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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吉尔茨

——回应李雪的批评

张 静

  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不同于吉尔茨的绝对主义,前者不会导出“正确”和“真实”的事实,只能导出“相信”和“承认”的事实。建构论所理解的“事实”不是本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社会关系性的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融合并产生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意识形态中。这好像能够导出“地方性知识”,但导出的逻辑截然不同。

  “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几年前发表于《清华社会学评论》,它被一些大学放入“方法论”和“人类学”(理论)课程文献中。不少同学的论文涉及对此文的评论,其中包含有价值的见解,促我思考良多。在李雪选导师期间,我们的第一次面谈就对此文展开了讨论,其后又通过电子邮件补充了各自的看法。虽然她的理解并未说服我,但我欣赏基于求知目的的认真。李雪在《开放时代》发表了她的批评{1},我尊重这种态度的方式是作出同样认真的回应。但为节省阅读时间和版面(留给更重要的文章),在此仅就双方的主要观点做简洁说明。感谢批评文章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说明这些看法。

  李雪的批评,似主要根据译文和原文对照进行。我的论文引证的确来自当时出版不久的中文译作,如果译文确存在关键性的误解,误导了对吉尔茨(Geertz)的整体把握,我很抱歉。不过如果是这样,相信更合适的回应者是译者方面,我期待他的更新或说明。反思自己,虽然我的论文引文只能是某书中的片断,但是该文基本观点形成,自认并非基于所引的“只言片语的片面理解”,而是阅读了当时得到的吉尔茨两本中译作品后的整体所获。相信只有它们全部或基本上都被误译,才可能误导我的基本看法。

  我的理解受到当时思考的问题——几种接近“事实”的知识论路径及其局限——的影响。我把吉尔茨的作品,作为一种试图区别于实证论立场的、重要的接近“事实”的知识论路径来处理。故我所针对的,不是实证论,也不是吉尔茨,而是各种接近“事实”的知识论路径。为此,我将吉尔茨的努力和传统上主流的实证论知识路径进行对比,并在文中讨论它们各自的特长和局限。我认为,两种知识路径的关键差别,应当是对“事实”的不同理解,试图区别于客体“反映”式的实证论,看得出来,吉尔茨的确正在努力建立当地的、主体的、阐释性的“事实”理解路径。

  因而,我的论文主旨,并非是说吉尔茨“错了”(此题目overtake了我的论题),而是希望指出,上述“努力”中隐藏着知识论困难:吉尔茨对于“事实”的看法,不自觉地隐含着一种绝对主义的、唯一“正确”认识路径的逻辑。比如,他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一般性的含义——它包含接近“事实”的正确途径。他认为,本地经验和生活世界、理解框架和阐释逻辑,相对于外来的更为真实,更“贴近”事实本身。因此,“地方性知识”是更为接近事实和真实的途径。

  我并不是说,这一观点和实证论一样(显然它们有差别),而是说二者的逻辑有相似之处:都预设存在着正确的、唯一的、绝对的、可接近真实的“事实”。换句话说,吉尔茨在努力区别于实证主义知识论时,不自觉地沿用了他正在批评的对手的逻辑。贴近感觉经验和当地阐释则更为真实,显示了吉尔茨与实证论共享着一些经验论逻辑。虽然二者的很多说法不同,而且“貌似”针锋相对,但二者的“事实”观逻辑上类似。二者的不同,主要是对“事实”的说明处于不同的“抽象性阶梯”层次上。与其说这是逻辑分歧,不如说是价值分歧更准确,其中还包含霸权或自主的知识政治分歧。

  我对经验论逻辑的定义和看法,集中在新近发表的“非经验论图式:方法观念及其哲学基础”一文{2}中,恕不复述。

  

  那么,吉尔茨是不是一个“建构”论者?李雪认为是,我则不那么确定。理由是,“建构”之含义并非能由“阐释”等词语的使用频率所证明,也难以用吉尔茨批评(实证论的)立场所证明。关键要看他的事实观——它们怎样看待“事实”的性质。“社会事实”的建构论者认为, “事实”不是像一般理论宣称的那样,是客观存在的自我证实之物,原因在于:

  “事实”必须以语言为必要媒介。我们理解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存在方式,并不是事物“本身”的存在,因为没有独立于语言的(人的)世界。所有事物和生活,都可以进行不同的描述,所以根本就不存在“那儿有什么”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语言建构不同的世界,甚至建构看不见的事实,比如癌症,再比如惩罚等。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对世界的理解,是语言的对话汇合,“事实”不是事物自我证明的汇合,而是人类对它证明的汇合。

  再者,我们描述和解释事务的方式,一般是根据人们的关系。对世界的意义,无法进行分割处理和个别描述,因为它们都是行动关系的组成部分。语言和所有其他表达世界的形式,跟随着社会关系的惯例。我们对生活的所有描述、解释和表达,实际上都被现实的未来所决定,语言的实践也被社会关系制约。而社会关系,被更大的实践范型所制约,这就是,生活方式、传统和宗教。

  又,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现实来说,上述情况发挥着巨大影响。所以,对“什么是正确的”这样的问题,没有一般的答案。好的理由、好的解释、好的价值评估,之所以是“好”的,取决于是否被传统接受、是否合乎社会关系,取决于它建构的“正确”和文化传统认为的“真实”,是否具有意义的一致性。如果存在这样的一致,社会就相信它的“正确”。这是建构主义者的相对性理念,它要求研究者质问前预设假定,把预设取消并导向观察,倾听不同的现实建构,捕捉多种立场的比较性后果(Gergen,1999:49)。{3}

  显然,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不同于吉尔茨的绝对主义,前者不会导出“正确”和“真实”的事实,只能导出“相信”和“承认”的事实。建构论所理解的“事实”不是本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社会关系性的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融合并产生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意识形态中。这好像能够导出“地方性知识”,但导出的逻辑截然不同。在建构论者看来,事实——如果将其设定为X,它具有不必然性,“X实际上只是一个观念,而并非一个事实”(Harking,1999:28){4}。因此,比较谨慎的说法,也许可以认为,吉尔茨的表述中包含某种“建构”的要素,是为妥当。

  李雪的另一个论点,是对“二元”设置的批评。在我看来,从哲学意义而言,所有的“元”,比如贴近感知的经验、遥距感知的经验,比如绝对主义、相对主义,比如客观事实、主观建构,还比如客位和主位等二元差异,都并非是两级性的,而只是相对程度上的。当我们相对地使用它们,把它们放置在“对立”的位置上时,不过是为了清晰阐述的目的,不得不简化一些枝节,凸现其特征而已,它们是程度差别而非简单对立。这方面,我和李雪没有不同。

  但有所不同的是,我认为“二元”紧张的设置,在知识论上有难得的用处:它需要相当程度的超越和抽象——适度脱离经验本身的反思和设定,才能出现。而这一设定,不能不是人类意识高度发达的产品,更是人类的希望/追求/梦想以及理想类型得以展现的条件。比如,关于平等身份,就是一种根据理想类型构造的制度设置,人们用它更正和控制实际经验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或许,我和李雪各自对吉尔茨的理解不同,源自我们各自“读”出的东西不同。事实上,对同一作品、甚至“事实”作出不同理解,不仅在学术上正常,同时这本身就是知识论的研究论题。


【注释】

{1}李雪:“格尔兹真的错了吗?——格尔兹认识论原则再探”,《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 {2}载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3} Gergen, K. 1999,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有关社会建构理论的进一步介绍,参见张静:《哈佛笔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社会建构” 以及“为何理论是建构的”两节。 {4} Harking,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Bost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