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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国家:对立、依附与融合

黄 玉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出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三种理论取向:对立关系、依附关系和融合关系。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立关系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映射,是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理想类型。但将两者视为截然的对立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往往易忽视制度因素在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依附关系论纳入了制度环境的考量,对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网络的错综交织关系进行了具体考察,区分出不同的依附关系类型;新阶级理论将知识分子定义为新型知识的拥有者,预言文化资本或知识将获取社会的支配权力,知识与政治将趋于融合。新阶级理论的权力视角为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提供了动态的理论诠释。

 知识分子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关注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个领域里,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有:知识分子是否形成了特定的阶级或者独立的阶层?还是只是从属于其它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代表自身阶层的利益还是能够成为社会不同阶层复杂利益的代言人(Mok,1998:1)?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不同的理论图景,通过梳理相关的文献,结合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在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上可以归纳出三种理论取向,分别为:对立关系、依附关系、融合关系。

一、 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 

  在种种定义知识分子的类型学当中,有一种定义文本透射出奇异的光彩,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智识精英、才智超群,更重要的是承载着社会良心。哈维尔曾经写到:“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这个世界不幸的见证,应该提倡独立的精神,应该反抗一切公开或潜藏的压逼和操纵,应该是体制、权力以及种种虚伪的主要质疑者。”(Karabel, 1996: 205) 知识分子秉持普世的公平和正义,讲述真理,“向权势说真话”,是体制的“扰乱者”(萨依德,1993/2004)。

  构成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守护者,尤其代表着弱势的、不为重视的群体的利益。这样的知识分子注定是特立独行、是孤立的,游弋在社会主流之外,与政治权威之间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对立关系。

  这种对立关系的解释可以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观念、文化的解释,知识分子之所以要反对权威在于他们自身的思想渊源和人文素养,在于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反省精神。博特摩尔认为十八世纪以来的社会人文思想,从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到社会主义,它们关于人类本质和社会本质的思考都蕴含了对当时社会的反省与批判。在批判的思潮之下,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对抗工业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民主和民权的要求、都市问题、生态问题等等(Bottomore, 1984)。放眼各个社会阶层,正是知识分子的普世性原则、反省特质和理性力量,使知识分子能够超越日常生活的秩序,提升到抽象和前瞻的层次之上,对原来的日常秩序构成一种对抗力量。

  除了文化观念的解释,也有学者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来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对立。立普赛认为从现代社会的经验来看,知识分子与权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在的不兼容性。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以他们认为理想的、美好的、普遍适用的概念批判现存体制(Lipset and Basu, 1976:112 )。萨依德屡屡强调“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萨依德,1993/2004:163)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知识分子融入权力圈,科塞指出“一旦套上追逐权力的重轭,知识分子就失去了他最本质的特征,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 Coser, 1965: 185)。比如,在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和以往投身于政治运动以图改变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进入权力层,希望以他们的专业知识,通过政府权威来谋求社会的改变。但是日后的实践证明掌权者的角色与知识分子的角色不能成功地结合为一体,如果知识分子要在权力层中扮演“成功的角色”,那他很大程度上只会成为“参与型和顺从型的专家”,而因此牺牲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同上186)。这种功能的解释强调知识分子角色的内在性、独立性,和不依赖于特定社会秩序的特征(Popoel and Mohan, 1987:34)。

  知识分子与国家对立关系的第三种解释来源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立的理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分析当中,出现了国家对立市民社会(state versus civil society)的理论解释(Ding, 1994: 22 ,23)。当时变革前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确实出现了一些有特殊影响的反抗体制的独立组织。这些小小的自主领域,经过持续的发展,形成反对力量,对抗国家的控制,最终在社会转型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种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使得古典政治理论的一个主要概念市民社会重新引进学术界,用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市民社会的重建和市民社会对抗国家成为解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潮流,广泛应用于政治研究与社会研究的多个分支领域。延循这种解释逻辑,知识分子被视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别的构成部分,在社会的动荡时期和急遽变革期,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会呈现出组织化的趋势,引领着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独立、边缘、批评、反叛,是作为社会良心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气质,由这种观点引发的研究归属于一种道德主义的传统(moralist tradition)。这种道德主义传统在研究知识分子时,往往赋予知识分子理想化、道德化的定义,从规范的角度出发来构建分析框架。但是在实际的社会分析中,道德主义传统常常会遭遇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知识分子行为的应然和实然。应然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行为典范,是规范的设定。实证研究如果事先为知识分子定义一个较高的位置,赋予他们理想化的特质,将知识分子中的特殊类型视为一种普遍特征,那么势必会导致研究中的偏差,难以解释现实的多样性。并且,从实证和经验的角度看,应然是没有共识的,是悬置的歧异,无法成为研究现实社会的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Swartz, 1997:221-223)。

  观念论、功能论、市民社会论对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对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同时又都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观念论和功能论强调的分别是知识分子的人文文化性和内在性,它们低估的是社会结构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和知识分子与权力的交互往复的互动关系。国家对立市民社会的理论逻辑强调的是各自明确的实体、双方鲜明的分离、自主的意识、以及社会政治过程中的零合关系。这种“清洁”(neat)的概念很难解释现实过程中的不确定、不透明、模糊、和混乱(Ding, 1994: 26; Xin, 1998)。实际上,在现实生活里,知识分子并非常常有一致的价值或行动,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景象。

  西方学者在评价改革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时,穆迪(Moody,1977)提出在总体性社会下,知识分子与国家的二分对立模式(dichotomy model),他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他们与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威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这一模式的判定显然是忽视了制度因素和具体的历史场景,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呈现出的是为政治所征服的形态(Vogel, 1969),国家职能无限地延伸到市民社会和经济领域中(Tsou, 1986)。“知识分子国有化”(刘再复,1991, 1999) 、知识分子体制化、和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黄平,1995)等观点讨论的都是同样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重建的同时,在文化领域也推行全面的改造。知识分子被有组织地整合进国家的行政体系中,几乎不存在“自由漂流”的知识分子,即使有,这种类型也是不合法的,得不到任何体制的保障。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知识分子与体制是一种依附的关系,根本谈不上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和自主,更遑论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抗和对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以及六十年代前后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回归社会主流地位,与国家的关系更加呈现出动态的特点,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支持开明政治权威,显现出两者之间的共同利益,面对这样的经验事实,对立理论欠缺有效的解释力,从而,在对立理论之外出现了解释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依附理论。

二、 依附论

  依附理论较早广泛应用于政治科学领域。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国家关系模式的讨论中,依附论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概括而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经历了三个模式,最早的是全权模式(totalitarian model),它强调共产主义政党的控制和动员社会的绝对权力,不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诉求,忽略它们对精英阶层和政策实施的影响。利益集团模式(interest group model)在批评全权模式的基础上,提供了共产主义政治更为复杂的图景,它宣称在实际的政策制订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在施加其影响。{1}并提出多元化社会、制度性多元主义(institutional pluralism)等概念,提倡研究不同社群的政治参与。通过对上述两种研究模式的反思,依附理论认为政治分析的基本单位不应该在群体这一层次,而应该是个人。它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社会中的个体不是毫无主动性的原子,而是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和保障自身利益的能动者(Oi, 1989: 1st chapter)。

  依附理论的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利用自己所控制的权力和资源保护次级地位的人,或给予他们一定的利益,而次级地位的人反过来以忠诚、支持和服务作为回报(Ma, 1998)。对于西方现代社会,依附理论的分析常常只是出现在政治精英阶层领域的研究中。而对于权力分布极度集中化的社会,这种依附关系的特征更为显著。由于权力关系的高度不平等,各种资源分配和机会来源都相对集中地掌握在高地位的人手中,全方位的控制是滋养依附关系的肥沃土壤。在中国研究领域,庇护/回报(patron/client)的依附关系被视为是国营企业(Walder, 1986)、基层农村(Oi, 1989)、地方政府(McCormick, 1990)权力关系的特征。《共产主义新传统》是魏昂德(Walder)以依附理论研究中国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通过探讨中国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威结构,他指出在特有的单位制组织结构中,工人和组织之间形成了经济、社会、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再分配经济是通过单位组织进行,而且党对人民的政治宣教,也是经由单位组织才使宣教效果更加彻底和有效。因而在组织中,工人对单位是一种全面的“制度性的依赖”。同时在工人这一面,企业员工为了改善自身的福利待遇,确保自己的职位和获得升迁,采取种种策略争取与上级建立私人关系,从而造成单位内的“特殊性关系”倾向。由此可见,国家在推行社会主义新政策,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时候,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行为模式并没有改变,实际上是一种“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的体现。

  在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领域,古德曼(Goldman)一直从依附理论的观点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和国家权威体制。根据她的研究(Goldman, 1981),1949年之后到六十年代依附关系已发展成为知识分子与党、国家领导人的主要关系模式,到了六十、七十年代,由于政治观点和庇护人的不同,知识分子形成两种群体:自由知识分子(liberal intellectuals)和激进知识分子 (radical intellectuals)。在庇护/依附的模式之下,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看似知识分子与国家的矛盾,但从更深层次看,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政治领袖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与不同的政治派别形成纵向的庇护关系。当党内政治领导人之间发生冲突,如果这种冲突无法在高级领导内部得以解决,就会蔓延到更广阔的圈层中,而知识分子又最擅长于“在符号、微言和隐喻的面纱背后进行或直接或微妙的辩论”(金耀基,1997: 76),从而知识分子成为争论前台的主角,成为他们政治庇护人的替身。争论大多是由一方获得胜利,而失败的一方则遭到压制,直至意识形态的共识再次达成( Cotton,1984; Ma,1998) 。

  古德曼关于知识分子的两种分类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因为实际上自由知识分子在体制内只是扮演着非常微小的作用(Hamrin & Cheek,1986)。随着各种机构和体制的设立,到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完全控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教授、记者,还是其它类型的脑力劳动者都成为国家的雇员,知识分子直接依附于体制,依赖国家和政党才能谋求生存。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之上,奇克和韩姆银(Cheek & Hamrin)提出了“体制知识分子”的概念,借助于文献资料,他们分析了从彭真(他们称为党核心),到杨献珍、邓拓(党内知识分子),到孙冶方、吴晗(体制学者),到白桦(体制边缘作家)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描绘出一副纵向的、至上而下的、从党的核心到体制边缘的、党的高层领导与体制知识分子的互动模式。这样,再提知识分子和党的矛盾已经是一种误导,体制知识分子服务于国家的各级机构,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而是交织错综的依附关系,在每个层次中都混合了政治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利益(Hamrin & Cheek, 1986:intro. 15)。 

  体制知识分子刻画出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特征,它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认为知识分子没有实质的自主,而仅仅是政治领导者的代言人,只有在政治庇护之下才能实施他们的政治行动,这在解释全控型国家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的关系时比较能够自圆其说。但随着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知识分子的类型又有了新的划分。在研究1976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时,古德曼放弃了两分类别,转而从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入手,划分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批判型知识分子、和远离政治生活的学术专业精英三种类别(Goldman, Cheek, Hamrin, 1987 )。依据这一类型框架,作者分析了多种类别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延安文艺派”的理论者、报纸和杂志编辑、文艺界人士、科学界人士、人文学者和企业家等(Goldman, 1994)。不过,无论划分的类别有怎样的变化,知识分子与体制的依附关系这一基本模式并没有改变,在改革时代,党内同样需要知识分子撰写文章、发表评论、召开会议,以达到影响民意的目的(Goldman ,1992)。同时也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实际上并未发展出新的模式,知识分子还未能充分表达自身意见,一些限制也未消除(Ma, 1998)。

  需要指出的是,依附理论虽然从制度结构剖析了依附的基础,但主要的取向还是从人际关系网络来分析党、国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研究多采用文献分析和个案分析的方法,并且研究的对象往往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这种方法论上的设计使得理论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只照顾到了静态的类型描述,难以对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动态关系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在研究改革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时,这一框架就很难解释为何体制知识分子会出现超越党所规划的界限的行为,会违背某种意义上的合约义务(contractual obligation) (Hua, 1994)?另一方面,庇护人的行为也并非是前后一致和稳定不变的,为了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都会采取牺牲受庇护者的做法,彰示出这种依附关系的脆弱(Misra, 1998:170)。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深入,依附关系的制度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国家和社会不再被视为是一体的,国家体制实施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已属不可能,国家不断从原先占据的社会领域中退让出来,转而承认社会空间和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发展。在与国家政策不冲突的前提下引入各项自由,一定程度上认可宗教信仰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大众文化的自由。社会领域的扩张,政治领域的解魅在一定程度上打碎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依附联结,古德曼承认要关注知识分子与国家旧有关系的一种瓦解趋势,指出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将自身所担负的责任感转向于社会,提出与以往“忠诚的顺从者”(loyal courtier)相对应的所谓的“坚贞的异议者” (loyal opposition) 的标识(Goldman, 1994: 23)。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主精神的增长,意味着渐渐稀释和远离了传统的依附地位,这种依附性逐渐让位于新型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互动(Ma, 1998; Goldman, 1999)。

三、 新阶级理论(New class theory)

  新阶级理论有不少争论和分歧,但它们有两个基本的共识,其一是赞同马克思的一个预言,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统治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其二是指出马克思的一个错误判断,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或者阶级消亡的社会(Szelenyi, 1994: 723)。顾名思义,新阶级理论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未能指出或者预测到的一个阶级。

  任列尼分析新阶级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流派(Szelenyi & Martin, 1988)。一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的知识分子阶级论,代表人物是巴枯宁(Bakunin)。他们认为庞杂的经济和社会治理需要专门的知识,而知识的日趋复杂必然会导致学者或知识分子实际治理权的获得。在这重意义上,无政府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利用工人阶级的运动来达到获取政治权力的目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倡导实际上蕴含着知识分子“自私自利”的目的。另外一个流派是技术官僚—行政官僚的新阶级论,代表人物有考茨基(Trotsky)和吉拉斯(Djilas)。吉拉斯主要以其1957年英文版的《新阶级》一书而闻名,书中对共产主义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了批判,指出新阶级就是政治官僚。他声称:“新阶级是由那些因执掌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优先权之分子构成的。……并非所有共产党人皆是这一新阶级的成员,只有那些掌握了行政权的官僚才有份(Djilas, 1957:44)。”吉拉斯关于新阶级观点的理论来源依然是马克思对所有权关系和阶级的区分,他认为这一新阶级的成员是由所有权为其带来的物质的及其它方面的特权而标志出来的,这里所谓的所有权实质上就是行政特权(同上: 50)。

  上述两种新阶级理论是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前或者初期提出的,是左翼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列政治实践批判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前一种思潮的新阶级理论处理的主要是阶级行动者和行动力(agency)的问题,比如,知识分子为何要在工人阶级的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否在寻求自身的特定利益和追逐权力。而第二阶段吉拉斯的理论关注的主要是新阶级的结构位置,回答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中是否存有新阶级的结构位置,新阶级要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才能成为一个新的支配阶级。在这两者之外,从七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另外一波的新阶级理论——知识阶级论,以古尔德纳(Gouldner)和任列尼为代表的新阶级理论划归于这一流派。任列尼甚至认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2}和其他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也和新阶级的理论观点接近和类似(Szelenyi, 1994:726)。知识阶级论关注的是阶级意识的问题,它认为一种新型的知识正成为新阶级的基础 (Szelenyi & Martin, 1988) 。

  这种“新型的知识”在不同的理论家著作中有着不同的名称,“文化资本”是古尔德纳新阶级理论的基本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真正自主的,并非仅仅相对独立于物质生产领域。文化资本的所有权是诞生新阶级的基础,文化生产者享有的权威就是建立在对文化资本的垄断之上。区别于一般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拥有特定的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古氏将它命名为“批判性话语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简称CCD),指称一套坦诚可信、平等争论的话语规则。这样一来,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对权威或物质报酬的诉求就不再是建立在狭义的经济绩效或对生产力促进的基础之上,而是在于这种特定的思想和文化。拥有这种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理解、对发展方向的把握都比普通民众更加深刻,他们高出一筹的思想正是在CCD理性规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而,古氏认为批判性话语文化使知识分子获取权威的诉求是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它是一种阶级意识,不管是人文知识分子还是技术知识分子都可以拥有这种文化资本,通过两者结合所形成的新阶级使原有那个“旧阶级”(富有的资产阶级)黯然失色(Gouldner, 1979:48)。

  以任列尼为代表的东欧社会学家以“目的论知识”(teleological knowledge )来指称这一“新型知识”。他们认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是狭义的技术性知识的拥有者,至为关键的是目的论知识。任列尼欣赏古氏以CCD来定义知识分子,但他同时又区分出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是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特征是技术性的(know-how)知识支配了目的论的知识;另一种则是在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这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未伴随着市民社会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目的论知识占据了支配地位(Szelenyi, 1982a)。东欧社会学家尽管没有明确界定目的论知识,从理论阐释中可以看出它所指的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知识”在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拥有这一知识之后,它便具备了如资本转换一样的功能,可以充当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位置之间流动的媒介(Konrad & Szelenyi, 1979:151)。 

  古尔德纳的新阶级理论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和广泛的新阶级,新阶级的成员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还有权力不断增长的技术官僚、科学家、专业人士。他预言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化(professionalism)浪潮使得具备文化资本所有权的知识分子最终取代旧阶级的权威,成为新阶级 (Szelenyi, 1982a; Freidson, 1984)。在新阶级的研究中,古尔德纳首先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入手,因为它并未清楚界定知识分子的角色。他认为在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的社会位置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们享有相当的自主,常常不参与阶级联盟,但是由于受到人数数量有限的限制,他们无法以自身的名义追逐权力,又只能借助和其它阶层的联盟;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虽然使之能够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代表,成为理性社会变迁的历史代理人(agent)),但是从具体分析来看,革命知识分子又并非像自身所宣称的那样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有瑕疵的同一阶级”(flawed universal class),因为无论他们宣称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他们同时都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Gouldner, 1979: 9-10; 83)。 

  古氏新阶级理论最重要的经验贡献是他考虑到了西方知识分子中的“反资本主义” 特征,有助于解释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悖论现象,就是与经典理论相背离的所谓的“保守的工人阶级”与“激进的中产阶级”。这两种称谓是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对于激进的事业,如反越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环保运动的积极参与,并寄以热望,而工人阶层却往往漠然视之(Szelenyi & Martin, 1987)。因而他断定知识分子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反资本主义力量,社会的主要结构矛盾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与新兴的文化资本阶级的矛盾。

  但是,古氏建构的这一文化资本和新阶级理论的取向导致他不能顾及教养有素的精英内部的分化,以及知识分子当中确实存在的亲资本主义性。并且,他过分强调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的一致性,过分渲染了知识分子渴求权力的激进主义倾向。吊诡的是,七十年代末之后,西方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倾向已经过时,在新一代拥有高等教育的年青人中保守主义占了上风。古氏新阶级理论的又一个不足是没有意识到文化资本只不过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相对优势的地位,只要货币资本或富有的资产阶级还是主要的社会权力和特权之源,文化资本就很难颠覆货币资本的再生产逻辑,取代富有的资产阶级,即使是“有瑕疵的同一阶级”,它形成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有限(Szelenyi, 1982b) 。

  如果说古氏新阶级理论的分析场景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任列尼和科尔德(Konrad)的理论关注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新阶级理论贯穿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精英构成、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研究。早从六十年代末的社会调查,他们就发现居住在新宿舍发展区从而形成新住房阶层(new housing estates)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包括官僚、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管理人员等。这样从物质性的特权上已经无法区分官僚与知识分子,两者的生活水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还有分别,那只是权力级别的区分,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支配力量或者说不平等力量(Szelenyi & Konrad, 1979)。

  任列尼等新阶级理论的思想脉络传承了韦伯式的(Weberian)思想传统,将理性化的概念引入到社会主义体系中,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超越了无政府主义和形式理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超级理性(superrational)的体系(Szelenyi, 1986-1987);同时这一理论探索还吸收和坚持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立场,超越正统的对所有制关系的关注焦点,力图阐释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剩余产品使用和支配的制度基础与合法性规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怎样的对立阶级(Szelenyi, 1982a)。这样,新阶级理论首先要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进行实质分析,考察在此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知识分子的超越性与决定性之间的历史张力(Konrad & Szelenyi, 1979: 13-14)。 

  通过对匈牙利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新阶级理论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就是再分配经济。{3}正如市场经济一样,现代再分配经济对社会产品支配的合法性权力也遵循着理性化的标尺,所不同的是,理性化的标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的所有权,而在现代再分配系统中则是目的论的原则。建立一个科学的、有秩序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路径被设计成以管理决策来取代市场机制,通过建立高度中央化和集中化的行政官僚系统,执行自上而下的科学的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在此经济制度下,知识分子成为创造和维护理性再分配意识形态的行动者,是整个再分配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因而知识分子的结构位置应该是理性再分配者的社会位置(Konrad & Szelenyi, 1979:76)。{4}

  当合法性行使决策权和分配权的基础不再是财产、资本,而是知识时,知识所赋予的权力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可以贯通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在市场经济里,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三个领域是分化的,但在理性再分配经济中,三者却互相依赖,遵循同一的再分配逻辑。比如执行中央再分配政策的技术官僚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任务,同时也要参与政治宣教和政治监督;而对于确保正统意识形态的政治官员,他们同时也可能扮演经济发展中的专家;另外,科学的、人文的知识分子在创造和传播理性再分配文化和思潮时,免不了要将总的经济纲领转化为文化工作的实践原则,以保障研究及著作的循规蹈矩。因而,这三个领域的权力关系是贯通的、循环的,今日的知识分子可能明日就能成为某个经济部门的领导,而技术官僚也可能转而从事政治和政党的工作等等(同上:145-148)。

  尽管携带目的论知识的知识分子宣称他们不再只是扮演追求自身特定利益的社会角色,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甚至是为了达到整个世界历史的某种伟大目标,但实际上以再分配经济取代市场分配机制不过是一种不平等力量取代了另外一种不平等力量。当建立在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权力被建立在再分配者目的论知识之上的经济权力取代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二分的状态:一端是占据再分配者地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另一端是生产社会剩余产品但不具支配权的工人阶级。在这种体制之下,市场调节反而成为减少由再分配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手段(同上:导言)。

  新阶级理论潮来潮去,有不同的变形和解说(Szelenyi, 1994; Eyal, Szelenyi, & Townsley, 1998: 160-164),但始终是围绕着知识分子最终会拥有支配性权力这一核心。新阶级理论遭遇到不少批评,历史也常常是和新阶级理论的预言背道而驰,知识分子无论是作为一个总体、还是它其中的一个部分,都没有成功地成为过一个支配阶级。任列尼本身亦承认过度估计了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提升到拥有阶级权力的迫切性(Szelenyi, 1986-87)。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确也显示出知识分子曾经规划过这样的权力计划,至少新阶级理论可以视为这些权力计划的一个理论推论(Eyal, Szelenyi, & Townsley, 1998)。89年东欧社会主义社会巨变与转向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m)是新阶级理论未能预测到的,在这次转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东欧的知识分子因而拥有了部分政治权力,那么新阶级理论也是在错误的原因下推导出了符合现实的结论。知识分子并非凭借理性的再分配经济获取权力,而是通过“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或曰“哲学革命”(discursive revolution )最终击败了旧有的政治权威 (Szelenyi, 1994; Konrad & Szelenyi, 1991; Hung, 1994:22)。

四、结语

  对立、依附、融合是知识分子与国家的三种关系类型。构筑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尽管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精英,但在不同的时空场域都可以开列出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名单,这个名单的瞩目和震撼力在于他所彰显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和理想境界。这一个个强大的个体力量并不代表什么阶级利益,他依据普世的原则、真理的标准发言,批判政治权威和一切社会不公。作为严厉的对立者,他最纯粹、最具超越性,超越世俗的物质利益、体制制约、和社会羁绊;依附关系讲述的完全是“嵌入型”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在依据上级/下级、庇护/回报为经纬编织的社会网络中,知识分子占据着不同的结构位置,成为庇护者的发言人和代理者;新阶级理论倡言的“新阶级的兴起”似乎是不成功的社会计划,但是从阶级分析和权力引发的研究视角对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的矛盾与合作可以提供有一致性解释力的洞见。

  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例,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的冲突与合作是一系列的往复循环。从时间序列来看,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只是适用于以官僚高度权力垄断为特征的时期,最突出的是五十年代的斯大林时代,这是官僚统治阶级的时期,知识分子被排斥和压制。到了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重新将科学和技术视为共产主义合法化的手段,科学主义得以复兴,科学计划和科技革命的潮流风行一时,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关系得以和解。同时东欧其它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东欧青年知识分子深受“专家治理”思想的影响,充满希望和抱负,渴望尽快掌握权力引领社会走向更加启蒙、理性、人道的社会主义未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尽管存在问题,但只要知识分子从去权力化转向掌握权力,就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就可以使社会体系得以完善。

  六十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层开始膨胀,出现“知识分子官僚化”的现象,从人文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专家到技术官僚都成为权力的拥有者,与以往的“红色”官僚共享权力。知识分子官僚化的同时,官僚也有了知识分子化的倾向,从重视政治忠诚和服从到重视学历和文凭的获得。这些现象显示出以往受过高等教育但政治上受怀疑的专家和政治忠诚但教育程度低的红色官员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知识分子与官僚将会结合成为一体(Szelenyi, 1986-1987;1991)。

  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合作在1968年达到最高峰,捷克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体制在知识分子的大力推动下准备进行改革。但知识分子与旧官僚的冲突在所难免,以苏联入侵捷克所制造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为转折,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合作遭到毫无预兆的严重的破坏,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对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关系转入恶化,六十年代怀抱“天职”的知识分子许多成为七十年代的反体制者(Szelenyi, 1986-1987)。

  当然东欧国家的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史不尽相同,比如匈牙利新阶级计划开始的时间较早,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到七十年代初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分裂还不是太明显,还没有严重到无法修补的地步。但是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从前苏联、到捷克、匈牙利、波兰、前东德,知识分子与官僚关系的发展史有十分相似的地方。经历了六十年代的美好时光之后,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支配阶级的位置,知识分子没有能够与官僚形成融合。新阶级理论虽然注意到旧官僚不愿意知识分子与他们分享权力,但未能预料到的是官僚的抵制如此强大,没能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妥协到放弃自身霸权的程度。甚至,政治官僚们宁愿与私有经济妥协,让出市场,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也不愿与知识分子领航同舟共济(同上)。

  到了1989年,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新的精英力量。不过,任列尼有些悲观地认为知识分子的权力获得可能如以往一样,只是一个过渡现象,只是在为一种新型的支配阶级奠定基础,最终的胜利者应该是“新资产阶级”(Szelenyi, 1994)。东欧的研究发现,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以往官员的政治资本有明显的衰败,较难成功地转化为个体的私有财富,而文化资本则比政治资本更能成功地进入新型的私有部门,占据领导位置。特别是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结合是后共产主义社会精英的最有优势的候选者(Eyal, Szelenyi, & Townsley, 1998:117-128; Eyal, 2000)。

  新阶级理论的权力观是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支配权力彼此消长的一种理论解释,但是鲜见于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史的讨论,这仍是一块有待耕耘的处女地。在中国研究领域,近些年新阶级理论衍生的实证研究主要应用于讨论社会分层,特别是城市精英职业流动和职业晋升的标准和模式,讨论“普遍性”(universalistic)的技术挂帅原则与“原则性”(principled)的政治特殊主义在不同职业晋升中的作用(Walder, 1985,1986,1995; Walder, Li, & Treiman, 2000; Zhao & Zhou, 2004 )。中国的数据表明城市精英有两条职业路径,一是行政管理路径,一是专业人士路径,影响两条路径晋升的显著因素分别是政治标准和教育水平,并且“红”与“专”是两条分裂的路径(Walder, 1995)。后续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进一步指出这两条分裂的路径也可能相混合,发生管理路径向专业路径的流动,而专业路径向管理路径渗透的可能性则很低(Zhao & Zhou, 2004)。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体制管理与专业人员两个领域晋升标准优先次序的不一致,显示出体制管理领域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的持续和稳固性。

  理论可以是社会现象的归纳,也可是演绎。鲜活、复杂的社会现实不是哪一种理论可以涵盖的,不同的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脉络和路径来理解和诠释社会现象。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存在颇多争执的领域,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反省的知识历程,揭示知识分子与国家多元关系机制的同时亦引领出知识分子关于自身的不同定位、社会关怀和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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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利益集团理论在八十年代受到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的推崇,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社会政治分析方法之外的理论选择。这两者的区分在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是社会分析二分法,而利益集团理论则关照社会的多元化;前者关于阶级划分的标准是固定的,而后者采纳相对灵活的划分方法;前者强调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而后者重视界限变动所导致的不同集团的组合;前者分析阶级斗争的革命性,而后者包容关系的多样性(包括斗争、妥协与合作)。(吴国光,1992) {2}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科学知识越来越重要,知识而非生产性资源将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来源,因而,知识将在社会中扮演着最基本的角色,最终会取代财产所有权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准,为一个新型的、进步的知识阶级的形成奠定基础(Bell,1976)。 {3} “再分配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博兰尼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他概括出人类社会的三种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任列尼衍用了这一再分配经济的概念(Polanyi,1944)。 {4}依据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知识分子结构位置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过程:从西欧封建社会依附于封建主的从属阶层(estate),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获得解放、摆脱束缚的社会阶层(stratum),最后发展成为理性再分配社会中的新阶级(class)( Konrad & Szelenyi ,197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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