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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在中国

陈乐民

  若要“反思”这个题目,可以说许多话,但也可以说得很简而明,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自到中国以来一百年上下,“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德先生”的工作总是阻难重重,所以应该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所以,如果要“反思”,就只能“反思”两位先生,特别是“德”先生的工作何以如此艰难?

  《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刊载了杜维明、黄万盛、秦晖、李强、徐友渔、赵汀阳等的 “‘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长达五十页。在诸多发言中,我很赞同高全喜、徐友渔等几位的看法。杜维明先生等天马行空,漫羡而无所归。无论是谁的发言,无论我是否赞同,但都启发我进一步确认欧洲启蒙思想之重要性,更确信吾国吾民之所缺者正是持续不断的启蒙而无疑。于是有感如下。

  第一,一部西方思想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启蒙思想史。平常提到“启蒙时代”多指十八世纪的法国,其实若通观西方思想史,则从柏拉图至康德莫不是在川流不息的“思想启蒙”之中。若以近代思想论,则法国的“启蒙时期”是受荷兰和英国的很大推动和影响的。我设想,如果没有培根、牛顿、洛克在前,则伏尔泰、孟德斯鸠难有后来的思想成就;而洛克之所以有《政府论》,除有本国的经验和传统外,多年流亡大陆,尤其是在荷兰受到自由主义和宗教宽容的熏染,大有关系。英国的经验使伏尔泰、孟德斯鸠,乃至狄德罗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的唯理思路,而吸收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营养。{1}而从另一方面看,洛克虽然是笛卡尔的批评者,但他同时承认把他从空洞的经院“邪路”上拯救出来的,正是笛卡尔。

  欧洲近代思想的生动活泼,绝不能用任何成说加以框限。

  第二,欧洲的“启蒙”不是“运动”。在英、法、德文中,“启蒙”因其特殊的历史意义,第一个字母,习用“大写”(Enlightenment, ■,■),并无“运动”之意。译成“启蒙运动”便可能在一般中国人当中引起习惯性的误解,中国人根据自身经验可能把“运动”理解为“运”而“动”之,是有领导、有组织,并有某种要达到的预设目标的“运动”。西方的“启蒙”不是这样的。它是自然、自发、在日常进行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久远历史价值的精神和心智活动。它或许是个人的,也可以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新闻记者,等等在思想和知识交流中播种下可以提升人类价值和品味的精神种籽,这些种籽即使不能“立竿见影”地见出效果,也将(这是更重要的)在将来结出果实。启蒙思想家们之间没有入主出奴的一致意识形态,他们都是独立的、自由的,见解互有同异的人;他们没有统一的“教条”,更不相互依傍,但他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例如都提倡思想和言论的开放性、知识的普遍性,由此必然催生民主、自由、平等等人类进步理念和制度的诞生和对人权的绝对尊重。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认为当时的启蒙思想在法国要反对两种“暴政”,即“政治暴政”和“宗教暴政”。康德所谓“启蒙”就是敢于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即争取言论自由。(私下使用并不困难){2}

  因此,“启蒙”不是派别活动。给“百科全书”的参加者加上“派”字称为“百科全书派”同样会产生中国式的误解。

  第三,对“启蒙的反思”的理解。“启蒙”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欧美有些人“反思”启蒙是不是真的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这是从来就有的。他们即使在王权专政下,也是享有相当大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度”的。一是王权专制下的“文网”没有我们想象地那样密不透风,总留下许多“空隙”。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等都受过检查部门的不同程度的“整肃”,但是“百科全书”还是出了,伏尔泰在巴黎呆不住,到巴黎以外照样写、照样发表意见,死时全社会向他致敬。二是“启蒙”思想家之间,是真正的“百家争鸣”,他们没有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伏尔泰与卢梭私谊不佳,卢梭晚年孤独地散步时回顾一生,还对伏尔泰的旧怨念念不忘,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对公众和后世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康德在“自由论坛”式的《柏林月刊》发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叫启蒙?”,立刻引起很活跃的争论;《柏林月刊》成了容纳各种意见的“中心”。若要讲对“启蒙”进行“反思”,则“启蒙”本身就是一种不断的反思。欧美社会之所以精神活跃、生动,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不绝如缕的“启蒙”的反思精神在起作用。

  但是现在所讲的“启蒙的反思”,恐怕在西方不是这个意思。与其说是“反思”,毋宁说是“批判”,在所谓“后现代主义”说来,是“否定”、是把它“解构”。大凡一种思潮的出现,姑且不论其中发表的见解是否准确,总是因时代的大变迁、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或困惑而产生的。在西方(欧洲),二十世纪(特别是后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见之于政治、经济,也见之于文化思想,引起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对历史的“反思”。

  “新左派”也好,“后现代”也好,各种主义也好,都是在这种时代的大振荡、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觉得,西方传统文化已经走到尽头,面对新问题已无能为力,包括民主、自由、科学、文明史观等等都需要一番彻底清理。西方素来就有批判现实的传统,这一次的则是针对着从十六世纪以来几百年形成的精神成果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似乎没有形成社会思潮的主流,而且还处在“解构”阶段;“解构”本身就是一种过渡阶段。“解构”了又怎样?还没有到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但无论如何,西方出现的各种“后”论,自有他们的道理。

  我对“后”论毫无研究,只知他们(或他们的一些人)对“启蒙”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张芝联先生在“关于启蒙运动的若干问题”中说,美国历史学家、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荷兰主席达恩顿(R· Darnton)教授曾撰文批驳“后现代主义”的反“启蒙”言论,他把这些论点分为六点,据张文照抄如下:

  (1)启蒙运动的“普世观念”(Universalism)实际上是西方霸权主义的“遮羞布”,人权只是为了破坏其他文化提供合法依据;

  (2)启蒙运动是乔装打扮的文化帝国主义,它以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形式向欧洲人提出“传播文化的使命”;

  (3)启蒙运动疯狂地追求知识,以致道德沦丧,宗教毁灭,最后引向法西斯主义;

  (4)启蒙运动过分相信理性,由于仅仅依赖理性,遂使人们在非理性袭击面前束手无策,无所适从;

  (5)启蒙运动是集权主义根源之一,它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提供理论基础,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开辟道路;

  (6)启蒙运动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观点已经过时不适用,启蒙思想家所坚持的理性工具论导致生态危机和量子一统观……

  如果达恩顿教授的综述准确,则所谓“后”论者的“论”只能是反理性、反历史、反现代化的。而何以插上“新左派”的招牌者,我不知是怎样从理论上推出来的。

  第四,“启蒙”在中国,这才是“学术座谈”的主要内容。但若要“反思”这个题目,可以说许多话,但也可以说得很简而明,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自到中国以来一百年上下,“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德先生”的工作总是阻难重重,所以应该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所以,如果要“反思”,就只能“反思”两位先生,特别是“德”先生的工作何以如此艰难?从严复为“开启民智”而译书,到今天一百五十年,“启蒙”在中国历经坎坷磨难,只要懂得些中国近代史,还需词费么?试看今日之域中,愚昧、专断等反现代文明的行为和现象不是时有所见、所闻么!今天如果我们也跟西方“后”派说“启蒙”已经过时,甚至理性成了万恶渊薮,非痴人说梦而何!?

  “启蒙”的精神说到底是理性和自由。康德的“何谓‘启蒙’?”把这个问题讲透了。“启蒙”有普世性。任何一个民族从不文明、野蛮、愚昧、专政、盲从的社会到文明、民主、自由、人权受到普遍尊重的社会,都必须经过“启蒙”阶段,不能逾越和绕过。他说有人问他,当时的普鲁士是不是“启蒙”了?他回答说,不能说“已经启蒙了”,不过可以肯定是处在“启蒙”时代。今天的中国也正是如此,难道能够说我们作为民族、作为社会,已经“启蒙”了么?“反思”中国的“启蒙”,那就只能促进绝不能“促退”。

  多年来,有一种人数不多、能量不小、影响有限、逆时而退的现象,就是新“左”、老“左”与舶来的“后”,有形无形地“殊途同归”,把历史车轮推向后转是他们最终的“通感”。

  所以,我个人认为关于“启蒙”在中国的话题,并不复杂,也不需要那么多旁征博引,弄得高深莫测;中国仍需“启蒙”,或“启蒙”的任务还任重道远,不进则退。

2006年6月2日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注释】

{1}狄德罗搞《百科全书》有英国《钱伯斯百科全书》的影响。 {2}康德还说,群众的启蒙并不困难,只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