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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

任 焰 潘 毅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它既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管理方式,同时也是劳动团结与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出现的平台。我们的结论是,劳动控制与抗争的辩证关系在工厂的宿舍空间中被充分地呈现出来,资本与劳动双方都在有意识地通过对这个空间的控制来强化各自的权力。在宿舍劳动体制中,居住与劳动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发展出集体性的资源,并有助于动员工人向工厂管理者发动集体性挑战。

一、导言

  

  随着现代中国向全球市场的开放,中国已经逐渐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私人、外资以及合资等新型所有制企业在中国沿海地区大量涌现,带来了城市就业机会的急剧增加。一个由来自内地农村的外来工们所构成的新的劳工阶级——或者说打工阶级(Pun,2005)——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外资、合资以及私人企业在以出口加工为主的经济特区中雇用了数千万的外来农民工,因此,中国的工业区中普遍存在着利用宿舍安置外来劳动者的现象。

  本文首先将对历史上由雇主为员工提供住宿的几种劳动体制进行回顾,并与现今中国工业区中广泛存在的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进行比较,归纳出宿舍劳动体制的独特性及其在中国与全球经济接轨过程中出现的必然性。然后本文将以深圳一间粤港合资的电子厂为例,阐述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宿舍劳动体制的特征。作为一种另类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它既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管理方式,同时也是劳动团结与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出现的平台。劳动控制与抗争的辩证关系在这个空间中被充分地表现出来,资本与劳动双方都在有意识地通过对这个空间的控制来强化各自的权力。

二、什么是宿舍劳动体制?

  

  随着数千万的农民工涌入工业城镇,由工厂提供宿舍供其栖身便成为中国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织特征。在中国,无论工厂的产业类型、所在地区或者资本性质如何,外来工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已婚还是未婚——通常都居住在工厂内或者工厂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厂宿舍大多是楼房,每栋宿舍楼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间都是共用的,比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个工人,位于每个房间、每层楼或者每个单元的厕所和洗漱间都是公用的。在工人宿舍里,除了床铺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允许个人隐私存在的空间,生活空间都是集体共用的。我们将工厂大量使用外来工,并利用工厂宿舍暂时性安置外来劳动力、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现象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

  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宿舍劳动体制可谓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相互融合生成的独特产物,是随着全球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生产空间形态。由于中国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结构都使得农民工这个新兴的劳工阶级难以在城市中建立他们自己的社区,因此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负担便落在了企业头上,正是这种责任转移导致中国出现了独特的“宿舍劳动体制”,并因此而导致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一种特殊剥削型雇佣制度的形成。尽管很多学者都曾经对工厂宿舍进行过考察,但是他们通常强调的是宿舍生活条件的恶劣,例如过于拥挤、缺乏隐私、安全隐患等。而关于工厂宿舍相对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意义(尤其是在劳动控制和劳动抗争方面)却尚未被系统地进行过分析。

三、宿舍劳动体制的历史追溯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工厂地处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在其他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运作,因此很多国家的资本家都为其雇员提供住宿。一般的看法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确保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忠诚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使企业的长期利益得到保障。因此,工厂提供宿舍的做法被认为是西方“家长制”管理实践的一个伴生物(Ackers,1998)。在传统的家长制管理中,提供住宿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公司或企业的一项长期的、制度化的设置。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英国,很多羊毛厂、棉厂、矿山以及钢铁厂与铜厂等所共同构成所谓的“工厂村”(Pollard,1965)。在工厂村的雇工方式中,大多数雇主都为雇员提供住宿,这种方式有助于将潜在的罢工者或制造麻烦者驱逐出去,使工人受制于租金与管理的控制之下。 

  另外,对日本工业化的研究表明,提供宿舍是日本家族主义管理方式(Hazama,1997)的一个组织特征,宿舍意味着“工厂即社区”(Dore,1973)。但是,Brinton(1993)也曾指出,宿舍劳动曾是一种性别化的雇佣形态,是为了短期雇佣的女性以及不断更新的劳动力市场而特设的一种独特的劳动形态。有些日本学者则认为宿舍是一种强迫雇佣的形式或者一种监狱式的制度,雇主通过宿舍制度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则失去几乎所有自由(Tsurumi,1990)。

  在近代中国的工厂,西方家长制管理方式的引入也带来了类似的历史实践。Elizabeth Perry(1993)曾经对一间上海丝厂如何通过采纳西方的家长式管理方式最后发展成为最大的纺丝工厂进行了描述。她指出:“为了鼓励年轻的纺丝工人达到高水平的产出,公司发起生产竞赛,支付高工资,并且提供各项服务:宿舍、餐厅、诊所、图书馆、夜校、俱乐部以及运动队等等”(1993:183)。另外,Honig(1986)在对同一时期上海工厂的研究中将宿舍描述为既可以将津贴最小化,又可以对合同工的生活进行严格控制的模式。因此,宿舍曾被认为是一种向外来女工提供住宿与“保护”的劳动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全能机构”也曾经广泛地为其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的、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及保障(Walder,1986;Shenker,1996)。

  中国向全球生产开放始于1981年的深圳经济特区,采用宿舍劳动形态的工厂组织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之下通过外资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联手推动而大规模出现。位于工业开发区的雇主企业为包括工人在内的所有雇员提供宿舍已经成为一种规范,有的是从当地的有关部门租用,有的则是由工厂自建。因此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的实践看起来更像是系统性的生成,而不是一种伴生物。更确切地说,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广泛实践的宿舍劳动体制既不是西方所定义的家长式模式,也不是日本的家族主义管理,同时更不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度。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的工厂实践中,宿舍主要提供给那些短期雇佣的单身工人,因此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并且排除了具体的企业与具体的工人个体之间关系延续的可能性。更进一步来说,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在企业中的实践与其产品特征、生产周期、地方特色或者雇主偏好等并无明显相关。最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宿舍劳动体制中,企业为其雇员提供住宿并不是为了收买劳动力的忠诚或者保住稀缺技术,而是为了确保在短期内获得单身的、廉价的、年轻的外来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让他们将短暂的“黄金时间”——通常3—5年(Pun,2005)——留在工厂;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这种有保障的劳动力获得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的出现既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特别过剩,同时也由于中国在经济上与全球生产链条的接轨。

四、住在工厂:选择?别无选择?

  如果工人可以选择,他们更愿意选择离厂而居。因此,工厂宿舍的广泛使用代表的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劳动与居住方式。Hershatter(1986)曾经对1900—1940年天津的一间棉纺织厂的工人进行了研究,指出工厂利用宿舍主要是为了降低劳动成本,因为可以大量使用女性以及移民劳动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有可能,工人们就绝不会选择住在宿舍,根据Hershatter(1986)的研究,工厂宿舍的入住率通常只有40—50%。因为宿舍提供给工人的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厂主们宁愿把工厂封闭起来,由工厂来提供各种生活设施,设置门卫严守。但是工人们却总是用脚投票,他们抵抗工厂将其住处也变成规训工具的企图(Hershatter,1986:165-166)。”由于工人工资少得可怜,他们有时候会从工厂偷东西,而宿舍使人不可能藏起任何东西。另外,住在工厂宿舍也意味着更加严密的控制,对于女工来说还有受到性侵犯的危险。因此,工厂宿舍变成了一个容纳那些在当地既没有家、也没有亲戚的单身者或者外来劳工的地方。到了晚上宿舍就会锁上大门,以防止工人外出。工人如果不住在工厂宿舍,他们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独自租住廉价的房子,要么与亲戚同住。独立居住并不见得条件就会好,它经常和工厂宿舍一样环境恶劣(当然可以暂时逃脱雇主的控制)。而在当代中国,新型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是国家户籍制度、广泛存在工厂宿舍以及缺乏独立居住空间等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宿舍劳动体制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宿舍控制形式都更加严格、全面和深入。

  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资本的流动(通常是跨国流动)与劳动力的流动(通常是国内的跨地区流动)通常联系在一起,并且总是浓缩在“生产”这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经济范畴之中的。工人主要是在省际之间流动的农民工,他们作为产业工人在工厂所在地的停留是暂时性的,他们通常居住在工厂宿舍,宿舍与他们的雇佣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农民工的流动是在以下两个社会条件的作用之下发生的:一是国家允许农民工进入外资以及私人企业打工;二是国家为了满足资本以及城市发展的战略需要而通过政策(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动,限制劳动者的流动自由。这两个社会条件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而生产的空间意义恰恰是在两个社会条件的矛盾作用之下、在劳动者的流动之中被呈现出来,这种空间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具有政治性的——农村外来人口拥有在城市工厂中打工的自由,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的劳动人口;然而城市却拒绝(或者是无力)承担无产阶级化及其世代再生产的成本,它不允许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根,户籍制度连同劳动力控制一起,共同建构出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一方面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塑造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换句话说,他们不拥有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下去的自由。由于城市政府不为这些临时居民提供住房、教育以及其他环境设施。因此,他们大多只能够住在工厂的宿舍之中。而且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停留的合法资格是与雇佣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劳动合同期满,他们就必须返回他们的出生地或者寻找另一份临时性的工作(Lee,1998;Solinger,1999),然后将再一次被宿舍劳动体制所控制。

五、深圳的宿舍劳动体制

  

  根据我们对深圳宿舍劳动体制的调查,深圳(中国的其他工业开发区也一样)的工厂宿舍可以被简单地归纳为以下五种形式:

  1、企业购买土地自建厂房和宿舍。这类的企业通常是外资企业或者企业规模较大,通常拥有雇员上千人。每间宿舍的面积约为20—30平方米,容纳8—12名工人。有些企业提供免费住宿,有些企业则收取30—50元/月/人的住宿费。

  2、企业从当地政府或者个人手中购买宿舍楼提供给员工居住。除非宿舍楼距离工厂很近,否则这种从第三方手中购买宿舍的做法并不常见。

  3、企业从当地政府或者个人手中租用宿舍提供给员工居住。深圳约有80%的工厂宿舍属于这种类型。这类企业通常是中小型企业,约有雇员几百人。有些员工规模在3000—5000人的大型企业也会采取这类方式安置工人。这类工厂宿舍的条件差异性非常大。每间宿舍可以住8—16个人,工人通常自己负担住宿费,每人每月房租在20—28元之间。

  4、工人自行租房居住。这类情况通常有的是由于工厂宿舍供给不足,有的则是因为工人已婚要与家人同住。房租约为300元/月,通常由4—6人分摊。工厂所提供的宿舍大多是男女分住的,只有少数工厂有专门提供给已婚者的夫妻房。夫妻房通常只提供给那些双方都在本厂打工的夫妻,房租约为100—200元/月。

  5、企业租用商品房、酒店房间或者别墅提供给高级管理人员居住。其中从当地居民手中租用商品房的做法比较常见,根据住房品质,房租为1000—2000元/月不等。

  从空间安排的意义上来说,以上的五种住宿形式又可以更进一步归纳给以下四种模式:

  1、厂房与工人宿舍都位于厂区内。工厂区通常有高墙环绕并且设有保安全天把守厂门。这类企业通常规模很较大,厂区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有商店、小超市、食堂、娱乐场所、诊所等。

  2、厂房与工人宿舍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通常间隔距离在步行可及的范围之内(步行10—20分钟)。有时候工人宿舍就在工厂旁边,只是不在同一个大门内。

  3、厂房与宿舍位于同一栋建筑之中。根据中国的消防条例这种情况属于违法。

  4、宿舍与仓库位于同一栋建筑之中,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厂房、宿舍和仓库都位于同一栋建筑。这种情况属于严重违反消防条例的行为,容易引发工厂大火。

六、个案研究:深圳丰永电子厂

  

  建于1991年的深圳丰永电子厂(以下简称“丰永厂”)是一家粤港合资企业,企业的管理权主要掌握在香港人手中,企业设有港方总经理1名以及港方管理人员40名,他们属下的100名内地管理者主要负责工厂的日常生产管理。香港的总公司方面主要负责联系日本、韩国的一些大型品牌公司(例如索尼和三星)的生产订单。丰永厂主要生产高科技电子产品,例如手机、MP3等。除了为亚洲的买家供货之外,丰永厂还为美国市场生产DVD。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采取了深入访谈法和田野观察法,我们先后共对30名工人进行了访谈,并对工厂宿舍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观察。

  丰永厂从建厂之初开始,企业就已经确定了长期的发展目标,要将丰永厂发展成深圳数千家同类产业企业中的龙头企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企业投资规模巨大(3000万元),因此当地政府在土地资源、设备、通讯、原材量和商品进出口、税收等方面都给予了企业很多优惠政策。九十年代中期,丰永厂的员工规模已经迅速增加到4500人。企业积极采用现代管理模式和引入国际劳动标准,使丰永厂在严峻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站稳了脚跟。丰永厂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其中女性占70%以上。她们来自的省份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以及贵州等。工人的年龄大多在22—26岁之间,我们访问的对象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年纪最大的42岁。

  丰永厂位于深圳特区内地价昂贵的地方。新工厂大楼笼罩在绿色的玻璃幕墙里,看上去非常现代、美观。厂区共有两栋三层楼的建筑,除了生产车间之外,管理者的办公地点、会议室以及研发与设计部门设在大楼之中。厂区为港方和中方共同所有,其中中方拥有60%的股份,港方公司拥有40%的股份。由于中方负责提供土地和建设成本,因此其持有相对较多的股份。

  丰永厂处于全球分包生产链条的末端,由于港资的作用,企业可以与美国和日本的买家直接签订供货合同。香港的公司在中国内地一共设有三间分包加工厂,一间设在上海,两间设在深圳。对于那些技术含量不高,无需使用昂贵的装配机器的产品,企业通常的做法是将其生产订单外包出去。另外丰永厂还将产品的一些末端处理工序和包装工序外包给一些当地的小厂,但是产品出口之前企业会统一进行质量检查。丰永厂大约有10%的生产工序被外包给当地企业,这些企业大多位于地价比较便宜的地方,通常是在特区之外的工业区。由于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对于当地企业来说丰富、廉价而易得,因此这种外包生产模式可以极大地降低公司的生产成本。 

  丰永厂工人平时的人均基本工资为3.3元/小时,加班工资为4.2元/小时。工资以现金形式按月发放。加上加班工资,工人的人均月收入在900—1000元左右。生产工人的工资通常顺延推迟一个月支付。平时通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除非在生产指标完成的情况下,可以在星期日休息一天),表1是丰永厂工人平时的工作时间表:

  主管、技术人员、管理类或办公室的文员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人均月薪在1500—2000元之间。由于丰永厂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工厂通常只会雇用熟练的或者有经验的工人。

  (一)工人的居住状况

  为了扩大企业规模以及更新生产设备以吸引更多全球买家的生产订单,丰永厂斥资1000万元兴建新的员工宿舍区。宿舍区占地约12000平方米,共有五栋宿舍楼,其中四栋是工人宿舍,还有一栋是管理人员公寓。宿舍区四周建有围墙,大铁门经常关闭,在铁门的旁边有一扇侧门全天24小时开放,由保安轮流值班把守。经过侧门和保安值班室进入宿舍区,可以看到两块活动用空地,主要供员工举行各种娱乐和体育活动,例如打篮球或者打羽毛球。空地附近摆放着一些桌椅,工人们经常会坐在那里聊天儿。宿舍区有一个小商店,晚上经常会聚集很多工人,通常工人来商店并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看电视。商店附近是两个很大的工人饭堂,每个饭堂都可以容纳近上千工人就餐。住在宿舍的工人每个月缴纳房租50元/人,在饭堂就餐的费用是3元/餐。在管理者公寓楼的一楼还设有一个诊所和一间阅览室。

  丰永厂的员工宿舍存在着不同的等级标准,反映出企业员工之间的分化。香港管理者、内地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普通生产工人在住宿条件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管理人员的公寓都是三房一厅的格局,另外附有独立的厨房、洗手间和浴室。另外,管理人员住的套间里都配有齐全的电器设备,如电视、冰箱、空调、以及厨房和浴室设备等。港方的总经理和管理者们每人都分有一套独立套间,而从内地招收的经理助理、主管、技术人员以及办公室文员则是每3—6人合住一个套间。相比之下,工人宿舍楼更像是一间医院,所有房间都是同样大小,每间房都带有一个共用的洗手间,每层楼设有一个供应热水的水房。每间宿舍住有8—12名工人,生活以及卫生条件都比较差。宿舍中没有厨房和浴室,也没有任何空间可以供工人放置自己的衣服以及其他个人物品,工人们通常只能把自己的所有物品都堆放在自己的床铺上。宿舍装有风扇,但是经常坏掉了也无人来修理。正如我们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在劳动过程的微观层面以及宿舍中建构出空间的差异和分化,至少在我们所观察到的外资或合资工厂里情况皆是如此。

  由于丰永厂员工人数多,因此宿舍管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丰永厂的员工宿舍守则超过50条,而且每条后面都附有惩罚的细节。宿舍行为守则涉及了睡觉、吃饭、洗澡以及出入等各个方面。表2是丰永厂宿舍守则中的一些主要条款。

  丰永厂希望通过这些严格的纪律守则来培养出一支更加文明、更加兢兢业业的劳动队伍。工厂指派了两名巡查经理专门负责检查员工食堂和宿舍。工人们经常抱怨说这两名巡查经理待人态度很差,总是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就呵斥工人。例如,如果工人用手机打电话的声音稍大一点,被他们听到了就要遭到一顿教训。这两名巡查经理都是来自四川偏远农村的退伍兵,他们在厂里的工资水平相当于生产工人的四倍。

  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巡查工人宿舍,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管严点儿,否则我们怎么可能管得住4000多工人?我们不允许工人们半夜在街上闲逛。那些男工很容易在街上闹事儿,(如果晚上在街上逛)白天工作就没有精神。女工晚上在街上不安全,我们也是为她们好,保护她们。(对意达厂一名巡查经理的访谈)

  工厂在对工人进行控制和惩罚的时候,经常会使用“保护”这个词。更进一步来说,由于工人必须居住在工厂,因此工厂即使是对工人的个人时间也可以进行“家长式”的关怀,管理者们完全控制了工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控制在工作与居住绝对分开的生产方式中则是难以做到的。然而,宿舍劳动体制的伦理精髓在于它不仅是要对工人实行严格的控制和惩罚,同时还要创造出一套自我管理的论述。管理者期待工人对宿舍进行自我管理,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学会如何自律。

  现代的宿舍体制不仅拥有一套严格的纪律体系,同时也包含着某种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空间与日常生活自我形塑技术(Foucault,1977;Mckinlay & Starkey,1998)。工厂管理者(代表资本)试图利用通过包括宿舍在内的一系列规训程序对工人进行彻底的控制和改造,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为资本提供劳动力。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工厂可以对工人的工作与生活进行全面控制,将一个全新的工厂生活“软件”输入到工人的思想与灵魂之中,试图使她们获得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惯习,严格的宿舍管理与检查制度使工人完全处于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空间”之中。

  (二)工人抗议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逃避、叛逆和反抗。尽管对工厂宿舍的管理和控制非常严格,但是大多数工人只是在表面上顺从,并不是真正认可了宿舍的行为守则。为了方便形成亲属或族群圈子,女工们经常换床铺,尽量能够和自己的亲戚或者同乡住在一起。另外,在宿舍里禁止煮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工人在夜里加班后都会感到饥饿。如果有同乡到访,也总是会偷偷留宿到她们找到工作为止。有时候甚至会在女工的床上发现男人,如果被别人告发到厂里,这个女工就会被立即开除。赌博和饮酒等宿舍严令禁止的行为,虽然在女工宿舍里很少见,但是在男工宿舍里却非常普遍。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反叛行为数不胜数,但是这些并没有严重威胁宿舍生活的秩序。

  我们在工人访谈中所了解到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工人集体抗议行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宿舍劳动体制之下劳动抗争的一个生动例证,甚至可以说,正是工人宿舍这种聚居方式为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社会基础。

  尽管永丰厂较高的工资水平使工人们愿意留在这里工作,但是当有些工人们知悉中国劳动法的某些条款之后,他们都非常不满,因为工厂并没有严格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给予他们双倍的休息日加班工资(法定假日加班应该是日常工资的三倍)。2002年,丰永厂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计划将其部分生产线搬到深圳特区之外的工业区。在新工厂,企业计划将工人基本工资从原来的3.3元/小时下调到2.5元/小时;加班工资也从原来的4.2元/小时下调到3元/小时。总体上说,新工厂的工人的工资水平将比原来的工厂降低25%。

  从2002年开始,丰永厂开始有计划地大规模解雇那些合同到期的工人。2002年3月,工人们过完年从家乡返厂后发现,工厂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解雇了600名工人,而给每个人的遣散费仅相当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工厂通知被解雇的600名工人尽快离开工厂并搬出宿舍。根据丰永厂管理层的解释,根据中国的劳动法,他们只需要在工人劳动合同期满前24小时通知工人即可,因此工厂并不需要对工人做出补偿,而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遣散费是工厂对工人的善意表示,并不是工人的权利或者工厂的义务。

  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工厂的车间和宿舍到处都可以听到关于解雇工人的各种传言和消息。工人们经常聚在宿舍中讨论下次裁员的时候可能发生事情,尤其是那些劳动合同即将在2002年9月到期的工人们尤其感到紧张焦虑。工人们开始关注深圳市劳动局的各种劳动法规条例,他们想知道自己到底可以从工厂获得多少补偿金,是否能够要求工厂将曾经未按劳动法规定足额支付的加班工资补发给他们。工人们经常在宿舍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往往是在老乡、亲戚或者朋友之间进行的。最后,工人们决定集体联名写信到劳动局反映情况。一群来自湖南的女工起草了给劳动局的信,接着,为了收集签名,这封信在宿舍楼里沿着各种非正式关系网络(朋友、亲戚、老乡等)在各个房间之间秘密地传递开来。有一个湖南的工人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收集到了将近200个工人的签名。然后工人们把信送到了劳动局,一个劳动局的办事人员收下了工人们的信并且承诺将尽快对情况进行调查。

  但是劳动局却迟迟没有给工人回音。而在丰永厂这边,为了稳定工人情绪以及逃避补发加班工资的责任,厂里通知工人2002年内不会再有解雇工人的动作。然而,生产设备仍然在被不断地搬出工厂,工人们的加班时间也越来越少,收入水平受到严重影响。宿舍里到处可以感觉到工人们的悲观情绪,因为工人们知道自己最终还是难逃被解雇的命运。一个工人说:

  那时候我们就好像在等待生死判决一样。每个人心里都知道工厂迟早会搬走。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好像被欺侮了。因为我们的工资高,所以厂里不愿意带我们去新厂。他们想重新雇人。宿舍里有人说如果肯接受低工资的话,被解雇之后厂里还会考虑重新雇我们。

  结果是,丰永厂只打算留用车间管理岗位的人员,并保证在新厂对他们进行重新安置,这些管理人员倾向于希望保留一些身边比较“忠诚”的工人(通常是共事时间较长的人)。大多数的工人坚持如果工厂不发放补偿金则不肯离厂。由于加班越来越少,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宿舍,因此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共同商量对策。他们详细阅读了深圳市政府颁布的劳动条例,并聚在一起进行讨论。还有一些工人甚至开始收集工厂违反劳动条例的种种事实(包括工资支付、收取押金、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合同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并记录下来。在这个封闭的宿舍空间中,工人们组成各种小圈子或者网络进行广泛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都了解到企业违反劳动法规的种种做法是非法的。工人们正是在宿舍进行组织的过程中,很快清楚意识到了工厂实践与劳动法规之间的差距,工人意识迅速而有效地被培养出来。

  2003年1月6日,丰永厂终于开始动手解雇第二批工人,又有1000名工人被列入了解雇名单。这些工人拒绝接受最后的工资给付,并且不接受工厂对其劳动合同的终止行为。到了晚上,被解雇的工人们拒绝搬出宿舍,他们采取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把自己的东西全都锁在宿舍之中。宿舍楼里,工人们广泛进行着激烈的讨论。第二天早晨,约有600名工人采取集体行动,步行到深圳市政府大楼并要求与政府负责人对话。政府相关部门迅速对工人们的要求作出反应,工作人员出来劝工人们离开,并承诺将在下午与丰永厂开会商讨此事。工人们要求会议必须有工人代表参加。到了第三天,劳动局、企业和六名工人代表面对面地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判协商。

  工人代表选举也是在宿舍中进行的。尽管代表选举的程序并不正规,但是在我们在对工人的访谈中了解到,工人们推选工人代表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血缘、族群以及朋友关系早已形成了各自的生活圈子和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网络中的领导者通常被称作“大姐”或者“大哥”,他们通常很关照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经常帮助圈子里的其他成员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并因此获得了其他人的尊重。这些在工人中拥有较高声望的人(非正式群体的领导者)被推选出来担当了工人代表。工人代表的选举没有采取任何正式的民主程序,因为这些程序对于一个早已在宿舍与工厂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团结群体或者领导人来说似乎是毫无必要的。

  丰永厂与工人代表进行谈判的结果是:企业依然坚持终止工人的劳动合同,但是愿意按照工人在丰永厂的工作年限来支付补偿金(工作一年则获得一个月的工资补偿),这样,对于已经在丰永厂工作五年的工人来说,他们便可以获得5000元的补偿金。对于工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此他们几乎从未期望过可以和丰永厂续签劳动合同(除非他们愿意接受工资减少25%并去新厂工作)。2003年1月遭到解雇的1000名工人通过他们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剩余”。

  丰永厂在深圳特区内的工厂依然还在运作,但是企业的雇员规模已经下降到只有2000人左右。被解雇的工人有的接受了较低的工资水平,进了丰永厂在深圳特区外的新厂工作;有的工人则在其他工厂重新找到了工作。

七、结语: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

  

  全球化时代广泛出现于中国的工厂宿舍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应该被视为生产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厂中,无论是资本还是工人都在通过控制这个空间来增加各自的权力。劳动控制与抗争的辩证关系在宿舍空间中被充分展示出来。

  一方面,资本通过宿舍对工人们的劳动与生活进行直接控制,塑造工人的生活方式,通过操纵各种精细的微观权力技术使工人尽量符合生产机器的要求,延长劳动时间,随时根据生产需要灵活使用劳动力等,降低对劳动力使用的不确定性,实现对劳动力使用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宿舍劳动体制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劳动控制与管理形态。它使工人完全处在了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空间”之中, 

  但另一个方面,尽管工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几乎全面的、系统的控制,但是宿舍劳动体制却为工人抗争开辟出一个空间。为了减轻工业世界的暴力,大多数工人不得不对自己的宿舍空间进行控制和利用。过度拥挤和紧张的人际互动导致了工人之间产生冲突,然而共同的命运却使他们的打工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进入工人的真实生活世界,宿舍对于工人团结与集体行动产生的空间与社会意义被呈现出来。工人们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驯顺的,相反,他们是机灵而反叛的。他们同样善于利用自己在生活空间发展出间隙性权力(interstitial power)形态,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挑战着规训的权力并形成非正式关系网络。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代,嵌于社会关系或者从文化资源中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性实践是工人们不屈不挠地抵抗工业规训力量的日常策略。二十世纪初期,在上海和天津的一些工厂里,成立同乡会是产生社会身份认同(尽管是片面的、流动的、易变的)的一种重要手段,并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或者公开或者隐蔽的社会行动(Honig,1986;Hershatter,1986;Perry,1993)。现代中国的外来工们仍然是被紧紧包围在同乡和亲属网络之中的。

  宿舍聚居为工人们强化和扩展这些非正式网络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在宿舍中,性别、血缘以及族群网络将工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这些网络也有利于工人流动、找工作以及传播工作信息,并且增强了工人对工厂以及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另外,宿舍聚居也为工人建立共识、发展策略以及采取集体性行动创造了条件。总之,宿舍劳动体制的存在使工人之间容易建立起较强的社会关系,并促进形成各种工人团结形态(尽管通常不是长期的、稳定的)。它为工人展开集体抗争行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空间与社会基础,居住与劳动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发展出集体性的资源,并有助于动员工人向工厂管理者发动集体性挑战。

 

  *本研究得到了以下两个研究课题的资助:(1)Hong Kong Research Grant Council support,“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 Labour Control and Resistance through the Dormitory Labour System in China”(2003-2005);(2)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05&ZD034)。

参考书目:

Ackers, P. (1998) On the Concept of Paternalism: Seven Observations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the Concept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Historical Studie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5, 1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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