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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学家的传奇人生

——加尔布雷斯述评

郑 英

【内容提要】 本文系统回顾了加尔布雷斯的生平、经济思想和政治关怀。加尔布雷斯一生阅历丰富、著述等身,始终活跃于学界和政界。加尔布雷斯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在他看来,大型企业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支柱,“看不见的手”并不能自动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和计划应该发挥相应的作用。加尔布雷斯以切身行动向贫困宣战,向战争说不。

一、引言

  对于美国的经济学家,我们可以略分为三类:学院派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媒体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能够贯通三界,这在美国分工细致的经济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在他的头衔上可以找到一连串闪光的称谓:著名的经济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老练的外交官、小说家、专栏作家和畅销书作者。①

  加尔布雷斯特立独行、为学不拘。他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对美国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加尔布雷斯生活多变、阅历丰富,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构成了他的人生主线。他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二战期间,他曾担任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局长、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团长。尔后,担任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负责检查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他出任过几届总统及总统候选人顾问,并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文集、自传以及小说。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部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1952)、《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以及《经济学和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1973)。

  瑟罗(Lester Carl Thurow)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可以作为加尔布雷斯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他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却驻足于经济事件主流之中。②

二、加尔布雷斯的生平③

  1908年,加尔布雷斯出生于加拿大伊利湖(Lake Erie)北岸的一个名叫Iona Station的小镇,并在南安大略(Southern Ontario)长大,这里生活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苏格兰移民后裔。在他的自传《我们时代的生活》(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1981)中,加尔布雷斯回忆到,自己的学校教育经常被农场劳动所打断,学习成绩也很一般。14岁时,年仅49岁的母亲去世,父亲成为他生活上的主要支柱。老加尔布雷斯是一名政府激进主义分子,虔诚拥护加拿大自由党,积极投身于地方政治,还是加拿大自由党县级分支机构的一名资深官员。小加尔布雷斯经常跟随他的父亲在县域范围内四处游历。也许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加尔布雷斯的批判精神和政治热情。④

  1926年秋天,加尔布雷斯进入安大略农学院(Ontario Agricultural College),即现在的基辅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学习农业经济学。但是学习的内容都是一些农业知识而非经济学。不过,他很早就显示出写作天赋,为当地的一家报纸写每周专栏,介绍最新而实用的农业知识,并负责办了一份校报。 

  1931年加尔布雷斯从安大略农学院毕业,并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经济学Giannini基金提供的奖学金。伯克利的学习阶段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从过去及同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那里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德国历史学派、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第三年,他被送到戴维斯分校,带领组建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系以及会计和农业管理系并教授相关的课程。显然,这些行政工作和教职任务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有足够的时间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⑤

  1933年春,加尔布雷斯得到哈佛大学一个讲师职位的机会,年薪2400美元。但是,他在哈佛大学的任教并不愉快,此后又在普林斯顿大学逗留了一段时间,甚至还做了一段时间《财富》杂志的编辑。学术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政治和写作。1935年秋天,加尔布雷斯第一次遇到了小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Jr.)。两年之后,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也来到了哈佛大学。正是在哈佛大学与肯尼迪兄弟之间建立的友谊为加尔布雷斯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早期对加尔布雷斯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在农业调整管理局(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的工作。由于农产品的过度供给,政府通过补贴要求农场主控制产量,结果却产生了许多富余的农场主。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农场主和农场雇工之间分配政府补贴。农场主当然希望得到所有的政府补贴,雇工随之变得极端贫困从而迁移到北方城市。加尔布雷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当然希望贫穷的雇工得到更大份额,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农场主获得了全部的政府补贴,也同意不解雇工人并为他们提供一些支持。在华盛顿的经验向他昭示了权力的重要性,权力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了加尔布雷斯经济学研究的始终。

  在哈佛期间,加尔布雷斯的经济研究逐渐远离农业经济学,开始从垄断竞争的角度探讨大萧条的真正原因。当然,对他触动最大的是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和迅速传播。加尔布雷斯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经济学上的开创大作,不仅为凯恩斯深刻而独到的分析所折服,更是叹服凯恩斯的行文方式和语言之精妙。当然,加尔布雷斯最敬佩的是凯恩斯能够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识别出真实世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1936年,加尔布雷斯自愿加入罗斯福总统竞选连任的队伍,并且向华盛顿灌输凯恩斯主义的思想。

  1937年秋,加尔布雷斯成为美国公民,并且和阿特沃特(Catherine Merriam Atwater)成婚。随后,加尔布雷斯远渡重洋来到英国,在剑桥成为一名洛克菲勒研究人员。在那里虽然没有见到凯恩斯,但是和后来大名鼎鼎的卡恩(Richard Kahn)、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斯拉法(Piero Sraffa)以及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等建立了长期紧密的联系。他每周都去伦敦经济学院参加由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主持的学术讨论会。

  1938年,加尔布雷斯回到哈佛,受托调查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中的公共项目。于是他频繁往返于华盛顿,对当时的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39年,加尔布雷斯和罗斯福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1940年,加尔布雷斯成为全美农场主协会联盟(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的常驻经济学家。194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他成为白宫写作班子的一员,大部分时间用来撰写竞选人的政治演讲稿。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需产品需求的飞速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⑥加尔布雷斯出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通过价格控制保证战时的经济稳定和资源动员。在他看来,价格控制非常成功,国民收入增长良好,短缺仅仅出现在威士忌、汽油等少数产品上,而且,取消价格控制后,物价仅仅出现过小幅上涨。这份工作为他的价格控制理论提供了生动案例。基于此,在如何应对通货膨胀上,加尔布雷斯开出的药方就是控制工资和价格。

  受到卢斯(Henry Luce)的雇请,⑦1943~1948年间加尔布雷斯成了《财富》杂志的一名编辑。在这里,他炼就了诙谐优雅的文风,也进一步认识到大型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支配性影响。他开始跳出新古典教科书的传统框架,分析大型企业真正的运营方式、如何决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1944年,加尔布雷斯重返华盛顿,担任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负责调查美国战略轰炸的实际效果。调查结果出人意料:美国的战略轰炸不仅只是破坏了德国5%的生产能力,⑧甚至强化了德国的军事力量。轰炸破坏了大城市工商业,造成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而德国的军事力量主要分布在大城市之外,因而,轰炸不但没有破坏德国的军事力量,反而增强了德国军需品的劳动力供给。根据他们的调查,德国在1945年初的坦克、飞机和步枪的生产能力甚至比1941年高。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对这份寄予厚望的调查报告却置若罔闻,继续战略轰炸。由此看来,国家的政治决策不一定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往往可能以某个利益集团(比如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

  1948年秋,加尔布雷斯回到哈佛,讲授农业经济学和产业组织,但他仍然专注于政治和写作。很快,有关权力关系的两本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和《价格控制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1952)相继出炉。有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市场泡沫以及其后经济大崩溃历史的著作《大崩溃:1929》(The Great Crash 1929,1955)也出版发行。1955年夏,加尔布雷斯安排了一年的时间游学和写作一本有关贫困问题的著作。结果,《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一经出版,立即风行全球。⑩

  1959年秋,哈佛大学授予加尔布雷斯沃伯格(Paul Warburg)经济学教席,同时给了他两学期的假期开始《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的写作。1960年11月,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派加尔布雷斯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的写作工作暂时中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不仅是加尔布雷斯的学术丰产期,也是他政治活动的活跃期。他是美国自由派游说组织“美国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的创建者之一,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两次总统竞选以及约翰·肯尼迪总统竞选的顾问和写作班底成员。

  出任驻印度大使期间,{11}加尔布雷斯不断地给肯尼迪写信和发电报,反对美国政府过度地卷入越南战争和其他军事行动。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上台,加尔布雷斯辞去了大使职务,但是继续为约翰逊提供政策建议。1964年,约翰逊总统任命加尔布雷斯到白宫的一个任务小组,负责向贫困宣战的相关事务。1969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如何控制军事》(How to Control the Military,1969),解释了军事力量和军工企业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强大影响力,强烈建议有必要进行军备控制,呼吁政治家抵制军事工业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过度影响。

  1968年,他为议员麦卡锡(Eugene McCathy)的总统竞选工作服务;1972年,为议员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竞选工作服务;1976年,为尤德尔(Morris Udall)的竞选工作服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为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竞选工作服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尔布雷斯继续努力把自己的经济思想带进更为广阔的公众视野。《不确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1977)和《经济学大众指南》(Almost Everyone’s Guide to Economics,1978)相继出版。1972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76年,美国演化经济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授予他凡勃伦—康芒斯奖。1982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文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iterature)的成员(共50人,他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两年之后,当选为主席。

  这一时期,加尔布雷斯积极投身于学术活动,于1978年创建了期刊《后凯恩斯经济学》(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75年他从哈佛大学退休,对于写作和政治仍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热情。他强烈反对美国走向保守主义的趋势,反对贪婪作为个人行为第一推动力的复兴,尤其反对里根政府的管理政策,也反对克林顿政府降低国内支出和福利改革措施。加尔布雷斯强调:为了理解经济,必须了解历史;为了理解真实世界,必须理解权力所在。

  由于他对经济的驾轻就熟,对政治、权力的透辟了解(源自其非同寻常的介入)和对社会的持久关怀,尽管年事已高,加尔布雷斯也不曾放下手中的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相继出版了以下著作:《权力的剖析》(The Anatomy of Power,1983)一书解释了权力的本质以及和经济政治体系的关系;《经济学展望:一个批判的历史》(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History,1987)一书整合了经济历史和经济思想的历史;《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1996)强调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必须更加关注贫困问题;《经济时代之旅:第一手观点》(A Journey Through Economic Time: A Firsthand View,1994)回顾了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历史;《罗斯福以来的重要人物》(Name-Dropping from F.D.R. On,1999)回顾了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经济政策。

三、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12}

  加尔布雷斯接受了正统的经济学训练,却对主流的经济研究方法和主题不屑一顾。在他非同寻常的生活历程中,主流经济学稳定地向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发展,同时对老式的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日渐淡薄。但是加尔布雷斯却从未向这两个方面移动分毫,他的著作丝毫没有数学,他的兴趣始终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而且对政治方面的考虑至少处于与经济学同等并时常更高的地位。{13}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是一个经济社会学家,而非技术经济学家,他把经济学看成解释现实世界的学问。正因如此,很多人甚至认为,他是在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和米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之后,美国制度学派的最后代表。{14}

  加尔布雷斯从不相信“看不见的手”。经济学是用来解释我们如何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用一整套数学假说论证求得最大化的经济产出。{15}在他看来,现代微观经济学主要有三大支柱:消费者主权假设;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内的所有权力来源于企业所有者。加尔布雷斯不仅不迷信这些标准教条,而且一一进行了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割裂了经济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在真实世界中,权力对经济和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他们都把分析的主体置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也许正是因为和主流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割裂,加尔布雷斯一生获得了无数荣誉,却始终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垂青。{16}

  (一)现代经济的二元系统

  为了解释现代经济的运行,加尔布雷斯把现代经济划分为两大系统:市场系统和计划系统。第一个系统是由竞争性公司和小型垄断企业组成的市场系统。他们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但对价格和成本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影响消费者和政府。市场系统处于现代经济的边缘,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分析仅仅适合于市场系统的分析主体。第二个系统是由大型企业构成的计划系统。他们能够运用权力工具,操纵价格,影响消费者、社会甚至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系统中的企业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不同,他们能够主动地创造外部环境。计划系统处于现代经济的中心,传统理论分析却“故意”忽略了这一点。正是这种分析主体上的差异促成了加尔布雷斯与新古典模型的决裂,转而寻求一套可替代的理论体系,探讨大型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决定性影响。

  从《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到《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对大型公司和权力的关注构成了加尔布雷斯经济分析的主线。在他看来,大型公司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失常,而是生产模式演进的必然结果。他们支配着现代经济的行为模式,完全区别于传统理论的分析。按照“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解释,竞争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最终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市场决定价格和需求,而企业只能被动接受,因此,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确保市场的竞争性,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观点,现代经济社会中,生产和销售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都是少数的大型企业。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间、资本与人力剧增。事实上,正是大型企业资助了大部分导致技术变革的研究和开发。因而,大型企业至关重要。传统理论始终把技术作为外生力量而置于经济分析的框架之外,加尔布雷斯却把技术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从而对大公司的作用得出了与传统理论相悖的结论。

  随着企业的逐步成长,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生产技术越来越精妙,个人已经难以控制工程技术、原料采购、质量控制、劳工关系以及市场营销的方方面面,必须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一个团队,共同管理现代企业的决策行为。于是,群体决策和技术专家变得日益重要,权力从个人所有者转向了生产过程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

  (二)技术结构阶层和计划

  技术结构阶层由企业代表、员工代表、企业董事、律师、科学家、工程师、会计和营销专家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他们在土地、资本和劳动之外构成了生产的第四种要素。技术结构阶层决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技术,以及通过市场营销和定价策略销售产品,并负责企业的内外融资等。在一个成熟的企业里,技术结构阶层的决策权从股东那里获取,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满足生存和自治的需要。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论述,技术结构阶层有两方面的目标或者说需要:一是为了确保生存的保护性需要(protective need);二是为了强化地位的肯定性需要(affirmative need)。

  技术结构阶层首先需要确保自己的生存,避免股东不满而被驱逐。低收益或者高损失都可能对技术结构阶层的决策权形成挑战,因为股东们会联合起来对抗企业的管理,甚至抛售股票,最终导致新的资本进入和技术结构阶层的重建。企业规模扩张不仅能够确保一定水平的利润,而且创造出了新的机会和岗位,技术结构阶层之间的竞争不再是零和博弈。通过企业的规模扩张以及技术领先来首先追求满意水平的利润而非最大化的利润成为了技术结构阶层的追求目标。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和市场规则相容的利润最大化并非必然,垄断性企业可以选择利润最大化之下的水平,这种行为却和企业追求垄断地位的目标不容。计划不是寻求市场机会的结果,而是市场不确定的结果。对市场的从属性以及对市场结果的从属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利润最大化仍然是技术结构阶层的追求目标。{17}

  对技术结构阶层而言,还必须确保利润的稳定性。在成本、需求以及价格发生变动后,利润通常也会发生变动,技术结构阶层不仅需要直接控制价格和成本,还必须有能力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偏好。为了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必须有相应的计划措施。{18}比如,通过垂直一体化来控制供应商和销售渠道;通过开发多样性的产品应对消费者偏好的突然转变;通过广告来引导和控制消费者偏好;通过生产商和供应商之间的长期合同来消除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对现代经济而言,计划显得尤其重要。企业需要同时具备影响商品需求和生产成本的能力。越是精密的技术,越需要高端的专业人员,越需要有稳定的市场前景。通过计划手段能够确保企业获得稳定的劳动力、资源和长期的购买承诺。加尔布雷斯关于计划的论述引发了谁来掌控计划以及私人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他曾经警告说:生产什么并非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者似乎通过货币投票来决定生产;事实却是,生产者预先控制市场,决定消费者需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19}这就产生了所谓的消费者主权被生产者主权取代的问题。

  (三)消费者主权的局限性

  加尔布雷斯指出,经济学家在发展消费者需求理论时总是基于两个基本命题:一是消费者需求得到满足本身不会使需求量减少;二是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源自消费者本身,不会受营销手段等外部因素干扰。在他看来,这两个命题都是错误的。第一个命题显然违背了我们通常所知的常识,例如,人们每天需要的食物是一定的,满足一定的需要后,需要就会降低。对第二个命题的批判具有颠覆性意义,加尔布雷斯用生产者主权推翻了消费者主权的传统假定。

  新古典主义的教科书指出,消费者的意愿、兴趣、偏好和品味具有最高权威,最终决定了生产者行为,这就是消费者主权的经典描述。加尔布雷斯从现代经济的双重系统出发,认为现代经济由大型企业所主宰,生产本身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生产可以创造消费者需求,因而消费者主权在现代经济中难以实现。虽然生产者和市场营销人员经常宣称他们只是被动地适应消费者的自然需求,而实际上是他们在创造消费者需求。

  加尔布雷斯指出,在现代经济中,消费者的意愿并非由经济之外的诸如生物、文化或者其他因素给定,而是至少部分地受经济内的生产者影响。很多情况之下,商品和服务带给消费者的效用并非来自于消费者的客观需要,而是生产者创造了这些需要。这一点被无孔不入的广告以及其他现代营销手段所证实。生产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运用这些营销手段来锁定消费者的品味、意愿和偏好。生产者通常“制造出”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兴趣,而这些可能并非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对此,加尔布雷斯有一段经典的描述:

  要不是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受到魔鬼的驱使,满怀激情地购置丝绸衬衣、厨房用具、夜壶、橘子水,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为找到好商品所付出的努力鼓掌加油。蹊跷的是,火焰得扑灭了。如果这种热情应该源于自身,如果释缓热情的努力使得魔鬼更加卖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除非受传统认识的限制,你就该考虑消费更多的商品还是更少的商品呢?{20}

  (四)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

  在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中,有关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内容散见于他的诸多文献。他在思考经济管理和货币稳定问题过程中,最终成就了《货币:来自何处,去向何方》(Money:Whence it Came, Where it Went,1975)一书。书中详细考察了货币、银行和货币政策的历史。

  通货膨胀源于何处?从历史上看,可能来自于战争,也可能来自于自然灾害。二战以后的和平时期,通货膨胀又源于何处呢?加尔布雷斯认为,如果需求超过了工厂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产能极限,增加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这一观点和凯恩斯论述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相类似。不过,在二元系统的现代经济中,必须对两种系统下的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措施区别对待。

  在市场系统中,价格上涨是需求增加的自动反映,需求增加既可能是信贷数量的扩张,也可能是政府支出的增多。两方面的原因都容易控制,因而需求可以降低,价格也可以恢复如初。但是,如果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争取到更高工资,必然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产品价格的提高。在计划系统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大型企业具有控制价格的能力,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够把工资上涨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短期看,这种做法虽然可能损害到企业的规模扩展,也总比工人罢工破坏生产的情况强。特别是对技术结构阶层而言,这种方式不用承担涨价带来的任何成本。从历史上看,大型企业倾向于接受工会组织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大型企业的工资水平表现出一种螺旋型上升的趋势,产品价格呈现出一种慢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正是对通货膨胀产生根源的独特描述,加尔布雷斯在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上也区别于主流经济学中逆向而为的需求管理政策。这一点在他出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开出的药方简单而直接:控制工资和价格。

四、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关怀

  加尔布雷斯一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通常“冷血”的政治家不同,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政治家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在他的影响之下,美国掀起了一场向贫困宣战的运动,大大改善了美国的贫困状况;二是对战争的坚决反对,虽然他从事为政府服务的工作,却反对美国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同时对美国日益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敲响警钟。

  (一)向贫穷宣战

  1958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丰裕社会》。该书并非为美国日益富足的经济社会歌功颂德,而是深刻剖析了美国丰裕社会背后的贫困问题。在他看来,“看不见的手”有促使私人经济繁荣和公营经济凋敝的趋势。{21}美国市场上虽然充斥着消费性商品,但社会服务却相当贫乏。商品繁荣剥夺了诸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街道、良好的学校、高雅的艺术等社会福利。如果人们在个人奢侈消费上开支少一些,在外部公共环境上开支多一些,那么美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更长远,更有意义。书中提出一个二元命题:“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private opulence and public squalor),下面这段描述可谓入木三分:

  开着桃木内饰、配备空调、动力转向和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的家庭,穿过了一座座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建筑破败、广告林立和到处立着横七竖八的电线杆的城市,到达了几乎被商业艺术遮蔽不见的乡村……。他们从便携式冰箱里取出包装精美的食物,在污浊的河流边野餐。他们在一个停车场过夜,这里危及着公共卫生和道德。他们躺在尼龙帐篷下面的气垫床上,被腐败的垃圾散发出的阵阵恶臭包裹着,就在入睡前,或许他们会反思幸福为何如此不均等。难道这就是美国的精英吗?{22}

  

  在《丰裕社会》之后,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1962)也出版发行,贫困问题成为美国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并最终导致约翰逊政府提出了“向贫穷宣战”口号和“伟大社会”计划。加尔布雷斯在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伟大社会”演讲中向全美国呼吁:伟大社会应该人人富足和自由,消灭贫穷和种族歧视;孩子们能够学习知识,丰富他们的大脑,发挥他们的才智;人们能够享受闲适,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而非商品的数量;社会为市民提供的不仅是丰富的物质,更要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社会和谐的渴望。{23}尽管有关“伟大社会”计划的各种批评和争议依然存在,但是,它在解决美国贫穷问题上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个重要事实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从1959年的55%下降到了1970年的33%,对应年份美国整体的贫穷率从22%下降到了12%。{24}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总统的一句名言成为了改变整个社会的风向标: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根源。加尔布雷斯所倡导的“新社会主义”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成为了历史。

  加尔布雷斯对贫穷的关注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投向了问题更为严重的第三世界。加尔布雷斯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富裕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贫穷国家却陷入亘古的贫穷之中,包括大部分非洲国家和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等部分国家。这些地区的长期贫穷已经形成了“顺应贫穷”(the accommodation of poverty)的贫穷文化,不思进取、缺乏热情,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穷链。长期来看,解决这些地方的贫穷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城市化,把他们从农业领域拽到生产潜力更大的工业领域,但是不能牺牲其他更具基础性的方面,包括政治稳定、教育以及文化投资。我们必须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当今世界上,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是贫穷的,也没有愚昧无知的人民是不贫穷的。

  

  贫困扼杀人们的创造力,摧毁人们的能量,阻止人们追求美好的事物。顺应贫困,就是让贫困永生不灭。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有多重要,但是以我所见,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25}

  

  (二)向战争说不

  加尔布雷斯的反战思想非常坚决。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期间,尽管远离华盛顿,他还是经常写信、致电,设法将自己的意见、观点为肯尼迪所知晓。他关注柏林危机、印度支那战争、猪湾(the Bay of Pigs)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反对越南战争。1961年10月,加尔布雷斯致信肯尼迪:“尽管我多次为柏林之事烦恼,但我总想,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越南之事更让我忧心。越南战争更复杂,更难控制,更多变,更容易引起误解。更糟糕的是,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对我们驻守越南的战友的政治判断力,我没有丝毫信心。顺便说一下,哈里曼(Averell Harrima)同意我的观点。”{26}

  不幸的是,哈里曼,这位前纽约市长和外交政策顾问,后被肯尼迪提拔为国务卿助理,旋即开始反对加尔布雷斯。1962年春,加尔布雷斯给肯尼迪发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反对美国卷入越南,反对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军事顾问泰勒(General Maxwell Taylor)、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Robert McNamara) 和国务卿拉斯克(Dean Rusk)这些“智库”建议派重兵防卫南越。哈里曼和肯尼迪的其他顾问都对加尔布雷斯的备忘录予以抨击。

  肯尼迪遇刺后,加尔布雷斯协助约翰逊总统的工作。他在新总统身上看到了成就伟大国内政策的希望。但是两年后,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他离开了约翰逊,口诛笔伐,成为一名勇敢而不知疲惫的反战斗士。加尔布雷斯甚至给出了美国跳出战争泥潭的具体建议。{27}

  另外,加尔布雷斯对军事工业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看法解释了人民利益如何屈从于军工企业和五角大楼的利益,从而导致资源错配、权力错位。加尔布雷斯指出,政府开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理性的和无目的的开支,无法证明这些开支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第二类是为了满足政府当前和过去项目所需的日常开支,比如社会保障和国防研究;第三类是政府对未来资本进行投资,包括教育、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公众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军事工业联合体足以控制政府开支。原因有二,第一,普通市民缺少专业的技术知识、经验和机密信息,而且很少涉及军事相关的问题;第二,直到交易最后完成,一般民众甚至意识不到军事方面的运作和支出,甚至不会争论和质疑一个国家应该保持多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在这种情形下,分配政府支出的权力一旦落到军事工业联合体上,就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来确保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28}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发展使得美国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从而保持一种非正式的世界帝国地位。这种机制具有自我维持和强化的功能,因为在武器研究上,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而且武器从其本质而言是为了破坏自身,军事力量越强大,资源消耗越多。公共制度对政府监督的失效使得军事工业联合体获得特权,侵蚀公众利益,危及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特别地,在市场饱和与需求不稳定时,鼓励冲突成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全球不稳定。尽管加尔布雷斯研究的是冷战期间军费开支的危险性,但其关于军事力量对美国政府的影响的论断,今天依然适用。

五、结语

  加尔布雷斯,这位经济、政治和思想界的巨匠,走过了风云变化的两个世纪,走完了自己精彩的人生。逝者已去,生者当勉。就以加尔布雷斯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对他的评述为结尾,来祭奠这位传奇人物吧:

  我相信,加尔布雷斯一生坚守的事业、决心和先见之明是最好的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顽强、实际、慷慨和富于同情心。(里奇·帕克尔){29}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加尔布雷斯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和政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哈佛的象征,我们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大师了。(劳伦斯·萨默斯){30}

  他留下了长长的影子。没有他,哈佛不会像今天这样辉煌。(德瑞克·伯克){31}

  他一生的智慧和贡献继续激励我们前进。(比尔·克林顿){32}

  正如加尔布雷斯改变了世界的意识,加尔布雷斯赢得了我们的爱戴与信任。(格洛里亚·斯坦纳姆){33}

  勇敢地对抗传统智慧。(小阿瑟·施莱辛格){34}

  加尔布雷斯不仅完完全全了解印度,而且就如何减少两国差异给出了合适的建议。(阿马蒂亚·森){35}

  一位良师、教练、批评家和朋友。(詹姆斯·加尔布雷斯){36}

  我们还没有(进入)家父期望的好社会,但是,在他的带领到下,我们离理想更近了。(彼得·加尔布雷斯){37}


【注释】

①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②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页。 ③关于加尔布雷斯的生平,主要以下述文献的描述为蓝本:Stephen Dunn & Steven Pressman,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No.2, April 2005, pp.161-209。 ④加尔布雷斯在哈佛大学的密友和合作伙伴帕克尔 (Richard Parker)回忆到,加尔布雷斯经常谈起他父亲的故事:阔步走在邻居谷场集聚的人群前,爬上高高的肥料堆上,要求这些惊讶的看客保持安静,然后,面容真诚(但是两眼炯炯有神)地向大家道歉。Richard Parker, “Early Influences on Galbraith’s Worldview and Economics”, H. Sasson (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s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147—159。 ⑤不过,根据加尔布雷斯自传中的描述,他的博士论文探讨加利福尼亚县域支出问题,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只是为了混个博士学位。 ⑥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⑦同上。卢斯是《时代》(Time)、《生活》(Life)和《财富》(Fortune)的发行人,公开反对罗斯福和“新政”,但是赞成运用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开支以刺激经济增长。加尔布雷斯为《财富》撰文,通常会撩拨意识形态的牢骚,作为同事的卢斯会给予其保护。 ⑧同上。 ⑨尽管受到威胁,加尔布雷斯仍然坚持按照调查的实际结果进行公布。后来,加尔布雷斯被派到日本调查战略轰炸的结果,五角大楼为他在9000英里之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战略轰炸非常成功。 ⑩《丰裕社会》为加尔布雷斯赢得了无数荣誉,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获得了Tamiment图书奖和Sidney Hillman奖。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 June, 2003, p.15。 {11}顺便说一下,加尔布雷斯92岁的时候,被印度总统授予最高荣誉奖(the Padma Vibhushan)。 {12}对加尔布雷斯经济思想的介绍,我们吸收了下述文献建立的分析框架: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June, 2003, pp.15-19.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页。 {14}见纽约新派大学(The New School)的加尔布雷斯主页http://cepa.newschool.edu/het/profiles/galbraith.htm。此外,诺贝尔(Holcomb Noble)和马丁(Douglas Martin)在《纽约时报》上祭奠加尔布雷斯的文章中也指出,“在许多人看来,加尔布雷斯是美国制度学派最重要的嫡系子孙。”Noble, Holcomb and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15}Madrick, Jeff,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16}加尔布雷斯去世之后,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弗兰克(Robert H. Frank)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诺贝尔奖有时颁发给理由正确但结论错误的学者,但从不会颁发给结论正确而理由错误的学者。Rorbert H. Frank, “ Right for the Wrong Reasons: Why Galbraith Never Got the Prize Top of Fo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2006。2000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他颁发自由勋章(The Medal of Freedom,美国国家最高市民荣誉)时,加尔布雷斯说:“我非常感谢这项荣誉,我会努力抱以适当的谦虚。”哈佛大学时任校长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教授这样评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加尔布雷斯为我们的公共话语世界注入了知识分子的深刻犀利、慷慨博大、优雅、纯粹与最伟大的良知。”“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Recipient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www.medaloffreedom.com/JohnGalbraith.htm。 {17}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2nd e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p.122. {18}加尔布雷斯所称的的计划(Planning)不只是科斯(Ronald Coase)意义上协调(Coordination)的概念。按照科斯的理解,企业不过是在各种形式的合约进行选择的结果;按照加尔布雷斯的理解,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市场不确定性的制度。 {19}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7, p.6. {20}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8, pp.126-127. {21}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页。 {22}加尔布雷斯的儿子曾经笑称,如果每次引用这段经典描述都能收5美分的版税,他们家族都能进《福布斯》400强了。Richard Parker, Henry Aaron, James Galbraith, James Fallows and E.J.Dionne, “The Legacy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Brookings/New America Foundation Briefing, Falk Auditoriu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4, 2005。 {23}Johnson, Lyndon, “Great Society Speech”,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Book I (1963-64), 1964, pp.704-707. {24}2000年时,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为22%,美国整体水平的贫穷率为11%。Germany, Kent Barnett, “War on Poverty”,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An Encyclopedia, Edited by Alice O’Connor and Gwendolyn Mink, Santa Barbara: ABC-Clio (forthcoming)。 {25}Aurora Online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aurora.icaap.org/talks/galbraith.htm. {26}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27}在他出版的《如何跳出越南泥坑:解决当前最棘手问题的可行方案》(How to Get Out of Vietnam: A Workable Solution to the Worst Problem of our Time,1967)中,加尔布雷斯建议,美国应该把军队撤回到城市和沿海,建立一些可以防卫的基地,进而等待机会进行谈判。 {28}Roberts, Nathan, “The Role and Effect of Arms on the 21st Century: Re-evaluating the Idea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o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orking Paper, Undergraduate Economic Research at Austin College, 2006. {29}2005年帕克尔出版了传记《加尔布雷斯:他的人生,他的政治学,他的经济学》(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2005)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帕克尔是执教于哈佛肯迪尼政府(管理)学院(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经济学家。尽管他批评加尔布雷斯的一些作品,或是指正他过去偶尔出现的错误,但他始终是加尔布雷斯的密友和合作伙伴。 {30}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如此评价加尔布雷斯。目前,萨默斯尔已经辞去哈佛校长职务。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News Office,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4/30-galbraith.html。 {31}哈佛大学校长伯克(Derek Bok)在加尔布雷斯悼念会上致辞。致辞时为前任校长,2006年 7月1日继萨默斯任代理校长。Ken Gewertz,“Galbraith remembered as giant:Family, friends share stories of wisdom, wit, and kindness”,Harvard News Office,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5/31-galbraith.html。 {32}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未能参加加尔布雷斯的悼念会,但发来一封信。 {33}女权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和作家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在加尔布雷斯悼念会上致辞,但是在称赞加尔布雷斯的同时,她说“公共部分和私人从来没有过不和谐”。 {34}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未参加加尔布雷斯悼念会,但准备了致辞,由其子Stephen Arthur Schlesinger代读。他称加尔布雷斯为“最亲密的朋友”。 {35}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在1960年代加尔布雷斯出使印度时,两人相识。1987年阿马蒂亚·森来到哈佛任教后,他们继续保持深厚的友谊。 {36}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是加尔布雷斯的儿子,美国经济学家。他在悼念会上说,父亲给了他很多好的建议。 {37}外交家彼得·加尔布雷斯(Peter W. Galbraith)是加尔布雷斯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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