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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核算理论与农户属性

胡 靖

【内容提要】 基于农业的产业缺陷和各国农业补贴的事实,作者建立了非对称核算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存在三种核算方式:会计成本核算、产业成本核算和机会成本核算,并由此产生了两种核算不对称的矛盾。作者还提出,政府应当保障农民获得平均收入,政府对农民收入的补贴是一种正常现象。

 在农业经济史上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主流的经济学家一般都主张依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农业资源。但是,各国政府却背道而驰。无论在美国还欧盟都存在大量的农业补贴,并且补贴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重达到了1/3以上。孰对孰错呢?政府还是经济学家?这说明存在一个基本的、但一直没有弄清楚的理论问题。

  笔者经过近10年的探索(从1995年起),建立了“非对称核算理论”,以从理论源头上破解农业之谜,也为解释“三农”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农业的产业缺陷:提供很有限的劳动机会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1937)通过创立“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概念成功地解释了市场经济中企业存在的原因。但他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一般的企业,一个没有产业缺陷的企业。这种一般的企业还具备这样的基本性质,即产品的生产周期与劳动的周期基本一致,或者二者之间的差异不至导致机会成本的产生。这一性质同时也是衡量企业禀赋的一个重要依据。比如,在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机械制造业,第三产业中的餐饮业、咨询业、运输业、通讯业、软件制造业等,劳动过程与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是基本一致的。劳动时间的长短主要是来自于劳动者的生理特征的限制,而几乎不受到劳动对象、工具和环境的自然特征限制。特别是在软件行业,只要健康允许,劳动者甚至可以通宵达旦地工作。这些劳动者因此可以获得很高的工资,并且不用兼业。

  但是并非所有的市场中的经营单位都是正常的企业。当我们分析农业和农户问题时,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就凸显出来,使得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先天不足,很难实现专业化。

  马克思(1870,第267—268页)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在温带气候条件下,土地每年长一次谷物。生产期间(冬季作物平均九个月)的缩短或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象真正的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只有牛奶、干酪等副产品,可以在较短的期间继续生产和出售。……以俄国为例。在那里,北部一些地区,一年只有130天到150天可以进行田间劳动。可以想象,假如俄国欧洲地区的6000万人口中,竟有5000万人在必须停止一切田间劳动的冬季的六个月或八个月中无所事事,俄国将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除了有20万农民在俄国的10500家工厂劳动,农村到处都发展了自己的家庭工业。有些村庄,那里所有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纺工、皮匠、鞋匠、锁匠、制刀匠等等……。在这里可以看到,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样成为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

  但是马克思没有时间建立农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将他准确的观察作理论的延伸,以至他在地租理论中还假定农业资本家能够获得平均利润。

  农作物是有生命的动物或植物,在各种农作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中,劳动的介入时间都是很有限的。其中粮食作物尤其明显。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玉米、棉花、油菜等提供的劳动时间不会超过生产周期的1/3,其中粮食作物小麦(5.4%)、水稻(14.5%)、玉米(9.9%)尤其低,而蔬菜、水果、花卉、畜牧、水产等提供的劳动机会相对较多(胡靖,1995)。也就是说,一个主产粮食的粮农,他全年至少2/3的时间是农闲,即在一年300个正常的劳动日中,由农业生产周期提供的工作机会不会超过100个。与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失业、下岗、开工不足一样,农闲是不能形成商品价值的。因此,农闲不会增加农户的收入。农户自己无法改变农业的这种自然特征带来的经济损失。这就是本文定义的农业的产业缺陷。

  另一位经济学巨人,现代经济学之鼻祖亚当·斯密(1776,第7—9页)也在两百多年前同样观察到了农业的产业缺陷产生的后果:

  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闲荡、偷懒种种习惯,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二十项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可以说会养成的,甚而可说必然会养成的。……所以,纵使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耐人寻味的是,主流经济学竭力推崇斯密,但是对于斯密观察到的农业的产业缺陷却长期熟视无睹。

  18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金(1827,第130页)甚至已经认识到了“立法保护”的公共政策对农业的重要性:

  我认为完成农产品和其它种类劳动的产品所需时间的差异,乃是造成农民对其他人的巨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少于一年的时间内将其产品投放市场。在该整个时期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成衣匠、铁匠、修车匠和各种其他劳动者赊借,因为这些劳动者的产品对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但前者的产品只需几天或几星期的时间就可完成。由于这一自然情况,并由于其它劳动生产的财富比农业生产的财富增加更快,使得垄断了一切土地的垄断者们(尽管他们也垄断了立法)无法使他们自己及其奴仆(农民)免予成为社会中最依赖别人的那一类人。没有持续的立法保护,他们就不能兴旺昌盛。

  遗憾的是农业经济学没有沿着上述三位古典经济学大师的方向深化、延伸下去,以至形成了主流农业经济理论的误区和与“农业保护”的历史的尖锐对立。

二、非对称核算理论

  农业产业缺陷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经济学家用常规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释农业问题就可能是在“刻舟求剑”或“削足适履”。基于农业的产业缺陷和各国农业补贴的事实,笔者(1995、1998、2003)建立了非对称核算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存在三种核算方式:会计成本核算、产业成本核算和机会成本核算,并由此产生了两种核算不对称的矛盾。

  (一)会计成本核算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核算的一般原则。其涵义是,市场价格包括会计成本和利润。有公式:

  P =(C+W)+ M

  其中, P:市场价格;C:物质消耗成本;W:雇员工资;M:企业利润。

  企业一般每天都存在劳动的机会①。因此,会计成本核算与企业主的利益、工人的利益能够自然契合。雇主在核算了物质成本和雇工工资以后,剩余的部分就是自己的“工资 + 利润”;雇员的工资一般是计时工资(月薪或年薪)。充足的劳动机会使得雇主、雇员的工资一般都会超过基本的生存费用。因此,在这些企业容易看到斯密所说的稳定的“分工”和专业化。

  因此会计成本核算是一种受到普遍接受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s)。

  (二)产业成本核算

  产业成本是指以每天的基本生存费用计算的出来的成本,它是劳动者的生理需求。只有当工资总量低于生存费用以下时,它才凸显出来。

  企业的工资一般可以保障劳动者每天的生存费用。但在农业发展的初期,工资总量并不能为农户提供足够的生存费用。因为在农产品长达数月的生长周期中,农户的劳动机会、劳动时间是很有限的,不能形成财富。而在大量的农闲时间里,农户仍然要吃饭,这客观上就需要生存费用。出于生存原因,贫困的农户(以F1表示)自然希望农产品价格能够核算产业成本。产业成本的核算公式为:

  P = C + e   (1)

  e为农户的生存费用②。正是要求产业成本核算使得F1农户表现出了所谓的“非理性”的特征:即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而可以不计算成本,可以“小而全”,忍受兼业的低效率痛苦。这个公式同时表明,贫困的农户不可能核算“利润”③。

  (三)机会成本核算

  正常企业不存在需要核算的机会成本。当农业发展到较高阶段时,虽然农业的产业成本得到了补偿,农民的生存不会出现问题。但农业的产业缺陷会继续阻碍农民获得平等的收入机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户(以F2表示)出于“理性人”的原因,要求获得社会平均的收入。由此,产业成本核算的公式更改为机会成本的核算公式。

  P = C + i   (2)

  此时,社会平均收入i取代生存费用成为农民新的核算对象。i为F2农户的净收入,包括农业净收入和兼业收入。他以i作为自己的“工资”与社会的其他行业比较,最后会明显感觉到农业没有为自己带来平等的收入机会和社会地位。并且这种收入损失和景遇不是由于自己的懒惰造成的,而是由不可改变的农业的产业缺陷和农户无条件的职业传承决定的。因此它成为F2农户长期固化了的一种损失,一种应该得到核算的机会成本,它不仅仅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定义机会成本概念时所讲的“头脑中”的价值④。

  (四)市场与农户的两种非对称核算

  1、会计成本核算与F1农户产业成本的不对称核算(简称A1):这是指F1农户以产业成本核算,市场以会计成本核算。A1一般发生在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F1农户收入模型为:

  I1 = IS 1+ Ig1   (3)

  其中,I1:F1农户净收入; IS1:F1农户兼业收入;Ig1:F1农户粮食收入。当价格P确定时,在扣除物质成本C以后,农户期望粮食收入Ig1 能够维持一家的生存。此时农户对生存的期望转移为对价格的期望。但是由于以实际用工数核算的工资总量W与生存费用之间还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农民不得不兼业。企图以兼业收入来弥补粮食收入的不足。但由于在贫困地区兼业机会很有限,且兼业效率太低。兼业收入IS1只能勉强补偿其中的一部分,因此F1农户不会感到粮食价格P偏高,即使农业的日工资W可能明显高于其它行业。如果价格(或比价)没有变化,农户就只有继续原来的“小而全”的生产与生存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F1农户的“兼业困境”假说,即,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那么F1农户将处于困境之中。一方面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他们不得不如斯密所观察的那样低效率地兼业以扩展收入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兼业项目太多,他们将被迫支付昂贵的兼业成本,以致终年辛勤劳动只能勉强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最低收入。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F1农户很难突破“兼业困境”。这种诠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普遍的缓贫(Poverty Allovation)问题。

  2、会计成本核算与F2农户机会成本不对称核算(简称A2)。

  当市场经济扩散到这些贫困的地区时,市场机制、政府力量与当地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结合在一起为打破“兼业困境”提供可能。此时已经脱贫的F2农户的行为就已不同于F1农户,尽管仍然是家庭经营方式,但他们的行为更接近市场理性。

  但F2农户最终会发现,由于农闲时期不可避免的效率损失,农业不能为他们提供获得社会平均收入的机会。这与他们的市场理性发生矛盾。市场价格只核算农户的劳动、而不会核算农户的农闲。因此,农户继续农业生产的唯一的希望只能转向政府。如果政府也不补偿农户的机会成本(以IO表示),那么,F2农户就会按照个人综合能力的高低,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只有素质较低的农民不得不生产粮食。

  职业选择也有转移成本或选择成本(以SC表示),它包括:处置原有职业的费用,如转包耕地、委托耕种,和选择新职业的介绍费用、迁移费用、经验积累费用等。因此,机会成本的存在尽管可以诱发农户的“弃农”动机,但不一定立即诱使农户放弃农业,因为还存在职业转移成本SC。农户始终会在SC和机会成本IO之间自觉的进行比较,数学知识的欠缺并不构成选择的障碍。如果他认为SC 大于IO,他就会“无奈”地从事农业生产;反之,当他认为IO大于SC,他就会义无返顾地走向城市,甚至采取撂荒的方式也在所不惜。

  粮食生产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土地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可以降低粮农的机会成本,但突出的产业缺陷将随着经济增长持续地增加粮农的机会成本。消长的结果是静态的比较优势(林毅夫、蔡昉实际上是指资源禀赋优势)远不能补偿不断上升的机会成本。因此,以“比较优势”原则来解释粮食的区域分工是不充分的。

三、农户行为属性

  由于存在两种不对称的核算方式,农户的行为方式必然呈现出以下属性:

  1、家庭经营方式属性。

  农业的产业缺陷为企业化的雇工经营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农业资本雇不到或难以雇到劳动力。一方面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也不愿意选择农业,因为农业的季节性劳动不能够让他们在长时期内获得满意的总收入,甚至饭都吃不饱。因此,社会难以出现批量、熟练、专业的农业劳动力群体;另一方面雇主也不愿意在漫长的农闲时节继续发放工资。这就是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家庭农场总是大量存在的主要原因。

  当然,并非所有的农业项目都不能企业化经营。这要取决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平均日工资水平和项目的劳时比(即劳动时间占生产周期的比率)。劳时比较高的项目,如大棚蔬菜的种植,以及养殖业、畜牧业等所谓的“高效农业”,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劳动时间,可以使工资水平高于最低(或基本)的生活需求,因此,具备了雇工的基本条件。所以我们可以见到大型的养鸡场、养猪场、养渔场采取企业化的经营方式,雇佣了大量的农业工人。

  但是,大田作物项目,特别是粮食生产,基本上是家庭经营方式。其原因就是劳时比太短,工资水平低于生产周期内的最低生活需求。

  2、低收入或贫穷属性,特别是粮农。

  由于产业缺陷原因,农业主业收入偏低,因此农户不得不兼业,以得到更多的劳动机会和以自产物品替代商品。但是兼业与专业化背道而驰,必然存在低效率。并且,兼业的效率损失是兼业项目的增函数。项目越多,效率损失越大。因此,农户的总收入总是存在效率约束。低收入就成为必然现象和普遍现象。勤劳是农户的特征,但低收入也是农户普遍特征。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稳定农业,政府都要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目前的主流观点将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归于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和农民素质偏低,显然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产业原因。

  3、逃离属性。

  由于农业始终存在明显的产业成本和机会成本,因此劳动力的外流将不仅是剩余劳动力的行为,而是全体农业劳动力的整体行为。农民时刻准备逃离农业以躲避农业的产业缺陷。逃离,成为农户的属性之一。这一代不行,就寄希望于下一代。目前,湖南、湖北、安徽、山东等很多历史上传统的农业地区实际务农的农民基本上是老人和妇女。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去了。因为企业提供的最低工资不仅能够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且还可能有积蓄。参考下表。

  这些积蓄非常重要,因为它常常是子女读书的学费。能够读书,就意味着有机会“跳出龙门”。

  4、农户的半公务员特征。

  由于农户收入中相当一部分将来自政府的补贴,农户就具有一定的公务员特征。因为农户在领取政府一定补贴以后,必须为社会提供“不扭曲贸易”的服务。也就是说,补贴与农户的农业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只与农户的职业有关。并且,农户与政府的这种关系还会以法律的形式长期稳定下来。因此,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时候,对农户收入的补贴,具有公务员工资的性质。政府可能以此向农户发出各种指令,如增加产量或限制产量等。



结 语

  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的第一问题。离开了农业,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农村也不成其为农村了。因此,农业问题是理解“三农”问题的关键。非对称核算理论从农业的产业缺陷出发,提供了理解农业的新的理论思路,并定义了农户的基本属性。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市场经济下,政府对农民的责任。在电视上,我们常常见到某国(如法国)农民将牛赶到政府大楼门前抗议,要求政府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其实这是正常的、正当的现象。政府“雇佣”了农民,就必须保障其获得平均的收入。这对于中国农民也应该是如此。我国农民低收入,政府的确有责。这个结论与人口数量没有关系。有责而不负责,就是失职。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英]亚当·斯密:《公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卷。

[英]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美]詹姆斯·豪克,《农产品贸易政策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卷,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李国鼎,1977:“台湾稻米生产战略”,《台湾的现代农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胡靖,1995:“农业的交换地位与政策空间”,《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胡靖,1998:“粮食非对称核算与机会成本补偿”,《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胡靖,2003:《入世与渐进式粮食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林毅夫,1996:“利用比较优势,用国际市场来调节粮食需求”,《市场与人口分析》第4期。

蔡昉,1992:“区域比较优势与农业持续增长的源泉”,《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注释】

①1919年初巴黎和会通过的《国际劳动宪章》规定:工人的工作时间以每日8小时或每周48小时为准。这说明一般企业的劳动机会是充分的,不存在生产周期与劳动时间的巨大区别。 ②黄宗智(1985,第199页)也发现,把贫农家庭式农场视作一个为生存而挣扎的单位,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忍受工资水平以下的农场净收入,并负担比农场更高收益的利率。胡景北(2002)认为“为了保证农民的生存,农业劳动的收入不能利用劳动边际生产率原理,而需要根据农村社会传统上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来确定。这一水准的支点便是农民的维生水平或生存工资”。 ③由于农业难以出现企业化经营方式,特别是在大田项目中,因此,就不会出现雇工。进一步就不会出现利润。 ④布坎南对机会成本的定义是:为了获取已挑选的集体实物中具有更高价值而放弃或损失的价值。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一般的企业,机会成本的计算几乎没有意义。但农业不一样,由于总是存在劳动机会和技术进步机会的损失,因此,社会平均收入(又名参照收入)总是大于农户现有的收入。为了便于分析农户行为,胡靖(1995)将机会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 = 参照收入 - 现有收入。

责任编辑: 吴 铭