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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谢 泳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近年新发现的相关史料,对1954年发生的胡适批判运动的起源作了一些新的理解。文章认为胡适批判运动的起源,除了毛泽东主动发起的动因外,与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党内知识分子,特别是郭沫若、陆定一、周扬、邓拓等人对胡适及其思想的认识有关,在批判胡适运动的具体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的努力配合和具体操作是这场运动开展的关键因素。文章同时还对这场运动中以批判为名义印刷的有关胡适文献进行了学术评价。

一、学术史回顾

  

  本文所谓胡适思想批判专指1954年至1955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不包括1949年前发生的对胡适学术和思想进行的讨论和争鸣,也不包括发生在1952年前后“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相对集中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台湾对胡适学术和思想的相关争论也不在此范围。{1}

  关于胡适思想批判反思的主要学术研究者是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B·Grieder),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完成一篇《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批判》,较早从思想史角度清理了发生在中国大陆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历史。

  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胡明的一篇论文{2},胡明论文主要清理了1949年以后对胡适思想批判的主要事实,同时也对这场批判所产生的后果及影响进行了评述,但限于当时的史料,对1954年发生的胡适思想批判的起源没有深入分析,同时使用的史料也相对单一。因为1954年发生的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历次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影响最大,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官方背景十分清楚的一次。因为目前关于此次胡适思想批判的官方档案还没有解密,本文试图利用一些旁涉的材料,对此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起源作一点探讨。

二、陆定一、周扬和郭沫若与胡适思想批判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开始于1954年10月10日。当天《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同日,毛泽东在此篇文章上作了五条批注,其中第四条是“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3}同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此信中,毛泽东提到:“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4}

  这是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重要文件上,连续两次提到胡适。毛泽东当时把此信批给了许多人,这些人当中有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5}

  10月27日,陆定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涉及胡适的地方是:“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清除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个迫切的重要斗争。”

  陆定一在信中还汇报了近期中宣部组织批判胡适的计划。他说:“古典文学部和北大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决定以全力投入这一研究批判工作,计划在最短时间内协同《人民日报》组织若干篇文章(正在写的有何其芳、张天翼等),以进一步批判俞平伯的错误观点,并批判胡适派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此外,拟请金岳霖或任继愈(北大哲学系教授)等人写批判胡适派的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的文章。”

  信中还有更详细的批判胡适的设想。陆定一在信中认为:“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除了在文学方面外,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三十多年来都有相当深的影响,解放后也没有对它进行过系统的批判,因此,从各个方面来彻底地批判这种思想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清除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各个学术部门内的影响,是一个严重的思想斗争的任务,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全部解决。对各个不同学术部门,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而分别轻重缓急。但目前就应该动员各方面着手组织人力研究胡适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以便在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告一段落后,即可有准备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对于胡适派思想的其他方面的批判。我们可以准备用一两年时间来对胡适派思想从根本上彻底清算,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6}

  从陆定一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宣部就毛泽东的批示进行过研究,这个研究的主导思想就是党内理论家历来奉行的“宁左勿右”思路,也就是说,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通常要比毛泽东本人期待的结果要过头得多。毛泽东只提到要在“古典文学领域”里批判胡适,但到了陆定一那里却发生了变化,成了胡适派各方面的思想。毛泽东本人对胡适的思想并没有系统的了解,他只是一般地知道胡适及其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所以他的批示中主要还是对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有看法,至于胡适思想只是顺便提到,而且上纲并不高。就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后果观察,如果当时负责此事的不是陆定一、周扬和郭沫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可能达到后来的规模。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此次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理解为观念来源于毛泽东,但执行和实施批判的详细计划却是由党内理论家来完成的,在这个意义可以说,陆定一、周扬和郭沫若是胡适思想批判的导演。

  全国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主持。周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要把批判胡适思想作为重点。”

  《陆定一传》中特别提到“批判胡适,郭沫若是感兴趣的,原来他们的学术观点就有分歧。周扬拜访了郭沫若,双方谈得非常投机。”{7}

  1954年11月28日,郭沫若发表对《光明日报》的谈话。他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判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它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8}

  在谈话中,郭沫若还特别提到,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就朱东润关于屈原研究文章发表的批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他认为,朱东润研究屈原用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是胡适的一套。在这次谈话中,郭沫若还对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了完全否定性评价。

  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发表了《三点建议》。这个讲话的原题是《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在报送毛泽东时,毛泽东认为:“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换一个。”{9}

  1954年12月2日下午1时,周扬邀请茅盾、邓拓、胡绳、林默涵、于光远、何其芳、邵荃麟等人,在郭沫若住处开了一个小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指示。

  同日下午3时,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上述诸人外,还增加了范文澜、老舍、侯外庐等20余人。原来有一个计划,要开若干个讨论会,展开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提高学术水平。这时周扬发现这个计划没有战斗性,没有党性立场,是学究式的计划,根本不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批判和肃清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这个计划,经过讨论,一致同意。

  这次会议称为“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会议以后,正式成立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下设一个办理日常研究讨论事务的秘书处,由刘大年、陈白尘、刘桂五、陈翔鹤、田钟洛五人组成。

  周扬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说:“请郭老挂帅的事,我和他说了,他表示很积极,上述委员会,算是他的一个司令部。他说这是一个‘讨胡委员会’。”{10}

  在组织这次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过程中,从已见的材料分析,周扬至少见过毛泽东两次。

  1954年12月2日,周扬再次就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报告说,根据毛泽东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也改定为:

  

  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召集人艾思奇

  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召集人侯外庐

  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召集人范文澜

  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召集人冯友兰

  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召集人黄药眠

  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

  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召集人尹达

  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召集人张天翼

  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召集人聂绀驽。

  

  关于讨论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改为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讨论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11}

  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批判胡适思想讨论会正式开始。分别举行了关于“胡适哲学思想批判”和“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两个专题讨论会。{12}

  1955年1月14日,召开了“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第二次讨论会,就艾思奇的论文《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进行了讨论。约有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13}以后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主要通过报纸和杂志来进行,各地大学和文化机关都有所行动。

  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的理论家陈伯达、胡乔木没有出面,这也可以反证对胡适思想批判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主动性,政治压力并不普遍存在,这是此次胡适思想批判区别于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特点。批判胡适的文章,主要出自文史哲学者,比较知名的是李达、张如心、艾思奇、孙定国;作家没有批判胡适,只有上海作家吴强写过一篇。胡适批判委员会里的成员茅盾、老舍和邓拓没有专门写文章。王若水回忆说:“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而且那时的校长就是胡适,所以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14}

  1955年第1期《新建设》杂志发表社论:《积极展开学术上的批评和自由讨论》,社论中特别提到:“战斗的火力必须对准胡适反动思想在文化学术界的遗毒。”这个说法是王若水在《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一文中最早使用的,原文是“前哨的第一枪既然已经响出,战斗的火力就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15}

  在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发表讲话,题为《三点建议》,其中明确赞同王若水的话,他说:“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说法。”{16}当时和王若水有大致相同经历的学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中,1956年高教部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以金岳霖和哲学系青年讲师、助教汪子嵩同志等的互助合作为例:先是汪子嵩同志等集体写作了一篇批判胡适政治思想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老教师反映:‘年轻同志真有两下子!’当时金岳霖正在写批判实用主义的文章,苦于有些观点搞不清楚,希望年轻同志帮助。而汪子嵩同志等也感到对杜威、胡适等的著作读得不多,占有的材料有限,批判不易深入有力。针对这种情况,,党推动他们进行互相合作。经过拟定提纲、收集材料、进行研究、集体讨论和反复多次修改,结果写出《实用主义所谓‘经验’和‘实践’是什么?》这篇论文。一般说老教师占有材料比较丰富,而新生力量观点比较正确。但新老之间的这种互相合作,绝不是材料和观点的简单结合,而是贯穿着一系列的思想斗争的。如金岳霖曾经把杜威的哲学——美国帝国主义的哲学,说成是美国人民的哲学,经过汪子嵩同志等作了一定的钻研和准备,然后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辨,他才表示‘恍然大悟’,认为这是‘没有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另一方面汪子嵩同志等从金岳霖那里也得到不少帮助,他们说:‘金岳霖有时对问题看得比较深,能引用杜威的话来反证,打得很准!’又说:‘和金岳霖合作写出的文章,我们感到更有把握。’这说明在互助合作中经过自由讨论和反复争辨,取得一致的观点,并且互以所长相补所短,彼此都有收获。”{17}

  当时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完成了大量批判胡适的文章。胡适认为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此他并不介意。{18}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的学者,除了一部分党内的理论家和后起的青年学者外,多数是胡适早年的朋友。只有周炳琳、周鲠生、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吴文藻和钱端升等少数人没有介入。史学界吴晗没有写文章,陈垣没有表态,还有陈寅恪、钱锺书也保持沉默。但此次胡适思想批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造成了极大伤害。吴宓在他的日记中说:“此运动(据重庆市宣传部长任白戈报告)乃毛主席所指示发动,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及迪生诸友,早于1949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苦。”{19}

  陈寅恪在运动开始时也非常反感,当时新华社记者在一份“内参”中提到,在中山大学,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他特别提到:“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20}陆键东指出:“一年后,这句话被校方解释为‘讽刺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些人是共产党的应声虫’”。{21}可见陈寅恪当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同年底,陈寅恪还写《无题》一首,再次对这一事件中许多人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22}陈寅恪这个态度,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个人和俞家的关系之外,也是他对所处时代的一个基本评价。

  从写批判文章作者所在地域看,主要是在北京的学者,外省学者以山东最多,可能与李希凡、蓝翎是山东大学毕业和他们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上有关。上海也有几位学者写了文章,这些学者,多是奉命作文。周一良说他写《胡适与“西洋”汉学》,就是尹达安排的任务。他还说:“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尊敬的人。”{23}但写文章在两篇以上的学者,就不完全是被迫。外地学者,也是主动多于被迫,因为这次批判胡适的思想,好象没有要特别扩大的意思,也没有人人过关的要求,从批判文章涉及的方面看,这次运动大体可以说主要是在文史哲领域内,因为胡适早已不在大陆,这次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目的,确实不是胡适这个人,而是清理他的思想。{24}

  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但同时也有相当的偶然性。就毛泽东本人关于《红楼梦》问题的批示和来信分析,他明确表达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要开展起来,但运动如何展开,以何种方式进行,却取决于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员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对毛泽东本人意旨的理解和执行,事实上是以执行者的理解来决定的。从毛泽东批示看,此信在当时并不算严厉。从中办主任杨尚昆的日记中分析,当时毛泽东对批判胡适并不看得特别重,现在几乎看不到毛泽东后来对批判胡适思想运动进展的关注和批示,这也从反面说明他对胡适思想的关注与党内理论家的理解有差异。1955年1月11日,杨尚昆在日记中说:“夜与胡绳同志商量关于高饶问题报告的几段内容问题,同时谈到了反胡适和胡风思想的一些问题。”{25}只是一般性工作记述。在此期间发生的毛泽东对冯雪峰和《文艺报》的批判与后来《文艺报》的改组事件中,毛泽东有多次专门批示,但在这些批示中只有一次提到胡适(《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时,毛泽东批示有一处提到:“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26}但对执行这个批示的人来说,他的理解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次运动的发展模式。毛泽东此信对陆定一的震动很大,对毛泽东的意思,陆定一理解为:“他心里意识到,毛泽东支持两个‘小人物’向红学权威开火,其意义绝不只是要纠正《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也不只是批判俞平伯这个‘资产阶级学者’,更重要的是要从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27}冯雪峰当时就没有这个认识,这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的思想背景观察,他们早有批判胡适思想的意愿。1947年初,由地下党负责,在上海发行《文萃》周刊(主编黎澍),夏康农曾在周刊上发表过《清理胡适之的脉络》{28}。夏康农的这篇文章,显然不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一种组织意愿,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对胡适的理解和评价。夏康农不久把此文改了题目,收在《论胡适与张君劢》一书中。{29}1954年后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最早的源头其实可以从这本书算起,以后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大体没有超出这篇文章的基调。

三、《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形成的一个习惯作法是:当每一次政治运动进行的时候,相关的“批判文件汇编”都会应运而生,这种方式至今没有消失,但编辑文件的水平远不可和早年相比。虽然动机是以“供批判使用”,但客观上对于公布、保留某一历史时期的文献还是起了一点正面作用,至少提供一些文献上的线索,虽然此类文献的编辑有非常明确的取向,极难做到客观公正,但因为限于内部使用,所以作为文献的基本价值还是存在的。《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就是这样一套历史文献,因为这套文献流传不广,在以往关于胡适的研究文献中极少被提到,所以有必要作一详细介绍。{30}

  “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下设有一个办理日常研究讨论事务的秘书处,由刘大年、陈白尘、刘桂五、陈翔鹤、田钟洛五人组成。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张僖回忆:“1954年11月29日、12月21日和1955年的1月15日,曾在东四头条4号的全国文联会议室三次召开《〈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的专题讨论会。会议规格很高,分别由茅盾等同志主持。其会议通知都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新成立的一个叫做‘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陈白尘同志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31}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就是这个机构编辑完成的,原始材料来源于胡适当年留在北平的档案,同时也收集了当时港台报纸和杂志中关于胡适的文章及相关言论。中国大陆较早提到这套文献的是邓广铭。近年在中国大陆关于胡适藏书去向的争论中,多有涉及《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的言论,但因为没有见到实物,多数语焉不详。

  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档案存在他原来的住处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和北京大学。胡适旧居后来的归属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但中国大陆负责管理所有意识形态部门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宣部,它有绝对权力调用各种档案材料。

  沈乃文认为:中宣部资料室取走了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后,从中编选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一》和《之四》,均以“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编印出版,内部发行,供全国批判使用。邓广铭先生也一直认为这些小册子是查清胡适书信、日记、文件下落的重要线索。邓广铭认为:“在1954年批判胡适的唯心的实用主义思想时,中宣部曾印行了《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等小册子,每册的封面上都印有‘供批判用’四字,这些小册子是根据什么材料印成的,必定是从北大所存的胡适的书箱内提取去的。”沈乃文说:“1954年批胡适,在当时是中央领导的一场极其严肃的阶级斗争,北大是将中宣部取用胡适寄存北大图书馆的书信文件作为政治任务坚决执行的。中宣部的这一行动是不公开的。而且当时胡适藏书和书信文件仍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上书库,其时中宣部图书馆已进驻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下,取物不过是从楼上搬到楼下,没有给北大留下任何手续。”{32}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过去后,这批用作资料和证据的书信、日记等文件并没有物归原主,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胡适文件随其负责人黎澍转到了今天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共有11册,编号为“之一至之七”,其中“之五”为《胡适文辑》共有5册,普通32开本白皮书,繁体竖排。每辑书名分别是: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一·胡适的一部分信件底稿》(1926年4月至1936年12月)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二·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分日记》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三·胡适发表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的一部分论文》(1949年11月至1955年2月)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四·胡适在1921年和1922年的一部分日记》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五·胡适文辑(哲学)》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五·胡适文辑(政治)》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五·胡适文辑(文教)》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五·胡适文辑(史学)》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五·胡适文辑(文学)》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六·胡适言论集(1952年11月至1953年1月)》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七·胡适言论辑录》(1926年至1954年)

  资料最后附有一“胡适略历”,署名:“吴容整理”。“略历”介绍胡适情况除个别地方使用了大陆当时流行的语言外,基本客观公正。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的具体编辑时间是从1952年2月至1952年5月,大体是胡适批判运动高潮期间完成的。这套资料在当时是最完整的收集胡适集外文的文献,可以看成一本胡适集外文集,与原单行本合读,已略具全集规模。因为基本保留著作原貌,所以虽是“供批判”使用的材料,但却意外获得了文献价值。{33}因为这套资料中有一部分材料直接来源于胡适的档案,所以编者对原文(主要是日记和书信)的释读工作也具有学术价值。1949年以后,无论中国大陆还是港台,当时还没有一本如此完整的胡适作品集。{34}由于这套资料编辑的时间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后期,所以在当时所有写作批判胡适文章的学者中,只有时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任职的侯外庐全面使用过胡适的档案。他的长文《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面貌》的注释中,标明他大量使用了当时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的胡适的档案,此文原来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后来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中时作者略有修改,特别是在注释中删除了一则原来引用的史沫特莱给友人信中诬蔑胡适的话。{35}现在可以推测,整理这批材料的人可能是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人员,也有可能就是专门为侯外庐写文章作资料工作的。{36}这套关于胡适研究的资料,在胡适研究中的意义应当得到重视,至少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在获取胡适言论活动的渠道方面,掌握的信息相对完整,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具有相当的学术素养。为了保存关于胡适的研究史料,我已决定把自己收藏的这套完整的《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无偿捐赠给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以供研究者方便使用。


【注释】

①如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31年版。叶青:《胡适批判》(上下册),上海:辛垦书店,1933年版。严灵峰:《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福州:福建民报社,1940年版。也可参见徐子明:《胡适与国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47年版。 ②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胡明:“胡适批判的反思”,《二十一世纪》,1991年12月。另见胡明:《胡适传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下册,第963页。欧阳哲生认为:“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员主要也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批胡运动,或者说第二次批胡运动,是在1954年11月开始的。导火线则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次批胡运动是以郭沫若、周扬两人来挂帅的,但真正的授意应该说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能找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年是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它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三百万字——《胡适思想批判》(8辑)。”见《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2003年A卷。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册,第571页。 ④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134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册,620页,“对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的请示的批语”(1954年12月3日),其中说:“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⑥陈清泉、宋广渠:《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⑦陈清泉、宋广渠:《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 ⑧ 《胡适思想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辑,第4页。 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册,625页。 ⑩陈清泉、宋广渠:《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册,620页。 {12}王少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4》,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第95页。 {13} 《新建设》,1955年第2期,第46页。 {14}王若水:“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见张伟国主编“新世纪”网刊,纽约。 {15} 《胡适思想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辑,第67页。 {16}周扬等著:《我们必须战斗——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 {17}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2辑,第36页,1956年,北京。 {1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中华民国79年版,第7册,第2457页。 {19}《吴宓日记续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册第65页。 {20}潘国维:“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内部参考》,北京: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1954年,第282期,第141页。 {2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4页。 {22} 《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23}周一良:《郊叟曝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第3、4页。 {24}《胡适思想批判》1——8辑(1959年,三联书店以此为基础出版过一本同名的书,除原书收入的文章外,增加了孙定国、陈森玉两篇文章),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的《胡适思想批判资料集刊》,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 版。全国各地出版的类似资料均以上述两书为基本模式。比较知名的单行本有艾思奇《胡适实用主义批判》(此书曾和作者另一本批判梁漱溟的小册子合为一集在1977年再版,改名为《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张如心《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孙定国《胡适哲学思想反动实质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李达《胡适反动思想批判》,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姚蓬子《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 {25}《杨尚昆日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141页。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册,571页。 {27}陈清泉、宋广渠:《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28}《文萃》,上海:文萃社印行,中华民国36年,第二年第17期,第18页。 {29}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中华民国37年版。此书列为“新认识丛书”第一辑、第一种。据书后的一则广告说,还有四本要陆续出版,分别是《论知识分子》、《论自由主义》、《论中间路线》、《论优生学》。广告特别说明这些书是“批判与建设并重”,“对于当前种种错综复杂的、有关于文化思潮诸问题,亟待予以科学的分析与批判。本丛书即以此为编辑重心,从学术立场,用正确观念,简洁笔调,对有关问题作严正而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从而使广大的知识群有个新的认识。本丛书各册,均由海内外具有专门研究的教授,名家执笔,益见充实。” {30}陈金淦编:《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季维龙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胡成业辑:《胡适研究论著资料索引(1979—1990年)》,绩溪:胡适故居印刷,1991年。各种关于胡适传记、年谱和研究著作中也未出现使用《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的记录。 {31}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32}张洁宇:“胡适藏书今何在”,《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 {33}只有《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分日记》作了较多删节,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第519——595页。《胡适的一部分信件底稿》,可以参阅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3册),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34}较早编写的关于胡适研究的目录索引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的《有关胡适的书刊资料索引(“红楼梦”及有关书刊资料索引)》(内部参考),油印本,1955年2月,北京。此册本人已决定捐赠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 {35} 《新建设》1955年第2期,第25页。《胡适思想批判》,北京:三联书店,第3辑,第82页。 {36}侯外庐《韧的追求》一书中完全回避了此文的写作经过,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