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6年第6期 >> 正文

“他者”眼光的局限

——读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陈壁生

  作为一个异域文化的观察者,杰华在研究“城里人怎样看待女性农民工”的时候,多有创获。但是,杰华在研究“她们怎样看待她们自己”的时候,则在设计调查问卷、分析调查结果中,不免带了过多的西方人的眼光,让人看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而存在非常大的文化隔膜。

  在为本杰明·史华兹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路易斯·哈茨一开头就说:“外国评论家的本事在于能够揭示出所研究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蕴含着的思想方面的东西。因为这些评论家往往通过母国文化提供的对照,使异国社会生活中蕴含着的思想显得清晰可见。”{1}这是因为,一个人身处在自己的文化氛围之中,这种文化最具普遍性的内容,都已经化作日用伦常,沉入不自知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借助“他者”的眼光,用自己的眼光来看,日常生活中常态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没“问题”,所以不为人所知。而外国评论家扮演的是一种文化“他者”的视角,他们有了一个异质文化的参照,能够敏锐地察觉研究对象中的那些与参照系完全不同的内容,由此,异质文化的观察家为研究对象提供了对生活的根本性分歧的观点,正是由于有了分歧,问题才被彰显出来。异质文化背景的评论家的著作,常常让被研究的文化中人大吃一惊地发现了自己,就像美国人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自己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常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到研究对象身上,因此,他们在调查的时候,经常会极力地把研究对象塑造成他们预想中的那个样子,导致的结果就是歪曲了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中揭示了人类学家在解释异质文化中的两难:“它(人类学家的解释)既不应完全沉湎于文化持有者的心境和理解,把他的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巫师写的那样;又不能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2}所以,人类学家有必要克服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心态,以自己的文化为参照系,进入所研究的文化对象之中,通过对原始材料的掌握,按照研究对象的内在特性去描述它的特征,而不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异质文化。

  澳大利亚学者杰华用数年时间调查了北京海淀区民工聚居地的女性农民工的生活,写成了《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他者”的视角,企图从人类学的学科角度描述流动的农村女性,即“打工妹”的生活经验,研究“打工妹”作为一个叙述主体,在文本中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并且企图通过她们的眼光去理解她们的经验。作为一个异域文化的观察者,杰华在研究“城里人怎样看待女性农民工”的时候,多有创获,例如,在研究农民工的主体构建的时候,杰华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被强行安上的称呼:“对于流动性和域限性的关注清晰地反映在那些用于指称流动者的常用词汇中,包括‘民工潮’、‘盲流’以及‘流动人口’等。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词汇都运用了水的比喻,包含了水流的特征。……空间上受束缚的社区的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主流理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值得期望的、符合道德的生活,而‘流’的特征具有非常强大的、负面的内涵。”{3}同时,“其他用于指称流动者的词汇,通过强调他们在目的地作为‘外来者’的身份,也放映了一种符号化的威胁意识。……‘打工妹’和‘打工仔’的说法不像‘外地人’、‘外来妹’这些词语那样明确指出作为流动者的身份。然而‘打工’一词指的是与持久职业形成对比的临时工作,不具备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相符合的身份,也表明了打工者是处在城市社会秩序之外的人。”{4}这些称呼都是媒体新闻、学术著作所司空见惯的,但是,这些称呼无疑包含着一种我们所日用而不知的歧视,正是通过这些称呼,区别了作为文字运用者的“我们”与作为外来者、闯入者的“他们”,以至于当外来打工者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媒体、论文中的表述常常强化了“他们”的意味,而忽视了任何侵犯都是对整个社会大共同体的侵犯。

  但是,杰华在研究“她们怎样看待她们自己”的时候,则在设计调查问卷、分析调查结果中,不免带了过多的西方人的眼光,让人看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而存在非常大的文化隔膜。

  《都市里的农家女》的副标题是“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在本书中,作者集中研究了中国农村女性在十多年来社会流动的原因。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那么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5}这种状态下的社会交往,就是“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费先生认为,“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得到的经验。”{6}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特征,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圣人教训得以产生效果的空间场域。而现在大规模社会流动的结果,则是对这一空间场域的破坏。因此,社会流动发生,便不止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问题,而关系着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普通民众接受现代化的心理动因,甚至关系着中国文化的变迁方式问题。

  我们如果要用“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这样的术语去描述当下中国社会的激变,那么,涉及的将会是全面的社会问题。而“都市里的农家女”之所以会从古老的农村向城市转移,也同样与她们的农村生活,她们对农村的看法密切相关。杰华在2000年以“离开家乡的理由”为题,询问北京海淀区“打工妹之家”的成员。结果是“23.9%的应答者引证家乡落后或家里穷作为外出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23.9%的应答者说因为‘在家没事干’。然而最频繁引述的外出原因是‘想发展自己’(48.9%),‘想开阔视野’(30.8%),‘想锻炼一下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32.6%)和‘为了自己的教育’(30.4%)。”(第137-138页)根据这些数据,杰华认为:

  

  年轻打工妹走出农村的推力通常并非来自经济上的必需或者过去被剥夺或遭受苦难的经历。……这种明确表达的发展她们自身、开阔她们的视野和尝试她们的独立能力的渴望,说明了这些妇女很担心她们的未来会被限制在农村,她们渴望获得超越她们的村庄所能提供的新的体验和个人发展。{7}

  

  由于杰华的“问题意识”投放在女性自我意识上,过于想去寻求中国农村妇女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心理的变化,而忽略了真正的问题:“离开家乡的理由”,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中,并不能通过“打工妹”的回答找到答案。对一个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来说,“打工妹”们把“想发展自己”、“想开阔视野”、“想锻炼一下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为了自己的教育”作为打工的心理动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的生存环境。

  中国的发展中,不断把耕用土地商业化,相应的,农民出于生存的渴求,也不得不不断转向城市。国土资源部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0年前的1.59亩和2004年的1.41亩,逐年减少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5年度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542.4万亩。耕地的减少,必然导致大量的农民失地,根据报道,现阶段,我国年均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8}

  同时,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还有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属于相对贫困。{9}正常而言,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家庭必要的医疗、后代教育的费用。举一个例子来说,据安徽省城调队对某县的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调查显示,一般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收入的近四成,供养1个在校生,县城需要1.4个就业者的收入,农村则需3.8个劳动力的收入。按农村生活费计算,在农村培养一个高中毕业生约需2万元,培养一个大学生则需4.8万元。按该县2004年2668元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该家庭拿出一个劳力18年的纯收入。{10}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出打工,成为农民求生存、谋发展的惟一选择。

  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城乡二元格局的不断强化,大量的农民不得不挣脱“生于斯死于斯”的传统心理的影响,进城打工。传统文化的解体,根本在于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的转型,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国是以暂时牺牲农民、农业为代价,来谋取工业化、现代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 1.9:1,九十年代末这一比例为 2.6:1,到2004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扩大到3.2:1。{11}制度之手把农民逐出家园,中国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并不是为农民提供了“城市”和“农村”的选择,而是赋予城市和农村以“先进”和“落后”、“现代”与“封建”的差别,通过这种差别,让城市经济不断发展,而任农村境况不断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只有艰难地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当那些不得不随着大流,背井离乡的人们被问及“离开家乡的理由”的时候,她们无疑会更愿意强调她们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埋怨环境的不公。

  《都市里的农家女》一书的第五章“关系”,杰华研究了“打工妹”与她们的父母、丈夫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涉及“打工妹”出外打工的自主权的时候,杰华的调查又显示出一个西方人理解中国问题的局限。

  在设计调查问卷的时候,杰华以这样一个问题提问“打工妹之家”中的女工:你离家出来打工是谁做的决定?调查出来的答案中,“自己决定”的占88.9%,“配偶决定”的占2.0%,“父母决定”的占19.2%,“其他亲戚决定”的占8.1%,“工作单位决定”的占1.0%,“其他”占4.0%。{12}由此,作者得出结论:

  年轻的未婚女性出来打工一般不是按照他们父母的要求才这样做,也不是为了给家庭的经济作贡献。相反,这些女性作出了她们自己的决定和选择,主要目的在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的实现。此外,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至少对许多人来说,打工妹外出流动是拒绝农村主流的父权制话语的一个要件,并且与教育愿望的受挫、想要躲避或至少拖延结婚和担当“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这一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那些年轻女性外出打工已经司空见惯的地区,那些出来的女孩也是“反叛的女儿”,她们离开家乡是对父权制的公然蔑视,也是为了逃避它的制约。{13}

  

  在这里,作者的问卷答案与所得结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作者制定这个问题的文化预设,是西方文化中人的“自我觉醒”的观念,并且,她先入为主地有一套“科学”的成见。毫无疑问,在作者的预设中,“自己决定”的答案占多数,可以说明农村女性进城打工是为了个体自我的实现;“配偶决定”是作者文化预设中的“夫权”指标,如果“配偶决定”占多数,则会说明中国夫权强大;“父母决定”是“父权”指标,如果“父母决定”占多数,则说明中国父权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不能总是把这种西方文化的套路来套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在现在的农民工问题上,更加必须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理解城乡二元对立中的农村生活,才能理解农民进城的真实动机。

  我想强调的是,女工们选择了“自己决定”,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们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从而在“留守农村”与“进城打工”之间,有意识地选择进城打工,以此证明她们的个体存在价值。如果要得出都市里的农家女是进城寻找“个体的自我实现”,前提就必须是:她们的进城,是她们的主动选择,而她们主动选择的前提是,她们有选择的空间。但是,她们分明是在一种没有任何选择空间的前提下,被命运推着进城的,正如接受杰华采访的韩海英所说的:“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上学,负担就会减轻。我们正打算把女儿送到广东或深圳去打工。那很辛苦,但是我们没办法。在农村就只有这条路,没有办法。”{14}作者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居然把如此关键性的信息忽略了,因为,她并不了解,在农村,存在着太多“我们没办法”的事情,更加不了解在当代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只有这条路”——这是一条拒绝死亡,拒绝贫穷,拒绝基层暴政的惟一的道路,正像逃亡一样。当一只兔子面对扑过来的老鹰竭尽全力蹬起它的后腿,我们不能说兔子大智大勇,因为,那只是逃生的本能。

  真正到城市中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的实现的,只有那些通过学习,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乡村知识人。例如夏榆的《白天遇见黑暗》中的“我”。“我”生活在矿区,考不上大学,整天带着书本下到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在那里,随时死亡成为一个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当地人选择了下矿,正如在那些没有煤矿的地区,许多农民被迫选择了进城一样。“我”因为有梦想,而成为了矿工中的异类。夏榆写道:“在北山盘区的工作给我一种训练,那就是彻底的反抗精神和出走的决心意志。所有的力量都在推动我。我这样一个生性内向、敏感而脆弱的孩子活生生被塑造成一个愤怒青年。”{15}这股内心的激情,使他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保持了梦想的能力,最后带着一个月的工资,逃亡一样地到了北京。当他到了北京的那一刻,“那时候我体验着解放的词语。出走和漂流让我体验解放的过程,那些在我身体和内心的锁链正在被打开。”{16}对“我”而言,出走是基于个体的独立意志而做出的一种自主选择,因为心中有了梦想。

  而对绝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而言,出走家园并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本能的逃离。一个从乡村成功逃离的文人这样描写农民:

  

  在整个关中平原,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像我母亲和祖母那样的农民,他们把生活叫做受苦,把农民叫做下苦人。你仔细看看那些下苦人吧,他们的腰一律向下弯,他们的腿几乎都变成了罗圈腿。他们告诉你,劳动能使人变成残迹,他们告诉你,劳动是一种受难,他们告诉你,工作着不是美丽的。劳动,是怎样使我的祖父祖母们变得丑陋!

  一个农民,从他的孩子时代起,他的人生就意味着摆脱农村生活,拼命挤向城市!

  所以才有一辈又一辈的人要从农村冲出去,不再回来!{17}

  

  这些抒情性的描写,实际上正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个出走的湖南作家回到他们的村庄,却发现儿时的村庄几乎消失了,他发出这样的咏叹:“田园,美丽且苍茫的田园呵,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人没有了眷恋,为什么人要逃离你的庇护,宁愿去漂泊?”{18}如果面对这样的提问,我们像《都市里的农家女》一样回答:他的父老乡亲都是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的实现”,农村女性的出走是“拒绝农村主流的父权制话语”,那结果就如吉尔兹所说的,“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作者借了一个老村长的口说:

  

  全村百十个劳力,去外的九十多人,田土都荒完了。外面的钱不好赚,这家里的地更不好种,就是做了,除去成本除去这个税那个费,除去这种摊派那种摊派,到头来还要亏本,一年的汗水养不活一张口了。农民就像棕树,一层层剥了,就只剩自家这肉身子光杆杆子。所以都只好出去了,只好丢下这份田地和这穷家了。{19}

  

  都市里的农家女,是以一种逃亡的心态进入城市的。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乡村为现代化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它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原材料生产基地、廉价劳动力来源、污染排放地。乡村经济、教育的落后,基层政府的腐败,公共卫生的缺乏,再加上种地收入远远不足以满足农民的生活、教育、医疗的支出,都导致农民不得不逃离家园,涌向城市。当都市里的农家女回答人类学家杰华“你离家出来打工是谁做的决定”的问题时,面对选项她们只能回答“自己决定”,而这种决定,是被迫的决定,是无路可走的时候的决定,而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在谈到《都市里的农家女》一书的写作目的的时候,杰华写到:“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理解流动农村女性的经验,唤起人们对她们的经验的关注;其次是对这些经验被推论性和叙述性地构造和表现的过程进行拆解。”{20}如果要达到这一目的,那么就应该认识到,进城,只是农民生活的一个截面,他们的起点在农村,他们的终点也只能在农村。所以,要调查进城农民的心态,必须同时调查他们的出发点与终结点,才能理解他们中间这段生活。要了解农民进城的动机,只有先去了解她们进城之前的生活,一个人如果读了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于建嵘的《农民有组织的反抗及其政治风险》,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便能看到社会变迁的真相,而这种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最主要的并不是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中国农民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八亿农民、广大农村被遗忘的结果。

  中国的农民工,是被叙述的大多数,这一群体是叙述的“他者”。在政府文书中,这一群体常常被当作城市经济发展的工具来叙述,在学者研究中,这一群体常常成为研究者笔下的数字与硬邦邦的材料。这种情况,是农民工现实处境的反映。同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农民工的生存处境和权利,在被叙述的过程中就会大打折扣。叙述主体只有把城市和农村当成两种平等的生存场所,而不是戴上了“先进”和“落后”的价值判断的有色眼镜,才能避免对农村的偏见;同时,叙述主体只有把作为识字者、城市主人的“我们”与不识字、农村人的“他们”平等地当成公民,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城市发展的工具去考虑这个工具的正负面效应,才能够避免对农民的偏见。

  在中国社会转型之中,以“农民”为轴心的称谓群体,是付出代价最大,得到回报最少的阶层,同时,由于这一阶层在现在仍然处在普遍失语的状态,他们除了延续传统的反抗方式,很难通过现代法治的途径,通过利益代言人参与现实社会的利益博弈。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有更多的学科,从学科角度出发去研究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让以“农民”为轴心的称谓群体不再成为被遗忘的大多数。


【注释】

{1}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5页。 {3}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5页。 {4}《都市里的农家女》,第45页。 {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6}同上,第21页。 {7}《都市里的农家女》,第138页。 {8}“失地农民年均达百余万”,《新京报》2006年3月9日。 {9}孙立平:”以富民政策扩大内需”,《南方周末》2006年3月16日。 {10}柳文:“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破解三大障碍”,《中国改革》2006年第6期。 {11}同上。 {12}《都市里的农家女》,第167—168页。 {13}《都市里的农家女》,第205页。 {14}转引自《都市里的农家女》,第171页。 {15}夏榆:《白天遇见黑暗》,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16}夏榆:《白天遇见黑暗》,第30页。 {17}朝阳:“丧乱”,《我是农民的儿子》,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18}刘鸿伏:“父老乡亲哪里去了”,《我是农民的儿子》,第130页。 {19}刘鸿伏:“父老乡亲哪里去了”,《我是农民的儿子》,第128页。 {20}《都市里的农家女》,第26页。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