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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贺雪峰

【内容提要】 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背景下,无论是务农还是外出务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也因此,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以拉动农民需求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则近乎于农村破坏了。

  站在农民本位的角度,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当前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农民合作的解体,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

  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的现金收入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又与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农民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消费主义一再向人们暗示节俭是不对的,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农民却没有现金过这种体面的生活,他们羞愧于自己的无钱。而他们努力赚钱的机会,因为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

  农民增支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农民增收不多,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却快速地市场化了。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而是消费主义文化告诉他们无钱消费是可耻的事情;不只是农民被市场化了的社会所边缘化,而且是农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在解体,而且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减弱,人际价值生产能力在降低。一个外在于农民的消费主义文化时时刻刻在向农民说他们的地方性知识是错误的,人生价值是愚昧的,人生目标是无趣的、可笑的。但是,消费主义文化却不能为收入很少的农民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

  由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必然带出来的消费主义文化,与农民这个虽然被市场经济卷了进来却又无法完全容纳的庞大群体的利益产生了巨大冲突。消费主义文化使农民这个庞大的但收入增长缓慢的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农民群体天然具有反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动力。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农民的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在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地减少。因此,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温饱没有解决,而苦于生活意义的丧失;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长,而苦于人际联系解体;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预期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提高太慢,而苦于整体福利丧失太快;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大,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四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只投入很少的钱,就极大地增进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的质量,使农村老年人感到“心情愉快了”,“时间过得快了”,“身体好了”。农村老年人因为可以通过老年人协会相互交往和诉说,老年人协会因为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空间,而大大地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又使农村的中青人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从而降低了生活的贴现率,提高了农民合作的可能性。

  老年人协会只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建设的一个很小的项目,在我们实验区,中老年妇女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组织,如腰鼓队、健美操,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农村妇女有了生活的主体性,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

  毛泽东时代有人民体育、人民教育、大众文化和大众医疗的说法,如果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过程中,注重农村人民体育和大众文化的建设,虽然不能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却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可以减少农民福利的损失,增加农民整体的福利水平。

  有了农民对人民体育和大众文艺的内在需要,有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中的大量资金及人力投入,虽然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文化依然会对农民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活动却可以大大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缓慢增加,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性依然存在,社会联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依然存在。农民虽然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却因为有着较多的文化活动,而福利水平较高。

  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中国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从而可以造成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情况下的城市“民工荒”状态,这无疑可以提供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农民工自由流动于城乡,必须让农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生活在无根的苦难的贫民窟中,从而不得不接受无限低的劳动报酬。

  以上展示出来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一种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主体的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为目标的思路,是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新农村建设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大建设并举中的两大建设的强调,是试图通过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及必然同时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但这是次一级的),来抵消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使农民可以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好处,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侧重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是要通过建设适应于农民经济收入状况的生活方式,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农村基础。

  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侧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情况下,因此是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必然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生活方式建设,就可能不只是要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增加福利提供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因为有庞大群众的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拍起来,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的外在的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将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意义。在此基础上,九亿农民实践着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可能使新农村建设战略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即转换为对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的寻找,转换为对中国传统文明伟大复兴的寻求。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