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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工组织与跨国劳工团结网络

——以华南地区为例

黄 岩

【内容提要】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体制,也在中国劳工领域催生了一个新的生产主体——外来工。本文以华南地区涌现出来的外来工组织作为观察对象,分析了外来工组织产生的背景和现状。本文认为,华南地区外来工组织的成长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特别是,跨国劳工团结网络为外来工组织提供了发展资金、团队管理经验和劳工服务理念。跨国网络在中国的活动有利于外来工组织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进步。

 劳工政治一直是左右翼学者对峙的重要阵地。随着全球化的来临,以市场化和民主化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右翼学说以催枯拉朽之势席卷世界。左翼学者认为这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最传统的资本主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发动的一场攻势,它既是对劳工的战争,也是对东南亚国家所追求的后发展战略的战争。就劳工而言,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阶级力量的平衡,它不利于劳动者,因为尽管资本和产业分工在全球流动,但国际工人之间的团结还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一个超国界的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就全球劳动力而言,这些劳动者绝大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而只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因此,荷兰学者克拉特克呼吁,“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一种超越国界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李涛,2005)比照东南亚地区劳工政治,美国学者迪约(Deyo)的研究更具代表性,迪约认为儒家文化的传统教化、经济增长带来生活水平提高消弥不满情绪、威权国家的政治压制和政府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统治合法性策略等因素造成了这一地区劳工普遍的沉寂和顺从。尽管二战后的一段短暂时期内这一地区的劳工斗争曾经非常活跃,但它后来受到意识形态的诋毁和攻击,工人运动被看作是共产主义势力活动的工具。(Deyo & Frederic,1989)

  当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全球遭遇挫折之后,新一代工人问题学者开始反思,他们把工人的分裂性看成是这场乌托邦社会工程失败的主要原因,新史学也认为正是由于工人之间存在着性别、年龄、技术、地域、行业等分裂导致了工人运动的失败。行动分散和缺乏阶级觉悟是工人的天生劣根性,新史学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但以上论说受到了当代史学家裴宜理的挑战,裴宜理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罢工为分析材料证明,工人分裂的组织并不是大规模组织分裂的障碍,分裂的工人不是工人集体行动的绝对障碍①。(裴宜理,2001)

  以上的论述为我们观察中国的外来工团结和抗争提供了许多启发。在中国的华南地区,由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产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千万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他们大多数也是“失地的农民”,他们的斗争是否也陷入了分裂性陷阱?本文把观察放在对外来工的抗争新模式的探讨上,具体而言,笔者将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跨国网络的支持下,外来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求劳工保护之路的,跨国网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一、全球化带给劳工运动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资本快速流动,商品全球销售,劳动力自由流动,便利的运输条件和先进的通信技术使得生产过程不断被切断,跨国公司可以在不同区域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研发、制造和分销的不同分工,国际分包链可以跨洲际地延长。从事代工制造的企业可以实现全球组装,快速接单交货,以最快的速度切入市场及进行全球库存管控。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使得大量工业资本加速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工的自主性受到削弱,劳动市场弹性化增加,原有对劳工保护的社会福利制度无法继续维持,传统的劳资关系受到挑战。

  这种情形尤其清楚地表现在电子、成衣和制鞋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以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例,作为世界著名的台资鸿海集团在大陆的分支机构,仅在深圳一地就雇佣了近二十万工人,富士康集团已经进入了世界五百强,连续多年出口创汇在中国海关排名第一。富士康集团在大陆的深圳、烟台、北京、昆山、太原等地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通讯及消费性电子产品代加工生产企业,其客户包括世界著名品牌公司如苹果、英特尔、微软、思科、诺基亚等。因为“血汗工厂”报道,这家公司在2006年夏季状告媒体引发了公众对外资代工企业更多的讨论②。换而言之,传统的规模经济是建立在一个企业或国家的产能上,但全球化却创造了一种新的形态的规模经济,它建立在企业灵活运用生产网络能力上。全球化打破了各地劳动力市场的隔阂。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他们可以在亚洲拉美各地下单采购,他们面对的市场是一个逐渐全球化的劳动市场。但对于劳工而言,这个全球化的劳动市场使得他们的工作机会更缺乏保障,传统上劳工阶级透过国家的力量在劳动市场上取得的保障已经面临不断削减的命运。(黄长玲,2003)

  税收优惠、地价低廉、劳动力无限量供应、交通便利等使得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承接了韩国、台湾等地区的产业转移,传统的资本—劳工—国家三方平衡劳动关系模式被当地政府—外来资本—外来品牌—外来劳工四方模式所取代,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扩大税收来源,出租厂房等,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招商引资;外来资本为了实现更多利润,压榨劳工,加大劳工工作强度,延长劳工工作时间,克扣工资等。仅在珠三角地区,2002年的一个调查统计显示,每年断手断臂工伤事故达到三万余起,以致这一地区出现了多家专业手外科医院③。跨国品牌公司可以娴熟地运用订单权力选择加工费最便宜的一家,它们可能在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柬埔寨或中美洲各国开厂。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无地的农民”为了追求“现金收入”,保有工作岗位,不得不忍受资本的剥削,由此形成了劳工权利的“逐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有的地方政府竟然可以公开宣称本地招工可以不用为工人买保险,甚至与资方合谋通过法律漏洞和人为操作来瓦解工人的劳动诉讼④。

  成熟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的碎化,正如社会学家戈尔兹所指出的,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传统无产阶级正在逐渐消亡,一种“非工人的阶级”或“新工人阶级”开始取代工人阶级。对于这些新工人阶级而言,如果说他们还在工作,那么他们只不过是存在于组织薄弱、缺乏明确的阶级认同和有安全保障的行业中,他们没有组织上的延续性,不具有历史赋予的使命。(安东尼·吉登斯,2003)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也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新工人没有老工人的团结意识,工人中间充斥着不信任和躲躲闪闪的暗地行为,以前的工人都是比较一下工资多少,确认有无错漏,而现在的工人都是拿着自己的工资条躲在墙角偷偷地看,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工作解体再组织潜力都遭到破坏”。(毕向阳,2005)

  历史上,国家机器对劳资关系的干预方式通常可以分为外部干预和内部干预两种方式。外部干预是指国家机器以立法或行政的方式直接介入劳资关系,这种干预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如英国的雇佣关系法就曾规定劳工不得辞职,它从法律上剥夺了劳工的反抗权,从而保证资方获得充足的没有反抗的劳动力。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这种外部干预体现为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劳工权益以减缓工人运动,这些立法保护如集体谈判、劳动申诉和强制性工会立法等等。内部干预是指国家机器的代理人直接进入企业,监督和干预劳资关系。内部干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少发生,它普遍存在于第三世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党委、共青团和工会是这样一些常态干预组织。这些组织在企业中拥有相当的发言权,他们不仅可以在改善职工福利、分配劳动收益和实施劳动保护等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而且还能参与企业决策,但他们不一定就是工人利益的代表,劳工自由结社权被严格限制。在一个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国家、资本与劳工关系还未能通过市场机制和法治机制来解决,通常的情况是,由强大的国家机器透过一些功能性利益代理组织来与社会中的主要团体或个人发生组合性政治关系。如工会、总商会等,一旦发生劳资纠纷或社会事件,这些组织也能够起到缓冲器的作用。(王振寰,1993)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力量的撤退”在工人保护领域已经毫无隐瞒地进行着,从打破铁饭碗和拍卖转制,改革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国家力量的撤退和工人力量的弥散。在威权政体之下,附属于组合主义国家传统的工会、商会、基层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也已经不再如从前那样发挥保护作用。工人历史记忆中残存的主人翁意识也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大面积的下岗分流而消失。而在外来工领域,这个“边缘群体”从来就没有在国家保护的体制内单独存在过,所以“国家的撤退”也无从谈起,即使是组合主义的工会组织也可能因外来工没有城市户口而将其拒之门外⑤。而且威权主义政权本身排斥劳工联合,他们更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因而坚决地反对工人自身进行合法抗争。本文的大量田野调查表明,在全球化之下,中国华南地区正在迅速地崛起一支劳工联合力量,他们正在把分散的缺乏理性教育的外来工组织起来,他们的行动正在逐渐改变以前外来工的分裂和无组织的抗争持点,并且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另一支力量——跨国网络极大的支持,这也是中国外来工抗争与以往工人运动的不同之处。

  本文所沿用的“外来工”一词通常还被“农民工”、“民工”、“打工者”、“打工仔”、“打工妹”等所替代。自1989年“民工潮”第一次出现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要想对“外来工”下一个明晰的定义还十分为难,其原因并不在于学科争议,而在于这一名词的指称对象在不断的变化中。户籍制度、地缘、职业甚至语言在不同的情境下可分别用来界定外来工。来自外地、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权益没有保障是外来工的普遍特点,他们一般没有本地户籍,大多数来自农村,也有一些来自城镇下岗职工或效益不好的单位,或具有城镇户口,主要集中于在沿海地区打工,其打工权益经常受到侵犯或没有保障。但是这些描述仍然不完全准确。

  本文所述的外来工组织是指那些以外来工权益保护为主要目标,专门从事劳工权益宣传和参与行动的,独立于政府部门包括工青妇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对这些外来工组织的分析全部来自于笔者的田野调查以及这些机构的公开宣传材料。

  跨国劳工团结网络包括跨国公司、国际劳工组织、国际人权组织、外国政府、大学或研究机构、消费者组织、社会责任认证网络、慈善机构、各种形式的基金组织、宗教组织、学生运动组织等等。在劳工保护领域,这些跨国网络以国际劳工组织颁发的国际劳工标准和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为核心价值,他们在中国开展的活动绝大部分都是以合作方式进行,这些跨国网络以特有行动理念和行动方式影响和指导外来工组织的行为,同时也把中国外来工组织的活动纳入国际劳工运动中。

二、华南地区的外来工组织——“劳工自救”运动的开始

  有关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的发展背景和现状,学者们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正如著名NGO问题学者萨拉蒙在《全球公民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全球范围内NGO兴起意味着一场“全球社团革命”,这场社团革命的爆发既是一国之内经济发展和民主改革的要求,也有公众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反思。萨拉蒙指出,这一切都可以用“社会根源”一词来概括,NGO的兴起不是一个在社会空间自由漂浮的孤立的现象,相反它是一个作为复杂历史因素副产品的社会体系的有机部分。(拉利斯·萨拉蒙,2000)这种复杂的历史因素无疑也包括战后日益增长的跨国组织和跨国NGO的扩张。在中国的NGO尤其是外来工组织的发展历程中,来自跨国网络的影响和推动就更为显著。

  大多数关于中国NGO的研究都是从“公民社会”概念出发,这些分析十分到位,但是很少有专门文章分析跨国网络在中国是如何推动劳工组织的成长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劳工组织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跨国网络的行动方式必须非常谨慎,而且学者的研究也受到约束。学术研究的稀缺并不是反映在关于外来工的研究的稀缺,关于外来工的研究事实上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政策建议”层次,很少有研究者能把重点放在外来工的自我赋权方面(在社区运动、村民选举甚至环境保护等方面,这样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有学者把这种研究现象归结于学术研究的“国家暨管理取向”,外来工“甚难因为研究者的介入而取得发声机会,反倒每每沦为国家、资本家所共同凝视的客体对象,故批判的社会研究潜能遂变得难以开展”,这种研究“其结果压抑了研究者与外来劳工相互主体性的理解”。(吴挺锋,2002)学术研究的“国家暨管理取向”可以追源于社会学家Mills的《社会学想像》一书,Mills认为自1950年以来美国社会学领域学术高度专业化与分工倾向是受惠于国家与资本的需要,国家与资本对社会控制的需要日益增长,在福特主义规模生产的模式指引下,学术研究已经没有数量上的忧虑了(想想今天我们的课题满天飞),但学术研究的批判性传统正在被阉割。因此这种“国家暨管理取向”学术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环绕着国家与资本的周边卫星位置进行学术代工”。(吴挺锋,2002)

  自1998年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服务部成立以来,一场被称为中国“劳工自救”的运动在华南地区开始兴起,承担起这场“劳工自救”的使命的正是这些外来工组织。在中国外来工分布最为集中的华南地区,外来工的权益长期以来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而罢工、报复老板、自杀等极端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这引起了社会的极度不稳定。外来工组织面向广大外来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宣传、职业健康宣传、文化教育培训等服务,这些组织的活动有效地化解了劳资冲突,为劳工伸张正义,为社会稳定作出了有效的努力(见表一)。

  从机构发起人身份来看,这些劳工机构发起人大多数来自一线劳工。在外来工这个群体中,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学习能力强,而且出外打工多年,对外来工这一群体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相当一部分劳工机构的发起人或工作人员本身就是工伤患者,与资方和政府的长期交往增长了他们对劳工保护事业的理念认同。在中国现行法律程序下,一个劳动诉讼案件很难在一年内得到解决,一个劳动诉讼可能把一个工伤工人磨练成一个出色的劳工法律专家。深圳打工者中心黄某的工伤诉讼整整打了五年至今还没有解决。而职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费某工伤诉讼赢了官司却无法执行。又如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发起人也是律师出身,长期代理劳工诉讼。

  从成立时间来看,除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成立于1998年外,大部分机构都是2000年以后建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工状况恶化是在2000年之后。自八十年代末民工潮出现,外来工这个群体的壮大与中国经济发展是同步的。九十年代后期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税负加重,农村经济衰败,大量的农民被逼出外谋生,而沿海地区难以接纳如此庞大数量的劳动力,劳动用工恶性竞争“向下沉沦”(race to the bottom)。在此背景下,劳工律师周立太的诉讼活动唤醒了外来工的权利意识。周立太律师在珠三角地区代理的4000多例诉讼案件大部分都以外来劳工的胜诉而结束,这些诉讼极大地鼓励了劳工信心,也提高了劳工的斗争意识和团结意识。笔者访问到至少有三位劳工机构发起人的工伤诉讼是由周立太律师代理的,在与周立太的交往中他们学到了大量的法律知识,也接触到了一些来自外部的劳工支持机构。

  从活动区域来看,这些机构大多数分布在深圳(主要是特区外)、广州和东莞,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工厂分布最为集中,外来工人口数量远远高过本地户籍人口。当然劳工机构的发展也与这一地区的政府部门对劳工组织相对开明有关,许多劳工组织甚至没有注册,随时可以被政府部门取缔,但政府与他们能够平安相处。劳工组织很少与政府一起开展工作,尽管有一些观察人士希望劳工机构能与政府一起来合作做事,但无论政府还是劳工机构都表示这种合作很难进行。劳工组织的非法身份使得政府不愿合作或有顾虑;而劳工组织也认识到政府有相当多的资源可以共享,但他们认为双方的工作理念有冲突很难合作。在调研中我们接触到很多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劳工悲惨处境表示同情,也认识到政府的管理体制对劳工非常不公正,但很少有人愿意来打破这种体制。大部分劳工组织对自己的活动特别是经费来源表现得非常谨慎,他们做事的方式也很低调。

  从注册方式来看,因为中国法律对NGO的管理十分严格,特别是注册登记方面限制得非常严厉。劳工机构想以公开的劳工服务或劳工自我组织等名义注册基本上不可能。一家劳工机构的发起者说:

  我们先去找工会合作,工会说这种事他们是坚决不支持的,因为中国有工会组织。后来我们申请去旁听市人大会议,找到了市长,市长也知道我们机构了,我们还与市长合影了。拿着市长的批示去找民政局,满以为这下肯定能批下来,没想到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这事绝对不能批给你们,谁批给你们谁就要下台的。

  从表一可以看出,这些劳工机构大部分是以个体工商户注册的,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注册,但政府部门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税务部门基本不来找他们,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过收入。他们在为工人维权时也经常与政府职能部门有来往,基本上是彼此相安无事。有个别劳工机构是以公司注册的,但需要比较多的注册资金,许多劳工机构拿不出这笔钱。而且以公司注册本身与劳工机构的活动宗旨不一样,劳工机构是非营利的,以公司注册可能会给他们的对外活动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也不利于他们对外扩展自己的形象。

  从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来看,劳工组织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法律咨询、诉讼代理(公民代理)、职业安全教育和宣传、文化活动、图书服务等。劳工机构的活动具有相当大的同质性。一些劳工机构从事一些专门性的服务项目,如安康职业安全服务部专门为外来工提供职业安全教育和宣传;也有一些机构是针对外来工中的特定群体,如深圳的女工关怀组织就以女工服务为主;有的劳工机构不是直接面对劳工维权,而把工作重点放在劳工权利的长远建设,如“深圳当代”以社区教育为主,通过提升外来工的文化和技术能力,来帮助外来工适应城市生活,通过发布自己的劳工研究成果来对外宣传劳工保护事业,向海内外发出呼声,做劳工的代言人,他们出版了多部专著和多个报告书。

  从经费来源来看,大部分劳工机构都得到了跨国网络的经费支持,包括周立太的司法诉讼也得到了这些机构的大力支持。相比于国内其他性质的NGO组织来说,劳工组织要获得外部支持比较困难。只有个别几家机构采取会员制,依靠会员的会费生存,但是据我们的观察,这种没有外部支持的会员制机构开展活动起来十分艰难,而且抗风险能力很弱。有一家劳工机构的发起人受制于经费短缺不得不由专职改为兼职,打工赚得一些钱又离厂做劳工宣传。依靠会员会费发展的问题在于会费低和会员流动性太强。

  如前所述,全球化对中国传统劳动保护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劳工组织又是如何嵌入全球化的这股浪潮?在劳工组织的成长和发展中,跨国网络力量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方式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劳工组织的进步,在后文的论述中,我们以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为分析对象来探讨跨国网络与劳工组织的关联。本文认为,“劳工自救”式的外来工组织与传统的工人组织有着较大的差异,目前的劳工组织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参与下进行的一场针对外来工这个特定群体的劳工赋权运动,与党派政治或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联,相反它对促进政权的和谐有着积极意义。

三、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与跨国网络

  成立于2001年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⑥以“推动劳工发展,促进社会责任”为自己的使命,它的发起人刘开明先生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在深圳一家法制类报纸做记者,长期跟踪采访劳工新闻,1998年至1999年曾与他人合作一起对珠三角地区伤残民工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对这个阶层有着深刻的认识,2001年辞职创办ICO机构。短短的几年,ICO由最初的三名员工和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发展到今天的上千平方米办公场地和三十多名正式员工,其活动足迹遍及整个中国。ICO的工作包括劳工调查、劳工研究、公众倡导、工厂培圳、社会责任审核、劳工法律咨询、工人社区教育等,其专业能力和影响力已经得到劳工界的高度认可。

  ICO奉行多元化行动策略,以公正、独立和专业作为机构的价值观。在劳工实证研究领域,ICO先后出版了《边缘人》、《身体的价格》、《权利失落的社会结构》等专著,ICO还利用其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本土研究资源与跨国网络合作开展研究,承担了多项国际性研究报告,这些项目都是涉及到中国大陆劳资关系或企业责任的。项目报告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劳工状况的了解。

  在劳工赋权方面,ICO认识到要改变外来劳工的弱势地位,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劳工的行动能力和行动意识。从2002年开始,ICO创办劳工法律支持中心,为外来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支持和法律服务,培养工人法律维权意识,先后为上万名外来工提供过帮助,追回了上千万欠薪或经济补偿金;ICO还在500多家工厂内建立投诉机制,在工人集中生活地区张贴了由ICO设计制作的《劳工法律保护网络图表》,发放《广东劳工法律指引》数万份;2004年,ICO创建外来工社区教育学院,为外来工提供法律知识、职业安全与健康、电脑、英语等培圳,提升外来工的学习能力,帮助外来工提高生存技能。

  ICO还深入工厂和企业,帮助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提高沟通技巧,化解劳资冲突。ICO与其他机构合作举行了几十场国际劳工标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培圳会,有上千名企业管理人员和数万名工人直接接受了ICO这项培圳。ICO还经常举办企业管理人员与工人管理沟通培圳会,帮助工厂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增强工人权利意识。在广东开平侪达公司,ICO与SAI8000认证机构在工厂中建立了“员工委员会”。作为工人与企业沟通的渠道,员工委员会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工厂管理效率,得到了工人的肯定和认同,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侪达公司的员工委员会代表多次到其他工厂传播经验。

  ICO还大力开展倡导性活动,华南地区的许多劳工机构发起人或工作人员都在ICO实习过或者作为志愿者工作过,ICO的工作经验在这些劳工机构中得到推广。2003年ICO创办了《劳工研究通讯》,该通讯定期出版,免费赠送给其他的劳工机构、劳工问题研究者、国内外其他NGO组织、相关的政府部门。劳工研究通讯每期登载大量劳工组织活动信息和服务项目,介绍国内外劳工服务领域的经验和最新劳动法律解读。同时ICO还策划年度劳工论坛,组织来自各界的劳工专家和服务者定期交流劳工事业信息,向社会发出倡议。

  ICO十分重视向全社会推广劳工事业,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活动来促进全社会对劳工问题的认识。ICO与国外倡议组织合作开展的研究项目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劳工现状提供了十分翔实的材料,ICO与“芬兰观察”开展的《工人的真实生活:诺基亚和它的中国工人》一书在芬兰的出版引起了芬兰甚至是许多欧洲人权组织的关注。ICO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声音能到多远也就意味着中国工人的声音能传到多远,在关于“血汗工厂”、“民工荒”、“新生代民工”、“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等论题的讨论中,ICO发出了强大的声音,不仅让社会了解了自己机构从事的活动,传播了ICO的工作理念,更推动了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了解,ICO的事业也引起了境内外数百家媒体和跨国倡议组织的关注。

  ICO还与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跨国公司、国际性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社会责任审核和咨询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有工厂社会责任审核、社会责任评估、企业风险管理培圳等,机构总干事刘开明先生也是SAI社会责任国际在亚洲的唯一理事。

  ICO的活动与跨国劳工团结网络的支持紧密相关。按照凯克和辛金克的解释,跨国网络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话语以及经常相互交流信息,相互帮助。如果某一政府与其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阻塞,代表跨国网络特点的回飞镖影响模式就会出现,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就会绕过他们的政府,直接寻求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其所在国施加压力,跨国网络的活动家们可能会在整个全球范围内选购提出问题的最佳途径,并寻找出施加压力的杠杆支点。因此,对于国内政府充耳不闻的声音,国际联系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2005),凯克和辛金克把跨国网络划分为三种类型:具有工具性目的的网络如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以共同事业为主要动机的网络如科学团体或知识分子共同体;以共同的道德观念或价值观念为动机的网络如国际劳工组织、慈善机构、消费者组织等。在中国,这些跨国网络以自己的行动理念和行动方式帮助外来工维权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跨国网络对ICO的支持首先体现在资金方面,在中国大陆,NGO的发展遇到最大的障碍是经费问题,据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学者邓国胜的抽样调查,中国平均每个社团一年支出总额为24.77万元,2002年中国社团中有将近40%的社团支出规模低于1万元,有66.34%社团支出规模低于5万元,尽管开支并不是衡量社团活动的能力唯一标准,但从中仍然可以反映出社团生存状况。(邓国胜,2006)而与扶贫、环保、教育等领域相比,跨国网络用于劳工领域的支持还是少之又少,而ICO凭着专业化服务水平和出色的管理团队以及不断创新的项目策划能力获得了许多跨国网络的支持(见表二)。

  NGO组织在中国发展刚刚起步,其内部能力建设十分欠缺,ICO作为中国劳工组织的代表性机构同样面临这种困境。由于业务急剧扩张,管理团队也迅速壮大,其管理能力遭遇到很大的挑战,特别是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和团队建设能力尤显迫切。例如,外来工社区学院是由ICO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合作的项目,项目由美国国务院提供经费支持,它也是ICO成立以来承担的最大的项目。可是由于ICO管理过程中的经验欠缺,项目实施才不到一年就产生了40万余元的亏损,经费支出安排不当,有预算安排的项目经费得不到有效利用,没有预算科目的开支成倍增长。因为没有实际使用而造成退资助方的预算经费达到100万元,不仅项目的进展和预期目标受到影响,而且造成项目资助方停止了该项目的扩展计划。

  从2004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ICO成为加拿大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的18个支持对象之一,接受该机构的长期帮助。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机构委派两位专家对ICO的财务管理进行十分细致的专业诊断后,帮助ICO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体制;温洛克组织还派出志愿者和项目官员帮助ICO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学习危机管理知识和财务管理能力,这些项目有助于ICO提升自己的公信力,获得社会各界的尊重。

  在团队建设方面,福特基金会的教育官员也多次来到ICO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主要帮助员工提高工作水平和厘清工作价值观。2004年11月,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项目对ICO全体员工进人力资源管理培训,制定绩效考核制度。2005年温洛克又派出项目官员对ICO全体员工进行了“团队能力建设”培训(见表三)。

  ICO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跨国网络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跨国网络支持也就没有ICO的存在和发展。乐施会是最早对ICO进行资助的机构,从2001年发展到今天,ICO项目资助来源已经遍及全世界,这些经费保证了ICO能够全面深入地从事劳工保护事业,这些资助机构包括跨国公司如耐克、锐步等,也包括乐施会、福特基金会等慈善机构,还包括大学研究机构、社会责任审核、宗教组织等(见表四)。

四、讨论

  我们透过华南地区外来工组织的兴起和发展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劳工保护运动开始朝着制度化和机构化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过程是与跨国网络的支持分不开的。要说明这一现象必须把握两个关键因素,其一是华南地区的外来工这一群体自产生以来就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可以代表它,因为外来劳工是自1978年开放以来产生的新事物;其二是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滞后,所谓“全球结社”受到高度控制,国家的政治治理仍然沿袭统合主义路线。在劳工权利保护领域,国家依然希望继续扮演父爱主义角色,同时,国家统合主义也希望通过继续强化工会、商会、党委、共青团等角色来保障体制内劳工的劳动权利,即使发生了劳资冲突,这些准国家机器能够迅速地运转起来。

  华南地区的外来工组织在培育劳工权利意识、提升劳工组织动员能力和适应城市生活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劳工组织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呈星火瞭原之势迅速地扩展,机构自身的力量也在为不断地壮大,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活动方式越来越丰富,经费和项目也越来越多。不少劳工机构的负责人告诉笔者:“以前不知道如何申请项目,最发愁的是没有经费做项目,有时候工资也发不出来,现在经费比较容易申请了,但对如何做新项目感到压力”。

  劳工组织介入劳权保护领域也越来越深入。在最近的几起工人罢工行动中,劳工组织开始进入现场,帮助工人理性维权,他们的行动逐渐得到政府默认或许可。在2006年的某市人大会议期间,几家劳工机构联合发起要求当地人大部门修改关于劳动仲裁收费的相关法律规定,他们先是在街区向外来工征求万人签名,然后积极与人大代表联系,这些也说明劳工组织开始尝试在体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华南地区的劳工组织的逐渐向机构化和制度化转变,这对劳工保护来说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进步。我们可以用西方社会运动中的“资源动员”理论来解释,资源动员理论十分重视动员的“组织能力”和“组织要素”,这些逐渐浮出水面的有组织的劳工机构的动员能力比那些分散的、隐蔽的组织如黑社会组织、老乡会等效率要高,而且负面影响小。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也要相对融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也是政府的一个好助手。在对NGO的观察中,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NGO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科层化等在组织发展中的负面作用,也注意到了一些NGO机构存在的诸如财务不透明、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我们认为这些正是因为NGO组织的“机构化”和“制度化”不足位造成的。

  政府对劳工组织的宽容,给予他们较多的生存空间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劳工组织提高自主性,从而避免把它推向“政治化”组织一边。政治化的劳工运动在中国如果运转起来可能对这些已有的劳工组织会形成致命的打击,但是如果劳工NGO的组织资源和活动内容、经费等总是受到干扰,必定给政治化的劳工运动组织提供进入机会,这也是政府十分警惕的。因此,劳工组织的机构化和制度化、自主化可以使自己避免成为政治斗争或意识形态的“附属品”或工具。

  再来分析跨国网络的作用,从华南地区十多家劳工组织的经费来源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跨国网络的经费支持,没有跨国网络的工作理念启蒙,国内劳工组织至少现阶段来说是难以维系下去的,几乎每一家劳工机构都是通过争取境外经费来运作项目。跨国网络的来历也较复杂,如凯克所言,既有工具性网络如跨国公司,也有共同的事业或共同的道德观如国际劳工组织、社会责任国际等,还有国外的政府部门如美国国务院。

  以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为例,跨国网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支持劳工问题研究、支持劳工赋权行动和支持劳工机构建设。这三个方面的建设都是围绕着“推动劳工发展,促进社会责任”这一使命展开的,耐克、锐步、阿迪达斯、诺基亚等跨国公司之所以支持ICO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崇高的价值观在推动。在西方,因为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品牌公司如果不注意自己的供应链企业的人权和劳工保护问题,很有可能落下“血汗工厂”的坏名声。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这种反血汗工厂运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监督效应,跨国品牌公司纷纷制定自己的生产守则要求供应链企业遵守劳动法律和国际劳工标准。而以共同的事业或共同的价值观为目标的跨国网络之所以如此活跃,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保护领域的人权、平等、公正等原则必须在这个转型时期站出来挑战市场领域的“弱肉强食”、血汗剥削、自由竞争等原则。(博兰尼,1989)博兰尼的这个发现在当时并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如果仅仅从狭窄的意识形态领域出发来看待这些跨国网络运动,那就很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也很难理解全球化在这场改革中的意义。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告诉我们,正是这些越来越多的政府间组织、跨国网络成为把西方的民主和平等原则带到其他地区的传送带,跨国网络带来了许多先进的人权观念对我们的社会治理十分宝贵。在许多地方,政府的结构性因素还在限制着跨国网络的进入,而且某些地方政府缺乏与跨国网络合作的动力,例如在华南地区的外来资本—外来品牌公司—外来工—当地政府这一奇特的产业链中,要求地方政府能够站在外来工的利益一边还不现实。跨国网络提供的服务就是要转变传统对“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的认识。跨国网络支持劳工组织对跨国公司品牌“血汗工厂”进行调查然后通过媒体和消费者组织来开展对跨国公司的监督或声讨,这种方式被称为象征政治和信息政治,由跨国网络和国内劳工组织的合作使得这种象征政治和信息政治成为一种常态手段,而跨国网络提供的物质资助可以保证劳工组织的活动不受其他力量的干扰,最为重要的是跨国网络还带给劳工组织的一些重要的价值观。

  他们(跨国网络)的钱拿起来比较简单,只要你的项目策划得好,他们就会给你钱来做。

  我们是小机构,没有什么名气,他们不看名气,只要你的机构是实实在在做事就行。

  老外的钱算得很精,买油的钱不能买酱,跟他们合作做项目也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老外办的培训班连路费都报销,可是我参加国内的培训班还要我交会务费。

  跟老外合作让人放心,他们不会给你挑什么挑毛病,只要认真做好事就行,我申请他们的项目时,他们只来过一次。

  因此跨国网络带来的不仅仅是项目、资金、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带来了组织发展和组织治理的新理念。

  但跨国网络的活动也有受到质疑的一面。华南地区的劳工组织普遍反映,与其他类型的环保、艾滋病等相比,他们想申请顶目和经费还是比较困难,渠道也还有限,有些跨国网络甚至明确表示不支持涉及人权或劳权等所谓敏感议题的项目,这与跨国网络的道德价值观似乎不符,当然不同的跨国网络都有自己的使命或理念,但如果跨国网络把劳工保护问题看成一种纯意识形态或政治问题而拒绝对其进行帮助就未免太谨慎。

  另一方面,对于众多的劳工组织来说,几乎毫无例外的依靠外来援助既反映了中国社会公益捐助和公共精神的不足,也向这些劳工组织发出了警钟。长期依赖单一的资金来源,不仅不利于组织的发展,也可能带来其他的负面作用,它可能暂时掩盖资金短缺问题,也可能影响工作的独立性。(马秋莎,2006)有些机构为了申请到经费做项目,不得不迎合资助方的要求。有一些外国网络的资助项目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中国的劳工组织如果想做事就必须慎之又慎,政府在这种问题的空间取向是十分清晰的。广州地区的一家劳工机构就向笔者抱怨说,“如果他们(境外基金会)一定要我按照他们的理念来做项目,我真的感到无奈,我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不支持我,我的机构要生存下来,只得如此。”有的跨国网络连经费审核都不作要求,这引起了劳工组织的警惕:“他们不来审核财务,连我们都感到无法理解,其实我们是希望他们来的,我们是很正规的机构,而且我们希望把财务工作做得扎实些,以后我们可以有经验去争取其他项目。”

  跨国网络的这些行为可能有其他的考量,审核放松些可能会有利于劳工机构做项目,但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劳工机构的稳健发展的。

  受跨国网络的影响,华南地区劳工组织在活动内容、项目安排等领域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同质化,有些劳工组织的服务项目和操作模式及资金来源十分相似,这也会影响国内劳工运动的发展,一些机构开始探索如何真正实现本土化,这是一种可喜的努力。

  从劳工自发抗争和消极抗争再发展到劳工自我组织起来,在跨国网络的支持下,华南地区劳工组织已经成为一种“资源启动器”,吸引了一批学者、律师、媒体、志愿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等力量,我们相信,这股力量的壮大对于中国劳工事业,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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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对裴宜理著作的理解,作者十分感谢何高潮教授在《劳动政治》课堂上的指导。 ②王刚:“资本VS媒体:一场3000万元的诉讼游戏”,《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92期。 ③蒋韡薇:“珠三角打工族断指之痛:经济发展背后血泪史”,《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28日。 ④来自重庆的著名劳工律师周立太在不到五年内,在珠三角地区代理了4000多起劳动诉讼,其中包括状告当地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600余起。周立太的行为引起了资方的强烈不满,在资方与政府及司法部门的合谋下,一些由工人告资方的案件本来可以胜诉,但法院先判工人败诉然后由资方以人道赔偿的方式补给工人,这样周立太因败诉无法得到律师代理费用,外来工的大量诉讼行为可以被遏制。见“周立太自传”(www.zhoulitai.com)。 ⑤2005年重庆市总工会被83名农民工以不履行法律职责为由告上法庭,重庆市总工会认为农民工不属于“城镇职工”而拒绝为工人出具相关证明;而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地方的工会主席代理资方出庭与工人打官司,相关报道见“重庆83名工人状告市总工会称其不履行法定职责”,《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7日。 ⑥有关ICO的材料来源于ICO的公开印刷物《劳工研究通讯》2003—2005年各期。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