方面的考虑对于正在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应当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何理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毫无疑问,大学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各种横向组织的重要构成。但是,大学又完全不同于企业、银行、市场、社团等其他的社会构成。借用孟子的说法,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大学是社会之首。塑造社会方向,提升社会品质,这是大学存在于社会的意义。如何办大学,在长远的意义上,就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的本质才成为关心人类发展的人们反复探讨的课题。尤其当社会处在重大转型的时期,关于大学使命的争辩,就会愈发激烈。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当代中国,都是转型社会,都伴随了广泛的大学理念反思。每一次社会转型,大学几乎必经一次洗礼,以考验大学的人文理念能否持守;而每一次大学的改革,也都会推动社会的相应改变,这个二重奏是千年大学史中不变的基调。大学与社会存在如此紧密的关系,它怎么可能不服务于社会呢?但是,它的服务不是急功近利,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通过培养杰出的人才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哈佛体现的基本精神就是如此。如同我在本文开篇时所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就是哈佛和像哈佛一类的大学培养的人才,在各个行业里砥柱中流,从总统到议员、企业家、银行家、神学家、民间领袖,等等,一个深厚人文关怀的精英群,领导了美国的发展方向。即使它的政治领袖愚蠢无知,造孽犯乱,社会的良知仍然能够改变错误,扭转方向。这就是人文学的力量,是社会的道德良心、公共智慧、理想担当、精神领袖。大学就是着力培养这样的人才而永久地服务于社会。

  但是,这种意义上服务社会的理念现在受到了严峻挑战。这一挑战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求大学改变自主的学术教学研究传统,为企业和市场服务。在美国,由于八十年代的全球化突然展现了广阔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传统制造业大量东迁、移入亚洲,美国本土产业面向高科技转型,而高科技获得的高利润,诱导全球性开发高科技的冲动。一时间,高科技成了追求财富最具刺激的******。企业把目光转向大学,要求大学贡献高科技产品,加入占领市场、淘金掘银的疯狂浪潮。而其时的美国政府却削减了在教育和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屈于捉襟见肘的财政和抵挡不住的诱惑,羞涩地开始接受企业的投资,开发高科技产品,沦为企业的同谋,市场的帮凶。此口一开犹如决堤,市场的洪水一泻千里,大学人文主义理念,惊涛裂岸,风雨飘摇。甚至哈佛这样的人文学堡垒也感受到水沫雾絮、潮击浪拍的扑面压力。前不久关于哈佛校长下台的新闻传播甚广,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真正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的计划背离了哈佛的人文主义传统。看到硅谷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重大影响,他企图把哈佛变为“东部硅谷”,发展成美国生物工程的中心,与哈佛人文学的发展背道而驰,这种趋从市场需求的大学理念理所当然地受到哈佛教授们的坚决抵制。一如哈佛这样的学校都有如此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渗透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这是一种由大学为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服务的理念所孵化出来的“学术资本主义”!它的危险是从根本上颠覆“学术人文主义”的传统。

  市场污染了学术自治的精神,原本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大学,现在正迅速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大学转向科技知识生产,而教授专家越来越像工程师、技术员,学生在市场诱导下苦练资本游戏,成绩谁在乎,挣钱为要务!谁能空手套狼,从股票证券市场中圈到最多的钱,谁便是英雄好汉,楷模典范。甚至血拼消费,竞比排场。在美国,学校仅为一年级新生提供宿舍,每年暑假,学校便把宿舍维修一新,以期宾至如归。这一切,寒酸了。新生人影尚未到,工程装修已喧嚣,学生自费把宿舍修饰得像酒店一样。纽约大学有些学生干脆入住五星宾馆,每天超长豪华林肯车接送上学,成为大都会新传奇。面对记者采访还振振有辞:这算什么,我挣的钱我自己花,说明我有这个能力!这大约可以看作大学为市场服务的“杰出产品”吧。至少我没有办法想象,还是学生就热衷在市场中圈钱的人,怎么能甘心没有市场价值的人文学训练。其实,不仅仅是学校,一切精神性领域的处境都很尴尬,把财富当作身外之物的教会也不例外。教堂尖塔,晨曦暮霭,肃然伫立,曾经是通向上帝的庄严象征,现在则被教会出租,成了手机公司的信号塔。许许多多,为数甚众。上帝被出租了!满街都是犹大啊!

  这种状况在开始时就引起美国大学界的警觉、忧虑,不少大学努力加强核心课程的人文要求,以减少市场对大学的污染,大学理念的探讨反思成为美国思想界的重要课题,很多重要的思想家针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扩张,提出进一步坚定发展人文学的信念。还有学者直接把学术资本主义作为研究解读的对象,思考具体的因应之道。斯劳格特(Sheila Slaughter)和莱斯利 (Larry L. Leslie)合作出版了《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一书,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民营企业科技含量不高,大部分是服务业、房地产,和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这种产业类型对高科技开发几乎没有需求,加上民营企业的资本规模和民营企业家的投资心理习惯,因此,中国企业目前还不大可能对大学进行资本渗透,现在谈论企业压迫大学而导致“学术资本主义”实在是夸张其词了。但是,这并不意味大学为社会效益服务的理念没有影响中国大学,相反,这种理念对中国大学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在美国的影响更严重。这是因为,在美国还有长期的学术人文主义传统可以抗衡,而在中国,从“五四”以降,中国大学始终在振奋民族富强国家的现代性压力之下,追求社会效益名正言顺地成为大学使命。功利取向、效益原则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包装下,成为最有激情的自觉责任,而坚持学术独立、大学自治的人文学立场,一再地受到清算批评,在大学毫无立锥之地,大学反抗学术资本主义的精神资源早就被彻底解构了。因此,当市场的力量崛起,在美国是人文学的争辩抵制,而在中国却几乎是兴高彩烈的喜悦拥抱,高尚的功利主义立即转化成恶俗的功利主义,轻而易举,几无阻挡。

  中国式的学术资本主义虽然受企业影响不大,但是另有两个独特而强大的力量,其一是政府的权力资本的干预,其二是市场的影响力。大学的资本构成无非两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虽然像哈佛这样的常春藤私立大学成绩卓越,蜚声世界,但是美国公立大学仍然占了很大比重。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公立的,即使对外国留学生也基本免去学费,仅收很小数额的注册费,只有极少数的专业学校是私立的。欧洲绝大部分国家的大学大多是公立的。在中国,当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政府办的。为什么各国政府都会用国家财政来支持大学?这是因为,一,必须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不能让可以受教育的人,因为经济原因,被排除在大学之外;二,大学关系国家的未来,而未来是无价的,不可能要求人类的明天来支付今天的投资;三,大学代表精神生产的价值,这是市场价值无法衡量的,因此大学不能也不该成为盈利的企业;四,大学云集了知识精英、社会精华,这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尊重他们,善待他们,是人类的良知,政府的责任。孟子强调“养仕”,中国的确有养仕和敬重读书人的传统。在西方,康德也说过知识分子是不应当靠出卖体力而生存的人。任何一个政府如果污辱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就必定是丑陋短命的政府。

  因此,政府办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人文发展的结果。然而,政府办大学需要特别警惕政府对大学的干预。用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以为既然是政府出钱办大学,政府就可以干预大学的教学和行政,这是非常危险的心态,它会损坏大学的学术和大学的品质,即使是善意的干预,也同样是对大学的学术独立和教学自治缺乏必要的尊重。西欧国家对这方面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些国家甚至通过立法,防止政府干预大学,也就是说政府有出钱的责任却没有干涉的权力。这后面有重要的认知立场,公立大学不是官办大学。国家的钱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办大学是社会共识,体现社会的公共意愿,这叫公立大学。公通共,是所有人,是天下,公又是正,是公道。而政府是社会行政管理机构,俗称“官”,即使现在的公文中也仍然习惯用“官方”、“政府官员”这类词汇。合理的政府必须体现和代表公意,既然是“体现”、“代表”,就不是等同,因此,官不等于公。何况要求“体现”公意,本身就意味着有不体现或者不充分体现的可能,要求“代表”,也有可能是没有代表,或者代表了一部分利益集团虚假的公,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接受监督的原因。因此,政府只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政府如果认为有权力对大学指手划脚,那大学就成了官办大学,而不是公立大学了。我所以近乎繁琐地区分官和公的不同,实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以“公”自诩的“官”。其实,真正的贪官并不可怕,因为贪官代表私是一目了然的,可怕的是不知道“官”“公”之分,以为是“官”就是“公”,那样“官意”就遮蔽了“公意”,这个社会就只剩下政府意志,而看不到人民意愿了。

  在这个意义上检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大学的干预,让大学有充分的时间来发展中国自身的大学传统,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积累是相当稀薄的。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有自己的规则和特殊性,不是政府行为可以完全了解的。学术的发展,人的培养,是长期过程,来不得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应当让大学尽量少受社会的干扰,放眼长期的目标,为社会贡献智慧和人才。何况大学是社会精粹所在,他们的智慧不在行政官员之下,应当相信他们有能力建设真正一流的大学。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现在中国政府非常期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重金投入,这是大学史上的大手笔,令人赞叹。身为海外学人,当然希望国家教育蒸蒸日上,精英才俊层出不穷。但是,越是大笔投入,越应当警惕过度干预。我注意到,国家教委经常出台各种教育“工程”,高教主管部门也忙于对“工程”相关单位的考核评估,使得这些大学穷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其实,一流大学不是靠“工程”理念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长期积累,形成有质量的教学品格。中国搞大学兼并,或许有自己的理由,但是,结果是一部分有百年历史特色的大学消失了,那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资源!像大兵团作战那样大规模结集大学资源到底和一流大学有什么必然关系?普林斯顿大学就是袖珍大学,决不妨碍它是世界一流大学。难道搞出一百万人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了?政府着力发展大学教育是好事,但是要尊重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切忌以政府意志来规划大学,那就不是公立大学,而是官办大学了。像什么“教育产业化”,把大学推向企业推向市场的大败笔,切切不可重演。应当充分听取资深教授专家的意见,严格按照他们的意见发展中国的大学,那样才有可能建设真正一流大学。尊重大学精英,不只是问寒嘘暖的慰问体恤,而是真正尊重他们的智慧,尊重他们所代表的大学尊严。我在法国时,就看到政府总理巴拉杜面对如何处理法国工人罢工的难题,去大学拜会社会学家阿兰·图汉,求教他的意见和智慧,而不是政治领袖习以为常地巡梭视察训话指示。

  除此之外,政府承担国家管理和发展的责任,因此,政府向大学投资经常会把国家效益考虑作为对大学的要求,使大学发展经由权力资本的导向而直接面对市场,其客观效果与美国企业渗透大学造成学术资本主义是相同的。政府除了支付大学日常行政开支,还掌握了数额巨大的所谓“项目经费”和“基地”建设经费,不论主观动机如何,这笔经费的分发客观上成了政府控制学术规划、学术方向、学术风气的主要手段。高科技应用开发的项目经费要高于基础研究,自然科学要高于文科,在文科中,所谓国家工程项目要高于普通教育,可见,这些经费中真正落实到文科,尤其落实在人文教学上只是挂尾零头,与大学应负的主要责任完全不成比例。何况,有些大学甚至对国家拨给文科的经费,还要雁过拔毛,克扣留存。毫无疑问,科技开发需要较多的资金,自然科学研究的资金需求也要大过文科,但是大学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在教学,是培养人,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政府投入教育的资金究竟应当优先保证教学,还是项目开发为重?如果项目开发成为学校教学经费的主要来源,那与政府和美国企业用项目渗透大学、推动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的膨胀又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企业用的是自己的钱,政府使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更应当用于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盈利项目的投资。在中国,家庭用于教育上的投资在家庭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是值得认真关注的问题。当然,中国民间社会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是用这个理由来说明家庭教育投资的超大比例,实在太过牵强。根本问题是教育在政府投资布局中比重太低,而且在大学教育理念中科技开发比重太大,这就造成纳税人通过交税已经支付了公共教育,却还要在税后收入中对教育作二次投资,而且数额巨大。这是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长期保障公共事业的制度优越性正在迅速流失。这后面更深入的问题是,政府应当如何定位?一个健康的政府不能采取市场行为,尤其不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更不能动用纳税人上缴的国家税收参与市场运作,政府应当在市场之外,以公共身份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限制市场的胡作非为对公共事务的伤害。尽管中国是在特殊的转型阶段,政府负有帮助健全市场的责任,但是,虽然如此,政府甚至更有必要形成清醒的认识,减少和禁止政府的市场行为和市场角色,以保障市场和公共事务都能健康发展。

  在大学建设中,以项目经费这样的手段来干扰大学的基本任务,还有谁安心于认真教学呢?几乎每个人都被要求报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经费,而且能不能搞到项目或多或少还和职称晋升等连在一起,在这种压力下,一个大学教授的主要精力还会集中在教书育人上吗?更为甚者,这种经费与项目挂钩,项目与人挂钩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大学风气。各地争抢项目,送礼行贿,暗中串联,弄虚作假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手段高超,风过无痕,堪称极致。为人师表者因此而斯文扫地,大学教授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资本已经残破不堪。搞到项目的人,尤其是几个国家项目在握,不免财大气粗神色飞扬,俨然成功人士的庸俗风度粗鄙作派;而弄不到项目的人却只有等待别人眷顾的萎顿和无奈。那些仍然坚守教学为己任的人们,与孤傲的信念相随相伴,难免是清贫拮据。这景象,真叫人情何以堪!

  其实,国家资助学术的结果不该如此,相反,是那些得不到市场垂怜的学术,可以而且应当优先获得国家的雨露阳光。我们面对的最大困境是市场经济不可阻挡地改变和控制人们的存在方式,市场价值强势霸道地主宰了社会的评价标准。但是,人文价值却决不是市场价值原则可以理解,它无法明码标价,不能买进卖出,因此对于市场而言它毫无价值,然而,人文精神对于人类的自我成长却有极高的价值。具体到文化精神产品也是同样道理,极尽宣泄、目中唯我、只求情绪的当下挥霍、何在乎持久的审美回味,已经成为当代快餐式文化市场的消费特色和经营主旋律,光怪陆离、声嘶力竭、摇头晃脑、标新立异构成流行风尚、青春卖点。在这样的市场中,扬眉吐气、大化人间的是流行歌曲、现代摇滚,忍辱负重、门可罗雀的是经典歌剧、交响乐、芭蕾舞。这些高雅艺术团体温饱尚且难求,何谈继往开来?但是,它们的文化产品所代表的精致价值难道是那过眼烟云的流行小曲可以比拟的吗?政府是应当发展那些充满市场价值的流行艺术,还是应当投资保护人类艺术的精华?法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清醒的自觉,每年在国家财政中划出近百分之七的经费,用来保护人类文化的精华,使得这些体现人文价值的极品绵延传承,不至于被市场经济扫荡殆尽。这个信念应当成为政府投资大学的基本原则。政府不能按照市场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学术教育的高低贵贱,高科技应当投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也应当投资,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大学的第一要务是教书育人,必须首先保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大学教学。假如穷乡僻壤的苦难学子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大学,假如那些热忱于教学的老师不能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假如学校领导为了一点区区奖金而忙碌于那些仅仅是创收的培训班,假如权力资本的引导使得人文学彻底地边缘化,大学丧失了它的精神方向,政府的大学投资就是大失败,政府就愧对天下苍生、莘莘学子!

  最好不要低估市场对大学的污染,永远都别低估,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把大学要服务社会效益当作大学理念的人们。我所以强调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大学的干预,而不是立即兑现,除去体制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大学已经有能力贯彻学术独立、大学自治的原则。看看我们的大学吧,市场已经把大学改造成什么样子!在为人师表的行列中,沽名钓誉者有之,剽窃抄袭者有之,嫖娼宿奸者有之,招摇撞骗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现在,连拐卖人口者也涌现了,大学正成为丰富业余生活街谈巷议的笑柄。毫无疑问,这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而且,绝大多数永远都是好的!可是,就是这极少数值得我们考虑大学风气。在传统学术中,一个教授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教育上的奉献,而现在一个教授的成功却可以是市场价值的认可,是他在市场社会的话语权力。因此,荣耀于“上书房行走”,热心于电视出镜率,满世界地应邀讲演,挖空心思地制造耸人听闻的莫名话语,对一无所知的领域敢于放谈高论,这种以知名度为生的“市场教授”现在却不是少数,而且如鱼得水,欣欣向荣。市场的规则在腐化学术规则,而被腐化的学术则腐化着大学的理念和青年学子。这些成功的“市场教授”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正是市场污染大学最有效的途径。如果不把这种风气从大学中清除出去,大学会被治理成什么模样呢?若人重,必自重!大学的尊严建立在教授群体的尊严上,人们敬重教授是因为他们有学问,有教养,有良知,是可以信赖的人间师表。假如教授的贪得无厌超过了一般商人,假如教授捞钱的手段甚至比奸商更狡诈阴损、厚颜无耻,那就别怪这个社会看不起读书人,因为,读书人自己毁了自己的尊严。因此让商人做回商人,而不再是混迹于大学的商人教授、市场教授,以匡复大学的尊严,恐怕也是当务之急了。在这方面,海外回国服务的专家教授们,务请自重!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学者,有的甚至是名声响亮的资深教授,也热衷于欺名劫色,妙手圈钱,权势熏心,凶吵恶斗,热衷于到处曝光,乱抖风头,满嘴媚词谀语,每每惊人之论,不着边际,无奇不有,真让人叹为观止!其实,一个沉默的花瓶也要好过口无遮拦的胡言乱语,至少还有被欣赏的价值。海外归去,无论如何应当把国外办学的经验教训带回国内,帮助发展大学教育,这是基本责任,怎么能与最阴暗的龌龊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把开放的中国当作个人大发利市、极尽表演的舞台呢?

  所以,小心谨慎地对待大学为社会效益服务的理念,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那后面的陷阱会让人坠入深渊。

  

  大学理念中还有另外两个方面,大学的使命是承续传统,大学应当是社会批判的中心。囿于篇幅和时间,只能简要述之。

  大学的使命当然包括继承传统。大学所以能教书育人,就在于它掌握了集中在传统中的人类智慧的伟大谱系。风俗习惯可以通过民间生活方式传承绵延,但是,精致深刻的伟大智慧不通过专门的研究教学是不会代代相传的。因此,强调传统教学作为大学理念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极为重要。世界上,没有一所重要的大学可以不通过传统教育而成为一流大学。传统教育是对人的根源性、人的存在的精神依据和人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的教导塑造,它是人文学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方面。中国从“五四”至今,经过“打倒孔家店”和“两个决裂”的灌输,社会意识形态中弥漫着强烈的反传统心态。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大学教育中,传统资源都已是稀薄无几、岌岌可危。“韩剧”在中国的热潮就是佐证,那里传播透露的精神品味、文化气息、伦常道理、历史情调,原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积累,是塑造自我、养育后人的历史财富,但是,在我们这里,它的故乡家园,被革了一百年的命;然而,在韩国却保存下来,以至于今天我们要透过韩剧才能重新欣赏领略我们自己的历史精华和生活风度。不仅仅是影视戏剧方面,即使在大学中,能够深刻准确负责任地讲述传统的教授也已经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学建设的紧迫危机。

  但是,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危机,就更需要注意另外一种极端,把传统的讲授变成怀旧之恋、复古愁绪。传统不是僵死的知识教条、古旧的简帛文献,它是存留在历史文本中有生命的伟大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反传统的暴戾心态和墨守陈规陋习的恋古情怀事实上同出一辙,都不了解传统是有生命有创造力的历史智慧。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曾经指出,每一个人都是“文化中介”(Culture Agent,或译“文化作用者”)。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接续文化,同时又用自己的生命行为使文化丰富增值、更新成长,唯如此,文化才是一个族群用历史书写的集体智慧。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文化传统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应当面对人生疑惑、社会困境而创新生长,否则它就不能算是智慧,它的生命也就此结束。孔子说“圣者时也”,就包含这个道理。因此,中国今天的传统教学应当以传统资源直面我们的时代。我决不认为,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可以不经过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的考验,不对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宪政法制作出创见性的回应,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当代智慧和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这是大学传统教学上最重要也最艰巨的课题。不是坐拥一片绿水青山,着上不伦不类古装,满嘴上古旧制,顽固抵制西学,就能让传统继往开来发扬光大,那充其量不过是痴人梦中的镜花水月罢了。严重的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真正识古通今者少而又少,这沉重的责任能够托付给谁?所谓“自由主义”者,不屑于传统智慧;所谓“左派”,在反对文化殖民主义中,却没有任何传统的声音;而恪守国学的学者,又有几分心情真正面对西学;呜呼,谁堪重任?

  大学应当是文化、社会、政治的批判中心,这同样是大学的使命。大学是知识分子的集结地,用康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担当人类道义和责任的人。而中国古代读书人最感人动天的抱负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情怀塑造了一批中华民族深刻睿智高瞻远瞩的文化思想大师,同时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志士仁人,鲁迅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因此,以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天下为公的道义责任,批判社会生活中一切违背人类良知的错误、偏见,乃至政策举措,是大学当仁不让的职责。何况,大学的人文学教育,如果离开了社会批判,它的责任意识又如何体现?

  但是,大学的社会批判不同于民间意气、群众造反,因为大学有大智慧,所以对大学的社会批判有更高的要求,大学的社会批判必须体现宽广的视野、长远的责任,成为有建设性的积极力量,而不是仅仅放纵一时快意恩仇的否定性批判。因此,大学的社会批判如何避免破坏的激情,而自觉成为有深刻同情的社会生活的“忠诚的反对者”(loyal opposition),这对发展大学的公共批判意识是不可回避的挑战。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批判很难完全避免“政治正确”的权威心态,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掌握文化资本,更容易产生“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情节。如何防止意识形态批判的片面性,而使大学社会批判多元多样?如何做到不是意识形态批判限制人文学的宽广视野,而是人文学的深切关怀使得社会批判更加中肯平实?如何发挥人文学同情的涵盖能力,以抵制社会批判的不同立场成为人文学内耗的根源?这是警惕批判性意识形态污染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课题。在哈佛,经常有不同学术立场、相反批判意见的教授就同一社会问题、学术问题同台讲课,以帮助学生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培养对反对观点的尊重理解,在反对的声音中获得克服自身盲点的资源。这个经验或许可以参照,但是,其背后开放的人文胸怀却是更重要的大学基本精神。

  希望这些不成熟的考虑能够帮助理解本书的精华,理解人文学和大学理念的丰富含义。当然也希望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意见,使得大学理念的探讨深入开展,成为中国大学建设必须的思想资源。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牛可副教授,确定本书选题时,他正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他积极参加我们关于大学理念的讨论。在本书的选题、翻译、编辑的工作上,他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可以说,没有他的努力,这本书决不会是现在这样。春夏秋冬,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我的办公室,探讨各种问题,涉及最多的,还是大学理念和人文学方面。我本人也在和他的对话中,受到许多的启发。还有北大社会学系的李康副教授也参与了本书的选题、翻译工作。从他们身上,我真正看到中国大学的建设有远大的前景,只要锲而不舍,中国一定可以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这不是遥远的梦!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