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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精英”五十年:缘起、争论及再出发

——兼论“权力精英”的中国叙事

吕 鹏

  与美国大体是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环境中逐步由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社会变异为一个权力小集团主导国家政策的“权力精英社会”不同,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不撼动执政党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国的精英现状时,除了具备动态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之外,还必须具备转型的思维,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也因此有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今年是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is)的经典著作《权力精英》出版五十周年。半个世纪以来,由这本书所引发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过,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权力精英是否存在?”(Does the power elite exists?)。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关涉到对精英、民主、权力等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如何判断当时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演进趋势,而且可以勾连上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精英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lites)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议题,因而可以被视为理解社会学中精英研究的一把钥匙。本文试图梳理五十年来左右两大阵营围绕这一问题引发的争论,指出它们之间如何由相互对抗,转向相互借用理论资源,并最终在一个平台上讨论问题的。文章的最后将指出今日中国的精英现状对进一步丰富这一问题的意义所在。

一、“权力精英”的缘起及初步争议

  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权力精英》于1956年春季的出版尤如一声响雷震惊了整个美国知识界。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战后的“繁荣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美国作为自由民主国度的代表颇为得意,普遍认为在美国一个集团总会受到其他权力的平衡和制约,所以并不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但米尔斯却认为,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最主要的国家权力已经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且这三大领域彼此间渗透融合,这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公司富豪、政治董事和军界领袖——共同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他们不仅有着类似的心理结构和社会习性,而且有着一致的利益,共同制定至少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是一个控制了集中权力的“小集团”。

  可见,《权力精英》从一开始就将主流的“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多元主义”(pluralist theory)当作了靶子,所以,该书甫一出版就遭到了支持后者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反击。他们认为,经过“管理革命”,家族资本主义已经衰败,西方社会已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精英(a single unified elite)或者所谓权力精英,而是权力分散、相互竞争的精英群体(Parsons,1957)或“反对群体”(veto groups)(Kornhauser,1961)。米尔斯在理论和方法上犯的错误是绕过了对决策过程的研究而只是关注了决策者本人(Dahl,1958),且没有能够区分出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区别,忽视了“上层阶级仍有特权,但他们并不统治”这一新现象(Bell,1960);至于在经验上,达尔(Robert Dahl)通过研究美国纽黑文(New Haven)地区主要城镇中的权力关系后指出,互相对立的精英代表之间的民主式的竞争,不仅是现代政治民主在理论上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是美国政治运作的实际状态(Dahl,1961)。①

  批判主义则为《权力精英》的出版喝彩。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1960年代美国的反战和学生运动,支持和补充米尔斯论述的著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持续时间最长者当属戴伊,自1976年出版《谁在统治美国?》一书以来,每届美国总统上台都会推出新版,至今已有7版之多,而每一版的核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治美国的仍然是那些在重要制度(major institution)中占据高位的权力精英(Dye,2001);在空间扩展上最著名的推动者是米利班德,他将米尔斯的研究范式扩大到对英国的分析中去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Miliband,1969);至于其他国家的类似研究更是层出不穷(Rothacher,1993;Camp,2002)。

  不过,这并不代表批判主义完全同意米尔斯的论述,尤其是其中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Orthodox Marxism),更多分享的只是米尔斯的批判姿态,对他的理论框架却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仅仅像米尔斯那样强调精英与制度的关系②“走得还不够远”,必须将他们还原到对阶级关系的讨论中去;至于放弃“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的概念而发明“权力精英”③,更是容易忽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商业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将经济和政治、军事变得平起平坐。(Sweezy,1956)

  这样,米尔斯关于“美国存在一个由三人小组构成的权力精英”的论断处在了一个微妙的位置上:米尔斯主义(Millsian)④、马克思主义、多元主义三者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权力精英vs.统治阶级vs.利益集团”三种范式鼎立的格局——当然,前两者同属批判主义的阵营,而后者则更倾向自由主义——抛除其中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议,这三者都宣称自己有充足的经验支持而且似乎也确实如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哪一种主张更加接近整体的社会事实?或者说,面对同一个社会事实,到底哪一种理论会更有解释力?不同理论之间的分歧该如何理解?又有没有化解的可能呢?

二、争论的深入和融合:作为桥梁的米尔斯

  1991年发生的一场争论为我们回答上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楔子。随着1980年代里根一撒切尔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新中产阶层的崛起”,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处于下风的多元主义理论再次发起新的反击。⑤新右翼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在一本著作中,就以英国为研究对象指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庞大的、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统治阶级的经理中产阶层,英国人民通过选举选择他们的领导人,通过正式组织起来的利益群体从外部影响他们的领导人,因此英国政府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系统。(Dearlove & Sanders,1991)

  似乎是针锋相对,或许是巧合,左翼阵营的代表人物约翰·斯科特于同年,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谁统治英国?》一书,实际上对桑德斯的观点进行了逐一的反驳。斯科特并不否认中产阶级企业家、商业阶层和公务阶层(service class)在英国政治中影响力的增加,也不否认利益表达的正式机制已经成为政治权力运作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还承认在“公学”(public-school)就读的学生就家庭出生而言并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的垄断”,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没有改变“英国确实存在一个统治阶级”的事实,“英国仍由资产阶级统治,它的经济支配通过对国家的运作得以维系,它的成员在统治国家机器的权力精英中不均衡地表现出来”(Scoot,1991:151)。

  面对同一时期的英国,两部都声称面对权力之“实践运作”的著作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经验事实上的分歧当然也很重要——比如桑德斯等人就认为在英国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碎片化了,而斯科特则认为英国仍存在一个资本家阶级——但考虑到两者在事实认定上的认同日益增加,它们在理论上的分野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拿中产阶层的壮大来说,桑德斯等人就认为这是精英多元的表现;而斯科特则认为,他们虽不是权力精英,但因为与权力精英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和经历(例如都在公学里接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事实上组成了一个为权力精英补充来源的、由各个群体的联合而构成的权力集团(power bloc),“正是从这个权力集团中,权力精英得以形成,去垄断国家精英的补给吸收”(Scoot,1991:137),而没有成为权力精英的企业家阶层或公务阶层,则成为在竞选中支持和维持权力集团的选举集团(electoral bloc)。

  不过,斯科特所使用的“权力精英”已不再是米尔斯意义上的权力精英,他所使用的“统治阶级”也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它被简单地视为是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延伸,而国家机器被认为由一个有着高度阶级意识和团结的单一阶级所支配——这两个术语都经过了他的改造,亦即将阶级、地位群体、精英看作是社会中权力分布的不同因素,从而能够将权力精英与统治阶级等同起来。这种改造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1956年以来经验层面上的社会变迁,更来自于理论完善的冲动;改造本身成功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代表了精英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取向,那就是将韦伯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帕累托主义、多元主义中各自合理的成分连接到一起,而米尔斯,正是最为重要的一座桥梁。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米尔斯自己的观点有的时候更贴近多元主义者,有的时候更贴近马克思主义者。(Domhoff,1968:251)当他对权力的日益集中猛烈开炮的时候,他无疑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当他将工会领袖这样的地位群体看作“权力新贵”(Mills,1948)并强调制度和组织的重要性的时候,他显然又有了多元主义所主张的利益集团模式的影子。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米尔斯关于美国权力结构的观点看作是一个由“权力精英——权力的中间阶层——散众社会(mass society)”组成的金字塔的话,那么,多元主义者的立场是不承认权力精英的存在,他们看到的更多是竞争而不是联盟,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想将权力精英中的一个部分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三派都不否认只要是有国家的社会就会有政治精英,真正的分歧在于,精英之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场合、由哪些人、通过什么方式、为了谁的利益联合在一起?

三、作为对话平台的网络分析及权力精英的中国叙事

  这也许正是为什么过去二十年来网络分析(networking analysis)成为权力精英研究中最重要的取向之一(Camp,2002:282)的原因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分析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了问题的基本面上,那就是权力在社会中是如何分配和运用的——这也是权力精英存在与否这一问题背后的核心关照。在这个问题上,网络分析提供了一幅关于权力结构中的关键组织和人物之间如何相互联系,以及这一网络如何作用于政策议题的图景;而经米尔斯的使用而变得普及开来的“连锁”(interlocking)、内部圈子(inner-circle)等术语则成为了网络分析中的核心概念。

  按照有的学者的总结,精英研究中的网络分析主要有三种方法:声望研究、位置分析、决策过程分析;它们在实际中往往被混合运用。(Domhoff & Dye,1987:10)其中,声望研究通过对一系列群体的访谈以确定谁是权力结构中的关键人物或组织;位置分析则通常从考察成百上千的人物和更大范围的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开始,并可以借助基于图论、矩阵代数、布尔代数等数学基础上的计算机程序的帮助以获得更多的细节(Mizruchi,1982);决策过程分析则由多元主义者的最爱,变成了批判主义者的宠儿,他们尤其强调商业精英和政府之间相互联系的网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Domhoff,1990),同时将商业精英自身的利益一致视为与政府互动的基础,从而特别关注商业精英联盟的制度和过程(Schwartz,1987)——事实上,网络分析和对商业精英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有必要另文综述。

  当然,对批判主义者而言,网络分析的运用虽然使他们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到一种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甚至多元主义部分主张的立场的转向——例如,制度和阶级在网络分析中都得到充分的重视,他们甚至接受了多元主义者的部分主张,亦即承认任何的领导精英内部都存在大量的小群体——但这些都并没有改变而是强化了他们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权力小集团的核心观点,只不过这个小集团的面貌已不再必定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的“阶级”,而是可能随着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群体意识(consciousness)、凝聚力(coherence)和共谋(conspiracy)程度上发生变化的社会存在。这已是个很大的进步。正如吉登斯做出的列联表所显示的那样(Giddens,1975:120-123),处于政治社会学光谱两端的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完全可以被纳入到同一个解释框架之内——其中“团结的精英”最接近米尔斯的“权力精英”;而“均质的精英”和“既存的精英”,在行使权力民主的情况下,可以被视为“治理阶级”(Governing class),寡头化之后,则是“统治阶级”;“抽象的精英”则被用来描述那些相互竞争或对抗的领导群体,这已非常接近多元主义者的立场——问题的焦点,也就由单纯的理论范式和意识形态之争,转向了基于具体情境的历史研究和跨国比较研究。

  当然,与此同时,当精英可以被界定为“在任何一个等级制的顶端都有的那些人”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米尔斯关于“存在一个权力精英”的洞见在很大程度上却被消解了;在这里,丧失的是一种想象力和批判的激情,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学院化甚至琐碎无聊的“实证调查”,而米尔斯,在他的理论终于大大改变了学术界对精英的传统看法之后,他自己却在1970年代末期从学术讨论中几乎“消失”了(Aronowitz,2005:xxv)——也许人们更多记住的只是他作为“愤怒的知识分子”的一面,而忘记了对他的理论贡献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幸运的是,“9.11”后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保守思潮的再次兴起,重新唤起了人们回顾米尔斯在近半个世纪前对权力精英,尤其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批判的热情,而这也许正是米尔斯的著作正在经历一场复兴(Aronowitz,2005:ix)的原因所在。

  而中国,则为深化米尔斯的主张提供了来自另一维度的丰厚素材。众多的研究业已充分揭示,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化趋势,展现出与米尔斯在1950年代所揭示的美国社会的惊人相似:中国社会中的各利益主体快速发育,且力量高度不均衡;不仅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身份之间的相互转化日益频繁,而且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组成的高层联盟日益巩固;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碎片化的底层社会正在生成,社会的中间层发育迟缓,不能充当高层和底层之间的桥梁(孙立平,2006;康晓光,2002;章敬平,2004)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从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阶段,向可能形成一个权力精英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商业精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群体意识的“阶级”,成为一个关键变量。

  然而,中国毕竟不是美国。中国现象的特殊性在于,与美国大体是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环境中逐步由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社会变异为一个权力小集团主导国家政策的“权力精英社会”不同,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不撼动执政党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国的精英现状时,除了具备动态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之外,还必须具备转型的思维,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也因此有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不过,也许米尔斯在五十年前对美国社会做出的论断是对是错,对我们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来面对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向我们做出了道德上的召唤:在一个经济上升、知识界也普遍充满了自鸣得意的大国心态的“繁荣时期”,去做一个“说实话的人”(Gillam,1975:467)和“负责任的工匠”(Thompson,1979)。

参考文献:

康晓光,2002,“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载《二十一世纪》8月号。

米尔斯,2004,《权力精英》,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孙立平,2006,《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章敬平,2004,《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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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不过,即使是那些后来反对米尔斯的人也承认,达尔的经验研究并不能颠覆米尔斯的主张,因为米尔斯所说的权力精英的层次,本来指的就不是这种“社区权力”的运作,而是由“高层圈子”(the higher circles)做出的“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Horowitzs,1981:225)真正能和达尔对话上的,倒是当代精英理论的另一个开创者亨特,后者通过对某一特定城市在地方层次的权力结构进行分析后指出,地方上的商业领袖也是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Hunter,1953)。 ②受韦伯的影响,米尔斯认为,权力精英之所以握有大权乃是取决于他所在制度或机构中的位置。于是,分析权力精英,绝不是要去分析权力精英本人的人格特征,而是一定要把权力精英和他本人所在的制度联系起来,一定要分析历史上各个权力机构的发展趋势。 ③米尔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概念具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容易将政治决策层看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委员会”,而忽视了他们其实还包括了除资本家之外的其他群体,甚至并非属于统治者的、诸如高级法律、金融人员这样的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里来回穿梭的人物,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仍然保持着一定独立性的联盟网络。(米尔斯,2004:377) ④也有不少人将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归为“精英主义”(elitist)(Scott,1990:xi),亦即一种强调权力集中在高度整合起来的精英手中的传统。姑且不论米尔斯本人一直反对这样的归类(Millis,1957:248),这种将莫斯卡和帕雷托创立的精英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者、韦伯主义者放在一起的分类方法,将导致我们忽视它们在理论取向上的重大差别,而这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因此并不适合本文。实际上,米尔斯虽借用了“精英”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已与传统精英理论相去甚远而更接近韦伯的地位群体概念。但是,将米尔斯等同于韦伯主义者(Weberian)也并不十分恰当,因为米尔斯同样也受到了马克思、马基雅维利甚至杜威、凡伯伦等人的巨大影响,很难被归入一个既存的学术流派之中。事实上,虽然由于米尔斯本人“公共知识分子”的面貌和不受学科教条束缚、感情色彩强烈的写作风格,他的著作至今仍遭到“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排斥(Aronowitz,2005),但经过其学术追随者——其中最坚定的是多姆霍夫(Domhoff),戴伊、米利班德、内德(Nader)等人也可归入此类——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断修正完善,我们已完全可以将由米尔斯奠定的“权力精英理论”视为一个特征鲜明的独立学术范式。 ⑤学术争论总是逃脱不了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在1960—1970年代批判主义占据知识界主流话语的背景下,自由主义阵营明显处于劣势。但19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New Left)对米尔斯其实一直是在进行一个选择性地挪用,对他批判姿态的兴趣远高于对他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框架的兴趣,所以也从未真正在学理上说服它的对手,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时,反对者卷土重来也就毫不足奇了。其实,在米尔斯那里,权力精英存在与否,是一个可以随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的历史性问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对“权力精英是否存在”这个问题重新审视一番,倒符合米尔斯的本意。 ⑥一个成功的“精英理论”,必定暗含一个与之对应的“底层理论”,必定要对社会(权力)结构做出整体的判断。“统治阶级范式”就将社会被划分为“统治者—被统治者”、“压迫者—被压迫者”、“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大集团;多元主义者则青睐“市民社会理论”;与权力精英对应的,是“僵化的中层”和“散众社会”,整个社会结构不仅失衡,而且精英和底层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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