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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的故事

——“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

刘 东

 “文革”手抄本中讲述的这些故事,不过是中国革命这一台大戏的细碎片段而已。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借助于它们而管窥到,那场炽烈的革命是怎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以往这些手抄本之所以受到轻视,主要是因其太过原始和低俗,不过正如本文所证明的,其实恰恰鉴于这种出奇的原始和低俗,反而更值得好好琢磨一番。说穿了,这些已被兀鹰啄食干净的文明骷髅,竟是在无情地警示着,经过那场彻底的浩劫,一切都只有无所遮蔽地重新开始了,再没有什么理由去讲什么“文明古国”之类的大话了。



一、手抄本的机器复制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两眼紧盯市场效应的大陆图书业,又无孔不入地瞄上了“文革”时期的地下手抄本。这方面最抢眼和最不可思议的例子,就要数有关《少女的心》的出版消息了。一篇相关报导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在今年1月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一本《少女之心》样书吸引了不少眼球。更吸引人的,是该书封面上以大字标注:“曾经是受到严加查处的小说、大陆极富盛名的手抄本之一”。{1}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篇报导实则已然道破,在此种要把政治敏感当作“最好的******”来叫卖的商业行为背后,无疑有着赤裸裸的营利动机:

  这本“文革”期间在成千上万人之间手手相传,被斥之为“思想毒草”、“文革第一淫书”的性爱小说,正式出版时共14万字。……相信许多四十岁以上的人对这本当年盛传的手抄本《少女之心》都印象深刻,甚至不少人当年就曾传抄过该书。如今这个手抄本的再版引来订货商的瞩目,除了商机的动因,对那段历史和青春的记忆也同时激动了那些已届中年的人们。{2}

  只是在最后一秒钟,这个大胆的出版企图才被强令撤销了。似乎也只是到了此刻,人们才恍然大悟到:其实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夭折的。不过,也恰是在面对着直到此时才想起来的、原本就无处不在的严峻言论管制,才益发显露出此种越轨策划的疯狂。马克思当年引用过托·约·登宁的一句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如果我们眼下还能对这句经典名言稍加补充,那也不过是,资本的这种冒险性格一旦来到新兴市场国家,准会比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更加放肆。

  当然,如果不像《少女的心》这般有懈可击,当年的手抄本在转变成印刷文本时就不会碰到什么障碍了。我们看到,不仅由同一位策划者白士弘所编辑的手抄本集《暗流——“文革”手抄文存》{4}已经顺利面世,而且还出现了像张宝瑞这样的手抄本专业户,他不管推出自己哪个年代的作品,总要标上“手抄本”的字样来吸引眼球。甚至,由于他对充当手抄本代言人太过热衷,还引发了针对他的著作权纠纷。{5}

  不过,鉴于国民读书率已是接连五年持续走低,{6}使得图书市场的逐利者们徒唤奈何的是,别说要求读者像当年那般辛苦手抄了,就算全都给他们现成印制好,人们也很难割舍那些牵引他们“娱乐到死”的电视连续剧。由此一来,印数之争就终要让位给收视率之争了。据称,源自“文革”手抄本的连续剧近来接踵走上电视屏幕,一会儿是根据手抄本《梅花党》改编的《梅花档案》,一会儿是根据同名手抄本改编的《一双绣花鞋》,而且据说在市场方面都有不错的斩获。

  由此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大陆正涌现着一股不大不小的“手抄本热”。不待言,对于这种人为炒作出来的热潮,绝大多数高雅同行都会不屑一顾。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时髦其实倒很值得分析,因为尽管那些“文革”手抄本的存在,对于学术界而言并非什么新闻,{7}但却只是到了眼下的节骨眼上,人们才算是真正摸索到了它们的含义。

  那么这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人们从前已经或隐或显地就此表达过不同的理解。一方面,不难想象的是,像张宝瑞这类的作者,在面对“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这类问题时,会不由自主地抬高这些抄本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比如他曾经这么辩解说:

  有人说,手抄本犹如“文革”时期我们嚼过的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可是你们别小看这些菜团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但是富于反抗意识、想象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诞生于“文革”时期的“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对人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8}

  另一方面,同样不难想象的是,就整个文坛的暧昧态度而言,这些抄本相比起早成神话的朦胧诗等等,虽然当年同样被默默“手抄”过,但后来受到的待遇却无法同日而语。从这里,就足以演示出各种判断标准的默默竞争了:如果仅就文本本身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吻合程度而言,那些地下手抄本显然带有更大的保护色彩;然而,肯定是因为认准了两者的文学含金量不同,所以大多数即使是经由正式批准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也仍然宁愿花更多篇幅去讨论带有异端色彩的朦胧诗,而不是这些荒诞不经的手抄本。——换句话说,即使在那些备受压制的文化现象中,“文革”的地下手抄本仍然属于最受压制的。

  不过,眼下正一集接一集播出的连续剧,却验证了长久埋藏在笔者心底的一个判断——如果只把话题限定在狭义的文学史,那么上述漠视态度就还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除此之外还希望把握文化史和心态史,以便更加多面和立体地了解那场革命,那么这些手抄本的研究价值就必须进行重估。

  迄今为止,习惯性地出于强烈的精英意识,知识界往往先对过往的历史遗迹进行符合自己口味的筛选,然后再基于这种业已“精致化了的”文化史料,尝试勾画和设想一个社会的过去和未来。这样一来,本来就变化参数特别多的中国,就更要出乎人们的意料了。比如,以往有关“文革”起源的研究成果,包括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quhar)的有名著作,就更多地是把分析停留在对于上层权术的猜测,以及对于执政者意识形态分歧的辨析。{9}正因为如此,此种分析就见不到生活深处的悄悄潜流,见不到那个时代的潜在社会心理,从而也就见不到百姓意志的默默却顽强的表达。

  还有一点吊诡之处,更加反衬出我们现有历史知识的单薄和偏狭。一方面,上述下层记忆的磨损与压抑,使我们想起了“底层历史研究”所突显的广大人民在正史叙述中的长期缺席;{10}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急剧市场化和世俗化,又使我们记起了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s)有关知识精英边缘化的理论描述。{11}于是就不妨这么说,现有历史结构中的真正尴尬之处就在于:这一些历史主体是苦于张不开嘴,那一些历史主体则苦于讲出来也没人听!由此一来,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究竟还能知道几何呢?这点残余的知识又怎样保证我们的历史行动不会流于盲目呢?

  需要说明的是,缘于同样的话语压抑,历史记忆的缺失也使得对于“文革”地下手抄本的研究,在材料搜集方面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笔者甚至遭遇过这样奇异的事情:有的手抄本材料本已侥幸被图书馆收藏了进来,却又由于通不过管理员的高雅品位,已然被剔除到了正待处理的废纸堆里,最后只是纯属偶然地被刚刚听过我讲演的同学们抢救了回来。稍可弥补的是,正当图书馆的收藏显得空空如也的时候,在更加平民化和较少受控制的互联网上,偶尔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材料,本文下面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将要依赖它们。

二、地下手抄本的界定

  “手抄本”这个术语,本义当然非常广泛,可以涵盖任何经由手工誊写的文本。不过,在现代汉语的特定用法中,至少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们而言,所谓“手抄本”一词,却有其非常具体而笃定的含义——那不多不少正是指“文革”时代的那些遭到大规模查禁的地下手抄本。

  那么,这种特定的“手抄本”又具体包括哪几种特别的含义呢?让我们循序渐进地逐一进行界定:

  第一,首先顾名思义:此种文本必须是在“文革”期间顶着巨大政治压力用手书写的。乍听起来,这种强调似乎多此一举,因为那个时代本来就既没有复印机,也没有个人计算机。然而,一旦联系到当年的文字狱背景,这种“手写”行为的特殊意义就显现出来了。事实上,在那个宣称要“触及灵魂”的运动中,就连汉语中所谓“白纸黑字”的说法,都曾经染上了令人惊恐的特定含义,大致可以等于“罪证确凿”的代称;甚至就连一封再寻常不过的家书,到末尾处也总要暗示阅后立即销毁(比如用隐晦的文言“付丙”)。由此就不难想见,在一个越少动笔就越安全的环境中,大张旗鼓地去抄写这类很可能招灾惹祸的可疑文本,这本身就显得相当反常,从而也就见证着某种难以遏止的心理冲动。

  足堪对比的是,当时更常态的信息传递方式,毋宁是不留痕迹的口传,而不是白纸黑字的传抄。即使这样,人们有时候还要设法应付可能进行的追查,比如诡称自己是在上公共厕所时听到女茅房那边讲的等等……。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或要数任毅那首口口相传的《南京知青之歌》了:


  ……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12}

  平心而论,这首知青歌曲的总体格调,充其量也只是略有惆怅而已,何况此种低落的情绪还掩护在通常的豪言壮语之中。可即使这样,“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13}这个例子或可帮助我们领悟到,传抄行为本身可能具有什么样的风险。

  第二,继续来顾名思义:这种文本不光要是“手写”的,还必须是接力“传抄”的,并且正是在“传抄”的过程中,完成其必要的复制、窜动和创造。也只有这样,这种“手抄”行为才不单表现为大胆的个人行为,还更表现为集体的越轨行为。一位抄写活动的当事人,活灵活现地回顾了当时的典型场景:

  当时抄是非常隐蔽的,老师肯定不让抄这些东西,所以上课时,让学习好、写字快的同学抄笔记,放学后大家再互相抄了第二天交给老师完事。那会儿都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反正也没人认真。剩下的这些人干什么呢?就一块儿偷偷地抄手抄本。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抄的时间都是利用早读、自习,还有音、体、美和外语这些副课上偷偷抄,但是不能在桌面上抄,只能把课本竖起来,假装抄笔记。上课抄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因为四川当时挖了很多防空洞,落实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文革”色彩非常浓厚,我们课余时间主要也是挖防空洞,挖战壕,可这些东西挖好了却没什么用处,我们逃课时就躲在防空洞里抄。防空洞里是黑的呀,我们就用放酵母片的大瓶子做一个煤油灯点上抄,有时抄上一两个小时出来,两个鼻孔里都是黑的,出来后赶紧找水洗洗,怕老师家长追问呀。还有一个抄手抄本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小坟包,那里不像北方有一个个大坟场,他们的坟都零零星星地建在丘陵上,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呀。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抄的时候逞能——我胆大,不怕死人,特别是抄那些恐怖故事的时候。记得有个《神秘的教堂》,中间有两个人物张大胆与张心慌,故事是反特内容,这两个人物是不是他们抄时自己加进去的还很难说,但情景与当时情况比较相似,因为四川的坟头部要种一棵泡桐树,它的叶子大,有时能躲个雨什么的。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呀,得查你家的成份,取消你的困难补助什么的。{14}

  这种当事人的口述实在太珍贵了!如果未曾道出这种亲临的经验,那么仅凭事后对于那些文本的干巴巴的研读,任何研究家都不太可能发现:如此枯燥和机械的抄写活动,甚至包括发生抄写活动的如此可怕的现场,竟能给年轻人带来如此的快乐!看起来,在情怀萌动却又找不到合法对象的青春期,这种故意触犯禁忌的大胆行为,曾经权充了某种代偿性的宣泄渠道,并带来了某种类乎集体偷情的快感。当然话说回来,对于执意要压抑任何快感的人们来说,这种宣泄和触犯本身又反过来证明了——“阶级斗争”仍然就在身边,必须进行更加严酷的“狠抓”或压抑。 

  第三,顺此而论,对于这些文本的传抄行为,还要既是悄悄地潜伏于地下的,又是热烈得不可控制的。进行这样的界定,是要把当年某些纯属个人的抄写行为,以及仅限于“小众范围”的共享行为,跟此种蔓延式、爆炸式的传抄行为明确区别开来,从而凸显出这些特定抄本的特质。比如,下述回忆录当然同样值得重视: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革命”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写《满江红》一诗影射江青而遭入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有幸我和岳重作为歌者而参与这个沙龙。其中多是画家、诗人。音乐家岳重立即成为沙龙的中心人物……其时,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沙龙中有位自郭路生以来最响亮的名字:依群。

  依群,北京五中高三学生。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为之轰动的力作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发表在《今天》杂志)。依群最初的作品已与郭路生有其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郭路生的老师是贺敬之,其作品还有其讲究词藻的特点。而依群的诗中更重意向,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炼。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

  很快,岳重的诗就被介绍到沙龙中。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1972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依群渐渐消逝。沙龙中还有画家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也都有诗作,谭小春有一句为“……你的红头巾凝固在天际……”彭刚则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第一位现代画家,其时刚十七岁,即以其野蛮的力量震撼沙龙。……{15}

  然而,就本文所锁定的话题而言,尽管这类交流中同样免不了手抄,不过作者对于其文本、署名以及受众仍然大体可以控制,从而为此所承担的风险也就相对较小。而作为反例,一旦传抄链不受控制地蔓延开来,作者的风险系数也势必要成比例地加大。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当然要数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可怜作者张扬,尽管他最终从狱中捡回了一条命,其体重却只剩下不到40公斤了。而他之所以如此倒霉,那并不是因为祖上作过孽,而只是因为人们太过辛勤的、超出作者预期的抄写活动:

  我写这部小说与其他文字一样,不是为了出版或发表,那时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发表文艺作品的机会。我写作只是为给自己看,给身边几个朋友看,或者借用鲁迅一段话吧——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16}

  正因为总是存在意外泄露的可能,在我看来,像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毕汝协的《九级浪》、恢理的《当芙蓉树开花的时候》这类相对像模像样的小说,在“文革”时代的那些地下手抄本中,反而是由于传抄失控而混杂进来的、原本较为常态的业余文学创作。{17}换句话说,此类正式署名的和比较正规的小说,尽管无意间也采取了“手抄”这种非正式的传播渠道,但在整个“文革”的手抄本中,却明显属于某种例外或异数。而除此之外,本文要着力研究的那种“文革”手抄本,却更主要地是指那些根本无法想象会有人会在事后挺身而出自称某一作品乃是“洒家所为”的故事书,——甚至即使有人愿意站出来,而且就算当年那故事天地良心果真是由他起头的,人们对此也不会买账。

  由此就油然想到,本文所要研究的这些手抄本,也许可以算是由特殊年代产生出来的世上最特殊的版本形式了。由于当时的特定高压舆论环境,也由于产生这些故事的特定现场,它们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并不具备一个稳定的原本,甚至致使后人就连鉴定一个抄本的真伪都很难下手。在这个意义上,“文革”这种手抄文献的存在,或许是最为极端地验证了田晓菲的一个说法:“我们必须认清一个基本的事实:既然原本已经不复存在,任何寻访‘原本’或‘真本’的努力,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18}

  第四,由此又引出一点:从其精神内容到其文本形式,这些手抄本都是来自下层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具有大众文化产品的典型特征。于是这也就意味着,跟比方说当代朦胧诗的“圣地”——白洋淀的文化产品相比,这些从未表现出任何“贵族姿态”的故事书,尽管同样曾经以手抄的形式存在过,却既不需要也无资格享受一个文饰的过去。

  给出这样的判断,或许要伤害某些人的天真感情,在他们惯常的叙事语言中,历史总要被施以更符合善良意愿、也更能说得出口的改装。比如我们看到,尽管受到了历史叙述的冷遇,并且很可能正是痛感到这种冷遇,他们反而更其偏好于一种英雄凯旋式的概括:

  “地下文学”不唯上,不唯是。在“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保持了清醒的理性和独立意识。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情,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19}

  不过,本文的独特立论立场,却要求开宗明义地澄清:尽管地下手抄本后来确实遭到了镇压,但上述太过政治化的全称肯定判断,仍嫌未能保全历史的复杂与微妙。说得更率直些,要是人们当年真能拿出传抄那些故事文本的热情,来如此普遍地充当全能政治的反对派,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史早被改写了!只可惜,正像通常形态的大众文化一样,这些手抄本的基本面目非但不是政治反抗,反而还在追随和维护着主流意识形态,比如在竭力渲染当时对于阶级斗争的神经过敏。当然,可以理解的是,采取这种“文革”腔调也是意在谋求保护,就跟人们在“九一一”之后的美国很难有“不爱国”的勇气一样。

  实际上,早在我写出上述判断之前,已经至少有过一位评论家看出了其间的问题:

  我在开始重新阅读“文革”时期的所谓“地下文献”的时候,总有一种期待,期待着能有某种令人震惊的发现,就像我们现在重新发现斯大林时代的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和巴赫金以及更晚一些时候的索尔仁尼琴和“萨米兹达特”一样。许多“文革”史家似乎也有意地去努力发现(或发掘)那个时期的“异端”文献。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觉得这种期待基本上是落空了。政治上的和哲学上的“异端”少得可怜,这且不说。文学上的“异端”除了一些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之外,基本上也不再有什么值得一提的。{20}

  这种“不值一提”或“没有出息”的文本内容,也许会让那些一厢情愿地“预期中国”的人们感到失望。他们总是从自己的固有判断出发,去筛选、开导和驯化中国的文化人,直到总有一帮无聊文人心领神会地学会了专为这种“预期”量身定做文化外衣为止。针对外来研究主体在中国研究方面的这种过于强烈的自慰自娱,我在其他场合曾经多次说过,也许应当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提出“测不准定理”来,——既然测量主体太过强大的欲望引力,已经大大干扰了对于被测客体的真实观察。

  可无论如何,幻象终究要破灭,并且带给我们这样的对比:一方面,那些当年曾经同样不胫而走、并且在传抄过程中一夜成名的精英人物,尽管更容易被国内文学史和国际汉学界所关照,却由于背离了本土的原生语境,如今已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读者;另一方面,偏偏是那些被文人雅士耻于提及的、最为土生土长的手抄本,在历史已然“进步”到了今天之时,反而保藏了难以遏止的生命力,突然不知从什么地缝中钻了出来,借助于电视屏幕一再地复活。这种强烈的反讽至少有助于提示我们,人们以往对于当代中国趋势的理解和预期,肯定是曾经忽略掉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否则他们原本应能想象得到:其实不光是食指、北岛们诗作中所体现的强烈孤独感,也还包括地下手抄本中对于夸张物欲的朦胧企求,都同样隶属于席卷全球的现代性。

三、“文革”时代的《聊斋》

  对于“文革”手抄本的数量与种类,已经发表过了这样的归纳:

  据传70年代中全国流传的手抄本有100种左右不同的版本,而目前能见到的不超过40种(本),仅就我所见到的版本中从内容和政治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可分为四大类,即固守传统精英立场的民众代言类;要求充当喉舌或者器官的自觉献媚类;浮浅媚俗的“精神拾垃圾者”类;打破底层清基督徒集体禁欲和性罪感的“农村赤脚医生手册·生理卫生篇”类。{21}

  笔者从未读到这样多的手抄本。由于公共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失职,即使这些文本仍然存在,也仍然大多散落在私人手中。不过根据自己的目力所及,特别是根据自己对于“文革”生活的亲身经验,仍可以对它们初步形成一些总括的看法。首先,基于前文中已经给出的理由,即使不把混杂进来的较为正规的业余文学创作彻底排除出去,也必须把它们视为某种例外或异类。其次,在当今这个商品时代,为防有人故意篡改乃至生造手抄本(这类情况在高价收买的吆喝声中恐怕已经发生了),还应特别留意鉴定手抄文本的原汁原味。基于这种警觉,下面论述中所要涉及的手抄本,将主要采自《暗流》这本正式的出版物,因为根据书中看来较为可信的介绍及图片,它所搜罗的文本都来自第一手的征集,且都有其原始抄本作为证据。{22}

  有意思的是,一旦进行过这种界定,再来重读这些土得掉渣的手抄本,我们马上就不难看出,跟那些在纸面上进行原创的文绉绉的小说不同,这些信口胡诌的故事书,很显然是即兴创作于唇齿之间的。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大概原不过是某种“谈资”的延伸或物化,而它们之所以又会被兴冲冲地传抄,恐怕也主要是为了获取其中的“谈资”。

  一些当事人的事后回忆,也证实了上述判断的可信性,说明围在一起“神聊”或“侃大山”的热闹氛围,确实就是这些故事的源起之地:

  笔者曾同几位朋友了解过,有趣的是,他们都没有听过完整的故事,至多仅听到一大半。这个故事,往往以一个最善“侃”的主儿来讲,一连“侃”几个晚上,仍然“侃”不完。因为,讲故事的人往往信口胡编,节外生枝。有时,甚至将别的故事,如《绣花鞋》也塞入其中。{23}

  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自从人们在“文学”的普泛范畴下,强使中文词汇“小说”跟西方词汇“novel”建立了等值关系,他们就一直把“从口传到文字”的决定性进展,看成文学进化过程中不可逆的“进步”;此后,即使专业作家们还会当众朗诵,也不过是装模作样的和难得一见的表演罢了。然而,借助于“文革”时代这些不入“正流”的手抄本,我们却突然从中国底层的生活中,发现了所谓“小说”二字之最原汁原味的本土含义。它的第一层意思,无非是所谓“小”,即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预先挑明了不会那么正儿八经,不会摆出西方大文豪的自命不凡,不会赋予这种文体太过沉重的承载;它的第二层意思,无非是所谓“说”,即具有强烈的口头讲述特征,以至于即使后世读到了载录的文本,也必须记得那不过是说书人的脚本,或者两场故事会之间的传递。

  由此,这些手抄本或许就跟蒲松龄当年的《聊斋志异》一样,向我们提示了在即兴“聊天”和刻意创作之间的某种平衡或者互馈关系: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24}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理由把这些手工抄写的故事书,称作“‘文革’时代的《聊斋》”。这样一种形容,不光意味着它们是被现场地聊出来的,还意味着它们必须被绘声绘色地阅读,以便体会出其中的口语语气、其中的灵机一动,其中的台上台下互动,以便尽量恢复神聊时的生动现场。

  而更有意思的是,借助于从阅读过程中悄悄潜入的此种“现场感”,这些手抄本又有可能反过来把我们带入“文革”生活中最为隐秘精微的底层,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借机窥探到:在那个被视为彻底黑暗的年代,人们的私下找乐活动究竟是怎样的?在我看来,这一点相当重要,可以被看成本文的重心之一,因为即使对于看上去最为苍白干瘪的人类活动,哪怕就是在奥斯维辛或者古拉格,如果希望对之进行同情地了解,也必须设法体贴出其中的喜怒哀乐;否则,生活本身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丰富性与弹性,就看不出它为什么还可以忍受,同时也就失去了它内在的转机。

  在那样一个时代,当然有过一个个轰轰烈烈的白昼,这种暴晒在日光下的时辰,已被公共生活中的革命口号所充溢,既裹挟着亢奋的激情,又夹杂着红色的恐怖。可除此之外,恐怕以往没怎么被关注过的是,还同样有过一个个寂寞难熬的夜晚,而那种掩映在夜幕下的时辰,几乎完全属于意念的空白。除了人人会唱的几出样板戏之外,人们再无获准的文娱生活,更不要说在他们下放的地方,还往往既没有电也没有电视。这样一来,越到革命热情退潮的时候,究竟怎样打发晚上的剩余时间,就越是构成了普遍的难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有理由把手抄本的内容说成是“黑天的故事”,或者“用来填充黑夜的故事”。在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的今天,人们偶尔反而会倒过来怀念“文革”时代的清闲;然而不可忘记,当时的主要烦恼还在于如何排遣百无聊赖的时光。正是在这种境况下,作为故事书的手抄本才应运而生。透过这些信口雌黄的故事,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那种成年人被迫过上的集体生活。他们在熄灯以后和睡意未来之前,照例要干躺在床上开一会儿“卧谈会”,而闹着闹着,就会要求每人轮流讲一个故事,或者共享某位“故事大王”的独摆龙门阵。人类对于故事的渴望,是不会因为革命而消亡的。

  实际上,“文革”地下手抄本的主体部分,正是这种趁着黑灯瞎火用来耸人听闻的故事;也许正因为如此,书中最典型或最精彩的场面一般都发生在夜里。而进一步说,我们应当理解到,这些故事既是在私下里偷偷讲述的,又是在小范围内公开讲述的,由此也就必然派生下述两种特点:一方面,它们一定要绘声绘色地渲染恐怖或离奇,否则听起来就不够过瘾;另一方面,它们又一定要摹仿或伪装出革命的套路,否则讲故事的人第二天早上就有可能遭殃。比如,笔者彼时虽然年纪尚幼,却也曾充满羡慕地听说过,有关“梅花党”的故事,曾在中国科学院位于湖北省的五七干校中非常流行,那里甚至还出现了一位擅长此道的能手,人称“梅花党专家”。如果要问,如此闻名遐迩的“专家”为什么还能安然无恙?那看来就要感谢这类故事胡编乱造的结局了,它总要把“文革”最大受难者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诬陷成隐秘最深的特务头子,以便为自己的不经之说伪装出人人可以神会的虚假红顶子。

  需要指出的是,地下手抄本这种表面上的“革命”倾向,显出了这些故事书与所谓“红色经典”之间的明显渊源关系,比如它们对于从小说《烈火金刚》到电影《羊城暗哨》的模仿,那些东西尽管后来也多被批为“毒草”,仍然构成了人们心中主要的营养素,而且其影响当时的情况下还肯定超过了逃不脱“封资修”嫌疑的“四大才子书”。由此,就可以顺势理解这么两件事了:其一,既然那些红色经典一直在奉行“善恶二元论”,那么在这种一贯的心理定势下,其实不管虚设出什么样的阶级敌人,都不过是一种虚应故事罢了,人们真想欣赏的只在于刺激场景与惊险过程;其二,既然手抄本与红色经典之间有着此等的亲缘,那么它们也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氛围中一并复活,甚至可以这么说,等到连手抄本都要被挖掘到电视屏幕上的时候,红色经典就更会被不厌其烦地拍摄和重拍。

  那么,除了离奇恐怖的情节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更在漫漫长夜中受到期待呢?——那注定就是涉及“性”的种种话题了:夜晚本来就是生殖本能需要发泄的时候,更别说还有这么多光棍汉同住在一起!由此,“文革”时代的“卧谈会”,就很容易使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据我本人的体会和猜测,尽管地下手抄本已经被目为污秽,然而只怕就连这些能够写下的故事,还是其中比较可以端上台面的东西,而当时更能博得哈哈一乐的,更其类乎如今手机短信中的黄段子。比如据说有一回,轮到某位专攻音韵学的老实先生也来讲一个“荤故事”,他如果拒绝就难免有明天去向工宣队告密的嫌疑。这位儒雅的学者万般无奈,便只好从牙缝里硬挤出一个简短的专业术语——“四声”(平上去入),大家先是不知所以不依不饶,却又突然大笑这位老实先生原来并不吃素,因为他已经隐讳道出了大家暗中渴望的那个全过程……

  不待言,最能把我们拉回此种性饥渴现场的,便是本文之初提到的《少女的心》了。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被公认为所有手抄本中最黄的“文革第一淫书”,尽管显得那样独特和刺目,还连累了原本披着革命外衣的其他手抄本,却并非属于例外。事实上,在幽暗夜色的勾引和掩护之下,跟天下所有称得起“性文化”的著作相比,这本书的格调只有一个特点——简单和赤裸裸地还原到了动物性:

  ……说实在的,所有的这些并不那么吸引我,而真正吸引我的是他那鼓鼓的下身,两腿之间夹着,透过紧身裤子还能看得到的雄壮的□□。

  想到这里,我的□□就激烈的发热,痒得好像□□里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涌出来一样。我们接触后,感到他还算一位有礼节,并且很开朗的男性,他的嘴很能说,我常常坐在他的身旁,让他讲一些有趣的故事。记着有一回,我装作害怕,靠近了他的身子并排坐下,我看出他对我十分动情,但还不敢对我放肆,我深深的理解他。

  自从我爱上他以后,我这颗心整天在受着一种折磨。只要一接近他,全身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我多想让他的□□插入我那发痒的□□呀。有一回我用手故意装作无意的样子,放在他的大腿根部,慢慢接近了他那鼓起来的地方,他一下子把我抱进了他的怀里,用那颤抖着的嘴唇吸住了我的嘴,又狂吻我的脸和脖子,放肆地吻着,我受不了这样热辣辣的狂吻,一把握住了那又鼓又高而又特别硬的地方,真硬呀。{25}

  不难想象,就算有再浓重的夜色在护佑,这样的文字也只适合私下阅读。所以真不知有多少与之相关的故事,早已像鬼魂一样在日光下消散了。幸而,互联网上总还贴上了两篇有勇气的文章,使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到当年对它的阅读和传抄活动:

  我首次读到这本特殊的禁书大约是在1975年的夏天。有一天,我的伙伴C跑来找我,并将我领到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他鬼鬼祟祟地从怀里掏出一本练习簿来。那是一本24开的算术练习簿,封面上印有几位手持三角尺、圆规和算盘的“红小兵”,他们正在一轮红太阳的照耀下,昂首挺胸地做着什么。而此刻的地洞里的光线却很暗,还有些凉飕飕的。我翻开练习簿,却吓了一大跳:扉页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少女的心”。说实在的,在当时的那个年龄的我们,对诸如少女的心灵之类并无特别的兴趣。我吃惊的原因乃在于,我们早已知道这是一本“很流氓、很流氓”的书。老师曾警告说,要是谁发现了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有关“握手”的“书”(指《第二次握手》),要做到“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但我们当时所做的却是——立即看。{26}

  相比之下,大约是年龄还是胆量的缘故,另一位作者要老练和从容得多:

  当手抄本风靡起来时,我曾经读过至少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较不拙劣的)。这些版本因抄写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27}

  很可惜,《少女的心》这一回终究还是没有获准印行,而且就算它最终印行了,十有八九也只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等人上当的“洁本”。不然的话,尽管它的出版既会有伤风化,也对学术研究并无实际帮助(反正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却可以于无意间帮助完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实验:试试如今那些已然太过开放的、恐怕更需要壮阳药的当代读者,是否还会被激起同样的生理反应?

  《少女的心》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所表露的又是女性心理,而且还供认得这般直露,在这几点上它倒是真是与众不同,说不定哪一天会引起国外女性主义者的猎奇(特别在笔者已经就此向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做过报告之后)。而相形之下,除此之外的其他手抄故事,包括后来明显经过添油加醋的,都会把性意识表达得更加隐晦,并且显然是用来取悦男人的:

  她穿着一条白底子绣粉红色玫瑰花的绸裤,露出两只小巧玲珑的脚,拖着一对嵌金镶珠的小拖鞋;上身穿一件藕荷色的长衫,袖口宽大,银线滚边,珍珠作纽扣,外面套一件银狐色的炊肩,前面有一处心形的缺口,露出半双象牙般的乳房。她头发浓密,黑里透亮,一双又大又黑的水汪汪的眼睛,笔直的鼻子,红珊瑚般的嘴唇,珍珠般的牙齿。{28}

  那么,这到底在描写什么人呢?是作者心中的理想情人么?——不,只不过是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而已!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去描写一个凶恶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还要下那么大的力气?——其实天机恰恰就在这里了:在那样一个年代,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人有资格穿得如此出格、长得如此性感么?难道你敢把你身边的阶级姐妹描写得这般妖艳撩人么?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到“文革”时代的手抄本,实际上竟只有政治上绝对错误的女特务形象,才会表现为最为妖娆性感的尤物。

  明里的革命话语与暗中的性意识的这种既对抗又调情,可以说是一场禁欲革命运动中最为纠缠不清的麻烦关系了。在这类接力完成的手抄本中,尽管一定要套入表示不屑的批判话语,但那些总是被判定为很脏的女特务,其实又总是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所暗中渴望的。由此,我们就完全有可能透过诸如此类的地下斗争场面,来为当时的人们做一次集体的精神分析:

  “先生让个地方,看你的脚放在桌子上了。”一个娇嫩的女声在沈楠后面说了一声,沈楠不在意地将自己身子收了收,依然哼着小曲。随着飘来的一股香气,他意识到一个女人在自己身边坐下了,此人正是女间谍蒋宛梅。“一瓶白兰地,两个鲜果盘,再要一包巧克力。”她没有注意身边的这位男子,在椅子上歇了一会儿向招待大声喊着。一瓶白兰地灌了下去,她眼神就迷离起来,她松了松衣襟,剥开一块巧克力放在嘴里。{29}

  受其口语文体和抄写篇幅的限制,手抄本的描写笔触大都比较粗疏,恐怕除了愿意费神摹状一下恐怖的场景,也就只把热情留给这些性感的女特务了。在公共话语的层面,这些女特务当然是邪恶淫荡的,然而在潜意识的层面,她们却又是这般令人垂涎。天平就这么反复在摇摆着:人们总是为这些秀色可餐的尤物而心痒难熬,却又总是碍于革命戒律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倒过来,又正因为无论如何都打不破色戒,反而更加贪恋这种要命的美艳的祸水。

  沈楠被引到一个阔绰的房间里时,他发现屋里有一张双人床,床上蒋宛梅裸露着双肩正贪婪地望着黄色被面上两朵并蒂莲。沈楠反身要走,却被胖老板娘拉住:“楠兄再有几个小时你们就要迎客了,随便在这里休息一下,况且今天我听蒋小姐说,你们早就相好……”{30}

  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这种在“超我”与“本我”之间的拉锯战,使人联想起了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笑话——老僧指着山下的漂亮女人吓唬不谙世事的徒弟说那是一只吃人的大虫;没想到小和尚却从此茶饭不思一心只想着老虎了……然而,当年谁又不是这种小和尚呢!也正因为这样,恰恰在性规训的严格逼迫下,正像不管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多么渲染公而忘私的炽烈理想,仍从字缝里逃逸出一位虽疏离革命却贴近爱欲的少女形象一样{31},“文革”地下手抄本从“红色经典”中承继下来的作为阶级敌人的美女形象,也同样以某种变态的形式,向当时正处于极度性干渴的人们,提供了惟一敢于领受的情色享受。

四、作为地下通道的手抄

  作为一个叙述的插曲,但远非游离本文的主题,让我们考察一下“文革”时代那种特定的抄写行为,特别是这种行为跟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

  在浩然写得最好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曾经描写过一个老实巴交的富裕中农,他为了跟上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无论何时何地见到何种政府公文,不管它能否跟自己扯上关系,都马上拿起笔来甚至点上灯笼想把它抄下来,那一副既虔敬又憨实的样子,让人不禁颔首好笑。这个情节我大概是四十年前读到的,然而至今尚能记忆犹新,因为它特别生动直观地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生活之间的网络关系。

  在那个时代,这种抄写习惯当然不是什么例外。尽管前文中曾经说过,“白纸黑字”地书写本身,在当年绝对带有现实的风险,然而那时候一旦见到动心的文字,仍然很难遏止抄写下来的冲动,——正如眼下无论在互联网上看到什么动心的文字,头一个念头就是想要下载。由此,“文革”时代的典型场景之一又是,在鼓噪或者蛊惑人心的大字报前面,总可以看到许多人手捧笔记本在两眼放光笔下生风地抄写着什么。这才是“文革”期间最主要和最有效的信息传播通道,才是当时中国人真正可以信赖的新闻纸。只有深入到了这一层,才算是对“文革”的心态史真正有所体会。 

  这也就意味着,“文革”时代既是万马齐喑的,又是热闹非凡的,既是与世隔绝的,又是流言满天飞的。曾几何时,跟当今这种“闷声大发财”的“单向度”(One Dimensional)心态刚好相反,人们最怕谈论的虽说是政治消息,而最想打听的也正是政治消息,盖因为那危险的东西实在跟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最愚不可及的顺民,任何人都渴望听一点“小道消息”,以便识破宣传口径的障眼法,冲破对于信息的严密封锁。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谣传本身就预示着某种不满,那么私下里的抄写更属于天然的反权力。

  由此就带来了相当微妙的两面性:“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尽管抄录的多是一些俗套的惊险故事,而且这些故事还往往裹上了革命的外衣,然则,毕竟是先出现了那样一种不安分的文化氛围和抄写习惯,然后才产生了这些手抄的文本。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总会保存几分叛逆的心情,另一方面单纯就书谈书,却又很难从中嗅出什么叛逆的味道。实际上,在全部具体的文本内容背后,还存有一个共通的文本形式的问题,它微妙地挑明了这样一种奥秘:在当时的严峻环境下,凡是喜欢偷偷摸摸抄写点什么的人,就总不会是顺从听命的人,就显得对于“两报一刊”至少不敢全信。

  接下来,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案例,再让我们看看“抄写”这种默默的反权力方式,到了大家对于“文革”普遍越来越不耐烦的时候,是怎样传递出明确反抗信息的。此一案例就是所谓“总理遗言”的制作和播散过程。尽管从我本人家族的命运而言,这个事件充满了不幸,因为它导致了我大伯父全家的蒙冤入狱,可是对整个中国而言,那次对所谓“总理遗言”的大规模传抄,作为紧随其后的“四五运动”的先声,却无疑构成了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并由此帮助宣告了“文革”时代的真正结束。

  1976年初,一份神秘的《周恩来遗嘱》在他去世后不久被炮制出笼,一时间悄然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万没有料到,经由严密的顺藤摸瓜,竟然发现此一谣传文本的最终来源,很可能正是我那位早年投身革命的大伯父刘亦夫(时任浙江省高干)。据说,最初的封口袋就摆在他办公桌上,被其秘书发现而偷偷抄录下来,由此逐渐失控从杭州流传到了全国。

  这份《遗嘱》至少看上去很像地模仿着周恩来的语气写道: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批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32}

  令人咄咄称奇的是,最后的调查居然发现,这份“总理遗言”的真正始作俑者,竟然只不过是一位普通青年工人,他在出狱之后回忆说:

  回想起来,我真正的“成名作”是编造了“周恩来总理遗言”。那是1976年,仅一个省就收缴了七千份,没收缴的自然更多,还有二十多个省和直辖市呢,请原谅,我当时只是想和江青一伙的篡党计划捣乱,通过周总理来为当时身处厄境的邓小平同志说公道话。当其时也,我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学徒工,离记者差一大截呢,人也幼稚得很,结果被秘密押送北京,实足关了十八个月,释放出来后,又一直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算彻底平了反……{33}

  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竟能酷肖地摹仿临终前的周恩来,生造出口气如此老辣而周到的遗嘱,且又非常准确地投合了当时的政治气候,从而骗过了全国各地的热心传抄者,真是当年的一大异数了!也许唯其如此,才愈发显得在他背后还另有一只水平高的黑手。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就连一位青年工人,都能学着总理的口气写下“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那至少也说明了,当时不满的情绪已经蔓延得何其普遍。

  而进一步分析,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这份“总理遗言”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又在煽动着他们的不满。正如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分析过的那样,大凡得以不胫而走的谣言,均必须同时满足下述三个条件:第一,该信息必是“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某个个人,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第二,“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第三,“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又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34}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这份文件只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罢了。

  由此就不妨说,正是笔尖划过纸面的若有若无的沙沙声,从四面八方悄悄积攒出了巨大的声浪,并最终引发出一鸣惊人的四五风暴,从而无巧不巧就在发动“文革”的地方,以自发抗议的形式宣告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寿终正寝。而更加无巧不巧的是,当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四五运动,其最为典型热闹的场面仍然是,由一小批人以“豁出去了”的姿态在张贴或朗诵文字,而更多的人则是神情紧张地进行抄写和传播……。惟一的不同只在于,由于毛泽东紧随周恩来而去,这次大规模集体手抄行为终于被正面印刷下来,从而为“文革”时代特有的手抄文化,画上了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句号。{35}

五、废墟上的苍白起点

  毫无疑问,这些手抄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芜杂的。由此,研究者对它们的看法也注定会是矛盾的。

  但无论如何,却不应小觑或漠视这些看似无聊的故事文本。正如前文所述,并不是一次抓捕“四人帮”的高层突发事变,而是千百万人民水滴石穿的地下抄写行为,才真正传递出和积攒着否定“文革”的民意基础。缘此,只有先去认真研读这些残留的文本,而不是急于根据主观好恶来裁判它们,才有可能从其中读出某些东西,那些东西既有可能构成了“文革”的终点,也有可能构成了改革的起点。

  可话又说回来,尽管这种默默无语的手抄行为,其本身构成了对于“文革”神话的特殊挑战,但无论如何,这种挑战形式本身却不值得神话。恰恰相反,如此大规模的手抄活动,居然发生在堂堂二十世纪,而且偏巧发生在发明了造纸与印刷术的这个文明,这本身就极不正常。说得不客气,这简直使我们的文明水准倒回了中世纪,——而且是当年落在后头的欧洲的中世纪!所以必须看到,这些粗陋的手抄文本,不过是在文明横遭荡平的情况下,在公共空间几乎彻底塌缩的危局中,惟一还能找到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哪个国家的内压逼出了这种简陋的文本形式,它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被视作这个国家的国耻!

  从内容来看更是如此。比如,尽管肯定是有助于宣泄基本的生理要求,但无论基于任何批评的角度,那部《少女的心》都算不上好作品,甚至简直就算不上是什么文学作品。而且,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个文本很重视女性的感受,但谁想要顺着这条道往下发挥,却差不多肯定会走火入魔。凭自己的亲历经验,特别是凭自己中学时代被迫参加过许多场批斗和公判大会的经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偏偏是留给男人去挑逗少女的,或者最起码也可以说,在一个性知识极度匮乏的社会,这个文本差不多肯定会被男人用来挑逗懵懂无知的少女。由此,这个文本所蕴含的信息反而是:像这种不怀好意的性刺激,像这种动物水平的性启蒙,恰恰是对当年完全没有性教育的粗俗报复。

  其他构成了手抄本主体的惊险小说,其内容也同样粗糙和粗俗。先来说它们的粗糙:尽管有记忆中的“红色经典”作为摹本,但那些劳累之余信口编造的故事,仍然既随意又散漫,既不能媲美于柯南·道尔的神灵活现,也无法媲美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丝丝入扣。主要是受到讲述现场的条件限制,它们大多只是在最初营造恐怖氛围时显得稍微成功,把黑夜、人影、坟场、死尸、凶杀、阴谋这类可怕要素搅在一起,硬要把听故事的人吓得往被窝里钻。可惜过不了多久,其构思和笔触就都逐渐潦草起来了,也许是讲故事的人口干舌燥了或者不耐烦了,要不就是听故事的人打哈欠犯困了,反正整个叙事过程越来越表现出,作者只想虎头蛇尾地给出一个交代,以便越快越好地结束这个已成累赘的故事。

  所以比较起来,倒是其中的粗俗更值得分析。不难注意到,在这些来路不一的手抄本中,除了作为必备要素的恐怖场景之外,用来勾引听众的主要噱头,主要是一些胡乱臆想出来的现代化利器,以及不断穿帮的灯红酒绿场面。由此,就既可以嗅出对于技术魅力的暗自渴求,也可以嗅出对于奢华生活的无名向往。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噱头不过是国际通行的商业大片的基本要素,比如不断翻新的007系列,就曾一再重复着类似的无聊老套。不过,考虑到当时手抄本的贫瘠生产现场,那么除了发现现代大众文化产品的某些普遍特征之外,我们也许还能发现某些更具特殊性的文化心态。

  这种心态不是别的,正是对于尚不熟悉的西化生活的朦胧憧憬。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在工棚或牛棚里劳作的人们,其日思夜想的并不是熟习的和经历过的生活,而是与当下境遇天差地别的生活。比如,我们在前引的故事中已经读到,那个美丽的女特务蒋宛梅,竟能一下子把一整瓶白兰地给灌下去,而下酒之物则不过是一块腻人的巧克力!由此可知,无论讲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其实都并不了解白兰地酒的烈度和用途,也对巧克力之外的西餐饮食所知甚少。再如,手抄本中总喜欢出现小汽车这种道具,作为现代化和豪华生活的标志,而每逢此时作者总要提到雪佛兰这个牌子,竟不知那只是通用汽车公司最低档的产品;{36}更有甚者,当他们再把故事讲到东京街头的时候,就更加想象不到那里的人会开什么汽车,只好让日本特务也开起了苏制的伏尔加汽车。{37}不过,我们也许没有必要夸大讲故事者的无知,——也许他们当时就是这块土地上最能跟上时尚的,而且也正因乎此,或许他们后来当真就是最早在中国开上进口豪华轿车的。所以我们真正从中读出的,毋宁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欲尝禁果式的向往,它正悄悄地升腾于革命的废墟之上。

  正是在这些地方,手抄本内容显出了与此后中国发展的直接连续性。比如,一旦想要证明某位大夫医术高明,讲故事的人随口就能编排一句——“他在苏联、英国、美国都留过学。”{38}这情节不用问自然是虚构的,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同时到这么三个国家去学医。所以真正值得追问的,毋宁说进行这种虚构的心理基础,那很可能正是后来举国兴起“留学热”的潜在根源。再如,假如不预先说明这是一位女特务的居所,那么下面这个场景,差不多肯定会使人误以为是眼下“先富起来”的一座豪宅:

  下午,龙飞驱车来到庄美美的住房前,这是一座白俄罗斯式的小洋楼,门前有一株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枝叶茂密,遮掩着楼上的窗口。龙飞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小楼,中厅陈设整齐,颇有些西化,迎头有一幅西斯廷圣母的油画,地上铺着饰有美丽花纹的纯毛地毯,一排栗色转式沙发,西壁有一架钢琴,南墙前有一张透亮的硬木大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盏维纳斯铜像的台灯,旁边立着一个相框,相片上正是娇美玲珑的庄美美……{39}

  真是物极必反!恰恰在“文革”的重压和毁灭中,表达在手抄本这种特殊大众文化产品中的世俗欲望,反而预示着此后生活的一个非常物质化的消费主义起点。实际上,这也正是如今再回过头来研究这些手抄本的主要意义所在,因为只有事到如今才能看得清楚,偏偏就在那些看似无稽无聊的故事中,预埋着此后中国发展的重大契机。别的不说,只需随手拧开现在的电视机就能发现,当年只要谁把手抄本的内容给琢磨透了,谁就能凭直觉去驾驭此后娱乐业的走向——不管离奇情节如何翻新,终不过是惊险甚至暴力、言情甚至色情罢了,而且还一定要发生在并不属于大多数观众的豪奢场所,一定要包装上并不违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外衣……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手抄本中的故事,从横遭查禁变成了暗受鼓励,而消费这些故事的人,也从难得偷欢变成了夜夜傻看,但潜伏于其间的文化心态却依然故我,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当然,决不要简单地贬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既然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强烈物质欲望,正在作为最后的甚至惟一的发展动力,支撑着当代中国不知最终是福是祸的高速起飞。但即使如此,仍很难不去为之抱恨:若不是当年“文革”不分青红皂白的荡平,中国的社会心理又怎么会苍白至此,而它此后的发展就也许还能指望一个稍微丰厚的传统平台。无可讳言的真正危险是,既然当代中国的基本发展动力惟不过来自于世俗的物质欲望,那么此一过程的真正大限,也无疑会同样来自于这种填不满的欲望,只怕我们在今后的历史途程中,会越来越清晰和惨痛地遭遇这种限制。

  仍以那本苍白的《少女的心》为例。试想,如果不是在一片废墟之上,那么谁又能想到,后来在一位毕业于复旦的女士笔下,竟能流出跟当年手抄本一样粗俗的文字:

  我在永福路复兴路十字交叉口看到了长手长脚的马克,他穿得整洁、芬芳,站在一盏路灯下,像刚从电影上走下来,从太平洋飘流过来。我的异国情人,有一双美得邪气的蓝眼睛,一个无与伦比的翘屁股,和大得吓人的那玩艺儿。每次见到他,我就想我愿意为他而死,死在他身下,每次离开他,我就又会想应该去死的人是他。

  当他从我身上跌下来,摇摇晃晃地抱起我,走进浴室,当他用粘着浴露的手伸进我的两腿间,细细地洗着他残留下来的□□和从□□分泌出来的爱液,当他再次冲动着勃起,一把拎起我,放在他的小腹上,当我们在浴露的润滑下再次做爱,当我看到他在我分开的大腿下喘息,叫我的名字,当所有的汗所有的水所有的高潮同时向我们的身体袭来时,我就想这个德国人应该去死。{40}

  尽管主人公的发泄对象,已经“与时俱进”地从表哥变成了老外,然而在骨子里,从《少女的心》到《上海宝贝》,却只有一步之遥。要是连这样子的“下半身写作”也能算作性解放,也充其量不过是跟当年的性压抑处于同样低水平的解放罢了。此间的真正症结在于:那种雄起于“文革”废墟中的赤裸裸的欲望,已把两性关系间的一切文化积淀,全都给扫荡和还原净尽了,甚至使得哪怕是古代的秦楼楚馆,相形之下都显得更有文化韵味!正是从“文革”开始,我们这个社会逐步失去了任何称得上是“性文化”的东西,除非有谁好意思把当今满街拉客的暗娼也说成是“性文化”,正如他们敢把损公肥私的“支票宴”说成是“食文化”一样。由此需要提防的便是,千万不要鉴于眼下的世风大坏,就反过来去怀念表面上一干二净的“文革”,因为这种种败坏的元凶,恰恰是那时候对于高雅文化和精巧情感的夷平。

  说到这里也就可以进行总结了:“文革”手抄本中讲述的这些故事,不过是中国革命这一台大戏的细碎片段而已。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借助于它们而管窥到,那场炽烈的革命是怎样走向了自己冰凉的反面。以往这些手抄本之所以受到轻视,主要是因其太过原始和低俗,不过正如本文所证明的,其实恰恰鉴于这种出奇的原始和低俗,反而更值得好好琢磨一番。说穿了,这些已被兀鹰啄食干净的文明骷髅,竟是在无情地警示着,经过那场彻底的浩劫,一切都只有无所遮蔽地重新开始了,我们从此再没有什么理由去讲什么“文明古国”之类的大话了。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历史既是经常充满惯性的,又是往往潜藏转机的,并且正因为如此才对我们表现为深不可测的。就拿本文所研究的“文革”手抄本来说,一方面,它那充满世俗欲望的内容,已被新型大众文化产品所承袭和扩张,从而转变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可另一方面,它那充满弹性的生存策略,却仍然潜伏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并且主要是依仗着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在顽强固守其随机的、大众的、匿名的和互动的传递与交换形式。正因为这样,谁要是有空到中文的网站去浏览一番,那么他很容易发现,其实“文革”那种底层文化生态——从情感、语式,到操控手段——在这块土地上仍然大有市场!这里既是流言蜚语的乐园,又是追查封锁的焦点,既是社会公议的潮头,又是误导舆论的温床,而且永远在进行着自我表现与反唇相讥,永远在进行着控制和反控制的拉锯战……只不过,这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隐隐约约和若有若无的键盘敲击声,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和多大程度上表达出和积聚起民意,从而作为一个重要的参数来决定中国的下一步发展,那至少暂时还不在本文的议题之内。

2005年8月21日写毕于京郊静之湖 


【注释】

{1}粲然:《手抄本:相见不如怀念》,《新闻周刊》2004年3月9日。 {2}同前注。 {3}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29页脚注,人民出版社,1975年。 {4}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5}参见徐文正:《〈一只绣花鞋〉引发文坛官司》,《文摘报》2001年1月14日。 {6}参见《文汇报》2004年12月4日报导:《仅半数人每月读一本书,有读书习惯者仅百分之五》。 {7}笔者今年初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时得知,该校东亚系林培瑞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注意到了手抄本的存在,并将其称为“手抄的娱乐性小说”。参阅Perry Link, “Hand-copied Entertainment Fiction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erry. Link, Richard P.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Socialist China, PP.17-36,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8}李彦:《张宝瑞:手抄本是种反抗》,《北京青年报》,2004年2月2日。 {9}参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卷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参阅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11}参阅Edward Shils: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12}互联网http://bbs.gw.com.cn/dispbbs.asp?boardid=13&id=23347。 {13}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互联网《搜狐文化论坛》2005年02月26日。 {14}某木先生:<在坟头上抄手抄本最容易进入情节>,载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15}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0-1978)>,载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197-198页。 {16}张扬:《第二次握手·文字狱》,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7}作为一种虽然矛盾但却真实的社会现象,对于文学创造或文艺演出的尝试,在“文革”后期又是非常普遍的风气,这除了要归咎于当时过多的闲暇时间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缺乏其他显露才华的出口。正如笔者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越是沦落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底部,选择文学生涯这种原本就风险很大的人生游戏,便越是表现为最无机会者的最大机会,即使由此而向上流动的机率微乎其微。”(刘东:《贱民的歌唱》,待刊) {18}田晓菲:<尘几: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问题初探>,《中国学术》,总第十七期,2004年春季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2页。 {19}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0}张闳:《戴面具的萨德》,载张闳:《致命的呼吸》,互联网“诗生活·评论家专栏”。 {21}周京力:<一株长在疮疤上的树——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载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19页。 {22}参阅:<一万元买一个故事——为我们一代人的阅读史结账>,载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338页。 {23}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第346页。 {24}邹弢:《三借庐笔谈·蒲留仙》卷六,第13页。见《清代笔记丛刊》,石印本,民国间(1912-1949)上海文明书局。 {25} 《少女的心》,下载自互联网,其中的暴露字眼被引者用“□□”符号进行了遮掩。 {26}张闳:《戴面具的萨德》,载张闳:《致命的呼吸》,互联网“诗生活·评论家专栏”。 {27}朱大可:《书架上的战争》,载《南方周末》,2001年2月6日。 {28}张宝瑞:《一只绣花鞋》,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1-22页。附注:凭直觉可以发现,此书的文字在印行前经过了原作者或多或少的文饰,不过究竟修改到了什么程度,却只有作者自己才能告诉我们。 {29}<一缕金黄色的头发>,载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129页。 {30}同前注,第143页。 {31}参阅刘小枫:〈记恋冬妮娅〉,载《读书》杂志1996年第4期。 {32}李君旭:<遗言:震动世界>,见同名文集《遗言:震动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49-151页。 {33}李君旭:<后记>,《遗言:震动世界》,第265页。 {34}卡普费雷:《谣言》,郑若麟、边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35}参阅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77年。 {36}例如,《一缕金黄色的头发》,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155页。又如,张宝瑞:《一只绣花鞋》,第17页。 {37}参见《一百个美女的塑像》,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231-232页。 {38} 《绿色的尸体》,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42页。 {39}张宝瑞:《一只绣花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页,并请参阅注28的附注。 {40}卫慧:《上海宝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其中的暴露字眼同样被引者用“□□”符号进行了遮掩。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