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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专业性自满的经济学*

加尔布雷斯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自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在面对社会经济问题时不时表现出的冷漠和自满。作者并指出这一现象根源于经济学家们希望赢得掌声、唯恐出现争议的天性。由于维持商界信心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逆相关的关系,为促进经济良性运行所采取的维护穷人利益的政策必然会在短期内激起富裕的商业界的强烈争议。出于避免争议的考虑,经济学家们大多选择了逃避。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发生前,经济学在美国已经能开展正规的教学和研究并引导公众意见,是一门声名显赫的学科。哈佛、哥伦比亚、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加州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都是经济学的重镇。一些经济学家在全国享有盛名,比如哈佛著名的教授,曾参与关税制定和战时物价调节的陶西格(F. W. Taussig);从德国来到哈佛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斯利·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还有耶鲁的弗雷德·费尔柴尔德(Fred R. Fairchild),他与弗尼斯(Furniss)、巴克(Buck)合写的教科书为好几代本科生所使用,是让学生们觉得枯燥乏味至极的书。全国各大学和学院里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虽然声望不及以上人物,但也颇受尊重。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经济学家也同样享有盛誉。

  大萧条开始自1929年秋天,持续了十多年,直到1940至1941年间靠扩大军费支出才得以告终,其造成的伤害几近于内战这一美国历史上最令人痛苦的事件。而在美国人的社会记忆中,它留下的伤痛则是最强烈的。每当经济前景不甚明朗时,美国民众就会惊恐地追问:“又会是一次萧条吗?”那些年的产出——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三分之一。那时农民仍然人数众多而声势浩大,但他们迅速陷于破产,大量财产化为乌有。到三十年代中期,按当时的市价,所有的农场都资不抵债。确切地说,美国农业已经破产了。四分之一左右的劳动力失业,那时尚没有失业保险。直到1933年,才出现增加就业机会的努力,也直到那时,才开始有组织地向贫困人口提供援助。然而就像现在处理城市危机时那样,那些声隆望重的人仍然秉持其一贯原则来看待贫困化问题。他们认为,即使让很多人经受苦难和绝望,这也远比破坏个人管个人的事的原则要好。

  厄运并非只降临在穷人身上。到1933年3月末,九千家银行关门,大约十万其他工厂和商家倒闭。到三十年代中期,破产已不再只是弱小企业的噩梦。无数大银行、公用事业公司和铁路公司被施以破产监管或濒于破产边缘。纽约的美联储主席已经注意到,社会上小银行的倒闭引起的效应虽然可以就事论事地看,但对纽约大银行所面临的危险则不能等闲视之。

  除少数几个例外,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灾难报以专业性的超然和平静。当被要求提出建议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警告说,这一“未曾尝试过的试验”可能存在有危险,但他们忘了试验通常都具有这一特点。要么他们又会着重强调通货膨胀的危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美国曾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价格差不多翻了一倍。德国、奥地利以及中欧的一些国家,货币的购买力暴跌,这对那一代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就像人们都知道将军们习以为常的那样,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也特别留恋于他们过去打过的仗,他们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在1929到1933年间,批发品的价格指数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

  那些年里,有人还特别强调,耐心也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要是已经获得了固定收入的终身教职,这一疗法就更显轻松了。哈佛的熊彼特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告诫尤为有力。他们断言,只有纠正了失调,排除了导致萧条的毒素,萧条才可能结束。

  有时他们也会组织起来反对采取行动,或者支持无所作为。1933年秋,在普林斯顿的埃德温·甘末尔(Edwin W. Kemmerer)的号召下,这一专业里的许多较有名望的学者们聚在一起反对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的试验。一年多以后,几个哈佛经济学家又联手对新政的经济试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些活动的不仅有老教授,还有那些尚在积极争取获得终身教职的年轻教员。不过,那个时代经济学界最普遍的气氛是那种优雅体面的学院式自满。教授们仍只关注在经济理论、货币银行、统计学和经济史方面像以往那样进行教学、研究和写作。在各大名校中,很少有关于大萧条的起因和对策这样令人紧张的研讨班,专业杂志上也少有这样的讨论。1934年(或者是1935年)的某个时候,罗斯福回到哈佛与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儿子的朋友们在本科生俱乐部吃饭。当他穿过街道时,学生们向他高呼着“开除塔格韦尔”。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从经济学教育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在行政部门供职的经济学家中,塔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是最著名的行动主义者,因此也受到最多的非议。

  在这种弥漫的气氛中也有一些例外,他们是经济学专业中的怪人和异类。许多大学的校园里都有这么一两个人——通常是男学者,偶而也有些女学者——会不断地追问,为了减轻萧条带来的灾难,国家应该做些什么?在地方层面上又应该做些什么?就某个具体问题又应该做些什么?农业和劳动经济学家,因为常常与其当事人打交道,所以很容易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这却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学术声誉。在学术上,他们只能算是二流人物。在威斯康星大学,受约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的影响,诸如失业保险、利用率管制和税收之类的问题广受关注。很多人认为威斯康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其他地方,有两个人明确提出了要用他们开出的药方来对付萧条。其中一个是耶鲁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另一个是剑桥大学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也曾在伦敦从事过各种活动。费雪极力主张通过降低美元的含金量而着意扩张货币供应量。凯恩斯则强烈要求政府通过借入资金来积极地扩大开支。当时名重一时的经济学家都非常讨厌这两个人。《纽约时报》在1933年认为,“几乎没有必要费口舌的是”,虽然费雪和凯恩斯的思想“在公众面前存在了很久,但两者都不见容于经济学和金融领域内大部分人的共识。”凯恩斯、费雪和康芒斯一样,都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至今仍没有被遗忘的经济学家。天行有常,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时那些冷漠地坐守着自己名声的人为他们的自满付出了惨重代价。只要那个年代的思想史中还会提及这些事,他们那种悠然自得的消极态度就会被报以轻蔑和嘲讽。

  我之所以回顾这段历史,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中,冷漠和自满的倾向又出现了。政治家和公众,特别是经济学家,应该知道这是我们这个专业正常的周期性现象。能够被理解并不意味着能轻易地被谅解,不过还是有机会赶紧做出补救的。

  在大萧条早期的自满之后,经济学界进入了一个兴奋活跃的时期。在三十年代晚期、战时以及战后,包括整个艾森豪威尔时期,经济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创新。面对以往的经济学大师们日益明显的沉默和无能,经济学界做出了大张旗鼓的回应。标志性的人物当属凯恩斯。其总体观点就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应该也必须做些事情来提高或者是维持生产和就业的水平。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由于战争以及这些年里国民经济核算帐户(National Accounts)——计算专门的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消费和商业的支出与储蓄总量——的发展和应用,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职事,这进一步推动了讨论的深入。几乎同时,人们对应该怎样克服失业和萧条,以及如何衡量这两者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不过,这个专业里最有名望的那些人,除了已故的哈佛大学的汉森(Alvin Hansen)等少数几个外,都继续对此无动于衷。正是那些不太出名因而也不大担心名誉受损的人,促成了凯恩斯革命。

  那些处事圆滑且懂得自我珍重的人谨言慎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积极推动政府采取新政策的人,比如塔格韦尔,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最常见的抱怨来自商人,他们认为经济学家损害乃至破坏了信心。有些批评针对的是具体的措施,比如当1946年的《就业法》还在拟议中时,全国制造业联合会就委托通用汽车公司的经理唐纳森·布朗(Donaldson Brown)提出指控。这个法案的罪责有:强化政府管制,侵害私人企业,使联邦的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并使联邦的开支和对商业企业的投资合法化,推行社会主义,既不切实际又不可行,使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过错。因而没有一个谨慎的学者愿意与这样一种为非作歹之举有任何干系。

  但是最严厉的指责还在于美国人对商业的信心受到更广泛的影响。美国人的商业心理是一种极为脆弱的玩意儿,它将所有的变化都归咎于不正当的意识形态目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具有类似规模和财富的群体像美国的商业经理们这般缺乏安全感。唯一能让他们感到宽慰的要么就是降低税收,要么就是什么也不做。无论谁赢得大选,他们都希望也要求政府这么做。但是,经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一直进入到六十年代后,这种无为带来的后果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对商业界自身来说也是如此。于是人们对此发起了攻击。经济学家们扮演了这一充满争议的角色。相当及时地,那些比较有安全感,内心也容易接受外界影响的管理者们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药方。

  在那些勇于创新而又敢于担当的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下,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获得了成功。到1968年底,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庆祝了自身取得的成就。那些言词当时并不觉得怎么特别,现在回想起来却是非常的精妙: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九十五个月实现了经济增长。无论就内在力量之大,还是就持续时间之长而言,这一繁荣昌盛的景象在我国的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已经避免了使我们一再偏离增长和发展轨道的周期性商业萧条……我们也不再将经济生活看作是一个无情的起伏不定的潮流。我们不再担心自动化和技术进步会剥夺工人的工作,相反,我们认为这反倒让我们生活得更充裕。我们更不会再将贫穷和失业看作是我们经济领域里永久性现象……

  自从1946年通过了历史性的《就业法》以后,我们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对衰退和繁荣中的警讯做出回应。到六十年代,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新的战略,旨在防患于未然——即维持繁荣,在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变得尾大不掉之前就消灭它们……

  同时,我们已经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话意味着我们所害怕的事又回来了——经济学又一次自祝自贺,又一次沉浸到一种陶陶然的气氛当中。当此之时,已有各种证据清楚地表明,曾经如此灵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如今带来的既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失业,而是两者顽固的结合。此后十年的历史就是明证。只在1972年总统选举前的一小段时间里这种通货膨胀和失业相结合的滞胀才有所减轻,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指责说,这不过是为了赢得大选而用未来几年更大的麻烦换来的短暂的喘息机会。经济学家们再也不提什么“维持繁荣,在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变得尾大不掉之前就消灭它们”之类的话,也不再说贫穷和失业不是“我们经济领域里永久性现象”了。

  1977年,吉米·卡特入主白宫,他任命了五位具有最高专业水平的经济学家进入内阁,担任实质性工作。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代替了法学学位,成为从事公共管理这门“科学”和“艺术”工作的基本执业许可证。之后的两年里,失业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失业率仍然很高,通货膨胀却越发恶化。很明显,这些才华横溢之士是在经济学这门“沉闷的学科”历史上最沉闷的时候当权的。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还陷入了另一轮的大衰退中。就像在大萧条时那样,这一专业此时简直无聊乏味得要死。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气氛也不全都是冷漠而无动于衷。有一些积极的学术讨论指出,为了维持价格和工资水平,应该设立税收激励和惩罚机制,而这一政策需要政府提出——事实上是强制设立——一个标准来限定增长的幅度。这一讨论不可避免地使人想到别的一些东西,包括指导和管制。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和一些年长的经济学家都毫不怀疑地认为,现今通行的对付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办法是无用的。但更常见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吸引经济学家注意力的,还是美好时光里那些鸡零狗碎的课题以及对这些课题不厌其烦的精雕细凿。或许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既有框架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人们还在教授那一套,华盛顿官员的口中也还是那一套,因为毕竟,它曾经有效过。让经济学家,也让非经济学家们理解为什么这般情形会循环出现,这是非常重要的。这般情形的根由,要到经济学专业的知识社会学中去找。

  对经济学的知识社会学讨论,首先要从经济学家们渴望获得掌声的天性本能开始。这一本能当然决不是我们专业所独有的,而且这一本能的存在,也与学者们希望避免激起和同行争议的愿望有关。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实下加以考虑,即对于什么有利于经济运行常常充满着争议;而那些常常被大多数人称赞为维持了商业信心的——这里我的措辞是比较谨慎的——往往都不利于经济运行。我们大家都已经听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都应该知道当前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此。在一些重大时刻,经济学理解了这一矛盾,而在另一些经济学处于低谷的时期,像最近,它就没能理解这一点。

  在二战中以及战后初期那段最富创造性的时期里,在华盛顿,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激起商业界的敌对是件有益的事。在大学里也一样。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曾注意到,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校长,经济学专业的任命是他必须面对的最具风险的事。顺便多说一句,他和他的继任者做出了很好的选择,从而减少了这种风险。而当经济学家远离了争议而进入一片赞成声中,他们的建议就不仅仅是毫无价值,而且比这更遭,已然成了确凿无疑的破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除非那些身处责任岗位上的经济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他们提供的服务必定具有破坏性。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我打算称之为规则的事实主要来自于我对商业界的深深厌恶。其实不然。与我的许多自由派朋友不同,我很早就对美国的商业体系有很好的理解。很多自由派希望拆散那些大公司——现在美国有一两千家大公司,占据着美国私营部门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我不会这样主张。一些保守的经济学家也同样反对各种行业协会。而在我看来,这些与大公司一样,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的一部分。我不仅希望看到这一体系能够存在下去,而且我的这一实质上属于保守派的信念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希望这一体系能够运行。而能运行,它才有了能存活下去的最基本的依据。我只相信,就像过去的经验所昭示的,经济学家面临一个非常清楚的选择:他们可以在短期内受到欢迎和称赞,但长期来看却是失败的;或者虽然短时间内充满着争议,但长期来看却取得了成功。我忽略了第三种可能,即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没有什么影响。这无需特别说明。

  无论是颁布有效的政策来发展经济,还是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抑制膨胀,争议都无可避免。政策越是能够成功地给那些急需的人提供收入,就越是能够成功地推动经济发展。因为这些人获得收入后,很快就会全部花出去。此外,这些政策对减少社会冲突也很有用,虽然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想去展示相反的情况,但收入仍然是最有效的治疗贫穷和由贫穷引起的不适的一剂良药。不过那些为商业界代言的专业经济学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富人们支持的政策,那些对维持商业信心最有利的政策,却往往总是那些能够让比较幸运的群体获得最高税后收入的政策。

  针对通货膨胀的政策也是如此。那些对定价自由和收入有所限制或约束的政策都会受到严厉地抨击,并被认为非常不利于商业信心的维持。但是在这样一个有大公司和强大的行业协会存在的世界里,还没有哪项政策既能够成功地对付通货膨胀,又不会对商业自由——比如定价和收入的收付——有所限制。所以一个成功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必然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并且对维持所谓的商业信心很不利。发出警告并且让警告为人所知的能耐与商业地位和收入密切相关。这些商人的声音能够很好地为人们所听到,而穷人们则不然。在当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将富人们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商界代言人的意见,误认为是大众的意见的倾向非常强大。我还要另具别文讨论这一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我的观点。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并以同等的幅度降低公司所得税,而同时减少福利支出以作为补偿,这是用来支持商业信心的最常见的办法。这一举措因具有激励效应而受到了商界专业代言人的称赞。1978年,当减税政策像往常一样还在拟议中时,华尔街日报就以值得佩服的直率指出商业界的预期反应:

  如果没有受到那些不正当的理论的影响,全面减税是非常值得尝试的。关键是要让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值中更多的部分留给自己,而减幅最大的部门将产生最大的效应。如果减税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经济中那些最有天赋,最有才能,也是最有技术的生产者的回报的话,那比不减还要糟糕。

  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先生走得更远,他和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同为在经济问题方面给福特总统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所以,唉,他也得对福特总统的失败负责。格林斯潘认为减税仅限于公司所得税,这样才能最好地维持商业信心。我们美国人是一个友善的民族。我们甚至毕恭毕敬地听从那些卓有成就的政治灾难设计师们的话。

  然而,虽然赢得了称赞,这些减税政策却并没有对商业产生积极的作用。减税并没有对现代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形成激励效应,而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商业人物。这是因为组织的道德责任已经要求这些驯服的组织人尽心尽力地做好生意,并且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这些减税措施没有直接影响到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如果利润前景很好的话,根本不需要依靠减税来鼓励投资。如果利润前景不好的话,减税也不能让它们变好。就像过去减免税收的实际经验显示的那样(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对此适时地做了报告),减少个人所得税最初产生的效应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储蓄,如此储存起来的收入没有用来购买产品。虽然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但现代商业投资的进行完全与储蓄的多少无关。只有经济良性运行——就业充分,需求旺盛——才能推动这些资金的进入。削减福利开支虽然赢得了一片赞声,但肯定会降低需求。

  相反,一个积极培训和雇用穷人、黑人和年轻人的职业计划,或者一个在他们没有工作时向他们提供收入的计划——这多少会对他们的灵魂造成损害,但毕竟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处——会对商业界的信心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政府资助大城市的人,而不是农民,过上至少是安全和可以忍受的生活,也有同样的效应。通过联邦拨款来降低城市对递减税的依赖也是如此。加州首先在13号提案中对财产税问题做出强烈反弹就肯定了这一点。②而兴建和修复市中心的贫民窟的工作尤其有这样的效应。采取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广泛的影响是非常理想的:经过这样的分配,钱能够很快进入流通领域,因为那些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1。这对滞后的经济产生影响将是整体性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被储蓄。

  这一措施还有另一个优点。人们已经注意到,现代失业是高度结构性的。一方面很多领域和行业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少数族裔,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妇女以及城市里少数民族聚居区里的一些人却没有就业机会。前面提到的那些是到目前为止能够为那些急需工作的人提供帮助的最好的办法。即使能够对各个不同的收入群体都实行税收减免,减税也会增加业已严峻的就业市场的压力。那些专门针对失业工人的政策——用目前令人讨厌的行话来说,是目标导向型(targeted)政策——初始时对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会有些作用。结果,比起那些给富人提供好处的政策来说,它不会那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

  在维持商业信心和促进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发展之间还存在进一步的逆相关关系。如果一份稳定的收入能够让穷人、黑人和年轻人都非常关切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那么没有人会对这一体系的长治久安产生怀疑。近来有很多关于纳税人发动抗议的议论。在高收入阶层中是不会出现那种带有原始暴力性的革命的。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李世同(Walter Wriston)和加布里埃尔·豪格(Gabriel Hauge) 的革命冲动能够被加以克制。但是对于那种贫民窟中的愤怒,人们就不能如此乐观了。

  所以控制通货膨胀和抑止失业都会引起争议,也都会对商业信心造成损害。但是要公然地倾向于其中的一种也不那么容易。通货膨胀意味着放松公共管理,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们对此既爱又恨。公开支持失业的人稍微多一些。技术型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强调维持失业的“自然水平”,他们和《财富》杂志的编辑们一样对政治后果不做任何考虑。就像纽约市立大学李曼学院(Lehman College)的罗伯特·莱卡奇曼(Robert Lekachman)提到的,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少许的忧虑能够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或者让他们更顺从,或者两者都能实现。但是在不存在终身职务的政府部门,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支持失业。所以,考虑到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又要避免争议,并减少任何有效的补救措施都有可能引起的对商业的不利影响,经济学家们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寻找各种天才式的逃避的办法。事实上,这就意味着用假装行动来代替真正的行动。

  在大学里,找到逃避的办法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像三十年代那样,人们仍然可以埋首于既往的研究,而将通货膨胀和最近与之相联系的失业看作是与自己具体的专业毫不相关的事。由此所谓专注于科学研究就成了这种逃避态度的理由。我们同意,科学家应该是超脱的,不应该为现实考虑所左右。所以凭良心说,一个经济学家也可以拒绝入世,并以从实际事务中解脱出来为荣。在公共生活中,用假装行动来代替真正的行动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其中有平庸的计划,也有精心的欺骗。

  现代最具迷惑性的就是福特总统对“现在就消灭通货膨胀”(Whip Inflation Now—WIN)纽扣的发明和发放。它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的意图显得非常诚恳,即试图去建议行动,而不会出现由采取行动而招致的争议和痛苦。官场上的——有时候也有官场外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更喜欢比较精细复杂的办法。

  最初也是最受欢迎的逃避法是声称货币政策有某种至今尚未发威的魔力,既能够稳定物价,同时又可以保证低失业率。如果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或者其他人真能够实现这一结果,那么很难相信他的这一新发现会这么久不被采用。

  第二种逃避法与政府管制有关。1974年福特总统召集了一批经济学家来打击通货膨胀,争议最少的看法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以此来促成物价稳定。卡特总统身边的经济学家们也由此受到了启发。对管制有什么好处或许存有争议,但将所有有争议的商业管制都废除了,在半个世纪里,消费价格指数也没有改变哪怕半个百分点。对此,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知道的。

  第三种逃避法是承诺恢复经济中的竞争性——事实上是重建一种经济结构,从而使既有的财政和货币补救办法能够有效运行。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后,自由派经济学家们要求制定反托拉斯法来治疗通货膨胀。这是那些智枯计穷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将资方代表和劳工代表拉到一起,在华盛顿销硝烟弥漫的房间里就价格和工资政策达成协议,这是最近为刺激经济而设计的计划。这种协商是一种孤立而没有配套措施的努力,没有得到政府认真的支持,只不过是对宪法规定的自由集会权利的运用。

  最精巧的逃避办法是向工会和公司双方施加道德压力,从而使他们一方降低对工资的要求,一方放慢价格的增长。被媒体披露后,这一逃避办法获得了认可。福特总统成立了工资和物价稳定委员会(Council on Wage and Price Stability),装模作样地要采取行动。除了言论自由,他们什么权力也没有。在随后的民主党政府里,先是罗伯特·斯特劳斯(Robert Strauss)的政治能力,接着是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E. Kahn)博士的管理热情,使得人们对这一机构采取行动的幻觉越发增强。他们设置了工资和物价增长可以被接受的限度,但对那些超出限度的,却没有任何惩罚。这本该引起争议。或许这标志着公众对这些举措的看法正有所改进,除了那些直接相关者,人们并不对他们抱什么期望。而那些相关者则被认为不是在为结果而工作,而是在为薪水而工作。或许这更合理吧。

  最后,人们不断动用预测的办法,以此作为对行动的替代。每个月,在发布通货膨胀和失业数字的时候,都会宣称第三季度会更好。新闻舆论对这一借口非常宽容,对其加以及时报道,就好像这是真的一样。

  人们看到,爱好舒适的经济学家现在的地位很尴尬。冷酷而坚硬的事实是:正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带给我们的,不是在难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和难以接受的失业水平之间做选择,而是将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③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只有那些异常勇敢或者说鲁莽的人,才会说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承受通货膨胀和失业两者的结合,并顺利地生存下来。我们中所有的人都期待着情况有所改善。很快就会看到,寻求逃避的各种技巧,虽然还常常被使用,但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这个专业的人现在就只剩下这样一种能力了:如果在政府任职,他们就能够使自己相信,命运已经如此明智地把他们安排在这里,所以不做任何努力,命运也将继续对他们予以拯救和恩赐。保守派经济学家,如果足够古雅的话,是有理由坚持这种神学信念的;充分就业均衡是保守主义信条的关键,而无为是实现这一均衡的方式。而自由派经济学家则一定会认为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就像我常常说的,上帝是凯恩斯派民主党人。

  所有现代工业国都陷入这样一种专制局面。总体来说,大公司、行会和许多个人已经逃脱了市场的规制,掌握了控制自己收入的权力。这一权力的运用抬高了物价。当用正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去打击这一上扬的势头时,抑制的是生产,而不是价格。而生产的萎缩又带来了就业的下滑。等失业变得非常严重,失业率达到了不景气的界限即百分之十甚至更高的时候,失业和通货膨胀就并存了。德国、瑞士和奥地利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集体协商,对收入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将收入增长限定在了使物价能够维持平稳的范围内。英国也在向同一目标努力。美国也必须要承担起这一令人不快的任务。这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世界。当担任公职的经济学家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时,我们发现经济学家的生活并不一定那么快乐。过去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这个专业就是处理选择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在政府里的人的工作也是如此。这种生活可以是平静的、充满欺骗而满怀恐惧的,也可以是有创造性的、成功而又充满争议的。

  总统当然不应该狐疑不决。如果他的经济学家们赢得了掌声,树立了信心,消除了苛责,那他就应该非常小心了。这种情况中溢出的效应最终会影响到他,导致非常致命的政治后果。我并非自相矛盾,也决不是危言耸听;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过去五十年里有三个总统都对商业自信满满——胡佛、尼克松和福特。尼克松没有呆满他的任期,胡佛和福特是本世纪仅有的两个寻求连任失败的总统。

  但是还有比总统的白宫生涯更成问题的,我们的专业本身就充满争议;而且,只有最有利于穷人的,才是最有利于经济的良性运行的,而最有利于穷人的却是最不容易被认可的。如果经济学家们搞不懂这个道理,经济政策就必将失败。在那些有能力表达自己意见的富人的巨大影响下,我们会做出更大幅度的减税。减税回避了城市里最急迫的需求,减免的税大部分也都变成了储蓄。如果用于开支,那又会对本来薪资就紧张的市场造成很大影响,从而成为导致通货膨胀的最大诱因。除非这些经济学家们设计出一套能对那些控制了价格和收入的人做出限制的体系,否则要么就是通货膨胀得不到控制,要么就是以失业为代价仅得到部分的控制。于是人们,尤其是那些穷人就会寻思,让经济学家代替律师担任政府职务真有那么好吗?

  (译 / 刘 青,校 / 牛 可)

  *原文出处: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ics of Professional Contentment”,Andrea D. Williams(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9, pp.20-35。


【注释】

①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69, pp.4-5. ②加州在1978年通过第13号提案(Proposition 13), 将财产税收入的控制权自地方政府转移至州政府,使地方政府只能依靠销售税收和州财政补助来支付帐单。 ③学术界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或者代表进步,或者代表超然的证据,即福特基金会已经宣布要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大量资助(Ford Foundation Letter, April 1, 1977),其中的一项研究预期要历时五年。

责任编辑: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