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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政治:对欧洲和美国的比较分析

Jon D. Miller、Rafael Pardo

【内容提要】 通过对美国和欧洲共10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荷兰、奥地利、波兰)的16,000名成年人进行的跨国调查(2002及2003年),本文考察了当地的宗教信仰状况,着重于他们对神权、生命的实质及生命的开始等三方面的理解认识,并进一步研究了他们的一些宗教行为(如祈祷及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和对宗教领袖的信任程度。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个人宗教价值观对其就新兴生化科技所持政治态度的影响。为此收集了广泛的研究数据,考察受访者对主要生化科技,如胚胎干细胞应用、转基因食品和克隆等的观点和态度。最后,使用多元回归研究模式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分别描述了人们的宗教价值观、对生命的理解、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等几个变量对于堕胎、胚胎干细胞应用研究和安乐死等三项公共政策争论的影响。

  宗教信仰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中,一直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欧洲王室的兴起、衰落以及战争冲突,总是和宗教、领地和继承权问题纠缠在一起。北美殖民地的历史也与宗教目的、宗教使命和宗教冲突有很深的联系。可以说,在欧洲和美国,宗教和政治是一对“老伙伴”。

  但即使是最简单的西方宗教和政治关系史叙述,也无法包括在这样一篇文章中。本文的重要性仅在于关注到宗教政治的相关性与当前在欧美公共政策领域进行的大辩论。在二十世纪的后几十年,涉及到生物繁殖技术和妊娠中止的激烈争论已经成为欧美公共政策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在多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反对和支持堕胎的两派都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争执也延伸影响到了胚胎干细胞应用研究等涉及生物医学领域的公共政策制定。

  在二十世纪,基于计量技术和电脑科技的巨大进步,生化科技和生物医学研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科学家对生命机能尤其是基因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基因研究的应用有可能帮助克服困扰人类几个世纪的疾病和灾害。但同时,关于对转基因动植物食品安全的担心也引发了激烈争论,胚胎干细胞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与其他问题一起,这些将会使二十一世纪的公共政策制定者陷入难解的困境。

  本文考察了欧洲和美国的宗教信仰结构和分布。在2002到2003年,搜集到广泛的包括美国和欧洲9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荷兰、奥地利和波兰)的成年人的宗教价值观的资料数据,以及他们对于生物医学和生化科技政策的态度。其重点在于比较分析宗教信仰、宗教行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广泛的政治态度对一些具体公共政策争执的影响。

一、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

  为了考量个人的宗教或哲学信仰,在对这10个国家的研究中,每一个被访者都被问及:他或她是否信仰宗教?共有大约95%的被访者给出了答案。如果被访者表明他们信仰宗教的话,就会被接着问道,他们是否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由上帝决定的,或者还是由人类决策和行动的结果(见表1)?这两个问题一起构成了对宗教信仰者进行的分类:

  1.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2. 信仰宗教的人,但是认为生命中的大部分事情是由人类的决策和行为决定的。

  3. 信仰宗教的人,认为事情部分是由人决定的,部分是由神权控制的。

  4. 信仰宗教的人,认为大部分事情是由上帝的意愿决定的。

  按照这种分类,有36%的美国成年人是信仰宗教且认为大部分事情是由上帝的意愿决定的,这在所有的被调查国家中占最高的比例(见表1)。有近三分之一的意大利成人和26%的波兰成人具有与此相同的宗教信仰。在分类的另一端,只有6%的法国和荷兰成年人认为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是由神权控制的。我们将9个欧洲国家合在一起考量,除以他们的受调查人数规模,结果显示,只有14%的欧洲成年人相信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重要事情是由神权控制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相信,人类生活是部分由上帝和部分由人类自由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有32%的美国成人有此信仰,加上有36%的美国成年人相信主要由神权控制,也就是说,足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看来相信:个人生活中的部分或大部分是上帝意志的结果。而在参与此次研究的9个欧洲国家中,有73%的成年人拒绝这样的信仰。尽管有接近一半的意大利和波兰成年人相信神的完全或部分控制,但只有14%的法国和丹麦人,以及13%的英国成年人这样认为。(见表1)

  祈祷是一个很好的宗教信仰指标,它表明人们是否相信神权和上帝干预人类事务的可能性。对于成年人,祈祷最能显示他们是否相信一个人格化的神的存在,这个神认识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听到他们的祈祷甚至不时制造一些事情作为回应。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神能听到祈祷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理由经常祈祷了。不过,参加礼拜与否可能只反映出设施和交通的便易程度,以及是否方便亲身去教堂做礼拜。参与一个有组织的礼拜或宗教活动会涉及到很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多祈祷者是自己进行的。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在此跨国研究中,被访者都被问及他们祈祷和参加宗教仪式的频率。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进行分析,我们得知祈祷的频率比起做礼拜的频率与神权信仰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通过这项验证,产生了一种对宗教信仰者的更准确的分类。来自这10国的研究数据表明,一些有着高度神权信仰的个人每天都祈祷。我们可以判断这些人强烈地相信有一个人格化的神的存在,并且通过他的力量去影响人类事务。当另外一些人只是部分程度上相信神权,他们的祈祷次数明显减少,一个星期不到一次。我们将这些人分成另一类:他们相信神权的存在,只是这个神不会和芸芸众生进行沟通。还有一些人认为,人类的事务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的努力和决策决定的;这些人几乎很少祈祷。那些没有宗教信仰或是对神权干预人类社会这一信念持反对意见的人从不祈祷。

  当运用这种新的分类方法对10国进行研究时(我们将宗教信仰类型简称RBT),宗教信仰者的分布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波兰、美国和意大利的成年人中强烈信仰神权并经常祈祷的人数比例最高(见表2)。有近乎一半的美国人和波兰人被列入此类,意大利也占了37%。相反,在英国只有8%的成年人信仰神权控制和经常祈祷。而当欧洲9国作为一个整体和美国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美国是一个比欧洲在宗教信仰上更为保守的民族。

  这种分类方法对于衡量宗教信仰的程度和利用祈祷这一行为来判断人们是否信仰人格化的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般认为宗教信仰的程度和诸如做礼拜、参与宗教组织和信赖宗教领袖等宗教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出于研究诸如政治活动和社会网络的目的,分析与宗教行为实践相关的这些因素可能非常重要。为了简单地描述一下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的关系,我们将观察以下三种宗教行为:(1)做礼拜或参加其他宗教仪式;(2)成为宗教组织的成员;(3)信任宗教领袖的程度。

  我们的研究发现,参加有组织的宗教仪式和宗教信仰类型(RBT)正相关,其序数相关系数(gamma系数)为0.81。这个数字显示正如我们所预计的那样:两者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是系数0.81和1.0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出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许和个人的信仰没有关系。在对10个国家的分别研究中,gamma系数从荷兰的0.92到波兰的0.65不等,但所有10个国家的研究都发现:对人格化的神的强烈信仰与参加正式的宗教仪式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一般来说,成为一个宗教组织里活跃的成员比起有规律地参加正式的宗教仪式是更高层次地参与宗教活动。在这个研究中,每一个被访者都会被问及他们是否是积极的或不积极的宗教组织成员,或根本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宗教组织或团体。有大约13%的人认为他们是积极的成员,而9%的人认为他们并不积极。积极的宗教组织成员人数比例从最高的美国23%到最低的波兰2%。从10国总体来看,在宗教信仰类型(RBT)与是否是积极的宗教组织成员之间有着强烈的正相关,gamma系数为0.61。而单个国家来看,范围从最高的荷兰0.8到最低的德国0.35。美国的gamma系数为0.61,和10国总体的比例一样。这个结果表明,在一些国家,RBT和是否是积极的宗教组织成员有很强的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如美国,关系程度只是一般的中等水平。

  关于宗教行为的第三个方面的观察是人们对宗教领袖所提供的信息的信任程度。每个被访者都被问及“你对以下专业人士所做或所说的有多相信?”,在这个问题中包括有8类专业人士和界别:记者、商界人士、医生、政治领袖、环境保护主义者、科学家、神职人员和工程师。打分从0分至10分不等(10代表完全信任)。有28%的10国成年人对神职人员打7分或者更高。而在其中单个的国家里,对神职人员打分在7分以上的人数比例范围为美国的37%到奥地利的14%之间。对宗教的信仰和态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政治参与。我们预期那些对神权有强烈信仰并祈祷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加相信宗教领袖,而较少相信非宗教领袖。在这10个国家中,RBT和信任宗教领袖的序数相关系数(gamma)是0.48,对各个国家来说,最高是荷兰的0.65,最低是英国的0.28(另参见Goodman and Kruskai,1954;Costner,1965)。

  综观这些衡量因素:参与宗教仪式,参加宗教组织和对宗教领袖的信任,它们和个人的宗教信仰是正相关的。那些相信有人格化的神存在并且能够听到世人祈祷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加倾向于参加宗教仪式、参加宗教社团,以及更为信任神职人员和宗教领袖。我们看到了这种相关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对人格化的神的信仰产生的,而且这种信仰可能还会随着时间而加深。

二、对生命的理解

  

  当前,许多有关新兴生物科技的议题都涉及到对生命的起始和实质的理解。对于生命究竟何时开始或才有意义的判断已经激起了几十年持续不断的相关公共政策争论。这些争执包括了堕胎、人工受精以及是否在生物医学研究中使用胚胎干细胞。基于我们对宗教信仰类型(RBT)的研究,我们想知道这些基本的宗教观念是否会塑造人对别的问题的看法,比如1)如何看待生命的开始,2)胚胎的伦理地位以及3)如何对不同阶段的生命予以法律保护的问题。这些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形成了目前许多政治辩论的社会基础,因此,理解宗教信仰如何影响这些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解人们对生命起点的看法,在研究中,每一个受访者都要做一个四选一的选择题,即“人类生命什么时候可以说是存在着的?”(见表3)大多数的波兰和意大利成年人认为怀孕之时生命就存在了。47%的美国人和44%的西班牙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只有26%的荷兰人持有相同的观点。不过,如果将欧洲9国作为一个整体来比较,美国持有此观念的人仅比欧洲多一点(6%)。

  当从个人宗教信仰的角度去分析理解生命的起始,在信仰神权控制的美国成年人当中,有72%认为生命是从怀孕时就开始了(见表4)。在其他欧洲9国,大部分信仰神权控制的人们也认为怀孕就意味着生命的诞生。有趣的是,所有10个国家的声称无宗教信仰的成年人中有31%也认为生命是从怀孕时就开始了。当我们观察四种宗教信仰类型(RBT)在不同国家的情况时,还会明显发现它们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例如,在所有国家中,大部分强烈相信人格化神并祈祷的人们都认为生命在怀孕时就存在了;荷兰虽然少于一半,也有47%的信仰神权控制者这样认为。(见表4)

  个人的宗教信仰和他或她对生命起始的理解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序数相关系数(gamma系数)(Goodman and Kruskal,1954;Costner,1965)来衡量。所有10国的gamma系数为0.36。这意味着宗教信仰(RBT)可以36%地解释人们对生命起始的理解。在Converse(1964)的对于大众信仰体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这种关系被称为约束。在美国这种关系最强,为0.45,在意大利和英国最弱,为0.18。这种态度约束的解释作用在各国各不相同。例如,在意大利,声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有45%认为生命从怀孕便开始。这个结果可能反映了教堂控制的教育体制所灌输的观点,且该观点在当地社会文化中得到强化,因为社会文化也是认同教堂的观点的(Berger and Luchmann,1996)。波兰的情况也类似。在荷兰却有相反的情况。在所有四组宗教信仰类型中,荷兰成年人认为生命从怀孕开始的比例都是10国中最低的。这意味着一个普遍反对该观念的教育系统。美国没有一个中央的教育系统和国家统一课程,因此美国人对于生命从怀孕开始的普遍认识是教堂灌输和家庭影响的结果。

  第二个重要的对待生命和现代生物科学的态度因素涉及到胚胎的伦理地位和权利。许多关于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应用胚胎干细胞的公众和政治争论都是基于胚胎的道德伦理地位的假想。在调查中,每个被访者都要参加关于“一个只有几天的人类胚胎”的伦理地位的讨论(见表5)。在所有的被访者中,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还没有想清楚选哪一个答案。在其他的被访者中,有31%的人认为一个新的胚胎是完整的人,而且和人享有相同的权利。另外有14%的人觉得胚胎更为接近一个人而不是一簇细胞,但是他们不认为那些胚胎是人。还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胚胎只是细胞而不是人,所以讨论胚胎的伦理问题是毫无意义的。超过三分之一的波兰和意大利成年人认为胚胎是成形的人,而有34%的奥地利人,31%的美国人(见表5),20%的荷兰和丹麦人持相同的观点。就这个问题,9个欧洲国家成年人态度的分布情况和美国人的分布情况是类似的。

  个人宗教信仰对其在胚胎道德地位问题上的看法有极大的影响。在全部10个国家中,相信世上有人格化的神存在并能听取人们祷告的大多数人认为几天大的胚胎或者已经是成形的人,或者比一团细胞更接近于人(见表6)。比起对生命起源的态度,人们对于胚胎的伦理地位的态度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中很明显是趋于一致的,并且在同一种宗教信仰类型的不同国家中变化也是很小的。比较美国和欧洲9个国家,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群中,对于胚胎道德地位的态度分布比较类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宗教信仰在美国和欧洲9国的分布却有着极大的不同。

  对待生命的态度的第三个方面因素与法律保护的程度相关。这些法律上的保护应该与生命的不同阶段——胚胎、胎儿或者是儿童相一致。这个问题通常变成涉及从堕胎到干细胞研究的公共政策讨论的一部分。在对这10个国家的研究中,被访者都被问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法律保护的程度是否应该相同?或者是否该对某个阶段采取更多或更少的保护(见表7)。由于相信生命早期阶段需要更多的法律保护,或者相信不同阶段都需要相同的法律保护以对未出生生命进行保护的观点存在,调查结果表明大约60%的波兰、意大利人和一半的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美国人希望看到对未出生的胚胎和胎儿保护的法律出台。然而在丹麦却仅有36%认同这一措施。

  从个人宗教信仰的观点看来,宗教信仰类型(RBT)与法律保护倾向有着较强的联系(见表8)。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对于未出生生命法律保护的态度大致相同。比如在这10个国家中,有57%或者更多的相信有神存在的人支持对未出生生命的法律保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0个国家中对于未出生生命的法律保护持赞成态度的人也是占大多数的。

  之前的分析表明,对于生命起源的态度,胚胎的道德地位以及对未出生生命的法律保护反映了一种通常的价值观。有些人相信1)生命从怀孕期就开始,2)胚胎是完全的或是接近完全的人,以及3)未出生生命应该受到与小孩一样或者更加优厚的法律保护。用现在的政治术语讲,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很强的反堕胎的倾向。按照这种逻辑,我们采用一种总结性的度量来计算赞成以上提到的三种意见的人数。这个对未出生生命的态度指数值范围是从0到3。(见表9)

  结果显示,不同国家的指数数值有很大的不同。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和30%的美国和波兰人达到了3分,意味着对以上观点最大的支持。几乎一半的丹麦人和大约40%的英国人及荷兰人仅得0分,表示对于反堕胎的否定。在这次调查中涉及的9个欧洲国家的指数分布比起美国的指数分布来,对反堕胎的态度显得不甚坚定。

  从个人宗教信仰的角度看来,同一宗教信仰类型(RBT)的人有着很多的相同点,而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所持己见却不尽相同(见表10)。在相信世界上有人格化的神并能聆听世人祷告的成年人中,大约有60%得到了2分甚至更高。一般来说,其他的欧洲人比其它美国人更容易拿到2分甚至更高的分数。这表明在这9个欧洲国家中,没有强烈信仰人格化的神的成年人对反堕胎有着更高程度的认同。

三、对公共政策的态度

  

  在先前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对个人宗教信仰的总结性度量,而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与其宗教活动,以及对人类生命的实质和起始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个人的宗教信仰和对生命的理解是否与他对现行公共政策的态度有很强的联系,尤其是有关现代生物学和生物技术政策的态度。为此,我们将检验宗教信仰类型(RBT)与对反堕胎态度的总结性度量对于以下三种当代公共政策问题的相对影响。这三个问题分别是:(1)堕胎;(2)干细胞研究;(3)安乐死。

  在此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欧美10个国家的总体情况,以便更好地理解影响以上三个问题积极或消极因素。在先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有着同一宗教信仰的人态度变化比较小,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对问题的看法变化比较大。因此尽管有些变化是跟国家的不同有关的,我们仍然只是将这10个国家作为整体进行分析。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我们可以同时检验多个自变量与一个或多个结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Hayduk,1987; Joreskog& Sorbom,1993)在每个模型中,我们用五个自变量来预测一个结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SEM)同时也可以按照时间或逻辑顺序来解释各个自变量,例如像性别、年龄这些变量在模型中被看作是外生变量,被写在模型的左边,其含义是已经没有其他的变量可以用来预测这些变量(见图1)。

  在欧洲和美国,性别和年龄对教育程度有一定的影响,而教育反过来又会影响一个人的宗教信仰(RBT)。先前的分析已经表明了相信世界上有人格化的神并能聆听世人祷告的宗教信仰与认为人类生命在怀孕期就形成的观念有很强的正相关。同时分析也表明有神论与生命起始于怀孕期并且应该受到道德和法律保护的信念对特定的政策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图一的模型就可以用来检验个人宗教信仰与对生命的理解如何影响其对堕胎的态度。

  在图一的路径图中,每一个路径(箭头)表明两个变量是相关联的。当先前或者平行路径的变量保持不变时,路径的系数就是两者的部分相关系数。比如从年龄到教育的系数是-0.25,表示年龄越大所受到的正规教育比起年轻人来就越少。从性别到教育的系数是-0.04,表示10个国家中的妇女比男子所受到的正规教育要少一点。

  (一)对于堕胎的态度

  在这个模型中,对堕胎的态度是一个四元的有序变量,其建基于以下问题:

  以下都是关于当胎儿还不到三个月大时对怀孕中断行为的陈述,请告诉我对于相关陈述同意或者反对的程度。

  1. 当母亲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应该被允许。

  2. 当怀孕是由于被强奸时应该被允许。

  3. 当证据表明胎儿是畸形时应该被允许。

  4. 当家庭养不起小孩时应该被允许。

  5. 当母亲是未婚时应该被允许。

  6. 妇女应该有自主选择是否中止怀孕的权利。

  同时赞成以上六点陈述的人将得到6分而全部反对的人将得到0分。得到的分数将被分为以下四个类型:(一)反对所有形式的堕胎(得分为0);(二)反对大多数形式的堕胎(得分为1、2分);(三)支持部分堕胎(得分为3、4分);(四)支持大多数形式的堕胎(得分为5、6分)。在这个模型中,性别被当作一个二分变量,1代表女性而0代表的是男性。这就说明当路径系数是正数的时候,妇女比男子在目标变量的得分比男子高;相反地当路径系数是负数的时候,男子在目标变量的得分比妇女要高。所有被访者的年龄被分为以下七个年龄段:18到29,30到39,40到49,50到59,60到69,70到70以上。年龄可以被当作连续变量代入模型中。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计算各个变量对模型结果的整体影响。这个步骤可以通过将各个变量乘上各自的路径系数来得出最后因变量的结果。对比各个自变量在模型结果的影响,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些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在这个预测堕胎态度的模型中,有四到五个变量对最终的结果有强烈影响(见表11)。最强的影响变量是对世上有聆听世人祷告的神的信仰,它与赞成堕胎的结果相关度为-0.52。相信人类起源于怀孕阶段并应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的观点与结果的相关程度为-0.33,表明其起着较强的影响但还是不如宗教信仰对结果的影响那么大。这个相对简单的模型解释了对堕胎态度三分之一的方差。

  此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基本的宗教信仰和个人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同时影响着其对堕胎的态度,而其中基本宗教信仰的影响力比后者更大。该模型也表明了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不同的背景变量与中间变量是怎样的联系。其他的变量也可以被加入到模型中间,并且将被加入到未来的分析里面。然而这个简单的模型很好地确认了个人宗教信仰和生命起源的理解对堕胎态度的形成和维持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对干细胞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应用的态度

  第二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讨论是有关于胚胎干细胞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每个被访者被询问对一系列陈述的赞成或反对意见,通过运用一个0到10的刻度来测量其态度。其中0表示完全反对,10表示完全同意。回答者同时也可以表明他们对某个陈述没有任何看法。

  在这里我们采用了两种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第一种验证性因素分析只包括那些能对大部分关于干细胞研究的陈述项目提供答案的回答者。在总共15,650位回答者中,这一类回答者大概有8,500位。结果表明其中有八项形成很明显的线性关系。第二种分析方法是针对那些不能回答量表中的问题的回答者。在分析中发现除了少许要素外,与第一种有相同的结构。这样的两种分析结果表明八个项目的线性关系对干细胞研究技术态度一个很好的总结性衡量。

  通过把对干细胞研究的态度指数当作模型的自变量,分析结果显示人们基本的宗教信仰和对生命起源的理解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干细胞在生物医药研究中应用的态度。这个模型与先前用来预测堕胎态度的模型比较类似,预示着两者态度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从总体的结果看来,对生命起源的理解是影响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总的作用达-0.56。基本宗教信仰起到-0.30的作用。这两者的作用远比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强的多。这个相对简单的模型解释了对干细胞研究态度36%的方差。这就要求加进其他重要的要素使得模型的解释更加完整。然而这个模型却阐明了个人宗教信仰和对生命起源解释在形成和维持对于胚胎干细胞在生物医学研究应用的态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对于安乐死的态度

  涉及现代生物技术和公共政策的第三个争论是安乐死的问题。虽然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安乐死层出不穷,但是现代生物医药技术使得在植物人状态下延长生命变成可能,并且用复杂的方法重新定义死亡。“脑死亡”现在已经是我们词汇中的一部分。在欧洲,像荷兰等国家制定了允许特定情况下的安乐死,而其他的欧洲国家仍然禁止此种死法。在美国,有些州(如俄勒冈州)已经通过了允许可以在医生帮助下死亡的州法律,但是其他的州却在法律中强烈抵制安乐死。随着欧洲和美国的国民日益老龄化以及延长生命的生物医药技术越来越有效,安乐死的问题很有可能会提上公共政策的议事日程。

  为了衡量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在这10个国家的每个被访者被提问问题以表明其对于安乐死的赞成或反对意见,结果采用1到10的刻度进行衡量。问题的具体内容如下:

  大家都知道,最近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是关于对希望死亡的病人进行主动帮助的可行性。你在多大的程度上同意或者反对安乐死(即帮助在极端条件下不想活下去的病人死去)的合法化?请在1至10的刻度中选择一个数字,其中0表示你完全反对重病患者安乐死的合法化,而10则表示你完全同意。你当然可以选择1到10中任何一个数字。

  当对于安乐死的态度被当作变量加进模型的时候,模型的大体结构仍然保持不变(见表3)。在模型中,个人宗教信仰是预测对安乐死态度的重要因素,起到-0.46的作用。关于生命起源的解释起到-0.15的作用,远远低于其在预测堕胎和胚胎干细胞在生物医药研究领域的应用中所起的作用(见表11)。年龄对于安乐死的态度起着-0.11的微弱作用。其中老年人不如年轻人那样支持安乐死。这个模型解释了对安乐死态度22%的方差。 这意味着其他与安乐死态度相关的变量应该加进这个模型使得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预测的结果。

总 结

  运用对欧美10个国家的跨国调查所取得的数据,我们建立了一个测量个人宗教信仰的总变量。这是一个简单的四元变量:从没有宗教信仰到信仰一个能听到祈祷的人格化的神,包括了四种宗教信仰类型。它同时是一个有力的测量手段,既反映出不同国家宗教信仰类型分布的变化,也显示出各国同一宗教信仰类型的高度相似性。我们的研究发现,宗教信仰类型(RBT)与宗教行为和信赖宗教领袖呈现正相关,而且它与个人理解何时开始有意义的生命也有密切的关系。

  对当前快速发展的生物医学而言,认识到宗教信仰和对生命的理解对于涉及生物科技的公共政策事宜的影响是重要的。在测量人们对堕胎、胚胎干细胞应用研究和安乐死问题的态度上,所有三组结构方程模型(SEM)中,个人宗教信仰类型(RBT)和对生命开始的理解都表现出比年龄、性别和教育更强的预测能力。同以往的一些研究相比,我们的模型发现:教育在公众对科技的理解和态度上扮演了一个较预期更小的角色。在其中两个结构方程模型中,个人宗教信仰(RBT)和对生命开始的理解对被访者态度的解释都达到或超过了三分之一的总方差;第三个模型的总方差也达到22%。这种情况说明还有一些重要的变量,如政治信仰、科学知识教育、宗教派别、民族文化等,可以考虑加入这些结构方程模型(SEM)中。我们可尝试包括一个基因知识指标,把受过正式生物科学教育和训练的成年人与未受过这类训练的人分开。但是无论如何,目前的研究已经支持了我们的中心命题:即在涉及新兴生物医学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维护上,宗教信仰对公众态度的形成扮演了主要的介入角色。

  (翻译:宋长青、胡 帆)

  *本文在编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山大学金融系牛鸿教授和钟伟冬、丘昕两位同学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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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Jon D. Miller:Northwestern University,美国 Rafael Pardo:Fundacion BBVA,西班牙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