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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

——以绿色和平建构“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为个案

曾繁旭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深描“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建构“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的过程,观察一个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如何通过严谨而富有弹性的媒体策略设计,根据政治结构与媒体格局的空间,建构出一个有制度意味的议题,并且在议题过程中获得媒体近用权,掌握媒体框架,最终改变了议题的走向,实现了NGO对企业与政府的监督。本文说明如果一个NGO组织更加了解中国的媒体格局,并以专业的方式操作议题过程,媒体将可能成为它重要的政治资源,从而增强它的合法性并扩展它的运作空间。而通过个案,本文也呈现了中国媒体在报道NGO议题中的逻辑,以及NGO与国家互动模式的新变化。

  在一个现代社会之中,包括消费者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环境运动等在内的新社会运动{1},往往扮演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的消费者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环境运动都有了新的发展,而近年来又以环境运动发展尤为迅速,出现了一系列体现公民参与、表达民间声音,并且促进了不同程度制度改革的事件,比如反对怒江建坝事件,反对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以及反对金光集团云南毁林事件。不约而同,这些事件的背后,都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社会角色:NGO组织与媒体。

  关于媒体对NGO发展的重要性,学者已经有过很多的探讨,比如认为媒体促进了NGO的合法化程度(Van dijk,1988; Harley, 1982),增强了NGO资源动员的能力(Gandy, 1982),也成为NGO运作中的某种文化资本(Ericson, Baranek and Chan ,1989)。然而,我们却很少更具体地了解,在一个议题过程中,NGO如何设定媒体策略,通过媒体建构一个社会议题,并将自己的“解读框架”呈现于媒体之中,从而赢得议题主动权?本文以绿色和平组织{2}在中国发起“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为个案,尝试对以上问题做出回应。当然,因为这个案例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展开,所以也能帮助我们了解NGO组织如何根据社会结构与媒体格局进行媒体策略设计,从而在一个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后总体性(post-totalism)社会”{3}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空间,同时促进自身的合法性。

一、为何关注“绿色和平”

  学者往往把中国的NGO分为三类:官方背景的NGO(GONGO),草根NGO(Grass-rooted NGO)以及国际NGO(INGO){4}。不同类别的NGO往往有不同的媒体互动方式,以环境NGO为例:官方背景的环境NGO,比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通常缺欠与媒体互动的有效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化的媒体动员。草根环境NGO,如自然之友、绿家园和地球村,则得到媒体非常多的关注,在这几个草根环境组织中,要么创办人与媒体有着密切关联{5},要么组织会员中吸纳了一批对环境议题有强烈兴趣的记者,所以一旦它们发起相关议题,往往有大量的媒体跟进报道,这主要还是一种个人网络式(personal network)的媒体动员。但作为一个国际NGO,绿色和平的媒体动员模式则非常专业化。通常情况下,绿色和平会提前半年到一年进行项目设计,而这时媒体策略已经成为整个项目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怎样设计项目才能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在绿色和平一份完整的媒体策略计划书上,往往会列明目标受众、目标媒体、媒体框架方式、故事版本等多项内容。恰当的媒体策略运用,使得它在公民利益维护、利益集团博弈以及政策倡议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在这个方面,绿色和平有值得国内环保组织借鉴的经验。这是我选择绿色和平为研究个案的原因之一。

  其次,从绿色和平的运作方式来看,它属于典型的倡议型非政府组织(advocacy NGOs)。当很多中国的环境NGO集中于环境教育领域,并十分谨慎地处理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时,绿色和平则以推动公共议题为要务,提倡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开明和公开的讨论,从而影响特定机构政策与运作的方式,并达到国家或者社会采纳其主张的目的。对于它来说,通过媒体建构议题是最为关键的工作内容{6}。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例,看到一个倡议型的非政府组织如何利用变化中的媒体格局以及权力结构中的空间,来进行媒体动员,凝聚民意,建构媒体议程,并对政府议程形成影响。

  再其次,绿色和平在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注册的NGO组织,意味着它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获得合法性。而它常常发起一些对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以及某些制度安排形成挑战的议题,所以被认为“行为激进”(radical)。这些条件都决定了它获得媒体报道的困难。但是它却通过成功的媒体策略运作,不仅获得媒体报道,而且影响了整个议题的走向,并最终改变了“公众与利益集团、政府部门的博弈关系”{7}。所以通过对它媒体策略的解读,我们也可了解到NGO组织如何通过媒体策略为自己的工作争取便利,并改变了自身“合法性”的状况。

二、议题发起与角色(players)力量分析

  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工作领域包括了气候变化及可再生能源、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业、有毒物污染防治、原始森林保护等4个领域{8},从目前来看,四个领域都有比较成功的媒体运作的案例(参照表一)。2004年6月,绿色和平获知金光集团APP{9}自2002年8月起与云南省政府签订了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合作备忘录,在文山、临沧、思茅三地圈地2750万亩用于种植桉树纯人工林,并且已经对原有树木进行砍伐的消息(根据绿色和平的资料整理),于是绿色和平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到云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查。2004年11月16日,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和媒体发布了《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调查报告》以及新闻稿《绿色和平正式向中国政府检举金光集团APP在云南圈地毁林》,标志着APP事件的开始。该议题不仅涉及到利益集团,也牵涉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议题持续时间很长,足以让我们观察绿色和平的媒体策略运作以及各方力量在其中的博弈过程。

  在对APP议题进行分析之前,我首先要说明,绿色和平选择APP企业作为“攻击目标”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对整个中国造纸业生产链条的分析之后,在众多砍伐森林的工厂、单位之中挑选出来的。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有一段话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选择APP是放在整个产业链条的背景下来考虑的。APP是一个大品牌,会比较注意到公众形象,媒体的报道能对其造成很大的压力;在整个生产链条中,它处于与消费者直接连接的一端,消费者的反应也能对其形成影响;最后,一旦它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则能给整个生产链条带来启示,促进整个行业的变化。当然,我们也是在后来才知道了它背后有很强的政治力量的支持。{10}

  后来我们发现,APP不仅仅在云南砍伐,在海南等省份也有。但我们决定把目标锁定在云南,是因为这个地方在中国象征着完好的生态系统,也是旅游者的圣地,所以集中关注这个地方,能形成更多的共鸣。因为NGO的力量很小,我们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最为关键的个案,从而带动更多的关注{11}。

  

  接下来,我先呈现这一事件背后的力量关系,这是绿色和平进行策略设计的基础(见表二)。

  1、地方政府:APP在云南投资,每一年给地方上缴大量的税收,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由此地方政府对于APP的支持也最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被改变立场的可能性非常小。

  2、林业局:林业局是国家的主管部门,负责执行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相关规定,从政策角度讲,完全应该是管制APP的力量,但在实际运作之中,却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对APP做出制裁。但它也可能因为政策的动员以及民意的压力而表现出自己作为国家机构的“正义”立场,从而对APP和地方政府形成压力,甚至直接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企业实施制裁。

  3、大学生与社会团体:因为立场接近,最为容易动员。

  4、消费者:在没有知情权的时候,消费者处于相对中立的位置,但他们可能为了公共利益以及各种正义的理由,而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所以也是一个容易被动员并且支持运动的力量。

  5、媒体则是绿色和平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甚至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发动力量。从图表中可以看到,媒体是整个议题形成的基本动能(basic dynamics),没有媒体动员,则整个议题不能形成{13}。

  进行这样的角色分析,往往是有效进行策略设计的前提,媒体策略也是根据这些力量关系的分析来设定的。而策略设计的原则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集中打击最薄弱的环节”{14}。在APP事件之中,绿色和平就是希望通过发起媒体议题,对消费者、大学生、社会团体以及林业局进行动员,从而形成对APP和地方政府的压力。一旦消费者、大学生、社会团体和林业局在媒体的作用下逐渐成为了议题的支持者(无论主动或者被动),那么议题的力量关系就要重新设定,并将极大改变事件的发展:

  

  在这个事件之中,我们主攻的是APP,次攻的是地方政府。而相关的中央政府部门、消费者、社会团体则是我们要加以动员的力量。

  我们从来不会把目标指向中央政府部门,通常我们会用媒体给它搭好桥,让它一步步走上来,最终它不得不出来表态。而它是国家的权力机构,它的表态也应该是维护国家权威、维护法律与反对企业毁坏环境的{15}。

  

  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绿色和平的媒体策略设计以及后来议题的走向都与这一段话是多么惊人地契合。 

三、媒体策略设计

  在画出以上图表之后,就可以进行具体的媒体策略设计了,这个步骤又通常会包括以下若干个部分的内容{16}:

  1、设定目标受众群(Target Audience);

  2、设定目标媒体(Target Media);

  3、设定议题的解读框架(Frame);

  4、考虑不同媒体的故事版本;

  5、设定故事的链条(story line),考虑分为几个阶段(stages)来讲述整个故事,什么是故事的主体、铺垫与高潮;如何保持媒体对于事件的关注。

  下面,我将具体结合APP这个事件来分析绿色和平设定媒体策略的过程:

  (一)媒体策略设计之一:设定目标受众与目标媒体

  在这个故事之中,绿色和平考虑的目标受众群应该包括了四个部分:(1)对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官员、企业家。(2)社会团体与大学生,他们很可能加入到议题之中,从而形成舆论压力。(3)消费者,尤其是消费大量纸产品的公司白领,动员这些消费者参与到议题之中,可以直接对企业形成市场压力;更重要的是赋予议题以 “民意表达”的性质。(4)地方居民,他们居住地的森林遭到砍伐,但他们保护权益的意见需要组织起来,通过行动来指责APP并表达他们的不满,从而使议题具有弱势群体捍卫家园的“悲情”意味。从这四个群体的分析我们能发现,目标受众其实就是可能通过媒体动员而进入到议题之中,并且改变议题力量关系的群体。

  为了把信息传达给这些目标受众,就要选择合适的媒体。不同媒体的受众群体通常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但可以根据媒体的主要受众群作出区隔。比如说,希望把信息传达给官员、企业家、社会团体和大学生,那么《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这些带有专业主义色彩并往往能影响民意的报纸会是合适的选择;另外,经济类报纸与传统党报会是重要补充。都市报则能有效到达消费者群体。而影响当地民众较为困难,因为地方媒体往往严格受到地方政府的限制,只有寄希望于全国性的报纸与电视台(见表三)。

  在一场运动之中,不同类型的媒体往往扮演不同的角色。《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以及某些经济类报刊主要起到深入挖掘议题的作用,由于他们的精英立场,他们的报道对于议题的深入十分重要。在中国,它们是重要的议程设定者,它们的参与可能影响民众以及其他媒体对于议题重要性的判断,并影响民意的形成;它们对于议题的解读方式也往往影响到后面跟进报道的媒体。而包括《人民日报》等传统党报在这个策略图表中,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因为它们很难为绿色和平这样的国际NGO所动员{17},另外,它们对于涉及重大利益格局以及具有制度挑战意味的议题通常不会主动跟进。但在中国的环境下,传统党报仍然起到重要的政府监督与政策倡议的作用,它们对于官员的影响巨大。有时候党报的记者也可能会撰写内参,以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都市报一类的媒体,则是社会动员的有效载体,能在消费者中制造共识,调动他们的消费民主观念,鼓动他们参与到议题之中,甚至可能把一个环境议题导向为一场消费者运动,并有力促进环境议题的发展(这一过程可以在APP事件之中表现出来)。

  而一旦更多的全国性报纸、全国性电视栏目跟进,则意味着议题已经成为舆论的焦点,议题越来越以“民意”的方式呈现,而且已经被“政治正确化”了。

  在不同媒体的配合之间,绿色和平采用了“点面结合”的方法:由一两个深度报道的媒体来充当“点”,让其介入早期的调查和采访。然后在“点”推出深度报道的同时,绿色和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更多的媒体发布新闻稿,这是由“点”到“面”的过程{18}。“点”是重要的议题设定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议题的解读框架。在APP事件之中,“点”是《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6日,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和媒体发布APP毁林调查报告与新闻稿,之后第二天,就与《南方周末》记者前往云南调查,获取更多第一手的证据。到了12月16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整版报道《金光集团博弈云南,亚洲最大纸浆公司圈地始末》,同一天,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邀请几十家媒体到场,发布APP砍伐的最新证据,包括DVD《见证》、现场图片,以及新闻稿《APP拒绝六项承诺、绿色和平公布最新证据》。消息很快得到《北京青年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东方卫视等11家媒体的专题报道。很快形成了由“点”到“面”的过程。

  (二)媒体策略设计之二:设定议题的媒体框架(Frame){9}

  我用“框架”这个概念,指涉不同行动者提出的对于议题的诠释方式,以及媒体“说故事”时的架构{20}。可以说,设定解读框架是NGO 媒体策略之中非常关键的部分。因为在一个议题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建立与维护自身的合法性,扩展潜在动员的范围与获取社会议题的定义权,势必会想尽办法在媒体上争夺发言的机会,并设法影响媒体的诠释框架”,甚至“一场社会运动的根本就是框架权的争夺”(Gamson and Wolfsfeld, 1993, P117)。

  本文参考Jung(1999)研究美国媒体对有毒废弃物运动所作的框架命名,把媒体报道“环境破坏”的框架分为12类,并以此来分析绿色和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新闻通稿,辨认绿色和平如何提供自己的诠释框架,以定义议题、合法化自己的诉求,并赢得更多潜在的支持者的认同。

  1、“信任政府”框架:以正面论述方式强调政府的作为以及政府采取行动的结果。这一框架通常认为:政府能妥善处理环境问题;政府针对有关问题已制定相关法令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政府相关单位会谨慎侦查处理案例;政府表现良好……

  2、“不信任政府”框架:强调政府部门对环境问题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处理现有的污染问题,并质疑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关系。比如,怀疑政府的行为是为了政治利益的考量;政府对选址、国土利用以及污染防治等没有明确的计划或政策;政府未尽到告知的责任;政府是经济发展导向的。

  3、“负责任的企业”框架:正面报道企业解决环境问题的表现,比如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企业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企业有能力且有效率解决污染问题;企业主动配合调查。

  4、“不负责任企业”框架:强调企业未遵守相关的环境法规,企业未告知民众相关风险;企业所提供研究、调查或评估报道受到质疑;企业为了私利而牺牲环境等等。

  5、“理性组织行动”框架:强调社区居民有组织地透过抗争或法律行动对抗政府或者企业的侵害,比如正面描述民众或者环保团体对抗企业或者政府的手段或行动。

  6、“冲突”框架:强调观念或者行动的对立或者冲突,比如拥护与反对双方之间的对立。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

  7、“健康风险”框架:描述污染所可能导致的健康问题。

  8、“环境灾难”框架:强调污染或者开发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伤害。

  9、“处理成本”框架:叙述污染处理的费用问题。

  10、“环境正义”框架:以环境正义为主要诉求,包括:停止对他者与自然的剥削;居民不应受到环境开发带来的伤害;民众参与;世代的正义,政府应保障人民权利。

  11、“漠视环境权”框架:认为民众不必恐慌,而必须遵从政府的决策。

  12、其他。

  根据这些框架分类,我将对绿色和平在北京第一次新闻发布会(2004年11月16日)上的新闻通稿进行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我加上数字标记,并对内容稍有删节)。

《绿色和平正式向中国政府检举金光集团APP在云南圈地毁林》

  (1)2004年11月16日绿色和平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金光集团APP在云南省圈地毁林的严重违法行为向中国政府正式举报,并促请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2)自2002年8月起,金光集团和云南省政府签订了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合作备忘录。……它使得金光集团APP迅速在文山、临沧、思茅三地圈地2750万亩用于种植桉树纯人工林,在该项目得到有关部门批复之前,APP已经在上述三地开始不同程度的砍伐。根据国家林业局的调查,该林浆纸一体化合作项目确实存在大量问题。

  (3)“金光”的巨大成功背后,隐藏的是非法采伐,负债经营的事实。金光集团APP一方面置国法于不顾,……;另一方面……,绿色和平森林项目副主任刘兵认为APP在中国基本上炮制了其在国际上的一贯违法运作手段。 

  ……。金光集团APP其实是:

  (4)借中国的钱:1990年代后期,金光集团APP子公司在中国贷款就高达约138亿元;

  (5)圈中国的地:APP在三个地州规划圈地2750万亩……。

  (6)砍中国的树:在云南省林业厅给云南省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思茅地区“宜林荒山面积不能满足项目需要……,只能对现有林进行采伐,重新营造速生丰产林”。

  (7)违中国的法:金光集团的操作违反了我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其操作明显与《国家林业局关于严格天然林采伐管理的意见》背道而驰……。

  (8)毁中国的环境:……APP企业启动了云南森林的生态灾难,而且毁林圈地损害了农民利益,导致纠纷频繁发生;农户收入下降甚至返贫,在当地社区埋下不稳定因素。

  (9)……APP受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抵制……,2004年11月12日,绿色和平向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司递交调查研究报告,举报金光集团APP在中国云南的严重违法行为。

  (10)绿色和平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丰产项目,按照《森林法》规定对破坏者进行惩罚。

  (11)绿色和平要求APP:尊重森林本地居民和社区的权利……停止所有非法采伐。

  从这篇新闻稿件之中可以看到,绿色和平同时使用了几个不同的阐释框架,从中也表现出来了它的话语策略。

  1、合法化策略

  文章大量使用“信任政府”的框架:在第(1)段开始绿色和平就强调了政府妥善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诉诸国家权威的方式表达诉求;接着在第(2)段指出项目在得到有关部门批复之前已经开展,国家林业局调查发现该项目存在问题;在第(7)段详细列举APP违反的国家法律条款;在第(9)段绿色和平表明“已经向国家林业局递交调查研究报告,举报金光集团APP在中国云南的严重违法行为”。这样就把自己放在了维护国家权威和部门政策的位置上,为自己的诉求争取到“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赋予自己在实践目标和手段上的合法性。

  其次,文章非常注意使用“环境正义”的框架:在(8)段,绿色和平突出了APP对于生态的灾难性破坏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掠夺,甚至与地区的稳定性相联接,其实是一个维护弱势群体的“悲情”论述(discourse),为议题争取到了“道义正当性”,也调动民众在态度上与行动上对于运动的支持。

  此外,文章重复在小标题中使用了“中国”这个字眼,并强调APP在国际与在国内状况的不同,其实也充分调动我们的民族情绪{21},这是另外一个合法化的策略。

  2、道义谴责与制造悬念的策略

  文章的第(3)、(8)、(9)段集中使用了“不负责任企业”框架,把APP确定为一个公共利益与法律的破坏者;接着在(4)、(5)、(6)、(7)、(8)等段落形成了悬念:为什么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企业,一个在全世界各地都遭到抵制的企业可以在中国“为非作歹”?背后有什么因素起作用等?

  3、暗示“责任归属”的策略

  文章除了把APP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同时还在两个地方暗示了“责任归属”。首先是在第(2)段开头:“自2002年8月起,金光集团和云南省政府签订了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合作备忘录,这使得金光集团APP……”;其次是在第(6)段:“在云南省林业厅给云南省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思茅地区宜林荒山面积不能满足项目需要……,只能对现有林进行采伐,重新营造速生丰产林’”。所以,文章已经相对隐含地指出了议题背后的利益结构,并质疑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关系,指出地方政府可能为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做出牺牲环境和民众利益的决策。这里隐藏了一个“不信任地方政府”框架。

  我们发现,在这篇文章里,绿色和平一方面使用了“信任中央政府”框架,诉诸中央政府和国家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对地方政府使用了“不信任”框架。其实也是在调动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寻找运作的空间。在一个后总体性社会中,“政府部门不再是铁板一块”,把握权力结构内部的空隙往往是NGO运作的重要策略(下文对此有讨论)。

  4、动员政府部门的策略

  在文中第(10)段,绿色和平提出了对于中国政府的呼吁以及对于APP的要求,其实仍然是“可信任政府”与“环境正义”的框架,强调政府部门已经制定相关政策,政府部门能妥善处理问题,保障民众利益。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正面的陈述,表达对于政府的信任;但与此同时,也是暗示有关部门的责任,催促它做出回应。这就把有关部门放置于一种“被公众期待”的舆论压力之下了,从而林业局也被带入到了议题之中,并不得不一步步做出回应。

  总体上说,绿色和平设定故事解读的框架,目的就在于把议题确定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的议题,使得议题具有“政治正确”的色彩。在议题之中,APP是一个“破坏国家权威”与“伤害公共利益”的企业;地方政府被暗示为“责任归属”的对象;绿色和平则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它动员有关部门作出回应,以维护国家权威和公众利益。在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议题之中,林业局的角色也已经被设定,只要它一旦出来回应,就可能对绿色和平有利,并对APP甚至背后的地方政府形成打击。所以强化国家权威在这里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

  另外,随着事件发展,在不同的议题阶段,NGO的媒体框架也有所调整。在第一个阶段,即发布第一个新闻通稿的时候,因为是建构议题的起点,绿色和平尤其注重使用“合法化策略”,减少议题的风险,也让媒体敢于迅速跟进。而到了第二个阶段,绿色和平发布第二个新闻通稿《APP拒绝六项承诺 绿色和平公布最新证据》的时候,已经有更多媒体参与进来,议题也逐渐被塑造成为了一个“民意关切”而且“政治正确”的议题,于是新闻稿就更加侧重于社会动员,强调APP与当地民众以及消费者利益的冲突,并直接呼吁消费者起来对APP说“不”!

  (三)媒体策略设计之三:不同媒体的故事版本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绿色和平如何定义与讲述“APP故事”的过程,但与不同媒体进行互动的时候,绿色和平往往会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来调整故事版本。所谓不同的版本,就是把新闻点设定在故事的不同环节,以及对于议题的解读框架的不同。绿色和平会根据媒体的新闻取向、受众群、行政管制的宽松度{22}、以及自己希望达到的传播目的,而选择不同的故事版本。通常来说,NGO组织对议题的“讲述方式”与媒体处理态度越接近,越容易获得媒体近用权(media access){23}。

  比如说《南方周末》,在一开始就已经被绿色和平设定为“点”,亦即进行深入报道的媒体,于是在与《南方周末》互动的时候,绿色和平就会更加突出“不负责任企业”和“不信任地方政府”的框架,揭示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联,把企业和地方政府作为“责任归属”的对象。这样的框架,符合了《南方周末》的新闻取向,另外,绿色和平也希望通过《南方周末》表达这样的框架方式,以形成社会悬念与舆论压力。 

  而这只是故事的一个版本。面对经济类报纸的时候,绿色和平会更突出“不负责任企业”的框架,强调APP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指出它行为的不合法,它企业运作上的经济问题,以及它在国际市场的声名扫地。

  面对传统党报,绿色和平则会选择一个更为“政治正确”的版本,比如强调国家权威和法律受到APP的损害,强调APP在别的国家的遭遇,突出民族主义情绪等等。

  对于都市报来说,绿色和平希望能通过它们影响到普通消费者,以便动员消费者对于议题的参与,从而对APP形成市场压力,以及造成“民意踊跃”的景观。所以绿色和平会更倾向于使用“环境灾难”与“环境正义”的框架,强调APP对于公共利益的伤害,强调APP对于云南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对当地居民的剥夺。另外,民族情绪的调动也是有效的框架。都市报的新闻采写方式,多偏重于煽情路线,“环境正义”与“民族主义”这类版本正符合它们的取向,而这些故事也对社会动员相当有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故事版本也“政治安全”。从一般意义上说,都市报较容易倾向于追逐市场利益,而在政治上采取更保守安全的姿态,所以它们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故事版本(见表四)。

  我在前面“设定目标受众与目标媒体”的部分已经说明,在绿色和平的策略之中,不同的媒体往往承担不同的传播目的,而且,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各自不同。到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更好地实现传播目的,绿色和平还要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地讲述某个“故事版本”。当然,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之中,很多媒体可能根据新闻通稿来选择自己的故事版本,这也是绿色和平在通稿中使用了许多不同框架的原因。而对于一些重要的媒体,绿色和平的媒体官员往往要投入许多时间来与记者讨论故事版本:

  我们会有自己的判断,在与记者沟通的时候,我们会有意识着重讲述希望这个媒体报道的故事版本,以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来讲述新闻故事。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我们会换一个方式跟他们说这个故事,强调故事的另外一些新闻点,让他们选择。有些时候,一个媒体不同部门的记者都来采访,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的故事版本{24}。

  另外,不同的框架要能够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冲突。比如说,在这个议题之中,绿色和平从来没有使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框架,这一框架显然太过宽泛与含糊,反而会影响议题的效果。

  值得强调的是,由于绿色和平在开始建构议题的时候,使用了大量合法化的策略,使得议题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因而大大扩展了媒体对此议题进行框架的空间。后来,中央电视台的许多栏目,以及很多传统党报都进行了报道,议题变得愈加“政治正确”,很多媒体的报道直指背后的利益格局和政经脉络{25},而APP与地方政府则会感觉到民意的四面楚歌,疲于与不同媒体斡旋{26}。

  (四)媒体策略设计之四:设定故事链条

  绿色和平非常清楚,在中国媒体已经走向市场化并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一个具有争议性和冲突性的议题(controversial event)往往会得到媒体的追逐,APP故事天然就具备了这些因素。其中有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冲突、企业与法律的冲突等等;故事中还包括了各种悬念:比如APP是否存在毁林行为?地方政府是否与APP存在勾结?有关部门将如何面对一个违反法律的企业?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获得平衡等等?这些冲突与悬念就构成了故事的链条。这些链条成为媒体对议题进行持续报道的动力,保持了议题的关注度。下面我按照故事的冲突和悬念把故事链条分为四个层面(见表五、表六、表七、表八)。

  直到2005年8月,APP致信国家林业局,承诺遵守中国法律,合法经营并执行各种林业管理制度及营林作业方法之前,这四个层面的故事铺天盖地出现在媒体之上,把越来越多的角色带入到议题之中{28}。通过对四个层面的悬念的不断回应,媒体不断对议题进行重新框架,最终完全改变了议题中的力量对比关系:APP与地方政府完全站在了议题的反面,而林业局、消费者、国内外的社会团体、媒体等,则纷纷在议题的发展过程之中站到了绿色和平的一边。一个关于企业破坏环境的议题,逐渐被框架化为一个维护公众利益、维护国家权威、甚至建立良好国际形象的议题;一场“绿色和平组织与APP的对峙,已经上升为一个国际性的环境保卫战。”{29} 实际上,在议题刚刚开始时,绿色和平已经把自己定义为维护“国家权威”和“公民利益”的代言人,任何参与议题的角色都会被放置在舆论的聚光灯下,不断地接受媒体与民意的追问。所以尽管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但议题的总体走向,其实与绿色和平对于议题的角色力系分析(表2)以及策略设计是不谋而合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绿色和平中国区总管卢思骋说,“我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当然,在议题发展过程之中,绿色和平总能迅速做出回应,及时召开材料完备的新闻发布会,并适时调整对于议题的框架方式,这也是它越来越掌握了议题主动权的重要原因。比如浙江省饭店业协会的参与完全是一个突发因素,但绿色和平却能非常好地加以利用。另外,由于它非常高效、务实而富于策略的做法,使得议题不断出现新闻点,也让媒体有了不断跟进的动力。而相比于绿色和平的专业化操作,APP显得过分傲慢与缺乏策略,在议题刚开始的时候,APP就在媒体上表示,“绿色和平在国内既不是法人组织,也不算一个单位,这样的组织没必要去沟通。”而当议题发展时,它也无法成为媒体的信息源,更无法与绿色和平争夺媒体框架,只是在绿色和平设定的议题之中被动回应。

四、媒体框架争夺

  在新闻生产过程之中,媒体对事件的选取受到谁的影响,谁的世界观得以被传送出来,显然是最为重要的(Fiske,1987)。从表面上看,在整个议题的过程之中,绿色和平都非常强调媒体的独立性:它从来不会给记者红包,包括请记者到新闻发布会,它也没有给记者任何补助;它也“从来不会跟记者说,你们要这样报道,不要那样报道”{30},但它作为议题最为重要的消息源,仍然有足够多的方式来影响媒体对于议题的诠释框架。

  (一)成为议题信息源以影响媒体框架

  首先经过为期半年的调查,使得绿色和平掌握了足够的材料,于是在发起议题之后,它成为了所有媒体的信息源,对议题感兴趣的记者都会与绿色和平联系。这时候,绿色和平的媒体官员就会与记者讨论议题,很多时候它可以把对议题的诠释隐藏在讨论之中:

  我会跟记者说这个新闻的价值在哪里,和你们报刊符合的地方在哪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提供很多的背景知识,说到可以有什么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以及议题背后的复杂性在哪里等等。所以还是有某些暗示的作用,表达了我们对于议题的“思路”和策略。当然,我们绝对尊重媒体的独立性,不会去影响记者的写作,也不会影响媒体的方针。{31} 

  在议题的过程之中,因为APP、地方政府与林业局都不愿主动面对媒体,于是绿色和平几乎成为媒体唯一消息源,它很轻松就获得了媒体近用权以及议题的诠释权,它的框架也最可能为媒体采纳。

  (二)通过“信息补贴”影响媒体框架

  “信息补贴”的概念最早由传播学者奥斯卡·甘地(Gandy, 1982; 转引自潘忠党,1997)提出,在甘地看来,新闻生产过程中消息源与新闻工作者实际上是一个价值交换的关系,一方要以低成本制作出新闻,一方要以低成本扩散自己的信息,具体做法包括运用各种公关措施,向新闻单位提供信息,或者提供新闻采写的方便,这就是“信息补贴”。

  在APP议题的过程之中,绿色和平的信息补贴包括了提供调查报告、DVD、现场图片、证据清单、法律文件、新闻通稿、采访人名单和新闻线索等等。在每一发布会上绿色和平都会向记者提供一个“媒体包”,提供以上的各种资料。记者也可以到绿色和平的网站上下载这些资料。对于很多记者来说,不必进一步采访也可以完成自己的稿件,大大降低了新闻成本。这些信息之中,不仅新闻通稿可以包含绿色和平的框架,其他很多资料也可以做到。值得指出的是,绿色和平还会提供APP、云南省政府、林业局、当地居民等关键人物的联系方式,这一方面帮助记者完成更深入、更客观的报道,并且为绿色和平赢得专业、公益的印象,让它易于和媒体建立互信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议题的走向安排了可能,当记者们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不断对有关部门提出采访和追问时,也是在向APP、地方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施压,让他们处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如果他们不愿与媒体、与民意对立,他们的立场就必须发生变化。

  (三)通过“点”媒体设定框架

  我已经提到,绿色和平在进行媒体动员的时候选择深度报道媒体作为“点”媒体,以“点”带“面”。这是因为这些“点”媒体往往是议程设置者,他们的报道会影响其他媒体对于议题的理解。当更多媒体跟进的时候,很可能朝相近的方向诠释新闻。

  (四)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议题过程中,绿色和平安排了两位新闻发言人,所有信息都由他们直接发布,从而保证能更准确地向媒体讲述绿色和平的诠释框架,也让议题的框架比较集中,不至于形成框架之间相互冲突的地方。

  在议题开始之初,APP与地方政府并没有框架争夺的意识,而是采取了一些“媒体公关”、“媒体行政”的方式,比如当地的所有媒体都没有参与到事件的报道之中,比如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的报道,也因为某些力量介入而无法播出{32}。除了行政力量的影响,也有某些媒体因为是APP的广告客户没有出版相关报道{33}。到了2005年1月中旬,APP邀请北京及华东的记者到云南,见证其荒山造林的工作,但也未能实现对于议题框架的争夺。

五、理论探讨:策略设计、媒体逻辑与空间扩展

  (一)议题建构的空间

  通过分析绿色和平对于APP议题的建构过程,我们看到,在一个后总体性社会(psot-totalism society)之中,NGO开始有了进行议题建构的空间。而把握这一空间有两个必须注意的策略:

  1、利用合法化策略

  我在分析绿色和平的新闻通稿时,已经指出它对“合法化”策略的使用。它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在强化国家权威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它也高度赞扬林业局长期以来认真执行国家的政策,这样的表述赋予议题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也掩盖了议题在另外一些层面上形成的挑战。另外,它通过对公众利益的强调,以及对民族情绪的调动,也让议题带有了“道义正当性”,成为了凝聚民意的出口。这一切都缓和了议题与政治格局之间的摩擦,增加了议题被媒体报道的可能。

  随着议题的发展,APP事件逐渐变成一个公众挑战地方权威、质疑无良企业、展现消费民主和市民社会的舞台。在这种“政治正确”的议题之中,媒体不仅可以直接指责企业与地方政府{34},甚至还可以对国家部门发出质疑{35}。

  可以说,维护国家权威与公共利益,是NGO在“后总体性社会”中进行议题倡议的重要策略。如何将行动目标合法化(legitimization)是议题得以建构的关键。一般说来,社会团体都要注意使用“能得到制度认可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或者不满,以避免被国家制度或媒体视为异端”(Gamson, 1989),因为一旦被贴上这样的标签,运动团体就很难进入媒体空间。而随着合法化策略的使用,绿色和平这个没有在中国注册的国际NGO也获得了社会层面的合法性,被塑造成为了“国家权威”与“公民利益”的代言人。

  2、寻找权力空隙

  绿色和平建构议题的另外一个有效策略就是把握了权力结构的空隙:通过维护国家的权威的叙事,动员中央部门作出回应,从而对APP与地方政府形成压力。在议题发展过程中,云南省政府断然声称APP对事件没有责任,而国家林业局不得不走上媒体表示作为国家机关的权威,最终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出现分化,为议题呈现争取了空间,也让媒体的报道走向深入。从某个层面上看,绿色和平是在帮助中央政府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代表国家、民众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进行监督。甚至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个议题,让中央、地方、企业、民众与各种社会团体有了一个互动的空间,界定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并协调彼此的利益。这一操作政治学家利伯泰尔(Liberthal)的研究结论正好契合:“中国官僚政治体制并非铁板一块,这种松动的政治管理制度为中国改革突破旧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转引自周雪光,2002)

  (二)中国媒体与NGO互动的逻辑

  根据学者的研究,一个议题的社会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表述来完成的(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而绿色和平的案例则向我们证明了,如果社会组织能恰当运用媒体策略,将为它在议题中争得主动。从整个议题过程看,绿色和平出色的策略计划正是建立在它对于中国媒体格局和媒体生产的了解之上的。然而,媒体又如何将它的策略转化为现实?其中体现出中国媒体与NGO怎样的互动逻辑?

  首先看一下几个对公共舆论很有影响力的主流报纸的报道以及它们使用的框架(见表九):

  可以看到几个主流媒体使用的报道框架非常一致,都把NGO当作公众利益的维护者,而把APP与地方政府放在了公众利益的对立面。如果与绿色和平的新闻通稿做对比,我们发现,这几个媒体的框架方式更加具有批判性,把绿色和平隐藏在通稿之中的“不信任地方政府”的框架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质疑“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关联”,质疑“地方政府忽略民意”,成为了媒体最主要的表述。这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愤怒情绪,也给APP和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

  那么为何几个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都倾向于使用“不可信任地方政府”与“不负责任企业”的框架呢?除了绿色和平出色的策略运用,其实也与中国的媒体制度安排以及转型中国的现实有关。在这方面,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的观点值得参考,“在美国,传媒与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媒体往往使用官方的消息源来源,对社会运动往往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Gitlin,1980)。而在许多威权国家中,运动、媒体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往往亲密,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在这些威权国家中,政府会设置一些新闻禁区,但除去这些禁区后,主流媒体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定比美国主流媒体狭窄。因为这些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媒体,一旦发生问题,这些问题就会被追究到国家头上”,另外,“由于中国目前还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基本价值观,所以媒体和公众舆论在社会议题发起时往往倾向于激进”(赵鼎新,2005)。也是由此,我们发现几个倾向于使用批判框架的媒体,反而获得市场的认可。

  而从一个嬗变与分化的社会格局来看,“对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质疑成为一种公众的需求,同时也是众多媒体的需求,非政府组织则被赋予了‘天然正义’的形象”(汤,2006)。这也是NGO获得正面报道的重要原因。

  另外,逐渐走向开放的媒体需要一些有争议性的故事,以形成论辩与凝聚民意。于是一些媒体甚至以NGO为重要的信息源,定期到NGO寻找线索。对于媒体来说,NGO的议题,比如环境NGO的议题,往往是好的议题。因为这些议题不仅具有新闻价值,而且还承载了道德的意味,有时候还带有政策性的诉求,最为关键的是,对于环保NGO的报道是“政治安全”的,因为这正好符合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政策(Yang, 2005)。

  而从NGO的角度讲,则要学习去理解正在市场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的媒体运作逻辑,将自己的议题与媒体需求相连接,设法在更宽泛的社会脉络中展现议题的意义,并发展出专业化的媒体策略,从而加强自身进行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能力。

  (三)法团主义?

  很多学者利用法团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赵秀梅,2004;康,1999a, 1999b),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法团主义结构的,以此说明“中国社团对于国家的依附”(康,1999a),或者国家与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渗透(赵秀梅,2004)。在他们看来,非政府组织总是使用自我克制的策略,以此求得政府的容忍;它们或者主动把自己纳入国家行政体系,或者通过利用国家权威及其符号,从而利用国家的权威来弥补自身合法性的不足;其工作方式也往往是利用政府网络和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而争取影响与监督政府的空间则非常困难(赵秀梅,2004)。 

  但从绿色和平所发起的若干议题(参照表1)来看,NGO完全可能通过科学的策略设计,在媒体上建构议题、设定框架、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构建出一个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的平台,让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媒体上进行互动、质疑、对话与协商,从而在民意的“凝视”之下,改变议题背后的力量对比关系,实现影响、监督企业与政府的目的,甚至进行政策动员。可以说,媒体成为了NGO重要的政治资源,并改变了NGO与国家的互动方式。

  绿色和平这个案例,展现了NGO在中国发展的某些新的可能。而用法团主义的概念来解释这样一种并不克制、甚至张扬的NGO运作方式则显得有些乏力,它也不能用来解释绿色和平富有成效的动员策略以及其对于政府的独立性。或许,我们需要更细化、更贴切的理论框架来描述NGO与国家新的互动模式。

  注:在此向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致谢,没有他们接受访谈,本文不可能完成。

参考文献:

冯仕政,2003,“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第5期。

康晓光,1999a,“转型期的中国社团”,《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28期。

康晓光,1999b,《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艳红,2000,《故事·表演·表达——当代中国传媒与消费者运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论文。

潘忠党,1997,“‘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孙立平,1999,《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汤蕴懿,2006,“当非政府组织失灵”,《经济观察报》2006年1月9日。

赵鼎新,2005,“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赵永新,2004,“守望家园:割草砍树放火 金光何以敢‘三光’”,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huanbao/35525/3068477.html)。

赵秀梅,2004,“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年2004年6期。

周雪光,2002,“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概述”,《中国社会学》,第一卷,第299-3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编):《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 200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APP风波备忘录”,中国青年报绿网(http://www.cyol.net/cydgn/content/2006-03/30/content_1347054.htm)。

Fiske, J., 1987,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Gamson, W.,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 1-37.

Gamson, W. & Wolfsfeld, G., 1993, “Movements and 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28.

Gandy, O., 1982, Beyond agenda-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ung,H. Y., 1999, “Mainstreaming American and Media Hegemony: How Network Television News Has Constructed the Meanings of the Industrial Toxic Waste Movemen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Van Dijk, T.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Yang Guobin, 2005,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5), No. 181, 46-66.


【注释】

{1}新社会运动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两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作伦理与消费观念,这些运动多关注社会问题,追求个人自治,而不是物质利益与政治权力。参考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在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1997年于香港设立办事处,2003年进入北京与广州。很快它的运作获得认同:2005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列举2005年九大NGO中,绿色和平位列第二;《南风窗》杂志评选2005年“年度组织奖”中,绿色和平是唯一的环保组织。 {3}孙立平语,《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 {4}参照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编):《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 200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绿家园组织的创办人汪永晨,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地球村创办人廖晓义,曾为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环保时刻》栏目制作人。 {6}从它的组织架构安排就可以看出它对于媒体工作的强调。目前,绿色和平在中国有所涉及的领域有4个:气候变化及可再生能源、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业、有毒物污染防治、原始森林保护,每一个工作领域都安排了媒体官员(media officer)的职务,由专人负责向媒体推广项目的报道内容;另外,还有图片编辑和国际新闻编辑等职务。在绿色和平中国(包括香港与大陆)共有7位媒体官员。而这些工作人员都有在国内一流媒体工作的经验,他们对中国媒体运作有深入的了解。 {7}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语。 {8}卢思骋总结:“我们选择项目主要有两个考量,一是我们能起到作用,二是,政府希望去做但可能没有足够能力做好的事情,而且最好是政府有明确的政策的规定。” {9}印尼金光集团APP 成立于1994年,短短五年内,即称霸全球纸业十强。在中国生产清风、唯洁雅、真真牌生活用纸以及APP的各种传真纸。 {10}访谈资料。 {11}绿色和平工作人员访谈。在写作过程中我访谈了包括卢思骋在内的多位绿色和平工作人员,在这里向他们致谢,但因为保密,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 {12}这种Mapping经常用来表示一场运动中,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图表之中,纵轴左边的力量表示对绿色和平不利的角色,越偏向于左上角越是负面的力量;纵轴右边的力量表示对绿色和平有利的角色,越是右下方越是正面的力量。 {13}卢思骋认为,NGO跟大企业和政府的博弈是蚂蚁和大象的博弈,蚂蚁撼动大象的唯一工具就是媒体。 {14}绿色和平访谈材料。 {15}绿色和平访谈材料。 {16}根据对于绿色和平多位媒体官员的访谈总结出来的。 {17}据我对《人民日报》一位环境记者的采访,《人民日报》内部把绿色和平归类为“激进”的国际NGO,通常不会对它的议题进行报道。 {18} “点”的报道对于媒体策略的推进非常重要,所以绿色和平通常根据“点”的报道刊登的时间来安排新闻发布会。 {19}媒体框架指媒体“说故事”时的架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框架( Frame )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社会运动的分析之中,之后成为“社会建构取向”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和分析对象。学者们往往关心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建构、重构、或影响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的认知框架,从而使人们认为集体行动成为必须(Goffman,1974; Snow, 1986; Snow & Benford ,1992; Klandermans, 1984, 1988)。参考《故事·表演·表达——当代中国传媒与消费者运动研究》,李艳红,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0。 {20}参考注{3}。 {21}调动民族情绪是社会运动组织经常使用的方式,比如说2005年绿色和平向卡夫食品有限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承诺在中国内地销售的食品全部不使用转基因原料,就使用了调动民族情绪的策略。指责卡夫在欧洲市场已经做出了此一承诺,但在中国却没有,这是一种双重标准。 {22}随着媒体格局的分化,不同媒体享有的实践空间也是不同的。比如说,传统党报,管制最多,空间最小;都市报次之;而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报纸以及经济类报纸相对空间宽松些。 {23}媒体近用权指社会组织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 {24}绿色和平访谈材料。 {25}我们可以看看后来媒体的报道:“金光集团博弈云南 亚洲最大纸浆公司圈地始末” (《南方周末》2004年12月16日);“金光集团云南假冒‘省长工程?’”(《法制早报》)。从这些标题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对于议题的框架方式:APP与地方政府完全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 {26}比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对此议题的报道,就因为“公关”而被撤销播出。根据赵永新:“守望家园:割草砍树放火 金光何以敢‘三光’”,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huanbao/35525/3068477.html)。 {27}参考“APP风波备忘录”,中国青年报绿网(http://www.cyol.net/cydgn/content/2006-03/30/content_1347054.htm)。 {28}在整个过程中,媒体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不断去采访、去赞扬或质疑某个主体,并把它带入到议题之中,进入民意关注之中。这是议题向前发展的关键。 {29}绿色和平组织中国项目主任钟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0}绿色和平访谈材料。 {31}绿色和平访谈材料。 {32}参照{26}。 {33}根据绿色和平访谈资料。 {34}参照{25}。 {35}参照{27}。另外,参考 “金光集团涉嫌在海南云南毁林,林业局态度暧昧”,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3289697.html)2005年4月(来源:央视《经济信息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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