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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内卷化”的讨论

凌 鹏

 对于同样的一种行为——妇女参加手工业劳动,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不被判断为内卷化的表现,而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则被判断为主要的内卷化表现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内卷化”概念的混乱。

  毫无疑问,“内卷化”(involution,或曰“过密化”)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明清及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继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内卷化”概念的提出又一次激起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讨论,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并且扩展到对于中国社会的各个研究领域①。黄宗智运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将宏观研究和微观分析结合,探讨明清时期及其后华北和长三角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突破了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传统分析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柯文所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以说是在这一研究领域率先开启了破除西方中心观的道路②。在近些年来,“内卷化”的概念更是被应用于对中国现时农村的分析③,显示了极强的分析潜力。

  但是与此同时,在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另一种范式开始显示出极强的影响力。在国内学界,由1998年由李伯重等翻译出版的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开始,中经2000年引起重大争议的《白银资本》④,到2003年翻译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将中国明清经济置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视角之下时,中国的经济地位变得日益显著,而过去所强调的中国与西欧的社会经济差距被认为过于夸大和片面;同时,在方法论上,比较史学的影响日益增大,对于潜在的“西方中心观”的检讨更为深入,不仅仅是在研究中注意这一点,而且发展出一套明确的“比较史学”以避免潜在的危险:由于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所以不仅要以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更要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培养起多元化的观点,那么就能对历史上的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⑤  于是,近几年来的国内外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主要围绕着这两派观点爆发了极为剧烈的争论,最为高潮的争论是在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究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并且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上有黄宗智,彭慕兰的论战文章以及其他数篇涉及这一讨论的文章,可以说是关于这一论战的一期“专号”。与此同时,在这一争论的影响之下,国内学界开始从各个角度来反思“内卷化”概念的意涵以及研究的方法论。作为这一整体反思的一部分,本文希望进一步对于 “内卷化”概念进行辨析,同时从这两个范式的碰撞中看中国研究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

一、“内卷化”概念进一步辨析

  黄宗智在1986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⑥中首先提出“内卷化”这一概念,并且在1992年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⑦中进一步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但关键在于,虽然黄宗智是从格尔茨那里借用来的“内卷化”概念,但并没有完全遵照格尔茨的定义⑧,其主要的理论来源还综合了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蔡亚诺夫的观点,并且借此来证明在中国不存在“斯密型”和“马克思型”的农村经济发展。并且最为重要是,一方面,黄通过经济人类学考察详尽的农业知识了解整个农作经济的状况,另一方面通过将农村与整个社会结构和市场状况结合起来考察。这样两个方面的结合在《华北》和《长江》两本书中都有体现。所以,在考察黄宗智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时,同样必须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时,我们将会发现在《华北》和《长江》两本书中的“内卷化”其实有着不同的具体意涵⑨。

  黄在《华北》一书中将内卷化定义为:

  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从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黄宗智,2000a:6)

  在这个概念基础之上,黄大体将华北的农业区分为“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两种,而整个研究大体上回答的是:是什么因素维持了华北地区的小农“家庭式农场”的生产占主导地位,并且阻碍了经营式农场的壮大?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华北地区的地理生态,社会结构,商品化市场和手工业的各种作用,推动华北小农经济内一个不断循环分化的社会过程,维持不断替代的数量较少的经营农场主,雇佣工人和绝大部分小农的这样一个社会分层结构,乃至加剧内卷化所导致的小农的分化与半无产化。在这个过程中,与商品市场相连的农业手工业是在土地之外的一种劳动利用,是在特定情况下⑩产生社会流动的一部分动力因素,无论真正进行农业手工业的人员如何,本质上并非是人地关系极为紧张下的糊口农业所产生的对于富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也就不是属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内卷化”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正是由于这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不是对富余劳动力充分利用,才使得华北地区没有出现犹如长江三角洲那样的“内卷化增长”,使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长期维持在相对不变的家庭式农场经济之上。在黄的华北研究中,“内卷化”概念只限制在农场劳动的范围之内。

  而在《长江》一书中,黄宗智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内卷型增长”(involutional growth),用以解释与似乎长期相对停滞的华北不同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我将论证,就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而言,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的确出现了相当幅度的增长;以整个家庭的年收入来分析,农村经济也显示了若干程度的增长。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增长乃是以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是来自单位工作日报酬的增加,而是来自家庭劳动力更充分的利用,诸如妇女、儿童、老年劳动力,以及成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劳动力。这就是“无发展的增长”、或者说“内卷型增长”。(黄宗智,2000b:77)

  在这样一个解释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参加手工业生产成为了“内卷化”的表现形式,其原因在于这样的一种劳动是由于在糊口农业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其会使得“单位工作日的劳动报酬递减”。如果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内卷化”的手工业生产所使用的是“富余劳动力”,那么这意味着,这些富余劳动力并没有投入有限的农场生产之中,而是进入了农业手工业的领域。在《华北》的研究中,“内卷化”概念的意义在于农场劳动中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同一种劳动边际效益的比较,作为另一种生产的手工业并未列入其中(无论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妇女,儿童还是男子),而在《长江》的研究中,不但手工业的边际效益和农业生产的边际效益相混合,男子和女子的生产效益也相互混合。对于同样的一种行为——妇女参加手工业劳动,在《华北》一书中不被判断为内卷化的表现,而在《长江》一书中则被判断为主要的内卷化表现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内卷化”概念的混乱。其实,如果我们将手工业和农业相分离,将男子劳动与女子劳动相分离,长江三角洲的状况和斯密型的劳动分工引发的经济增长便十分相似了{11}。根据李伯重的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由明初开始的“夫妇共耕”占主导转变为清代的“男耕女织”占主导{12},正是在这种男女分工,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地区与地区之间分工,分工之后的在各项生产的生产力水平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最后才能形成明清长期的的社会经济发展局面{1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在《长江》一书中讨论所利用的“内卷化增长”概念在讨论明清时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当然,这一点并不否定《长江》一书在其他方面的杰出分析。

二、关于长三角地区生产收益的一点讨论

  

  黄宗智的《长江》一书的论证主要基于长三角地区的两点先决性史实: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的人口压力巨大,以及绝大多数长江三角洲的小农都处于糊口的生活水平上,属于无法承担微小风险的状态。但是这样一种史实的假定基于其上的传统的历史结论,在近年来已经渐渐地受到置疑。对于另一派学者来说,驳斥了黄的这两个史实假设,建于其上整个分析便有如空中楼阁,但同时由于这种明确的论战意味,使得在一些史实的判断似乎显得有些夸张。

  由于专业限制,本文不可能从原始的材料和数据分析得出对于史实的新的知识,而只能在已有的各种结论之中,对其史实的内在逻辑进行讨论,并且加以澄清。

  在黄宗智对于彭幕兰的批评中,一个重要的批评便是认为《大分流》的研究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最为显著的例子在于对纺织劳动收益的估计。在黄的评论文章“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的英国与中国”中,他明确提出对于《大分流》中妇女纺织劳作收益估算的批评。他认为由于彭使用的数据是缺乏内在一致性的零星资料,导致估算出来的7.3石到9.3石的妇女年收入过高,是男性雇农收入的“1.6倍到3倍”。而黄根据徐新吾的估算,认为每匹布(需要工作7天)的收益为0.1石,亦即70天工作的收益为1.0石;按彭慕兰估计的每年工作210天这一数字计算,则工人的年收入为3.0石。

  在这一个批评中,关键的问题有两点:第一,双方都同意在纺纱与织布的家庭结合情况(按照李伯重的估算,加上老幼劳动力,用于纺织的劳动力每户大约1.5个)下,一匹布(20尺的标布)需要7天的时间(在清中期以后减为6天)。但是按照黄所说,徐估计每匹布的收益为0.1石,折算成0.167两银子,约合152文钱(按照王业建以1750年为中心的稻米价格31年移动平均值1.67两每石,同时1750年的银钱折算率为1000文折合1.1两);而在彭的估计中,即使按照最低估算,7天所生产的一匹20尺的棉布的劳动增加价值有360文{14},与徐的估计相差一倍有余。查阅徐所编《江南土布史》,我们发现黄所引用的数据表述为:“斗米花三斤”,即一匹一斤重(注意,不是20尺的标布)的土布在卖给布商时所获得是三斤籽棉(抵生产一斤土布所用棉花)和一斗米(作为加工劳动的工钱),而徐在后面补充说明,“一匹二丈长的土布,‘工资’只有四升多米”{15}。如果按照四升米计算,每年工作210天大概可得米12石,这一估算要比彭的估算还高。但在这儿,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按照徐的考察,小农生产的土布大都并非直接在市场上销售,而是由各种中间的布商从农户手中收购再通过布庄转手卖出,在这种情况下,便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价格减成本价格得到农户的收入,而必须详细考察农户和布商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黄和彭两人没有注意的地方。

  第二,假如如上文分析所显示的,彭对于妇女纺织收入的估算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似乎另一个问题便出现了,正如在2002年的讨论会上一名观众所提出的:如果妇女纺织工作的收入比男子劳作高这么多的话,那么为什么男子没有都转入纺织工作,反而在清之后更加倾向于男耕女织的分工?按照李的研究,明时期的男子相当大程度参与纺织工作{16},可以推测经过训练之后的男子纺织技术并不会比妇女差。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彭的论点便无法成立。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彭在《大分流》中用以和家庭妇女纺织收益进行比较的男子劳动收益是“江南无地的男性农业工人{17}”,简单的说就是男性雇工。而在“男耕女织”的家庭劳作中,“男耕”大体是指“人耕十亩”的小农家庭耕作方式,正如家庭妇女纺织中包含了纺机与织机这一重要的劳动工具,男耕中也包含了自己的土地,牲畜,和劳动工具等(在这其中就必须讨论地租的问题)。在讨论是否男子会转向纺织工作的问题时,我们所需要比较的是这样对等的男耕和女织的收益,而非女织与男性雇工的收益进行比较。按照李伯重的估算,依平均水平,清代中期一个男劳动力种田限于十亩,共需劳动日180天,产米37石,减去生产费用,净收入24.5石{18}。如果我们考虑到长三角地区租佃关系和分成租的普遍,即使假设这十亩土地都是租种的,需要交纳40%的地租{19},则剩余14.7石,除去男子自己消耗的5—6石之外,还能剩余8—9石,比之彭用以比较的男雇工收入(10.4—13.4两)高出甚多,比之李所推算的长工工资(11—13石)也高。这样的一种收入较之妇女纺织收入的7.2—9.3石{20}为高,同时也不会产生由于劳动日的差异而进一步增大的收益差的夸大(男子的劳动日是180天,而妇女的劳动日是210天),但并不像黄的内卷化概念中假定的差距那么严重。 如果我们考虑到稻米产出,棉布价格的不确定性,我们大体可以认为:男女在纺织上的收益相差不大,但由于性别的差异,男子在大田的劳作所能获取的利润比其转向纺织的劳作收益略高,而女子从事纺织的收益比其在大田劳作高。在这种情况下,“男耕女织”是最为合理的生产方式,而非如黄所说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彭是为了突出妇女纺织的收入而有些夸张地压低了男子农耕劳作的收入。

三、两种研究范式和三种方法

  自从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出版后,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范式阶段——以中国中心观为核心的范式。黄宗智的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可以算作是这一范式阶段的重要文献。按照黄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和当前的认识规范危机”中所表述的,传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基本上是借用了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经由亚当·斯密、马克思及其后人的总结发展为系统的理论,即现在占主流地位的规范认识。而这一规范认识是否能够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则属于疑问,而五六十年代注重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便属于这一规范认识的误用。他提倡必须从中国历史真实出发,认识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应该从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21}。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将这一范式转型理解为从理论中心到史实中心的转型,或者表述为“理论层面的西方中心论”{22}。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黄宗智在研究方法上以经济人类学的方法入手,结合史料,借鉴外来概念提出一定程度上适合中国研究的“内卷化”概念。但是,就现在来看,这样一个研究无论是其从史实到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具体的研究方法都有着自己的缺陷。

  随着第一层的西方中心论——“理论层面的西方中心论”被剥夺之后,新的学术进展开始将反思目标转向第二层的西方中心论——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史实层面的西方中心论”。李伯重指出,黄宗智在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时所设定的三个概念:单纯的密集化,过密化(内卷化),发展;而长江三角洲的增长属于“过密化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样一种设定本身便带有潜在的西方中心观{23}。只是这个西方不是以某一种或者几种“西方的理论”而表现出来,而是以“西方的近代化道路”这样一个史实隐含在中国研究的背后,它所问的问题固然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哪里?”,但却是变成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下,中国中心观得到过度的提倡而变成了单纯寻找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从黄宗智的《华北》到《长江》大体可以看出这一过程,而在这同时,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也助长了这样一个倾向。李伯重批评黄宗智的第二个关键点在于“过密化增长”的史实基础薄弱,未能摆脱流行的“人口压力”说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受写作《长江》时整个明清史学界共识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另外因素的影响: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如何与史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纵观《华北》和《长江》两书,我们能够得到极为明确的印象,这两部著作都以长时段为研究对象(从明清到二十世纪),但却都不是以时间作为顺序进行写作,唯一有点时间概念的便是《长江》一书中划分为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两个阶段,而对于明清各个不同的时期并没有详细讨论,同时在具体的分析论述中,也是将各个时期的具体农业资料混合起来使用以证明其观点。在最近的学术争论之中,黄批评彭的第一点便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但是,一方面,经济人类学(还有经济社会学)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史实和数据在具体的生活、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结构和市场中的意义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经济人类学缺乏一定的历史性,所能提供给我们的理解很多时候仅仅是近期的理解,我们还必须谨慎考虑整个历史的变化发展,以及现有的经验是否适合于过去,所以在这儿,经济人类学必须和历史人类学相结合。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黄在《长江》一书中便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经验推广至并不合适的十七至十八世纪。

  如前所述,在经过了黄宗智所谓的“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危机”之后,以他的《华北》和《长江》两个研究为代表的范式重新面临规范认识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机。在规范认识上,“比较史学”进一步打破了“史实层面的西方中心论”,其方法不是更进一步地将西方隔绝于思考的范围之外,而是重新将中国与西方都置于同一个世界背景之下进行比较和思考。由于我们并不能够在世界上找到某一恒定的判断标准来决定哪些因素是重要的,哪些因素是不重要的,“比较史学”也没有找到这一标准的野心。这仅仅是一种方法,不是规范认识,而是希望借助多元的比较方法以找到多种隐含的可能性。但是也正如黄宗智所批评的,就现有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转型的中国》还是《大分流》,都没有做到将比较史学方法,经济人类学方法和史学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伴随着中国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和角色的转变,现在以及以后的一段时期有可能是一个在中国研究乃至更广的领域内新的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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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Cohen, Paul A.): 2002,《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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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Pomeranz, Kenneth):《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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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吾(主编):1992,《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王国斌(Wong, Roy Bin):《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家炎:2003,“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史研究》 第2期。


【注释】

①如黄平(主编):1997 ,《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李培林、张翼:2000 ,《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刘世定、邱泽齐,2004。另外还有杜赞奇等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密化”理论在社会学界比在历史学界影响大,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内卷化”概念的社会学取向。 ②但就一些国内外学者来说,黄的方法并没有彻底地破除西方中心观,参见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82—85页。 ③ 参看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耕半工’过密型农业”,《读书》2006第2、3期。 ④ 虽然《白银资本》中并没有专章讨论明清时期农村社会经济,但无论从方法论和主要观点来说,特别是从对于中国学界的影响来看,都可以将之列在《转变的中国》和《大分流》之间。 ⑤参看王国斌:《转变的中国》,第3页,“导论”。 ⑥英文本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出版于1985年,为简便起见,《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 ⑦英文本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出版于1990年,为简便起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 ⑧参看刘世定、邱泽齐: “内卷化概念辨析”。 ⑨ 对于《华北》和《长江》两书中“内卷化”概念意涵的差异,刘世定、邱泽齐的“内卷化概念辨析”从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进行了细致地辨析,但由于经济学模型过于抽象化,本文希望从具体的社会意涵出发辨析两者的差异。 ⑩华北地区在清朝时已经发展成全国重要的棉花供应地区和第二大的棉纺织生产地。 {11}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内卷化”概念会被彭慕兰评为“概念定义不当”和“完全不起作用”的原因。 {12}在转变为男耕女织的同时,大田生产的双季化和豆饼肥料的利用在长三角地区得到普及,单个男劳动力的耕作面积限于十亩左右,同时女子的生产力从对于女性不太适合的大田劳作中解放出来进行较为合适的桑蚕纺织活动,两方面的生产力都得到提高。参见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243—260、276—288、295—314页。 {13}这也正是“内卷化概念辨析”一文利用经济学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的关键之处:建立在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基础上的“内卷化”,难以说明长时期中的增长现象,哪怕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而黄教授试图运用内卷型增长来说明的许多现象,恰恰是长期的增长现象。(刘、邱,2004)。 {14}参看彭慕兰:《大分流》,第94—96、299—300页。 {15}参看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88—89页。 {16}参看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276—282页。 {17}参看彭慕兰:《大分流》,第94—96,299—300页。 {18}参看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336—337页。 {19}地租租额率与实收率的估算可参看高玉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20}如果考虑到黄所指出的彭在大分流中计算纺织劳作时的错误,有可能妇女纺织的收益还可以再提升一些,参看 史建云:“真的是硬伤吗?——黄宗智与彭慕兰之争中的一个小问题”。 {21}参看黄宗智: “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认识规范危机”。 {22}黄宗智的研究虽然是属于“中国中心观”,但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化不等同于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如果要归类的话,大概从理论中心到史实中心的转型可以看作是从“传统—现代”范式向中国中心观范式转型的一个分支类型。 {23}参看李伯重 :《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82—85页。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