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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良知:加尔布雷斯的政治

牛 可

【内容提要】 作为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给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留下了深刻印记。本文首先试图揭示内在于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中的道德和社会关怀之特性,指出其本身就是一种旨在和政治达成相容和互动关系的经济学。文章着重考察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期加尔布雷斯的政治活动,从中凸现如下主旨:加尔布雷斯之于政治权力,无论是襄助和介入,还是离弃和批判,都始终致力于把良知注入其中,也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加尔布雷斯不仅以学术和思想,而且以政治行动塑造了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典范。

从信念中获得解放是变革事业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其他的一切任务都取决于此。

——加尔布雷斯 

如果听任诸种经济力量自行其是,则其除了为有权有势者造福外,绝不会为了行善而运作。

——加尔布雷斯 

  在学术圈子里,他身背其著述易懂可读之罪,有时也因此而不被信任;在行动派的圈子里,他又犯下思想客观求实、诤言招人厌恶之罪。

——格洛里亚·斯坦内姆(Gloria Steinem) 

  2006年4月29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出生于1908年10月15日)走完了他漫长、丰富多彩而成就非凡的生命旅程。在与他的生命密切相连长达60多年的哈佛大学,①经济学上是其晚辈但并非同道的校长萨默斯致哀说:“加尔布雷斯是完全意义上的巅峰式人物。他的思想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构成了最重要的贡献。他是哈佛的标志,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人物了。”② 

  无论是作为经济学家、多种文体的作者和社会政治思想家,还是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加尔布雷斯都将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占据耀眼的位置。他留下了包括经济学专著、文集、自传和三部小说在内的56本书,③以及无以数计的文章、演讲文稿和媒体访谈。以其晓畅潇洒、机敏凌厉、亦庄亦谐的文风,他创造了被认为是自索尔斯坦·凡勃伦以来无出其右的“加尔布雷斯式文体”,使经济学以空前的程度走近大众。他造就了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技术统治结构”(technostructure)等在英语世界内外广泛流通的语汇,还有数不清的妙语隽言流播天下。从对人和世界的深切关怀出发,他为界定和阐发美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开辟了重要的论域。以“小聪明和大智慧的爆发性混合”(an explosive mixture of wit and wisdom),④他对流行于经济学和更广泛的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成见和神话予以不懈的揭露和颠覆。他是超越了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的光彩夺目的思想巨星,并将其深刻的思想延伸到众多领域。同时,凭其人格魅力和活跃的社会活动建立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的名气和他在诸多领域里取得的成功,都令人惊叹。其同事、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断定他是“哈佛最有名的教授”。⑤他曾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学最高荣誉,1972年),也是唯一以经济学家身份当选的美国艺术和文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主席(1984~1987年),还获得了“百年来哈佛最有趣教授”的称号。⑥不难想见,他有可观的经济收入——罗索夫斯基又称其为哈佛教授中“靠写作发财”的突出例子。⑦因此他又能够成为成功的艺术品收藏家和慷慨的公益捐赠人。

  但是,综观加尔布雷斯的一生,只有政治——更准确地说,是在伦理学意义上加以界定和规范的政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的中心和归宿。他以经济学立身成名,但他显然弃绝“为知识而知识”的现代专业化学术伦理。在学术生涯中他不仅不回避和淡化政治,而且着意使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与政治建立起直接而紧密的关联。在他看来,政治是旨在改善并不完美的世界,建立“好社会”⑧的宏伟事业;而政治需要知识、思想和良知(good sense),政治的运作需要把充足的知识、恰切的思想和关于人性、人生和社会的良知注入权力。他正是在这里发现并终生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他以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介入政治,不忌讳自己有了一个“政客”(politician)的身份。在专业化学术对知识的公共属性和政治意义产生深刻销蚀作用的二十世纪,极少有人能像加尔布雷斯那样,通过种种政治行动发挥思想、言论影响乃至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极少能有人像加尔布雷斯那样深入而广泛地介入、从容而有效地贯通思想的领域和行动的领域、学术的领域和公共政治的领域。

  2004年9月,我刚到哈佛不久。在办公室附近弗朗西斯路边一栋大红房子的门厅前窗上,我看见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和爱德华兹的标牌已早早地挂了出来,很是惹眼。虽说哈佛一向是民主党的营垒,但就我在哈佛教授密集的街区所见,在大选投票日两个多月前,这般举动尚属首例。我很快获知,那是老加尔布雷斯的住所。大选以民主党失败而告终多日之后的一个阴雪天,我又看见那幅竞选标牌,依旧醒目,但有一种别样的冷清。此时我已听说加尔布雷斯在大病卧床中。我在这一幕景象中感受到深沉而悠长的意味。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大特征是系统地排斥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而非主流的加尔布雷斯经济学(Galbraithian Economics)正与此相反,是一种将政治和政府置于中心地位的经济学。或者说,加尔布雷斯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旨在和政治达成相容和互动关系的经济学。它的形成,也正是加尔布雷斯自其知识生活的早期阶段即对公共生活和政治趋势予以介入和回应的结果。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实多有根源于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反之亦然。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滋长于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谱系和激荡的时代思潮之中。1931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农业学院畜牧学专业的加尔布雷斯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了正规经济学教育。起初他主要的读物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灌输的是新古典正统,但同时也接触了经济学异端凡勃伦,后者以人类学、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看待经济动机和行为,对美国资本主义富裕阶层加以深刻分析和辛辣讽刺。⑨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与凡勃伦同属第一代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里查德·艾利(Richard Ely)和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等人。美国老制度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政治经济学血脉相通,都肯定和强调政府行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而且都具有政治行动主义气质。鉴于加尔布雷斯早年家庭的加拿大自由派背景和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态度,他之接受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本在情理之中。十九世纪末美国兴起进步主义运动,抗拒支配资本主义生活的丛林法则,制度经济学正是这场政治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思想成果。而进步主义又可以说是加尔布雷斯所终身服膺的新政自由主义的预演和前身。在美国范围内,作为经济学家和“执着的自由派”(abiding liberal,加尔布雷斯的自称)的加尔布雷斯承续的正是制度经济学与进步主义社会批判、改良思想的双重传统。⑩ 

  在更大的范围内看,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可归入遍及西方世界的“新政—凯恩斯革命”的大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尔布雷斯思想的成型期,正值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如火如荼之时。出身农民家庭、当时专攻农业经济学的加尔布雷斯看到,一向在自由市场支配下的美国农业已然成为一个衰落潦倒的部门,而新政中的国家干预政策和公共管理措施则挽救了美国农业,甚至使之取得了较其他部门更高的增长率。对实际生活的切近观察与制度主义的影响一样,都削弱了他的正统经济学信念。{11}所以当凯恩斯经济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传入美国时,他已然做好了准备。{12}1937~1938年,加尔布雷斯在剑桥大学访学一年,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凯恩斯主义理念。此后他成为凯恩斯革命在美国的前沿人物。

  但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并不是简单的凯恩斯美国翻版。实际上,他和很多早期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美国经济学家(如保罗·萨缪尔森)之间抵牾甚多,甚至分道扬镳。加尔布雷斯的挚友施莱辛格认为他将制度主义和动态平衡分析结合起来——“让凡勃伦和凯恩斯结婚”,更有效地使经济学与政策问题、社会问题结合起来。{13}他主要通过著名的三部曲——《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1967)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1973)构筑起经济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一般认为,加尔布雷斯经济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经济生活中的权力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透辟分析,而这是经济学的“常规智慧”一向予以排斥的东西。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关系(“市场体系”)之外存在着权力关系(“计划体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压制甚至取代了前者。现代大企业组织和垄断的兴起打破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消费者主权”的神话,也打破了市场经济作为单一竞争体自我运行和规制的假象。经济集中是由现代经济的技术本质所决定的必然现象,并不必然是消极的,而且通过反托拉斯修复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梦。但是通过系统地培育“抗衡力量”(指真正从属于市场的经济行为体、工会,以及公平导向的、特别是控制工资和价格水平的政府规章),集中化的破坏性经济和社会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抑制,从而在“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达到平衡。比起凯恩斯经济学,加氏经济学更注重平等和公正问题,赋予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的涵义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生活加以尖锐的批判。在以《丰裕社会》为代表的多本著作中,加尔布雷斯抨击了消费主义的体制和文化,抨击“多多益善”(more-is-better)的“无限增长心态”(growthmanship),以震动人心的方式“质疑了我们(美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14}对他来说,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从来不是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他是罕见的致力于关注“经济学和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的正当目标”的经济学家。{15}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援问题的热潮中,加尔布雷斯也曾加入讨论,他强调有效的政府管理、教育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16}

  尽管在公共思想领域享有盛誉,但在经济学界,加尔布雷斯一直处于非主流的,甚至是边缘的地位。其经济学的风格气质更接近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马歇尔之后更“科学”的经济学。与越来越技术化、狭窄化的正统学院经济学不同,它不企图成为关于经济行为的“普遍科学”,不以理论本身为目的,不以理论的纯粹、精确和逻辑严整为能事,因此也就不轻易采用 “提纯”和“简约化”(reductionism)的工具。这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斯作为一代经济学巨人却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原因,{17}或许也是其未能荣膺哈佛最高教衔——“校席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的理由。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关注变动不居的现实和复杂多样的公共生活问题,秉持动态的或者说“演进的”(evolutionary)分析方法——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方法,富有现代经济学整体上匮乏的人文关怀和伦理涵义。一位研究加尔布雷斯经济学的专家断定其代表了美国经济思想中的实用主义传统。{1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则认为,加尔布雷斯在方法上的特性是具有运用经济学通常所排斥的批判性描述(critical description)方法的高超技艺,善于观察,合理发掘现象的意义,并提出有效挑战通行的思想习惯的问题。{19}海尔布罗纳则指出,加尔布雷斯和凯恩斯一样,都取得了超越经济学的成就,都致力于改变公众对经济学和政府作用的看法,但后者的目的是政治的(当然是狭义上的政治),前者的最终目的却是道德的。加尔布雷斯使大众认识到美国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具有内在的、突出的道德特性。{20}以上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加尔布雷斯经济学的特性和意义的认识,均有鞭辟入里之处。

  就战后经济学的实际格局和走向而言,说加尔布雷斯经济学是一种“反经济学的经济学”,或许亦不为过。他厌恶盛产理论和模型但远离现实和良知的经济学。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教条的实际效应正是助长了一个“没有心肝的社会”。{21}他认为,靠“科学”幻觉自欺欺人的经济学家们的一大弊病是以静态方式处理经济问题,由此他们可以“不费什么思量就可以坚持认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也是凝固而确定的。商业企业、市场、消费者的行为,与(化学家的)氧分子和地质学家的花岗石一样,都是给定的。……他们所获得的全部信息都被嵌入他们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关于商业企业、市场、消费者行为和政府的经济角色的观点当中”。但对经济体系的错误认知却有着“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方便”,因为这样专业经济学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拥戴大企业的经济、政治权力,对其中的社会不公正和政治危险亦可视而不见或者漠然处之了。加尔布雷斯讥讽说,现代大公司的权力渗透到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事实本无庸置疑,“只有那些专门接受了广泛训练来忽视其存在的(经济学家)才可能否认这个事实”。{22}加尔布雷斯看出,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学家中的潮流就是对现实问题的麻木冷漠和令人厌恶的“专业性的自满”,而“当经济学家远离了争议而进入一片赞成声中,它们的建议就不仅仅是毫无价值的了,而是比这更糟,已然成为了确凿无疑的破坏”。{23}而经济学家的“专业性自满”与弥漫在美国社会中的“自满的文化”相互维系相互强化,成为变革与公正的障碍。{24}他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主义本就道不同不相谋;而197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他与日益强势的货币主义头领弥尔顿·弗里德曼更是长期地相互对抗。他断定用货币主义路线对付通货膨胀,受到冲击的不是大公司而是小人物,所以有钱有势的人都赞成货币主义。他于1975年著文批驳弗里德曼经济学,{25}并视这篇文章为自己“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理由是“它揭示了对货币政策的错误依赖和那些热切赞成他们的人之间存在着金钱关系”。{26}

  可以理解,在经济学领域内关于加尔布雷斯的争议和他的名气一样大。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战后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加尔布雷斯的道友并不多。据说萨缪尔森以及美国经济学会某领导层人士都曾说过加尔布雷斯算不上一个经济学家。{27}而另一位经济学家虽将其列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位经济学家之一,却又说他“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太过吹毛求疵,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28}但与那些志趣相投,力求使经济学摆脱过分的“喻于利”禀性的经济学家,如冈纳·缪尔达尔夫妇、琼·罗宾逊、阿马蒂亚·森等人之间,却又交笃谊厚,敬为“伟大的朋友”。{29}这些人都是和他一样的正统经济学的“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

  战后美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广泛参与政府事务和公共生活,多以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肇端。加尔布雷斯亦属此列。1938年他自剑桥回国,立即投身于新政,担任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顾问,研究联邦公共工程开支的经济影响。1940年,他又短期担任美国农场办事处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总部的常任经济学家。同年加尔布雷斯来到华盛顿,先在国防顾问委员会( 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任职,次年担任价格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主任,执掌全国物价控制大权。价格管理办公室在控制战时通货膨胀方面成绩斐然,但自始他便成为右翼势力的眼中钉(有趣的是,当时尚未出头的理查德·尼克松也曾在这个机构担任过低级职务。当然他和加尔布雷斯对这个机构的印象和评价截然相反{30})。1943年,在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价格管理办公室发起的攻击下,他被迫去职,加入了报业巨子亨利·卢斯旗下的《财富》杂志。{31}1944年他又加入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评估二战中美军空中轰炸的实际效果。

  新政、二战和战后初期是美国“福利国家”、“管理型国家”(managerial state)、“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建构时期,规模和职能迅速扩张的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员需求空前,很多社会科学家由此成为学界和政府之间“进进出出的人”(academic/government “in and outers”)。但其中大多数人从事专业化、技术型、操作性的职事,其活动和影响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特性和党派意义,大体限于政府官僚体制。相较之下,加尔布雷斯对政治的热衷和投入自始便出乎其类,尽管其政治活动难免要受到职业方面的抑制。早在1940年罗斯福第三任期竞选期间,加尔布雷斯就曾加入一个竞选演讲稿写作班子。这是他为总统候选人代笔捉刀的最初经历。只是由于他的老板鲁斯不喜欢其属下参与民主党政治活动,他才在1944年大选中暂停了自己的新政自由派活动。1947年初,他与重要的新政自由派人物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 )、赫伯特·汉弗莱(Herbert Humphrey)、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赖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小亚瑟·施莱辛格等一道创建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s)。这是民主党自由派的组织堡垒,加尔布雷斯以此 “加入了当代自由主义信念的领导者的行列”而自豪。1948年加尔布雷斯重返哈佛,有同事告诫他不可因对政治的过渡投入而忽略了教学工作和学术声望。所以此后数年里除了投票,他避开了一切政治活动。{32}

  然而,加尔布雷斯不可能长久置身于政治之外。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加尔布雷斯加入其团队,成为竞选文稿的主要撰写人,同时他的角色也开始有了政治导师的意味。他和施莱辛格、乔治·鲍尔(George Ball)等一起成功地敦促本对凯恩斯主义持怀疑态度的史蒂文森秉持新政路线展开竞选。史蒂文森大选失败后,他的谋士们在1953年组织了所谓“芬莱特小组”(Finletter Group)。在纽约改革派民主党人托马斯·芬莱特(Thomas Finletter)和资深政治家埃弗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主持和帮助下,加尔布雷斯和施莱辛格、希摩·哈里斯(Seymour Harris)就一系列社会、经济和外交问题举行“辅导性研讨班”(tutorial seminar),目的是对这位“经济思想还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民主党领袖进行“教育”。史蒂文森对教授们的教导有点漫不经心,但其正统经济学信念最终还是受到冲击。这被加尔布雷斯看成是一次成功的“成人教育试验”。{33}1956年史蒂文斯再次参加总统大选,加尔布雷斯被紧急召入其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竞选总部,仍是撰写演讲文稿。加尔布雷斯后来自嘲说,这次他写的演讲稿使史蒂文森取得了“民主党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我一生都在写演讲稿,无论是好是坏。至于这些演讲稿是不是有效,那是别人的事” 。{34}不过他的努力也没有白费。芬莱特小组的活动直接导致了民主党咨询委员会(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的建立。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随着约翰·肯尼迪在民主党内的崛起,这个机构成为酝酿“新边疆”政治纲领的主要思想库。加尔布雷斯担任其国内政策委员会的主席,成为民主党内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在民主党咨询委员会的活动也使加尔布雷斯最终进入肯尼迪集团。战后约翰·肯尼迪参加国会竞选后,加尔布雷斯和他接触多起来,甚至定期见面。他的政治期望逐渐由史蒂文森转向这个年轻的国会议员。起初,肯尼迪向加尔布雷斯征询农业方面的意见,随后扩展到很多领域。1957年以后,双方的会面越来越频繁,加尔布雷斯实际上从史蒂文森旗下转入肯尼迪集团。肯尼迪每次回到家乡波士顿,都会和加尔布雷斯夫妇以及施莱辛格夫妇在洛克奥博(Locke-Ober’s)餐厅聚会。1959年3月肯尼迪致信加尔布雷斯说:“每次我都以极大的兴趣读你的言论。……如果有任何事情你觉得要和我谈,我希望你随时打电话,或者下次过来时找我。”{35}这当非纯属客套。同样身为肯尼迪团队重要人物、对肯尼迪和加尔布雷斯的交往十分了解的施莱辛格说:“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上,肯尼迪都重视他的意见。和任何严肃的政治家一样,肯尼迪要给自己所得到的建议打折扣,但他无论如何都需要加尔布雷斯的建议。”{36}到1960年大选前,加尔布雷斯已进入肯尼迪团队的内圈。当时即有媒体时评指出,在由学界精英组成的肯尼迪“亲信智囊团”(Inner Brain Trust)中,加尔布雷斯是重要而醒目的一员。{37}在共和党阵营方面也有所反应:他是直接的、重点的政治攻击对象。共和党保守派重量级议员戈德华特专门著文称加尔布雷斯和施莱辛格以其激进观点“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年轻的约翰·肯尼迪的思想”;{38}而与肯尼迪在大选中对阵的尼克松则更是高叫民主党“已经成了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斯和鲍尔斯的党”。{39}

  实际上加尔布雷斯的作用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提供政策建议的幕僚策士。的确如尼克松、戈德华特之辈所见,他实际上是塑造和象征肯尼迪政治纲领的自由派特性,接续罗斯福新政和杜鲁门“公平施政”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脉络的关键人物。本来在民主党内,介入最高政治角逐前的肯尼迪自由派色彩并不突出,且与传统的新政派之间颇有隔阂。而学术界的自由派大都是史蒂文森的热情追随者。与人们通常想当然的看法不同,在1960年大选之前哈佛和“剑桥共同体”(Cambridge Community,指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知识精英)并不把肯尼迪视为自己人,后来活跃在政府中的大多数教授是在大选之后才和肯尼迪建立联系的。{40}对于在民主党自由派中根基并不深厚的肯尼迪而言,上述支持无疑是非常宝贵的。加尔布雷斯不仅以自己的政策建议和政治劝导影响肯尼迪,而且利用自己在民主党自由派和学术界的影响力为肯尼迪争取支持。为此他不惜像真正的政客一样在人际关系上费脑筋下功夫。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加尔布雷斯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把其他自由派拉到肯尼迪阵营更重要了”,而使肯尼迪获得民主党自由派的领袖人物、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的支持是此中的关键环节。{41}他煞费苦心地在埃莉诺主持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安排双方会面,当时气氛很好。但在电视节目后共同与新闻界会面时,仍对史蒂文森寄予希望的罗斯福夫人直言不会支持肯尼迪。这让后者大为扫兴,对加尔布雷斯说:“肯,我本来觉得大学教授中还是有人懂些政治的,但你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但几个月后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埃莉诺还是转变了态度,给肯尼迪以热情和强有力的支持。加尔布雷斯认为是自己安排的那次会面促成了罗斯福派和肯尼迪最终的政治结盟,后来得意地称这是“典型的加尔布雷斯式创举”(typical Galbraithian creation),是“我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成就”。{42}显然,他把为肯尼迪争取知识分子支持视为己任,曾致信肯尼迪,分析知识分子在选举中态度转变的可能性,意在晓之以求取因势利导之效。{43}针对自由派因分别支持肯尼迪、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史蒂文森而发生分裂的情形,1960年6月17日,加尔布雷斯偕同施莱辛格、康马杰(Henry S. Commager)、伯恩斯(James M. Burns)等16位有声望的前史蒂文森支持者向全国民主党人发出公开信,呼吁他们支持肯尼迪竞选总统。信中称:“我们坚信肯尼迪参议员对我们所坚守不易的进步原则的忠诚。他已经展现了伟大世界领袖的那种矢志不渝和坚强有力。”{44}

  1960年大选是加尔布雷斯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快意酣畅地把自己的文字、理念和对社会政治的良知注入了肯尼迪通往白宫之路。肯尼迪的头号顾问索伦森在1959年底要求加尔布雷斯提供一些摘录文字,以供撰写肯尼迪的演讲稿所用。{45}1960年1月肯尼迪正式宣布参加大选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和加尔布雷斯、施莱辛格一起在洛克奥博餐厅聚会,商讨竞选战略。{46}之后加尔布雷斯前往瑞士。6月他回国后,很快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个全面周详、充满自由派变革精神的竞选战略纲领。这份备忘录中提出了统御竞选的三个基本主题:第一,美国需要新的开端,“我们已经讨厌听到所谓美国已经大功告成的说法”;第二,“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不幸和灾难”;第三,“民主党是和平进步的可靠工具”,而“不是特殊既得利益的党”;并开列了七个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政治问题。肯尼迪竞选活动的核心人士对这份备忘录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为竞选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特别重要的是,每一个讲话、声明和新闻发布等事务的人都要接受、清晰地表达和遵从这些主题,应该精心地做出必要的调整。”{47}事后可知,这些内容也规定了“新边疆”的政治基调。此外,加尔布雷斯还向竞选总部和肯尼迪本人提交了大量更具体的竞选策略、政策议题备忘录和书信,其中包括供总统候选人用的“经济问题精粹手册”——各种场合可能面对的问题及其应答。{48}1960年8月肯尼迪在致加尔布雷斯的信中说:“对你和民主党咨询委员会其他成员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我深表感谢。”“我知道,你和我一样,认为如果要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国家就必须有新的思想。你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9}

  加尔布雷斯又施展自己卓尔不群的文才去拔擢肯尼迪的政治魅力。在竞选的高潮阶段,加尔布雷斯像老辩论教练对待深孚众望的学生那样指导肯尼迪。在肯尼迪和尼克松备战第三次电视辩论时,肯尼迪急召加尔布雷斯,与之长时间讨论辩论的技巧。{50}整个竞选期间,他和肯尼迪通过电话和书信保持着极为密切而频繁的联系。1960年7月,当他听到肯尼迪正式提出“新边疆”的演说后,当即致信,毫不留情地就文辞和总体风格提出批评,甚至不避其一贯的讥诮,比如“你简直是在模仿一只断了翅膀的鸟”。{51}

  加尔布雷斯对肯尼迪非同寻常的热情和投入,源自他一贯坚守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对肯尼迪实现其理想的期望;他相信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抉择,关乎在共和党人执政八年后美国能否重新恢复自身社会变革的动力,关乎能否带来社会公正和世界和平。他在一次为肯尼迪助阵的演讲中提出,当前大选的实质问题是“我们对变化的态度”:“应该欢迎变化还是憎恨变化?难道应该维护现在的老样子吗?还是把现在作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步?我们难道要怀旧地、甚至是满怀恐惧地固守现在的一切吗?或者我们要接受变化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的风险?变化提供各种机会:消除贫困、援助他国的穷人、减缓老人的病痛、扩大自由、终止恐怖、赢得和平的希望”。他指出,共和党政府在根本上是“养尊处优而自满自得者的政府”。{52}他在1960年10月的一篇报纸文章中也申述了这一主题:选择不在于好人和坏人,也不在于传统的共和党和新政派民主党,甚至不在于保守派和自由派,“我们的重大选择在于两种关于我们所处历史位置的观点,两种对我们地位的估计。一种观点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大可令人满意的境地,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也是大可令人满意的;另外一种观点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们都不能如此自满。在国内还有很多未竟其功之业,在海还有很多可堪忧虑之事”。{53}

  2006年5月31日哈佛大学为肯尼迪举行的悼念会上,肯尼迪的弟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说:加尔布雷斯和施莱辛格对肯尼迪的支持“给杰克以使他成为一个严正的候选人所需的正大庄严(gravitas)。没有肯,或许就没有‘新边疆’”。{54}

  肯尼迪大选获胜给加尔布雷斯以极大的欣慰。他和施莱辛格联名致电称:“鉴于你修养深厚的历史感,相信你会注意到,你是自杜鲁门以来第一个得到我们自始至终支持的总统候选人。”还提议:“我们是否该同鲁瑟(Walter Philip Reuther)和鲍尔斯一道有序地将民主党移交到您的领导之下?”{55}理所当然,加尔布雷斯加入了新总统就职演说的撰写班子,在第一稿和第二稿上都留下了他大删大改的红色笔迹。{56}他独运匠心地嵌入“让我们开始……”(Let us begin…)的点睛之笔,又添上“我们决不出于恐惧而谈判,但也不要恐惧谈判”, “(外援)不是为了击败共产主义,不是为了赢得选票,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等传世妙句。他认为自己在这篇就职演说中的作用仅居索伦森和肯尼迪本人之后, 并洋洋自得地称:“愚意以为最好的部分还是我写的那些。”{57} 

  在以“帝王式总统权”(imperial presidency)为重要特征的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政治史上,当有加尔布雷斯与肯尼迪个人关系的一页。现代总统权力需要来自学术界的专业知识、思想、“深度思维”(deep thinking)乃至于政治口号,民主党搭建起一个顺畅沟通学术世界和权力世界的政治框架,肯尼迪集团更是空前有效网罗学术精英。有变革精神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亦多归心于民主党。加尔布雷斯政治生活的高潮时期即以此为背景。在加尔布雷斯和肯尼迪的关系中,人们不禁能领略到更丰富的人性与智力上的内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翰·肯尼迪及其兄长约瑟夫在哈佛读本科时,加尔布雷斯就曾是他们所住宿舍楼的辅导教师,但当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58}1946年肯尼迪进入国会时,加尔布雷斯对他的最初印象也不过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国会议员……不能肯定地记得他是一个特别出众的政客”。但肯尼迪一直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智力逐渐成熟起来。这令加尔布雷斯刮目相看:“当时和后来,了解约翰·肯尼迪的人都会感受到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知识积累上进步很快。他关心这些问题,并在这些领域不断进步。在某天晚上你见他时他是这个样子,而隔上两三个星期再见他时,一定会发现他有了更多更新的东西。”加尔布雷斯“的确越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无论作为普通人还是政客,都对他愈发倾心”。{59}加尔布雷斯认为肯尼迪具有知识分子的特质,甚至认为他在美国总统当中智力水平是最高的。{60}

  本来在政治主张上,加尔布雷斯一向更接近史蒂文森、鲍尔斯等富于理想主义的自由派,但他觉得他们的书生气太重了。他认为史蒂文森易受成见和正统观点的束缚,而且有点知识分子的花哨虚浮;{61}鲍尔斯则“对观念有点太过热情,而且经常无法自控”。{62}而肯尼迪在无餍的阅读中开发出的是一种“历史型的”或者“历史启发型的”智力风格:“他的头脑不是预言式的、感情用事的、神秘的、本体论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化的……而是客观的、实际的、讥讽的、怀疑的、不拘旧习的和求知无餍的”。{63}这与加尔布雷斯的智力旨趣和风格之间有内在的相通和吻合之处,也有助于理解通常“以不掺杂个人感情的(impersonal)方式和教授们打交道”{64}的肯尼迪何以对加尔布雷斯特别地喜爱和重视。加尔布雷斯对肯尼迪“一针见血直指问题实质的令人惊心的率直”{65}也钦慕至极。肯尼迪自称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加尔布雷斯则不妨称为具有强烈现实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注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他们都厌恶面对实质问题时的虚与委蛇;他们都对世界的复杂性有深切体认;他们都深刻地理解观念对政治的巨大作用,同时又对现代各色神话和意识形态教条深怀戒惧之心;又抑或说,他们都是广泛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者。{66}肯尼迪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断言:“真理的强大敌人往往不是谎言——精心编造的、虚伪造作的和居心不良的谎言,而是神话——流播久远的、貌似合理的和无视现实的神话。”{67}此必深合加尔布雷斯之心。

  但加尔布雷斯的政治与肯尼迪的政治之间毕竟是有差别的。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以分析权力为中心,但他的政治生活显然不以权力为鹄。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理念和道义的政治,而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目标和规则的政治。他和权力的结合必然是暂时的。即使是在竞选期间,加尔布雷斯在肯尼迪集团中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过是“内圈的外缘”,在最核心的由亲朋故旧组成的“爱尔兰黑帮”(Irish Mafia)之外。{68}他不会像肯尼迪内廷助手索伦森那样,“在观点和目标上(与肯尼迪)达到极度的和谐一致,在任何问题上都做出和肯尼迪相同的反应”,更不会像索伦森那样去“训练自己按他老板的方式去行事思考”。{69}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加尔布雷斯可算得上是肯尼迪的“帝王师”,但在根本上说肯尼迪却不是他的“主公”。他深深介入了权力,和白宫之间发生了密切的关联,但他始终保持着与总统权力的距离和独立性。他思考行事的方式和风格并没有因为他所属的政治集团由在野向当朝的转换而发生变化。他在肯尼迪政府中的功能是给总统权力注入理念和良知,但并不帮助肯尼迪运作权力。加尔布雷斯一向清楚地了解,肯尼迪永远不会成为像他这样的“罗斯福派”(Rooseveltian Man),{70}在国内政治特别是民权方面要比自己保守得多。1960年6月加尔布雷斯在和肯尼迪的会面中敦促肯尼迪做出承诺:如果能够当选,就一定阻断维护种族主义的中坚分子、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继续担任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职务,而肯尼迪径直拒绝了。{71}在选后筹组新政府的短暂时间里,加尔布雷斯还向肯尼迪开列了一个囊括政府各部门和白宫班底职位的人选名单,着重推举自由派和学界人士。{72}但从最后的实际任命来看,肯尼迪的选择与加尔布雷斯显然相去甚远。肯尼迪需要他的思想和建言,但不想因为加尔布雷斯而使他的政府蒙上过于浓重的激进色彩,招致更多的政治反对。加尔布雷斯对这一点也洞若观火。在选后考虑人事任命时,肯尼迪曾向施莱辛格询问加尔布雷斯是否愿意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者提及加尔布雷斯对印度有兴趣。施莱辛格后来说,听了这话肯尼迪丝毫没有失望的意思。加尔布雷斯确曾多次表示过对印度有浓厚兴趣,肯尼迪就顺水推舟地任命他为驻印度大使。对此加尔布雷斯后来说:“我从来就认为,肯尼迪乐意于让我呆在他的政府里,但是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比如说像印度那么远的距离。这样就能使他和我当时已加以充分阐述的经济学观点不至于凑得太近。”{73}

  与他对经济学中的专业规范和专业文化的抵牾和冲突一致的是,加尔布雷斯与政府机构中的官僚、官僚机构和官僚机构的文化也格格不入。在这一点上,他和肯尼迪政府里来自学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中的绝大多数人大不相同。他从来没有停止批判和讽刺“体制世界”(establishment world)和官僚机构里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当然不免也受到这些人的挖苦。当肯尼迪向曾长期在政府任职的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问及政府财经界如何看待加尔布雷斯的经济观点时,后者回答说财经界认为加尔布雷斯是个不错的小说家。{74}而当时担任总统经济顾问、与加尔布雷斯私交似乎还不错的保罗·萨缪尔森说:“听任我们伟大的国家由沃尔特·罗斯托和肯·加尔布雷斯之类的全能型天才(universal geniuses)来摆弄,兹事体大……我想我的责任就是抵消肯·加尔布雷斯的影响。”{75}联想到萨义德对“universal”(普遍的)这个词的用法,萨缪尔森这个说法煞是有趣。萨义德完全从正面的意义上讲“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有社会和人文的关怀,有道义和价值担当,有批判和反思的执著,“不能被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在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而且“致力于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陈规陋见(stereotypes)和简单化概念(reductive categories)”。{76}就此而言,加尔布雷斯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知识分子”,虽然萨义德的知识分子典范给人以强调体制外或者反体制的感觉。在肯尼迪时代,加尔布雷斯深深地介入政治生活,与总统权力和官僚权力发生多方面的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他所具有的 “普遍知识分子”的上述特性,甚至也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率直、讥诮和“加尔布雷斯式的自负”(Galbraithian arrogance)。

  在印度三年期间,加尔布雷斯是美国驻外大使中非常特别的一位。对于他的上司腊斯克以及国务院官僚,他说他们是自己“在肯尼迪政府里最看不上的人(我得说看不上是相互的)”。{77}他讨厌由国务院和腊斯克来转达他想对总统说的话,觉得那好似“隔着毛毯做爱”,实在不痛快。{78}他仍旧直接写信给肯尼迪,并不限于印度的外交事务,只是信中对肯尼迪的称呼由“亲爱的杰克”改成了“亲爱的总统先生”,而且如今他要费更大的力气才能让他的想法起作用。他懂得“在政治上你不一定要很有才智,但你必须用恰当的夸饰和力量来争取你所想要得到的”,{79}所以,“既然有我过去和总统的关系,我就总是想方设法给国务院留下一种印象,即我和椭圆形办公室保持着密切而不间断的关系。我强化这种印象的办法是频繁地写信给肯尼迪,而且把信写得足够有趣或者足够粗俗,以确保他有兴趣去读”。{80}出任大使期间,加尔布雷斯也不时回国。他的好友凯瑟琳·格雷厄姆说这是为了看看他的思想是不是得到了施行。他带着反对减税和减少公共支出的建议回到华盛顿,总是给政府里的经济学家带来麻烦,所以他们要求国务院将加尔布雷斯回国的消息提前通报,以便早做准备。这成了后来在华盛顿政府圈子里广为人知的“加尔布雷斯预警系统”(Galbraithian early warning system)。{81}

  从驻任印度开始,加尔布雷斯将更多的精力——以及伴随而来的批判和讽刺——转向了外交政策,由此他的另一个政治特性,即反对冷战政治和冷战意识形态开始彰显出来。他的这个特性早就有所兆端。他自始就没有丧失自己对国际道义的崇奉和判断力,没有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与和平诉求淹没于冷战中弥漫于美国政府内外的反共主义、尚武精神(militarism)之中,也没有感染以对外来威胁的过度恐惧和肆意夸张为主要症候的冷战妄想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期间,当有人要将强硬的冷战主张注入这个组织的政策宣言时,他就总是坚决且成功地予以抵制。1956年以后在民主党咨询委员会里,他经常和前国务卿艾奇逊以及美国冷战纲领性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作者保罗·尼采之流的“冷战斗士”大唱反调,主张尽可能与苏联缓和。肯尼迪在竞选时拿所谓“导弹差距”问题来攻击共和党、争取选票,加尔布雷斯也不以为然。{82}上文提到的他给肯尼迪筹划的竞选纲领中,所开列的重要政策领域的第一项就是削减东西方对抗的紧张,而这也是各项建议中唯一未被认可的内容。{83}他对肯尼迪的政治成就最为赞赏的是在外交领域,理由在于他终止了“大规模报复”的国家战略,不再“用我们堆积起来的武器的力量,或者用我们在别人胡作非为时可以施之以毁灭的程度来衡量外交政策的成功”,不再把“我们的外交政策看成是推广美国式自由企业的十字军东征”,由此引发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场革命。{84}这种评价与其说是在评说肯尼迪的功绩,不如说是阐发他自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当目标和方式的看法。

  肯尼迪就任不久就在猪湾事件中遭遇了惨重的对外政策失败。加尔布雷斯对事件的基本态度是:“恐怕即使我们(在猪湾)赢了,我们也会(在外交后果上)输掉”。{85}他曾在事前对肯尼迪提出过警告(虽然不是强烈反对)。他对肯尼迪在事件中的决策深感失望,但也非常同情肯尼迪,认为猪湾是一个“面对老官僚机构而且与之抗争”的年轻总统所犯的错误;同时他对肯尼迪从中吸取的教训——最重要的是不能信任官僚机构中的冷战斗士——深感满意。{86}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看到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政府里的“军人们以及那些比军人更尚武的文官们”采取强硬手段的危险建议,对此倍感欣慰。{87}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他作为当时的大使,自始至终反对把此事件判定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阴谋,有力地抵制了美印两方借机使印度成为“反共十字军中的新盟友”的企图,并敦促尼赫鲁接受停火。{88}

  在冷战年代美国高度的“自由主义共识”中,在冷战意识形态主宰学院知识分子的潮流大势中,{89}加尔布雷斯拒绝成为“冷战斗士”,并与之展开持久的对抗,这是加尔布雷斯的政治的独特属性,是加尔布雷斯照耀史册的光荣。在冷战政治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演进中,美国经历了作为其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越南战争。而这场长达14年的战争(1961~1975年),构成加尔布雷斯的痛苦、悲哀、愤怒和激昂的斗争的根由,也导致了他和最高国家权力关系的彻底改变。

  对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以及促动这种干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加尔布雷斯自始就不以为然,而且多次向肯尼迪进言。1961年5月他自新德里致信肯尼迪,专就印度支那的事态警告他 “我们千万不可把这些纷扰土地上的所得和所失想象得过于重要”。7月他又致信肯尼迪,直言南越的实际状况要比肯尼迪所了解的糟糕得多,“……吴庭艳背离其人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这是我们的老毛病”,而且即使换马也难以使局面有所改观。9月在致肯尼迪的一封信中,他更是讥讽地否定了病态冷战心理,即出于害怕丢失本不属于美国的地盘而不恰当地投入美国的军事力量。{90}当年11月加尔布雷斯陪同访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回到华盛顿,得知新近出笼的“泰勒—罗斯托报告”将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有重要影响,便急切地跑到他的老朋友罗斯托的办公室去索要他本无权调阅的报告文本,并在罗斯托不情愿的情况下以几近“窃取”的方式得到报告。这个后来很著名的政策建议实际上是将美国军队正式投入越南的开端。加尔布雷斯读后立即求见肯尼迪并提出抗议。他在返回印度途中应肯尼迪之命在西贡停留。在与美国军方、中央情报局和国际开发署已及西贡当局人士会面后向总统提交了一个报告,敦促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对此肯尼迪未予采纳,但加尔布雷斯后来认为他的报告对肯尼迪不向越南派出战斗部队的决定产生了影响。{91}加尔布雷斯还认为,如果肯尼迪的生命不过早地结束,美国很可能不会那么深地陷入越南战争。{92}

  实际上,政府内部只有乔治·鲍尔和鲍尔斯等极少数人与加尔布雷斯一样持明确反对越南战争的观点,当然无力扭转越战升级的趋势。随着肯尼迪遇刺身亡和约翰逊继任,加尔布雷斯的角色也由建言者更多地变为他自己所说的“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careful dissent)。加尔布雷斯和林登·约翰逊本来就有长期的良好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当年对促成肯尼迪选择约翰逊作为竞选伙伴,加尔布雷斯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当了“站在约翰逊一方最显眼的自由派”。后来加尔布雷斯对约翰逊的政治才能和成就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民权问题上比肯尼迪更进取,做得也比肯尼迪更好。他甚至也很喜欢约翰逊的性格,包括其特有的粗俗的幽默感。{93}加尔布雷斯1963年自驻印度大使离任后,约翰逊也不忘向加尔布雷斯示好,曾向他提供过多个政府职位。在越南问题上,加尔布雷斯最初还能有机会向这位新任总统表达意见,但很快他们之间的谈话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我听到的是他情绪激动的、甚至是愤怒的辩护”。{94}加尔布雷斯开始公开反对越战。1965年4月,他向《纽约时报》致公开信,呼吁停止在越南的轰炸行动,{95}但还尚未放弃劝说约翰逊的努力。1966年1月他向约翰逊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个温和派对越南的观点”的秘密备忘录,言之谆谆地指出美国在越南没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必须将我们在该地区所冒风险保持在最低程度”;而且提出先将美军撤至沿海和城市,进而争取谈判的一整套方案即“飞地政策”(enclave policy)。这是他最后一次上书约翰逊。此时加尔布雷斯已经断定:“对战争的政治反对正变得越来越有实际的可能性,甚至也成为一种必需。”{96}由此他实际上已经由“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了约翰逊政府的激烈批评者,按施莱辛格的说法,他甚至成为“反战运动的全国性领袖”。{97}由此他和约翰逊集团在政治上彻底决裂,而他和总统权力的密切关系也就此告终。

  他在各种场合发表反战言论,而且指名道姓地抨击和讽刺他以前的上司。1966年6月,加尔布雷斯在罗得岛一次演讲中敦促美国停止在越南的轰炸和全面削减军事行动,还批评国务卿腊斯克宣称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广泛的理解、尊敬和支持”是“对事实的可怕误解”。{98}1967年4月,他更是公开指斥总统的越南政策“意味着民主党的死亡和埋葬”。{99}同时加尔布雷斯开始有意识地介入甚至参与组织反战的政治行动。几年前从卸任大使时,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曾要求他担任主席,他谢绝了。时至1967年春,加尔布雷斯感到这个组织可以充当反战行动很好的平台,就痛快地接受了该组织再次发出的出任主席的邀请,第二年就有效地将该组织的“集会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反对战争的一个论坛”。同时,他还在一个被称为“现在就谈判”(Negotiations Now)的组织里发挥积极作用。更有甚者,为了给约翰逊制造政治压力,他开始在民主党内上下运作,试图推出一位反战的总统候选人。他先后请乔治·麦戈文和罗伯特·肯尼迪出山,在希望落空后抬出了尤金·麦卡锡。{100}

  加尔布雷斯在1967~1975年间留下的关于越南的大量文字言论见证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美利坚民族的良知和智慧仍在发挥作用。这些文字有效地揭示、质疑和颠覆了主导美国的越南政策和总体外交政策的许多教义和信条,破除了冷战年代美国政府和社会中“流播久远的、貌似合理的和无视现实的神话”。有理由相信它们应该进入美国和人类对冷战进行历史反思和总结的思想库存。在1967年12月他著文指出对越南战争“我们不可能赢,也不应该希望赢”,并对驱动越南战争的“共产主义世界阴谋论”(conspiratorial vision of world communism),对共产主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必不相容的假说,对“多米诺骨牌理论”均予以彻底否定。{101}1968年10月他撰文抨击他以前的同事(其中有些还曾是好友)腊斯克、邦迪、罗斯托和麦克纳马拉,刻划了他们共同的强硬固执和“现实主义”。他讽刺说:“这些现实主义者的优势就是,即使他们造成了对外政策灾难,他们的声望也不会受损。他们会花很多力气来解释灾难为什么不是灾难。”{102}1971年4月,他和有“空军上将”绰号的罗斯托{103}就二战时期美国方面的轰炸效果在《纽约时报》上公开争论。他指出罗斯托高估轰炸的实际效果的做法是“为了维护一个神话”,以使其在越南战争中继续主导美国的军事政策。{104}1973年10月,他著文剖析和批判美国外交政策共同体的专业文化,文中他讽刺道:“专业人士的外交政策讨论在各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学科中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种讨论把对事实的裁剪取舍和想当然的习惯结合起来,以此来取代思想。”他还指出,自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因为全面的反共主义而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性,即“神学化、军国主义化、官僚化和秘密化”(theological, military, bureaucratic and secretive)。{105}在越战结束的1975年,加尔布雷斯发表了一个足可传世的演讲。{106}他将越南战争置于西方近千年来的扩张和战争的历史中加以透视,指出美国在越南的作为和所有西方的扩张一样有三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声称有一些宗教、文化、道德、法律或者其他精神上的好处提供给它们要努力加以改造的其他民族;它们都牵涉到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而这经常被加以巧妙的掩盖;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指出,战争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不接受历史经验指导的愚蠢所致。在这里他又留下了一句名言:

  当穿行在老挝的丛林里时,只有那些神经敏感的意识形态人才分辨得出,这到底是自由企业的丛林,还是社会主义的丛林。


【注释】

①加尔布雷斯曾于1934~1939年在哈佛大学担任助教(Instructor),1948年重返哈佛任教,直至去世。 ②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r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April 30, 2006. ③含少数合著书种。此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费晟先生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Hollis书目检索系统查询统计而成,在此谨致感谢。《纽约时报》所发加氏讣告中称其共有33本书。Holcombe B. Noble &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④这个评论虽出自无名作者,似未见流行,但极合笔者感受,故顺此示出。Daniel Blair, “That Man Galbraith”,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21 October, 1960。 ⑤Henry Rosovsky, “The Most Famous Professor at Harvard”, Samuel Bowles, Richard Edwards, and William G. Shepherd(eds.), Unconventional Wisdom: Essays on Economics in Honor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 327-346. 可以说明加氏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个指标是,1952年至2001年《纽约时报》上加尔布雷斯撰写的文章和以加尔布雷斯为内容的文章共约330余篇。此据笔者利用Historical New York Times电子检索系统查询所得。 ⑥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学院幽默杂志《哈佛讽刺》(Harvard Lampoon)于1976年授予加尔布雷斯的称号。见Galbraith, “The Halls of Ivor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76, editor’s note。 ⑦Henry Rosovsky, 1990,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169. ⑧这是加尔布雷斯晚年一本书的题名:《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胡利平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⑨加尔布雷斯写道:“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人像凡勃伦那样以如此冷峻尖锐的眼光看待金钱收益,以及金钱收益对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Who was Thorstein Veblen?”, Andrea D. Williams (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124。 ⑩参见 Richard Parker, “Where Do Galbraith’s Ideas Come From?”, Blandine Laperche & Dimitri Uzunidis(ed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5-33。 {11}Arthur M. 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Helle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31-32. {12}193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加尔布雷斯进入哈佛大学,而当时的哈佛正是美国研究和传播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参见Galbraith, “How Keynes Came to America ”,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selected and edited by Andrea D. Willia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pp.241-243。 {13}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6. {14}这是《纽约时报》对《丰裕社会》的评论文章的题语。Edwin L. Dale, Jr., “Are We Living Too High on the Hog?”, New York Times, Jun 1, 1958. {15}“Economics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Proper Purpo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pp. 90-108, pp.109-117. {16}Galbraith, “A Posi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Aid”, Foreign Affairs, Vol.39, No.3, Aril 1961, pp.444-457; Galbra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7}经济学评论家David Warsh认为诺贝尔奖之于加尔布雷斯不存在“擦肩而过”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Economic Principals: Masters and Mavericks of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23-126。 {18}James Ronald Stanfiel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p.4. {19}Amartya Sen, “Galbraith and the Art of Descriptio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139-145. {20}Robert Heilbroner, “Ken Galbraith as Worldly Philosopher”, Between Friends, pp. 100-101. {21}Galbraith, “The Heartless Societ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1984. {22}Galbraith, “Valid Image of the Modern Economy”, Andrea D. Williams(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p.4-10. {23}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ics of Professional Contentment”,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p.27. {24}对美国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学中的“自满的文化”的批判,是加尔布雷斯的一项持久努力。他这方面最集中的讨论是 Galbraith,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25}Galbraith, “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9, No.2, May 1957, pp.124-133. {26}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pp.348-349. {27}据说正是出于对这种说法的极度愤慨,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Chenery)才在美国经济学会发动了一场推选他当主席的“斗争”。Warsh,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p.123。 {28}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 {29}关于加尔布雷斯和罗宾逊夫人之间令人神往和感动的终生友谊,见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胡希宁、范重庆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44页。 {30} 《尼克松回忆录》(上册),伍任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31}卢斯对加尔布雷斯的写作颇有指点砺练之功。可以理解,作为资深共和党人的卢斯后来对此后悔不迭。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4。 {3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277-278. {33}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From F.D.R 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91-926; 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8-39. {34}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 10, 2002, by Vichi Daitch, p.10,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JFKL, 下同)。 {35}Kennedy to Galbraith, March 16,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36}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9. {37}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38}Barry Goldwater, “Sen. Barry Goldwater Says: Harvard Professors Blind to Blessing”, Boston Globe, August 31, 1960. {39}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5. {40}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5, JFKL;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55. {41}Galbraith, “Eleanor and Franklin Revisited”,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72. {42}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p.11-1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ember 12, 2002, p.30, JFKL. 另参见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75-376。 {43}Galbraith to Kennedy, June 1,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Correspondence with JFK,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4}“For Relese Friday A.M. June 17”,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另参见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28-29。 {45}Sorenson To Galbraith, December 24,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6}Richard 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New York: Farb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5, p.332. {47}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评估报告的作者未在档案原件中注明,疑为索伦森。 {48}“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Questions that are asked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bout economics with tolerably consistent answers, reasons and due warnings of mousetraps, pitfalls and other known hazards”, Questions and Answers for JKF “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9}Kennedy to Galbraith, October 20,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0}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4-335. {51}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52}“Address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hairman, 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 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 Memeo Copy, JKG Campaign Speech,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5, Galbraith Papers, JFKL. {53}Galbraith, “The Case for Kennedy”,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Sunday Forum, October 2, 1960. {54}Ken Gewertz, “Galbraith Remembered as a Giant”,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June 1, 2006. {55}Galbraith and Schlesinger to Kennedy, November 9, 1960,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6}加尔布雷斯修改的就职演说稿原件现存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Inaugural Address, 1st Draft Typescript; Inaugural Address, 2nd Draft Typescript, White House Files 1961,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7}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16, JFKL; 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Kennedy Yea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p.16. 另参见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collections”, Between Friends, p.54. {58}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06-107. {59}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5. {60}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美国总统中,“就智力而论,如果你把罗纳德·里根放在一端,那么肯尼迪一定是在另一端。”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p.58。 {61}上文所述加尔布雷斯对肯尼迪演讲风格的批评,正是引史蒂文森为戒。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他还认为史蒂文森容易亲近精英而脱离大众。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1999, pp.85-88。 {6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3. {63}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04; 施莱辛格还指出:“肯尼迪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几近成熟的历史学家(historian manqué)。”关于肯尼迪的读书生活和智力风格,另参见John D. Fair, “The Intellectual JFK: Lessons in Statesmanship from British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1, January 2006, pp.119-142。 {64}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65}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4. {66}关于作为实用主义者的肯尼迪,参见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11。 {67}Alex Goldman(ed.), The Quotable Kennedy, New York: The Citadel Press, 1965, p.33. {68}加尔布雷斯曾提到,肯尼迪最亲信的内圈包括其弟罗伯特·肯尼迪、妹夫萨金特·施雷弗、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斯·欧唐奈尔、劳伦斯·奥布莱恩等人。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24-325, p.376;另参见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The Kennedy Circle, Jacqueline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16-117, pp.119-123。 {69}Alan L. Otten, “ What Do You Think, Ted?—Theodore Sorensen”, Lester Tanzer(ed.), The Kennedy Circle, Washington, D.C.: Luce, 1961, p.6. {70}Second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30, JFKL. {71}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2-333,原文将伊斯特兰的名字误为“John Eastland”。 {72}比如在加尔布雷斯的名单里,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长不是罗伯特·肯尼迪,而国务卿也不是腊斯克,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里更没有萨缪尔森。Memorandum RE Presidential Appointments, Box 74,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Galbraith Papers, JFKL。 {73}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8. {74}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pp.8-9. {75}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Walter Heller, Kermit Gordon, James Tobin, Gardner Ackley, Paul Samuelson, by Joseph Pechman, August 1, 1964, pp.51-52, JFKL. {76}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第15—16页。最后一句所引译文略有改动。 {77}First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14, JFKL。在1967年的一次聚会中,罗杰·西尔斯曼(Roger Hillsman)戏称在当年肯尼迪政府里腊斯克讨厌的人的排名中他本人列第一,施莱辛格第二,加尔布雷斯排第三。加氏对此甚以为荣,说要以一篇杂志文章来恢复自己的这个地位。“Authors Assess Rusk’s Disfavo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1967.第二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一部小说(The Triumph: A Novel of Modern Diplomacy, New York: Arbor House),其中塑造了一个名叫沃尔斯·坎贝尔(Worth Campbell)的冷战精神十足的保守派官僚,即是以腊斯克为原型。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p.336-337。 {78}此据影音资料:“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lbraith”,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arker(May 9, 2002), http://ksgaccman.harvard.edu/iop/events_forum_video.asp?ID=2421, 2006年7月24日。 {79}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3. {8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00. {81}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flections”, p.54, p.55. {82}参见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28-331; pp.359-361, pp.378-388. {83}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84} “Kennedy’s Outlook on World Praise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64. {85}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79. {86}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2-23, p.25, JFKL. {87}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1, JFKL. {88}1972年加尔布雷斯作为美国经济学会代表团团长访华时,中国外交部门官员热情赞扬了他在促成停火中发挥的作用。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33-439; 关于加尔布雷斯在中印战争中的活动的更详细记述,见 Ambassador’s Journal, pp.428-523。 {89}参见牛可: “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第36—40页。 {90}Galbraith to Kennedy, May 10, 1961, July 11, 1961, September 19, 1961, in Ambassador’s Journal, pp.107-111, pp.151-154, pp.210-212. {91}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69-477; 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pp.413-414. {92}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35, JFKL. 麦克纳马拉、施莱辛格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参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陈丕西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 {93}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6-28, pp.33-34, JFKL. {94}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58. {95}Galbraith, “Suspension of Air Attacks Urg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965. {96}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1-484; “Galbraith Is Reported Agreeing to Become Chairman of A.D.A”,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7. {97}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41. {98} “Galbraith Urges U.S. to Reduce Military Action in Vietnam War”, June 12, 1966, New York Times. {99}Neil Sheehan, “Galbraith Scores President on War”,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67. {10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5-486, pp.488-490. {101}Galbraith, “The Galbraith Plan to End the Wa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67 {102}Galbraith, “The Unreali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1968. {103}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161. {104}Rostow, “Air Power”, and Galbraith Reply, New York Times, April 4, 1971. {105}Galbraith, “Of Me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73. {106}加尔布雷斯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学的演讲:“On History, Foolishness and Vietnam”,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75。

责任编辑: 郑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