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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界定方法及实证测度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刘 毅

【内容提要】 根据我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为客观反映中产阶层的本质,以及基于适用性和数据可获性的考虑,本文构建一套以收入、职业和消费指标的动态性的中产阶层界定指标体系。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和演变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出现早、增长快、比例高,新中产阶层与旧中产阶层同时产生,前者比后者规模更大。

一、引言

 

  近期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有关中产阶层的概念、内涵和界定方法在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问题的关键是,要对中产阶层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作定量的分析,就必然地要对中产阶层作出明确的、可供计量的界定和测量。

  由于研究者的理论基础和视角不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中产阶层界定方法和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1)经济收入划分,美国国情普查局于1982年起,在收入层面对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作出明确界定①。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研究者根据其国情对本国中产阶层收入划分的标准也有不同②。(2)消费分层,主要是以恩格尔系数作为居民消费水平的标准对进行划分。相关研究主要有Bourdieu(1979)③、Rosenbaum(1999)④和李培林、张翼(2000)⑤等。(3)职业决定,爱德华(A. B. Edwards,1943)是这一方法研究的代表,⑥ 其后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1951)还列出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职业构成,⑦此后以职业为标准,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研究者界定中产阶层的重要方法之一。(4)社会经济地位量表,由美国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最先提出⑧。最常采用的指标是教育地位、收入地位和职业地位三类。(5)主观认同,是采取由被访者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判断自己或某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具体又有几种不同的测量方法,一是自我评价法,桑德士(Centers,1949)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代表⑨;二是公众声誉界定,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华纳(Warner,1947)等研究者在美国一个叫扬基城(Yankee City)的小镇,运用公众声誉法探测社会阶层结构⑩;三是职业声望测量,诺斯和哈特(North & Hatt,1946)首先对职业声望进行实证研究{11}。(6)综合判定,是采用主观和客观的多个指标构成一个指标体系,从多个方面对中产阶层进行衡量界定。华纳的阶层特性指标是较早的一种尝试(Warner W. L., et al. ,1949){12}。近来我国学者运用综合判定方法进行中产阶层的分析与界定,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科院课题中衡量中产阶层的操作指标(陆学艺,2002){13},以及李春玲(2003)提出的职业、收入、消费及生活方式和主观认同四个标准{14}。

  上述对中产阶层的操作性界定标准各有不同的侧重,既有个人经济条件(收入与财产),也有职业与特权、教育背景,还有阶层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阶层行为等等。到目前为止,对中产阶层的操作性界定,还未能建立起一套清晰、完整的可供长期跟踪测量和研究的方法及指标。当然,这种研究现状也与“中层阶级是最不容易划分清楚的群体”这一群体特性有关。{15}

  总的来说,若仅以某单一指标作为量度中产阶层的惟一标准,是不全面的。中产阶层所特有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标准的片面性。

  回顾国内外关于中产阶层的多种界定标准,发现这些界定更多的是针对个人层面,也就是说,具体的某人被测量是否符合中产阶层的标准,目的在于测量哪些人属于中产阶层。这种标准,如果仅采用职业、教育背景、收入这三个指标或其中的某一单个指标,对个人的测量是可行的。但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研究这些被测量个体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时,消费方面的指标是难以就个人而独立存在,它必然地要与被测量个体的家庭相联系。原因有二:其一,教育背景、职业和收入是单个个体所拥有,但他们的收入当然地要与整个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因此个体的收入就必然地在家庭中转化为家庭的收入。其二,消费则更是家庭的消费,我们很难想象某一个体达到了中产阶层的消费水平,而他所处的家庭或其他家庭成员却处于另一阶层的消费水平之中{16}。对消费的量度指标毫无例外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得出家庭中某一个成员的消费水平的切实数据,我们只能说某个家庭拥有什么(或多少)耐用消费品,而不能说这个家庭中的某人拥有什么(或多少)耐用消费品;我们可以说某个家庭的食品消费占他们消费支出的百分之多少,而不能说这个家庭中的某人的食品消费占这个家庭食品消费的百分之多少。可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对中产阶层家庭层面的测量都要优于个人层面。

二、转型社会中产阶层测量指标体系构建

  

  如何制定和选取符合我国转型社会特征的中产阶层界定指标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关涉个人、家庭是否属于中产阶层,而且也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比例大小。因此中产阶层的界定方法和标准一直是学术界甚至市民关心并争论的话题。中产阶层界定指标的构建,要求既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出中国中产阶层的本质,又要能在社会迅速转型中的较长时段里适用,还要能易于实证测量。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构建的中产阶层界定指标体系,是以家庭为量度单位,也就是说测量的结果是反映被测量的家庭是否属于中产阶层家庭。指标体系的构建采取客观多指标测定的方法,以收入、职业和消费三项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理由有三:一是这些客观指标能明确地标示社会群体的界线,容易判断;测量所需的数据可以通过现成的国家调查统计体系获得,能够作为长期跟踪研究的数据支撑;三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尽管主观认同是阶层界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当前的中国,中产阶层发展还远未成熟,我国曾经进行的一些中产阶层主观认同问卷调查,结果均出现较大差异。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课题”)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都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课题(以下简称“南大课题”)分别进行的中产阶层问卷调查,关于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一项,相同地列出:上、中上、中、中下和下五个等级,由被访者对自己的社会阶层归属进行评价。前者的问卷调查结论是,将选择上、中上和中的归入中产,共有46.8%的人主观认同中产{17}。而后一项问卷调查的结论是,将选择中上、中和中下的归入中产,共有85.5%的人主观认同中产{18}。两项调查最终判断中产阶层的统计标准不一,形成的结论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若将两项调查对中产阶层的统计标准统一起来,也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试将中国社科院问卷结果按南大课题的标准,即把选择中上、中和中下的归入中产,则共有68.7%的人主观认同中产,两者相差16.8个百分点。若将南大课题的问卷结果按中国社科院课题的标准,将选择上、中上和中的归入中产,则共有75.1%的人主观认同中产,两者相差28.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相同的问题在不同的对象中会有不同的答案。可见,由于我国中产阶层还是一个面目含糊的阶层,社会对其了解并不深刻或不准确,公众对中产阶层的认识还没达到相对的一致,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差异。主观认同,目前还难以对中产阶层作出准确的反映,故在此暂且舍弃。

  1、收入指标

  在社会分层的量化指标中,收入往往是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中产”,顾名思义,首先就是一个财产划分的概念。从有关阶级阶层研究的学术源流不难看出这一点。至于给中产阶层赋予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则是后来社会学家的事情了。近期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户年收入6万是门槛,上至50万元”{19}、南大课题的“月收入5000元”{20}等对我国中产阶层收入标准的说词,引起了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足以说明收入作为中产阶层的度量指标之一是必须的。

  收入指标的具体标准——

  下线:以当地当年恩格尔系数为40%的居民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为标准。这是一个以恩格尔系数达到富裕起点作基础,并转换为收入当年价的动态标准。这一标准划分的意义在于,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还远没达到全面小康,更不能说是富裕。在一些地区,尽管部分人的收入达到甚至超过了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水平,但他们的生活或许依然并不富足,他们的收入更多的还是用在衣食消费上,中产阶层所应有的享乐型、发展型的消费生活方式离他们还依然遥远。因此不能简单的用按等分划分的中等收入户平均水平,更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收入点为标准。

  同时这一标准是动态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出时间的变动,随着经济的发展(或变动),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或变动),因此不应固定在一个硬性的收入标准上。恩格尔系数为40%是进入富裕生活水平的转折点,每年达到这一转折点水平的居民户的数量和实际收入会不断地变动,因此按恩格尔系数转换并进行平均的收入当年价也是相应变化的。二是反映出地区差异,在量度不同地区的中产阶层时,应以本地区恩格尔系数符合40%的居民户转换的收入平均值为标准,由此可以摆脱地区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差距。尤其是在我国,幅员辽阔,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发达地区的中等收入,可能就是欠发达地区的最高收入;而在欠发达地区的中等收入,可能只是发达地区的低收入。三是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相同的收入但物价水平有所波动,以恩格尔系数为基准的收入转换值也会随之波动,从而避免因物价指数波动所产生的影响,保证所界定的中产阶层的生活素质是在富裕的水平之上。

  上线:以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提出的户年收入50万元作参考(就目前而言,作为界定中产阶层收入上线,已经是一个较有根据的标准了),为方便计算,按每户三口计算,即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7万元。由于该标准是以2004年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美元和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标准进行换算,因此我们也就确定以2004年不变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7万元为中产阶层收入上线的标准。在其它年份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扣除物价指数的变动,收入上线的当年价数值也将相应浮动,同样避免因物价水平变动而造成的标准差异。

  由此,中产阶层的收入指标为:以当地当年恩格尔系数为40%的居民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为标准起点(含平均值),上至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7万元(含17万元,2004年不变价)。符合这一标准的可算为收入中产。

  2、职业指标

  职业是十分关键而又简单易行的分层变量。我们已经知道,它与个人声望、教育水平和收入有密切的关系{21}。不同的职业,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一,对社会贡献大的职业,其工作难度也大,因此要求从事该项工作的人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需要受过良好的教育。与此相应,社会贡献越大的职业,工作回报相对越高,同时公众对其也越是尊敬,社会声望就越高。一份来自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显示了京沪穗等11个中心城市居民对心目中“白领”的描述。对于是否是“白领”的判断,人们最为看重的是职业(占53%),其它依次为修养水平(21.7%)、收入(13.3%)、社会地位(2.5%)、背景(1.5%)、仪表(1.3%)、生活方式等{22}。也就是说,对于中产阶层,人们最关心他是干什么的。

  职业指标的具体标准:以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职业分类为基础选定。具体职业分类为:1、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3、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4、商业工作人员,5、服务性工作人员,6、农林牧渔劳动者,7、生产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8、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本文确定第1、2、3项为“新中产阶层” 职业。符合这三项的即为职业新中产。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另列有“就业情况”项,分为:1、国有经济单位职工;2、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3、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职工;4、城镇个体经营者;5、城镇个体被雇者;6、离退休再就业人员;7、其他就业者;8、离退休人员;9丧失劳动能力者;10、家务劳动者;11、待业人员;12、待分配者;13、在校学生;14、待升学者。如在本项目中的“城镇个体经营者”,无论其在“职业”项目中属于任一项,均算为“老中产阶层” 职业。

  关于职业指标需要作进一步说明的是,因为我们的测量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在具体测量时,每个家庭成员会有不同的职业,我们仅以户主作为观测点。在目前我国的家庭结构中,户主往往是由该家庭中的最高权威者出任,他的社会地位、收入等在家庭中往往也是最高的,因此在这个家庭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消费指标

  普遍的研究认为,中产阶层不仅仅是一种财产、收入和地位的体现,他们还是一种生活理念、一种消费方式的表达。从这个角度去评判,只有消费指标最能确认,因此,必须采用消费标准作为界定中产阶层的指标之一。但是以什么样的消费标准来度量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可以断言,我国的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作为一个阶层所固定的消费模式。在转型社会中,用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作为判别居民生活的消费水平,应当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

  消费指标的具体标准:以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下(含40%)为标准,符合本标准者为消费方面的中产阶层。

  4、三项指标的共同界定

  全部符合以上收入、职业和消费三项指标的标准者,便被界定为中产阶层(表1)。其中因职业区分,可划分为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

三、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常规入户调查{23},调查的城市包括珠江三角洲经济区7市7县(区)中的广州市、佛山市、顺德区{24}、深圳市、珠海市、肇庆市、惠州市、东莞市和鹤山市(县级)。调查的样本量分为三个阶段,1986—1991年350份,1992—1999年450份,2000—2004年950份(个别年份略有调整)。

  调查对象是在城市和县城关镇中按随机原则抽选的部分非农业居民家庭及其成员,包括单身户,但不包括集体户口中的单身者。

  各调查市、县采取二相抽样和多阶段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调查户。第一相样本采用多阶段方法抽选:第一阶段抽选调查街道,第二阶段抽选调查居委会,第三阶段抽选调查户。中小城市和县城采用两阶段抽样,直接抽选调查居委会,再从中抽选调查户。对选出的一相样本开展调查,取得调查户家庭人口、就业人口、收入等辅助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组,从中按比例抽出二相样本,作为经常性调查户。

  调查户实行定期轮换,一般连续被调查三年,每年轮换三分之一。由于本项研究的是中产阶层的平均特征,而不是“队列分析”,所以调查户的更新与否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

四、转型期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构成与演变的测度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根据上述中产阶层界定指标对已有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判定当前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及其演变轨迹。

  1、收入中产

  在1986—2004年共19年的观测年份中,按收入指标测定的收入中产家庭,大致在全部家庭的30—50%之间波动,不排除个别年份较大的波动,例如1987年跃升到67.71%,而1991年下降到21.71%,1993年更是下落至13.56%(图1)。收入中产家庭的收入下线,从1986年的人均年生活费收入1580.76元{25},上升到2004年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15207.04元,其增长曲线与中等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曲线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而且大部分年份是高于中等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仅有2年出现例外,即1987年中等收入户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427.17元,而中产收入下线为1209.60元;和1999年中等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610.67元,中产收入下线为12355.64元。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所有观测数据中,只有2003年出现超越中产收入指标上线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7万元而达到23.38万元的一个样本数据,已在统计中将其剔除{26}。其余收入最高的样本也出现在2003年,为13.17万元。

  2、职业中产

  将职业中产进行分类考察,各类专业人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占全部样本的11—17%;整个九十年代,除1990年为11.7%之外,处于14—20%之间,比例最高的年份是1999年,为20.7%;最低是1993年,为14.2%;本世纪头5年,比例又有回落,处于14—17%之间。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个别年份如1989年为9.1%、1990年为7.7%、1997年为14%之外,主要处于10—13%之间,2000—2004年则逐年减少,由8%下降到4%。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在1994年前,徘徊于17—22%之间,自1995年后,基本上是稳步上升,从23%一直到超过30%(图2)。总体上来说,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变化趋势不太明显;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占比在逐步减少,特别是进入本世纪的头5年减少显著;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则在稳步增加。

  三类职业合计的全部职业中产占全部样本量的比例,于1994年有一个明显的分界,1994年前职业中产均没有超过50%,在43—49%之间(1990年的39.1%除外)起落;1995年后,则在50—61%之间(2003年的43.6%除外)起伏(图2)。

  3、消费中产

  消费中产的演变曲线明显的是一条大幅度向上的增长曲线(图3)。

  消费中产的占比,从1986年的5.33%上升到2003年的53.89%,增幅高达10倍之多,2004年比2003年略为下降了2个百分点,为51.88%。消费中产的增加充分体现了人民生活水平实实在在的提高。

  4、三项指标共同界定的新、老中产阶层

  按三项指标共同测定的新中产阶层和旧中产阶层,都呈现出一种稳步增长的趋势(图4)。其中新中产阶层从1986年占全部家庭的3.11%上升至2004年的22.51%,增长了6倍多,其中最低年份是1990年,仅占1.33%;最高年份是2001年,达到23.37%。旧中产阶层由于1991年前的统计数据中还没有“城镇个体经营者”这一项指标,因此只能从1992年开始测度,在样本中,1992—1994年3个年度的旧中产阶层统计为零,整个九十年代后半期,除1997年占0.44%外,其它年份均占0.22%,2000年开始稳步增加,至2004年提高到1.18%,增长幅度也达到了4倍多。但从总比例来讲,旧中产阶层在全部中产阶层中的份量还是微乎其微。由于旧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不高,因此,自从有旧中产阶层统计样本出现的1995年以后,新、旧中产阶层合计的变动曲线,几乎与新中产阶层变动曲线重叠。

  5、中产阶层各单项指标交互比例测量

  我们用界定中产阶层的各单项指标对2000—2004年的数据作交互比例的分析,得到了对当前中产阶层构成的更深刻认识(表2)。位于职业中产同时又能被纳入收入中产的比例在逐步提高,从2000年的41.68%增加到2004年的62.40%,表明职业中产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应该说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在职业中产中,同时又是消费中产的基本保持在60%左右,虽然这一比例没有收入中产同时又是消费中产的比例高(约占70%左右),但从时间序列来看,每年既是职业中产又是消费中产的比例总是高于既是职业中产也是收入中产的比例,足以说明职业中产更具有消费的欲望和行为,他们在努力要达到更舒适的生活。与此相应,在消费中产里,职业中产始终约占60%左右,其比例基本上是高于消费中产中的收入中产。而在收入中产里,职业中产处于63—70%之间波动(2003年突然下落到57.20%),消费中产稳定在69—72%的小范围内。也就是说职业中产以外的其他职业阶层随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基本保持着在收入中产中较固定的份额,以及在收入中产中有较大部分同时又是消费中产。

  通过表2,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转型社会中产阶层的成长还没能从职业、收入与消费等多个维度统一起来。其中的许多职业中产,在收入或消费方面达不到中产的标准。同样不少收入中产,又不是职业或消费中产。这就是转型社会阶层分化和中产阶层成长的重要特点。由此,在社会转型期,量度中产阶层的指标就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集中在一个维度进行测量(目前,发达国家对中产阶层的量度,已基本聚焦在职业单个标准上),而必须通过多个维度进行考察。

五、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孕生与演变的特点

  

  通过上述测量与描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中产阶层孕生、成长与演变的图景。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充满活力的大地上,中产阶层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深化,日益壮大,并带有明显的特征。

  第一,出现较早。翻阅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社会分层研究,仍未见到有关“白领”的讨论{27}。至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虽然提到中产阶级的问题,但却认为:“现阶段就业结构的置换主要是指‘农’转‘非农’,还根本谈不上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置换,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28}。然而恰在此时,中产阶层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悄然孕生成长。1995年,已占全部家庭的12.22%,尽管这还远不是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但完全可以说,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了。

  第二,增长较快。陆学艺先生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29}。这样一种对未来的预测,预测者心中的期盼溢于言表。仅从我们的数据分析中也可以发现,过去19年里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其对未来的预测。从1986年中产阶层占全部家庭的3.11%到2004年的23.69%,年均增长速度为11.94%。可以断定,在未来的时间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必然逐步高于已有的速度。

  第三,比例较高。按2004年中产阶层家庭占珠江三角洲城镇全部家庭的23.69%计算,总量约达126.32万户家庭{30}。与近期两项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结果相比较,珠江三角洲城镇中产阶层的规模,要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五大城市平均水平。中国社科院课题统计分析结果是在中国社会“职业中产”占人口比例为15.9%,“收入中产”为24.6%,“消费中产”为35.0%,“自我认同中产”为46.8%,达到上述全部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占全国内地适龄人口比例只有4.1%,按全国内地总人口算,比例更低,仅有2.8%{31}。而同期,珠江三角洲“职业中产”占全部家庭的50.6%,“收入中产”占48.21%,“消费中产”占52.21%,达到三项标准的新中产阶层为23.37%。南大课题的研究结果认为:在我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发现,符合职业、教育和收入三项综合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达到总人数的11.9%{32}。同样大大低于珠三角同期的水平。上述课题以及本文的研究在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指标中,职业指标基本相似,而且无论是收入还是消费指标,本研究的设定都相对更高些。可见,珠江三角洲中产阶层的规模已远大于全国和大城市的水平。

  第四,新中产阶层与旧中产阶层同时产生,前者比后者规模更大。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中产阶层的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产阶层有了新、旧之分。而且新中产阶层的出现整整晚了旧中产阶层一个世纪之久。在珠江三角洲,情况却大相径庭,新、旧中产阶层几乎是同时问世,而且无论是规模和增长速度,新中产阶层都要比旧中产阶层更大、更快。新、旧两个中产阶层同时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动。在1949—1978年的长时间里,由人为的政治、制度因素将其割离开来,形成一种“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的社会结构格局。政治上的消灭剥削阶级,直接扼制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中产阶层当然也是在受扼制之列,因而不可能出现。经济上的追求绝对平均主义,收入分配的“大锅饭”,供给的计划配额制,以及通过控制消费来扩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的后果是居民生活的“低水准平等”,这样的经济氛围不可能产生中产阶层。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的进一步宽松,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此时的珠江三角洲更是以超常的加速度推进工业化,新中产阶层有了得以产生的充分条件。一旦原来固化的、趋于单一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旧中产阶层同时出现就成为自然。

  数据分析显示,尽管职业旧中产在增长,但加上收入和消费两项指标后,真正能进入旧中产阶层的户数比例却微乎其微。例如,1995年至1999年这一比例均在0.5%以下徘徊;2000年超越0.5%,为0.63%;直到2004年才突破1%,达到1.18%。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流传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所形象描述的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的“脑体倒挂”现象不相符。可能的解释,一是当时的说词仅是看到少数的个体户在短时间内获取到比其他就业者高出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收入,但他们毕竟只是极少数的特例,却在收入普遍低的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或是到九十年代起那种“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状况,在随后的收入分配改革中很快得到了纠正;更大的可能是,即便八十年代有较多的个体经营者获取了较高的收入,但当时的个体经营者大多是原来社会地位极低,甚至是缺乏固定工作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起点低,家庭负担较重。此外,社会供给亦不充裕,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依然不能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这些可能的假设由于缺乏数据而未能证实,况且对这种现象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所研究的范畴,只好留待日后再作深究。只是进入本世纪的2000年至2004年,旧中产阶层的年均增长速度才有了较快的提高,并超过新中产阶层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6.99%。新、旧两个中产阶层同时出现,旧中产阶层占比少,时至今日,其规模仍然不大,远不及新中产阶层。


【注释】

①布·罗贝:《美国人民——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社会》,董天民、韩宝成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37页。 ②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扩大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5期。 ③Bourdieu, P.,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Minuit, 1979. ④Rosenbaum, E. F., Against ■ Materialism: Culture, Consumption and the Cause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23(3), p317-335. ⑤李培林、张翼:“中国的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⑥Edwards, A. M., Comparative occupational statistics for the U. S., 16th censu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⑦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5页。 ⑧Duncan, O. D.,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and proper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oeconomic index.Occup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A. J. Reiss, Ed. ), Free Press, Glencoe, IL, 1961, p109-161. ⑨Centers R,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es: a stud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⑩Warner, W. L., Yankee City, abridged 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11}North, C. C., Hatt, P. K., Jobs and occupations: a poular evaluation, Public Opinion News, 1947, p9. {12}Warner, W. L., et al., Social Class in America: A Manual of Procedur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Status, Chicago: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es, INC., 1949. {1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2—253页。 {14}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 {15}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 {16}当然也有个别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却不管配偶、子女生活状况的家庭异端,或不管父母死活的不孝子孙,这只是特例。而且这些特例亦不符合中产阶层所要求的个人基本素质。 {17}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 {18}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7—48页。 {19}中新社:“我国中产阶层有了数字化界定”,《华夏时报》,2005年1月19日。 {20}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21}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22}转引自,杨雄:“上海‘白领’青年职业生活调查”,《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 {23}在此感谢广东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给予提供调查数据,允许将这些数据运用于本项纯学术性的研究。 {24}佛山市原辖城区、石湾区两个区和南海市、顺德市、三水市、高明市四个市(县级),2002年11月实行区划调整,城区和石湾区合并为禅城区,其他四市改为区。在调查样本中,佛山市区仍只取禅城区(即原城区和石湾区),顺德区则继续单独调查。 {25}在我国的统计口径中,1986年—1991年,采用的是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指标,从1992年起改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此,我们只是测量达到中等收入户平均收入水平以上的占比,而不需要进行不同年份的收入水平比较,因此不同的统计口径并不影响我们的测量和分析。本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当年价。 {26}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26万多份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中,年家庭总收入在30万-50万元之间的家庭仅占全部中等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的1.1%。(见: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6万—50万: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探究”,《数据》,2005年第6期)。因此,在我们的抽样数据中,年家庭总收入超过50万元的样本,在各年的样本中仅有一户就不足为奇了。 {27}王汉生、张新祥:“解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28}李培林:《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29}刘君等:“社科院专家表示:中产阶层每年以1%速度递增”,《深圳特区报》,2005年9月15日。 {30}珠江三角洲2004年末户籍总人口2451.34万人,按珠三角城市化水平72%(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2004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51页),和户均3.31人(广东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2004广东城市调查年鉴》,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259页)计算,珠三角城镇共约533.22万户居民家庭。 {31}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89—507页。 {32}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