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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未来“充实而光辉”

——序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

张志强

【内容提要】 感受力之没有正面地位,是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历史后果的。价值正面言说的空洞化,以及对于价值感正面培养的忽视,已经是后果之一。由于多年来意识形态道德教育论述的高调与教条,也由于中国近代史上唯道德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亲和关系,知识思想界基本上是以一种制度和政治的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谈论避开了价值问题。

 “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诗人艾青在抗战初期创作的《诗与时代》中这样真诚坚决地表达了对自己的期许。当诗人的心能够与人民共悲欢、同憎爱之时,发而为歌诗,便是时代的和民众的心声。作为一名时代的歌者,当他以朴素、自由的语言来传达关于现实深刻的洞察之际,在诗与时代、语言与现实、诗人与人民之间,便达成了一种感通无间的关系。诗所以能动人,因为诗人与万物同体。

  在名实人我之间连带感通的境界,儒家称之为“仁”,佛家称之为“悲”。它不仅是一种理想人格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对语言、观念和知识品格的理想化想象。像艾青那样能感通而非仅能表现的诗人,或可谓是现时代的一位大悲盈怀的仁者。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在现时代,在诗的语言之外,我们是否还能拥有一种感通的知识?在诗人之外,我们是否还能具备一种感通的人格,同样的,“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发而为一种关心时代与人民的知识?

  贺照田在思考当代知识状况时,反复致意、念兹在兹,且让他焦灼不安的,或许便是这个问题。

  

  多年以前,在电话里,贺照田曾给我讲述了一个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的故事。这位战士在被捕之后,十分恐惧,他怕自己经受不住纳粹的严刑拷打,招供出自己的同志。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当他进入牢房看到一扇未加封的窗户时,顿时轻松了,于是,便跳了下去。据说,这是萨特一个剧本里的情节。故事的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故事带给我的震撼,却时至今日无法消减。它让我明白,人性的弱点以及由这种人性之弱带来的苦难,远不是高调的道德宣示所能触及并能帮人解脱的。贺照田讲这个故事的意图在于告诉我,知识是要去承受这种弱和这种苦的,而人性之苦弱所期待所需要的,也是一种能够进入苦弱、承受苦弱,并从人性内部帮助人改善苦弱的知识。

  对这样一种“软心肠”的知识品质的强调,背后呼应着的是一种敏感、紧张、充满困惑和焦虑的心灵。贺照田把这样的心灵状态及其在性格上的反应,即被动性和骨子里的忧郁气质,称之为弱性格。弱性格的人,兼有体察者和承受者的特性,更易积郁困惑和焦虑。实际上我们发现,体察和承受的兼具,是状况中的认知不可缺的两面,而困惑和焦虑却是敏感于意义差别并产生认知的前提。这是一种带着体温的知识,一种由情感指引的认知和介入。焦虑和苦恼似乎是贺照田的基本生存情态,不过,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是,他的焦虑总是来自于对他人焦虑的敏感,他自己的苦恼同时又使他能够细心体察到别人的苦恼。贺照田的世界是如此精微,他似乎能够敏感到这个世界的哪怕一个细小的痛苦,而因此,他的世界又是如此的广大,似乎又装得下哪怕是一个细小的痛苦。焦虑和苦恼在贺照田那里,不是拘囿主体的藩篱,而是进入他者、生成意义的孔道,经由焦虑和苦恼,主体在与他者的连带感通中成长为更高的生活世界的主体。

  因此,在贺照田的思想世界里,焦虑和苦恼至少具有着两个向度的正面意义。首先,当焦虑和苦恼感通呼应着他人的焦虑与苦恼时,焦虑和苦恼便超越了认识者的范围,而进入了感知对象的状况。对他人苦恼的体察越深切,意味着对他人所处状况的限制性条件认识越清晰。这种对于状况的限制性条件的认识,其实正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所在。不过,这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并非一种冷酷的旁观者的挑剔实证。在这里,焦虑和苦恼具有着旁观者的“实证”不可比拟的认知揭示力。正是这种由焦虑和苦恼的精神性感通所开辟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构成了历史知识的基本品格。史学是一种随物赋形的知识。“随物”且“赋形”的史学,既不同于那种仅客观冷静地追随历史事物而并不能在历史整体中赋予其意义的“实证史学”,也不同于那种独断地以原则和教条刚性地裁判世界、只知以目的论来安排意义的“赋形”的“形而上学”。关于贺照田再三致意的史学知识相对于形而上学的优越性问题,实际上关系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价值承担方式才担当得起历史之重负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焦虑和苦恼的另一个向度的正面意义,即精神性的存在情态是如何可能开展出一种恰当地承担起价值的知识形态来的。以往关于史学与形而上学两种知识形态对立关系的认知中,关于史学知识的犹疑,主要是对于一种追随历史情境的客观性认知,是否能够既保证价值不随历史情境的具体性和流动性而被相对化,同时又能解决客观的历史认识如何产生价值的价值根源性问题这样双重的犹疑。形而上学和宗教是以目的论形态的知识,通过回避历史性问题,而同时解决了价值的根源性和确定性问题的。在那里,价值的超越性是一种超越历史性情境的普遍性,是一种“说一不二”的刚硬的“主义”。在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眼光里,焦虑和苦恼无疑是一种价值的犹疑状态,它们既可能是对价值如何在历史性情境中落实的焦虑,也可能是对历史总是难以依循价值的引导而盲目任意的苦恼。因此,焦虑和苦恼无疑是一种历史与虚无之间的生存情态,价值还尚且无处寄身安顿。

  不过,由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目的论性格,在现时代里其实并不能解决实践价值的动力来源以及价值的根源性和确定性的循环论证问题。他们也可能忽视了“焦虑和苦恼”不过是对抽象的价值确定性原则与非目的论的历史世界之间的裂痕难以弥缝的焦虑和苦恼,“焦虑和苦恼”既可能是由道德脆弱性引起的焦虑和苦恼,也可能是对道德在历史情境中的脆弱可能性的焦虑和苦恼。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道德脆弱性的苦恼和焦虑,难道不是由某种更具形式性同时也更具历史性的“道德感”引发的吗?当焦虑和苦恼成为进入别人焦虑和苦恼的感通孔道之际,焦虑和苦恼同时便赢得了一种道德的意义:对世界和他人的不麻木的感通正是价值发生的根源。儒家正是把“仁”规定为一种不麻木的感通,而佛教则把“以他为自”唤作“悲”。在贺照田所强调的史学知识的认知结构里,因为容纳进了焦虑和苦恼这样的生存性的精神情态,所以历史认识的延展很自然地通过焦虑和苦恼的环节而成为意义生成的过程,在意义的生成中主体和主体之间发生了一体相应的感通连带,而道德和价值正是在这种感通一体当中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的。与此同时,历史也在这种意义的感通连带之中被组建为更大的主体的历史。历史认识当然承担起了价值,而这种由历史认识所承担的价值当然试图去负担整个历史世界,因为,它总是在历史中努力通过主体之间的连带来能动地与命运搏求,以对历史的客观性认识来增加掌控命运的力量;在一系列因袭着过往势力的历史瞬间,以对历史的整体的客观认识,和对主体精神创造潜力的了解,去把握开放向未来的可能性契机。

  因此,在贺照田的知识图景中,史学无疑具有一种类似“本尊”的地位。一方面,恰切的历史认识是人主动地在历史文化生活世界“配合着自己生命和生活的自然展开,去成就一个充实而有光辉的生命主体”的条件,同时,恰切的历史认识也是通过对“民族历史文化生命和个体生命所处现实”的“充分意识、用力”,从而在“具体历史现实脉络里全面有效地承担起认知的责任”以及实践责任的条件。另一方面,史学作为一种意义生成和价值承担的方式,也展示了一条在中国当下历史现实中人文价值建设的方式,同时也是在当下历史现实中重建人文知识思想的必要环节。总之,在贺照田看来,史学作为认识历史现实,反思和打量自身问题,从而发现消化克服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可推卸地成为进而建设一个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国的知识准备。

  作为一种同时承担着认识和建设任务的史学,已经超越了作为一种学科门类知识的史学。贺照田提出“结构性感受力”、“有张力的经验”、“来自敏感的知识”三个观念,这三个观念基本上是一个张力构造:结构与感受力、知识与敏感、经验与状况复杂性。对于感受力、敏感和状况中经验的强调,可以说是贺照田史学知识论的起点,这个起点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史学观念,即精神史观念。敏锐的感受力不仅容纳了由“焦虑和苦恼”所凝铸的感通力,同时作为一种知识开展的起点,它还需关注于一种由精神性生存情意状态而来的个体经验,而且它也更积极地指向了一种产生“焦虑和苦恼”的结构性因素的敏感。当感受力日益敏锐、焦虑和苦恼日益加深的时候,其实也是对状况的复杂性以及对由这种复杂性带来的经验的张力感最为敏感的时候。这些关于状况中复杂经验的张力性格的体察,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感受结构性因素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史学知识起点的精神史并不仅仅满足于关注个体经验和精神性存在状态,由于感受力的解放,对状况中复杂经验因素及其逻辑和历史关联的敏感,总是会建设起关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结构因素的敏感和认知。在一定意义上,只有能够达到结构性认识的感受,才不是一种流荡的偶然的感受,而是具有认知揭示力的感受力,是一种能够不断自我培养的感受,是形成更广大也更精微的历史认识的基础。贺照田对精神史维度的着力和对感受力的强调,并不是在与社会史、政治史相对的意义上展开的,恰恰相反,一种不断自我培养的感受力,以及对生存境况当中的个体生命精神性情态的重视,促使结构分析和形势分析的客观性能够脱却冷澈的面目,成为一种配合个体生命的生存境况,帮助主体寻找价值恰当地介入现实,或者说,在现实中寻求更美好生活的知识工具。

  还不只如此,精神史和感受力的强调实际还指向价值感培养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正如贺照田为之担忧的,感受力之没有正面地位,是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历史后果的。价值正面言说的空洞化,以及对于价值感正面培养的忽视,已经是后果之一。由于多年来意识形态道德教育论述的高调与教条,也由于中国近代史上唯道德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亲和关系,知识思想界基本上是以一种制度和政治的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谈论避开了价值问题。同时,也是由于现代性问题在当下中国的反应,当前的思想界基本上是在一种虚无主义氛围里谈论价值和意义问题。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特别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回应以往处理价值问题的理想主义态度,反应了时代对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方式的重视。不过,在强调以现实主义来反拨理想主义的教条和高调的同时,却对价值问题避而不谈,却似乎并不是真正具有现实感的态度。正视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是以现实的复杂性取消价值问题。同时,也不能以一种简单地回到对价值确定性的重新肯定上来重提价值问题。真正具有现实感的思考,应该能够通过对当前复杂局面的结构性敏感,认识到当下的现实恰恰期待着价值问题的深入介入,从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内部来找到重建价值从而改善现实的可能性。这正如费孝通所提文化自觉,其实并非仅仅从相对于政治经济的文化领域出发,而是着眼于文化自觉和重建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的历史作用。

  不过,价值、文化的自觉是在状况中的自觉,需要通过对状况的社会历史结构与具体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并经由主体行动的努力,在对现实状况的介入中实现。从精神史的价值重建方式看来,所谓激进价值,其实并不是为主义论述所垄断的原则,而只是一种状况当中的“同体大悲”的感通状态:“以自己诚挚的心灵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别人的痛苦犹如自己的痛苦,别人的欢乐犹如自己的欢乐。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问题,经过一系列认知的程序,会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是一种来自朴素人性的通彻状态下的价值感。它并不回避原则的理想主义,当价值感在状况的复杂性中有可能迷失判断的时候,原则的强调当然具有价值救赎的意义。因此,精神史的方式虽然严格说来并没有提供任何一种具体的主义论述,但却感通地正面对待任何一种价值理想,并且同时关注这种理想在现实状况中实现的条件。

  强调这样一种价值重建的方式,与对现代中国的基本历史处境的判断紧密相关。这种基本历史处境便是现代中国的位于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文化的“居间”生成性。即使是那些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们,也无奈于历史进程之无情的步伐,没有谁真正无视这种历史的变化。但是古老文明的现代性转换却并不是简单的文化移植可以奏效。这种居间生成的文化状况和解释学情境,需要我们同时耐心地对待西方和传统。如果正如甘阳所说的那样,“批判传统是继承传统最好的方式”的话,那么批判西方同样是学习西方最好的途径。在新时代里不加变化的继承传统,是迂阔且尴尬的;同样的,如果不加拣择地学习西方,则不仅会有橘枳之忧,而且会有效颦之嫌。然而无论是学习还是批判,其实都必须首先树立起一种正确的价值感来拣择去取。不过,问题在于一种负责任的价值感如何培养,这实际上已经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同时也是一个认识问题。

  把精神史作为起点的史学,首先是一种有道德的认知,道德感和感通心让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被别人忽视的事物之价值,道德上障蔽的去除,打开的是对世界更丰富的认识,这就是所谓“自诚明”;与此同时,如果能够在认知中尽量如其本来的认识世界,自然会达到一种清明通彻的道德状态,这就是所谓“自明诚”。有道德来开展的认知和有知识来护持的道德,所达致的道德和知识之间的平衡,既不同于仅从道德的正义感批判现实的态度,当然更从根本上有别于那种“没心肝”的知识状况。这样一种知识的和道德的态度,是一个知识与道德相互陶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主体通过道德和知识自我培养的过程,处于解释学情境中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不正是需要这样一种主体来承担,同时也把这样一种主体的形成作为目标吗?

  贺照田通过精神史学提示于我们的,其实已经很难说是一种认知的方法论,毋宁说是一种生存的方法论。如何真诚地生存与如何真诚地认知的方法,是同一个原理。生存由于认知而丰富,认知由于生存而深化;一个人内在精神世界越饱满,他所看到的世界便越丰富;同样的,他所看的世界的丰富性,同时又构成了他自身精神性不断成长的资源和道德感不断提升的来源。当我们对世界的丰富性抱持一种敬畏之心时,我们如何可能放任自己那些诸如轻视、厌恶、自我优越感等不健康的情绪,由于自我中心的封闭,而蜕变成一种不道德的麻木呢?

  如果现代中国的建设,能够着眼于通过这样一种主体并落实于这样一种主体的形成而实现的内在的光辉与充实,那么我们可以说,百年中国的富强之梦,就不会是对现代富强逻辑的简单复制,也就不会以另一个新的霸权的姿态现身,而是真的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新起点,为人类美好生活提供新的可能性实践。或许今天中国的历史处境,恰恰说明今天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有可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实践,当代中国应该自觉地承担起世界史的责任,那么如何理解这种责任便成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一种精神史学的构想,表面上没有提供关于现实的建设性方案,但实际上却提供了如何使建设性的方案更好地在历史现实中生成,以及如何通过对现实历史问题的诊断来找到恰当对治方案的方式和态度。历史创造如果真能在这样一种软心肠的知识状况下展开,而不是一种硬心肠的主义的介入与改造,那么历史便可能以一种有限的方式代价最小地逐步向好的状况改善,或许庶几可以摆脱现代中国史周期性的激越摆荡。

  

  学术史问题是在九十年代初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出现的。其中一个动力,便是以学术的方式来反思八十年代思想论述和思想形成的方式。但很快地,学术史视野就成为代替思想史的新的学术领域,而学术规范问题讨论成为更具知识自主性的社会科学建设的契机。但是,与此同时,以学术的名义回避思想却俨然成为保守自抑的时代氛围中的主流倾向。通过强调知识相对于主义论述的自主性,以及知识场域相对于政治、经济场域的自主性,而建立起来的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分际,其实并不必然导致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对立。严格说来,九十年代初的学术思想氛围与八十年代思想地图在九十年代的重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学术史、国学热、社会科学问题与新儒家乃至苏格兰启蒙主义之间的呼应关系,其实便很能说明从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思想氛围转移重组的意义。那么,如何重建学术与思想之间的积极关系,一开始便是那些关心学术史问题的基本关切所在。贺照田对《学术思想评论》的编辑,以及在他最早几篇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处理学术史问题时的别出手眼之处:他把学术史问题,转化为一个如何通过对学术史的学习来揣摩体会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来发现思想创造力的源泉的问题。对创造力问题的倾注,构成了贺照田最初学术史关心的核心,也可以说,是他关心知识问题的起点。思想创造力如何获得,是否可以培养,是贺照田学术史关心的主题。

  在与贺照田平时的思想交往中,感受最深也最令人无奈的是,他总是能够出人意表地发现任何论述中自以为是的不足。用他的话讲,这是“在与英雄捣乱”。贺照田曾这样描述自己: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试图仅凭自身理性之力把握住人类命运的意识与信念,是现代知识分子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但作为以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精神史作为自己最主要关心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一方面我秉承了人应该尽最大努力为自己命运负起责任的信念与意识;另一方面我的专业考察,却让我对人类的理性能力不能也不敢乐观。这两方面的冲突决定了我所有和学术思想有关的工作都必然内蕴了一种紧张感。

  

  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悲观,与对人类应该尽力把握命运的信念之间构成的紧张感,其实是贺照田组织自己知识论的基本结构:认识世界与反思知识在认识过程中的辩证统一。由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不信任,因此他总是不断地追问一种认识是否真的揭示了现实,而由于人类必须去认识世界,因此他又总是一方面通过人类的认识来认识现实,而另一方面又经由这种认识所把握到的现实,反身性地追问这种认识是否穷尽了现实。贺照田实际上建立起了一个认知的程序,亦即,首先是一种将知识作为知识来把握的唯名论,将知识作为认识现实的能指,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想当然地混同知识与现实、能指与所指;其次,通过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拉开距离,然后再进一步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起有条件的相关性,一方面把能指作为把握所指的必要环节,另一方面则总是保持着从所指出发相对化能指之指涉的警觉。在能指与所指、知识与现实不断地进行的往复中,不仅纳入了解释学循环中的生命具体情境,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生产当中纳进了历史性,从而将真理超越性的基础安置到了不断地与命运搏求的认知过程当中。

  这种认识的程序,其实便保证了创造力问题不再是一种神秘化的偶然的灵感感悟,而是一个可以经过学术思想史的学习而理性习得的能力。我总以为,在贺照田关于知识问题和创造力问题的思考里,已经蕴涵着一个文明的理论,一个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明理论。这是一种将文明的进展充分自觉的理论,在历史的客观性之中,在命运的否定性面前,人可以依凭自身理性习得的创造力,不断在新的历史情境之中,找到把握命运、改善生存的方式和契机,并进而在一定历史条件制约之下尽其所能地创造历史、引导历史。

  在认知与现实、能指与所指的往复关系里培养创造力的过程,其实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如何可能通过知识或能指更大限度地了解它所指涉的现实。这个环节上,贺照田再次强调了精神史的重要性。将精神性的生存情意状态,也就是将进行知识运作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作为认知结果的知识,纳入到认识的程序当中,通过主体的精神性生存情意状态与他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的知识成果,以及知识成果所指涉的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更深层次的往复关系,不仅通过知识而且通过精神性的生存情意状态来更广大也更精微地把握和理解现实,在现实、主体的精神性生存状态与知识之间建立起辩证互动关系。正是由于添加进了精神史的维度,所以贺照田的学术思想史视野超出了学术和思想的范围,而直接成为对历史的透视,也找到了安排学术和思想之历史意义的历史平台。

  更重要的是,由于精神史维度的强调,创造力问题就不只是一个知识和思想创造力的问题,而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和文明创造力的问题。创造力的理性习得与价值感的培养结合了起来。

  创造力与价值感的养成、精神史问题以及知识的历史责任,是贺照田的知识论里一以贯之的思考主轴。一种什么样知识品格能够承担得起历史的重托,使我们在与命运的搏求当中,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建设起一个快乐而自由的生活,一个充实而又光辉的国家?贺照田的知识论便焦灼于这样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武器的批判是为了能够找到最为称手的批判的武器。贺照田的知识论以及围绕他的知识论而展开的关于知识的批判与建设性思考,最终是要指向一种积极的目标,即建立起一种解读中国历史特别是百年中国史的新知识。这是贺照田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也是接下来我们最为期待于他的工作。

  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能够深入于历史复杂的情势状况当中,透彻地把握历史状况中复杂的动力结构,理解历史变化之所以然。同时,对历史之所以然的把握,是为了能够赢得一种不被历史状况裹胁而去的能力,通过知识在历史之中稳稳地把定主体之锚。贺照田的历史研究有几个支点,首先他把当代史叙述作为历史研究的标的,通过探问现实之所以如此而不断回溯到历史的某个瞬间、某种情势以及某个结构,接着,他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投身于历史状况当中,完全把历史作为他者,作为一个孤立的断点,深入地理解当时状况中丰富的历史可能性,然后,再回到作为某种历史后果的现实状况当中,来检讨历史何以如此发展而非如彼发展的缘故。这样的历史检讨总是不断地往复于当下现实和与之有关的历史状况之间,将其发展成一种历史与当下的相互检讨和双重反省。在这样的检讨和反省当中,不断地发现当下与历史中的问题,并进一步探明主体可能负有的责任。贺照田的这种态度,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久已被遗忘的常识,即当代史的叙述与理解是一切历史研究的目标。研究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诊断当前的问题,并积极地面对未来。

  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史,是一个如此崎岖而泥泞的历史,总是在希望乍现之际,忽然低回曲折、危机暗临。或许是由于现代中国的问题太大太难,以至于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总体的解决,但也正因为现代中国的问题太大太难,每一次想当然的总体解决,则往往只是带来更深刻的动荡。我们总以为历史在我们手中创造,转眼却发现历史不过又一次成了我们必须承受的命运。对这样一种复杂曲折的历史进行认识并做出判断,怎能仅仅着眼于胜利者的高歌猛进,而不去用心那些被历史遗忘、甚至被历史唾弃的剩余物呢?在判断时怎能不拖泥带水、牵绊纠缠,甚而至于有一种刮骨疗伤之痛呢?因此,无论是对于革命还是反革命,无论是“左”还是“右”,诸如此类,贺照田在作出具有历史深度的解析之际,他的判断总像是在自我批评:抚慰那些为我们共同具有的历史伤痕,鼓励我们一同为自己的历史努力。

  一个如此巨大的文明体不得不走上一条自我更化之路,其艰难恰恰可能由于它似乎必须一切从头做起。也正因此,古老文明势必会带来不停歇的历史震荡,而没有一劳永逸的永福之享。贺照田私下曾经讲过,当历史条件还根本上未具之时,时代的灵魂应该如席勒眼中的德国诗人那样,独自走上时代的高峰。我们知道,关心着时代和人民但却孤独的灵魂,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但我们仍然衷心期待着。

  我几乎是在一种极度艰难中完成贺照田交给我的这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难度其实真的并不在于我是否能够准确地理解他,然后尽量准确地表述他,难在其实我实际上还缺乏面对他曾经面对的历史痛苦以及他曾经承受的焦虑和苦恼的能力。这次写作伴随着我几乎度过了从深秋里乍起的秋风,一阵阵带来冬日清冽阳光的日子。今天,北京的土地,已经冻得很结实了,到处都有难以融化的积冰。我忽然想起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让他的主人公唱颂的那首吉尔吉斯古歌:

  

  有没有比你更宽广的河流,爱耐塞,

  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

  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

  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宿愿:希望我们古老的土地和人民,能够有一个“充实而光辉”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贺照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