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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期不来,乌啼蜇窗白”

——纪念严复译注孟德斯鸠《法意》100周年

王 毅

【内容提要】 正因为认准皇权中国在其权力构造的基点上就与宪政方向完全悖逆,所以从系统地介绍宪政的基本原则入手,进而具体说明“秦政”以来的中国“不可与欧美同日而语”的一系列法理原因,这就是严复译注《法意》的深意之所在;当然更是他认为中国走出中世纪必须由此起步的初阶。

  严复约于1900以后开始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到1904—1909年间分七册陆续出版。所以大致说来,严复这部著作(他在《法意》译文之后加入大量案语,其内容都是对中西制度文化差异的分析,所以此书实际上是一部“比较制度学”著作)问世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严译《法意》因为追求行文古雅而诘屈聱牙,但为什么即使如此,我们在百年之后还要重提它的意义?

严复的眼光与“第一义”的境界

  以前一直觉得,佛家所谓“第一义者,亦名真谛”之类说法太过玄虚。如果我来定义“第一义”的境界,它也许是这样的:世上一般的道理知识,辨识越明即获益越多;唯“第一义”的天地大为不同:你越对之百思不解,则越受到感动、越可能开启“脱卑暗而向高明”的心智之力。比如巴赫的时代,德国还是被意大利和法国人视为半蛮荒,可是一生在德国小城中度过的巴赫何以能够成就出那样伟岸博大的艺术境界?何以在哪怕一个个短小的音乐片段中,都能展现出宇宙间无穷无尽的深奥变化和至高至妙的和谐结构(比如他第49首康塔塔《我带着渴望而寻找》的序奏、无伴奏小提琴“帕蒂塔”第二号中的恰空舞曲等无数例子)?这样的问题装在我心里几十年,几乎没有一天不是翻来覆去用它来诘问自己,但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而唯其如此,也才慢慢懂了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事物的“不解、惊异所激励出的求知欲望”作为科学诞生的三大前提之一。

  如果问中国有什么人或事,庶几可以引起类似的惊异?窃以为在不多的例子中,有两个尤其值得我们抱以恒久的尊仰和叩问:一是从安徽绩溪偏僻山乡走出来的胡适(他年幼时经常被母亲强迫做的,是不论看见什么庙都要进去磕头),为什么后来竟有那样高远的心胸,比如他在《留学日记》中写下的:“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并且在他一生中,不论世事如何风云翻覆而能始终矢志于此?

  再早些的一例,就是严复独有的眼光——那个十四岁丧父、后来拖着辫子到英国学习海军的年青人,仅凭课余去旁听法院的庭辩,就径直悟到了制度层面最深刻之处:中西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任何其它的地方,而在于“秦政”以来中国皇权政体与西方宪政政体在法理和法律体系上的巨大歧异,严译《法意》中的原话是:“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驻英公使郭嵩焘),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这“卓识”的一针见血,也是许多年以来我们经历了太多别处的虚浮热闹之后,才终于体会到的。

彰扬“思想大纛”与阐明“政学至粗极浅之义”的歧路

  梁启超曾评论严复为“清季输入欧化第一人”。人们知道,“严译”诸书中对当时国人震撼最大者是阐发“物竞天择”的《天演论》,甚至他的老师吴汝纶初读此书时,都以“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来形容自己的喜悦。而进化论思想应声而带来社会风潮的大变,似乎又反过来最有力地证明了观念和伦理的革故鼎新乃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关键。所以毛泽东早年《与黎锦熙书》(1917)中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他尤其认为以雷电之势而“变换全国之思想”是变革整个社会面貌的关键:“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也。”

  以哲学和伦理学等等为核心而张扬思想的“大纛”、从而使社会变革之路豁然大开,这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摩顶放踵的方向。流波所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仍沿此定势,变本加厉地把观念体系视为文化的核心和结晶,由此希望在哲学、伦理、文艺、美学、国民性、相关社会风尚等领域中,发掘出导致中国迟滞、或者有可能促使中国进步的要素;同时也普遍从这样的角度,定义西方走出中世纪进程中的决定力量,并把中国对启蒙主义的引入,定义在借助其意识形态成果(“启蒙思想”)的层面。这样的路径自然分外耀眼诱人,就如当时一位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后来所总结:“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北岛:《听风楼记》,《读书》2005年第9期64页)

  而与“思想大纛”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异常眩目和席卷一切相映对的,却是国人长久地对于现代制度构造和法理几乎茫然无知,1902年梁启超在《论立法权》一文中曾深深喟叹:

  立法、行法、司法,诸权分立,在欧美日本既成陈言,妇孺尽解矣。然吾中国立国数千年,于此等政学原理,尚未有发明之者,……我四万万同胞中,并此等至粗极浅之义而不解者,殆十而八九焉! 

  所以他说:“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于兹”,结果不仅被当道者视为洪水猛兽,即使是读书人,当他们听说宪政的原则是确立君、官、民各自的权力与权利界限、尤其是要实现“君权有限”时,也马上大惊失色,因为在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都是:“君也者,一国之尊无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隶属者也;只闻君能限臣民,岂闻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几于叛逆乎?”(《论立法权》)由于这样的制度传统,法律就不过是权力者统治草民的工具;而“民不出租赋则诛”更是自古以来官民之间法权关系的基本内容。于是“法”从来不能因为体现人类普遍正义而具有高于世俗政治权力的地位,相反它不过是帝王和官府统治威势的延伸、因而总被直接称为“王法”或“官法”(详见拙文:《“王法”“官法”与宪政法理的根本分野》,《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7期)。上述一切,就是严复译注《法意》时所面对的基本制度背景,所以他在此书有关“罗马法”的译文之后加案语说:“民主之俗,尤非专制者所习知。……盖中国之是非不可与欧美同日而语,明矣!”

  正因为认准皇权中国在其权力构造的基点上就与宪政方向完全悖逆,所以从系统地介绍宪政的基本原则入手、进而具体说明“秦政”以来的中国“不可与欧美同日而语”的一系列法理原因,这就是严复译注《法意》的深意之所在;当然更是他认为中国走出中世纪必须由此起步的初阶。

  总之,我们曾长期崇信“心力”的决定一切,从朱熹所说“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天下万事,本于一心”等等,至很久以后以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潮是启蒙之关键尽皆如此。但是据熊彼特说:这种“新精神”本不存在,因为“并非人们得先具有新的思维方法,然后才能把封建经济转变成与其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反,旧的时代中早就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胚芽。这些胚芽缓慢地生长,但每一步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每一步都使资本主义方法和资本主义‘精神’有所发展。”(《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所以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在“精神”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制度力量时,也才能体会到当年严复从法理的层面说明中西歧路原因的意义所在。

用“惊心动魄之言”道破中西“至异而必不同”的法理根源

  与博大渊深的思辨世界相比,为什么严复抓住的“至粗极浅之义”反倒最是要害之所在?梁启超在20世纪开始时说:

  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敌,譬犹以卵投石,以蜉撼树,徒见其不知量耳!

  以“宪法之政”取代“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既然是世界的大势所趋,那么如此高远的共同方向是否滥觞于一个最为精致美好的制度设计呢?

  恰恰相反,从宪政制度史、尤其从它与中国皇权制度史的比较来看,则近现代社会中最核心的支柱,并不是诸如理性、普遍的民主等更具光彩的东西,而仅仅是促使“制约统治权力”的机制得以扎根和逐渐发展的那样一种平实制度方向和法律平台。所以尽管现代民主制度相当晚熟(至1787《美国宪法》,不仅依然容忍奴隶制,而且没有规定普选权,宪法仅将投票权授予拥有财产的自由男子,他们也只有权投票选举众议院议员);但是与此相比,能够切实制约统治权力专制性的宪政政体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却是早早地在中世纪那个黯淡无光的粗陋时代就已经孕育成长,即平尼克1787年在美国制宪会议上所说,英国贵族通过法律而制约国王这“英国宪政的这个组成部分,是直接从日尔曼人的丛林中生长出来的。”据《牛津英语词典》,“立宪主义”这个词最早是在1832年使用的,但具有其含义的词却早在12世纪就已出现,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宪法”及其同源词被牢固地定为现代政治准则的要素。所以现代制度的基本原则,其内核是非常简单而且承之于久远的:

  “立宪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但其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典的古代。……作为半个世纪前得到最广泛承认的立宪主义历史的权威之一,麦克尔文(C.H.Mcllwain)在强调其悠久的渊源和复杂的表现的同时坚持认为仍然可以对其作出一种简单的概括:“所有相继的用法中,立宪主义都有一种根本的性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真正的立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模一样,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导论》)

  从12世纪开始,虽然“理性”、“民主”等还杳无踪影,但只因为那时早早开启了有效地“通过法律限制政府”的制度方向(例如《大宪章》,及其后来英国国民和议会在与专制王权博弈过程中对《大宪章》原则的不断重申和发展),所以其后几百年间,诸如宗教改革、启蒙主义等等一切近现代社会中的盛典和大潮,才有其滥觞于青萍之末、而终于成就出云蒸霞蔚之气象的可能。

  看到了这样的制度传统与中国“秦政”以后制度的根本分野,于是人们也才能够理解严复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中国之是非不可与欧美同日而语”,“泰东、西之政制,有甚异而必不可同者。”(严译《原富》案语)严译《法意》直指的,正是“泰东、西”制度分野在法理逻辑、法权形态和法律传统上的根源,所以他的这单刀破阵,其力量之伟当然远在众人的“弄一车兵器”之上。



“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

  严译《法意》案语中指出皇权中国法律、法理与宪政的巨大差别主要在于:1,法的来源不同,西法由民众选举出的议会或由君民共同制定,而中法则根据皇帝的谕旨和诏令;2,西法对君民都有约束力,而中法只约束臣民,“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3,西法遵行三权制衡,而中法是立法、司法、行政等等之源头皆由最高统治者一人包揽总摄,即“天子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4,西法是公法与私法分开,而中法是公私律混同、民法和刑法不分;5,法律的宗旨,在西法是“首明平等”而在中法最重三纲。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区别呢?严复指出关键就在于能否通过法律制度从根本上确立“民权之用”、并以此来制衡统治权力必然的专制趋向。他说:“欧洲亚利安种人民权根本之盛大,而断非吾种之所几及者也”(《社会通诠》案语);而宪政体制正因为“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反观中国的情况却是:“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

  由此严复得出结论:从宪政原则来说,国家良政必须是“其民自为之”,相反如果仰待统治者的施仁政于民,则结果将是“向之所以为吾慈母者,乃今为之豺狼。”所以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免于暴虐的保障,乃在于制度而“非恃其人之仁”;有了这种基于民权而非基于仁心的法律制度,则统治者“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尤其从法理来说,“欧洲之立宪”并非其君主自上而下的举措,而是“其民既立之,或君与民共立之,而君与民共守之也”;所以国民之权利对于宪政国家的行政权力来说,乃是其上位性和前提性的源头(严复原文为:“夫以民而与于宪,则宪之未立,其权必先立也”)——诸如此类最基本、但又是国人千百年来从不敢想象的宪政原理,经严译之力才被我们普遍有机会了解,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打破铁屋”之功吧。

  清朝的覆灭使严复期盼的君主立宪化作旧梦,于是他以《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为题而吟咏:“美人期不来,乌啼蜇窗白”——屈原以来两千多年,人们始终只能将高高在上的君王喻为期之不来的“美人”,而这个传统自严复时代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他第一次把那个因为建立起“民权之用”从而彻底摒弃“秦政”遗制、昂首自立于世界宪政国家之林的中国,标举为自己无限倾心的“美人”,虽然他不得不慨叹这“美人”的莅临一时还遥渺难及(到1930年前后“人权保障同盟”以卵击石而抗争国民党“党治”压迫时,杨杏佛说过很沉痛的话:“争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但从中国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谁又能说“美人”内质的这一脱胎换骨,不是意味着新时代的曙光终将映上“窗白”呢?

2005年6月30日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