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6年第5期 >> 正文

(某些)品德教育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危害

Dwight Boyd

【内容提要】 本文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一大郊区开发的一个研究项目为案例,批评了北美“品德教育”的某些方面是怎样对维持一个健康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造成危害的。作为这种批评之基础的假设认为,把自由主义的动机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确定下来,并且认为这种动机就表现在民主的原则和实践中,是为了解决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几种)冲突,而且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把公民的角色分化出来,按照这个目的进行建构即可。以此为抓手,本文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这种观点的危险性上,认为这种观点无法区分好人和好公民这两个概念,尤其是在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的背景中。

 一种名为“品德教育”的运动正在北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我认为这更像是一种癌症。在这篇论文中我将阐述我做出这种比较消极的评价的某些理由。虽然肯定有一些人和我一样持有这种评价,但在这里我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一种在我看来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批判视角上。我认为,在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一种特殊的品德教育途径的背景下,这一视角是非常重要的。简而言之,我所关注的是品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合并趋势所带来的危害。

  为了展开这种批判,我认为你们应该知道,现在,我想要努力讲述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不喜欢的事情。简言之,我把焦点集中在冲突上,理由我过一会再解释。我的背景并不太适合于这个主题。我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农场里长大,我的父母是体面的、勤劳的白人新教徒,他们有两个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生活在今天看来可能会被称为一个组织严密、相对同质的乡村社会中。当然,就像冲突必然存在于任何非乌托邦的现实社会中一样,那里也存在着冲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出现冲突时,我们会以缄默不语、掩盖、无视、极力避免、不承认以及谴责的方式来对待。由于我们早年这深刻的教化,毫不奇怪,我学会了非常不喜欢冲突,认为如果没有冲突,这个世界也——而且应该——能行,所以要努力根除冲突。经过多年的政治哲学的研究之后,结合对当代社会中一些不可避免的趋势的观察,现在我深信这样看待冲突是错误的了。这个错误具有重大的、危险的含义。而且它也是对构成品德教育以及其与公民教育站不住脚的合并基础的社会生活的过于简单化的一种看法。在当代的、后现代的、民主的、多样性的社会中,承认冲突、接受冲突,以及为对付冲突而进行的教育,都是一些基本的政治的道德的善。本文寻求确定,被称为“品德教育”的某些流行的取向,是怎样与这些善不一致的,甚至都没有认识到它们——以及为什么这件事非同小可。

一、简述品德教育运动的一个陈规的例子

  虽然我以后的批评会有点抽象,但我所批评的是一个非常真实而且又流行的教育实践,在北美有数千名追随者和支持者。为了把我的分析奠定在这个现实之上,我首先简要介绍在“约克地区”,实际上是大多伦多市的一个大郊区发动的一个显著运动。这个地区的教育管辖机构开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称为“品德事关重大!”的项目,这个项目在总的品德教育运动中极具代表性。 

  有四个相互联系的要点,对于确切地了解品德教育的这个计划中所采取的观点是很有必要的:(1)发展方法论;(2)要得到促进的“一些属性”的名单;(3)“教育学”,以及(4)品德与公民教育的明确合并。我将轮流对每一点进行简述。

  (1)发展方法论:“品德事关重大!”宣称是一种有坚实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方法。地区的教育领导者自豪地谈到在最初的发展阶段所出现的广泛的社区咨询。表面看来,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很好的开端,特别是对那些在北美的学校里工作,以及面对着做任何事都可能会引起争论的困难局面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但是,在这种咨询中的一个核心活动却对本文所关注的焦点具有深远的、有问题的含义。我特别是指在所谓“社区论坛”中所发生的事情。根据支持这种观点的教育者们的看法,参加这些论坛的人的主要任务是,他们要“确认我们一致同意的一些属性”,就是说,在“以后研讨小组对这些属性做了界定”之后,要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教育计划的内容来加以促进的品德属性的名单。(Glaze, Hogarth,和 McLean,2003,第2页)

  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我的理解如下。在对品德教育做了一些基本的讨论之后,与会者被邀请提出一些他们认为应该是这个计划的焦点的“品德属性”,然后把这些品德属性写在黑板上或者翻板示教图上。接下来的程序就是看一看是否每个人都赞同这些建议的属性条目。如果有人不赞同某个属性,就把它从名单中除去。这样,最终的名单就由那些“一致同意”的品德属性所组成。但是,应该牢记的是,这种一致性是在“研究小组”对名单中的这些术语提供定义之前而取得的。

  (2)要促进的品德属性的名单:由这种发展方法论导致的这份品德属性名单如下:

  ◎尊重  ◎责任  ◎诚实  ◎移情  ◎公平

  ◎主动  ◎毅力  ◎正直  ◎勇气  ◎乐观

  这份名单构成了整个计划的核心内容,关于整个名单,以及个别条目的招贴画和壁报,在整个学校系统中突出地显现出来。{1}因为在我后面的批评中非常重要,在这里我先简单地提一下,“公正”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3)“教育学”:我把“教育学”(或教学法)放在引号中,是因为在我看来,应该怎样教这些品德属性,并没有清楚的描述。相反,似乎有一些范围非常广泛的活动,学校愿意把这些活动作为品德“教学”的证据。实际上,只是提到这种活动似乎说明这就是在进行品德教育。但是,如果在大多数活动的背后有实质性的教育学的东西存在的话,即便不是全部活动都有,那么,可以最恰当地把这些特点描述为“正面的、重复的规劝”。校长本人说的话就强烈地暗示了这种特点:“正如我们的品德事关重大的动议所激励我们的,学校作为有目的地明确地教授美德和礼貌的场所,必须找到一些使学生们随时都能保持这些概念和品德特征的方法……。学生们周围有品德特征的提醒者,这些品德特质是我们作为学校和社会对公民所提出的重要的价值观要求。”(Patterson,2003,第10—11页)

  (4)品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明确合并:正如上述最后一句话所暗示的,在“品德至关重大!”中,好人的品质和好公民的品质似乎是同一码事。在很多时候,一般意义上的品德——即普遍地讲“好人”的品德——似乎就是关于品德的一些事情。例如,一些支持者们确定了如下的指导假设:“我们的前提是,作为加拿大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能够就某些客观上好的人性是什么达成一致,这些人性是在我们社会的多种多样的个体和群体中经过协商而形成的。……品德教育是一种培养一些普遍品质的深思熟虑的努力,这些品质可以超越种族的、宗教的和社会经济的界限。”(Glaze,Hogarth和 McLean,2003,第2页)

  同时,这些作者们也发现,有必要重复使用“品德和公民教育”这个短语,仿佛这种合并的两个方面是不同的,而且都是需要的。另外,包含着上述引文的这篇文章本身的题目是“学校能够造就公民吗?”而且这些作者们强调,必须要在学校里“……让学生们了解和付诸实施负责任的公民的这些品质……”。(Glaze, Hogarth 和 McLean,2003, 第2页)那份名单中的10种品质构成了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它们一定是指某些事情……就是说,它们必须是某件事情的属性(品质)——最好是一些有一致性的事情,但是,那个“某件事情”究竟是什么,却仍然使人混乱迷茫。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当我提到“品德教育”的时候,我在心里想的是刚才所描述的约克地区的“品德事关重大!”中所发现的那种品德教育观点。这种品德教育观点对自由主义民主所带来的危害是相当大的,我想集中讨论这些危害。那些设计“品德事关重大!”这类教育计划的学术界人士,那些实施和促进这类计划的学校教职员工,以及那些支持这些努力的政治家,都生活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之中——而且可能都对此表示支持。如果我随后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事实上可被指控支持一个跟他们自己的政治承诺中的某些东西相冲突的教育项目。

  为了发动这次批评,我必须首先摆出我认为是大多数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即那些自我标榜为既是自由的也是民主的。简言之,我相信,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而且体现在民主原则和实践中,其明确的动机就是解决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几种)冲突,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围绕这种目的而建构的公民的作用(角色)分化出来。

  下面,我将分两个连续的方面来讨论这两种观点,我认为这两种观点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核心。首先,我将集中讨论构建公民这一特殊角色意味着什么,以及由此而确定在品德教育计划中做不到这一点而造成的普遍危害。然后,在随后的第二部分,我将致力于完善充实这一总体批评,这将通过识别可能发生在公民间的各种不同冲突,然后探寻自由主义怎样妥善处理这些冲突来进行。我也将寻求说明,品德教育是怎样通过对真正理解和参与自由主义民主——以及由此而确定的任何公民教育——的暗中破坏,而对这种冲突进行歪曲和牵强附会的解释的。

二、公民角色的独特性

  

  自由主义的一种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把对正义的承诺确定为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应该怎样进行相互作用的规范中心。或许在二十世纪这种观点的最强有力的代言人是约翰·罗尔斯。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Rawls,1997,第3页)

  为了理解这种独特性质,即在这种理论中对公民是怎样考虑的,一个人必须首先理解,渗透在所有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种根本的不同。因此,尤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罗尔斯所关心的正义,是应用于公共事务某一特殊层面的正义,是应用于一个社会在国家以及它的基本机构组织层面寻求管理自己的方式时的正义。正如他所说,“……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揭示关于基本政治问题的正当性的合理的公共基础的可能性条件。”(1993, p.xix, 我的强调)相比之下,对个体组织他们私人生活所涉及的那些具体的价值、道德信仰,他并不直接关注。

  这种强调的一个含义就是,当个体在这种理论中出现时,他们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出现的。就是说,作为公民他们被视为这个公共的政治社会的成员,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管理这一社会。要对此进行恰当的理解,就必须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角色”,这是充斥在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许多种角色之一。

  因此,既然罗尔斯关注的是一个社会应该怎样通过正义原则来塑造这个政治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就必然把焦点集中在一个独特的关注点上,这就是“公民教育”。当人的一些特质出现在罗尔斯的论点中时,它们被标上了“政治美德”的标签。“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他想要表明,他不是在泛泛地谈论这种有美德的人,而只是在谈论这个有美德的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发挥的作用。” (cf. Rawls 1993:194-5) ( Steutel and Spiecker,2000,第245页)用罗尔斯自己的话来说,“(在这种理论中)道德的行为主体乃是作为一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而不是一般的道德行为主体。”(第109页)

  最后,罗尔斯的上述语句中所隐含的另一个观点是,我们所讨论的公民并不是任何一种国家的成员,而是民主国家的一员。正如他所说,“我先从民主社会中政治正义的第一个基本问题着手,即:在被看作是自由而平等的,并在整个生活中世世代代都能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之公民间,具体规定其社会合作之公平项目的最适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这种理论的根本基础在于这样一个概念,作为公民的人是基本“自由和平等的”,而且投身于长期的、稳定的“社会合作”之中。在罗尔斯看来,使个体有资格承担这种独特角色的就是,他们被假设为拥有两种基本能力:(1)正义感的能力(即理解、应用和践行代表社会公平合作项目之特征的公共正义观念的能力),(2)善观念的能力(即形成、修正和合理追求一种人的合理利益或善的能力)。(1993,第19页)

  罗尔斯对从这些假设中提出的正义的理解,在他对正义的两条基本原则的表述中做了说明:

  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

  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为了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使各种职业和职位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必须使处在最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Rawls,1993,第291页)

  假定根据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假设而组织起这种社会框架,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作为公民的人才能使之随时发挥作用呢?公民教育的品德方面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再者,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它和约克地区的教育计划中所提供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第一种观点,人们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但还需要再次强调。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罗尔斯明确指出,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特别是在一个像北美这种具有多样性特点的社会中,任何充分的正义概念都取决于把公民的角色与其他道德角色区分开来。但是,正如我在对“品德事关重大!”的总结中所表明的,这种区分甚至从没有在这种观点中得到承认。事实上,它被系统地,或许甚至被有目的地弄模糊了。这种取向究竟是怎样对维持自由主义民主的社会带来危害的,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全面地提出来。在这里我把焦点集中在这个含义上,如果品德教育的倡导者们心中确实有公民这个概念,那他一定不是一个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的公民。我是从下述论证得出这个结论的。

  罗尔斯理论的核心是“两种道德能力”的含义,我们已经看出,罗尔斯称赞人们在他们的角色中扮演“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角色。把这一点牢记在心,就可以论证说,在考虑自由主义公民应该表现出什么美德时,注意的主要焦点必须跟刚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所必需的“重要美德”相联系起来。“当把这些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的内容提供给正义感的正式能力之后,我们就可以谈论这种正义的美德了。基于它和正义的两条原则是一致的,罗尔斯认为,这种品德特质就是一种政治美德。除此之外,他还总结了许多其他政治美德,这些实际上都被合并在正义的美德之中,其中包括宽容、合理性、妥协的倾向、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Spiecker 和 Steutel,1995,第390页)

  重要的是要牢记,把这些美德命名为“政治美德”意味着什么。虽然这完全可能和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人的品德特质有重叠,但情况并非必然如此。这些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特质总是以一种把真正的好人,而不是好公民概念化这种独特的传统为基础和背景的。在这种传统中可能会发现在其他传统中所没有发现的,而且对公民的角色来说并不是必要的美德。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在“品德至关重大!”的名单中所列举的“主动”和“乐观主义”的品质。这些品质在新教徒的工作伦理中得到高度评价,但在某些其他传统中却并不太受重视。相比之下,罗尔斯心中的那些政治美德只应当在要求进行某种特殊的政治社会合作,即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的合作时才被看作是合法的。

  现在,大家应当相当清楚了,我为什么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正义”并没有进入构成约克地区品德教育之核心的那10种基本品质的名单。{2}如果罗尔斯是正确的话,这个教育计划就忽略了一个稳固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政治美德!而且,作为这种观察的一个必然结论,它也没有认识到具有正义感的公民所应具有的三个更符合程序的、建构性的美德——“宽容”、“合理性”和“妥协的倾向性”。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品德事关重大!”中存在着一个公民的概念,那么,它就是相当不明确的,而且和一个自由主义民主社会所必需的东西并不一致。为什么以及怎样对于一个自由主义民主社会来说这是特别有害的,将在下一节讲述,其焦点集中在一个自由主义民主社会要与之进行斗争的各种冲突上。

三、一些不同种类的冲突及其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的关系

  不注意冲突的存在,就想象人及其相互作用,即便这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冲突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除了公民的角色这个具体概念之外,一个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的特点是,把焦点集中在这些公民之间某种或某个水平的冲突上,并努力加以调节。下面,我将通过对四种不同冲突的说明来探讨这些特点,当人们从他们的道德生活的观点中形成公民的概念时,就能发现这些冲突。我把这些冲突确定为(1)内部的、精神上的愿望冲突;(2)根据“善”来控制公民之间冲突的“正当”;(3)在合理的多元主义内部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之间的冲突;(4)与等级有关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我不能探讨第(1)和第(4)种冲突,而必须主要关注中间的两种。正如我在探讨公民的特殊角色时已经做的那样,我也将带着批判的眼光来阐明品德教育的更深的危害。

  (一)根据“善”来控制公民之间冲突的“正当”

  对把什么看作公民间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方式,自由主义理论中正贯穿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概念化方式以及调停方法。大多数自由主义的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把焦点集中在分散的个体身上,认为在对社会合作的所有方面进行理论化时,这些离散的个体是社会关注的最重要的标准单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罗尔斯关于一定要把公民看作是本质上“自由和平等的”这个最基本的假设中,他就对此做了例证。另外,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个体及其相互之间的潜在关系,这部分地是通过把三种基本的——而且不可化简的——标准关注区分出来而得到详尽阐述的。因此,这种区分明确地展现在罗尔斯的陈述中,只要人们共享这两种基本的能力,即“正义感的能力”和“善观念的能力”,就可以被赋予承担公民的角色。这种观点意味着什么对于理解自由主义民主所代表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随后将要看到的,这种区分被品德教育系统地损害了。

  简而言之,在这种传统中,一些根本的区别可以在“善”、“正当”和“美德”这些概念之间看到。在对这些概念进行确认时,这些术语定性地挑选出一些不同的方式,确定人们所关心的各种不同问题的意义,这些问题在人类的繁荣发展和相互作用的背景中具有终极性的意义。另外,根据“善”来做事和根据“正当”来做事是大不相同的,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在罗尔斯对两种基本“能力”的说明中已有所表现。

  基本的观点是这样的。当人们把注意力转向那些最终值得作为人类经验的目的而进行追求的各种活动、心理状态和事态时,才会利用“善”这个概念。其中有一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能够实现其它的目的;有一些被认为是答疑解惑的关键要点,因此在本质上是有价值的。与之相对照的,在这种传统中,“正当”这个概念发挥作用,就是为了当个体在追求各种“善”的概念时对个体的相互作用进行调节。“正当”这个概念怎样进行表述,决定着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在这种理论中对“正当”加以最突出的使用,是在人们之间因为对“善”这个概念有不同的和有争议的看法时发生各种可能冲突的背景中发挥作用的。“正义”必须被理解为“正当”观点的一种基本的表达方式。最后,“美德”这个概念把评价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们本身的素质上。在这里所谓终极性并不是指生活中的目的,也不是指生活的目的,也不是指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而是指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后一点关注的是这些基本概念的前两个之间的关系。在罗尔斯的那种自由主义中,“正当”原则,例如正义,被看作是对社会合作的合法的调节,因为它们可以独立形成于任何具体的“善”的概念。假设人们有自己独特的善这个概念,但是,因为这些概念是不相同的,而且常常是不完全相容的,因此,把正义建立在某种具体的善概念基础上,就被视为基本不公平的,没有尊重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人所具有的能力。(所以,我们发现罗尔斯经常使用“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个短语来标识他的理论。)

  因此,如果这些基本的概念上的不同,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种流行的自由主义在这个水平上所持的解决冲突的政治态度的决定因素,那么,对于品德教育是怎样处理它们的,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最宽宏大量地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说,在这一点上,“品德至关重大!”是一种概念上的混乱:似乎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些基本的区别,而这些区别对于思考一个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这份名单本身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对有着不同概念的各种事物的大杂烩。例如,“尊重”和“公平”当然应该属于“正当”的概念范畴,最通常地表现为一些在面对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时我们应该怎样应对他人的原则。至于它们可能和“善”的事情有什么基本的不同和关系,简直就不在视野范围内。相反,“主动”、“毅力”和“乐观主义”则显然是一些大不相同的事情。事实上,作为品德特质,从大多数道德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些非道德的特质,更像是一些类似于“幽默”、“可爱”、“胆怯”的人格特质。这就非常严重地意味着,以这种方式教导学生们,就会系统地破坏他们可能对上述道德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别的理解,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成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根本基础的。当尊重和公平显然跟选择不采取主动或不乐观没有什么不同时,为什么担心它们用一种客观性来对所有的公民发表一个声明呢?根据我的判断,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代表的是刺向自由主义民主公民心脏的一把教育的匕首!

  (二)在合理的多元主义内部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之间的冲突

  在认识和试图调和第三种水平的冲突方面,罗尔斯的著作也是特别有指导性的。更精确地说,罗尔斯在其学术生涯中对其理论的完善让他的著作特别具有指导性。正如在已经使用的那种语言中所注意到的,在罗尔斯的后期著作中,他试图明确地表述一种严格的“政治”意义上的正义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在具有深刻多样性特点的社会中公平地发挥作用。罗尔斯是这样确定“政治自由主义问题”的:“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同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换言之,尽管合乎理性但却互相对峙的各种完备性学说,怎样才可能共同生存并认同肯定一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1993,第18页)

  现在,正义必须寻求对付的这种差异和冲突并不只是以上业已阐述的一些不同的和有争议的关于“善”的概念之间的冲突,而是除此以外,在更基本的、系统地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的“完备性学说”中,这些差异、冲突常常是怎样奠定其基础的呢?既然这些文化传统不仅大不相同,而且有时互不相容,如果一个民主的社会想要成为真正“多元文化的”,它就必须设法接受这些深层次的差异,并与之合作。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品德教育并不能很好地处理自由主义民主所要求的第二层面的冲突。对于政治自由主义寻求调节的第三层面的冲突,又该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些复杂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一件似乎非常清楚的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寻求说明这个问题,而同时又依靠一种具体的“完备性学说”,那么,他就必须面对一种深刻的和困难的自相矛盾。简单地说,这种自相矛盾就是,一个人同时在道德上肯定在一个社会中一些不同的,不可还原的和不相容的道德观点的合法性,同时又宣称有一些共享的道德观点,它们建立在这些声明的基础上,即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应该相互尊重。我相信,处理这个自相矛盾的普通途径都遭惨败了,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变成了掩盖这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它们这样做的方式是为了掩盖那种过失,旨在保护一种特殊的道德观点的支配地位。我认为这恰恰就是在“品德至关重大!”这样的教育计划中所发生的事情。

  为了说明这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必须回头强调约克地区在开展品德教育活动时所使用的“发展方法论”的有害本质。是的,他们确实举行了“社区论坛”来采纳意见。但是,对于这些“代表”是怎样选择的,尤其是他们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不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描述。实际上,要想把全部差别都反应出来是相当不可能的(或许接近于实际的不可能)。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分析,大多伦多地区的民族是相当多元的:有500多个民族群体,每一个民族至少有5000人以上居住在多伦多!在这种多元性方面,约克地区也不例外,它自诩是大多伦多发展最快和最多元的地区之一。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社区论坛上的代表就必然充其量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多样性的随机抽样,而许多传统完全没有得到体现。或者,更糟糕的是,对代表的选择是以组织者的偏好为依据的,可能还结合着对他们在民众中(因而在政治上)多么有影响的某种评价。这两种方法,尤其是后一种,代表的是一种非常严肃的问题。这相当于打开了这扇政治的大门,欢迎一套特殊的、非常狭隘的道德观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并非来自于一种合法地宣称的“普遍性”,而是相反,来自于那种对位于自由主义核心的公民平等性的理想造成最大损害的政治势力。而且,这种狭隘的道德观的本质很有可能是高度保守的——因为向大多数代表认为的东西进行挑战的合法性在方法论上被排除了,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对这些一致决定的美德术语的含义所做的一些边缘性的解释。实际上,“品德事关重大!”教育运动中的所谓“公民”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的公民的角色,而是一种特殊的、被同质化的、占支配地位的“好人”的概念,这些好人将对这种保守的现状提供支持。一个品德教育计划要把这两者合并起来,并且因而不能使未来的公民应付文化的多元性,那么这种计划只能对自由主义民主带来危害。

  (译 / 张红娟 杨韶刚)

参考文献:

Glaze,A.E., Hogarth,B. and McLean,B. 2003, “Can schools create citizens?”, Orbit, 33(2),1-3.

Patterson, R. 2003, “A character school: Sir William Mulock”, Orbit, 33(2), 10-11.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1993,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piecker, B. & Steutel, J. 1995, “Political liberalism, civic education and the Dutch government”,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4 (4), 383-394.

Steutel, J. & Spiecker, B. 2000, “The aims of civic education in a multi-cultural democracy”, In M. Leicester, C. Modgil & S. Modgil (Eds.), Education, culture and values, Vol. VI: Politics,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pp. 243-252, London: Falmer Press.


【注释】

{1}请访问网站www.yrdsb.edu.on.ca/character.matters,事实上,一个含有整个名单的布告可以用英语、广东话、波斯语、俄语和法语从网上下载! {2}应该注意到虽然正义不在此列,但“公平”却在此列。这两者可能被认为覆盖了相同的内容,尤其是因为罗尔斯称其理论为“作为公平的正义”。然而“公平”的正义是这样的:“我们敏感于每一个体的需要。我们以希望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我们与他人交往时不带固定模式、偏见和歧视。我们拥护人权。”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以论证的,这里所描述的不是公民的角色,而是一个人的角色,这个人有着某种类似于自由主义的对待他人的道德态度。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